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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潮涌：创业公司如何应对BAT抢饭碗
汪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汪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著名投资人。他是最早进入华尔街工作的大陆留学生之一，而如今，他的理想是帮助更多“新海归”创业。从99年成立信中利资本至今，汪潮涌亲历中国创投圈沧海桑田之变。在新浪财经专访栏目《新投资时代》谈及当前大热的互联网创业，汪潮涌表示，这一定有泡沫，但是也有其合理性。 记者：过去十几年中国的融资环境有何变化？ 汪潮涌：天壤之别，15年以前在整个中国做风投的机构不到10家，今天在中国活跃的国内和国际的风投机构有几千家，尤其重要的是，关于增值服务这块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构，那个时候创业者是没有这方面的帮助的。 记者：创业市场是否存在泡沫？ 汪潮涌：有泡沫，但是也有它的合理性。 记者：互联网创业为什么靠谱？ 汪潮涌：第一，中国的这些互联网的人口，无论是PC、还是移动互联网，现在都是全球用互联网第一。所以全球互联网的上市公司里头，市值前10名里头，中国公司大概占了一半，主要是基于中国巨大的互联网的用户群。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升级改造也产生了机会。 记者：BAT是否会抢创业公司的饭碗？ 汪潮涌：当然有这个方面的考虑，因为现在BAT确实太强大，尤其是在量、用户群和品牌的影响力上面，给很多的初创的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这些初创的公司就要打自己的差异化的牌，寻找自己的独特的一个竞争优势。 记者：资本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扮演什么角色？ 汪潮涌：资本在产业转型和升级过程中扮演着一个特别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就是，风投和PE在投资过程中又把机制、公司治理的法人架构、激励机制、职工持股、知识产权等等西方的一些或者是国际的一些理念引进来，包括合伙人共享经济这种理念引进来，所以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 记者：您的投资评判标准是什么？ 汪潮涌：我总结了几个P，从企业创始人的特征来看，第一个P是Passion，创业的激情，第二个P是Persistence，要坚持，持之以恒，像刘强东、马云[微博]在电商里面都是坚持了15年以上才成就今天。第三个P就是Previous experience，就是你的创业前的经验和你的资源。像马云如果没有卖黄页的这段历史，他对贸易、对商业之间的这种理解就不会有那么深刻。李彦宏如果没有在硅谷做搜索工程师那一段的历史，他就不可能对搜索引擎理解得那么透彻，这种例子很多了。当然还有第四个P，就是Profit，就是互联网早期是烧钱，以发展用户，成本亏损在所不惜，当然最终你还是要盈利的。 记者：国外的创业氛围与国内有何差异？ 汪潮涌：从创业气氛来讲和踊跃程度来讲，国内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当然早就超过欧洲，因为欧洲的创业气氛并不是很浓，跟以色列相比，有本书前些年在市场上很的流行叫《创新的国度》，以色列的企业精神是很强的，因为他的生存环境使得他们必须得生生不息，犹太人的这种创业的传统跟我们中国人很像，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目前的创业一个是就业的困难、经济下滑，包括高生活成本，以及更重要的是前面的创业公司的成功，让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到创业者的行列。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大的成本，因为成功的创业者还是少数。 记者：中国创业者最欠缺什么？ 汪潮涌：中国的创业者欠缺的是相应的一些社会配套，比如说社会给你失败的容忍度，你失败了以后会不会被人嘲笑、会不会被人看不起、会不会被家人接受，这是一种文化的层次。第二个就是说，政府支持的力度。真正人民币(6.345, 0.0000, 0.00%)意义上的风投现在目前比例上还是小，比外资的风投小得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互联网领域里边大型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外资控股的，这一点其实也是一种悲哀，但是我希望以后政府能够逐步的改变这个现状，要意识到投人才、投软件比投基础设施和高科技房地产更重要。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5年10月9日
2015年10月13日 -
王柏年：将慈善和教育理念传承百年
王柏年，柏年基金会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人物简介王柏年，1952年出生于上海，5岁随全家迁居香港，18岁赴美留学，20岁移民加拿大。美加地区专业注册工程师，后于加拿大政府阿尔伯塔省政府的经济发展部担任局长。自1986年担任北美永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裁至今，专注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机构集团的资金技术合作。基于个人对文化艺术及慈善事业的热爱，王柏年出资在北京注册成立“北京柏年公益基金会”。王柏年现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母亲的嘱托，加上个人穿梭于中西文化半生有逾的商业经历，王柏年深刻地体会到：艺术带给生命无限快乐，慈善则赋予心灵的净化。真正的贵族，就是要包含 3方面的追求：文化的熏陶、社会的责任、以及自由的灵魂。 基于这种理念，2013 年，王柏年创立北京柏年公益基金会，致力于在中国资助贫困落后的教育，并向世界宣传推广中国的艺术与文化。柏年公益基金会的项目包含大学生助学金、为中国而读、爱我中华－版画传播 、助残计划、美术室等五大类。 作为“百万个梦想，百万个冠军”的项目部分，基金会迄今已向中国内地超过 697 所贫困中小学校捐助了图书 以及教学设备，已让超过30万学生受益。在众多知名高校（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设立助学金。并计划再捐助 2000 所学校阅读室，让百万学生读课外书的梦想。在大学，北京柏年公益基金会秉持着“授人与鱼，不及授人与渔”的原则，以设立助学金项目为基础，每年都到校园开展与学生的交流对话，关心和激励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王柏年和同事们一直在努力传达并激励中国年轻的学生们建立智慧、正能量、创造力、国际化视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和国家并非无暇美好，但我们坚信，如果能让资源匮乏的孩子获得所需机会，他们在取得成功后，能以更好的乐观精神和同情去回报社会和国家，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王柏年如是说。 同时，基于王柏年个人在中国版画艺术方面的海量收藏，柏年基金会迄今已出版《爱我中华－中国版画藏品集》三册。作为基金会艺术传播的重要部分，目前为止北京柏年公益基金会已向包括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及古根海姆美术馆在内的超过 200 所知名文化艺术机构以及大学捐赠了大量的相关艺术品及画册。 在推广中国艺术和加深中西方相互理解领域，王柏年选择了中国版画这个载体。在他看来，版画源自中国，有2000 多年历史，是代表中国文化最佳载体之一。“虽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令人刮目相看，但过去百年中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困惑却并未消除。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 正因此，柏年公益基金会在出版版画藏品集之外，多年来完成了向国际顶尖大学、艺术机构的艺术作品捐赠，并陆续向中外知名机构、友人赠送画册。王柏年坚信，保持开放心态，尊重并拥抱多样性的世界，是不同文明历史更和谐共处的前提，而介绍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是让世界了解我们对祖国的爱及对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骄傲的最佳方式。王柏年，柏年基金会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人物简介王柏年，1952年出生于上海，5岁随全家迁居香港，18岁赴美留学，20岁移民加拿大。美加地区专业注册工程师，后于加拿大政府阿尔伯塔省政府的经济发展部担任局长。自1986年担任北美永新能源有限公司总裁至今，专注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机构集团的资金技术合作。基于个人对文化艺术及慈善事业的热爱，王柏年出资在北京注册成立“北京柏年公益基金会”。王柏年现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母亲的嘱托，加上个人穿梭于中西文化半生有逾的商业经历，王柏年深刻地体会到：艺术带给生命无限快乐，慈善则赋予心灵的净化。真正的贵族，就是要包含 3方面的追求：文化的熏陶、社会的责任、以及自由的灵魂。 基于这种理念，2013 年，王柏年创立北京柏年公益基金会，致力于在中国资助贫困落后的教育，并向世界宣传推广中国的艺术与文化。柏年公益基金会的项目包含大学生助学金、为中国而读、爱我中华－版画传播 、助残计划、美术室等五大类。 作为“百万个梦想，百万个冠军”的项目部分，基金会迄今已向中国内地超过 697 所贫困中小学校捐助了图书 以及教学设备，已让超过30万学生受益。在众多知名高校（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设立助学金。并计划再捐助 2000 所学校阅读室，让百万学生读课外书的梦想。在大学，北京柏年公益基金会秉持着“授人与鱼，不及授人与渔”的原则，以设立助学金项目为基础，每年都到校园开展与学生的交流对话，关心和激励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王柏年和同事们一直在努力传达并激励中国年轻的学生们建立智慧、正能量、创造力、国际化视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和国家并非无暇美好，但我们坚信，如果能让资源匮乏的孩子获得所需机会，他们在取得成功后，能以更好的乐观精神和同情去回报社会和国家，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王柏年如是说。 同时，基于王柏年个人在中国版画艺术方面的海量收藏，柏年基金会迄今已出版《爱我中华－中国版画藏品集》三册。作为基金会艺术传播的重要部分，目前为止北京柏年公益基金会已向包括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及古根海姆美术馆在内的超过 200 所知名文化艺术机构以及大学捐赠了大量的相关艺术品及画册。 在推广中国艺术和加深中西方相互理解领域，王柏年选择了中国版画这个载体。在他看来，版画源自中国，有2000 多年历史，是代表中国文化最佳载体之一。“虽然中国的经济崛起令人刮目相看，但过去百年中国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困惑却并未消除。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 正因此，柏年公益基金会在出版版画藏品集之外，多年来完成了向国际顶尖大学、艺术机构的艺术作品捐赠，并陆续向中外知名机构、友人赠送画册。王柏年坚信，保持开放心态，尊重并拥抱多样性的世界，是不同文明历史更和谐共处的前提，而介绍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是让世界了解我们对祖国的爱及对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骄傲的最佳方式。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9月刊，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5年10月12日 -
郑永年：TPP很难让美国人受益
长达五年之久的TPP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尽管协定尚需要得到相关成员国国内的认可，但这项涉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2个国家和地区，涵盖全球40%的经济产出的贸易协定势必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影响，进而影响到全球地缘政治。郑永年教授的这篇文章帮助我们理解TPP将带来的震荡。 有关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谈判的任何进展，经常成为本区域人们的关切。 人们一直把TPP作为一种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式，一种比世界贸易组织[微博](WTO[微博])更高标准的形式。因此，人们总是算计着加入TPP能够为国家带来多少的经济收益；如果被排挤在TPP之外，国家又会遭受多少经济收益。再者，人们也注意到了TPP所隐含着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像越南、马来西亚那样的发展中国家被包括在内，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则处于TPP之外。这里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考量是显见的。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不仅要担忧TPP所带来的经济贸易影响，而且更是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其实，人们可以从更深层次来思考TPP这样的贸易投资形式，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从非经济的角度来看，TPP是什么、它的实现会对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跳出简单的投资贸易方式，人们不难发现，形成中的TPP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作方式，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可以预见，一旦成功运行，TPP意味着一个新型资本帝国的形成。这个资本帝国和现在的资本全球化不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也就是超越民族国家、不受民族国家影响或者有能力逃避民族国家影响的资本帝国。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源于西方，自西方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尽管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传统上也有些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但资本从未形成过一个自主的制度。从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来看，简单地说，资本已经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现在要步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世界统一市场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今天的资本帝国阶段。就资本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来说，在第一阶段，资本依靠政权力量而形成统一国家市场；在第二阶段，资本依然依靠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而现在的第三阶段，资本则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 在每一个阶段，资本运作方式的变化会深刻影响资本和政治的关系，从而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和国家力量互相支持。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就不再存在统一的政治力量。城市国家自下而上产生，而统治城市的则是商人。国王需要扩张其统治地域，而资本需要扩张其市场，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的目标。资本出钱，帮助国王统一国家，同时也依靠政治力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阶段，资本在国内市场开始饱和，过剩的资本需要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形成。帝国主义强调的往往是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和对非西方世界的资源的掠夺和劳动力的剥削。作为帝国主义核心的殖民地主义，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直接统治。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西方自由主义一直相信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但历史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帝国主义往往动用国家的力量，用枪炮打开非西方世界的大门。去资本“主权国家化” 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崛起，西方资本对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开始“文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最终形成类似于世界银行[微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这些组织都是西方资本和本国政府协调的产物，意在协调西方资本的行动。这些组织的形成，一方面使得西方资本更加有效地扩展到非西方国家，得到更安全的制度性保护；另一方面使得资本的行为更加具有软性，即“文明”。很显然，在这个阶段，西方主权国家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资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去资本“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形成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资本帝国。资本帝国的形成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如同从前的全球化，这波全球化也是资本促动的，主权国家在背后支持。形成这波资本全球化的原因，除了资本逐利的本质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一系列因素。 首先是西方大众民主对本国资本的影响。二战之后，随着大众民主化时代的到来，选票决定政治权力，西方福利得到了快速的扩张。福利的扩张表明对资本的高税收，而高税收意味着资本必须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牺牲)和低收益。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早已指出的，通过全球化，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 其次是资本通过全球化逃避本国的规制。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形成了规制型政府，对资本的运作进行各种形式的详细规制。对资本的规制也就是节制，有效地限制了资本的运作空间。这导致了资本很大的不满。1980年代英国和美国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的核心，就是给企业(资本)“松绑”，即大大减少甚至取消对企业的规制(de-regulation)。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减低经济规制是直接关联的。 其三是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资本需要主权空间，具有主权国家边界，但金融资本则没有边界，或者不需要民族国家这个边界。西方金融经济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经济开始脱离实体经济，本身成为一个自主的经济系统。而包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内的高技术发展，更强化了金融资本超越主权国家的能力。金融资本也就是今天资本帝国的核心。金融资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事物货币化，并且能够在全球内流动。 今天的资本帝国对主权国家和社会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权力分成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只有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而政治和社会是不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它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从前人们说是跨国企业，但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很多全球性企业不仅其经济规模可以和很多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拟，也很难说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受哪一个国家控制。例如华尔街是自主的，美国政府很难主导华尔街。例如，华尔街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除了拯救华尔街之外，又做了什么呢？尽管深处危机，但华尔街投资银行总裁仍然享受天价的工资和奖金。很少有政府可以对庞大的资本说什么、做什么，但资本反过来则是可以绑架政府的。 其次，国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国际化”。政治本来就是地方的，尤其在民主国家。不过，在资本帝国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尤其是行政当局的关切越来越“中央”或者国际化，即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事情。这是因为全球化所致。在全球化下，政府和资本是一对矛盾。全球化是一个既不可避免、也是各国都想加入的进程。因为加入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进入，和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资本，资本就会跑掉，而导致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使得各国政府必须关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问题，而往往和本国地方政治脱节。这在欧盟内部表现尤其明显，各成员国往往忽视本国内部的问题，而过度关切欧盟甚至国际问题。 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 其三，与第二点紧密相关的便是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因为执政党过于注重中央和国际层面的事务，国内的地方事务经常被忽视。这次英国的选举所体现的变化很能说明这个趋势。传统的保守党和工党是整合英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两大支柱，但现在都开始衰落。而政治的地方性质并没有改变，保守党和工党的衰落，导致了两个主张“地方独立”的地方政党崛起，一个是主张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另一个是主张英国脱离欧盟的政党(英国独立党)。尽管保守党继续执政，但国内政治版图的碎片性质很难改变。保守党仍然必须履行国内大规模分权、举行脱离欧盟公投的承诺。其他欧洲社会也都有类似的政治情势。希腊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个超主权组织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黑人种族问题由来已久，但经济全球化在恶化着情况。全球化使得美国内部的收入极端不平等，黑人的经济弱势地位凸显出来。黑人的愤怒表明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实际上，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扶持资本进行全球化，对国内事务的关切远不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奥巴马成为总统之后，想进行一项只涉及到3000万人口的医疗保障改革，但不了了之。和地方政治的脱节，已经使得西方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向，对西方政治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资本的巨大推动下，美国政府在大力推动TPP。TPP如果形成，必然能够为美国的资本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能够为美国人民带来同样巨大的利益吗？从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的经验来说，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成为必然。美国已经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制。从长远来看，现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便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一元一票”的民主。尽管美国社会表面上是多元的，具有多元的媒体，但多元背后都是由资本操纵，普通人民除了在不同的资本之间进行选择之外，并无任何权利。有美国政治家早就指出，美国民主是富豪的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考量TPP这样的贸易投资组织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考量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尤其是国内内部的社会政治治理结构问题；否则，一旦资本帝国掌控一切，社会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也越来越难以治理。本文发表于《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0月12日 -
陈启宗：在逆境之时，强者会越强
理事简介陈启宗，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 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发表2015年中期致股东函，原文如下： 董事长陈启宗2015年中期致股东函业务回顾 一如所料，营商环境相当艰困。内地整体经济疲弱，零售业尤其奢侈品销售增长进一步放缓。在此情况下，我们的表现可算是符合预期。 举例说，上海的恒隆广场购物商场，其租金收入较去年同期跃升百分之十二，部分原因是六家大型品牌店完成扩充计划，每家的租赁面积增加百分之五十七至百分之四百八十不等。至于港汇恒隆广场购物商场，租金收入亦上升百分之六。整体计算集团于上海的商场租金收入增长百分之九，租出率稳企于百分之九十九，平均租金升幅接近百分之十。 由于毗邻地区办公楼供应过剩，上海的恒隆广场办公楼的租金收入减少百分之七（港汇恒隆广场坐落之徐家汇区，竞争未至如斯激烈，故母公司恒隆集团持有的港汇恒隆广场办公楼，租金收入上升百分之五）。把商场与办公楼合计，上海的恒隆广场租金收入增长百分之三，来自上海的租金收入总额上升百分之四至港币十四亿五千四百万元。租赁边际利润高企于百分之八十七，投资成本的无杠杆租金回报率上升至百分之四十六。 二线城市的购物商场面对更艰困的环境。以租金收入计算，业绩正在好转的沈阳的皇城恒隆广场租金录得升幅，其在济南的恒隆广场微微回落，但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和无锡的恒隆广场则双双下跌。租出率方面，一如六个月前所料，沈阳的皇城恒隆广场持平，济南的恒隆广场升幅颇佳，但其馀两者皆下降。由于整体零售市道疲弱，各个商场（尤其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和无锡的恒隆广场）均有租金下调压力。开业不足一年的天津的恒隆广场表现尚可，租出率稳步上升。 本函件的长期读者均知，我们自内地业务伊始，一直坚持稳健的基本租金，宁愿牺牲营业额租金部分的上升空间。当市道急升时，我们或许失去一些额外收入，但如今市道艰困时，我们有远远较佳的保障。许多竞争对手自愿或非自愿地，仅要求租户（尤其顶级奢侈品牌）缴付少许基本租金，甚至完全豁免；今天彼等吃尽苦头。 租户零售额是反映购物商场健康的重要指标。我们位于上海及上海以外的商场，在这方面均录得百分之四的增长。在二线城市，以租户零售额计算，沈阳的皇城恒隆广场上升百分之十，济南的恒隆广场几乎与去年同期相同，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下降百分之五，无锡的恒隆广场则跃升百分之十五。然而，最后一项数字有必要阐释。法拉利Ferrari)及玛莎拉蒂(Maserati)两个汽车展厅，占该物业零售总额近四分之一，倘把其扣除，其租户零售额只属持平。无论如何，在短短数月内售出九十三辆豪华汽车可见无锡的私人财富甚为丰厚。 尽管经济不景气，我们两座新办公楼仍录得理想租赁成绩。无锡的恒隆广场办公楼于二零一四年第四季落成，租出率现达百分之六十，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办公楼则租出近三分之一；本人预期，有关数字于年底时可分别超过百分之八十及百分之六十。除争取可接受的单位租金收入外，吸引最优质的租户亦同样重要，我们现正就此努力香港投资物业表现理想。其整体租金收入较二零一四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当中零售商铺增长百分之六，办公楼增长百分之九，两类资产基本上保持全部租出。来自香港的租金收入逾港币十七亿元，占本公司租金收入总额百分之四十五。内地则占百分之五十五，金额逾港币二十一亿元。 我们继续出售已落成的住宅。期内，我们仅售出二十六个单位，对比一年前售出八十八个，营业额减少百分之十七，但由于边际利润较高，营业溢利实质增长百分之四。举例说，九个君临天下单位录得高达百分之八十二的边际利润。我们亦售出多个停车位。 总括而言，本公司的营业总额及营业溢利皆增长百分之三。由于重估收益远较一年前为少，股东应占纯利减少百分之十二。倘不计入非现金的重估项目，股东应占基本纯利减少百分之一。由于此数目甚小，每股基本盈利保持在港币五角五仙的水平。 本人此前已告知股东，我们将斥资港币十三亿元优化集团两项上海物业。彼等有逾十五年历史，然而我们亦希望能确保其继续居于市场领导地位。工程在上海的恒隆广场已展开，其在港汇恒隆广场将于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动工。工人会于商场营业时间后方进场施工，并于第二天开业前将商场回复营业状态。这会令完工时间延长，但租户和顾客受到的影响可减至最小。 过去数月有两件事情对本公司影响深远；其中一件尤其与我们的业务相关，另一件则涉及较广泛的层面。前者为奢侈品牌在中国（包括香港）降价，后者与中国股市暴挫有关。 根据环球管理谘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的资料，中国现占全球每年奢侈品市场约百分之二十份额，金额达三百多亿美元。此外，奢侈品消费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中国增长，以致几乎所有的大品牌均涌往中国。事实上，它们为了迎合中国市场，往往须要调整其环球策略；再加上零售业引入电子商务等新科技，以及中国消费者急速转变或如部分人所言的升格的品味和喜好，带来了一个正在急剧演变的行业。 尽管高端时装租用集团商场仅百分之六的楼面，却提供约百分之十七的租金份额；购物商场则占我们内地租金总额约百分之八十。数字以外，集团在中国的声誉亦建基于奢侈品销售，其有助带动其他类型的租户，因此我们特别关注这个行业的发展。 多年来，同一奢侈品在中国的售价比欧洲平均高出约百分之二十，因此中国人的奢侈品采购逾百分之六十是在内地以外进行，并因而衍生了在海外购买在内地倒卖的套利活动。构成这个价格差异的其中一个主因，是政府征收高昂的进口税。三年前我问一位相关的高级官员：海外采购令政府损失不菲，为何仍要保持高进口税？对方毫不含糊地表示，当时机成熟时，这些进口税便会下调。迄今此事仍未发生。 管理层当然盼望此等税项下调。此举应会令某一个百分比的海外销售回流，让我们在内地一些顶级商场受惠。只消现时百分之六十的海外交易中有四分之一回流中国，国内市场便可增长约百分之四十。近期部分消费品关税下调，也为我们带来希望。 令我们意外的是，一个顶级环球奢侈品牌于今年三月起在中国降价，而这是永久性降价而非季节性促销。其后不久，其他多个大品牌相继彷效。彼等表面上的理由是令有关产品在中国的价格与世界各地看齐，从而杜绝大幅差价带来的不良后果。 我们宁愿政府削减进口税，皆因此举可惠及所有奢侈品，而非限于少数选择降价的品牌。事实上，本人关注此等品牌的决定，或会妨碍政府的决策。无论如何，倘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下降，部分海外销售将有可能回流，这对我们和中国的零售业应是好消息。 接着是一个不太利好的消息：中国股票价格近期连日累周地急跌。当去年底大量流动资金注入经济体并导向上海和深圳股市时，我们知道迟早会带来麻烦。我们曾在东亚其他地方目睹很多大跌市，诸如一九七三年、一九八七年一九九七年、二零零零年和二零零八年。尽管每次的肇因或有异，之前必是一片亢奋，然后无可避免地以近乎暴挫告终。这些大跌市甚为可怖，曾经历过的人绝难忘记。然而，内地的投资者从未目睹此景，惟有待其亲身体验方知究竟。 因此，本人对近期中国股灾有以下评论。首先，每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及其股市，迟早都会经历这类颠簸，连美国亦曾于一九二九年经历此境。每个稍为成熟的东亚市场莫不有此经历。举例说，今天留意台湾股票的环球投资者不多，但在一九八零年代中至后期，台湾曾是一个狂热市场。内地今天经历类似的大起大落，不应令人感到意外。倘非如此才属反常，这只是市场迈向成熟的正常过程。 部分人或会对托市的方法和程度不以为然。这同样不应教人意外，历史每每显示：每个政府倘在其能力范围内，都会竭力救市。中国政府也许有更多可用的工具，因而用之。 某程度上，股市大幅波动难免损害当地经济，但在绝大部分历史案例中后者均能复苏，中国经济亦将如是。毕竟，政府不仅拥有多种途径可救市，亦有许多方法可刺激增长。诚然，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开放，难以预测北京可保持这个操控权多久，但就现时而言，彼会竭尽全力复苏经济。 倘最近引导大量民间资金进入股市的“实验”是为了刺激经济，那是适得其反。此次股灾的无心之得，无疑是让官员学懂何事不该沾手，这应有助他们下趟处理得更为妥善。 另有一个原因，令今次跌市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损害没有其他地方那么大，就是中国股市与基本经济的关联性较西方国家为小。中国资本市场有一大部分是与大型国有企业有关；彼等在各自的行业里拥有垄断权或专营权，许多都是财雄势大，其赚钱能力与股市状况无大相干。 再者，与一年前或二零一五年年初相比，今天的中国股市指数仍远远较高。然而，那些近期在股票市场中亏本的股民难免会减少消费。 也许经济的更大隐忧在于楼市疲弱。房地产活动与整体经济约有百分之二十相关。过去人人争建楼房，经济遂水涨船高；如今情况逆转，带来的影响亦然。本人过去曾论述此项隐忧，今天其影响更日益显着。这解释了为何全国的贷款需求尽皆疲弱。随着经济活动放缓，创造就业的机会亦减少，这些迹象均令人忧心。 此必为政府竭尽所能刺激经济之原因。放松银根的旧板斧已不敷应用。基础材料和产能的供应过剩已经出现。 需求方面，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洲没有增长。美国经济较好，但这市场对于中国来说有三个问题。首先，经历几年薪金的急剧增长，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成本价格差距已收窄。再者，美国拥有如机械人、立体打印和廉价页岩气能源供应等科技优势，可让美国再次成为制造业大国，好比一九五零╱六零年代的情况，并可能减少对大部分入口货品的需求。第三，丑陋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其口号是：购买美国货。 消费是出口以外的第二个经济引擎。市民的消费比从前谨慎，部分原因是楼价停滞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唯一历久不衰的方法是增加公共投资，但此举亦有局限性。打造新举措是必然之举，但这殊不容易。 政府在这方面有两项尝试：鼓励年轻人创业，以及推动称为“一带一路”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彼等带来的短期效益是否足以振兴经济，令人怀疑。 因此，最近的股灾本身也许并非如斯严重，令人最忧心的是那些更根本的问题。我们难以预见新的经济引擎将会是甚么。此乃为何本人未能预见我们的购物商场业务可以快速复苏。 香港零售业表现尚可以接受，虽则其表现原可更佳。部分港人对内地旅客在港采购日用品产生激烈反感，多起敌视旅客的不幸事件，令许多中国同胞对访港出现戒心。这对香港零售业无疑带来损害，以至昔日某些地区许多贵租的街铺，如今均告丢空。这对我们的影响轻微，但对香港整体绝非好事。 这种敌视内地人的情绪，既无必要亦不恰当；虽则其非香港独有，新加坡亦曾见同类事件发生。部分与供求有关的问题，乃容易解决。以婴儿奶粉为例，何不向全球的最佳供应商大量采购？然后在接近香港和内地边境之处设立直销店。大宗买卖可为所有人省价，而我们亦可挽留彼方的购物者。港人会减少对这些访客的敌意，而内地访客对香港亦不至反感。他们会继续前来香港，并在逗留期间使用我们的其他服务，令香港的就业市场保持安稳，整体经济更加畅旺。 众所周知，无论以绝对或人均基准计算，内地旅客在全球各地均在最高消费群之列。把他们拒诸门外等于与钱为敌。香港一向是个开放型商业城市，把正当生意赶走实属不智。 港人幸勿忘记香港面对种种竞争。鉴于港元与美元挂勾，而近期几乎所有主要货币对美元均告贬值，因此对内地旅客而言许多邻近国家现已相当吸引。尖沙咀区向来是内地旅客的络绎热点，如今对许多内地人来说，新的尖沙咀区是东京、首尔和台北。而一旦香港的声誉在内地变差，便难以扭转乾坤。 同样，看不起中国同胞亦殊不理智。很少港人是真正的香港原居民。香港在一个世纪多前只是个渔村，即使到了二次世界大战末，人口仍然甚少，我们或我们的父母大部分原先都来自内地。因此，受到苛待的旅客和新移民，以及苛待他们的本地人，其分别只在于来港的时间。 数据已反映衰退迹象：访港的内地旅客增长放缓，连消费亦逐渐下跌。香港必须尽快采取步骤以扭转跌势。香港民主而诸多掣肘的政策流程亦拖慢了急需的基建发展，机场第三条跑道即属一例。港珠澳大桥兴建后将有助香港经济，但其亦陷于政治耗斗而遭殃。 凡此种种皆提醒我们，不应对未来一、两年的香港零售业务过于乐观。市场增长将有限，因此我们必须增加市场份额方可增长。在这方面，集团现时进行的资产优化计划应有帮助。集团的物业组合仍有相当的优化空间，而我们将悉力以赴。展 望 鉴于内地和香港零售市道均放缓，我们正为漫漫寒冬作出防备。本人乐见形势被错判，但在现阶段保持警惕当属审慎之举。毕竟，无论经济或地产业均未见许多利好迹象。 事实上，在天津的恒隆广场开业后六个月内，当地最少有六家具规模的零售物业结业！我们从不认为彼等之困境乃吾等所致；尽管我们位居市场最佳之列，但并非强大至斯。未来的竞争固然会减少，但我们对此并不特别雀跃，皆因其在在说明：市道现正陷于低迷，并淼无结束迹象。 无独有偶，六家于天津结业的零售物业均为百货公司。不久前，有机构投资者曾问我们，传统百货公司与购物商场两种模式孰优孰劣。本人认为答案甚为明显，但这很容易被指有所偏颇。今天，大部分人的看法跟本人一样，但这并不表示所有购物商场均可安然无事。其不外说明，较弱的模式会首当其冲（尽管如此，部分百货公司仍会继续生存）。倘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落，劣质的商场亦会销声匿迹。这情况现正发生。幸好，我们不单拥有市场内最优越的物业，财力亦十分丰厚。过去九年迄今，我们的净债务基本上是零。因此，很难想象有甚么外在因素可摧毁我们，但这对大部分竞争对手而言则犹未可知。 多年来，眼见劣质商场充斥于中国城市，本人一直思量此行业将何去何从，如今答案正迅速浮现眼前。 最简单的做法是关门大吉，或最低限度把物业封存；许多商场现正这样做。要另觅用途颇考功夫，其中一个可能性是把其改建为老人活动中心。鉴于中国社会人口老化此等设施会有相当需求。然而，如何由此赚钱是另一个问题。商场位居租金回报率最高的物业之列，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其他用途，都会带来较逊色的回报率。 少数骁勇之辈正购入已结业的购物商场。也许此等新业主对物业用途另有作为，惟倘其不外是继续营办商场，则本人怀疑其成功机会。商场失败的主因并非软件而是硬件，亦即本人所称的“地产基因”：地点、规模、设计和施工。这些因素在商场落成后便不能更改。正如矮个子难打专业篮球，高个子难玩体操，最大的关键在于基因，换个好教练亦于事无补。 我相信，为这些商场另觅可行用途，是较为稳妥之法。有一家公司把地点优越的商场改建为办公楼，供年轻创业者以日计方式租用；毕竟，中国最高领导人正呼吁年轻人创新创业。如此看来当有点儿市场吧，但可否填满一个商场甚或多个商场？很难！此外，简单算术或凭常识也知，这类改建取得的回报率，绝难及得上一家管理得宜的购物商场所得的回报率，尤其高端商场更难相提并论。这是不尊重“基因”的代价。 市场上尚见其他对策。一家以往自称经营高端商场且行事高调的地产商公开宣布，除关闭部分较弱的商场外，亦将余下商场的规格降低至大众市场。跟许多人一样，他们终于发现：兴建和管理顶级购物商场，是一项需要高度专才的措举。本人在致股东函中已多次指出这点。 我相信，这个改弦易辙的游戏刚刚开始。由于许多城市的商场均出现严重供应过剩，只要经济疲惫及消费薄弱的情况持续，更改用途的步伐自必加速；此等市场也许需时数年方会达至供求平衡。我估计，一旦气氛好转，市场的「洗牌」便会停止，人们将重新开始兴建商场。到处杨梅一样花，我们不宜低估人性的愚昧。 然则恒隆该怎样做？首先，我们须秉持现有方针。数家机构投资者最近问我们会否考虑降低旗下商场的产品价格点。我认为这个建议匪夷所思。由于奢侈品总会有市场我们在价值链上不该下移。顶端或接近顶端市场的参与者甚少，皆因懂得发展和管理四星级或五星级商场者寥寥可数。我们已有数项物业稳居该范畴之列，当中的竞争对手数目有限。倘我们下移，集团的独特性便会打折扣；而纵使市场较大，我们亦会遇上较多竞争。今天我们所参与的市场，远较下一层更易防卫。 其次，我们虽然无意放慢施工进度，但亦不会如过往般竭力超前。我们预期，低迷的市道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无需赶急。 第三，我们会把握现时市道放缓的契机，提升现有物业组合质素。较早前，我们在香港展开的资产优化计划甚为成功，继旺角和铜锣湾物业的多项优化工作完成后，其他亦将再接再厉。上海的恒隆广场的优化计划经已展开，港汇恒隆广场亦将于二零一六年动工，两项上海物业的回本期约为四年。 内地的土地价格将有朝一日变得很吸引人，这是我们注意的第四个范畴。但我们现时并不急于购置土地，皆因我们未见经济可迅速复苏。 第五点是至为关键的，我们将竭尽所能，建立好集团的管理团队，尤其是高层管理团队。本人已在六个月前详尽地撰述此点，现时该方面已有进展，但仍有改进空间。最后，在强化团队的同时，我们亦须巩固企业文化，这也是本人过往相当关注的另一课题。 在逆境之时，强者会越强，而弱者（如我们早前所见的）则会迟早失败。观乎我们拥有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恒隆将是甚少数的大赢家之一。在市场经济的大部分行业里，成功终归集中在少数参与者手中。 在极度艰困的环境下，大连的恒隆广场将于十二月初正式开业。其总楼面面积约达二十二万平方米，要妥善地把它全部租出，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项挑战。其平均单位租金料将略低于天津的恒隆广场。 该商场会分两期开幕，第一期占整体楼面百分之八十七。我们预期，开业时的租出率以第一期计为百分之八十，以整个商场计为百分之七十。当第一期的租出率接近百分之九十时，我们的初期租金回报率应达百分之四至五这个目标。待其全部租出后，租金回报率很有机会达至百分之五至六。鉴于该物业规模庞大，兼且市场环境艰困，这个成绩颇为理想。 我亦应作出补充：该商场开业时，其较高楼层和地库基本上都会全部租出，但一、二楼则除外。后者是所有租户属意之处，最容易租出。然而，我们并不愿将如此优质的楼层随便租予任何人，否则当我们找到更合适的品牌时，便须再花时间和精力安排搬铺。顶级品牌现正暂停开新店，我们亦不用急着去找心仪的品牌租户。 大连之后，集团下一个开业的商场应在昆明。近年的建筑条例变得日益冗赘。这也许可以理解，皆因过去二十年的快速增长的市场，令有关制度出现许多漏洞，因此最近的发展可视为改进。然而，这些条例往往顾此失彼。举例说，新的消防法规令有效益并实属合理的设计变得无用武之地。此等问题最终往往可以解决，但过程每每繁琐磨人。我们之前已领教过类似情况，但其似乎没完没了。因此，除因为我们在大连买地约两年半后才购入昆明地块外，日益严格的建筑条例亦意味着昆明项目要到二零一八年才能开业。 我们欢迎这个歇息机会。自二零一零年以来，我们每年开设一个世界级购物商场。六年间有六大物业开业，这以任何标准而言都是惊人的，无怪乎管理团队纵使增加人手亦难赶上。我们诚属幸运，一直没有出现大乱子。 增加新购物商场虽可令营业额即时上升，但因其成熟需时，故对溢利并无即时贡献，而事实上它更会拖低租赁边际利润；暂停加入新落成物业则会带来相反的效果。理顺新商场的问题后，单位租金和租金收入总额应可上升，整体租赁边际利润将可改善更多营业额会流入溢利，这是任何生意的终极目标。 一如以往，我们会继续评估市场情况，确定何时兴建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和无锡的恒隆广场的办公楼和公寓大楼。 现时较为迫切的问题乃整体消费市道仍然疲弱。二线城市租金下调，带来实质且严重的威胁，管理层须使出浑身解数以免情况失控。此外，上海两项物业的优化计划亦带来一定挑战，但本人预计其影响不大。 我们正预期一些好消息。尽管香港消费疲弱，集团的表现应优于整体市道，而最近展开的资产优化计划亦开始取得成果。举例说，于一九九三年前作为集团总部所在地之恒隆中心，其商场将是下一个完成优化工程的项目。H&M将于今年年底在此开设一家全球旗舰店。 总括而言，本人预期集团的总租金收入持续增长。然而，香港的物业销售业务则较难预计。我们在现阶段很难预测本年度馀下时间内可进一步出售多少浪澄湾的已落成单位。该数目将影响我们的溢利。最有可能的是，本年的全年销售数字将较去年出售大量君临天下单位时为低。无论如何，我们有良好机会保持过去在浪澄湾取得的高边际利润。 本人沉痛地宣布，出任本公司董事多年的陈乐怡女士与世长辞。陈女士与癌症奋勇搏斗近十年，于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八日撒手尘寰。她初期任职银行家，最终成为投资者。其昭着的善举有效地协助根除一些在中国为患的疾病。我们对她深切怀念。 另一方面，本人非常高兴地欢迎冯婉眉女士加盟为本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冯女士于今年初离开汇丰，其时她是香港汇丰的行政总裁，香港汇丰于二零一四年占汇丰集团溢利总额逾三分之一。冯女士自二零零八年起出任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总经理兼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亚太区主管。她广被视为财资市场里最有经验的专家之一，本人很难想到有更合适的人选可为董事局提供这方面的专才。 最后，本人欣然报告，本公司继续获得多项大奖，尤其在设计、可持续性和企业管治方面成绩斐然。我们会于年终列出奖项详情。 董事长 陈启宗 香港，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日文章选自网易财经，2015年10月9日
2015年10月10日 -
王辉耀：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学会“入乡随俗”
央广网米兰10月4日消息（记者 王进）10月3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在米兰世博会中国企业联合馆接受了央广网记者的采访，就中国的企业的国际化问题做了分析。 央广网：如何透过“一带一路”战略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王辉耀：过去改革开放三十七、八年年以来，我们主要的一个战略实际上是吸引外资走进来，我们把全球的元素带到中国来，这个阶段中国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未来三四十年，中国可能需要提高对外开放战略，中国企业要全方位的走出去，中国要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它将引领中国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我们从原来的一个被动开放走进来，到主动开放走出去，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会对我们的企业，包括对我们的人才，对我们的观念和全球化的思维带来一个新的提升、一个新的挑战。 央广网：中国企业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会碰到哪些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王辉耀：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企业）走出去的视角，要积极的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在这次世博会上，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走出来，比如像中车，像万科，像上海电气，包括还有其他一些企业都开始走向世界。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些企业应该合理利用智库搭建的平台，比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今年11月份会在三亚举办“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将会深入探讨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去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拐点，我们出去的投资已经大过了吸引来华的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气候。 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运用国际化的人才，我们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痛点，比如说在时代广场做广告，我们用的都是中国的形象，中国的符号，包括中国的一些人物形象，对国际人士来讲，他们可能不太熟。我们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人士，国际人才来开拓中国的（海外）市场。我们看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用当地人，用海归，用中国人来代表他们在中国的形象。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一样，我们在外面的高管，在外面的这个团队，就应该多利用一些国外人才，比如像华为，他们在海外有三万多人，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士。所以现在中国企业走出来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克服把我们自己的人全部都带着，而是更多地利用当地的人才，利用国际化的人才。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形象的设计上，在我们的广告上，在我们的推广上面，应该更多地利用这种国际品牌，国际企业，国际智库，包括全球化智库来做推广，宣传或者咨询。我觉得通过这些方面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更好的走出去。 另外一个我们还要联合更多海外企业一起走出来，中国开放的过程实际上是吸引大量的外资，合资走向中国，走进中国。所以我们企业走出去的时候要采取这种合资合营，利用国外的网络，国外的企业，要入乡随俗，你有当地的伙伴，有当地的合资企业，当地的参股的话，可能中国企业会走的更好，避免我们单枪匹马的走出去，一个是我们中国企业自己形成一个抱团，另一个是要跟国际优秀企业结合在一起。 央广网：可否把“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当做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一个支点？ 王辉耀：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企业国际化它后面是靠创新支持，靠创业支撑，如果中国企业不创新，或者说没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创业，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没有支撑的，就是无本之源，未来发展也走不远。我们提倡“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种21世纪全新的模式来鼓励大家有更多的创新和不同，特别是鼓励企业创新，不光是模仿，未来我们还要加强我们的研究，加强我们的人才，加强我们的品牌，所以这些方面都对中国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一次非常好的思想再解放，一次中国企业新一轮的提升。“一带一路”是对外，“大众创业，万众创业”是我们的内需驱动，创新驱动的战略，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和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必须两手都要抓，一方面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另一方面，在国内创新创业要跟上，否则走出去我们也不会走得很远。文章选自央广网，2015年10月8日
2015年10月9日 -
汪潮涌：股权投资成第五代创富模式 新三板前途不可限量
汪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CVC的投资带来超过80亿美金的回报，这是欧洲有史以来单笔利润最多的回报，可是我说跟中国的腾讯、阿里以及中国的金融机构给国际投资人带来的回报相比弱爆了，因为中国的机会会更大。 投资中国网讯，由投中集团主办的“2015全球LP-GP交易博览会(2015 Global LP-GP EXPO)”9 月24日在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隆重举办。本次博览会以“连通世界 投资中国”为主题，广泛邀 请来自全球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中国知名机构和精英领袖，依托投中集团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长期积累的GP和LP群体资源，致力于打造一个连接全球LP和GP的高端、优质、专业的超级平台，最终实现双方的价值共赢。 信中利董事长汪潮涌出席论坛并作精彩演讲。汪潮涌表示，中国将会迎来PE新时代，所谓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新”是PE/VC面临中国经济转型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全新的以战略新兴产业为标志的新时代。这些新产业包括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机器人、虚拟现实、新材料、新能源、新模式、新能源环保、新医疗、新消费、新服务，所有的这些新标志将会引领着中国经济未来30年-50年的发展。 第二个“新”是新市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共有四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产品走出去;第二次浪潮产业走出去;第三次浪潮央企走出去，国家资本通过整合的形式走出去;第四次浪潮是PE/VC资本走出去。跨境市场给中国PE/VC提供了新机遇、新视野，尤其海外很多被低估、被错配的资产，他们和中国市场的成长结合，会产生新机遇新机会。 第三个“新”是新模式。过去人民币基金面临募资障碍，LP较短视，不能承受高风险，没有长期投资战略。现在新模式出来，VC/PE可以通过新三板上市，中科招商、同创伟业这些VC/PE管理机构已摆脱了对LP的依赖。以后大家投资、募资主要通过资本市场。 第四个“新”是新退出。2005-2006年以前做PE是两头在外：资金募集在外、退出通道在外。2009年创业板开闸，有一定国内退出机遇，但这个通道非常不稳定，经常被政策干预。新三板今年开始提供非常好的退出通道，3000多家企业上市，给广大的VC/PE、创业者提供了非常好的价值发现、价格定价准则以及后续发展募集资金的新平台。 最后一个"新"是新财富。中国改革开放35年见证了四代创业模式，第一代企业家靠贸易、靠进出口卖产品;第二代企业家靠生产、制造积累大量财富;第三代企业家靠房地产、靠基础设施、靠工程获得大量财富;第四代企业家通过电商、通过互联网、通过新媒体、影视、游戏来创造大量财富。现在股权投资迎来了第五代创富模式，在汪潮涌看来，中国未来最大的机遇在于股权投资、股权的升值给大家带来的巨大财富。 以下为汪潮涌演讲实录： 尊敬的主办单位，各位来宾，各位PE、VC界的同仁，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就PE的话题进行分享，我这个题目应该是迎接PE的新时代，我想关于大时代的话题我曾经讲过很多次，因为20多年前在华尔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我们同事们说在中国来做PE投资，大家都摇头。说中国的项目太小了，投不了大钱，也赚不了大钱。1993年在香港投资平安保险，是我们在大陆的第一笔投资，才投进去区区2700万美金，在那个年代在中国是大钱，但在华尔街是很小的一笔钱。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出现了一批国际规模的价值百亿到千亿美金级的上市公司，对于国际上大的PE投资人来讲，中国早已成为了一个大的PE市场，从投资平安几千万美金变成几十亿美金的退出，从美银、瑞银等银行投资中国的上市银行改制的一轮，最后都是以100亿美金利润退出。更重要的是互联网这一轮BAT，南非的一家家族企业投资腾讯，15年获得400多亿美金的回报，这种回报摆在哪一个市场来看都是巨额的回报，都是大象级的。 所以没有人说中国市场的问题，是可以产生世界级规模回报的机会。两年前在体育界里面有一笔很大的回报，就是CVC的投资带来超过80亿美金的回报，这是欧洲有史以来单笔利润最多的回报，可是我说跟中国的腾讯、阿里以及中国的金融机构给国际投资人带来的回报相比弱爆了，因为中国的机会会更大。 那么今天我在这里要讲的是迎接PE的新时代，已经证明不是问题，那么新在哪儿? 第一个“新”是我们PE和VC面临着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国经济要做产业结构的调整，进入一个全新的以战略新型产业为标志的新时代，那么新产业包括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机器人、虚拟现实、新材料、新能源、新模式、新环保、新医疗、新消费、新服务，所有的这些新的标志将会引领着中国经济未来30年甚至50年的发展。 第二个“新”是新市场。因为中国现在面临着投资的机会对于我们来讲不仅仅是一个国内的市场，我们还面向广大的国际市场，我们面临着海外市场，我们面临着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机遇。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四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产品走出去;第二次浪潮是我们的产业走出去;第三次浪潮是央企走出去，国家资本通过整合的形式走出去;第四次浪潮是PE和VC资本走出去，所以跨境的市场，国际的市场给我们提供的新机遇、新视野，尤其是海外很多被低估、被错配的资产和中国市场的成长结合起来，会产生新的机遇，新的机会。 第三个“新”就是新模式。新产业、新市场、新模式对于我们PE来讲是至关重要，因为过去人民币基金的VC和PE面临着艰难的募资障碍，因为人民币的LP一般都是比较短视，不能承受高风险，没有长期的这种投资战略，那么现在新模式出来了，VC和VE可以通过新三板上市，前面中科招商、同创伟业等这些VC/PE的管理机构已经摆脱了对LP的依赖，以后大家投资、募资主要通过资本市场，LP可以变成公司的股东，可以在资本市场退出。 第四个“新”就是新退出。过去15年、16年以前做的是两头在外，我们的资金募集在外，我们的退出通道在外，2009年创业板、中小板开了以后，有一定的国内退出机遇，但是这个通道是非常不通畅的，非常不稳定的，经常被政策干预的。新三板今年开始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退出通道，3000多家企业上市，给广大的VC/PE、创业者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价值发现，价格定价准则以及为企业的后续发展募集资金的新平台。新三板是中国资本市场，深圳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经济特区，是我们广大VC/PE以及创业者们的福音，所以我对新三板改革的力度是充满着赞扬，希望我们中国的新三板能够越走越好。今年下半年如果资本的退出，定价交易机制的退出以及这些退出的优先股以及企业债，还有股权的质押融资这些工具的退出会让新三板有更好的融资渠道，所以新三板在中国未来的前途不可限量，也是我们所有VC/PE投资最重要的、最新型的投资通道。 最后一个"新"就是新财富。中国改革35年，我们见证了四代创业的模式，第一代企业家靠贸易、靠进出口卖产品;第二代企业家靠生产、靠制造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第三代企业家靠房地产、靠基础设施、靠工程等等获得了大量的财富;第四代企业家通过电商、通过互联网、通过新媒体、通过影视、通过游戏来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现在我们在座的是第五代创富的代表，中国未来最大的创富机遇在于股权的投资、股权的升值会给大家带来巨大的财富。刚才讲到PE、VC的同行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科招商九鼎，他们团队的新三板上市公司市值都在百亿级别。 信中利最近把的业务分成了新三板，按照15-16倍的市盈率，估值已经超过100亿。信中利的人民币业务是5年前才开始，看到人民币VC/PE的管理团队，未来的价值、未来的身价将会爆发性的增长，因为只有让管理财富的人用他们的知识、用他们的才智、用他们的责任感、用他们的眼光、用他们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让他们去成为中国新兴的财富阶层，所以我对中国的PE/VC的新时代充满着期待，也愿意和大家一起共勉，成为新时代、新财富的拥有者。 谢谢。文章选自投资中国网，2015年9月25日
2015年10月8日 -
郑永年：中美关系的难中之难——南中国海问题
南中国海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症结。总体上看，中美关系涵盖了各个方面，南中国海问题似乎只是很小的问题，且也不是中美的直接关系问题。不过，现在它竟然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对南中国海问题有不同的认知，而不同的认知又源于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不同国家利益观念所致。 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的认知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主权问题。这对其他几个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也是一样的。主权问题有两个层面的认知，即“历史”和“近代”的。“历史”层面指的是长期历史上形成的概念，“近代”层面指的是近代从西方发展出来的主权概念进入亚洲之后，亚洲国家对领土领海权利的认知。对中国来说，主权问题乃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很少有退让的空间。当然，这对其他主权声索国也一样。正因认识到这点，中国保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在邓小平以来，一直主张对那些具有主权纠纷的领海进行“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 其次，中国坚持，主权问题是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双边问题。中国这样做，并非没有理性。自近代主权概念诞生以来，主权问题一直是两个国家双边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通过双边谈判成功地划定了和俄罗斯、越南等国的陆地边界。这也使得中国更具有信心，通过双边来解决海洋的争端问题。 其三，中国相信南中国海问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不喜欢把它国际化。中国因此反对菲律宾等国把主权纠纷提到国际法的层面。近代以来的国际法既不能解释历史问题，也很难解决主权纠纷。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不想把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不管如何，美国本身也并没有承认国际海洋法。（小国家都倾向于把纠纷诉诸于国际法，而大国则倾向于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 其四，中国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大国政治化”，主要指美国的卷入。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不关美国的事情。历史上，南中国海问题一直是中国地缘政治范围之内的事情。二战期间，日本占领亚洲，南中国海成为日本的“内海”，由日本设在台湾的总督府管理。日本投降后，南中国海回归中国，国民党政府接管南中国海，这个接管过程更和美国相关。这也是今天“九段线”的来源。中国认为，今天南中国海问题的症结是美国卷入过多，因为美国的卷入改变了其他主权声索国的立场，企图依靠美国来应对中国。有美国和没有美国，主权声索国的立场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一直处于被动 尽管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始终一致，但就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具体方式，中国其实也有变化。早期邓小平主张“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不过很长时间没有其他国家理会中国的倡议或者感兴趣。后来，中国也努力和越南、菲律宾等国试着做一些共同开发的项目，但没有很好的进展。原因可能是一些主权声索国并不把中国的倡议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中国没有显示其有很强大的意愿和能力这样做，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自主行动，也没有受到来自中国的任何压力。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改变，中国开始了对南中国海进行石油勘测和填海等工程。直到最近，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一直非常被动。 中国的被动性很明显反映在填海问题上。越南、菲律宾等国早就在填海了。中国并不是不知道，但中国总是诉诸于所谓的“私下外交”，就是“私底下”和这些国家交流意见。现在看来，这种息事宁人的外交非常不明智。如果当时中国也把这些国家的填海活动公开出来，现在的情况就会很大的不同。至少，国际社会的认知就会不一样。今天，当中国开始填海的时候，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是中国在挑衅。很多人甚至并不了解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也早就在填海造岛了。 即使这样，中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认识也是有进展的。早先，南中国海问题对于中国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今天，中国主张使用“双轨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把主权争议和海上航道安全区分开来。中国意识到，海上航道安全都是很多国家的关切，并且这些国家也有权利关切。很多国家相当一部分的海上贸易都要通过南中国海，而中国更是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海上贸易要通过南中国海。从这个角度说，南中国海航道的安全关乎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正常运作。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保证南中国海航道安全问题上，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是可以达到共识的。不过，对主权问题，中国仍然坚持是双边问题，要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 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认知又是如何呢？第一，对美国来说，最主要的是其地缘政治利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地缘政治哲学深信不疑，他们不仅创造出地缘政治哲学，而且也根据这个哲学去制定其国际战略和发展海外势力。对美国来说，至少在两个层面，南中国海对其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意义。第一，东亚秩序是美国冷战地缘政治秩序的延伸，能不能维持这个秩序，是对美国作为全球唯一霸权的能力测试。第二，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东亚地区一直会是世界经济的重心，美国能否在这个地区继续发展和深化其地缘政治利益，更是关系到美国的未来。 在东亚地区，中国、日本、印度和东盟（亚细安）在今后很长时间里，都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维持比较高的增长水平，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忽视这个地区。不仅美国在“重返亚洲”，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欧洲国家也在这么做。历史上看，哪个地区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心，该地区也必然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地区。东亚局面表明，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作为唯一霸权的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放弃这种激烈的地缘政治之争。 第二，美国面临同盟问题。同盟是美国追求和维持地缘政治利益的主要工具。因此，英国对于美国的欧洲利益，正如日本对于美国的亚洲利益。如果美国要确保其地缘政治利益不受影响，就必须支持其盟国。今天，围绕着东海和南中国海问题，美国的同盟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在东海问题上，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如果美国不能对其盟国或者那些与中国有主权纠纷的国家，给予有效有力的支持，美国的国际信誉就会解体，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就保持不了。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力量从来就包括两种，即硬力量和软力量。美国的国际信誉就属于软力量。只要其他国家继续认知美国的这种软力量，美国仍然是它们心目中的霸权，否则美国很难继续其霸权。保卫在东亚的国际信誉，已经成为今天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在东亚以外流失国际信誉 反恐战争以来，中东已成乱局。美国解体了中东的区域秩序，但无法再有能力建立新的秩序。美国在中东的信誉已经解体，很难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确立起来。在欧洲，尽管欧盟各国和美国对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但无能为力。西方对俄罗斯所施加的制裁，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改变俄罗斯的行为。 就是说，美国在欧洲的国际信誉也已经打折扣了。而在非洲等地，中国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经济的“走出去”在日益增长。尽管中美两国在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上并非零和游戏，但美国感觉到了中国力量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美国能否保持其在亚洲的国际信誉，影响到其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地位。如此看来，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很难放弃这些盟国，而和中国妥协。 其三，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对中国做一个重大的战略判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把中国和国际海洋法绑在一起是有其原因的。如上所说，美国本身并没有接受国际海洋法，为什么要中国接受国际海洋法呢？美国本身超然于国际法，只是当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有选择地接受。但美国仍然需要国际法。对其他国家使用国际法不仅便于美国对这些国家形成制约，也能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做一判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要对中国作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是不是成为一个扩张性国家：其根据就是中国是否按照国际法行事。 其四，对美国来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问题不仅是主权问题，更是中国的能力问题。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历来秉持能力原则。它们相信整个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国家能力基础之上的，而非国家的主观意愿之上。对美国来说，中国填海所形成的岛礁不仅会变成中国“人造”的主权，更是显现了中国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有能力在国际社会进行“扩张”。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填海已经有年，但进展相当缓慢，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填出这么多陆地来，表明了中国的实际能力。这种能力都可以构成对美国的巨大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对美国的一些力量来说，既然南中国海问题发生了，就要把它做成一个有效的议程，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这背后有几股势力，包括传统上强硬派，往往是现实主义者（类似于小布什总统时代的新保守主义者），对华不友好和反华的势力（包括各种倾向于支持民主制度，而反对美国人所谓的专制主义的力量）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者。这些力量一直是存在着的，也在找各种机会来应付中国。 现在因为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国内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利于中国的“中国情绪”。这些力量必然要利用这种“中国情绪”来设立中国议程。简单地说，美国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中国政策”。美国的中国政策历来就是其国内各种力量角力较量的结果。当不利的“中国情绪”盛行时，这些力量就会顺势起来，造成对中国的巨大压力。本文发表于新浪智库，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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