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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懿宸：择高而立 向宽而行
他14岁做过建筑工人，后来差一点成为歌舞团的小提琴手；27岁出任证券公司副总裁，成为华尔街的风云人物；36岁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银行美林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融资；39岁组建中信资本。在他手中，中信资本从无到有，发展成为最大的中资私募基金投资公司之一。在他身上，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完美结合，既具有西方文化的自信，又具有东方文化的内敛与儒雅。 他，就是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中国投资界的一大巨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辑部/文 低调、沉稳、内敛，是业内人士对张懿宸的普遍评价，可当高大、儒雅的他本人坐在我们对面，向我们娓娓道来他的故事、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研判、中信资本的投资运作时，他的谦逊还是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如果不是北京办公室壁橱里陈列的形状各异的水晶碑--中信资本成立至今全部PE投资案例以及基金募集的凭证--顺丰、阿里巴巴、亚信、FourNines……提醒着我们，很难想象面前这位就是在MIT读过本科，一路闯荡华尔街，商海沉浮多年，弹指间操纵百亿资产的投资银行界骄子张懿宸。 尽管纽约夜景、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美景时时尽收眼底，而张懿宸的本色依然多年未改，多年来游走于中西方顶尖的资本丛林也从未使他迷失，恰如他本人所说，“香港办公室我有一副对联，这幅对联乃晚清重臣左宗棠为无锡梅园所题，内容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此语完美阐释了张懿宸的处世哲学。 张懿宸坦言，“我信奉中庸的处世之道。对中庸我是这样理解的：中，即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庸，尊重现实，合情合理。中庸之道不单只是代表了中国人的思想智慧，还代表了古代思想家的最高思想成果。”张懿宸因为信奉“中庸”之道，在他的性格中，没有西方人的个性张扬，而是随和、内敛和沉稳，很少发脾气，不同的人都能很容易跟他成为好朋友。“海归经历对于我的影响在于价值观” “海归经历”，对于18岁就开始在美国最具传统的著名的Andover中学上预科，然后在MIT读本科，此后在美11年的张懿宸来说，似乎已经是深入骨髓、融化到血液里的人生历程。 “好的投资人不一定都是海归”。在张懿宸看来，海归经历对他最大的影响并不在于职业方向或投资理念，而在于对价值观的影响。1981年，中国刚走出文革的封闭，开始了改革开放。国内的宣传和美国现实之间的反差无时不刻地冲击着张懿宸。而在美国从学习到工作十一年，张懿宸认为对自己最大的影响在于开放的心态。“认识到对很多事先入之见不一定对，对所有事都要抱着开放心态看，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海归经历可能更关乎价值观的塑造，平等、自由、独立的理念深入骨髓，而作为中国人，深谙中庸之道的张懿宸又能够将二者完美融合。他在美11年，是最早闯荡华尔街的中国人，作为一名出色的华尔街交易员，他曾长期负责开发按揭债券交易模型，并在格林威治资本市场公司、东京银行及美林证券掌管债券交易达十二年之久。即使如此，张亦罕有华尔街惯常的桀骜与自信。对此，他的解释是“特自信的都是年轻人，干久了你就知道，在交易中出错只是时间问题。你只能指望你之前赚的，要多于出错时输的”。 “国内一说这个人是公司老板，就说一不二。今天社会中整体观念也是宁愿用奴才，也不愿用人才。和对方相处应该把对方当成平等的人，具有包容的心态。我们在层层各种结构中，往往强调的是强人政治。兼听则明，把各种文化吸引进来，是中国社会需要学到的。在我们同事中，大家当然会尊重我的意见，但想法也一定可以提出。一件事，别人用100％的时间在上面，而我因为事情多，只有10％的时间。因此我绝对不会随意推翻别人的提议。”在张懿宸看来，这种平等、包容的心态很大程度来自于留学经历。 他将这种平等、包容的理念彻底贯彻到管理之中。较之于个人权威，张懿宸更坚信团队力量。在中信，他秉承的管理理念是充分信任、充分放权、出事兜底。在公司内部，不同业务部门的员工会分享各自的专业知识，此举令整个公司变得更加智慧。除此之外，张还要求下属工作勤勉与脚踏实地。 通常张懿宸会如此观察一家被投公司。首先派驻专业团队，回来开会讨论。这一过程颇为严苛，为了对一家连锁幼儿教育企业进行尽职调查，中信资本的调查人员曾跑遍该公司旗下七十余家幼儿园中的六十余家，如此才提交报告。“更多的时候，我相信下属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态度，最多从宏观趋势上把握一下，或者出面争取，如此而已。”张懿宸如是说。一般他只做宏观市场的行业判断，并直接否定掉特定行业，之后再对值得深挖的行业以及合作方做判断，所依据的并非“眼光”，而是基于事实的数据。在诸多数据中，他最看重利润率与增长速度，所做投资多为控股权投资，此外亦强调合作。“我从来都是主张和气生财，很少和人打起来，或抢项目，能一起做的就一起做。”中信资本并购基金民企和国企的比例是1：1 纵观中信资本11年的投资史，它的特性在于坚持捕猎传统企业。在操作方式上，一般的中资PE机构会选择购买少数股权，等企业上市后套现获利，但中信资本更在意对“猎物”的长期控制，而用于下注的资金多为从欧美国际投资者手中募集来的美元。对于单独投资的PE项目，其PE基金坚持进行控股型投资，并参与企业内部治理，待治理完成实现增值后再转手出售，这也是全球buy-out基金的典型手法。其中，消费品行业、优质地方国企及传统制造业中具有技术壁垒的隐形冠军常受青睐，这些名单包括与其他机构联合投资的顺丰、阿里巴巴、新浪、分众传媒等项目，亦包括哈药集团、冠生园、环球租赁、桂发祥等项目。 中信资本成立11年以来，过去一直以投资国企著称，经历八年的摸爬滚打，中信资本已成为PE行业少有的“国企PE专家”，但从2011年起，中信资本显著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直接投资力度。无论是电讯业的亚信联创，还是快递业的顺丰，以及被中信资本重点关注的部分教育企业，均为不折不扣的民营企业。关于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造，张懿宸感受颇多。在其看来，投资国企的第一要务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必须由内筛选优秀企业家管理公司。这迥异于国外。例如在美国市场进行PE直投，更多地看企业资产本身，因为“有太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一个干得不行，可以找到十个替换”。但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却很难有效衔接国有企业历史沿革及各方联系，只有国企自身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才能处理好内部盘根错节的关系和文化。 如今，中信资本的投资方向已经不完全是国企，对于非国企、非银行金融、电信、传媒及物流等服务业领域，中信也开始涉猎。亚信联创私有化、分众传媒私有化等案例即是体现。对此，张懿宸的解释是-- “首先，行业上的选择在于对经济总体的判断。2010年之后慢慢感觉到全球金融危机，大面积形成产能过剩，尤其是制造业，09年，10年大干快上的时候。做出明确调整，短期内不再投制造业。中国资产估值调整比较慢，那时起就只投服务业。近年来投资的基本没有制造业。即使是制造也是有品牌的消费品的制造。这种调整到现在五年，证明是正确的。” 张懿宸在华尔街、香港工作多年，对全球投资界发展趋势具有独到理解，同时坚守中信十余年，又让他对国内本土的投资企业类别与行业布局具有精准研判。中信资本在他的带领下，每年在海外及国内的战略布局都会随时根据市场本身做出精确调整。09-11年，整体流动性充裕，政府大量卖地增加收入，因此国企改制动力不强，因此在这几年，中信资本不管国企还是民企，整体投资都比较少；12年－13年整体有所改变，产能过剩导致民企生意不好做，所谓的“国进民退”，实际上是民企自身容易赚的钱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易赚到，民企此时需要新的发展动力，需要新的股东帮他们发展，因此这一阶段，中信对于民企投资比较多。“但实际上中信并购基金民企和国企的比例是1：1,只不过民企的投资更为人所知。” 最近颁布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进行了部署，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因此，下一步在新的国企改制的指引框架内，又会有新的机会。“前段时间第一国企日子挺好的，没有改革的动力，比如中信资本投资的环球医疗，以前是100％国企。通用技术希望再引入股东，形成新的激励机制。并通过在医疗租贷领域深耕，后续业绩增长了三倍，今年7月已经在香港上市。”“一带一路”投资基金应寻求与当地团队合作 张懿宸在达沃斯论坛期间曾透露，“一带一路的新构思将带来非常大的发展机会，我们未来将更多的把中国的投资角度与周围国家结合、互动起来，中信资本将成立一支专门针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基金。” 实际上，中信资本早在06年，07年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投资。 张懿宸谈到，“我们国家两年前提出一带一路的概念，而真正用一带一路进行财务投资，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为数不多。现在随着一带一路整体目标的提出，我们下一步基金规模扩大。第二期基金哈萨卡斯坦方非常积极，与中信合作的中亚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规模会到6亿美金。” 国内竞争激烈，有很多过剩产能。产品虽然销售到全世界，但中国产品只是产业链中的一环，主要是制造，其他环节整体参与的不多。张懿宸坦言，“怎么把产品低成本制造出来是我们的优势，其实和四十年前的日本，三十年前的韩国相比还是比较弱的。他们从整个产业链去做，而我们产品的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从表面看全球化程度很高，但实际上在全球化参与是十分狭隘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到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家做投资，很多是不具备条件的。因此需要和有经验的公司合作。”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比较高，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这已经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的共识。已经走出去将近十年之久的中信资本，对此，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带一路投资不能一窝蜂而上，在成熟国家投资，可能你买贵了，或有些简单的问题看不出来，这些基本出现的问题可以从法律上解决。但新兴国家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中信资本的经验是，在每个地方投资都寻求当地团队。”张懿宸如是说。 张懿宸坦言，中信资本在日本成功的因素之一在于本土化团队。日本团队有十名成员，其中九人均为日本本土金融人才，剩余一位中国人亦在日本留学多年。本地化的人员配置能帮助其敏锐发掘细分市场中的隐形冠军。中信资本的各国团队中均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精英，但在特定区域，仅会聘用最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再如纽约也有当地团队，“指望一年飞几次而了解是不可能的。”2015年3月17日，CCG副主席张懿宸出席CCG乔迁新址剪彩仪式智库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各种社会身份中，“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对于张懿宸无疑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中，他的提案是关于PE如何在经济转型中发挥作用。“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背景下，PE也是社会化资金，参与国企改制，不是哪个私人就把国有资产拿走，改造国企真正起作用的是PE基金，可以解决大企业股东缺位的问题以及代理人的困境，用这种形式触动企业做改革。否则价值发挥不出来，国企整体缺乏活力，但把这种本属于社会的资产，简单私有化到几个民营企业中，大面积这样做也是有风险的，这次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国企改革的指引，也同时指明了混合所有制是改革的基本方向。”对于今年政协会议上的提案，张懿宸如此谈到。 参与国家政协提案参政议政之外，张懿宸也积极投身中国的智库建设，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副主席。谈到中国智库的建设，张懿宸表示，智库关注国际事务与全球化议程，做这件事非常难得。“智库最关键在于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独立的见解。”他强调说，“不是说一定要标新立异，而是作为智库，一定要有独立见解，这样无论在国际，还是政府方面才有独立价值。” 他也强调，如何进一步树立品牌，能出让外界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智库发展的要义。“一些有着独立思想的专家需要用好，当然也要切忌仅为表现不同而不同，仅会批评不会建议。” “中国智库现在是一派春景，但经过去伪存真的过程，会出现好的智库。希望中国的智库能真正形成品牌，把人才聚集起来。对智库的衡量，数目多不能作为标准，影响力才是重要的衡量。”说这话时，张懿宸依然语气平缓，波澜不惊，但对于中国深沉的爱，正如当年那个十八岁少年去美国时抱着的唯一信念：一定要学习国家需要的知识，一定要回到祖国。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5年第10期总52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5年11月5日 -
毛大庆：跑的越远，离自己越近
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生活在北京这种城市，最希望的是找到一个能留白的事，人生没有留白是非常悲剧的，每一次享受马拉松，我就找到4小时的留白，那4个小时手机也不接，脑袋里什么事情也想不起来了，就是跑步，往前看，看眼前的风景。 跑步的活动我没少参加，但是以抑郁症为主题的还是第一次，我觉得很特殊，也很有意义。 我曾因抑郁症而跑步，通过跑步把抑郁症治好了，今天现身说法，我也很坦率地表达一个观点，马拉松或长跑，对治疗抑郁症确实有作用。在跑步的历程里，我碰到相当多因跑步治好抑郁症的案例。 台湾有个女孩叫欧阳靖，写了很多书，她曾经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有非常糟糕的反应。她现在是台湾非常著名的年轻人，偶像派人物，做片子、做电影、做音乐，是一个非常阳光积极的女孩。前年台湾马拉松我有幸和她同跑，感受到治好抑郁症反过来产生的向上力量。这些案例更加坚定了我的认识。 现在抑郁症很多，实际上先是焦虑症，焦虑症又分很多级，然后才是抑郁症。焦虑非常普遍，城市生活压力大、节奏快，人跟人交流的方式变得碎片化、快餐式的，一天到晚活在朋友圈里。生活空间、节奏还有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压力的变化，使得健康问题变得比任何时期都严重。 我是60年代末人，我们小时候，父母那一辈人，或者外公、外婆那一代人，好像不太有机会得抑郁症，节奏没这么快，生活比较简单，环境比较健康，人跟人关系也简单，我们住在大院、胡同里，推门就进，邻里街坊关系特别好，小朋友这家吃一顿，那家吃一顿。那时候好像不太可能得这种病，但是这些年我没少见到得抑郁症的人，我认识的，甚至隔着点关系的亲人，好几个人得了抑郁症自杀。 抑郁症人有一个共同特征，最厉害的时候会自杀，很有杀伤力。抑郁症刚开始不易发现，经常被人解读成不高兴、身体状态不好，或者内分泌失调等等。其实已经很严重了，但不认同自己是抑郁症，让他去看病他还不去看，说你们不理解我，不是我有病，这样的情况我都见到过。事实上这些症状都能找到抓手去解决，只是可能没人帮他，或者说对于帮助他也不接受。 我自己干了20多年房地产，很多年处在高节奏、高压力的工作状态里，房地产行业可能比任何一个行业都忽起忽落，政府干预、老百姓质疑，我们又在高管的位置上，漩涡的漩涡，轴心的轴心，经常感受到外部的压力。 一个房地产项目，盘子那么大，出问题都是巨大的，社会关联度极高。一会儿业主闹事儿，一会儿政府搞你了，要不然又出事儿了，一会儿好卖一会儿不好卖，我们长期处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实际上抗压能力比其他人还强，但是面临的事情很复杂。 我经常开玩笑说，房地产是我最讨厌的行业，所以现在不干了，但我又最喜欢这个行业，因为没有一个行业能让你看到那么多社会的光明与黑暗、人间的温暖与凄凉，那么多的真诚与欺诈都在里面体现，真像一个大电影。 回想我的经历，太多故事，悲欢离合、人间冷暖，这让你对社会各种各样的问题感到无比纠结，如果但凡有一点良知，愿意对社会思考的话。最后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一个症状是整晚睡不着觉，这或许可以解释为神经衰弱，但我又没有，半夜眼睛瞪得灯泡那么大，白天浑浑沌沌感觉很困，晚上睡不着觉，折磨的一塌糊涂。 有一两个月的这种状态就够了，这个人基本上就结束了，你肯定内分泌不好，所以胃口就不好不想吃饭，食欲不振，然后免疫力下降，口腔溃疡、感冒等疾病都来了。 我得这个病的时候，正处在天天喝大酒的状态，一天到晚要跟各种人打交道，那会儿还没限制大吃大喝，我要陪人家大吃大喝，很难保证良好的工作状态。 之后我就表现出了极其的负面情绪，什么都看不惯，随便一件事情，能总结出好几条不好的因素，什么都完蛋，前途一片黑暗。 2013年春天，我去波士顿看王石，约他吃午饭聊天，聊了一个中午，就觉得国家也不行，社会也不行，行业也不行，年轻人也不行，总而言之什么都不行了。他很惊讶，你怎么这样呢？你怎么回事儿？ 他觉得我很不正常，带我在校园里散步，第二天还要邀请我吃饭，劝导我一下，我觉得还是不行。他跟我说你有一点问题，不至于都是这样，我说真的是这样。抑郁症人很固执，坚决认为自己是对的。 症状然后就影响到工作了，不愿意和人交流，不愿意接电话。我得了抑郁症后，电话声音都关了，我怕听到电话的声音，换了无数种音乐都不行，振动也不行。永远都是人家打给我，我不接，只能晚上人稍微安静的时候，看到几十个未接电话，选几个必须要回的，打回去说抱歉我在开会，就是这样不愿意接电话，这习惯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掉。 再演变，症状就成为不想社交，我们这工作怎么能不社交呢？你得天天喝大酒陪人吃饭，所以就各种理由不去了。有3、4个月很多重要的约会我都不去了，很喜欢一个人待着。 好处是那几个月我终于把7年积累的100篇散文写成了书，因为抑郁症很孤独又睡不着，直接抱着电脑去今天这样的咖啡厅，我一坐能坐3、4个小时，而且都是11、12点钟开始，小咖啡馆里昏黄的灯，感觉可舒服了。 以上是种种症状，我觉得确实有问题，这个非常好，怕的是你不认为自己有问题。后来就和得类似病的人交流，我和崔永元交流过。他们说，你介不介意看医生？我说我从来都不介意看医生，我还是开放的。他们说精神病医生呢，我说什么医生都不介意，能给我说明白是什么问题就可以。 去看医生我觉得很新鲜，大夫先给你做测试，整整一下午，做了好多题，大夫分析之后说，你确实有一些问题。他给我讲焦虑症分几级，到了最高就是抑郁症，你显然不是焦虑症了，是比较初级的抑郁症，必须吃药，靠别的东西一时半会调节不好。我说那就吃药，大夫开了7种药，还挺严重的，除了一种药能看得懂类似安眠药，其他没有看懂的。 回来我跟秘书说每天定时定点提醒我吃药，秘书看药的说明书，越看越害怕，他说负作用都很奇怪，让你产生莫名其妙的快乐幻觉，诸如此类，我说不吃怎么办呢？秘书说先吃睡觉的，别的等等看，后来我就开始吃了睡觉的药，好歹能睡一会儿了，但问题是一点都没解决。 他到哪个城市走访我们就得跑步，逼着我们跑步。我从小最憎恶跑步，跑步给我带来过很大的伤害，电视里面但凡跟跑步有关系的立马就换台，你让我干什么都有可能，这辈子不可能让我跑步。后来逼得没办法了，领导让跑步不跑有问题，所以领导一跑走我就进厕所里，只能这样。 我很感谢的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碰到了几个很好玩的教练，爱跑步的人，像田同生、王乐这一批人，他们是专门跑步的，其中有一部分人是靠跑步活着的，他们发现像我这样有跑步动机的人后，像逮着了猎物。靠跑步活着的教练，逮着一两个但凡还有点社会号召力的人，是坚决不会放过的，于是就绑架着我，给买鞋买衣服伺候的好好的，说礼拜六到你家来接，不用跑，到森林里面溜溜弯就可以，各种勾引，还带动我员工周末都去，总之是各种手法。 跑步之前一直没有进过奥森，我进去一看北京还有这样的地儿，跟老头儿老太太在里面，走走觉得还不错。我刚开始先走，认识了一伙房地产圈的朋友，然后礼拜六、礼拜天跟我快走。 慢慢热心的教练跟着我跑，一开始是800米、然后1000米、2000米，奥森南园5公里，5公里歇4次，跑跑走走，一堆人跟着我，到5公里歇一次，5公里连贯跑下来。我觉得我人生实在太伟大了，这怎么可能想象呢，我曾经中考加试800米不及格，因此没能上清华附中，考了高分也没用，结果居然能够跑5公里，人很多时候不认识自己。 我也能跑5公里了？这不得了，于是乎晚上一个人去跑，我看看我自己能不能跑5公里，又跑了一个5公里，这下上瘾了，40多岁了能跑5公里，感觉自己掌握了一些能力。上瘾到什么程度呢？当时为了满足感，天天晚上跑5公里，证明自己真能跑5公里，开始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一次一次觉得自己牛。 不注意的情况下，人一下就快乐了，整天觉得我也能跑5公里，就和教练们分享，然后就尝试跑10公里，在奥森跑8字，中间也休息两次，但远没有5公里练的时间长，俩礼拜，完全没有感觉就跑10公里了，这个时候的感觉是势如破竹，每天都要10公里，周末大早晨10公里，跑完才6点多，洗个澡，一天心情好极了。好像得了跑步病，老想跑步。 这事我讲的都非常真实，一点水分没有，就是这么过来的。最狂热的那一年，我都佩服我自己，冬天无论零下多少度、下大雪刮大风，没有一次中断的。5点半起来，周围一片漆黑，只有路灯，跑进奥森里边，地上全是雪，在里边跑，就我一个人，远远看见又来一个人，大家嗨，打个招呼跑过去。跑到天亮20公里，跑完之后帽子耳朵边上都是冰柱子。那时见到一个人，感觉特别好，跟那个人完全不认识但是心里完全是对话的。现在不行了，懒了很多。 从这开始，我走上了半马、全马，现在居然成为了马拉松的推广者，我确实认为马拉松能治抑郁症，它把我给治好了，后来药也不吃了，睡眠也很好。 今天我的身体是什么状态呢？跑步前我的空腹血糖6.5，这是喝酒喝出来的，中度脂肪肝，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个礼拜我去查，所有指标像20岁的年轻人，大夫说你这个血干净的晃一晃连沫都没有，代谢非常好。 当然长跑有很多技巧，不能乱跑，比如膝盖的保护。我现在跑了28个全马，半马记不清楚了，跑到今天我没有一点运动伤害，当然都是教练告诉我怎么练，我没有任何一次退赛，我也没有撞墙过，但是也没有追求过成绩，我不追求3个半小时，什么PB(个人最好记录)，跟我都没有关系。 我今天是一个狂热的马拉松推广者，马拉松有一些特征，它是你自己的运动，你不用跟任何人攀比，也不用伙伴。有人说越跑越抑郁，我觉得是越跑越能看到自己。远离抑郁，最终是要看清楚自己是谁，抑郁症患者就是看不清自己，看清楚自己就不会抑郁了。 我们有一句话，跑的越远，离自己越近，因为你看清楚你自己。你不会特别在意莫名其妙无关紧要的事，因为你会觉得世界很简单就在你脚下，你可以控制的是你的双脚，你可以选择跑得快，跑得慢。我跑步从来不听音乐，也从来不戴耳机，跑步最享受的事情就是享受自己的心跳，掌握自己的节奏。 马拉松的魅力在于享受那种留白，享受头脑的空白。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因为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尤其是到30公里以后累得都不行了还想什么呀，所以这是一个极其美妙的生活状态。 生活在北京这种城市，最希望的是找到一个能留白的事，人生没有留白是非常悲剧的，每一次享受马拉松，我就找到4小时的留白，那4个小时手机也不接，脑袋里什么事情也想不起来了，就是跑步，往前看，看眼前的风景。繁忙的人，从长跑里既获得人生的一抹留白，又锻炼了身体，还获得了快乐，这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情。 从生理上讲，马拉松有很多优点，代谢、排毒，刺激你分泌一些快乐素，让你快乐，这是你身体造的一种吗啡，比吃吗啡健康多了。马拉松是自己给自己制的毒品，这个“毒品”是健康的，我形容为“正向沉溺”，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比你沉溺在一些胡思乱想要好得多。 总的来讲，很支持这样的活动，作为以前的病人，我今天特别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以后“奔跑吧抑郁”公益跑团如果跑北马，可以分给我一两个患者，我陪着，跑完他说他不抑郁了我就高兴了，我们把好事情传递给正在痛苦的人。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5年8月
2015年11月3日 -
郑永年：中国应依据经济水平设计“社会保护”制度
中国以前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过度，产能过剩很严重，但社会投资还不够，包括医疗、社保、教育、环保、公共住房等方面。社会投资太少就导致制度没保障。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应根据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设计一个社会保护制度。希望“十三五”能把大量已经过剩的基础设施投资转移到社会投资上来，同时扩大中产阶级。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小康社会所处历史阶段做出明确表述，指出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郑永年表示，小康社会就是使得大部分人富裕起来，使中国更多的人能享受到中国发展的红利。 郑永年表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的一大要务。如果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变会成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但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保持6.5%-7%的增长，下一阶段中国进入高收入社会的话，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就会解决。因此，摆在中国人前面的场景非常清楚，就是必须要进入小康社会，把中产阶层做大。 而对于中国目前中产阶级的现实情况，郑永年表示，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是太小。日本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中产阶级做大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产阶级还是很小。“中产阶级不大，消费社会就积累不起来，为什么中产阶级不大，就是社会投资不够”，郑永年说。 郑永年指出，中国以前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过度，产能过剩很严重，但社会投资还不够，包括医疗、社保、教育、环保、公共住房等方面。社会投资太少就导致制度没保障。“中国人又要买房子，又要供小孩上学，又要看病，买一套房子就成房奴，养小孩就是孩奴，看大病就可能倾家荡产，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怎么敢消费？”郑永年说。 郑永年认为，“十三五”应该特别强调社会投资，有足够的社会投资之后，中产阶级就有保障了。中国应根据现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设计一个社会保护制度。当然不能像西方社会那种过度福利，可以像新加坡那样既要有足够的社会投资，又防止成为过度福利社会。 对于“十三五”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十八届五中全会定位为“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理顺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本文发表于中国经济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3日 -
张红力：金融与人口安全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下文摘自张红力博士的《金融与国家安全》一书。“人口安全是大国崛起之路的重要抓手与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力促人口安全，是金融维护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的时代要求。”正文本文将探讨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新时期大国人口安全战略要以金融为抓手？第二，金融力促中国人口安全的实现手段有哪些？第三，如何通过金融教育进一步发挥金融的安全效应?我们认为，人是国家利益的最终承担者和实现者，金融作为新时期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理应在维护人口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上充当开路先锋（张红力, 2015a）。在新的形势下，人口安全的广度和深度已远远超出数量的范畴。用好、用活金融手段，不断优化人口结构、持续提升人口素质，加强金融教育，充分发挥13亿人口凝聚而成的巨大力量，是力促国家安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基础。一、金融是新时期大国人口安全战略的关键抓手卡尔·马克思曾指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中共中央编译局，1972）。对于世界大国而言，人口安全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大国崛起之路上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出于人口安全方面的考虑，近年来我国已经放开“单独二胎”，并加快研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要有效发挥新政策对人口安全的积极作用，需充分用好市场化手段，以金融为关键抓手。（一）人口是社会政治安全、稳定的根基中国自古就有“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之说。人口安全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从利益角度看，人是国家安全利益的最终承担者和实现者，人口安全利益既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同时也是国家、民族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2014），人口安全是一国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决定因素，其多重影响往往会上升至政治高度，成为影响政权稳定的关键变量。在原始社会，人口数量直接决定了游猎力量的大小，规模过小的原始部落生存能力往往较弱。在传统农业社会，人是主要劳动力，但超出粮食可维持水平的人口规模又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工业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急剧扩张，人口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渐趋复杂。人口的数量、结构以及素质变化，都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婴儿潮”、“老龄化”导致人口抚养比大幅上升（Bakshi, G. S. and Z. Chen，1994）；就学、就业、就医对有限资源的分配，关系整个社会的稳定；“非典”、“埃博拉”等重大疫情更是容易引起恐慌情绪蔓延，乃至社会动荡。马尔萨斯曾说过，人口相对过剩不可避免地导致粮食短缺和社会贫困，引起战争、瘟疫等社会危机的发生（Malthus, T. R.，1798）。人口安全也是政治稳定的根基。首先，人口教育普及程度对一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其次，劳动者就业状况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更为紧密。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均表明，由失业大军引起的社会动荡，无疑是加剧政治危机的祸首。巴黎政治大学教授多米尼克·莫伊西曾表示，“失业是西方世界当今面临的最大安全问题，如果我们不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的整个制度将垮台。”此外，人口的民族、国籍结构对政治稳定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原因，如何协调不同民族之间矛盾一直都是世界许多国家政府面临的挑战（Giddens, A.，1984）。（二）人口安全是大国之路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对于世界大国而言，人口安全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从目前来看，在影响一国地位的诸多因素中，人口因素虽然并不能直接决定该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但人口对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的有力推动，却能够直接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与政治影响力。因此，在世界大国的成长之路上，人口的规模、结构以及素质都深刻影响着其国际政治实力与影响力，是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回溯近现代世界历史，超级大国的更迭呈现出人口规模“级数递增”现象。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英国、德国，最后到美国，人口规模延着百万级——千万级——亿级的方向递增。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国力构成要素对人口支撑的要求。在早期综合国力构成相对简单的背景下，规模较小的人口短期内能够给予支撑；但在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日益复杂多样的情形下，人口规模太小的弊端将逐步显露，最终可能因无力支撑而导致国家衰落。新崛起的大国往往需要以较大的人口规模为基础。就此规律而言，下一个超级大国很可能是人口达到十亿级数的国家。当然，西方国家的崛起并不仅仅在于人口数量，同时更与人口素质的明显提升紧密相关。得益于文艺复兴与工业革命，西方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工业技术实现了突破性的飞跃，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人口转型中赢得了巨大的优势。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为西方国家构筑起强大的国家战略能力，推动了近代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格局最终形成。（三）维护人口安全须用好、用活金融手段作为市场的一部分，金融的首要特征是逐利，即实现主体利益的最大化。维护人口安全利益须用好、用活金融手段。罗伯特•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说过，“如果用世俗的眼光评判的话，‘金融’有悖于‘好的社会’所要达成的目标，”但“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金融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实现其他的目标，即社会目标”（罗伯特·席勒，2012）。毫无疑问，维护人口安全是最重要的一项社会目标。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以及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探索如何应对“低生育率陷阱”、“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过程中，金融成为了重要的工具。以金融手段缓解“低生育率陷阱”是许多国家的政策必选，俄罗斯“母亲基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实力雄厚、金融市场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实施了一套“金融组合拳”应对人口老龄化，包括多层次养老金制度、国家养老储备基金以及各种金融机构主导下的养老产业等。在金融支持体育、教育产业方面，发达国家也积累较丰富的经验，充分运用资本市场平台，为提升人口素质提供资金动力。二、新时期下中国人口安全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中国以全世界约7%的土地养活了22%的人口，这既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奇迹，同时也是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面对庞大的人口规模给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源带来的较大压力，我国的人口政策从建国以来的鼓励生育逐步转向计划生育，强调优生、优育，注重人口素质。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安全不仅仅是简单的数量问题。计划生育政策推行40多年成效显著，我国已跨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行列，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且亟待解决。（一）生育率大幅下降加速人口老龄化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平均总和生育率水平维持在6.0以上，1971年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时仍高达5.8。到90年代初期就降至2.1的更替水平以下，目前为1.5-1.6。短短30多年，中国走完了多数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历程，进入低生育率的国家行列。但生育率急剧变化对人口结构的冲击，使中国提前开始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罗宁，2010）。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可能从劳动力供给、投资消费结构等方面冲击社会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不同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发生于经济尚未成熟的转型之际，“未富先老”成为人口安全问题的严峻考验。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趋势相比，我国养老事业相对滞后的问题逐渐凸显。传统的“养儿防老”习俗，使“421”家庭结构的独生子女面临着沉重的压力。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目前仍以高覆盖、低水平为主要特征，不足以为应对逐渐加速的人口老龄化提供有力支持。围绕养老问题形成的一系列商业保险产品，对人们前期资金投入要求较高，难以普及大众。虽然部分地产企业开始向养老主题转型，但尚未形成较成熟的模式，高质量服务的同时也意味着高门槛。能够接纳普通百姓的养老院则缺乏足够的资金运作，难以对人们形成足够的吸引力。（二）资源配置不合理制约人口素质提升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下，教育行业产业化、体育产业市场化迅速兴起。但无论是教育产业还是体育产业，规模虽然快速扩张，但对中国人口素质的提升效果却远不及预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的教育行业很大程度上仍然沿袭着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运作方式，而体育产业市场化、商业化运作也出现许多问题，未能将资源有效配置到提升人口素质上去。金融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先锋，在有效配置市场资源、集中社会各类资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目前教育、体育产业与金融的对接尚未形成，金融支持更多体现在项目贷款、资金周转、现金管理等传统业务方面，许多已经发展较为成熟的金融创新产品并未进入教育、体育产业。此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也是我国人口素质提升的一大壁垒。在过去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各种资源向城市集中，导致城乡人口素质出现明显分化。虽然大量农村人口通过“候鸟式迁移”方式，以农民工身份进入城市，但从事的很多都是脏、乱、差的工作，其子女接受教育也面临许多困难。近年来，许多城市对外来人口管理进行了多项改革，赋予了进城务工人员更多的权益，但从目前来看，与人们的预期相比仍有不短的一段距离。缩短城乡人口差距，提升整体人口素质任重而道远。（三）生育决策风险成为人口增长新约束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劳动力不足的风险促使人们多生育，力图人丁兴旺，但“养儿防老”的社会习俗导致人们在生男生女问题上出现性别歧视。就当前中国而言，约束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除了人口政策之外，现代社会人们对生育小孩会加大生活负担的担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已经放开“单独二胎”背景下，仍有许多“单独”家庭选择少生甚至不生育，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对生活质量可能改变这一风险的考虑。事实上，金融在跨越空间、时间配置资源，平滑人们收入波动方面的功能优势，能够有效降低人们进行生育决策时面临的风险（Ando, A. and F. Modigliani. 1963）。但从国内目标的既有的金融产品来看，虽然已形成了以各类保险产品为核心的保障体系，但尚缺乏针对生育方面的专业金融产品，不足以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提供有效支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建国初期的20多年外，我国人口与世界人口的增速一直存在较明显差距。人们生育行为的变化可能会使我国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在19世纪初，中国人口有4亿，世界人口是12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到了20世纪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人口仍然是4亿左右，而世界人口增长到16亿，中国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目前中国人口为13亿，而世界人口已达66亿，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以适宜的速度实现人口增长，既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实现民族崛起的根本要求。中国经济的持续腾飞以及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离不开人口的强力支撑。三、新时期下金融力促中国人口安全的实现手段在新的形势下，人口安全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出数量的范畴。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未富先老让中国传统养老方式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体育产业市场化、教育行业产业化陷入瓶颈，对人口素质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社会转型背景下人们生育行为面临的风险未能得到有效分散和防范，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现的“低生育率陷阱”在国内部分城市逐步显现。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充分发挥好13亿人口凝聚而成的巨大力量，是力促国家安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前提和根本基础。（一）运用多元化金融手段支持养老产业发展首先，从养老保障的角度看，可参考世界银行统计的五个层次养老金体系，为老年人的养老金提供有效制度保障（United Nations，2012），并通过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养老金合理、安全地保值增值。引导民间资本通过包括PPP在内的多种方式，参与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其次，从金融机构介入养老产业的角度看，运作和管理社保资金、年金及类年金业务、养老财富管理、养老融资服务以及养老保险、信托、基金、证券、支付结算等，都是金融机构尤其是我国商业银行支持养老的重要入手点。事实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所谓“银发经济”也为中国金融机构拓展业务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养老金融将是金融业创新发展的一大方向。此外，从金融支持养老的外延角度看，金融机构可以与其他机构合作，共同向市场提供养老咨询服务、健康管理服务、养老文化和休闲服务等。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一方面应加大对养老机构、老年公寓建设的信贷投入力度，积极支持医疗设施、养生保健品制造，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另一方面还应通过与教育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合作，支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二）金融支持体育、教育产业提升人口素质体育产业、教育产业与金融业的有机结合，有利于拓展我国体育产业市场化、教育行业产业化的发展空间，促进我国体育、教育产业提升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一是通过多元化融资渠道为体育、教育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体育、教育产业往往带有较明显的社会公益性质，在协调统筹好财政资金与民间资本对体育、教育产业的支持方面，金融大有可为。二是通过金融创新为体育、教育产业发展搭建更广阔的平台。如通过资产证券化激活体育市场，通过股权合作，加强产、学、研一体化，实现市场、研究对教育产业的促进和提升。三是金融为我国体育、教育产业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有力支持。例如，吸引境外资本投资我国体育、教育产业，引进先进管理经验，提升体育、教育产业水平。又如，通过资本运作，助推我国体育、教育产业“走出去”，促进中华体育文化、教育文化获得更多世界认同。四是通过金融手段打击体育、教育产业中的黑色利益链，加强对相关企业、机构、个人的异常资金流监管，保障体育、教育产业中相关事务的公正、透明，为体育、教育提升人口素质的创造一个干净、公平的良好环境。（三）发挥金融防范风险功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们的生育行为与其所面临的风险密切相关，金融在防范风险方面的能动优势，使其成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助力。第一，通过投资、保险等金融工具的使用，人们能够实现收入平滑、稳定增长，降低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避免人们被动选择生育行为，为将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创造有利条件。第二，教育基金能够帮助人们合理安排收入支配，保障子女教育支出的需求，同时，国家通过金融手段支持教育、医疗产业，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提升医疗保障，能够解除人们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第三，通过金融对养老产业的大力支持，优化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改变人们因“养儿防老”形成性别歧视，促进人口性别结构的平衡增长。第四，通过金融手段以市场化方式促进城乡一体化，合理调节各类城市人口规模，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加快破除城乡人口二元结构问题，实现资源公平、合理配置，缓解人口过度流动对社会造成的诸多压力。四、以人为本、教育强国是发挥金融安全效应的关键基石人口是立国之本，教育是强国之基。金融教育是充分发挥金融安全效应，最大化国家利益、力促人口安全的关键基石。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金融教育为中国经济建设和金融市场发展输送的大量优秀人才，不仅构成了中国金融行业的主心骨，还铸就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铁脊梁（程实，2014）。“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时代在变，金融在变，金融教育也要变。中国的金融教育应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创新发展，为中国金融输送决胜将来的中坚力量。（一）发挥金融安全效应须将金融人才培养为国家栋梁金融具有调节利益的天然属性，而国家利益是当今国际社会最现实的普世价值，让一个心无社稷的人进入金融行业，无疑是于国无利的，如果他是天才，那更是危险和灾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气浩然而又困难重重，修昔底德陷阱、西方民主化陷阱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共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如此背景下，金融人才首先要是国家栋梁之才，要对“中国梦”有认同，要对“核心价值”有理解，要对“总体国家安全”有担当，唯有一身正气、胸怀国家，才能在充斥着诱惑与陷阱的金融市场守正自清，才能对中国金融稳健发展有所贡献，才能成为“中国梦”圆梦的中坚力量。（二）发挥金融安全效应须以金融教育培养专业精神在新时期下金融显然不仅仅是个技术活，所以我们需要“德育”为先。但另一方面，必须强调，金融始终还是个技术活，而且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让一个空有报国激情、而无必要专业素养的人进入金融行业，显然也是不负责任的。实际上，中国金融发展到今天，金融创新和对外开放步伐绝对不能超前于金融行业现实的专业能力范围，否则就容易发生金融危机。近期中国资本市场出现的剧烈震荡就暴露了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对创新金融工具、复杂金融手段缺乏专业理解与理性使用的问题。因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中国金融行业的崛起和中国金融企业的做强，都离不开市场敬畏心理和金融专业精神的塑造，更离不开高素质专业金融人才的培养。（三）发挥金融安全效应须加快培养全方位金融人才一是新型业务领域的人才。随着金融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的变化，投资银行、财富管理、金融交易、私人银行、资产托管、贵金属等新型业务成为了金融转型的重要推动力，这些新型业务往往涵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商品市场和衍生品等多个金融市场，涉及到风险-收益组合各异的一系列金融工具，进入门槛较高，金融机构在这些领域的人才储备明显不足，人才缺口较大。二是金融业务产品定价的人才。最近两年，利率市场化将最终完成，金融产品服务市场化定价体系的全面建立，意味着金融机构在产品定价中既要体现客户综合贡献与风险补偿的原则，又须充分考虑到行业竞争和客户敏感度等因素，最终实现成本和收益、价格和市场占有率之间的平衡。特别是作为市场引领者的大型金融机构，定价能力不仅决定了本机构的盈利，还会对金融秩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未来对金融产品定价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三是国际谈判和法律事务专家。在金融机构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具备金融知识基础、出色外语应用能力、通晓国际谈判规则、具有丰富金融谈判经验的人才，以及熟悉国内外法律环境、法律法规及司法诉讼程序，通晓国际合同、协议文本的法律专业人才明显不足，这对拓展境外市场和客户、建立和巩固境外客户关系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四是信息科技人才。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金融机构需要从发展规划、体系架构、政策制度、业务流程、设备机具研发等各个环节，全面推动业务与技术的深度融合。这就需要加大信息科技人力资源投入，壮大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IT管理、开发、测试、运行等专业队伍，实现信息科技在金融创新中由技术支持保障向支撑与引领金融创新转型、由满足产品创新需求向整合和引导产品创新需求的转变。五是数据挖掘和处理人才。专业的数据挖掘和处理人才一方面要能够利用金融机构的网点、自助银行、ATM、POS、PC和手机终端等各种渠道，有效识别、获取和归集信息，并将非结构化数据转化为结构化数据；另一方面，要善于分析提炼信息价值，以信息为纽带聚合业务、产品、服务、资源、体制、机制，实现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智能化和精准化。六是流程管理人才。金融机构的流程管理涉及到了从总部到网点、从前台到中后台的各个领域，关系着风险控制、成本节约、效率提升和客户体验改进等多个方面，是现代金融企业管理的核心。当前，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为流程优化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因此，对熟悉客户需求、了解金融机构组织运作的流程管理人才的需求会更为迫切。五、小 结人口是一国社会生产与发展的前提。从利益角度看，由于人是国家安全利益的承担者和实现者，人口安全利益作为国家、民族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是一国制定与实施安全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对于当今世界主要大国而言，人口安全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是大国崛起之路的重要抓手与不可替代的战略要素。用好、用活金融手段力促人口安全，是金融维护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的时代要求（张红力, 2015b）。在新的形势下，人口安全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出数量的范畴。生育率迅速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资源配置不合理对提升人口素质形成明显制约，居民自我防风险意识成为我国人口增长新约束条件。为有效应对中国人口安全面临的诸多问题，应充分运用金融跨空间配置协调社会资源、跨时间安排平滑个人收入的功能，建立金融支持养老产业及体育、教育产业发展的高效机制，积极发挥金融能动优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立国之本，教育是强国之基。金融教育是充分发挥金融安全效应、力促人口安全、国家安全的关键基石。“金融一直是有价值取向的”，将金融人才培养为国家栋梁培养是金融教育的首要任务。面对日益复杂激烈的国际金融竞争，加快培养专业精神、打造全方位金融人才亦是当务之急。中国的金融教育应与时俱进、顺势而为、创新发展，为中国金融输送决胜将来的中坚力量。文章选自金融政治学，2015年10月29日
2015年11月2日 -
中国智库建设：厘清认识、科学管理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加强智库建设，并出台了相关文件以推动其发展。各教育机构、学术团体、研究部门纷纷建立智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智库热。但很多问题也同时暴露。如不及时厘清认识、纠正错误，智库建设将事倍功半，甚至走上相悖方向。在此，笔者就智库的作用、性质及管理方式等问题发表一些看法，提出一些建议。 一、智库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智库的概念和实践在中国并非新鲜事物。战国时就有孟尝君养食客三千的故事。这些食客群体为供养他们的贵族士大夫们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已带有几分智库的色彩。但是，在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农耕经济社会里，很难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智库。食客、师爷之流在政治、经济甚至思想上都依附于达官贵人。这样的“主从”依附关系，使得他们往往不能为决策者提供独立、客观的建言，甚至形成揣摩上意、阿谀奉承的扭曲局面。 今天，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了对全球资源和市场不可遏制的需求，世界上不同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竞争成为常态。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同时，一个现代化社会中，随着行业间的细致分工，各类相关知识也高度专业化却又紧密关联，这使得决策者们在决策过程中需要内外兼顾，并必须对大量的专业信息知识作综合考量。因此，专门研究决策过程中的各项问题——尤其是涉及面广、对内外政策都有重大影响的议题的各类研究机构应运而生，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理性、全面的政策咨询与建言。这类以研究政策相关问题为导向、兼顾发展战略理论研究的机构和团体，就是智库。在当今的现代化国家中，智库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外交、安全、文化教育等各项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智库应“从‘山外’向‘山内’的决策者提供决策建言” 智库的作用，大致归为两类。其一是对有关的政策问题进行深入客观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理性的政策建言；其二是通过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教育大众，引导社会舆论。正因如此，智库有别于进行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学术机构，它不是学术象牙塔，更不应该是决策者的秘书处。 今天的中国，尽管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等事务中举足轻重，但仍然是一个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国内各种问题错综复杂。同时，中国在和平发展战略引导下的快速发展，又使其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与外部世界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紧密关联，外部世界的各种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国内的稳定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不能仅仅为决策者对已经作出的决策提供可行性研究和分析，或是为社会舆论和大众诠释有关政策的内容和目的，更要能够以更宽广的视野对内外形势做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评估，并在此基础上为决策者提供理性的战略选择和政策选项。换言之，智库不但要充分了解“山内”的情景，更要有从“山外”向“山内”的决策者提供决策建言的客观角度和立场。毕竟，在整个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内外局势交错影响的今天，如果不能以“山外”的角度审视“山内”，就不能确切理解和把握“山外者”针对“山内”政策所产生的感受与采取的行动，“知己知彼”也就成了一句空言。 进一步说，智库提出政策建言与政策分析，其根本目的是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理性、有事实依据、经过深入研究的策略选项以及这些选项将会导致的后果和影响。而这些选项是否被决策者采纳则不是智库所能决定的。正因如此，一个真正的智库必须置身于决策者的体制之外，它与决策者的关系是根据所研究的政策议题来界定的。它在组织构架、财政资助和运营管理等方面都应该尽量做到独立于决策体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纵览“山内外”纵横交错的整体局面，并从“山外”的角度看到“山内”的形势及其变化。毕竟，作为“山内”的建设者、执行者和管理者，决策者们对于体制内的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具有非常强的掌控能力，而他们所需要的、也是智库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从体制外对整个形势的发展和具有重大关切的政策问题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研究和政策建言。如果智库置身于“山内”，那么其组织、财政和管理都必须在体制内安排和运行，也必然会陷于“山内”的各种利益纠结之中。如此智库，怎能看清“此山真面目”？又怎能为决策者提供理性、客观、全面的政策建言？ 从目前发达国家智库的发展经验来看，一个真正成功的智库必须具有三个方面的独立性：一是资源独立，即财政独立；二是研究议题的选择和研究活动相对独立；三是研究人员的遴选和管理相对独立。 智库的财政独立，是一个高质量智库的根本保证。成功的智库往往都有自己的基金会，它是通过社会团体、企业的“无附加条件”捐献和赞助发起设立的，如政府或学术机构认同此智库，可以用“对配基金”（matching fund）的方式赞助。政府也可自设研究基金会，用“无附加条件”方式赞助扶持优秀智库的运作和发展。智库的基金通常交由专业机构投资管理，双方达成协议，确保每年有一定的回报用于智库基本运作。比如说，如果一个智库筹集了1亿元人民币作为基金，它可将此基金授权一个或多个专业机构进行管理，确保每年有5%的利息收入用作支付智库的运行费用。如果管理机构经营有方，每年的回报高于5%，智库同经营机构还可对高于5%的部分进一步分成，如此形成良性循环，保证智库财政收支的稳定。只有在财政收入稳定的基础上，智库才能够量力而行，甄选出最适合其研究方向和研究能力的研究课题及高质量研究人员。 三、以制度保证智库管理的有效性 但是，以上的三个独立并不能确保智库管理的有效性，也不能保证其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的正向性。因此，一个高质量的智库，必须用既定的机构和程序进行规范管理。在智库建立之初，就应该在法律框架下建立一套合法的管理程序和制度，保证智库的研究活动为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作出正面的、积极的贡献，而不是逆向而动，起到相反的、不健康的作用。 一般而言，除了正常的管理组织机构之外，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往往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具有双重管理机制，即在智库的行政构架之上，依照法律成立两个董事会机构。 一个董事会监督指导智库的运行，是智库决策的最高权威。这个董事会一般由社会知名人士、知名学者、前相关高层官员和具有良好信誉的企业家组成，对智库在课题、人员选拔、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方面进行原则上的指导与监督。尽管董事会对智库的日常研究活动不予以直接干预，但对研究人员的遴选、研究课题的选择以及重大研究活动有否决权，以此保证智库正面、客观、积极的研究方向，保证智库研究人员的高水平和社会责任感。 另一个则是财政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监管智库资金来源和支出的合法性，同时督导智库基金的投资和经营管理，确保智库的基金不会用于高危甚至非法的投机，不被挪用和占用，杜绝贪腐现象。这个委员会也同样拥有否决权，主要用于三个方面：第一，投资。如果委员会认为资金拥有者的投资方向和投资意图等不符合智库的发展方向，可以对其进行否决。第二，研究活动。如果该委员会认为智库的某项活动，诸如召开研究会议、支付研究经费等不符合智库的原则和发展方向，不会对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起到正面作用，也可以对资金进行封冻和否决，从资金运作上保证智库研究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第三，如果委员会认为智库的某一研究人员和团队所进行的活动不符合智库发展的原则和方向，也可对其薪酬和经费进行否决，从财政上保证智库研究队伍的高质量、高水平和对社会进步的高度责任感。本文刊于《光明日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2日 -
王辉耀：国际化人才是中国车企“走出去”的关键
2015第二届全球华人汽车精英联合年会暨“中国拥抱世界”汽车产业创新论坛于10月28日在上海举行，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汽车企业最大的瓶颈是人才问题，充分利用国际化人才已成为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当务之急。以下是演讲实录： 大家上午好，非常参加本次会议，这个创意非常好，整合全球华人精英力量，推动中国企业发展，很荣幸在这个会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汽车人才方面我的一些粗浅研究，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今天介绍内容分几块。全球人才竞争的优势，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现状，中国企业国际化人才的瓶颈，汽车企业国际化与人才战略。我们主要研究国际人才比较多，汽车行业是国际人才最充分竞争的一个行业。 谈一下大的国际化趋势，全球化划分为三个浪潮，国际贸易，全球的货物流动，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国际资本流动，发达国家仍然占据非常大的优势。全球人才流动，国际人才竞争非常激烈。我们看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按照联合国的数据，在全球人才流动里面，有2.3亿人是在出生国以外工作，这个里面有将近9000万是人才，未来的趋势非常大，人才流动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国际人口的流动，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不到1.1%，比印度的水平都低，在全球国际人才竞争里面，中国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我们的比例非常低。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口不到100万，非常低。 留学生为主的国际人才群体，跨境的流速加快，全球留学生增长高于高等教育的增长，去年出国40多万，今年会达到50万。人才的流速加快，各个国家都在抢人才，美国每年发上百万张绿卡，对人才的争夺战非常激烈。 美国的移民红利，它获得的移民红利是非常明显的。外国出生的人口获得美国专利的占到它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非常大，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四分之一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都是来自国外的。美国七大癌症研究中心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国外。在教育领域，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71%。硅谷人才来自世界各地，本土人才30%，70%是国际人才，为什么硅谷具有这么大的创新能力？跟它的国际人才的密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近些年做中关村的人才发展报告，中关村和硅谷的背景，人才总量上尽管差不多，100多万，但是这个比例的差距很大，在中关村的外国人才比例只有1%，这1%里面70%是海归，还不是大量的国际人才。德国是纯粹的日尔曼民族，把犹太人赶尽杀绝，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移民人口只有1%，今天德国已经高达10%多，在今年难民潮里面他们还大量接收来自中东的难民，80%都是男性，是未来的劳动力，对国际人口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国际人才。即使从留学生角度来讲，中国现在也在这个领域非常落后，OECD国家接受国际留学生比例达到8%，中国只有0.5%，很多国家都是8%、10%，香港也是10%，中国只有0.5%，我们在校3000万大学生，读学位的只有10几万人，比例非常低，中国要赶超，成为创新性的国家，要像硅谷一样，大量吸收国际人才，像我们这次论坛，主题是全球华人汽车精英，这个非常好。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现状。我们去年发布了一个报告，中国汽车全球化蓝皮书，按照国家的统计，在去年通过已经成为全球对外直接的投资国，已经超过了来华投资，我们汽车工业可能也要走出去，更需要国际化的人才，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我归纳了一下，总结了十个模式，安营扎寨的模式，在海外设立工厂、销售，像海尔这样。还有农村包围城市，像华为这样。还有借船出海，通过并购、品牌收购，联想、吉利这都是很典型的例子。还有品牌共享。海外战略资源获取，矿产资源、石油资源，大型的央企非常多，战略股权投资模式，股权投资，通过参股，购买一定的比例。星火燎原，在江浙一带，小的企业，像温州的模式遍布全世界，还有借鸡生蛋，借助海外企业上市，进行融资。还有设立研发中心，还有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模式。 中国企业最大的瓶颈问题是人才问题，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契合。我们做了一个调查，44%的受调查企业海外员工比重不到5%。国际人才短缺是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因素，四分之一人认为企业走出去的效益不满意，国际化战略可以实施，国际化人才不足，将对我国对外投资，包括扩大国际化人才规模和提高国际化水平都是制约，充分利用国际化人才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当务之急。 我们智库调研了一下，调研了大量企业走出去，我们发现走出去的几大问题。国际化的战略不清晰，谋划不足，风险意识防范需要增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文化整合能力非常弱、处理东道国复杂政治局面能力有待提高等，所有这些人才问题是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企业和国际企业比，国际董事会的人才比例也是非常低，中国这方面比较好的是联想，其他都是非常低的。 另外我们也发现，中国企业的高管，平均年龄比较老化，像华为比较好的，海尔和华为。国资委曾经搞过全球招聘，曾经有十年连续招聘，央企，结果我们发现它招聘的人里面大概有100多个人，45%是内部国企来的，还有45%是其他国企。全球招聘一定要名副其实进行真正的环球招聘。 汽车企业国际化的人才战略，根据我们的分析，09年到14年汽车企业海外的并购已经超过了100多亿，包括像吉利、长城、比亚迪这些，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中国还面临很多问题。外国的汽车企业运用人才都是全球聘请，雷诺总裁是个中东人，这是很值得借鉴的例子。日本的尼桑在横滨的13个高管里面有7个是外国人，中国要真正汽车走出去，我们也要入乡随俗，我们要聘请真正的国际人才。 企业的董事会的国际化，管理团队的国际化非常重要。收购人才，放眼国际市场，加强人才招聘，利用留学生海外华侨资源，建立全球定价的薪酬体系，国际化人才就是全球定价，是一个人力资本，是没法避免的，要国际市场必须国家定价。 很多国际大型的企业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它的董事会来自世界各地，像联想、壳牌都是来自世界各地。还有人才外部的聘用、借用，包括咨询服务，包括全球招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要做的。 国际人才招聘是非常重要的，全球定价的薪酬体系我们也要做上，通过留任增加管理层的外国人比例，通过咨询机构购买服务，利用外部人才，通过国际人才中介猎头寻找人才，包括海归招聘、海外培训，提升员工国际化的水平，建立国际化的企业文化，利用中国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中国政策很好，包括千人计划，以及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比如说中国全球化智库，我们多年发布国际人才研究蓝皮书，还有多国报告，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研究。这方面会是我们研究的重点。CCG是国际上领先的研究智库，我们拥有80余名员工，在各个点已成立了研究院，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
2015年11月2日 -
郑永年：谁才是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
执政党是否选拔得出和留得住“出类拔萃之辈”，来统治和管理国家和社会，是各国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统治和管理社会无非就是两个要素，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人。这两个要素必须互相配合才会有效。从前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这一看法只对了一半。如果没有一套好制度，最有能力的人也难以治理国家。但是，如果说有了一套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也不符合事实。 随便浏览一下世界的治理现状就不难看出，那些被视为制度很健全的制度（包括西方民主），一旦权力落在平庸的政治人物手里，最健全的制度也难以治理国家。因此，尽管在大众民主时代，也就是平民政治时代，如果再谈论政治人物的平庸和卓越，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但实际上，每一个社会都在呼吁出类拔萃之辈的出现。一旦平庸者掌权，无论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其他方式，大家只是有无奈之感。最重要的就是干部 “出类拔萃之辈”的变化和中国各种制度改革分不开。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经历了诸波行政体制改革，而伴随每次行政体制改革的便是吏治制度的改革，即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今天中国的治理问题面临多种挑战，其背后也有多重原因，但不可否认吏治是其中一个要素。今天的“出类拔萃之辈”去了哪里？中国的吏治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今天吏治的最大特征就是腐败了。从这次大规模反腐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说，人们对吏治的腐败已经深信不疑。当然，腐败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腐败，它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例如在干部队伍中，不作为的庸人多起来了。一些人尽管占据重要的干部位置，但无所作为或者消极怠工，效率低下。 吏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几个因素尤其突出。最重要的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型。传统上“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农业社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很快向商业社会转型，官僚集团优越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对官僚集团的社会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中国仍然具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对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来说，商业社会意味着他们多了一条选择途径，除了做官，还可以“下海”。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波干部“下海潮”。此后，商界一直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商界吸引“出类拔萃之辈”表明政治领域出现了竞争者。对政治领域来说，如果要吸引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就必须具有竞争力同商界竞争。实际上，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薪政策不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商界竞争人才。政治不是商界，从政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不过，重视道德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就不重要了。如果没有一份体面的薪水，最高的道德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会对中国的吏治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其次，在最初的几波吏治改革之后，就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最明显的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没有区分开来。在1980年代，人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思想不够解放，认为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野是西方制度，从而被当时的领导人否决。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都需要这个分野，仅仅是因为治理所需。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制度，并且是当时最先进的，后来西方人学中国，并且加以改进。如果不能把两者区分开来，很难通过政务官的途径，把社会上的出类拔萃之辈吸纳到政权中来。公务员工资仍低 官僚体制的工资制度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除了一些经济部门例如国有企业，大部分公务员系统仍然表现为低工资。低工资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干部的基本工资远远低于其实际收入，他们的收入的大部分表现为非工资形式的灰色收入；其二，干部工资可以七八年停滞不变。纵览世界，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找得到具有这两个特点的干部工资制度。如果工资七八年不变，干部肯定没有活力和干活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其他灰色收入，甚至寻找腐败途径。 也可以把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理解为吏治改革运动。但吏治改革的前一部分比较容易，即反腐败，后一部分则非常难，即建立新制度。在反腐败过程中，民粹主义开始抬头，过去一些很左的意识形态因素抬头。一个最显然的例子是工资制度。过去因为受华尔街模式影响过深，国有企业老总的工资水平过高，现在很有必要纠正，目标是为了建设新制度，在确保企业运作不受影响的同时，使得老总的工资回归合理水平。但实际上，纠正的目标演变为去满足民粹主义的情绪。 在今天普遍的“仇官”“仇富”的民粹心态下，很多人希望的是官员不吃不喝，就能够为社会提供无偿服务，并且是优质服务。这是乌托邦。当然，民间的这种乌托邦和过于强调干部道德，而忽视物质保障的传统思维，也有很大的关联。如果一种制度不能符合基本人性，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这个制度很难有效运作，更不用说具有可持续性了。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这个问题，从长远看，政治必然会沦落为二流政治，政府沦落为二流政府。这样一来，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制度建设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几乎在所有国家，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国家制度的建设，都看“关键的少数”，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都是需要人来推动的。没有“出类拔萃之辈”，哪会有高质量的国家制度建设，正如没有设计师，就很难出现伟大的建筑一样。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华盛顿一代对于美国、明治维新一代精英对于日本、朴正熙一代对于韩国、李光耀一代对于新加坡的意义。 在中国处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的意义变得如此重要，没有人会去否认。近来，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关键的少数”的概念，更针对干部不作为的现状提出了“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在中共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宏大计划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改革计划，把计划变成现实。而改革计划的落实则需要“出类拔萃之辈”的干部。 不过，如果在操作层面不能纠正民粹主义路线和改善意识形态环境，“出类拔萃之辈”的录用和使用不仅会继续是个大问题，而且会继续流失。如果中国要建设一流的社会，就还需要一流的人才。如果平庸主义流行开来，一流社会便是空想。本文选自新华网思客，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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