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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国强：中国应对TPP的根本之策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日本等12个国家经贸部长在美国亚特兰大联合宣布，历时五年多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结束。一时间，在中国引发媒体及坊间舆论热议，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甚至出现了“人人皆说TPP”的景象，“西方阴谋论”、“中国崩溃论”、“无所谓论”等各种观点竞相登场。究竟如何看待TPP？TPP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当怎样应对？10月15日，《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国际经贸和对外开放问题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研究员。 TPP备受关注的原因和美国的主要考量 中国发展观察：我们知道，TPP最早是在2005年由新西兰等四个国家发起的，2008年美国加入谈判。应该说，TPP不是一个新事物，为什么达成协议后会在我们国内引起这么高的关注？ 隆国强：对TPP的关注，并不限于中国人，国际社会都很关心。世界上的自贸安排有数百个，TPP只是最新谈成的一个，人们为什么这么关注它？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它大，参加TPP谈判的成员国有12个，GDP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都在其中，在空间上跨越太平洋。现在世界上的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出现了一个新趋势——超大型自贸区（Mega-FTA），像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由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的“10+6”自由贸易谈判）、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也都是超大型的，但TPP是这些超大型自贸区安排中第一个结束谈判的。 第二个原因可能更为重要，就是TPP被认为代表了未来经贸规则的走向。在TPP协定里，引入了许多无论是多边贸易安排（WTO）还是其他FTA里都不涉及的题目。并且，以美国的地位——就像奥巴马说的，美国要引领新一轮世界经贸规则的制定，TPP不会停留在仅仅限于目前的12个成员国，未来还会扩容，而且一定会主动地向其他自贸区、向多边经贸组织来推广这些规则。这是国际社会之所以关注它的更重要原因。 中国发展观察：美国2008年加入TPP谈判，不久就提出扩大TPP计划，此后更是全面主导了谈判进程。美国为什么对TPP这么重视？ 隆国强：对美国来说，应该是有两个层面的考虑。 第一是在经济贸易层面，通过这样一个FTA安排，在更广泛的领域消除贸易、投资的障碍，在12个经济体当中深化分工，提高效率，促进其经济发展。这是所有FTA都要做的事。 第二个层面是，美国要引领下一轮经贸规则的制定，这对美国可能更加重要。 当今世界的经贸规则，总体来说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二战以来的规则是美国主导的。这些规则总体而言是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从中受益比较多的也是发达经济体。当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从中受益的，包括中国。但是，作为发达经济体，并不满足于在全球化中已经得到的好处。 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会带来结构调整问题。自由化从总体上看是提高效率的，但在一国的内部会有结构调整，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会受益，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会受冲击，这就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有时候，总体来看对一个国家有益的事情，如果这个国家内部没有一个有效的利益重新分配调节机制，这件事情就做不通。贸易自由化为什么会在很多国家受阻？并非因为这件事整体上对这个国家不利，而是某些特定部门受到冲击之后，国家没有有效的内部调节机制，把劳动力就业转到新的部门，或者给受损害的部门一定补偿。而部门问题又是跟地区问题挂钩的。所以，如果没有内部调节机制，对一个国家整体有益的事也做不了，它就会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问题上停滞不前。 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化当中，总体来说是受益的。但正如刚才所说的，全球化、自由化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双刃剑，整体受益并不意味着一点挑战也没有。过去这些年，发达国家面临的很大挑战在于，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开始对外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去了，这就造成其国内传统产业部门的空心化，带来了就业问题，同时还要承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冲击。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之中，成本大幅下降，迫使发达经济体的传统部门或者转走，或者进行改革，提升效率。这两者都是很痛苦的事。所以，虽然发达国家得到全球化的好处很多，但还是觉得不满足，因为他们也付出了成本。而且，公众、媒体关注更多的不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好处，而是坏处。因为受益的群体往往都是“偷着乐”，受害的群体则会喊出来，通过游行、示威表达意见，或者由工会组织、产业联盟出来游说，也会有相应的智库发声，这样一来，似乎满世界听到的都是全球化的害处。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认为现有的经贸规则还不够，还要在更大的领域更进一步修订于己有利的新规则。 我们看到，TPP的新规则很多，涉及以往多边经贸安排所没有涉及的一些方面。在以前的多边安排或者FTA当中，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规则大都是“边境规则”，比如消除关税壁垒，减少贸易便利化的障碍，放开投资准入，等等。而现在TPP的规则已经超越了边境，诸如劳动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都是“后边境措施”；今后的TTIP还要管技术标准，更不得了。这些措施都是新的领域，美国要先立规矩，先声夺人。 总之，美国的考虑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进一步扫除进入别国市场的障碍，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这是进攻性的；第二方面是防御性的，就是削弱、消除竞争对手的优势，把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综观TPP协定的30章新规则，主要就是基于这两大考虑。 当然，TPP对美国来说还有一层隐含的涵义，是跟它的国家战略息息相关的，对此美国并不讳言，就是要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与中国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合作，中美关系会出大问题，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问题，全世界都会遭殃，所以合作非常必要；但两国间的竞争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在政治上，美国提出重返亚洲；在经济上，它要更好地开拓中国市场，利用中国的市场机遇，还要防范来自中国的竞争和挑战，这就是美国的战略考虑。 当前TPP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是在意识层面，我们要从五个方面加紧应对 中国发展观察：那么，TPP对中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当怎样应对？ 隆国强：TPP对区外的影响很复杂。一个自由贸易安排，从经贸层面上看，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作为成员国，可以享受到贸易创造效应；非成员国则会受到贸易转移的伤害。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战略层面的影响。美国在TPP率先推动的这些新的经贸规则，短期内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TPP对中国有短期的影响，也有长期的影响。从短期影响来看，实际层面的影响要小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其一，TPP协定在各国获得批准还需要时间，要走复杂的国内立法程序。其二，它有一个过渡期，不是说一夜之间马上达到高水平，它的影响是逐渐释放的。对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实质性冲击，应该说短期来看不会太大；到TPP真正开始运作的时候，才会慢慢体现出冲击效应出来。但是我觉得，在意识层面，短期内对我们的冲击很大。因为TPP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FTA，它是一个载体，承载着新一轮贸易规则的走向。面对新一轮贸易规则，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和回答。面对TPP，我们的战略应该是什么样？比如，是不是应该加入，还是另搞一套？如果要加入，是以什么样的条件加入？在什么时候加入？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问题。而且这还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我们只能划定自己的底线，今后还要谈判，谈判的进程也不是单方面能够决定的。 实际上，中国面对TPP，并不是全然没有准备。在TPP谈完以后，我们的一些工作要加速落实。对中国来说，从根本上讲，面对的是一个高水平、高质量，而且叠加了一系列新的经贸规则的自贸安排。因此，我们应对TPP的根本之策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快增强我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算明天TPP请我们加入，我们的很多产业可能都会受到冲击。 很多人在说，你看越南等国家都在TPP里边，他们扛得住，我们就扛不住吗？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扛得住，而在于我们前面所讲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影响在部门之间是不均匀的，不大可能是一个国家所有的部门都遭灾。TPP中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定会有他们从中受益的地方，主要是劳动密集型部门，而他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可能就承受不了，但这些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很少，比如基本没有汽车工业，那就用进口车好了。长期看，这样也许会锁定这些国家的国际分工定位，这是一个风险，但短期看，他们会获得好处，比如他们的一些产品进入美、日市场更加便利，相对中国来说赢得了很多竞争优势。而对于我们，其实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产业部门既有低端的，又有高端的。我们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跟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竞争；而高端产业，要跟美国、日本竞争。我们如果现在加入TPP，所受的影响会很大。而且，中国有一个庞大的高端制造部门，虽然国际竞争力不太强，但规模确实很大，是靠国内大市场来进行竞争的。这些部门在我们参与多边谈判或者进行其他自贸安排时，都是要重点考虑的。所以，不存在什么“越南等国家都扛得住，难道我们扛不住”的问题，关键是同这些国家比，我们要调整的部门是很庞大的，调整难度也就很大。 因此，在加入TPP之前，我们先要做好自己的事，首先是一定要使我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的竞争力迅速增强；同时，劳动密集型部门要看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考虑如何维持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另外，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要摒弃所有产业都要自己干的想法，这种想法已经不符合现代全球分工的趋势。每个国家都有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产业，但是再大的国家，也别想做“全能冠军”，别想什么都会干，每一个产业都很厉害。有些事情就是通过国际分工更有效率。我们说，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里的潜台词是，中国人所从事的就业是高附加价值的，我们的人均劳动生产效率是比别人高的，这样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富裕国家。富国和穷国的分别就在于，所有就业者单位时间创造的财富是不是比别人多。现在的国际分工已经不是行业分工，而是价值链分工，上升到了全球价值链的高度。高收入国家从事高附加价值的活动，低收入国家从事低附加价值的活动，大家都在同一条生产价值链上，共荣共损，密切相联。我们要有这种新的认识。 加快我们产业竞争力的升级，事实上要做很多工作。口号喊得震天响，也喊了这么多年，没有实实在在的市场压力不行，面对压力没有行动也不行。现在压力传导得很快，这几年我们的出口从20%多的增长变成了负增长，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需求确实不好，二也说明我们原有的产业竞争力受到挑战，必须进行升级。我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是高保护的产业，汽车产业是一个典型。这些产业除了国内市场的竞争，需要开放式地发展，一定要让它们感受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在这些产业较弱的时候，保护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德国在工业化早期都曾保护过一些产业，学术界也有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但一个产业假如保护50年，就不是幼稚产业了，它会养成惰性，都成了“中老年产业”还保护，它就废掉了。所以，对产业的保护不能过度——水平不能过高，时间不能过长，一定要让市场逼着这些企业、产业以及政府的政策去做调整。 当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给了我们机会。这个机会不仅表现在我们可以发展一些新经济部门，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这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这有可能使我们实现“弯道超车”。比如汽车业，美国有三大汽车企业，很难想象在美国再诞生一家制造汽车的大企业，它怎么切入市场呢？但是由于新技术革命，出现了做新能源汽车的特斯拉，谷歌、微软要做无人驾驶汽车。新技术革命可能打破原来的产业格局，在一些大家觉得不太可能有新进入者的传统市场上，新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竞争者。对国家来说也是一样。中国的传统汽车产业，在可预见的未来要想赢得国际竞争，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把新能源、无人驾驶等一些新技术与传统汽车产业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大大缩短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这一轮新技术革命有挑战，但我们一定要把它作为重大的战略机遇，用最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利用它，增强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中央力推“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第二，政府管理开放的能力要提高。 这么多年，我们总说全球化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理论上，参与全球化，效率是提高的，但从实际情况看，只有一部分国家在全球化中受益，有一些国家是受益不多的，有一些是受害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国家在开放的进程中，除了竞争力以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管理开放的能力。这个能力表现在，通过开放，能够抓住机遇，同时又能规避和防范风险，也就是趋利避害。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够趋利避害，从全球化中受益较多，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直有底线思维。在开放问题上，中国没有走极端的激进式开放道路，正像改革一样，我们也是采取渐进式改革。这背后的逻辑反映出我们的文化，即古人说的“中庸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底线思维、风险意识。我们是在如履薄冰地推进开放，从地域上是渐进开放，从部门上也是渐进开放，在开放程度上也是渐进式的。如果政府的管理能力不够，有些开放的事情明明挺好，我们也不敢做。我们说TPP代表了下一轮高水平、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其实就是更大程度上的开放，政府管理风险的能力必须相应提高，如果管不好，就是外部的风险。想一想，发达国家是怎么剪发展中国家“羊毛”的？这里边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管理开放的能力问题。有这个能力，才能防范风险。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那就要有管理风险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战略。 我们在党的文件里已经明确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我们也看到，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停滞不前。这其中有多边机制的内在结构性问题，譬如WTO成员增加，WTO的议事规则，发达国家对WTO发展回合的谈判主题不感兴趣，以及缺乏有力的大国引导等等，多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前景确实不是那么乐观。多边进程的停滞，并不意味着全球化要停滞，全球化还要深化，采取了另外的方式，不仅仅是原来靠多边推动，还要靠区域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就开始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到现在为止，我们谈成了14个自贸区，还有一些在谈判中。但是，迄今已经谈判完成的这些自贸区，我们的合作伙伴经济规模相对太小，我们跟世界上排在前几位的大经济体，都还没有自贸区安排。如果RCEP谈成，将是一个比较大的自贸区，中国、日本都在其中，有很大的人口规模。除了自贸区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方式，像“一带一路”，是一种开放的区域合作。 面对全球自贸区风起云涌的态势，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加快步伐，现在我们已经很积极了，还需要更加积极。 第四，我们要加快推进国内的改革。 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是一个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内不改革，开放走不远；国内改革滞后，开放也走不快。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地研究TPP的新规则。这些新规则，短期来看对我们确实有冲击，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大部分的规则，同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所以，国内的改革特别重要。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只有加快改革，才能应对外部规则对我们的要求，应对开放对我们的影响。 第五，要增强我们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的能力。 国家大、国家富，并不意味着其运用自己国力的能力也相应强。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国，可以纵横在大国之间，国际影响力远远超过它的综合国力。同样，也有一些国力很强的大国，利用自己的国力、把它变为对国际规则影响力的能力并不强。中国现在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影响国际规则的能力并不会自然增强，没有这种必然关系。所谓国家软实力，其中一个侧面就是运用自己硬实力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把参与全球治理、影响规则制定的能力作为重要的命题来研究，增强这种能力。最近中央政治局专门学习、讨论全球治理问题，这体现出我们作为新兴大国或者说复兴大国，已经认识到了，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浪潮里，最重要的是让规则能够体现自己的利益，同时把自己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现在正处于国际治理和国际规则调整的新阶段，给了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机会，而中国的崛起本身也是导致这个新阶段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崛起，震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我们有自己的利益，我们就要思考怎么把自己的国际观、利益观体现在国际规则上。这里边，从提出倡议，到宣传、推广，再到谈判，变成游戏规则，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多功夫要提升。提出倡议是中国的一个弱项。总书记为什么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规则的角度，总结我们的发展理念，梳理和确定我们的诉求，这是智库的职能；到国际社会上宣传、推广我们的理念，也是智库的职能。因此，对于提高话语权、设定议题的能力，我们得有充分的研究。而如何推行我们的主张、理念，让别人普遍接受和支持你，变成一种规则，这其中的工作就更加细致。不是说一个国家大、强，就可以逼着别人怎样，也不是说可以拿钱去收买别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成为国际上重要的领袖国家，是要讲道理的，是靠自己的引领让别人跟着你，而不是就某一件具体的事跟别人做交易。所以，从倡议开始，就要体现自己的理念、体现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国际社会、不同国家的利益，寻找更大的公约数。这就需要对很多其他国家做深刻的研究，这里边就能看出什么叫作国家能力，智库是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绝不是说一个国家GDP大了，生产、出口的产品多了，就是一个强国。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军事力量，这些是硬实力，此外还得有软实力，也就是怎样用好自己的力量。 总地来说，应对TPP，对我们最大的触动是给了我们紧迫感。刚刚说的这五个方面，都要进一步提速，加紧去做。 TPP难以对多边进程产生促进作用，但会刺激区域合作加速 中国发展观察：有种观点认为，TPP将为WTO确立新的标准，甚至会在未来取代WTO？ 隆国强：美国肯定会想办法把TPP多边化，但是这个过程会很漫长，TPP真正变成全球的多边规则也会很漫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贸易规则议题的关注点不同。WTO有150多个成员，利益协调、谈判的难度很大。 短期来看，TPP很难对多边谈判有促进。当年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建立的北美自贸区（NAFTA），是对多边谈判起了促进作用的。美国其实在很长时间里是很注重多边的，但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便另起炉灶，搞了一个北美自贸区，这对当时很多欧洲发达国家起了促进作用，撬动了多边谈判进程。从理论上来看，贸易安排的碎片化不是什么好事，但TPP会不会促进多边进程，我觉得还不太好说，因为TPP是一套全新的规则。WTO的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谈的是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题目，发展中国家会怎么看TPP的这些新议题，还有待观察。TPP在推动多边机制方面，可能和先前NAFTA的作用不太一样。NAFTA那时候主要是推动了一些大的贸易体，使它们有了危机感。现在区域一体化已经太普遍了，很多国家都是两条腿走路，对于多边安排持无所谓的态度，这和当年的氛围不一样。但是，TPP可能会刺激区域合作谈判加快发展，这个效果会比较明显。 中国发展观察：TPP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一些自贸区谈判会有什么影响？TPP成员国家在与中国进行自贸谈判时，会不会引入TPP的标准？ 隆国强：TPP对中国下一步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好处在哪里？参与RCEP谈判的国家，有好几个都是TPP成员。例如日本，当时觉得日本开放最难的是农业，但TPP里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农业很发达的国家，他们与日本之间都谈成了，我们在RCEP谈判中涉及农业问题时，遇到来自日本国内的障碍就会少一些。但是不意味着TPP国家会在跟我们的谈判中提出更高的标准，因为RCEP本身的定位和TPP不一样。从谈判进程来看，已经在TPP当中的国家，再参与RCEP谈判时，国内的阻力就会较小；没在TPP当中的经济体也会有紧迫感，因为它们不希望承受贸易转移效应，这会促进RCEP的谈判加速。 中国发展观察：TPP谈判结束之后，是不是意味着TTIP协定也将很快达成？ 隆国强：恐怕不能这么说。TTIP涉及的贸易投资自由化问题比较少，因为美、欧市场都已经非常开放，TTIP更多讨论的是贸易投资便利化问题，涉及到贸易投资的标准、流程等，这就太难了，谁都想以自己的标准为主，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标准。推进便利化比自由化要难，而且是在两个大的经济体之间，TTIP谈判不是件容易的事。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10期，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2日 -
陈启宗：人总要有点理想，凡事都现实，婚都不要结算了
我上次访问陈启宗是在今年1月，地点也是正义道9号，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所在地。那天他的秘书引我进来时，我吃了一惊，因为陈启宗没有独立办公室，和所有员工一起办公，只是空间略大半个平方米左右。见我诧异，他说我们是非盈利组织，靠募集资金来运作，都是捐助人的钱，不可能拿来给自己搞办公室。但就是这个人，在几个月前和弟弟陈乐宗一起，通过家族基金向哈佛大学捐赠了3.5亿美元。他父亲陈曾熙去世时没有给他们留一分钱，都捐给了基金会，所以今天他也这样对待两个儿子，要他们完全自立。1994年，陈启宗在故宫看到一块废墟，寸草不生，堆满垃圾，是1923年一场大火的遗存。他发愿捐资修复，从立项开始，耗费18年，最后完成建福宫花园和中正殿的复修。秦朔：您对于政府的简政放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怎么看？陈启宗：很好啊。年轻人有上进心，愿意创业，愿意take risk（承担风险），对任何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到年纪大了，老婆小孩都有了，要你承担风险你也承担不起来。年轻时不创业创新，将来就没机会了。年轻人创新创业绝对是好事。当然我也怀疑，能很快出结果吗？不一定。但不能因此就不做，长远看，年轻人多往这方面走绝对是对的。而且社会要改变态度，对于失败者不要太苛求，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有什么大不了的？年轻时不失败难道要年老时才失败啊？年轻人失败没什么大不了的，重新再来嘛，社会也不要对他们另眼相看。如果是另眼相看，就要对他们特别尊敬，因为他们“傻”过一次就不会再“傻”了，第一次难得不“傻”嘛。秦朔：您在上海交大演讲时曾讲过一段话，年轻人不要太聪明，年轻人要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业，花一些笨功夫。假如您面前是一群中国的创业者和年轻人，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忠告或鼓励？陈启宗：像我这样的人，只能给别人这样的忠告。要是我是那么聪明，大概我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要是我是兔子，大概不会叫人做乌龟。大概我是乌龟，那只能叫人做乌龟。但是，在商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我觉得）不要算得那么尽，做很多事情不要那么功利主义，什么都为自己好。当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也懂得这个道理，也有相当的道理，但是，也不能凡事都那么功利。我做好多事都是不计后果的。所谓“不计后果”，不是说我承担无限的风险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有回报，没回报，不是太重要。秦朔：您的状态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直抒胸臆很洒脱，包括您曾经说“18个月就建成的商业地产都是垃圾”，我碰到一个内地很大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他说陈启宗是富家子弟，当然可以慢慢来，我们的负债率这么高，不快速周转行吗？陈启宗：当然我也理解，我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积累，比较容易做下去。但是可以告诉你，年轻时好多事儿，你觉得该做的，没有回报还是要去做。要不然的话，到你年长的时候，你大概不会考虑（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所谓我“成功”了，我才变成这个样子。我从小就这样子。不要太现实，人总要有点理想。有些人说人年纪大了，就越来越现实。可能是会这样，但是能够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在年纪大的时候还有你的梦想，那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历史证明我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角色，也不能说我不现实。但是我的理想主义也是很丰富的，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凡事都现实，婚都不要结算了。秦朔：对于中国梦，您觉得是什么样的？陈启宗：我认为中国绝对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因素。是有一些老外不懂，“傻”，才把中国看成一个威胁。中国历史上就是个非常和平的国度，盖个长城，笨得要死，根本没用。长城是什么？是防御性的东西，中国人历史上就是不打别人，你不要打我，你打我我就得打你，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中国哪里有打日本？是日本人来打我们，没办法。所以中国绝对应该和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两大和平要素。可惜的是，美国人也笨，所以就把中国人变成威胁，再加上中国旁边的那些“小喽啰”也在“挑拨是非”。要是美国人有智慧的话，绝对要跟中国交朋友，中国也绝对要跟美国交朋友，两者同时，才能够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好多事情没中国是解决不了的，当然没美国也解决不了，所以两者能够做朋友，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希望能像丘吉尔说的，“你可以指望美国人做出正确的事来，不过得在他们尝试过一切可能之后。”希望他们把傻事做过后，能够回归正途，能跟中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10月20日访问陈启宗时，我们还聊到美国的大学教育。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的他很自豪地说，南加州大学最近几年已经出了好几位美国大学的校长，比如西北大学校长Morton Schapiro，康奈尔大学第一位女性校长Garrett，东北大学校长Joseph E. Aoun,都曾在南加州大学做过管理岗位。“人都有长短，最重要的是要用人所长。”他说。陈启宗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我最近则和管院的陆雄文院长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致力于总结中国案例。在陈启宗看来，中国教育教人做人，西方教育教人做事，有很大不同。中国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人品、为人处世为出发点，这是中国教育之源。而西方着重教人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学问，中国教育则缺乏这些内容。他认为，中国人要学习西方的这种长处，学会好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融会贯通中西之长。他还说，管理学院的学生不是只要学好财务、会计、营销、战略就行的，也要有广泛的文史哲知识，让自己的世界观不那么狭小。赚钱重要，心胸宽广更重要，想成大事就要做个心胸宽广的人。如果一个人只有专业学习，不懂得思考问题，将来做生意和别人交往也会吃亏。离开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前，我参观了正在这里展出的《别有洞天：蝙蝠之旅》展览因“蝠”与“福”谐音，从明朝起蝙蝠在中国一直是个广受欢迎的图像，譬如五只蝙蝠就暗示五福临门，长寿、富贵、康宁、美德和尽享天年。而在西方，蝙蝠的形象主要与“吸血鬼”相联系。同样的东西，不同文化里却有不同的含义。有些方面，要求同，有些方面，只能存异。求同也可存异，存异仍可求同。这时候，沟通就显得特别重要。商人也是可以做文明交往的开门人的，就像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那些文明交往共存的路，都是商人最先走出来的。陈启宗曾这样说。文章选自秦朔朋友圈，2015年10月28日
2015年10月30日 -
陈启宗：中国实体经济黄金时代已结束？痴人说梦！
今年有两篇谈中国经济的文章在朋友圈流传很广。一篇是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4月的一个演讲，说中国赚钱的黄金时代，财富集聚、财产价格上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基建投资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中国住宅热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中国刺激政策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只有消费没有成为过去。消费是现在时，是未来时。陶冬的演讲当时已有点影响，10月初突然又被大量转发，很多人还以为是最新观点。另一位作者分量更重，他就是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两家上市公司的主席陈启宗。恒隆集团9月份发布中期财报，中报上照例刊登了陈启宗致股东函，8000余字，虽然主要谈恒隆商业地产的情况和策略，但也谈到“营商环境相当艰困”、“内地整体经济疲弱，零售业尤其奢侈品销售增长进一步放缓”等情况。此文在朋友圈一转，“黄金时代结束”、“过冬”等说法纷纷冒出。那么，中国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黄金时代到底有没有结束呢？香港金钟正义道9号，一个闹中取静、古树小溪和艺术文化融为一体的胜地，国际性非盈利组织“亚洲协会”的香港中心所在地，10月20日下午，我在这里访问香港中心主席、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陈启宗一见面就说，“今天不是我的好日子，昨天中午起就没有吃东西，因为今天上午要做胃镜肠镜，中午回家刚进了点食。等访问完又要去看牙医。”他气色不好，声音很低，不过依然充满磁性。早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取消访问。陈启宗明确告诉秦朔朋友圈，“如果说中国经济处于一定的调整期，这个我承认。但要说中国实体经济的黄金时代已结束，这是痴人说梦。中国经济真正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秦朔访问 | 陈启宗先生访谈实录（上）陈启宗：恒隆财报上的《致股东函》我已经写了25年，都是我自己写。我们有两家上市公司，每年有中期和年报，加起来有100篇。其实还不止，因为我们曾经有三家上市公司。写的最长的《致股东函》有两万多字，我也没想到这篇反响这么强烈，这大概是互联网的魔术吧，很容易就转发。我也收到内地各个地方朋友的反馈，但我真的不觉得这篇写的就有多么好。你要认识恒隆，了解我对经济的看法，我写了25年了，特别是最近的15年，都在网上，你可以去看。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说有人认为中国实体经济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说实体经济完了，我真的很奇怪，不知道是月球来的还是外星来的看法。秦朔：那你对实体经济还很看好？陈启宗：当然还很看好，13亿人每天要吃三顿饭，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吃两顿，人要穿衣服、开车子、住房子，怎么会不好呢？经济总是会上上下下，有循环的，人性就是这样，人组成的社会也是这样有循环。现在经济下去一些就说世界末日了，你怎么能听这种话？秦朔：那如果说经济处于一定的调整期呢？陈启宗：这个我倒是认同。但是经济下来一些一定会再上去的。掉下来的时候才是你买入的好机会。说经济完蛋了，经济学家特别是投行经济学家往往都是有目的的嘛，也不能完全不信他们，但都信他们不出事才怪呢。他们说黄金时期完了。这句话大有问题。首先，上个黄金时期是个怎么样的黄金时期？上个黄金时期是从一个极度不发展的环境转变为一个比较发展的环境，从很低水平到比较高的水平，落差很大，所以一定有很多赚钱机会。任何经济体在发展初期，都是法律制度不太健全，当时赚钱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干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赚钱的那些人叫robber baron（强盗大亨），现在呢都大名鼎鼎，改邪归正了。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曾几何时都是草莽英雄。中国经济上一次的黄金时期基本都是草莽英雄，我能体谅他们的难处，不这样做起不来的，但是你说叫作黄金时期吗？草莽英雄时期你叫“黄金时期”，有不干净的人是“英雄”，现在市场比较规范了，反而说黄金时代结束了，说这话的人完全不负责任。市场更完善、法治更规范的这个新的状态，绝对会孕育出一个真正的、新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没有结束还有一个理由，以往国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很大，民企慢慢才起来，政府给他们多少空间就抓住多少空间，而我相信总体来说，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会慢慢减少，当然也有起伏，但民营企业的空间是越来越大的。我昨天刚从新加坡回来，我和一个经济学家谈，问他新加坡的国营经济到底占多少？他说新加坡经济中40%是私人企业，是SME（中小企业），其余60%一块是GLC（和政府有关的企业），类似中国的SOE（国有企业）例如淡马锡，一块是MNC（跨国公司）。内地的模式不同于新加坡，也不同于香港。照我看，总的来说，内地国营企业的份额会慢慢减少，民企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一个更正规、更规范、更公平的经济不是更“黄金”吗？同时，草莽英雄时代也不能说完全过去，因为偌大一个中国，差别非常大，还会有草莽出英雄的。中国实体经济的可发展的机遇多的是。秦朔：你觉得未来的黄金时代，从产业角度会出现在哪里，服务业、医药、环保、高科技？陈启宗：机会多的是。经济体本来就复杂，中国那么大的经济体更复杂，像中国改变的那么快的经济体就是复杂之复杂，实在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经济体。首先，外需一定还有，只要有市场，哪有人不去拿呢？你不赚外需的钱怎么壮大自己？当然，中国成本高了，对出口有影响，我文章也写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成本价格差距已收窄，美国拥有像机械人、立体打印和廉价页岩气能源供应等科技优势，可让美国再次成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制造优势会受到影响。但是也不完全如此，世界还有很多市场，我刚去中南美洲，那里就是一个大市场，还有非洲仍然有可为空间。虽然汇率是一个问题，国外市场好不好也不由我们说，美国市场不错，欧洲、中东不大行，日本因为日元贬值，使得中国对日出口也受影响。但是你要看到市场也是会转变的，所以不要把外需扔掉，否则等有一天市场好了，你想再捡回来就难了。但是，内地自己的市场可大了。现在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到40%，只有37%、38%的样子，不要说达到美国的65%到70%，就是打个折，到55%，也相当于50%的增加。所以增长的量还是会很大。不仅是量，质的进步空间将更大。我知道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已经增长了不少，但质的增长还差得远呢。我是亚洲协会全球联席主席，最近我去美国开年会，我们每年都会选拔世界最优秀的亚洲人，在某个程度上改变世界的亚洲人，去年开始，都在联合国总部颁奖，潘基文第一年也出席了，去年得奖人是马云。今年得奖人是雷军。我宣布时说，好多人都知道雷军做手机，其实手机只是他的手段之一，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我想不到那么多外国人认识雷军。那天我说，雷军的重要性是什么？我是50年代长大的，当时要是买个产品写着日本制造，就是不良产品的保证。到了90年代，我儿子买东西，说爸爸这个东西不好，是中国制造。我说你说话小心一点，我小时候也说日本产品不好，但到70年代、80年代日本制造就是世界最好产品之一。我说你等着看，不用你到我这个年龄，中国制造可能就会成为世界高水平制造的代名词，这个过程雷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就是要把中国国货做到世界上去。现在中国制造达到世界水平的还不多，无论是工业品还是消费品。比如我这把扇子，最近要到南美洲，我跟夫人说扇子不好用、扔掉了，你给我再买一把。夫人说，我下次到日本给你买。为什么要到日本买？因为我在香港买的都是内地制造的，都不行的。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中国人已经到太空去了，但是做好一把扇子还很难。用脑子想想，这有多大提升空间啊？说黄金时代结束了，绝对是痴人说梦，不动脑子。还有很多新产品出来，中国人的创造性你绝对不要小看。文章选自秦朔朋友圈
2015年10月29日 -
沈南鹏：红杉的世界没有寒冬
沈南鹏，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2015年10月17日，红杉资本CEO峰会上，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沈南鹏向现场200多位被投CEO分享了他所看到的资本现象及建议。在正式发言中，沈南鹏讲述了红杉资本在过去十年的投资路程，分享了很多投资成功的案例和诀窍。同时在演讲中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千载难逢的创业机会，在红杉的世界里没有创业寒冬。1关于融资现在其实不是寒冬，市场资金不少，有不少基金之前的钱都没有被投出去，不过肯定比较谨慎，估值不会这么高，融资周期也会比较长。A轮B轮可能还好，C轮以后就比较难了，所以企业应该找一个类似CFO的人专门负责融资，创始人可以释放出来。2关于上市现在国内IPO市场基本关上，唯一选择可能是新三板，上新三板，比C轮可能好20%，还是得自己去努力融资。对于新兴板，什么都没有确定，如果急融资的不要寄望新兴板。3关于竞争现在互联网企业竞争越来越没有边界，谁想到阿里巴巴做内容？百度做O2O？BAT会进入各种行业，一些中型互联网公司也会不断扩张，红杉投美团时候点评还没有做团购，投饿了么的时候美团没有做外卖。42B还是2CB2C要烧钱，如果有巨人进场。可能原本3亿需要20亿才能打，未来2-3年很难融到这个钱。相反B2B可能不需要这么多。5关于并购中国需要更多的并购。特别是传统行业，过往太多低效企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整合。美国最容易并购，因为都是职业经理人。通过并购作为好消息。但是整合很难，最关键是人的整合，并购时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人必须留下来业务才没有问题？6关于内功现在是秋天，不是寒冬，最重要是修炼好内功，培养好团队和人才，人才必须覆盖各个你需要的位置。搞对人的事情是最关键的。| 沈南鹏发表演讲 |以下是演讲全文：尊敬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各位领导、来宾：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你们改变世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十周年暨创业者盛典。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10年了，我们10年走来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感谢我们的投资人，如果没有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就没有红杉中国投资的企业；我们要感谢10多年来各家合作机构，包括财务顾问、券商、媒体等等。我昨天看到一组数据，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合作过的VC/PE同行超过100家，尤其是天使基金，我们有很多合作案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感谢所有创业者，你们的辛勤努力使我们的资本达到了最优的社会和经济效应。你们创造出许许多多精彩的产品和服务，改变人们的生活。 从京东商城到唯品会，从美团到大众点评，从华大基因到全棉时代，从中通快递到德邦物流，从诺亚财富到拍拍贷，从韩后化妆品到小样乳酸菌，从饿了么到赶集网，从今日头条到秒拍&小咖秀……这个名单很长很长。创业者很辛苦，红杉团队也很辛苦，红杉人都很忙，他们时间去哪里了？他们可能很少有时间留给自己，也很少有时间照顾家人。确实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给创业者提供最好的服务，很多人说投资最重要的是眼光。有非常好的眼光固然重要，但是，十年走来我们最重要的体会是，要做好这一行还是那句话“为人民服务”，这个“人民”指的是我们投资的创业者。这种服务体现在诸多细节里，可能是给企业牵线搭桥寻觅战略伙伴，可能是给企业物色财务总监候选人。举个例子，几天前我接到一个创业者的电话说感谢红杉，这是刚刚完成最近一轮融资的相当成功的一家互联网企业，尽管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红杉决定放弃投资，但是红杉团队给他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那个报告里面包括了行业的用户调查和市场分析，加上红杉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他非常感动。他说不管红杉是不是他的股东，红杉都永远是他的合作伙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为人民服务”。 最近一些媒体说创业和创投的“冬天”到了，这在2008年我听说过，在2012年我也听说过，所谓的“冬天”里红杉播种的种子所长出的庄稼，不少看来都非常健康。在红杉的世界里没有创业的“冬天”，我们追随的是优秀创业者，追随的是创新的技术和创新的商业模式，“冬天”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是更好的播种时机。 今天在座的嘉宾中，我们看到大众点评网、诺亚财富、360这三家企业。我们对他们的投资近十年，我们非常高兴继续做他们的股东。同样在红杉投资的创业企业中，有十几家是我们有超过三轮或三轮以上投资的。资本市场会有它的震荡，外部环境也有所变化，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红杉的决策。我们会做优秀创业者长期、持续和稳定的合作伙伴。 刚刚讲到了创业者非常辛苦，应该向他们致敬，我们也应该向这个时代致敬，这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大时代。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大环境给予很多创业者千载难逢的机会。15年以前，作为第一批互联网行业的创业者，我和建章还有另外两位创始人开始了携程的创业。那时候我们也想过，在中国互联网行业中还有哪些也是我们可以尝试创业的，但发现并没有那么多。今天，科技的变革让许许多多细分领域有产生成功企业的机会。不仅如此，今天的很多机会往往是小公司的机会，如果一个行业只有大公司的机会，恐怕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在互联网行业里，我们早就有了BAT，这些巨人们也很努力，他们也在不断创新。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小公司，能够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跑得足够快，你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巨头。这样的例子在过去十年中经常发生，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中还会有更多精彩，这样的精彩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中国创业企业在国内竞争中练就了内功，相当有竞争力，他们有实力走出国门。 我们要为成功创业者喝彩，也要为“失败者”鼓掌。 在过去几年中，有媒体问我能不能透露红杉具体有哪几家企业失败了，我不太愿意说出这些名字，并不是因为担心影响红杉声誉，而是因为其中有很多创业者还在努力，还在路上，即使他们遭遇了失败，本身创业的历练就是一笔巨大财富。在我们投资的创业者里，有十几家是二次甚至是三次创业，他们以前的创业算不上成功，但是以前的经历给他们带来宝贵的财富，让他们更加成熟。| 沈南鹏做演讲 | 我们走过这十年，憧憬下一个十年，十年后下一个风口在哪里，说实话真的很难预测。但是有一点我非常坚信，下一个十年，红杉还会做好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提供创业服务。还有一点是，站在这里主持的那个人肯定不再是沈南鹏。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创业行列。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相同年龄作比较，现在创业者的商业敏感度和成熟度是超过我们那个时候的，他们拥有更加国际化的视野和更多的商业熏陶。假设我们按照过去一年红杉投资企业创业者的平均年龄计算，平移十年，十年后参加红杉盛会的创业者，平均年龄是多少呢？预测可能是他出生于1993年。我相信他是下一个创造红杉投资奇迹的人，是下一个创造中国创业奇迹的人。谢谢大家！文章选自红杉汇，2015年10月18日
2015年10月20日 -
饶毅海归之后：最大的痛苦，是中国的人际关系
2013年9月，饶毅卸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有人说，这两年，饶毅沉默了很多，或许他已经开始逼迫自己适应现实国情了。饶毅的回答是，他坚持做的两件事——科学文化传播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目标永远是动态的。“这样的目标才有趣。”他说，有合适的机会，他还是会站出来呼吁，或者身体力行。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十一假期的午后，燕园的阳光不错。一年前，饶毅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都搬到了校园东南角的一栋楼里。这一次办公室和实验室终于集中起来了。每天早上起床，他再也不用纠结，到底是去办公室，还是去实验室。饶毅新办公室北面的墙边，倚着一个大书柜，门是透明玻璃的，里面塞满了英文大部头。饶毅穿着红毛衣，靠在书柜玻璃门前的椅子上。他现在的生活，除了到北大授课，指导学生实验，参加学术讨论，就是为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撰文选稿。说到《知识分子》的时候，他眼睛亮了起来。“这是我坚持了42年的事情。”饶毅说，创办《知识分子》，和他小学四年级时，和小伙伴一起办墙报一脉相承。因为，都是和一群人，做好玩、有意义的事情。8年前，饶毅和施一公先后回国到北大和清华任教，当时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随后，在北大生科院院长任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撰文抨击科研体制和文化、2011年落选院士，都一度将他推上风口浪尖。饶毅说，他坚持做的两件事——科学文化传播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目标永远是动态的。“这样的目标才有趣。”他说，有合适的机会，他还是会站出来呼吁，或者身体力行。分享知识是好玩、有意义的事10月5日下午5点30分，诺奖委员会传来捷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饶毅的晚饭时间被密集的电话打断，他停下晚饭，开始为他主编的微信公号《知识分子》撰稿。文章是旧文，是2011年饶毅与人合作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屠呦呦和张亭栋从中药中发现化学分子的成就。在公号推送文章的按语中，他连发了六个反问，希望大家反思中国科学界的问题。比如我们的体制，在浪费钱，还是能够出现更多的重要工作?我们的文化，是在压制人，还是能够支持更多的屠呦呦、张亭栋?我国科技界由无德、无才、无能主导的现象，是否应该得到改变……文章当天的阅读量超过了50万。作为一个刚刚上线一个多月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成绩让他很满意。与此前和鲁白、谢宇创办的《赛先生》相似，《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致力于传播科学知识的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上线后，饶毅除了撰写科普文章，偶尔也写影评。对于传播科学知识，饶毅和编辑们近乎狂热——公众号每天只能推送一次，一天晚上23点，编辑部刚刚推送文章后，凌晨刚过又迫不及待推送了新的一期。每天早上醒来，饶毅看到好玩的科学研究成果，或者不错的文章，都会发给编辑部，让编辑找时间在公号上推送。在他看来，每一次分享，都是在和公号背后数目庞大的订阅者“共享人类的知识、共析现代的思想、共建智趣的中国”。漩涡中的改革时间回到八年前，45岁的饶毅刚刚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呼吁了多年的中国科研教育体制改革，这一次，终于找到了支点。甫一上台，关于学院机制体制、改变院内学术风气的政策迅速铺开：教授预聘制，2007年以后，新晋科研人员的起步职称只能是助理教授，十年内两次通过国际同行评审才能晋升;实验室交接制，一改原有的“大教授培养小教授”制度，“老教授”退休后，PI(实验室负责人)不能由原有的副教授自动接管，而要全球海选;学生课程改革，本科生革新授课方式，研究生实行轮转制……“改革带来了一些可喜的变化。”饶毅兴奋地说。比如学生们学习的动力更足了。饶毅说，他从学生中感受到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就连中秋节，学生们也要拉着他去学术讨论。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这几年生科院培养出的学生，出国的人数更多了，“可见学生和国际更接轨了。”多位受访的北大生科院老师也向新京报(微信公众号ID：bjnews_xjb)记者表示，确实感受到了改革带给学院的活力。一位老师举例，饶毅改革中建立的公共仪器中心，改变了以前实验器材被一些老师独占、成为私有财产的状况，“器材的利用率提高了很多”。但改革总是伴随着阵痛。学院内部，支持的声音有多少，反对和怀疑的声音，就有多少。2008年，当饶毅提出要关闭一个木本植物发育生物学实验室时，立刻遭到该实验室负责人、一位退休教授的反对。这位老教授在网上发帖，希望饶毅“刀下留人，不要将基础科学赶尽杀绝。”饶毅在博客上做出了回应：PI(实验室负责人)的决定权在学校，不是在个人，而且每个PI都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这个事情的结果是，实验室最终关闭，人员得到妥善安排。但这位老教授却永久地站在了对立面。北大生科院的一位老师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个事情恰好反映了学院内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无法融合的现实。但生科院的一些老师，还是敬佩饶毅当年推动改革的勇气和魄力。“他的改革很有成效，可惜北大是一个老学校，里面的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还有一些想法很好，但被困于中国特色。”一位老师评价。2013年9月，饶毅正式卸任。一次午饭，生科院的一位老师问他，为什么不愿意继续当院长。饶毅想都没想就回：“你见过哪个院长，做出杰出成就的?”其实此前，饶毅已经多次表达过卸任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卸任院长职务，才能知道是否建立了稳定的体制机制，才算真正完成改革。如同他在2003年时，把主持了三年的bio2000课程，交给其他老师主持一样。“不同的老师，才能让学生学到更多的东西。”“四十几岁学吹打”饶毅觉得，比起老教授的“明枪”，让他更苦恼的是“暗箭”。“我最大的痛苦来自于中国的人际关系。”至今为止他都觉得，回国后的前两年，面对内忧外患，是他最苦闷的时期。比如一些不喜欢他的人，在某些项目评审中有倾向性，刻意为难他的项目。比如原来关系要好的朋友，在他当院长之后，莫名其妙地开始疏远他。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拼凑起了饶毅最苦闷的两年。国内的同龄人已经浸润在这种文化里，对所有的恶意都做好了准备，而他离开中国22年再回来，要重新交学费，是“四十几岁学吹打”。那时候，饶毅大多数朋友都在美国，儿子年纪还小。“不知道要跟谁说，因为难以确定谁值得信任。”他担心，如果向别人倾诉，万一被说出去，可能会让事情更加恶化。彼时，同是改革合作伙伴的施一公，是他的主要倾诉对象。对施一公来说，那也是他们抱团取暖的时光。一次，施一公发短信给饶毅，倾诉他的挫折和苦恼。几分钟后，饶毅回信：“千万不要轻易撤，困难肯定很多，本来就是要克服才来的。”没等回信，饶毅又来了第二条短信，“如果要撤，提前告诉，也许一道：当然最好不要，单枪匹马太难了。后来，施一公说，他当时也没有想过要撤。与好朋友共同进退，互相倾诉，就是苦闷最好的排解方式。鲁白和梅林，是大洋彼岸的支持者。“每天要接到饶毅的三四封邮件，一个礼拜打好几次电话，有吐槽，但更多是苦水。”鲁白向新京报记者回忆，他能做的只是安慰，让饶毅坚持。饶毅觉得，自己具有过滤负面情绪的特殊功能。“时间一长，什么都忘了。”多年前的苦闷，当时化成苦笑，最后都不记得了。“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成功就是从失败到失败，也依然保持热情’，对我来说，是‘高兴就是从痛苦到痛苦，也依然保持热情’”。他说。这段时光，反向激励了鲁白。看多了饶毅的倾诉，还在美国的鲁白觉得“回国遇到的困难也不过如此嘛”。2009年，鲁白也回国，出任一家跨国公司中国区研发部副总裁。做一个有趣的人卸任之后，饶毅觉得生活更加纯粹了。最喜欢的科研和教学重新回归，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偶尔他还会想起，网友曾把他叫做“科学界的鲁迅”。因为2004年和2010年，他在《自然》增刊和《科学》与人合作撰文抨击中国科研教育体制，犀利直白的言辞，让人印象深刻。时过境迁，饶毅觉得，“批判性的建设者”这样的标签也已不再适合他。现在，他更希望做一个有趣的人。在学生和朋友眼里，他早已经是“我行我素的半老顽童”。饶毅的一位学生回忆，一次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年会上，大家都在认真听报告，突然发现前排有水滴下来。大家都以为是房顶漏水了，最后才发现是饶毅悄悄把水洒到了空中。另一次，是他和施一公一家去京郊一个度假村。碰巧，度假村里正在举行一场婚礼。还没和施一公聊几句，饶毅就跑到婚礼现场与人交谈了。施一公还有些纳闷，以为饶毅碰到熟人了。不一会儿，饶毅灰溜溜地回来了，说他假装新娘的舅舅进去，结果被新娘家人发现了。再比如，当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普通人连名字都听不懂的项目时，他研究的是果蝇打架和小白鼠的性取向问题。饶毅的一位学生说，饶毅在科研方面的兴趣很广泛，很喜欢有趣的研究。北大生科院不少学生还记得，2009年元旦晚会上，饶毅和学生一起表演相声《讨饶》的段子。学生问：“你和施一公写中国科学教育应该改革的文章，赚了多少稿费?”饶毅回：“他们经常忘记给我稿费。”忘给稿费当然是一句玩笑，但写文章的初心——推动科研教育体制改革，饶毅从未忘记。短暂的沉默可能只是缺少时机。鲁白说，饶毅永远懂得在适当的时机推动相应的改革。比如，2011年，饶毅落选院士，立刻撰文声明以后不再参加中科院院士评选，本意是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科学家的评价方式上来。“他不在意这个声明可能带给他的负面影响，他是无私无畏的。”屠呦呦获诺奖或许就是这样的时机。从10月5号开始，在《知识分子》上，饶毅每天都编发有关屠呦呦的文章，每一篇都不忘反思中国科研体制。在这个时刻，他一直坚持的两件事——科学文化传播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第一次实现了统一。文章选自《新京报》，2015年10月15日
2015年10月19日 -
【理事观点】易珉：PPP模式成功关键在于“各司其职”
城镇化最终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香港铁路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出门上班、送孩子上学、看病等等需求打包在一起，用轨道+物业（R+P）、轨道+社区的连接，打造了最现代化的城镇化的生活。 10月14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在CCG北京总部举行， 香港铁路公司中国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易珉在圆桌会上发表“未来交通与城镇化发展”主题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60年代就有了北京的第一条地铁，但从那时开始发展就一直非常缓慢。而当时香港还是荒蛮之地，什么都没有。70年代香港开始修地铁。 城镇化，最核心的我认为是提高人的生活品质，盖多少楼、修多少桥、修多少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提高整个民族的生活品质，这是最重要的。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很多实际的具体运作方法，像“一带一路”、走向国际等等。目前国内的发展处在这样的状况，过去几十年我们沉睡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需要城镇化、需要大众交通和公共交通。这时候我们一夜梦醒，要做轨道交通。相应中央给的政策也非常到位。 发改委批了将近40个城市修地铁，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修地铁，一公里成本是10亿。这仅仅是个开始。之所以说地铁烧钱，是因为地铁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一旦开通了不能关掉，不像工厂公司运行不下去了就关掉，它是不可能的。同时它具备了公益服务的一部分。实际上它在城镇化的城市里，包括有人群的地方，作为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存在下去。 港铁模式是世界公认的成功城铁模式 很多人就有疑问。世界上所有做轨道的公司，没有一家是赚钱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部分是公益的，有社会效应在里面。但恰恰有一家是赚钱的，就是香港地铁。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香港地铁在过去的时间里摸索出的一套赚钱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这种模式我们能否引入中国，能否借鉴和复制，这是我们要探讨的东西。 香港地铁公司1975年成立，是香港政府全资拥有75%的股份。很多人问你们是跨国公司？实际严格意义上我们是香港的国企。2007年它和九广铁路合并。香港这里传统上叫大铁路、小铁路，轨道交通都是铁路，只是地上地下的问题，宽窄的问题，车底下长短不一的问题。今年市值是2000多亿港币。它的票务收入只占很少部分，做轨道交通的公司真正靠卖票挣钱非常少，但它到底靠哪些盈利呢？比如在内地运营的北京4号线、14号线、16号线、还有杭州和深圳做的合资企业的地铁线路是一部分。国际上我们有在英国伦敦的地上铁，还有伦敦地铁里有一段cross road。还有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澳洲的悉尼和墨尔本也是港铁来运行，所以它是一个跨国的专业轨道运营公司。同时它有一多半的收入来源是物业开发和物业持有。所以，香港铁路院线叫做香港地铁，2007年和九广铁路合并，名字叫做香港铁路（MTR）。 香港地方不大，我给大家一组数据，相当于北京三环里面这么大的地方，一千多平方公里。在这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中75%是不可用的，因为是山和海，再剩下25%的土地里预留了5%的土地，所以香港的发展过程是非常可持续化的，是城镇化的非常优秀的典范。即便今天你和香港政府谈还有没有地，它依然有地来发展。按照传统意义上，我们改革开放没有多少年，我们很多地方已经把地卖光用光了，这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现有的公里数是221公里的地铁，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部分。同时这里面没有的一组数据是香港这个城市公共交通的出行率达到90%以上。香港人口700万，相当于一天有600万人口坐公共交通，这个数字没法和北京比。它怎么实现的呢？香港铁路除了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轨道公司之外，它是世界上准点率、列车间距率和安全率最优秀的企业，它能够实现的准点率达到99.9%。行驶175公里才出现一次5分钟的延误。我只是想说香港这个城市之所以成为东方明珠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城市之一，最重要的是公共交通解决得好，地铁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香港除了那些投行，你家里有人能够给香港铁路打工是非常荣幸的。 港铁成功之源在于轨道+物业 港铁所谓成功之源是轨道+物业，现在我们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思路诠释轨道到底能给人类做什么工作。轨道交通的最高境界是让人类少出行，这和传统的理念不同。因为修轨道的目的是让大家多出行，其实城镇化最终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提高人们生活品质的结果是让人类少出行，假设你不出门就上班，不出门东西就送到你家里，这是人类将来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你要出门上班、送孩子上学、看病等等，但香港铁路把这些东西打包在一起，用轨道+物业（R+P）、轨道+社区的连接，打造了最现代化的城镇化的生活。所以，通过这样的成功模式在世界上摸索出这么一套东西，现在这套东西是被复制到了伦敦、澳洲、斯德哥尔摩、北京的4号线、14号线，今年年底14号线大望路就要开通一截了。杭州西湖边上的1号线和深圳4号线。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破天荒的从来没有过的，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出现了一个英文词PPP，这个概念是说我们如何把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本做结合，让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本最大化。因为公共服务没有办法，它只是提供给大家社会效应。但一味让政府往里投钱，刚才也说到了地铁是非常耗钱的工程，一公里10亿，北京这种城市现在已经达到13亿，有的二线城市大概8、9亿，这不是最耗钱的地方。最耗钱的地方是维持目前北京这样的地铁网，一年的运行成本100到150亿，如果你有一个地铁网每年政府不说盈利，光是要拿出维持这个系统运行要花100到150亿。我们国家很多二三线城市政府收入只有二三百亿，政府可支配的比二三百亿还低。那么我们可以算一下，如果一个城网的长度以200公里计算，一公里10亿，加上200公里的地铁网一年运行成本在50到100亿，甚至有的地方到150亿，在今后的20年这是多大的财政窟窿，所以，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李克强总理提出了PPP合作模式。 轨道+物业是港铁成功的精髓。首先它不需要政府资金的投入，所谓的PPP是社会资本负责承担这个风险，我们用特许经营30年，相当于政府盖了一个空楼，我装修一个星巴克的咖啡来卖，卖了30年，最后所有的设备、所有的环节要跟我刚开业的时候标准是一样的再还给政府，这就是特许经营的概念。PPP是什么概念呢？是最终由私人资本运行30年后，有些地方不同的行业，PPP可以做的项目，比如政府的监狱项目、医院、学校都可以做PPP，轨道交通是一个特例，30年之后我要按照开业头一天所有运行标准和设备的更新度再还给政府。这里面对我意味着什么？在30年过程中所有的设备更新、地震、不可抗力、财务问题、人员问题，汇率问题都要由私人资本来承担，但剩下的东西是我在三十年后交还给政府。政府收获的是有人做了这个东西，最后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收了。三十年后政府如果说满意你的服务，可以继续在做三十年，它是这样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过程。 港铁利用了它所有在香港发展的优势，在国内的发展目前是用这样的方式。比如我们在深圳的“天颂”项目是头一个，因为北京项目没有办法用港铁的土地+轨道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土地是招拍挂。用土地来补偿轨道交通高铁，我们也在一直推动这个事，包括CCG，我们都在写很多东西报给国家。 轨道+物业的运营方案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我的地铁拿出来之后，我不是白那政府的地。在政府没有修地铁的时候，这块土地值多少钱，我是要付给政府的，这块地是我买过来的。但是修完了地铁以后，这块土地升值了，我在这块土地上盖的房子和物业产生的升值空间是由我和政府分享的。用这块升值的钱来养地，是这个模式最核心的地方。但有的人会说，这和国内的土地招拍挂一样，谁拍的钱高就把钱给谁。政府还是拿了多少钱在政府兜里，然后我再把这个钱给谁不就行了？其实不是这样，本位主义就是这样，地铁的人只管地铁，物业的人只管物业。地铁的目的是让人们最方便，但是我们发现如果你们到了香港，看香港地铁的出口再看北京地铁的出口，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种模式发展地铁，而不是用招拍挂的模式发展地铁。因为用招拍挂的方式地铁公司只做地铁这件事，管不了人怎么走方便。北京很多以前发展的地铁项目，你如果去西直门、木樨地，坐一次1号线和10号线会发现换乘不方便。但如果我们有这种协同效应，也就是说政府土地划拨的时候，划拨给地铁上有经营地铁权的人，他们在发展地铁的时候会充分考虑，这个楼宇间我用什么样的通道和出口来解决这个问题。 香港的所有交通是分层的，在香港人车永远是分流的，老城区不说了，因为有遗留问题。现在新城区的发展，香港车速为什么在街道这么窄的情况下开这么快，主要是因为街上没有人。人怎么走？楼与楼之间要么空中有通道，要么地下有通道，这些是由地铁公司修的通道，地上盖的物业是由地铁公司统筹安排的。所以，他会想到如果我给这两个楼之间把通道修好了，会增加客流，我的利润会最大化。但如果你把这块土地给了其他的地产商，它做一个商场考虑出口就不会这样考虑，其实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人性化的问题。 PPP模式不是一件很简单容易的事情 目前我个人认为国内的轨道交通的机遇巨大。我刚才给大家的数据，如果在40个城市修地铁，每个城市修200公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目前为止，全球地铁公里数最长的，可能会让大家大跌眼镜，是韩国的首尔目前为止修的地铁网络最长。但再过几年全球地铁线路最长的应该是北京、上海、广州。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世界上有一个组织，就是全球所有做地铁的公司形成的一个协会，参加年会，前十名中除了香港地铁外没有别的都是欧美的地铁，从去年开始挤进了三家具有地铁长度最长、客流最多的公司，北京地铁、上海申通和广州地铁。所以，我个人非常乐观，在这个领域里，将来中国的发展机会是巨大的。 挑战是什么？首先刚才提到的PPP，目前中国在PPP方面是没有立法的。地方政府认为PPP就是一个融资工具，你拿钱来咱们一起玩。这个东西不利于将来我们的健康发展。二是我刚才提到的关于土地的利用问题，香港的模式目前无法复制。 国内鼓励发展PPP模式。但PPP模式，虽然中央给了很多的政策，但目前能够真正拿出手的成功案例，我知道在轨道交通方面只有北京4号线能够拿出手。PPP不是一个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做到最后以失败告终，它是一个政府公共服务和私人资本双方进行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长久的、可持续的合同。双方遇到问题要协商。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当香港地铁承接了北京4号线的时候，北京政府突然间觉得要开奥运会，地铁票价要降为2元，所有谈好的合同就全泡汤了，这个时候双方要坐下来好好研究，一方面要保证公共服务的持续，同时要保证社会资本至少能够不赔太多钱，这种情况下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PPP模式在国内现在有些走偏了。刚才我说到各个地方政府财政窟窿非常大，地方政府对PPP理解参差不齐，有的人理解PPP概念，有的人不理解这个概念。其实我用一个最简单的版本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PPP，除了刚才我说的社会资本和公共服务之间的伙伴关系之外，传统意义上的地铁是怎么做的？我们叫做DBFOM，D是设计，B是建设，F是融资，O是运营，M是metro，传统意义上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把DBFOM都包下来，同时也把DBFOM所有的风险都揣兜里。这个东西的优势是政府一句话办地铁，办的就来了。但它的劣势是做设计的人永远不管做运营的人，设计的人只需要设计费，政府把设计费拍这里5亿，我给你把地铁线设计出来，其他的我不管了。至于说这个出口在哪里合理，车怎么掉头更合适，换乘线是否合理，做设计的人没有理由研究太多，他们只赚设计费。建设人员一旦150亿接了这条线，只考虑建的更省钱，这里面不可避免有豆腐渣工程。融资的人只是说你给我一个10%的回报点，其他的事我不管，我出钱，但几年之后我要多少银行贷款，拿多少地就走了。运营的人发现我接过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运营，同时产生了很多维修成本。所以，DBFOM这个链条连在一起是地铁从建设到运营的过程，但以往的做法是政府把这一揽子包下来都做了，担风险也全拿到手了。现在的PPP是把这五个东西分开，设计的人必须要知道最终使用的人合适不合适。你这个设计的不好，我最后不给你钱。我政府提出公共服务的标准，你满足我的标准我给你钱，不满足标准不给钱。所以私人资本一定要满足政府的标准，政府不需要大包大揽，只需要设计好标准就够了。所以，港铁希望做的事是政府不填这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第二，政府不要大包大揽，因为政府做再多的设计，还是要老百姓出那个出口，你的设计是永远不满足人性化的，你让懂设计的人甚至让老百姓自己调整出口到底在哪里。 在香港有一个建筑物的标识牌子，去哪个都有一个箭头，是非常人性化的设计，目的是可以非常快的疏散。在港铁有不成文的规定，不管这一列车里坐多少人，疏散的乘客一定要在1分钟内整个站台全光，否则的话无法在香港这个地方一天运行500万的客流。（本文根据演讲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上的发言整理）
2015年10月19日 -
高志凯：“习奥会”网络安全成果让全世界看到希望
专家简介高志凯，中欧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希望中美在网络安全方面不仅能解决双方之间的恩恩怨怨，还能引领全世界，推动国际社会缔结网络安全行为准则。网络应是用于和平、发展的目的，而不是用于战争、恐怖和破坏。 2015年9月22-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联合国发表演讲。在习近平访美的49项成果清单中，互联网领域的6项成果成为亮点。环球网记者特就网络安全方面的话题采访到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高志凯。他表示，此访成果为中美创造了一个对话解决分歧的机会，是重大突破。中国不仅在全世界面前摆出负责任的大国姿态，更让全世界看到希望。 据悉，中美在应对恶意网络活动、制定网络空间国家行为准则等方面达成一致，决定建立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双方承诺，共同继续制定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中美双方欢迎2015年7月联合国“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通讯领域的发展”政府专家组报告，该报告旨在处理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和其他涉及国际安全的重要问题。双方也同意，就此话题建立一个高级专家小组来继续展开讨论。 对于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的共识和成果，高志凯表示，此前，舆论把中美网络安全问题越炒越厉害，甚至炒到“世界末日快要到了”这一程度，习主席此次的出访成果使这种声音告一段落。中美之间发生网络攻击是事实，此成果令双方可以在攻击事实发生后坐下来好好谈，为中美创造了一个对话解决分歧、问题的机会。 由于网络具有脆弱性和匿名性，高志凯指出，中美之间发生的网络攻击不能确定就是两国政府所为。举例来说，美国指责中国对美进行网络攻击，由于发生攻击的原因很多，虽然查到的攻击发起地点是“中国”，但存在他国人在中国境内实施攻击的情况，或者是实施者在别国发起攻击但使用技术手段使查出的地址显示为“中国境内”。可见，一旦两国间发生网络攻击事件，仅凭一个国家是永远说不清的，只有“攻击国”和“被攻击国”互相合作才能弄清真相。 中美两国此次达成承诺，若以后再发生网络攻击事件，双方应该合作而不是搞分歧，双方应互相提供证据，以便进行调查研究、弄清事实，进而规避风险。此访成果显示出，中美之间在网络安全方面应是合作，而不是对抗。 “由于中美是互联网大国，双方在网络安全方面‘闹’，会使全世界都不得安宁。”高志凯如是说。此访成果更为重要的意义是，让全世界充分认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更让全世界能够看到希望。中美在网络方面做出基本承诺，双方能够不断努力，从而通过合作，解决分歧。中美在全世界面前做出榜样，做出表率，让全世界放心。 高志凯对环球网表示，这次高峰会谈也是一个“开始”。他解释道，中美虽然没有解决网络安全方面的所有分歧，但此成果表明两国在全世界面前摆出了负责任的大国姿态，中美要推动在全世界范围内达成国际网络安全、行动准则，以填补现阶段空白。 高志凯通过环球网呼吁，希望中美在网络安全方面不仅能解决双方之间的恩恩怨怨，还能引领全世界，推动国际社会缔结网络安全行为准则。网络应是用于和平、发展的目的，而不是用于战争、恐怖和破坏。本文刊于《环球时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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