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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潮涌： PE投资在中国前途光明
1999年我创立投资公司，当时，风险投资和PE在国内还没有发展起来，处于创业期的张朝阳、李彦宏等海归创业者为了筹集几十万美金，经常求告无门。作为投资人，能把国际上的钱来帮助他们创业，这种成就感是巨大的，在帮助他们实现创业梦过程中我们也得到很好的回报。 目前，投资家在中国面临三大机会。 第一，创新的浪潮愈演愈烈，创新的人才和创新的企业家，比比皆是，然而他们缺乏资本的投入。中国的金融体系尽管庞大无比，尽管全世界最赚钱的十大银行有六家是中国的，全世界最大市值的银行在中国，但是这些中国银行的钱创业者一分也用不上。因此，创业家的资金来源只能是VC和PE，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行业是非常光荣和有价值的。 第二、从PE角度来讲，中国目前有很多机会。当然，过去五年里，人民币PE有很大的问题，全国一下子冒出6千家PE公司，而大部分人连PE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上市之前买你股份，上市之后高价套现。国内称这部分人是PE是不对的，这批人中有90%将的人将会被淘汰。 我们知道，VC投资面向的初创型企业。当这些初创型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的后，银行的钱还是不愿意投给这些企业，这时只能是靠成长型的PE基金跟上去。 另外，PE还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民营企业。改革开放30年，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而这些民营企业的第一代企业家已经老去，如果他们的后代不愿意再继续从事他父辈的工作，届时并购将是未来PE的主旋律，控股型的投资和杠杆收购都将成为可能。过去西方，金融企业家做的事情，在今后5-10年，中国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第三、PE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整个民族和国家已经完成了相当水准的财富积累。后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金融界的主题词就是财富管理和保值增值。进行财富管理和保值增值，国内可以选择的产品很少，房地产不能投，股市不行，艺术品和另类投资的领域太小，PE和VC成为重要的投资途径。我认为VC和PE对整个中国工业产业的升级十分重要，它们在企业的整合化、规模化、品牌化过程中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投身这个行业，但是一定遵守职业道德，成为社会财富和企业的财富的催化剂，做添砖加瓦的人，为人类创造价值。
2014年5月29日 -
汪潮涌： 打破人才的行政级别，拓宽人才引进的类别
2013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来自海内外的知名高层次欧美同学会会员及留学人员代表，在聆听了上午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后，相聚在欧美同学会会馆第四会议室，参加了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协办的一场专题建言献策座谈会，大家在会上从各自的留学经历与回国创业发展的独特视角，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专业与现实等诸多领域，坦率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与建议，希望发挥建言献策的话语权与权威性，推动中国留学事业、海归事业健康稳步的发展。 来自海内外的知名留学人员代表纷纷发言，对欧美同学会及目前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和现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下为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的发言实录： 第一、人才的引进，我是1985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公派的研究生，1995年回国，1998年在国家开发银行拿一块钱工资，免费替国家打了两年工。后来开始创业。当时回国的时候，没有背景和优惠政策，我们主要是看重中国的发展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事业召唤着我们回来。真正的人才不是靠引进才回来的，哪里有机会，他就往哪里去，这才是真正的人才。靠待遇吸引回来的人才，不一定是真正的人才，他在国内待不久的。如果他的事业心不在中国，你给他再好的第二、人才不需要行政级别来定义。在美国，真正的人才对行政级别嗤之以鼻。只要你在自己的领域里证明你的价值，根本不需要靠行政级别定位自己的价值。例如，美国的前副总统切尼，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卸任国防部长后，到摩根担任董事，到北京与江主席、朱总理会面时，我陪同他。他完全将自己当做企业家，完全不去考虑行政级别。 第三、拓宽吸引人才引进的类别。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不光需要科技人才和金融人才，未来的中国需要更多的社科类人才。例如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人才。当时我女儿考牛津的政治、哲学、经济学专业，我很支持她的选择。 同时，还需要窄众人才，比如像设计、艺术、音乐、体育、文化传媒等领域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影响力和价值非常大，姚明在美国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超过几十个科技人才和企业家的价值，推动力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下一阶段，中国需要进行产业升级和创造世界品牌，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的品牌形象，窄众人才不可或缺。过去十年，我带领中国帆船队参加世界最高级别的美洲杯帆船赛，还有最近我在做中国汽车拉力赛，这些都是推广中国品牌的有效渠道。
2014年5月29日 -
Denis Simon： 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国际化人力资源
在过去的31年间，我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工作和生活。过去5年，我主要生活在中国。我的职业经历丰富，刚开始我在学术界工作了14年，之后在企业工作了5年，之后又从事学术领域的工作，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人力规划（Manpower Plan）。2007年之后，我参与了IBM的人才项目，主要研究现代中国的人才现状。 从1999年的高校扩招以来，中国每年有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而中国很多企业却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短缺。这个现象让很多人感到困惑。从我的观点来看，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与企业人才需求的不匹配，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缺乏与企业之间紧密的合作。在欧美许多国家，企业通过实习、临时工作和暑期工作等各种方式来为自身储备人才，而中国的企业却没有建立相应的机制。许多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认识到了中国的大学需要与企业进行密切合作，只有通过这样的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满足中国企业未来的人才需求。 我在中国企业工作了8年，根据我的观察，中国企业是从2002年起真正开始关注企业的未来发展，并且开始向外国企业学习。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和海外兼并则是从最近3-4年前开始的。中国企业开始关注全球竞争和国际视野，同时重视国际化的人力资源。 中国企业很重视对新兴市场的投入，通过重新设计出口产品来满足新兴市场消费者对于产品的不同需求。以华为和海尔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不但进入了发达国家的市场，同时也进入了非洲、东南亚等新兴国家的市场，从而为企业在未来的长期发展打下了基础。(作者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副校长 Denis Simon)
2014年5月27日 -
郑永年: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及其挑战
中国传统上数千年一直是陆地国家，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海洋地缘政治从来就不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原因也不难理解，中国从来就没有计划要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只有一个国家要成为海洋国家的时候，海洋地缘政治才会变得重要起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只是近来的事情。 尽管中国不可避免也必须成为海洋国家，但从海洋国家的历史看，这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成为海洋国家，首先必须培养海洋意识。海洋国家首先是一种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具有浓厚的陆地意识和陆地文化的中国，要培养一种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需要艰苦的努力。 近代海洋国家起源于欧洲，这并非偶然。海洋国家不仅仅是特殊的地缘政治的产物，更是文化的产物。古希腊所产生的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其影响传播到从地中海地区、南欧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并且涉及到政治、文化、经济和文明活动的方方面面。在文化扩张过程中，更是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海洋强国。人们并不难理解，1945年之后建立的世界体系，是海洋而不是陆地体系。 海洋力量和陆地力量非常不同。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资源动员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各方面的实力。海洋和陆地的主要区别在于，海洋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陆地的动员能力。如果你要出海，征服海洋就可以了，你面对的只是自然力量。这里，海洋是你的主要“敌人”，而要对付这个敌人，你所需要的只是技术。再者，海洋是“自由的”，海洋的规则是“自由航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没有人在海洋上会阻拦你。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小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能够成为强大的海洋国家的原因。 陆地则很不相同。在近代主权国家概念产生之前，地球的每一个地区都已经被人类所占据。如果你要从一头移到另一头，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不愿意你从他们的土地上经过的人。对土地的争夺是人类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尤其在帝国时代。各国所争夺的是土地和人口。在进入主权时代以来，对土地的争夺已经到了“寸土不让”的地步。 海洋和土地的不同，也可以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产生各类资源和食品。在帝国时代，各个文明、文化和国家之间也都有贸易交往，但往往是小规模的。进入近代之后，世界上的贸易越来越依赖于海洋。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告诉人们，贸易产生附加值，而海洋则是产生附加值的中介。因此，与陆地国家相比较，海洋国家体系产生了无比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和大量的人类活动。 今天的世界体系无疑深受海洋文化遗产的影响。欧洲国家体系是16世纪之后海洋力量造就的，这个体制在大英帝国时期到达了顶峰，随后是美国。尽管美国既是海洋力量，也是陆地力量，但其陆地力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美国不面临来自陆地的任何威胁。不难理解，近代以来，海洋主导着国际经济，谁主导海洋，谁就主导世界经济。 中国一向是陆地国家 中国成为陆地国家，和中国国家的形成与扩张的历史有关。无论是中国的文明还是国家，都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原王朝从黄河流域向四周扩张，扩张过程中都是陆地。中原王朝经常遭受来自陆地的外来少数民族的侵入，甚至成为“殖民地”。外来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都被中国文化所消化，主动接受中国文化；也就是说，外来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之后，他们经常搞扩张。中国版图的大扩张，都是在外来民族成为中原统治者之后实现的。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扩张，也同样是向陆地扩张。 容易理解，历代王朝所注重的也都是陆地地缘政治。实际上，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中国从来就没有面临来自海洋的威胁，所有的威胁来自陆地，包括土耳其、蒙古、西藏和满洲等。中国的国防安全的重点，自然也是侧重于陆地。最典型的就是长城了。历代王朝修筑长城，其意图就是想把侵略者（也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挡在长城之外。近代之前，除了来自陆地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敌人。中国因此修筑了长城，而不是海军，来应付敌人。除了修筑在本土的长城之外，中原王朝也实行朝贡制度对应付周边国家，朝贡制度是一种可控的贸易，不管朝贡国是来自陆地还是海洋。 中国在明朝时代开始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即所谓的“倭寇”。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具备了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15世纪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始，欧洲的葡萄牙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国家。不过，论技术，当时的中国是最有条件成为海洋大国的。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中国都具备了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在政府层面，有名的郑和数次下西洋，就是政府财政和中国航海技术的证明。 即使是民间也具备了很大的能力，所谓的“倭寇”或者“海盗”，实际上主要的并非日本人，而是浙江和福建的民间海商活动。但是，无论是政府组织的海航还是民间自主的海航，都没有继续下去。郑和下西洋不仅被政府中止，而且政府也销毁了所有海航的数据和资料。在民间方面，政府下大力气，花了很多年镇压了民间“海盗”。从此之后施行闭关守国的“海禁”。这就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成为海洋大国的最好机遇。王朝为什么这样做？其中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王朝的以陆地地缘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到明朝，这个意识形态已经确立了好几千年，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第二，既得利益的阻力。陆地地缘政治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而且更是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海航需要很大的花费，这方面花费的增多，必然影响到能够用到陆地防护的费用，负责陆地防护的王朝机构必然反对发展海航。第三，在客观层面，即使当时的中国受到“倭寇”的骚扰和侵害，但威胁并不大。日本当时处于封建时代，对中国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朝廷面临太多的内部问题，并不想再找海洋方面的麻烦。结果，朝廷就用简单的镇压“倭寇”和“禁海”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总体上看，尽管明清时代中国也经历了国家崛起的时刻，但封闭政策越来越甚。等到晚清时代，真正面临海洋的“敌人”的时候，中国已经无能成为海洋国家了。 在19世纪，随着英国人的到来，中国才开始意识到海洋国家的强大。但即使对英国，中国也没有非常害怕。对中国来说，英国只不过是几条大船和几千军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尽管处处被英国人打败，但朝廷仍然不重视，看不到海洋地缘大局。失败之后，以“割地”的方式应付了之。只有当中国的近邻日本成为东方的第一个海洋国家，并打败中国之后，朝廷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 1949年建国之后的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对海军有战略意义上的思考，但发展海军更多的是为了国防的现代化，而与中国的海洋地缘毫无关系。在很长的冷战期间，和苏联对抗的都是海洋国家；相反，支持苏联的则是大陆国家。即使苏联本身也主要是陆地国家，其海军并不很强大，没有办法和美国等海洋国家相比。中国早期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站在一起，自然受苏联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后来和苏联交恶，更说明中国的威胁来自陆地。等中美建交之后，中国才再一次和一个海洋大国打交道。 成为海洋国家是时间问题 1980年代，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开始思考海洋文明。很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向西方，和受西方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东亚经济体开放，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是海洋国家。向海洋国家开放，导致和海洋国家的互动，这是人们思考海洋文明的动机。这方面，当时很受知识界欢迎的电视片《河殇》具有典型意义。这个电视片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海洋文明的重要性。不过，电视片的动机主要是想以此来推动中国的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尽管电视片给人一种有关海洋文明的思考，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成为海洋国家的实际需求。 简单地说，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需要，来自中国的开放政策所导致的中国和世界的关联。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开放政策分成三个阶段，即“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在过去的三十来年里，中国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1980年代，中国开放政策的主题是“请进来”，也就是打开国门，欢迎外国资本的进入。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世界没有、也不会发生冲突。到了1990年代，中国确立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实行了“接轨”的政策，也就是调整和改革自己的制度体系，来适应世界体系。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世界也不会发生冲突。 从本世纪开始，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海洋地缘的崛起。中国资本“走出去”，表明中国需要发展出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贸易大国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海上航道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中国周边海洋资源的大发现，加快了周边国家在和中国有争议的海洋（岛礁）地区开发资源的步伐，这大大加剧着中国和周边国家围绕着海洋岛礁的主权争议，甚至冲突。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必须转向海洋，把海洋地缘政治提高到议事日程上来。 海洋地缘政治重要起来了，但要成为海洋大国则不容易。中国过去从来就没有注重过海洋，现在开始讨论海洋和海军，仅仅是一个开端。英、美国家花了很长的时间成为海洋的主人。现在，中国努力仿效今天主导着世界体系的美国，但已经没有了当时英、美等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历史条件。尽管无论是主观上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还是客观上的环境制约，都不容许中国能够像从前的海洋国家那样，顺利成为海洋国家，但中国成为海洋国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当然，中国学习其他海洋大国的经验，并不是要重复其他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路径，中国必须探索自己成为海洋大国的道路。今天的全球化环境，已经为海洋地缘政治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条件。尽管全球化在一些方面强化了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但在另一方面则使得地缘政治变得不那么重要。全球化表明各国之间的贸易，表明海洋地缘的重要性，但金融的全球化则表明金融经济的重要性，而金融经济则使得海洋地缘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金融活动不需要经过海洋。 如果说在海洋地缘政治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在金融全球化时代，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控制了世界。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贸易和金融经济至少对中国来说同样重要，而且金融经济的未来，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诸如此类新出现的要素表明，中国要明了自己目前所处的世界地缘政治新环境，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新型的海洋大国。(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 -
郑永年：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不是对一些重大问题重视不够呢？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没有人会期望三中全会能够涵盖所有的问题。但是，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人们的确希望能够引起三中全会的关注，毕竟这次全会决定了中国领导层未来十几年的改革议程。从这个视角来说，比较遗憾地是这次三中全会没有把社会改革提高到领导层改革的最高议程上来。 人们已经发现，前些年一直提倡的社会改革在这次全会上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涉及，而是分布到各个不同部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两条来论述社会方面的改革，包括“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事业”包括了教育、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这些就是平常所说的“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包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和“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在社会治理的内容中，强调了政府要培植和扶持社会组织，尤其是在行会和社会服务等领域。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内容中最主要的是决定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很显然，这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是早些时候“维稳”和“社会管理”的升级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因此尽管也强调了社会组织的作用，但较之对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重视相比，社会组织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管理空间显得非常有限。 在任何社会，社会建设具有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是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第二是政府的社会政策，或者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两方面相互相成。如果社会能够自我管理，政府就可以少管一些；但如果社会没有自我管理能力，政府必然要管理一切。前者是大社会、小政府；后者是小社会、大政府。因此，在很多社会，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如同在经济领域，改革的目标就是政府向企业分权，社会改革的目标也是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政府应当把社会能做的事情下放给社会，也应当把社会能做，政府也能做的事情下放给社会。如果是后者，就属于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应当是政府做的事情，但下放给社会去做，政府就要购买服务。政府管得少，管得好，就是小政府、强政府；同样，如果社会有了空间并且能够自我管理，就是大社会、强社会。 在中国，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把“大社会”和“强社会”视为是和政府对立的。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政府在向社会分权的时候，也要通过立法等手段来监管社会，因为每一个政府须要培养的是“好社会”，而不是“坏社会”，如黑社会、邪教等非法组织等。“好社会”就是政府的伙伴。 就一些领导人对“公民社会”的负面看法来看，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如果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和空间有限，这里所说的“社会事业”改革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就变得极其重要。很显然，如果社会自己不能提供服务而政府又不能提供社会所要求的服务，最终的责任还是会落到政府之上。但正是在社会服务方面，政府面临似乎不可逾越的困难。 没有社会改革就没有社会稳定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改革的政策重心都是经济改革。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把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而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是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而这两次三中全会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很显然，社会改革一直没有进入领导层的决策视野。 直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及其之后，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政策概念的提出，逐渐把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到十八大之前正式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的政策目标。很多年来，人们希望执政党改变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的局面，至少能够把社会建设提高到和经济建设同等的地位。毕竟，中国从理论上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社会主义国家更要搞社会建设。但事实是，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没有能够理解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有机关系，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 实际上，未来经济改革是否成功，经济发展是否可以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改革。例如，没有社会改革，就不会有消费社会的制度基础。消费社会建立不起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问题。再者，没有社会改革，社会的稳定就没有基础。如果过分依赖暴力机器，社会的暴力化不可避免。当然，如果没有社会改革，未来的政治改革进程也会充满暴力，即便是民主化了，也会是劣质民主。 前些年，人们在争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这里主要指的是收入和社会分化的问题。但当时，西方也有一些人开始担心，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有可能演变成为一些拉美国家所经历过的右派专制社会。那就是，政府一方面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推动市场化，另一方面强化国家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实际上，中共十六大以来的社会建设就是为了避免这样一种情形的出现。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努力拓展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等。但也不可否认，中国各方面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程度还是很低，并且社会改革从总体上来说，还没有找到重大的突破口。 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是可持续地经济发展所必需。但是，在进行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同时也需要大力进行社会建设。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机制，但市场本身保持不了财富。财富流失是今日中国的普遍现象。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来培养庞大的中产阶层，但亚洲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只花了30来年的时间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这些经济体，都是靠市场经济取得发展，也是靠社会建设来培养和扶持中产阶级的。不过，亚洲这些经济体远比欧洲成功。欧洲国家经历了长时期的、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才开始搞社会建设。但亚洲这些经济体则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花大力气搞社会建设，才避免了转型期间的暴力，保证了平稳的转型。在所有这些经济体，法制和法治来保障财富，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 要做蛋糕才能分蛋糕 邓小平在80年代就指出过，没有政治改革，不仅经济改革不能深化，而且经济改革所得的成果也不能得到保障。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应验了邓小平的预言。很多年里，各级政府官员中间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横行，把各种财富（青山绿水、好空气、好土地、好身体）转化成了GDP，制造了巨大的GDP流量，但是没有能够保持得住。中国大量的财富通过GDP机制流失到国外，成为其他国家的财富。 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就建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产阶级仍然非常小。财富分配不公和财富流失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如果光强调市场经济，不重视社会建设，最终必然会出现大问题。要稳定有序地发展，必须法治和社会建设一起来搞。在一个高度贫富分化的社会，法治就没有生存环境。 此外，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还有一个机遇问题。社会建设需要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支持。从各国经验看，早期必须是经济发展优先。没有经济发展，积累一定的财富，社会改革不可能。也就是说，先要做蛋糕，做大蛋糕，然后才能分蛋糕。各国的社会改革都发生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一旦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社会改革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在正是社会改革的机遇期。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来年的高增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即使近年来经济增速减小，但维持比较长期的中速增长是有可能的。这是社会改革的最佳时期。等到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即使政府想搞社会改革，也会无能为力。实际上，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取决于社会建设本身。 再者，如果说“市场化”改革是这次全会的主题词，人们也必须区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市场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比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关系到全体国民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不能过于市场化。而且，以往正是这些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才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失衡。不能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混同起来，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这些社会领域依旧需要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可以也必须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服务供应的效率，但这里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全然不同。要把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各自与市场的关系理顺。 全会所展示的改革路线图还是以经济改革优先，社会改革尚未提到头等议程上来。尽管没有经济改革的顺利开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改革自然难进行下去，但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表明，必须把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一句话，中国要选择19世纪的欧洲模式，还是要选择二战以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模式。 从长远看，社会组织建设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必然壮大。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在满足了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之后，必然产生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尽管中国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展和强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极其重要，但也必须尽快把培植社会力量、建设社会伙伴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社会不仅可以自我管理，而且也可以帮助政府提供社会服务。但如果不强调社会组织建设，甚至压制社会力量的崛起，反而会演变成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敌对关系。（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 -
汤敏：改革的细节最关键
对三中全会的遗憾，我觉得这个题目本身是一个很容易被误导的。从我个人来讲，三中全会其实超出我的期望，看了三中全会的决定以后，原来我认为哪些改革了，这是超出我的期望。刚才大家谈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更多不是一种遗憾，更多是我们期望三中全会完了以后怎么样进一步的推动，因为三中全会是一个决定，是一个很抽象的，他不可能在这个报告里面连沙漠治理都写进去。第二、这个改革并不是我们中企改革，其实有些东西没有写清楚，就是目前还在探讨，还在探索，还在博弈的一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更关注是三中全会以后有什么期待，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企业，有自己的行业，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未来怎么样能够真正落实下去，摸索这些细节。现在实际上大家都看三中全会的目标、方向定了，下一步怎么做，这些其实最关键。各个部门，各个机构都在改革，这些改革的细节才真正决定市场是不是有力量。 过去也有很多很好的政策，但是最后没有竞争过去，前36条，后36条都是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后都没有落实下来。我们怎么样防止或者避免未来三中全会的决定出来以后，下一步的改革真正能够落到实处。我觉得今天是企业家的会，第一我们企业家应该要了解权，细节的政策没有出台之前，应该有了解权，应该有参与权，参与这个政策的制定，如果企业能够真正的参与这些政策制定，很多企业可能做不好的，或者公共政策最后落实布勒的情况会大大减少。最后一点我们还应该有一定的监督权，出来以后，到底做了没有，做的情况怎么样，除了社会的监督，国家政府的监督，政党的监督，企业还应该有监督权。所以，如果有了这些，有很多可能，不是三中全会决定的遗憾，而是对三中全会的期望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把它变成新式。 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处在一场革命的时代。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现在真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大规模发展。而每一次大的工业革命都是由每一种生产工具的变革而造成的。而现在互联网，大家说互联网20几年前就有了，为什么现在才能体现到，互联网革命深入到各个领悟呢？它的网速，现在不管是金融，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工业等等，现在不断往这边走，它有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期是一样的，在电气化工业的时期是一样的。在这种大的革命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包括农业，相当多的业态被淘汰。我不是做企业的，但是我基金会也在做一些事业，在农业方面我们跟呼和浩特那边做的就是在每个村找一个农民当信息员，他就是这个村子里的合作社社长，我们请他当信息员，把他很好的培训，他就不断的提出村子里的各种需求，我们在村子里找很多的NGO帮助他们把他的产品推销。现在把一些机关食堂，部队食堂，学校食堂直接跟村子里对接，村子里直接可以把菜送到他们食堂，这些都是互联网照样可以在小农经济里头发挥作用。 我们现在在互联网里头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刚才大家都谈到创新的问题。现在谈创新，大家谈的更多是我现有的企业怎么创新，怎么来升级换代，美国创新是新型的创业性的技术。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这些年轻人能够创业呢？刚才刘永好先生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恨不得工作24小时、48小时，现在大部分年轻人是愿意这样做你们已经功成名就了，可能要慢一些了，但是多少年轻人，20多岁的年轻人，30岁的年轻人，他愿意每天做48小时，我们怎么帮助这些人。我们基金会现在70个大学生，有大学生的创业教育，我们看到一批这些年轻人真是非常的好，他们可能跟刘永好先生，跟王文彪先生当年一样，他们也都愿意做，我们怎么给他们创造一个氛围。 我们现在有不少的风险投资，但是我们的风险投资更关注是很快上市的最后一公里的投资，而不帮助最基础的。我们现在教育部像美国一样有很多创新，我们现在在推动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就是希望得到最新的知识，最新的学习。如果这些推动不了，中国的创新，中国的创业，不仅是现有企业的创业，包括新增的这些年轻的创业者，而这个是最大的潜力，而从我们社会来说，他们是最值得我们帮助的，而这种帮助需要全新的方式。30年前，20年前帮助企业家的方式可能不容易了，现在怎么样帮助年轻人创业，怎么样帮助更新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的业态能够大规模的出来，怎么样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信息能够大规模让这些年轻人学到，我觉得这个是把中国做成一个创新社会，我们赶上的一个机会。(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汤敏)
2014年5月27日 -
郑永年：中国如何赢得新一波开放政策？
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持续了30多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中国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可持续的开放过程。作为两个互为相关的过程，开放和改革互相支持和强化。没有开放，就很难理解改革的成功；同样，改革成功了，就可以促进更大的开放。不过要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已经面临新的内外环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上海自由贸易区等新特区的建立，要赢得这新一轮开放政策的成功，人们更需要总结经验和教训。 尽管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成功的，但从早期的沿海开放经济特区，到后来的各种形式的经济特区，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甚至也有失败的。一个大的历史趋势就是，特区遍地开花，特区不特。无论就其本身的建设还是其扩散和复制效应，早期沿海经济特区算是成功的。但后来所建立的各种特区，尽管数量越来越多，但无论是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效果则越来越差。包括上海自由贸易区在内的新一轮特区建设，如果要成功，就必须逃避这个历史大趋势。 特区成功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尽管这里有多元的因素，但从政策层面说，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是关键的，那就是领导层的领导力和制度创新。 首先是领导层的领导力。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取得成功，首要的因素就是领导能力。在多方面的领导力中，领导者的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尤其重要。中国的第一波开放是1980年代沿海开放经济特区。在众多的特区中，深圳是最成功的。从中央层面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对所有这些特区，无论在广东还是福建，都是相当重视的。但为什么深圳胜出？主要是深圳面临比其他地方更大的外部压力，外部压力造就了强有力的地方领导层。从一开始，深圳特区就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无论是围绕“租界”、“殖民地”的主权争论，还是“姓资”、“姓社”的路线之争，焦点都是深圳。正因为深圳具有这样的政治重要性，包括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不敢怠慢，任命了一大批有远见和能力的干部和官员。这些具有远见和能力的官员，能够在中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通过追求思想解放“杀出了一条血路”。 中国开放的第二波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无疑，在这一波里，上海是最成功的。除了中央层面在政治上的大力支持外，上海所拥有的众多政治和经济人才是主要因素。无论是深圳和上海，两地都能根据本地所具有的地缘经济情况而设计发展路径。除了深圳和上海，在过去的20多年里，也不断有开放区和实验区建设，但表现都不是那么令人鼓舞，甚至也有失败的案例。很多开发区没有远见，没有顶层设计，大多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罢了。实际上，开发区往往成为地方领导人的开发项目，也就是地方领导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项目。他们只追求地方短期利益追，没有大局概念，不能把地方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很多开发区甚至连本地所面临的地缘经济要素都没有考虑到，纯粹是领导人主观意志的产物。 与领导力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体制创新。第一个层面的远见和顶层设计非常重要，但要把远见具体化转变成为政策的顶层设计，还有一个执行能力问题。如果没有执行能力，最好的顶层设计也会变成表面文章。如何强化执行力？这里最主要的是体制创新。特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体制概念。特区的体制如果和现存体制一个样，很难称其为特区，特区也很难特别起来。在成功的特区案例中，人们不难发现具有区别于现存体制的新体制，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方面。 体制创新平庸化的危险 特区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权利，不是一些保守和左派人士所说的“特权”，而是制度创新的责任。设立特区的本意就是要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探索一条制度创新之路。很可惜的是，从整体上来说，特区在推动经济方面的功效，远比制度创新方面的功效大。特区的体制创新能力微弱，具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特区体制的最初设计存在问题。特区不是政治特区，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特区的设计者并没有对体制设计做科学深入的研究，例如把政治、行政、社会、文化等不同方面的体制区分开来，确立它们之间的边界。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也就是特区的政治体制要和国家整体的政治体制保持一致，以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方面的体制，也必须和现存体制一模一样。没有对特区体制有足够的认识，在体制设计时便没有解放思想，体制创新的能力自然就受到限制。 其次，即使在一些体制上原先有创新，但随着体制的运作，这些创新的方面逐渐消失，被现存体制所同化。从政治性比较强的体制领域，例如党政机构的设置、党政关系、政府层级到社会性比较强的体制领域，例如社会、文化组织等等方面，特区没有和现存体制有任何区别。特区本来就是新体制的试验，成功之后，需要推广到国家的其他地区和领域，但是现在则刚好相反，不是其他地区向特区“接轨”，反而是特区向其他地区“接轨”。再次，在特区发展过程中，意识到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一些特区，尤其是深圳，也不断推出了一些体制改革。但是体制改革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一旦体制改革的动议出现，最后往往演变成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制度创新就变得不可能了。 这也就是目前“特区不特”局面的原因。缺少强有力、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层，很快就使得特区演变成为一般城市或经济区域。特区创始之时，往往出现具有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的领导者，但一旦建立起来，政治变得平庸起来，成为国家日常政治的一部分。 如何追求新一轮政策的成功呢？最重要的是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是有顶层设计的，90年代的长三角的开放也是有顶层设计的。其他区域的各种特区和实验区的顶层设计，就不是那么科学了，往往是地方做好了之后，中央批准一下，实际上是中央批准的地方项目。现在也存在着这种情况。除了上海自由贸易区中央顶层设计的味道比较浓之外，其他几个包括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福建平潭等就缺少中央的顶层设计，更加像地方发展项目。很显然，如果要成功，顶层设计要从地方提升到中央。 与顶层设计相关的就是这些新特区的整合问题。现在人们对上海自由贸易区抱有非常高的期待，希望其能够改变目前的改革困局，把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这并不现实。中国如此之大，要上海自由贸易区来改变目前的局面并不现实。但如果把其他几个整合起来，形成一揽子新的开放政策，就会产生更巨大的能量。同时，现实出现的问题也要求这些新特区的合作和分工。目前，因为没有合作和分工的统筹，这些区域之间已经出现互相竞争的局面。例如一些原来放置于其它区域的项目，开始往上海自由贸易区转移，因为上海被视为具有更大的政策优势和发展潜力。竞争不可避免，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就会演变成恶性竞争。道理很简单，每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并非来自市场，而是行政和政治。 新一轮的特区如果要走向成功，必须避免缺失远见、顶层设计和创新能力的领导者。这一波开放需要更高层次、更高要求的领导团队。办特区既是地方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特区不能沦落为只是地方项目。就是说，特区的领导人才的配置问题要重视起来。但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各个地地方，无论是上海、广东和福建，负责特区的地方领导层很少有远见，能够把特区建设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他们更多的是像开发商，GDP主义观念过于严重，强调的往往只是特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们对特区没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特区定位不清楚。领导层只知道盖大楼、修高速公路。也就是说，他们擅长于“造城”，但对于“造城”之后要干什么没有清晰的概念。结果，往往会造成“鬼城”现象，“有城无市”或者“大城小市”。要改变这个局面，迫切需要配备有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的领导班子。 现在人们的共识是，新一轮的特区需要体现的是升级版的开放政策。只有升级版的开放政策，才能打造出升级版的自由贸易区或者实验区。什么是升级版的开放政策？人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产业开放的升级版，就是要从以前的制造业等方面向更高层次开放，包括金融服务贸易等方面。第二，升级版的开放政策的目标，在于服务于国家整体改革的需要，尤其是经济改革。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每一体制背后都是庞大无比的既得利益。新的特区和试验区要改变这种情况。从这一角度来看，新的特区必须在改变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方面有所作为，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政府和市场等之间的失衡。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尤其是金融业显得非常重要。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制度的升级版。现在的设计仍然过分停留在经济技术面。特区不是政治特区，就是说特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说特区在行政、社会和文化体制方面的创新就不可以了。可以把政治和行政、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区分开来。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不可动摇，但行政等方面的体制需要创新。如果没有体制创新，或者特区的各方面体制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特区便会变得毫无意义。从1980年代到现在，很多特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缺失体制创新是主要原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加坡和香港等都是一级政府，但中国的很多特区包括深圳和珠海，到现在为止仍然有三级政府、四级管理。特区俨然和其他城市一样，是一个官僚的城市。必须意识到，不是特区的经济表现而是特区的体制创新，才是特区存在的意义，更是特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体制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体制的可复制性，就是说，在特区和实验区的新设立的体制，在其成功之后要推广到其他地区。换句话说，是其他地区要和自由贸易区和试验区的体制“接轨”，而不是相反。新体制被旧体制所同化，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结局。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顶层设计，强调了这一点。但如何把新体制复制到其他地区，而不是被旧体制所“同化”？从过去的经验看，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特区或者试验区建设就是要以开放促改革，以体制创新促体制改革。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今天中国面临新的局面，特区和试验区也具有了新的使命。从这个角度看，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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