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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海归之后：最大的痛苦，是中国的人际关系
2013年9月，饶毅卸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有人说，这两年，饶毅沉默了很多，或许他已经开始逼迫自己适应现实国情了。饶毅的回答是，他坚持做的两件事——科学文化传播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目标永远是动态的。“这样的目标才有趣。”他说，有合适的机会，他还是会站出来呼吁，或者身体力行。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十一假期的午后，燕园的阳光不错。一年前，饶毅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都搬到了校园东南角的一栋楼里。这一次办公室和实验室终于集中起来了。每天早上起床，他再也不用纠结，到底是去办公室，还是去实验室。饶毅新办公室北面的墙边，倚着一个大书柜，门是透明玻璃的，里面塞满了英文大部头。饶毅穿着红毛衣，靠在书柜玻璃门前的椅子上。他现在的生活，除了到北大授课，指导学生实验，参加学术讨论，就是为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撰文选稿。说到《知识分子》的时候，他眼睛亮了起来。“这是我坚持了42年的事情。”饶毅说，创办《知识分子》，和他小学四年级时，和小伙伴一起办墙报一脉相承。因为，都是和一群人，做好玩、有意义的事情。8年前，饶毅和施一公先后回国到北大和清华任教，当时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随后，在北大生科院院长任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撰文抨击科研体制和文化、2011年落选院士，都一度将他推上风口浪尖。饶毅说，他坚持做的两件事——科学文化传播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目标永远是动态的。“这样的目标才有趣。”他说，有合适的机会，他还是会站出来呼吁，或者身体力行。分享知识是好玩、有意义的事10月5日下午5点30分，诺奖委员会传来捷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饶毅的晚饭时间被密集的电话打断，他停下晚饭，开始为他主编的微信公号《知识分子》撰稿。文章是旧文，是2011年饶毅与人合作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屠呦呦和张亭栋从中药中发现化学分子的成就。在公号推送文章的按语中，他连发了六个反问，希望大家反思中国科学界的问题。比如我们的体制，在浪费钱，还是能够出现更多的重要工作?我们的文化，是在压制人，还是能够支持更多的屠呦呦、张亭栋?我国科技界由无德、无才、无能主导的现象，是否应该得到改变……文章当天的阅读量超过了50万。作为一个刚刚上线一个多月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成绩让他很满意。与此前和鲁白、谢宇创办的《赛先生》相似，《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致力于传播科学知识的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上线后，饶毅除了撰写科普文章，偶尔也写影评。对于传播科学知识，饶毅和编辑们近乎狂热——公众号每天只能推送一次，一天晚上23点，编辑部刚刚推送文章后，凌晨刚过又迫不及待推送了新的一期。每天早上醒来，饶毅看到好玩的科学研究成果，或者不错的文章，都会发给编辑部，让编辑找时间在公号上推送。在他看来，每一次分享，都是在和公号背后数目庞大的订阅者“共享人类的知识、共析现代的思想、共建智趣的中国”。漩涡中的改革时间回到八年前，45岁的饶毅刚刚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呼吁了多年的中国科研教育体制改革，这一次，终于找到了支点。甫一上台，关于学院机制体制、改变院内学术风气的政策迅速铺开：教授预聘制，2007年以后，新晋科研人员的起步职称只能是助理教授，十年内两次通过国际同行评审才能晋升;实验室交接制，一改原有的“大教授培养小教授”制度，“老教授”退休后，PI(实验室负责人)不能由原有的副教授自动接管，而要全球海选;学生课程改革，本科生革新授课方式，研究生实行轮转制……“改革带来了一些可喜的变化。”饶毅兴奋地说。比如学生们学习的动力更足了。饶毅说，他从学生中感受到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就连中秋节，学生们也要拉着他去学术讨论。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这几年生科院培养出的学生，出国的人数更多了，“可见学生和国际更接轨了。”多位受访的北大生科院老师也向新京报(微信公众号ID：bjnews_xjb)记者表示，确实感受到了改革带给学院的活力。一位老师举例，饶毅改革中建立的公共仪器中心，改变了以前实验器材被一些老师独占、成为私有财产的状况，“器材的利用率提高了很多”。但改革总是伴随着阵痛。学院内部，支持的声音有多少，反对和怀疑的声音，就有多少。2008年，当饶毅提出要关闭一个木本植物发育生物学实验室时，立刻遭到该实验室负责人、一位退休教授的反对。这位老教授在网上发帖，希望饶毅“刀下留人，不要将基础科学赶尽杀绝。”饶毅在博客上做出了回应：PI(实验室负责人)的决定权在学校，不是在个人，而且每个PI都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这个事情的结果是，实验室最终关闭，人员得到妥善安排。但这位老教授却永久地站在了对立面。北大生科院的一位老师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个事情恰好反映了学院内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无法融合的现实。但生科院的一些老师，还是敬佩饶毅当年推动改革的勇气和魄力。“他的改革很有成效，可惜北大是一个老学校，里面的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还有一些想法很好，但被困于中国特色。”一位老师评价。2013年9月，饶毅正式卸任。一次午饭，生科院的一位老师问他，为什么不愿意继续当院长。饶毅想都没想就回：“你见过哪个院长，做出杰出成就的?”其实此前，饶毅已经多次表达过卸任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卸任院长职务，才能知道是否建立了稳定的体制机制，才算真正完成改革。如同他在2003年时，把主持了三年的bio2000课程，交给其他老师主持一样。“不同的老师，才能让学生学到更多的东西。”“四十几岁学吹打”饶毅觉得，比起老教授的“明枪”，让他更苦恼的是“暗箭”。“我最大的痛苦来自于中国的人际关系。”至今为止他都觉得，回国后的前两年，面对内忧外患，是他最苦闷的时期。比如一些不喜欢他的人，在某些项目评审中有倾向性，刻意为难他的项目。比如原来关系要好的朋友，在他当院长之后，莫名其妙地开始疏远他。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拼凑起了饶毅最苦闷的两年。国内的同龄人已经浸润在这种文化里，对所有的恶意都做好了准备，而他离开中国22年再回来，要重新交学费，是“四十几岁学吹打”。那时候，饶毅大多数朋友都在美国，儿子年纪还小。“不知道要跟谁说，因为难以确定谁值得信任。”他担心，如果向别人倾诉，万一被说出去，可能会让事情更加恶化。彼时，同是改革合作伙伴的施一公，是他的主要倾诉对象。对施一公来说，那也是他们抱团取暖的时光。一次，施一公发短信给饶毅，倾诉他的挫折和苦恼。几分钟后，饶毅回信：“千万不要轻易撤，困难肯定很多，本来就是要克服才来的。”没等回信，饶毅又来了第二条短信，“如果要撤，提前告诉，也许一道：当然最好不要，单枪匹马太难了。后来，施一公说，他当时也没有想过要撤。与好朋友共同进退，互相倾诉，就是苦闷最好的排解方式。鲁白和梅林，是大洋彼岸的支持者。“每天要接到饶毅的三四封邮件，一个礼拜打好几次电话，有吐槽，但更多是苦水。”鲁白向新京报记者回忆，他能做的只是安慰，让饶毅坚持。饶毅觉得，自己具有过滤负面情绪的特殊功能。“时间一长，什么都忘了。”多年前的苦闷，当时化成苦笑，最后都不记得了。“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成功就是从失败到失败，也依然保持热情’，对我来说，是‘高兴就是从痛苦到痛苦，也依然保持热情’”。他说。这段时光，反向激励了鲁白。看多了饶毅的倾诉，还在美国的鲁白觉得“回国遇到的困难也不过如此嘛”。2009年，鲁白也回国，出任一家跨国公司中国区研发部副总裁。做一个有趣的人卸任之后，饶毅觉得生活更加纯粹了。最喜欢的科研和教学重新回归，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偶尔他还会想起，网友曾把他叫做“科学界的鲁迅”。因为2004年和2010年，他在《自然》增刊和《科学》与人合作撰文抨击中国科研教育体制，犀利直白的言辞，让人印象深刻。时过境迁，饶毅觉得，“批判性的建设者”这样的标签也已不再适合他。现在，他更希望做一个有趣的人。在学生和朋友眼里，他早已经是“我行我素的半老顽童”。饶毅的一位学生回忆，一次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年会上，大家都在认真听报告，突然发现前排有水滴下来。大家都以为是房顶漏水了，最后才发现是饶毅悄悄把水洒到了空中。另一次，是他和施一公一家去京郊一个度假村。碰巧，度假村里正在举行一场婚礼。还没和施一公聊几句，饶毅就跑到婚礼现场与人交谈了。施一公还有些纳闷，以为饶毅碰到熟人了。不一会儿，饶毅灰溜溜地回来了，说他假装新娘的舅舅进去，结果被新娘家人发现了。再比如，当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普通人连名字都听不懂的项目时，他研究的是果蝇打架和小白鼠的性取向问题。饶毅的一位学生说，饶毅在科研方面的兴趣很广泛，很喜欢有趣的研究。北大生科院不少学生还记得，2009年元旦晚会上，饶毅和学生一起表演相声《讨饶》的段子。学生问：“你和施一公写中国科学教育应该改革的文章，赚了多少稿费?”饶毅回：“他们经常忘记给我稿费。”忘给稿费当然是一句玩笑，但写文章的初心——推动科研教育体制改革，饶毅从未忘记。短暂的沉默可能只是缺少时机。鲁白说，饶毅永远懂得在适当的时机推动相应的改革。比如，2011年，饶毅落选院士，立刻撰文声明以后不再参加中科院院士评选，本意是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科学家的评价方式上来。“他不在意这个声明可能带给他的负面影响，他是无私无畏的。”屠呦呦获诺奖或许就是这样的时机。从10月5号开始，在《知识分子》上，饶毅每天都编发有关屠呦呦的文章，每一篇都不忘反思中国科研体制。在这个时刻，他一直坚持的两件事——科学文化传播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第一次实现了统一。文章选自《新京报》，2015年10月15日
2015年10月19日 -
【理事观点】易珉：PPP模式成功关键在于“各司其职”
城镇化最终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香港铁路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出门上班、送孩子上学、看病等等需求打包在一起，用轨道+物业（R+P）、轨道+社区的连接，打造了最现代化的城镇化的生活。 10月14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在CCG北京总部举行， 香港铁路公司中国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易珉在圆桌会上发表“未来交通与城镇化发展”主题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60年代就有了北京的第一条地铁，但从那时开始发展就一直非常缓慢。而当时香港还是荒蛮之地，什么都没有。70年代香港开始修地铁。 城镇化，最核心的我认为是提高人的生活品质，盖多少楼、修多少桥、修多少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提高整个民族的生活品质，这是最重要的。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很多实际的具体运作方法，像“一带一路”、走向国际等等。目前国内的发展处在这样的状况，过去几十年我们沉睡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需要城镇化、需要大众交通和公共交通。这时候我们一夜梦醒，要做轨道交通。相应中央给的政策也非常到位。 发改委批了将近40个城市修地铁，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修地铁，一公里成本是10亿。这仅仅是个开始。之所以说地铁烧钱，是因为地铁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一旦开通了不能关掉，不像工厂公司运行不下去了就关掉，它是不可能的。同时它具备了公益服务的一部分。实际上它在城镇化的城市里，包括有人群的地方，作为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存在下去。 港铁模式是世界公认的成功城铁模式 很多人就有疑问。世界上所有做轨道的公司，没有一家是赚钱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部分是公益的，有社会效应在里面。但恰恰有一家是赚钱的，就是香港地铁。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香港地铁在过去的时间里摸索出的一套赚钱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这种模式我们能否引入中国，能否借鉴和复制，这是我们要探讨的东西。 香港地铁公司1975年成立，是香港政府全资拥有75%的股份。很多人问你们是跨国公司？实际严格意义上我们是香港的国企。2007年它和九广铁路合并。香港这里传统上叫大铁路、小铁路，轨道交通都是铁路，只是地上地下的问题，宽窄的问题，车底下长短不一的问题。今年市值是2000多亿港币。它的票务收入只占很少部分，做轨道交通的公司真正靠卖票挣钱非常少，但它到底靠哪些盈利呢？比如在内地运营的北京4号线、14号线、16号线、还有杭州和深圳做的合资企业的地铁线路是一部分。国际上我们有在英国伦敦的地上铁，还有伦敦地铁里有一段cross road。还有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澳洲的悉尼和墨尔本也是港铁来运行，所以它是一个跨国的专业轨道运营公司。同时它有一多半的收入来源是物业开发和物业持有。所以，香港铁路院线叫做香港地铁，2007年和九广铁路合并，名字叫做香港铁路（MTR）。 香港地方不大，我给大家一组数据，相当于北京三环里面这么大的地方，一千多平方公里。在这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中75%是不可用的，因为是山和海，再剩下25%的土地里预留了5%的土地，所以香港的发展过程是非常可持续化的，是城镇化的非常优秀的典范。即便今天你和香港政府谈还有没有地，它依然有地来发展。按照传统意义上，我们改革开放没有多少年，我们很多地方已经把地卖光用光了，这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现有的公里数是221公里的地铁，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部分。同时这里面没有的一组数据是香港这个城市公共交通的出行率达到90%以上。香港人口700万，相当于一天有600万人口坐公共交通，这个数字没法和北京比。它怎么实现的呢？香港铁路除了是世界上最赚钱的轨道公司之外，它是世界上准点率、列车间距率和安全率最优秀的企业，它能够实现的准点率达到99.9%。行驶175公里才出现一次5分钟的延误。我只是想说香港这个城市之所以成为东方明珠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城市之一，最重要的是公共交通解决得好，地铁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香港除了那些投行，你家里有人能够给香港铁路打工是非常荣幸的。 港铁成功之源在于轨道+物业 港铁所谓成功之源是轨道+物业，现在我们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思路诠释轨道到底能给人类做什么工作。轨道交通的最高境界是让人类少出行，这和传统的理念不同。因为修轨道的目的是让大家多出行，其实城镇化最终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提高人们生活品质的结果是让人类少出行，假设你不出门就上班，不出门东西就送到你家里，这是人类将来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你要出门上班、送孩子上学、看病等等，但香港铁路把这些东西打包在一起，用轨道+物业（R+P）、轨道+社区的连接，打造了最现代化的城镇化的生活。所以，通过这样的成功模式在世界上摸索出这么一套东西，现在这套东西是被复制到了伦敦、澳洲、斯德哥尔摩、北京的4号线、14号线，今年年底14号线大望路就要开通一截了。杭州西湖边上的1号线和深圳4号线。 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破天荒的从来没有过的，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出现了一个英文词PPP，这个概念是说我们如何把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本做结合，让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本最大化。因为公共服务没有办法，它只是提供给大家社会效应。但一味让政府往里投钱，刚才也说到了地铁是非常耗钱的工程，一公里10亿，北京这种城市现在已经达到13亿，有的二线城市大概8、9亿，这不是最耗钱的地方。最耗钱的地方是维持目前北京这样的地铁网，一年的运行成本100到150亿，如果你有一个地铁网每年政府不说盈利，光是要拿出维持这个系统运行要花100到150亿。我们国家很多二三线城市政府收入只有二三百亿，政府可支配的比二三百亿还低。那么我们可以算一下，如果一个城网的长度以200公里计算，一公里10亿，加上200公里的地铁网一年运行成本在50到100亿，甚至有的地方到150亿，在今后的20年这是多大的财政窟窿，所以，政府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李克强总理提出了PPP合作模式。 轨道+物业是港铁成功的精髓。首先它不需要政府资金的投入，所谓的PPP是社会资本负责承担这个风险，我们用特许经营30年，相当于政府盖了一个空楼，我装修一个星巴克的咖啡来卖，卖了30年，最后所有的设备、所有的环节要跟我刚开业的时候标准是一样的再还给政府，这就是特许经营的概念。PPP是什么概念呢？是最终由私人资本运行30年后，有些地方不同的行业，PPP可以做的项目，比如政府的监狱项目、医院、学校都可以做PPP，轨道交通是一个特例，30年之后我要按照开业头一天所有运行标准和设备的更新度再还给政府。这里面对我意味着什么？在30年过程中所有的设备更新、地震、不可抗力、财务问题、人员问题，汇率问题都要由私人资本来承担，但剩下的东西是我在三十年后交还给政府。政府收获的是有人做了这个东西，最后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收了。三十年后政府如果说满意你的服务，可以继续在做三十年，它是这样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过程。 港铁利用了它所有在香港发展的优势，在国内的发展目前是用这样的方式。比如我们在深圳的“天颂”项目是头一个，因为北京项目没有办法用港铁的土地+轨道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土地是招拍挂。用土地来补偿轨道交通高铁，我们也在一直推动这个事，包括CCG，我们都在写很多东西报给国家。 轨道+物业的运营方案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我的地铁拿出来之后，我不是白那政府的地。在政府没有修地铁的时候，这块土地值多少钱，我是要付给政府的，这块地是我买过来的。但是修完了地铁以后，这块土地升值了，我在这块土地上盖的房子和物业产生的升值空间是由我和政府分享的。用这块升值的钱来养地，是这个模式最核心的地方。但有的人会说，这和国内的土地招拍挂一样，谁拍的钱高就把钱给谁。政府还是拿了多少钱在政府兜里，然后我再把这个钱给谁不就行了？其实不是这样，本位主义就是这样，地铁的人只管地铁，物业的人只管物业。地铁的目的是让人们最方便，但是我们发现如果你们到了香港，看香港地铁的出口再看北京地铁的出口，你就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种模式发展地铁，而不是用招拍挂的模式发展地铁。因为用招拍挂的方式地铁公司只做地铁这件事，管不了人怎么走方便。北京很多以前发展的地铁项目，你如果去西直门、木樨地，坐一次1号线和10号线会发现换乘不方便。但如果我们有这种协同效应，也就是说政府土地划拨的时候，划拨给地铁上有经营地铁权的人，他们在发展地铁的时候会充分考虑，这个楼宇间我用什么样的通道和出口来解决这个问题。 香港的所有交通是分层的，在香港人车永远是分流的，老城区不说了，因为有遗留问题。现在新城区的发展，香港车速为什么在街道这么窄的情况下开这么快，主要是因为街上没有人。人怎么走？楼与楼之间要么空中有通道，要么地下有通道，这些是由地铁公司修的通道，地上盖的物业是由地铁公司统筹安排的。所以，他会想到如果我给这两个楼之间把通道修好了，会增加客流，我的利润会最大化。但如果你把这块土地给了其他的地产商，它做一个商场考虑出口就不会这样考虑，其实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人性化的问题。 PPP模式不是一件很简单容易的事情 目前我个人认为国内的轨道交通的机遇巨大。我刚才给大家的数据，如果在40个城市修地铁，每个城市修200公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目前为止，全球地铁公里数最长的，可能会让大家大跌眼镜，是韩国的首尔目前为止修的地铁网络最长。但再过几年全球地铁线路最长的应该是北京、上海、广州。因为在过去三十年世界上有一个组织，就是全球所有做地铁的公司形成的一个协会，参加年会，前十名中除了香港地铁外没有别的都是欧美的地铁，从去年开始挤进了三家具有地铁长度最长、客流最多的公司，北京地铁、上海申通和广州地铁。所以，我个人非常乐观，在这个领域里，将来中国的发展机会是巨大的。 挑战是什么？首先刚才提到的PPP，目前中国在PPP方面是没有立法的。地方政府认为PPP就是一个融资工具，你拿钱来咱们一起玩。这个东西不利于将来我们的健康发展。二是我刚才提到的关于土地的利用问题，香港的模式目前无法复制。 国内鼓励发展PPP模式。但PPP模式，虽然中央给了很多的政策，但目前能够真正拿出手的成功案例，我知道在轨道交通方面只有北京4号线能够拿出手。PPP不是一个很简单很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做到最后以失败告终，它是一个政府公共服务和私人资本双方进行合作伙伴关系的一个长久的、可持续的合同。双方遇到问题要协商。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当香港地铁承接了北京4号线的时候，北京政府突然间觉得要开奥运会，地铁票价要降为2元，所有谈好的合同就全泡汤了，这个时候双方要坐下来好好研究，一方面要保证公共服务的持续，同时要保证社会资本至少能够不赔太多钱，这种情况下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PPP模式在国内现在有些走偏了。刚才我说到各个地方政府财政窟窿非常大，地方政府对PPP理解参差不齐，有的人理解PPP概念，有的人不理解这个概念。其实我用一个最简单的版本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PPP，除了刚才我说的社会资本和公共服务之间的伙伴关系之外，传统意义上的地铁是怎么做的？我们叫做DBFOM，D是设计，B是建设，F是融资，O是运营，M是metro，传统意义上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把DBFOM都包下来，同时也把DBFOM所有的风险都揣兜里。这个东西的优势是政府一句话办地铁，办的就来了。但它的劣势是做设计的人永远不管做运营的人，设计的人只需要设计费，政府把设计费拍这里5亿，我给你把地铁线设计出来，其他的我不管了。至于说这个出口在哪里合理，车怎么掉头更合适，换乘线是否合理，做设计的人没有理由研究太多，他们只赚设计费。建设人员一旦150亿接了这条线，只考虑建的更省钱，这里面不可避免有豆腐渣工程。融资的人只是说你给我一个10%的回报点，其他的事我不管，我出钱，但几年之后我要多少银行贷款，拿多少地就走了。运营的人发现我接过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运营，同时产生了很多维修成本。所以，DBFOM这个链条连在一起是地铁从建设到运营的过程，但以往的做法是政府把这一揽子包下来都做了，担风险也全拿到手了。现在的PPP是把这五个东西分开，设计的人必须要知道最终使用的人合适不合适。你这个设计的不好，我最后不给你钱。我政府提出公共服务的标准，你满足我的标准我给你钱，不满足标准不给钱。所以私人资本一定要满足政府的标准，政府不需要大包大揽，只需要设计好标准就够了。所以，港铁希望做的事是政府不填这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第二，政府不要大包大揽，因为政府做再多的设计，还是要老百姓出那个出口，你的设计是永远不满足人性化的，你让懂设计的人甚至让老百姓自己调整出口到底在哪里。 在香港有一个建筑物的标识牌子，去哪个都有一个箭头，是非常人性化的设计，目的是可以非常快的疏散。在港铁有不成文的规定，不管这一列车里坐多少人，疏散的乘客一定要在1分钟内整个站台全光，否则的话无法在香港这个地方一天运行500万的客流。（本文根据演讲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上的发言整理）
2015年10月19日 -
高志凯：“习奥会”网络安全成果让全世界看到希望
专家简介高志凯，中欧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希望中美在网络安全方面不仅能解决双方之间的恩恩怨怨，还能引领全世界，推动国际社会缔结网络安全行为准则。网络应是用于和平、发展的目的，而不是用于战争、恐怖和破坏。 2015年9月22-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联合国发表演讲。在习近平访美的49项成果清单中，互联网领域的6项成果成为亮点。环球网记者特就网络安全方面的话题采访到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高志凯。他表示，此访成果为中美创造了一个对话解决分歧的机会，是重大突破。中国不仅在全世界面前摆出负责任的大国姿态，更让全世界看到希望。 据悉，中美在应对恶意网络活动、制定网络空间国家行为准则等方面达成一致，决定建立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双方承诺，共同继续制定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中美双方欢迎2015年7月联合国“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通讯领域的发展”政府专家组报告，该报告旨在处理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和其他涉及国际安全的重要问题。双方也同意，就此话题建立一个高级专家小组来继续展开讨论。 对于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的共识和成果，高志凯表示，此前，舆论把中美网络安全问题越炒越厉害，甚至炒到“世界末日快要到了”这一程度，习主席此次的出访成果使这种声音告一段落。中美之间发生网络攻击是事实，此成果令双方可以在攻击事实发生后坐下来好好谈，为中美创造了一个对话解决分歧、问题的机会。 由于网络具有脆弱性和匿名性，高志凯指出，中美之间发生的网络攻击不能确定就是两国政府所为。举例来说，美国指责中国对美进行网络攻击，由于发生攻击的原因很多，虽然查到的攻击发起地点是“中国”，但存在他国人在中国境内实施攻击的情况，或者是实施者在别国发起攻击但使用技术手段使查出的地址显示为“中国境内”。可见，一旦两国间发生网络攻击事件，仅凭一个国家是永远说不清的，只有“攻击国”和“被攻击国”互相合作才能弄清真相。 中美两国此次达成承诺，若以后再发生网络攻击事件，双方应该合作而不是搞分歧，双方应互相提供证据，以便进行调查研究、弄清事实，进而规避风险。此访成果显示出，中美之间在网络安全方面应是合作，而不是对抗。 “由于中美是互联网大国，双方在网络安全方面‘闹’，会使全世界都不得安宁。”高志凯如是说。此访成果更为重要的意义是，让全世界充分认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更让全世界能够看到希望。中美在网络方面做出基本承诺，双方能够不断努力，从而通过合作，解决分歧。中美在全世界面前做出榜样，做出表率，让全世界放心。 高志凯对环球网表示，这次高峰会谈也是一个“开始”。他解释道，中美虽然没有解决网络安全方面的所有分歧，但此成果表明两国在全世界面前摆出了负责任的大国姿态，中美要推动在全世界范围内达成国际网络安全、行动准则，以填补现阶段空白。 高志凯通过环球网呼吁，希望中美在网络安全方面不仅能解决双方之间的恩恩怨怨，还能引领全世界，推动国际社会缔结网络安全行为准则。网络应是用于和平、发展的目的，而不是用于战争、恐怖和破坏。本文刊于《环球时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0月15日 -
李彦宏：百度是不是 Google 并不重要
理事简介李彦宏，百度公司董事长兼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最近李彦宏在 DCM Ventures 大会上接受了 Re/code 的专访，在专访中，李彦宏介绍了百度未来的 O2O 发展战略。我们选取了访谈中的内容进行编辑，希望给大家带去一些有关 O2O 的新观点。 从这篇专访中我们看到，百度似乎不再是大家口中的中国版 Google，这个搜索引擎起家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展开大规模的 O2O 业务拓展。或许在公司建立之初，李彦宏曾设想百度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公司。不过现在，他认为百度未来的发展重点是 O2O ，而百度将成为连接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组织体。 百度向 O2O 模式的转换和中国互联网转型密切相关。我们看到，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中国网民数量正在经历快速增长，而国人连接互联网的方式正在从 Web 端转向移动端。在 2012 年末百度就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在移动端访问网站来获取信息，而李彦宏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将百度从一个桌面搜索公司转变为一个移动搜索公司。两年后百度在移动端的搜索流量超过了桌面搜索流量。 尽管如此，移动端搜索服务的转变对百度来说并不够，李彦宏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百度需要一个闭环的商业模型，将用户稳稳的抓住。如果用户在各种各样的 App 上花费了很多时间，那么百度就在丢失这些客户。” 当时，百度看到用户正在使用更多的 App 来获取及时的信息和服务。“如果大家都在使用App，那搜索引擎就没用了。”李彦宏解释道。 “利用 O2O 模式，我们可以将把用户锁定在百度的 App 和服务中 。百度会让整个中国的经济更有效率。” 李彦宏说。（编者注：这里提到的百度 App 可能是指现有用户体量大的百度地图、百度钱包和百度团购） 向 O2O 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源自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审视。李彦宏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仅仅发展了 30 年，实体经济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相结合共同发展才能获得更高的市场效率。”李彦宏用电影票的例子解释道，“当百度决定提供利用线上订电影票的服务时，我们看到平均一场电影的入座率只有 15%，大量的资源正在被浪费。通过 O2O 模式——线上订票线下观影，入座率可以达到 50%，甚至 80% 。” 目前，在百度订电影票有两个渠道，分别是百度团购和百度糯米。 O2O 模式为百度带来的是广告收入的增长，这对百度来说十分关键。李彦宏说：“尽管现在 O2O 业务是赔本的，但未来一定会盈利。O2O 模式下，99%的线下广告投放人都是百度的新客户。新客户是百度广告业务的增长点。在之前，这些新客户是没有能力做线上推广的。” 李彦宏举例说，“从前小餐馆没有资源为自己打广告，现在百度为它们拍照再放到网上，用户通过百度了解这些餐馆，再到线下体验服务。” 在 2014 年 12 月，百度战略投资打车软件 Uber，这一举动被外界看作是百度迈向 O2O 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李彦宏解释了投资 Uber 的原因：当投资Uber 时，我们看重的是战略价值。一是我们可以为 Uber 提供百度地图，二是可以为 Uber 提供支付系统百度钱包。 百度和 Uber 的合作并没有止步于打车，李彦宏说：“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发展的可能，只要逻辑说得通。百度的终极目标就是效率更高的提供给用户更好的服务。” 在被问及百度和 Google 的区别时，李彦宏笑着说：“两家公司将会越来越不同，百度大多数的资源将用于连接人与服务。”文章选自网易科技，2015年7月28日
2015年10月15日 -
张旭东：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道路
专家简介张旭东，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东亚研究系主任,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研究系教授张旭东阐述中国梦想与中国道路之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一书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沪出版面世，并于日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举行了出版了座谈会。。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的核心问题，张旭东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所谓文化政治，无非是在讲，我们今天在改革、在进步、在启蒙，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自信，要意识到自己是在探索。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文化政治就是哪种文化成为普遍性文化的问题 张旭东认为，任何一个看似偶然、看似独特的文化或者文明实体，一旦形成一个文化系统或文明系统，它必然存在内部的普遍性，“普遍性不但对自我理解来说是普遍的，而且对别人来说也是普遍的。” “中国人想的问题是所有的问题，西方也是这样，所有的文明其实都是这样，这就造成了局部文化世界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它的具体形态和实践是特殊的，但是所要达到的目标或解决的问题是普遍的，“这就造成了每一个文明实体都是要扩充自己的边界，都要变成普遍的问题，那么哪种普遍性更普遍，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这就是文化政治。”张旭东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在张旭东的观察里，今天的中国在很多层面，我们是被套在西方的观念里的，“技术、科学，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靠现代化、现代性。人家是普遍的，我们是特殊的，我们在学，但还没学好。这个我认为没有必要去争辩。”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制度、伦理、情感世界等，这里面每个民族是不同的，历史成分不一样，思维方式、地理条件不一样，“至少还保存着自身文化成为普遍性的可能，还是要留住这样的一个空间。”探讨中国道路必须处理好两个30年的关系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一书中非常吸引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鸿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问题。在王鸿生看来，这两个30年联续中间有断裂，断裂中间有连续，张旭东引入了一个“主权者”的概念来勾连这个问题，比较具有说服力。 但他认为仍然有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因为张旭东所谈的范围只是就中国本身自我而言，但没有看到“这两个30年的参照在哪里，这两个30年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30年是和整个国际各种各样的变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得把国内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脉络的理由和正当性，和国际的变化处理好。” “因为这里面也涉及到国外一些人把邓小平看成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理论？我们现在不能简单说人家都很偏颇或是妖魔化，我们应该给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王鸿生认为张旭东是开了一个好头，“如果能够把外部世界这样一个参照系引进来、勾连起来，可能更好。”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也认为，讲中国的故事是要以中国为本位，但在讲的时候，也同时应该具有全球的视野、人类的光环。“仅仅的讲我们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很难把中国的故事讲清楚。” 张旭东对此回应道，“两个30年，如果毛泽东的道路和邓小平的道路是反的，那就没有中国道路了。” 在张旭东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30年和社会上的一些价值判断存在偏差：“我比较在意这种负面的影响，看了以后就想去反驳一下。用邓小平的30年否定毛泽东的30年，再往前就是否定五四，否定辛亥革命，这是要重新引出一个历史规律或是普遍性道路，是一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的一种倾向，就是在知识上让人觉得非常不满意的一种状态。” “但是如果正过来说，如果坚持中国革命往前走的话，如何理解两个30年的内在一致性，或是至少是连贯性，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张旭东认为，两个30年的关联点要比近代中国和儒教中国的关联点更重要，因为只有完成后两个30年一贯性的论述，后者的连贯性论述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就已经是历史终结了，国就不存在了。”在张旭东看来，论述这一问题的困难性“在于不是党自己要说清楚，而是知识界如何对媒体、舆论等说清楚。” 那么两个30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内在一致性呢？张旭东解释说，“毛泽东时代跟邓小平时代的关系，是如何处理实践的问题。毛泽东的实践有点像基督教，虽然那时候中国人一穷二白，但是在精神层面和政治层面上，已经达到天国了。” “邓小平就说暂时不谈来世，你就看现在吃什么，你想不想吃得更好，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钱，明年翻一番，这样就回到很具体的实践上来。在书中，我看上去是认同毛主席的，其实我认同邓小平的。真正的中国道路，文化政治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回到它的具体性来说，只能按照邓小平的道路走，这是中国道路。” 从文化政治角度来看，张旭东觉得，毛泽东的时代在政治性上更接近普遍性的存在。“但是毛泽东时代给我们建立起来的平台过早了，现在是怎么把我们从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平台，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来，然后在地上走，走的方向是毛泽东的那个高度，但是具体的道路要走邓小平的道路。”张旭东总结道。 在这些面对大众的文章里，张旭东一直希望能够抛掉学院腔，更加直白。“我觉得很多话如果三言两语说不清可能长篇大论也说不清，伟大的经典语言很多都是非常直白的。我们有现成的榜样，毛主席就是用最直白的语言和最深奥意思的大师，这一点没有人比得过他。”本文发表于澎湃新闻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0月15日 -
王辉耀：实现人才跨界、行业跨界才能成功
图为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 科技、教育激发新的增长潜力 我认为新经济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的科技、教育、全球化作用于传统经济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增长点或增长潜力，特别是一些颠覆性的、前瞻性的模式，包括刚才高红冰讲到的阿里巴巴的新模式，并且这种模式还在不断发展。 新经济还可能会遭遇老的挑战，比如网络对传统零售业的冲击很大，还给物流带来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认为，新经济实际上是科技、教育、人才以及新的模式等因素，作用于传统经济并带来的新变革、新突破。 经济还有哪些新的增长点？ 第一，中国输出的留学生很多，但是引入的留学生不多。外国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的比例不到1%，而其他国家普遍较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有更多新的增长点。 第二个就是城镇化。这里面也有很多新的政策红利有待于释放出来，比如城市中很多房产是空置的，农村里有也不少宅基地是空置的，但有很多农民工在城中村里蜗居。我们住房改革制度的推出也要考虑如何推动新经济的发展。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走向世界，中国今年对外投资可能要超过来华投资，这方面都有很多机会和潜力。 区域、行业、人才——跨界的三个维度 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跨界的方法越来越简便、手段越来越容易、跨界的人越来越多，比如谷歌、百度提高了学者的专业性，行业之间的门槛随着技术进步在不断降低。 跨界除了跨行业以外，还有跨国界和区域的问题。比如，虽然现在我们的经济做得很大，阿里巴巴也说要走向全世界，但在新的情况下，我们的国际结算、国际关贸、国际货物流动，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因为旧的关贸系统可能已经难以适应，这方面的跨界也是一种挑战。还有就是人才的跨界，美国对中国人才提供了可在10年内多次往返的签证，货物流动有WTO，资本流动有IMF，但是人才流动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流失国，我们没有相应的机构来管理。所以我觉得，跨界可能还要在区域和国际问题上做一些文章。 在全球化时代，仅仅考虑物质或者行业的跨度是不够的，实际上我们更要考虑人才的跨度。要考虑到各种机制的跨度和思想、物质全方面的跨度。中国要从13亿人里面选人才，就和从70亿人里选人才不一样，实现了人才的跨界才能让行业的跨界成功。文章选自新华思客，2015年9月14日
2015年10月14日 -
郑永年: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或是最大赢家
中国如果要在东盟国家获取任何“软力量”，对小国的一些反应必须有所节制，要有理性，要思考自己的反应是否会走向反面。 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日益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焦点这种局势，作为南中国海问题主要角色的中国，需要特别小心，理性地来处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有可能和主权争议国家发生冲突，更有可能和美国发生冲突。中国必须具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甚至危机。政策工具包括内外部政策的调整。从目前局势看，中国至少必须注意如下几个领域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 第一，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行为的反应应当有所节制，保持理性的态度。在东南亚国家看来，中国有些方面的做法经常缺少大国风范，因此很难确立人们对中国的大国认同。例如对菲律宾的态度。菲律宾所做的，尤其是其总统所做的，并没有得到很多东南亚国家的认同。相反，菲律宾的行为往往和东盟（亚细安）其它国家不合拍，人们对菲律宾多持有批评的态度。不过，每当菲律宾挑衅或者抗议中国的时候，必然遭到中国各个方面的口诛笔伐，很多超出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中国的一些人和机构往往把国内“骂人”的方法带到国际社会。这就产生了很多相反的效果。很多东南亚国家都会同情菲律宾，而不管菲律宾有多大的错误。在国际社会，人们总是同情弱者的。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是大国，而其它都是小国。这本身决定了中国在“软力量”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就说明了，中国如果要在东盟国家获取任何“软力量”，对小国的一些反应必须有所节制，要有理性，要思考自己的反应是否会走向反面。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大国对小国是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口诛笔伐。世界上只有小国和弱国对大国和强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相反。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和东盟国家打交道时，中国就不需要媒体战了。恰恰相反，中国要在媒体战场加倍努力。如本栏曾经所分析过的，现在的局势就是从前无声的“私下外交”的产物。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叫骂”，而是基于经验证据之上的理性论辩。有关人士和机构的“叫骂”，当然并非外交系统所能掌控的。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内部的协调。如果民间的情绪不能掌控，政府系统的情绪必须得到管控。 第二，中国可能不得不接受南中国海问题已经高度国际化这个事实。理想地说，中国－东盟关系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双边之间的关系，和域外的其他大国没有多大的关系。但现实已经不是这样了。东南亚国家和美国一直具有紧密的关系，美国和一些东盟国家更有同盟关系。如果东盟小国感觉到来自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压力或者威胁，这些国家很自然就要邀请域外大国来干预（或者如一些东盟国家所说的“平衡”）。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需要美国。实际上，即使没有中国，一些东南亚国家也仍然需要美国。东南亚的情况非常复杂，并非中国所能解决的。至少有几个问题和中国无关。文化、种族和宗教问题 首先是文化、种族和宗教问题。东南亚是多文化、种族和宗教地区，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之间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为了安全，一些国家需要域外大国即美国在本区域的存在。一旦遇到危机，他们可以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管控局面。第二，越南问题。越南在历史上一直具有扩张的野心和行为，这种行为不会因为越南成为东盟的一部分而消失。要遏制越南，东盟也需要其它域外大国的存在（实际上包括中国）。第三，印度尼西亚问题。印尼历来是东盟的“老大”，历史上也曾经对其它国家构成外交压力甚至威胁。所有这些因素证明了域外大国存在的合理性。对中国来说，不要把美国的存在的方方面面都视为是针对中国的。如果是那样，就很难处理好和东盟国家、和美国的关系。 第三，中国应当避免南中国海问题，成为日本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极好国际大环境和机会。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可以说是最大赢家。日本不仅在东海和中国叫劲，更是利用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关系的恶化，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随着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其必须追求本身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在美日同盟的保护伞下，日本正在追求这个目标。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哪里？在东北亚，台湾是其选择。一旦民进党掌权，日本会努力发展和台湾的关系。在东南亚，日本正在努力和那些同中国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发展准同盟关系，也在和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结成所谓的“民主同盟”，来应对“非民主的”中国。同时，日本和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也在强化，扩大在那里的投资，增加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资助。 应当意识到，尽管日本在二战战败，但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看法非常复杂。在一些国家，日本被视为是帮助这些国家赶走了西方列强。在整个冷战期间，当中国成为封闭国家的时候，日本一直在发展和东盟国家的关系。直到今天，日本在东盟的经济影响力仍然非常可观，并不亚于中国。近年来，日本在东盟整体“布局”，把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光专注于美国，忘记了日本，从长远来看，日本必然是赢家。实际上，南中国海问题也有可能演变成中国和日本之争，而非中国和美国之争。这是中国需要理性把握的。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必须管控美国所具有的那种军事冒险主义。美国从其涉及世界事务以来，养成了军事冒险主义精神。冒险主义精神一方面和美国“牛仔文化”相关，另一方面和这种军事冒险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有关。美国这个国家就是通过冒险主义式的扩张所形成的。自从一战期间进入世界舞台之后，美国几乎没有失败过。和前苏联的军事竞争中，美国不仅赢得了胜利，而且促成了前苏联的解体。中国要关切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不是胆怯的表现，更不是投降，而是要对此进行有效管控。冷战时期，美苏设立“热线电话”就是为了管控军事冒险主义。当然，当时苏联本身也具有军事冒险主义精神。更进一步言，中国要管控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在不当心的情况下，被动地被美国拉入军事冲突的轨道。在南中国海问题有效合作 对中国来说，处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的原则，可以是寻求与其合作。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因为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以及东盟国家对美国的需求，要“赶走”美国不仅不可能，反而会走向反面，即促成美国和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的更趋紧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转而尽量寻找和美国的合作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有效的合作。例如海上航道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关乎大多数东盟国家，也关乎美国和日本的利益。直到今天，美国担负着海上航道安全的大多数责任。中国的责任尽管在扩大，但还不足以担负起全面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对中国来说也并不是毫无好处，中国可以（如一些美国人所抱怨的）继续搭美国的“便车”。当然，中国也可以创始一些东盟国家都可以接受的区域性倡议，例如渔业协议。在南中国海区域，尽管存在着严重的渔业纠纷，但并不存在区域性的渔业协定。南中国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仍然没有渔业协议的区域。不管中国的创始会不会成功，但可以完全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不管如何，一旦承认美国在南中国海存在的现实，类似的合作领域并不难找。 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处理得好不好，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是国内现代化建设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仍然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在这个大背景下，南中国海问题就变得重要起来。人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除了内部的创新，中国会继续需要西方技术进口。如果西方进行技术出口制裁，中国内部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也有可观的技术创新，但从西方进口的技术仍然是主体。这个局面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会继续依赖西方的技术从事现代化建设。美国正在就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作一个判断，如果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侵略性”国家，美国必然会带领西方对中国实行技术禁运。要避免美国的这一判断，中国就需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改变和美国的互动模式。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这不仅和中国的努力分不开，也和中国所面临的和平国际环境分不开。同时，中国本身的现代化建设，也为国际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个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仍然是中国可持续的现代化所需要的。实际上，维持国际和平乃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主要国际责任。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加大努力，使得中国的维持国际和平的责任，不仅体现在行动层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从长远看，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打破美国西方把持的“西方是和平的使者，而其它国家是破坏者”的国际话语体系。维持南中国海和平，必然有助于中国确立国际和平话语体系。 中国应当避免南中国海问题，成为日本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极好国际大环境和机会。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可以说是最大赢家。日本不仅在东海和中国叫劲，更是利用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关系的恶化，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本文选自新加坡眼，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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