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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 何氏眼保健体系创始人
何伟出身医学世家，1984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当一名眼科医生，1986年回母校读研。1987年，受国家教育部派遣，他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的第一位攻读眼科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到著名的日本国立九州大学（也是郭沫若先生的母校，并与郭沫若先生一同被九州大学评为全球十大名人毕业生）深造，师从国际眼科专家猪俣孟教授。 领军人物： 技术 专利 人才 崇尚以科技、教育报国的何伟，心中有个“大梦”：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造福于人民。一方面，随着何氏眼科的发展，他不停地追求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他成立何氏医学院，致力于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 谈其崇尚的专业技术，他如数家珍。何氏的眼科视网膜干细胞走在了国家的先列；成体干细胞项目是国家“九七三”项目，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项目；被称为视力盗贼的青光眼，国家目前没有很好的疗法与药物，何氏眼科目前已经完成了临床，进入国家的新药创制项目；何氏眼科的干眼项目，独立技术明年3月份将得到欧盟的认证。一些欧美国家的专家已经前来商谈…… 如今，何氏眼科的专利数目高达24个，何伟个人成为辽宁省科技人才的领军人物当之无愧。 精神力量： 归国 创业 目标 “一个归国学子能把自己的知识和创造奉献给他的祖国和人民，这是无比光荣和自豪的。”与何伟教授聊天，会感觉到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因为他的人生经历足以书写一段创业成功的传奇。 “我是一个幸运的创业者。说到幸运，我走到哪里都能得到周边朋友的鼎力支持。我想告诫年轻人：如果工作是满足精神的需要，那工作的意义就变得神圣了。如果工作是有神圣力量的，那么全世界都会帮助你，你的成就会远远地超过你的想象。” 何伟出身医学世家，1984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当一名眼科医生，1986年回母校读研。1987年，受国家教育部派遣，他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的第一位攻读眼科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到著名的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深造。 在日本留学的八年时间里，何伟凭借不懈的努力和坚强的毅力，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取得日本行医执照，并拥有了私家住宅、汽车和不菲的收入以及高端的社会地位。 1995年底，具有强大民族归属感和爱国精神的他，在一次归国公益巡诊的亲身经历中，彻底唤起了他回国创业、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他放弃了国外富足而安逸的生活，在沈阳迈出了艰苦创业、报效祖国、打造国内眼保健体系和办设高等教育的里程碑式的第一步。 何伟回忆，当时的创业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快乐的。“当时只有6名员工和一间150平米的办公场所。就在那里，我们这个6人团队开展了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激光和玻璃体切割三大临床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同时发明了多项专利。”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何氏眼科初步形成了集医疗、教育培训、科研、产业、国际交流、社会公益于一体、具有中国特色的眼保健体系---何氏眼保健体系。何伟计划通过提供集中、大量、低成本、高覆盖、高质量、可持续的全方位的眼保健服务，实现人人享有看得见权利的国际防盲目标。 提起何伟的精神支撑，也可以说是他的“中国梦”，他说：“我们何氏眼科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科技、公益性的医疗机构，目的是为百姓提供方便可及、可支付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眼保健服务。” 获奖心得： 感恩 坚持 惠民 何伟谈到了正在实现的科技创新，谈到了支撑他的精神力量，谈到了正在不断接近的心中梦想。 “我深信冥冥之中的力量！”崇尚技术理性的何伟教授却相信传统的因果关系。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1996年10月6日何氏眼科医院成立，第一个客人是一只飞来的小鸟。何伟发现这个撞得头破血流的“小生命”眼部受伤，动了恻隐之心，为它做了何氏眼科第一个眼部手术。“它带着顽疾主动飞进来，痊愈后自由离去，像是上天派来的精灵，从此何氏医院的技术美名扬，鼓舞我坚定了医者的信念：救治受苦受难的病人是医生的天职。” “救鸟发迹”的故事让何伟觉得做人首先要学会感恩，回报社会民众的越多，取得的成就越大。 自2002年起，辽宁何氏医学院附属何氏眼科医院就一直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无白内障县复明工程”。何伟无偿投入50多万元，参与了辽宁省西部贫困地区—“朝阳县无白内障县复明工程”，为300名白内障患者实行免费手术，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无白内障县”。同时参与了沈阳市“无白内障障碍市”的光明行动，共完成了2578例白内障复明手术。2005年，何伟被评为辽宁省和沈阳市白内障无障碍光明行动先进工作者。 迄今为止，何氏眼科已免费检查眼疾患者40余万人，为1.5万人实施减免费的手术，共减免检查费和手术费3000余万元，何伟就个人为社会捐赠钱物270余万元，其中为爱之光基金会捐赠200万元。 在成绩和赞誉面前，何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要建立中国第一个“卓越眼科中心”，大幅度降低全省范围内可避免盲的发生；建立起一个能够为广大眼病患者特别是盲人患者提供方便可及、可支付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眼保健服务体系；创建中国眼科资源中心，即实现医疗、教育、产业、科研、公益为一体的光明城计划，为那些饱受病痛甚至黑暗折磨的同胞做点实事，实现国际防盲目标，人人享有看得见的权利。 “个人的成就只是对我们向善的报恩，荣誉的取得只是我们追逐目标过程中的意外收获。”何伟院长这样总结此次获得“辽宁省第二批领军人才”，平静的语调中流露出他的人生观与事业观。 文章选自《人民网》
2014年5月29日 -
冯仑：城市化反思 聚焦“城市化”的得与失
城市应由产业主导而不是房地产 搜狐财经主持人魏喆：之前看到您对城市化问题的一些思考，您对大城市病的问题是怎么考虑的？ 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我们在2009年开始提出来做立体城市，这其实是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中有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城市化发展盲目贪大，造成土地浪费。基础设施投资巨大，政府过度关注房地产的发展，造成整个资源的浪费。更严重的是交通混乱，让城市中的人生活、工作极不方便。在北京，现在一个上班的人每天三到四个小时都耗在路上。 主持人魏喆：您说的就是我吧！ 冯仑：是吧!我也三个多小时、四个小时，我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在路上两小时了，我还得回去呢，我住在国贸那儿，还得一个多小时，这就变成了每天大量时间都花在这儿。另外，城市化过程中需要产业聚集。按照过去历史来看，城市的发展一定先有产业后有就业，有人的居住聚集，然后有商业，有公共医疗、服务、教育等等，产业是一个龙头。比如说我们安钢带动这个城市。很重要。国外比如说曼切斯特有纺织业带动这个城市。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房地产带动城市，房地产怎么带？弄一个新区修一条路，搬几个政府盖一堆住宅，然后这个城市啥产业也没有，多少年这都是空的，所以变成睡城、鬼城、空城，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一定要有产业主导，产城一体，才能够使这个城市活起来。所以应该是产业主导来发展城市化，而不应该用房地产和政府来牵动城市化。 过去的城市建设节能环保做的很不好 第三个是节能环保，节能环保过去做的不好，有三个方面的毛病。一个是我刚才讲摊大饼带来基础设施投资巨大，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水电、气热暖在路上耗费巨大。你比如说，切这么大一块地，只盖了一栋楼，但是天然气也得弄过去，所以说这种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比较低，带来很大的浪费和能量损耗。第二个是建筑，你不做绿色建筑，做的都是传统非绿色的建筑，这样的话在建的过程就不环保，然后，在未来建筑营运管理当中能耗也很大。第三个方面当然这些行为，城市建设拉这么大距离，你每天开车来回跑，路上碳排放就非常大，这都是对环境的一个不理性的做法。 城市化没有和人们的幸福感成正比发展 还有一点，城市化和人的心里的感受，也就是幸福感没有成正比。比如，我原来在机关工作的时候，一天有一两个小时在城里跑，现在也有车了，也不用挤公交、地铁，但是每天路上却要耗上三四个小时，这种交通让很多人焦虑。很多城市功能很混乱，你可能南边上学，北边生活，东边就医，西边娱乐，最后你每天疲于奔命，最后你整个的心里感受很不好，而且这个过程中房价还高，生活指数开支也很高，另外呢，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给你带来的压力，比如说摇号，比如说限行。这个城市因为没有规划好，反过来把这些问题最后都归罪于城市的市民，让市民去承担这个不便利，管理者老追求他的便利，而不考虑城市的主人市民的不便利，这样带来一个快速的城市化，也带来了快速地不满、焦虑、低心里感受，幸福的体验感受度很差，这是第四个。 公共服务难以跟上城市摊大饼似得扩张节奏 第五个就是城市发展当中公共政策部分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以前公共政策的提供做的不好，比如说，快速的摊大饼似的把城市发展完了，发展完以后公共服务要跟上，比如说医疗，这是公共服务，教育、环保环境。公共服务你不能及时地跟进，当然大家满意度也很低。另外还有一个，公共政策我们制定的是不是好呢？你比如说什么都限，我们一有问题就是限，就是搬，就怪别人。很简单房价高了怪别人，限房价。一会儿城市交通混乱，限人多。政策制定部门从来没有限过自己。 主持人魏喆：没有说自己规划有问题。 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自我检讨 冯仑：对呀。如果翻过来，你检讨一下公共政策制订中的问题，你的功能定位，你当年哪个决错做错了，你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你限下自己。比如，我买一个车是买的365天开的，价钱是按这个定的，你单双号，等于把我车的一半功能给我费了，可是我交税没按单双号交，如果说我也按单双号交政府干吗？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政府在公共政策上，一定要保持制定政策的科学性。我前年在新加坡理工大学读了一年MBA，专门研究他们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你比如说交通拥堵问题怎么解决，他们做了很复杂的一套模型，用计量模型来计算，人们从哪走，到底怎么在路不增加的情况下把车行效率提高。他这个目标就很好，道路不增加，但是车行效率增加。他们改善信号系统，这是一种方法。另外，训练司机是一种方法，还有一个相当于收一点钱，那收多少钱呢？新加坡很有意思，新加坡开车你是自由选择的，你如果有时间又不想花钱，你就走可能堵一点的路。你如果是商务人士你很在意时间，但是可能你钱上不在乎，你就走快的地方，你就交钱。但是它这个钱精确到什么呢？不像我们说五毛、一块、十五块，你看我们收费站都是整数，它那个是有零有整，而且你开车过去的时候，电子眼照一下钱就收走了，一点都不影响效率。所以你看这个公共政策制订的就很好，很人性。对吧，一不乱收钱，它有零有整，它讲出道理来。对吧，二你可以选择，你不着急的你就走有点堵的呗，它给分开。我们这儿不管。照理说一样，三环以里，着急的人交钱，不着急的人慢慢耗着呗。你比如说我就出城打一个球，耽误个半小时就半小时，对吧，我就不交这个钱。所以我就是说从新加坡交通的这个角度我就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我们的思维要做一些调整，应该更多的检讨，我们政策制定应该以人为本，城市要让人更方便更美好，要提供给所有的政策应该让人方便，让人满意、舒服、安全，而不是管理者方便。这两天北京在讲搬这个搬那个，这都是管理者方便。要按人口聚集度，东京、纽约都比北京高，GDP都比这儿高，那个也没有什么，他没法说埋怨，人家说强制什么什么，这个搬那个搬的，先要检讨自己。 治理交通应从科学规划开始，行政强制过于简单粗暴 主持人魏喆：除了在公共政策方面，对于北京现在这种积重难返城市规划和设计，有没有什么其他什么方法能做出一些改良？ 冯仑：我觉得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一定要科学规划。所谓科学规划就像新加坡，新加坡人口密度比北京大，道路也比北京宽，但是效率比北京高，这就是科学，道路规划和整个的环路多，交叉路其实最容易堵，我们这儿交叉路多，这是科学问题。环路基本上不怎么堵，香港路环路堵。我们现在整个城市到处都是交叉路，交叉路红绿灯效率低，对吧？所以就是说一个是从应急方面，从科学方法上加以改进。包括信号系统，包括你提前的预报，这是技术问题。 另外一个是政策，经济政策，城市的一个公共服务制定一些切实有效的一个政策，而不是说车一多又摇号又单双号又限行，然后你这个东西都不讲理的一些临时性的短期似乎有效。但实际上北京堵车也没解决，有些人就买两部车。 主持人魏喆：对，也不能说因为出租车提价大家就不打车了。 少一点围墙，未必不安全 冯仑：所以我是觉得应该从两方面。我再举一个例子，北大海淀这边有这么好园子，满园春色现在都关住了，过去叫做一枝红杏出墙来，现在我看所有红杏都想出墙，如果把墙一拆就无所谓出不出墙了，红杏就在你眼前了。所以如果你想把圆明园、颐和园、北大、还有中央党校这些园子都拆了，海淀区将成为全球最漂亮的，对吧？但是这些东西会不会带来所谓混乱呢？我认为不会。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主持人魏喆：就像有居民小区，究竟是开放的小区更安全还是封闭的小区更安全？ 冯仑：我们自己在北京东边发展一个项目叫做星城国际是没有围墙的，但是很安静的，对吧？比如说富丽城都是有围墙的，对吧。SOHO是没围墙的，又怎么样？可以没围墙也可以有围墙。最后你会感觉没有围墙的地方感觉更好。 主持人魏喆：更开放性。 冯仑：没有围墙的地方反而人少。为什么？因为有围墙人都堵在门口等着要进去，如果你没围墙哪都能走，反而看不到什么人了。 主持人魏喆：而且路人都能成为这种安全的保障。 冯仑：对呀。反而彼此之间是一个保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假定看起来是对的，其实未必。比如说你老觉得北大如果再不把门把严就更乱了，其实恰好是你有门它才乱的。为什么呢？我老是在讲在非洲，非洲我们有时候看见狮子就跑，是因为我们假定狮子的眼睛跟我一样，他看见我了这么清楚，要吃我，这是你的假定，你赶紧得跑。其实事实恰好相反，狮子的视网膜散光，按我们人来说是高度散光。 主持人魏喆：你不跑它是看不见的。 冯仑：你不跑它看着像树一样站着，你一跑，这么大一个家伙跑，它散光，它看到这么大的家伙跑，它害怕，一害怕就反抗就扑，其实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它假定是错的。我们以小人之心妒狮子之腹，另外狮子要吃你，狮子吃你干吗？就相当于我们吃老鼠肉，老鼠肉一点不好吃，我们都吃猪肉，狮子常年根本不吃人肉，所以人肉对于他来说是最难吃的一种肉。它一个礼拜吃一次40多磅，吃一次歇四天到五天，你看它老呆着根本就不动，它吃饱了它不是想吃你。咱们自作多情觉得它要吃咱们的肉，狮子吃我们的肉就跟我们吃老鼠肉一样，不得已而为之。你看基本上把你咬死它也不吃。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假定是错误的，结果导致了你的行为的错误，引起了严重的后果，是这么一个逻辑。就像我们觉得这个围墙是必要的一样。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们不要多比，跟清华比，清华车是能开进去的，比北大乱吗？ 主持人魏喆：对，而且进去也不用拿证件登记。 冯仑：你看清华比北大乱吗？一回事。就这么近，这就是你管理者的一个思维。你认为围墙越多越安全，结果围墙越多越乱，反而景色都关住了。城市也是这样。 长大了就董事了，开发商已经开始重视自然与人文的保护 主持人魏喆：两天在读王石的《大道当然》，他在这里面曾经提到了一些过去万科在开发方面的遗憾，有的时候一些传统的地块记忆没有延续下来。其实面对这种经济利益和自然文化的这种保护，那您觉得这种开发商在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该怎么样去平衡和怎么样去取舍呢？ 冯仑：这件事要回答，长大了我就懂事了，其实就是这样。就像小孩一样，对吧，他一急了随地大小便，他就没有顾及别人的看法和周围环境的卫生，长大了这个事就没有了。企业也是这样，我相信王石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是在万科头五年十年的时候没长大，现在已经长大了，所以现在就懂了。所以很多事长大了就懂事了，懂事了就和周围环境相处就变得自然了。我们也同样都有这个问题，我想这个行业都是这样的，早期都特别不注意这个，只想拆，多盖房，赶紧卖。现在就会注意，如果这个地块上有一些历史痕迹遗存，那我们尽可能把这个历史，哪怕有一个很小的烟囱，一个岗楼，我们就把它留下来，让大家有一个记忆的一个连续性，然后也增加很多人文的思考的一个场景，人文思考你得有东西，不能什么也没有。现在我觉得有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和历史相对比较长久的企业，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万科其实这几年也做了相当不错的一些，像良渚的项目。 主持人魏喆：良渚，还得奖了那个项目？ 冯仑：良渚的项目。包括天津有一个在玻璃厂上的一个项目，这些都已经做的不错。所以未来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企业也会关注到这个，保证你的经济商业开发和文化保护和历史痕迹、历史遗存的一个延续平衡好。现在出现了一个好的现象，这件事儿的矛盾越来越小了，之前矛盾很大。现在为什么矛盾小了呢？现在会把这个当成一个卖点，当成一个项目的品质。比如所谓有品质感，比如说怀旧。 主持人魏喆：有故事。 冯仑：怀旧是品质，它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景观，这些东西都反而增加他的一个上的一个价值。所以这样的话也为大家来保护这些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2014年，房价上涨的力量会减弱 主持人魏喆：2014年就是王石对地产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过楼市非常不妙，我想知道您怎么判断整个楼市？ 冯仑：如果从住宅角度来看，楼市现在基本上是一半取决于市场，一半取决于政府。所谓取决于政府，是因为的确有相当多的地区在限购，这是取决于政府。对于没有限购的的部分，从终极原因来说供求关系仍然是房价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从经济发展的水平来看，大部分城市对于居住的需求的解决，相比五六年前矛盾突出的情况，现在已经缓和很多。一般从国际经验来说，人均GDP超过8000美金以后，住的需求大体上都解决了。另外，从人口的情况看，实际上中国人口聚集度高、人口增量比较明显的地方房价一直涨的是比较多。像北京过去10年人口增加一倍，由1000多万到2000多万。所以人口的聚集是决定供求的主要原因，因为人口带来一个需求的变化，所以在相当大的一个城市，从目前中国来看，人口的增加的一个量和速度，从一二线城市来看，北上广深聚集的最快，其次就是省会城市，往下人口相反是减少的。比如说河南某一个县的人可能都跑到郑州去了，所以河南三四线城市人口是减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郑州的房价就会涨一点，但是那个县里面聚集度低它就会降下来。再者，我们看一个指标，就是一个市场上一手房二手房交易的一个情况，如果新房和旧房的交易是1:1，就是每天卖出两套房，一套新房一套旧房，那个房价相对就是应该相信的，如果说卖出五套房有三套是旧房，两套是新房，那基本上这个市场就饱和了。那么从大部分城市来看，现在一手房和二手房的交易，基本上北上广深省会差不多1:1了，从这些因素来看，我觉得在住宅发展当中恐怕价格会向上涨的力量会减弱，从最近统计70个城市情况来看，价格往上的力量在减弱。 逃离北上广是个伪命题 主持人魏喆：最近几年媒体上有很多关于很多青年人群租或者是逃离北上广这样的消息，这样的一些报道，对您有没有一些触动？ 冯仑：对这件事，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北上广深流动性特别强，比如说中午我吃饭，和一个电影导演吃饭，对他们来说这人都是流动的，今天剧组在这儿拍在哪拍，然后北京来很多的北漂都在这儿，过两天又走了。实际上呢这是，现在媒体以比较容易就一个问题发酵。 主持人魏喆：你怎么看逃离北上广？ 冯仑：实际上也没逃，真正也没多少人逃，这个话题很大，因为每天来的还是很多，总体北京每年增加60万到80万人，所以是增的。60万到80万人，相当多是在这里读书留在这儿，和到北京创业的人。在互联网创业当中，北京的环境是最好的，所以应该说没发生这件事。所以我没有什么感觉。我很少到外地碰到一个说刚从北京跑到这儿，跑到河南新乡来的，没有。 经济环境变得更好了，理科男、技术男、诚实商人都能赚到钱 主持人魏喆：您现在也相比之前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前两年您还去学习了一段时间。在这期间，您对自己的这种企业家身份有没有思考？ 冯仑：我觉得现在企业家在中国经过了三十年以后第一代、第二代的这些逐步都在淡出。这样的话我觉得最近这一段我觉得情况我很乐观，就是创业创新的积极性非常高，最重要的就比如说互联网，工商局注册的人越来越多，跑工商局注册新企业的人越来越多。 主持人魏喆：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冯仑：比如说我们要注册新公司，比过去时间花的长。后来我觉得很诧异。他们说现在工商局现在注册的人太多了，到上海自贸区全部都是注册公司的。所以创业的人越来越多，说明市场经济大家的预期比较好。今天有一个数据，20个城市报考公务员比去年减少30%，对公务员的预期不像以前那么好了，但是对于创业的预期好。这就是整个市场经济非常好的现象。另外一个看谁在挣钱。过去呢，可能是所谓权贵的一些子弟，还有像流汗这样的人才挣钱。所以我老开玩笑叫文科男，还有社会人在挣钱加上子弟在挣钱。那现在呢理科男、宅男、好人都能挣钱了，那这市场经济就好了。市场经济健康的一个标志就是一定要看谁在挣钱。如果说是做技术，比如说写嘀嘀打车软件的这个小孩宅男他能赚钱，对吧？然后诚实经商的人能挣钱，一个理工男很简单的，见到官员完全不会巴结的人都能挣钱，这就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如果只有见了领导会巴结的，会请客送礼的，会暗箱操作的人复杂的人才能挣钱，这是不好的市场经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我们终于可以做一个比较轻松的企业家。 过去20年民营企业跟制度打交道的成本太高了 过去20多年所有的民营企业最大的一个困扰是跟制度打交道的成本太高了。制度成本太高以后，个人的牺牲概率就非常大。那么最近几年特别是对未来，如果能够大大地降低一个企业家和制度打交道的成本，特别是潜规则和看不见的一些成本，那么这样的话我相信企业家就能够一边创业一边管企业，同时又有丰富的业余生活，身体也会更好。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最近这段企业家也是在换代期间，新的这些更优秀的理工男、宅男、好人大批量出现企业家，这样的话，相比起他们，我们就逐步地应该淡出这些最主要的竞争领域，然后我们应该花很多时间，做做公益，做做一些教育传播这样的工作，这也是很正常。所以在社会来说，企业家得到了尊重我觉得最近一些年呢也是比过去有更多的一个改变，就是大家对企业家也比过去有更多的尊重，这点我觉得都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 环保组织阿拉善的治理给我很多启发 主持人魏喆：您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公益方面的活动，最近主要做的是哪些方面呢？ 冯仑：这个公益的活动实际上比较多的还是最近阿拉善的活动，E基金的活动，还有万通公益基金的活动等等，就是各个公益组织的活动。 主持人魏喆：我看到很多企业家都在自己的书里写过关于阿拉善的这一段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您怎么评价这样的一个组织？ 冯仑：这是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民间环保机构，所谓最大第一是人多，三百多人的企业家组成的。第二它的市场份额大。民间环保资金每年它大概占了一半。第三个当然它影响力比较大，支持了国内草根的环保组织者一半以上都用过阿拉善的钱。在这样十多年来阿拉善公益机构，它在治理上是最大的挑战，因为多人。 主持人魏喆：对，成员都是这种很相信自己，很有个性的企业家。 冯仑：所以，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治理，当然，最成功的也是治理。因为它有挑战。所以你比如说怎么样把创办人也就是说一把手能够有序地、透明地、平稳地换掉，这就是阿拉善一开始的理念。刘小光是创办人，他不能一直干着，所以就把他换了。换了以后呢，保证他有积极性，还留在这儿，然后过一段时间他再竞选当理事。有了这样一个传统，就能平稳的进行领导人的交接，让组织很好的运行下去。我是刚刚卸任，我是第五任会长，现在交给了任志强。所以每一任都干两年，王石大概第二年，每一任都干两年。这样的话阿拉善现在换一把手变成了最简单的事。就像当年治理是最大的挑战，现在治理变成最大的优势，非常活跃，我看他们网络里活动非常多，而且在民间环保当中成为一个最有影响力、最活跃的一家机构，每年增长成员也非常快，最近三年每年都40%多的增长，所以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受到非常多的启发和教育。包括我们万通公益机构，都是从阿拉善学习怎么治理的，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在民间环保组织里，阿拉善当之无愧是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主持人魏喆：好的，非常感谢！ 文章选自《搜狐财经》
2014年5月29日 -
宗馥莉:希望改变中国社会生态环境 引领公益新潮流
5月14日，浙江馥莉慈善基金会捐资1亿元，与西安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交大)联手成立馥莉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浙江馥莉慈善基金会创始人宗馥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作为新一代的我们，需要有勇气去改变目前现有的社会生态环境，让社会各界自发地去关注我们的社会，并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些什么。 “希望本次学院的建立，能成为轻工业发展的一个契机，教育界的一个创新，希望我的举动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我们国家的环境，让我们下一代能否更好地生活。”宗馥莉认为，具体来说，各行各业都需要将视野面向国际，思考产业的升级、产业链的完善，去推动行业和技术的发展；而教育界，需要去培养对社会有抱负、对未来改变生态环境有憧憬的人才；作为民众，我们要有信心，相信社会会变得更好。 “有人用一个亿元可以去买一架私人飞机，或者一艘豪华游艇，但对我来说，捐赠高校来培养食品领域的职业人才更有意义。”宗馥莉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影响身边各行各业的有志之士与之为伍，感染更多的新一代企业家去主动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使公益成为一种共同的生活态度。 在美国，慈善捐助一直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基金会的捐助，是美国高校，尤其是私人院校的主要经费来源。而借助基金会的独立性和非广泛性，基金会可以通过灵活资助某些重点研究领域，推动高校科研创新和整个行业的变革。 多年的留美经历，让宗馥莉吸取了很多国外的慈善理念和成功经验，她希望将西方现代企业的社会责任模式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仁爱文化相结合，传递“人人为公益”的新理念，为大众树立一个可借鉴的公益典范。 据了解，2007年夏天，25岁的宗馥莉设立“馥莉慈善基金”。基金结合中西方文化，秉承着独特的慈善理念。一方面，基金倡导“自强式”“传递式”“引领式”的慈善助学方理念，认为慈善是帮助自助之人，而非对贫困者的怜悯和施舍。通过为有向上之心的贫困生提供第一年的助学金和之后的实习机会，来鼓励大学生的自强自助和再奉献。基金希望通过馥莉慈善基金的善举形成引领，建立人人有善心的公益乐土。近7年来，累计捐款7501万元人民币，帮助294名贫困大学生继续了大学教育。另一方面，“馥莉慈善基金”则秉承”不为企业，只为行业”的慈善信念——渴望为中国培养实践型的世界级精英，改善和提升中国食品行业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为中国的食品行业赢得话语权。 “慈善，要先做起来才有希望！”这位年轻的企业家愿意通过自己的示范，引领中国公益的新潮流，探索出中国式的慈善样本，影响身边各行各业的有志之士与之为伍，感染更多的新一代企业家去主动承担改造社会的责任，使公益成为一种共同的生活态度，使公益成为新的社会价值取向。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
2014年5月29日 -
易珉：公共交通如何走出瓶颈
采访易珉那天，是2014年开年以来北京雾霾最严重的一天。在他位于北京某高级写字楼31层的办公室里，透过玻璃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看到的是茫茫雾霾。也是在同一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的一段谈话被媒体大量转载：“北京的回龙观新城区里有30万人口，但却很少有就业岗位。大部分人早上涌到老城里来，晚上又涌回新城，造成巨大的钟摆式城市交通。实践证明，这类新城是失败的。” “失败”，这个很少形容城市发展的词语折射了事物的两面：城镇化带动了社会的转型，但人口激增也带来了难以解决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作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下文称港铁）中国业务CEO，易珉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他说，这是城镇化进程中成长的烦恼，城市轨道交通可以作为整体解决方案中的一方面。我们要找到一条路，尽量减少排放，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 规划不好，欲速不达 当地铁贯穿都市、延伸到郊县，人们每天要在路上煎熬几小时，很多人会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城市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感觉，虽然地铁让出行时间缩短了，但生活并没有轻松多少。 易珉：的确。以北京为例，很多人住在通县的燕郊，却在CBD上班，不坐地铁没法生存。京通快速路为什么堵车？我问过很多年轻人，就是因为地铁挤不上去，又没钱在五六环以内买房，只得贷款买车。交通设计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减少出行，甚至不出行就能满足一切需要。目前我们发展过程中很多东西都是粗线条的，还处于拓宽瓶颈的阶段。 环球人物杂志：北京地铁的瓶颈是什么？ 易珉：北京是中国第一个建造地铁的城市，40多年前修1号线时，香港还没有修建地铁。但直到近十年北京才大规模建地铁，快速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瓶颈。北京地铁已比地上交通准时多了，网络也建设得很快，但还有很多服务细节没有跟上。比如，换乘车站的设计是否合理？行走标识是否合理？有的标识牌上只写一个“西南口”，而乘客在地下很难分辨西南口在哪里。香港地铁有专门研究做信号和标识的部门，会派人到每个站点，观察乘客看到标识牌的第一反应，来决定一个箭头是直的还是斜的，箭头下面要标示多少建筑物。港铁摸索了30多年才做到这一步，北京等城市毕竟刚刚发展。这又是个瓶颈。 环球人物杂志：这也与规划有关。 易珉：是的。香港采用的是以轨道为先导的城市发展理念，同时城市规划比较合理，没有巨无霸型居住社区，很多地方都很好地贯彻了职住相结合的混合开发的理念。而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北京10分钟步行范围内的工作数量，只有伦敦的一半，纽约的1/4；20分钟步行范围内的工作数量，北京不到伦敦的一半，低于纽约的1/10。这带来大量的交通消耗。在发展线路时，内地城市也不一定完全按方便出行的理念来规划，不是不想这样，而是轨道设计者也搞不清哪里会建一个学校或超市。随着时间推移，瓶颈就出现了。城市交通是个系统工程，要统筹考虑。是否把写字楼都集中在CBD，交通流动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都要考虑，否则欲速而不达。50年后北京应该是什么样子，现在就要思考和规划。 地铁站点的社区建设 环球人物杂志：香港地铁怎么解决瓶颈问题？ 易珉：港铁的模式是经过30多年摸索出来的，就是“轨道交通+物业”，在内地城镇化背景下，也可被称为“轨道交通+社区”模式。由于地铁提供出行方便，地铁周边地价会提升。我们在规划阶段就与政府协作，确定地铁沿线适合开发的土地。在建设地铁线路之前，根据土地价值向政府支付土地费用。随后，港铁才修建铁路，并和开发商一起建造站点的物业项目，而从该物业项目中获得的盈利，会再投资于轨道建设以及日常维护费用。在地铁上盖的物业由港铁运作，土地归港铁经营。这样做的好处是，物业和土地赚来的钱除了交还给政府以外，还可以用这个钱来养地铁，使政府减负，百姓方便，经营者有资金提高服务质量，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这种创新模式让政府减少了补贴。事实证明，全球很少有经营地铁的公司赚钱，香港地铁是一个特例。而港铁给每天520万的乘客提供的是99.9%准点率的一流服务。 环球人物杂志：这个模式是如何摸索出来的？ 易珉：香港地很少，人口密集，因此要让地产、物业、地铁一体化发展。地上或地下的若干层，除了有地铁外，还有停车场、商铺，再往上是住宅、写字楼。人只要进行垂直运动就行。出地铁，往上多少层就是你的办公室，换一个楼层就是诊所，再换一层就是孩子的教室。它的社区功能很全面，并用城市轨道连接在一起，让生活更方便。真正有品质的生活，是要让人们在出行时做减法，少出行，多办事。 环球人物杂志：能举个例子吗？ 易珉：比如，港铁在香港国际机场附近的东涌建造了许多社区，通过将军澳线把将军澳地区及东边一些小村庄建成有9万居民的住宅中心。再如，香港机场快线的香港站和九龙站都可以办理登机牌并托运行李，用轨道把机场带到了市中心，游客可轻松购物。 融资模式值得借鉴 环球人物杂志：港铁的模式能复制到内地吗？ 易珉：各个城市情况不同，应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式，不能简单照搬任何一种模式。但有一点我觉得港铁做得很好，就是让政府减少负担的融资模式。 我给你算笔账：发改委批准全国37个城市建地铁，就算一个城市修一百公里，每公里投资5亿到10亿元人民币，总投资是多大？运行成本有多大？算完这些，你会发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模式，意义远大于修地铁本身。 环球人物杂志：原本有一种观念，认为轨道交通能促进卫星城的发展，可以有效分流市内人口。但现在，北京周边的“卫星城”似乎并不成功。 易珉：什么观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以英国伦敦为例，伦敦人喜欢住卫星城，第一是因为伦敦与卫星城没有城乡差别，每个小镇都有商业街，在超市里能买到同样品牌的商品，不需要开车去伦敦买。第二，卫星城居民坐40分钟的火车就能到伦敦市中心，转乘地铁10分钟能到上班地点。而且交通工具很准时。我在英国的同事说，他只要每天在那个时间点上火车，保证能在9点差5分时出现在办公室的咖啡机边上。伦敦建立了一套非常可靠的轨道交通系统，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卫星城的存在。 环球人物杂志：未来的北京地铁会是怎样的？ 易珉：我相信北京地铁不用挤的那一天会到来，北京人会过上有品质的城镇化生活。只要建立了有品质的公共交通服务， 北京的明天会更好。 延伸阅读 人生“踩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节点上” 上世纪80年代末，易珉从部委下属的机构进入跨国公司。20多年来，他没离开过外企，且步步“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节点上”：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英国石油公司，从底层雇员做到英国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他赶上了中国能源业大发展的十几年；第二个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他赶上中国制造业转型；然后是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他积极参与中国医疗医药改革。现在是港铁，他赶上了城镇化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机遇。“命运选择了我，我也主动选择了我的职业发展轨迹。过去30年，外企职业经理人发展的机遇是让跨国公司了解中国，让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了解世界。这种机遇在未来30年可能不会再有。”易珉说。 易珉拨开外企高管光鲜的外表，谈到了在跨国公司所承受的压力。“越往顶层走，挑战和困难就越大。我们会面对很多难以逾越的障碍和困难。” 有些障碍来自于文化，还有一些来自于沟通，这些都影响到能否获得相互信任。“换位思考一下，中国企业能不能完全信任一个非中国籍、非华裔，甚至不会讲中文的人去担任海外区域的重要决策者呢？因此，获得母公司的信任与支持的过程无疑是艰难的。”面对痛苦，易珉的解决方式是坚持，面对困难，继续朝前走。“痛苦是成长必经的东西，能让你悟出很多道理。这世界上没有一家成功的公司或成功者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 有一次，易珉需要向公司全球总裁汇报中国发展战略。他三天没合眼，准备了一堆材料去了伦敦总部。刚进总裁办公室，总裁看到他手中一堆文件，就将他请出了办公室。总裁助理解释说，所有高管见总裁，手里只能带一张纸，上面不能超过四点。易珉想：“只有四点，我怎么跟你谈？但不谈又会影响到中国员工和市场。”最后，他干脆一页纸都不拿，硬着头皮进去说：“我汇报在中国的战略要点只有一个词，就是与众不同。”总裁说，这个想法倒有点意思， 说说看。易珉接着说：“如果我是你，会去做竞争对手完全没有想到，也没有可能做的事，从而跟中国政府和中国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长谈几个小时，易珉最终打动了总裁，并带动了多个大项目的落地，以及几家能源业的国企走向海外并成功上市。 易珉说自己是“完美主义者”：“公司高管一定要做对三件事：第一，设计一个对的职位；第二，为这个职位找到一个对的人；第三，让这个人做对的事。如果最后事情没做好，那一定是其中哪件事没做对。”他总希望把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他承认这是优点也是缺点，但他相信只要自己的管理足够人性化，就能带给别人成就感。 文章选自《 环球人物 》（2014年第6期）
2014年5月29日 -
哈继铭:中国经济近期应作减法性改革
前不久，高盛中国投资管理部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挑战与机遇”的主题演讲。哈继铭认为，中国短期经济增长逼近底线，所以近期的改革应该多做减法。通过伤筋动骨的改革，才能抓住服务消费这一发展机遇，使经济结构出现实质性的转变。 近期应作减法性改革 我国现在处于一个经济增长的高峰之后，经济增速下降，这个时候必须要做减法性的改革。 在哈继铭看来，短期经济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经济增长逼近底线。做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工业增长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的关系非常密切。今年中国工业增长值从去年12月的9.7%，降到今年1-2月的8.6%，达到了5年来的最低点。其次，在消费方面，从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长情况来看，从去年12月的13.6%下降到今年1-2月的11.8%，达到了10年来的最低点。第三，今年1-2月份的出口额合并来看下降16%，总体来说出口增速是走弱的。而在投资方面，国民资产投资1-2月增速17.9%，是12年来的最低。总体来说，1-2月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经济下降态势非常明显。 而就中长期经济来说，哈继铭认为我国中长期经济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人口红利。当一个国家出生率很高的时候，很可能遇到劳动力供应不足，和资金供应不足的困难。但是若干年后，这些早年出生的婴儿长大成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后，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当时又执行了低出生率政策时，社会劳动力供应是过剩的，而且家庭储蓄率很高。因而导致资金价格低廉，劳动力价格低廉。这种人口结构非常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人们通常称为人口红利。 第二个特征是失衡的增长。哈继铭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消费相对比较疲弱。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所以出口竞争力很强。资金价格低廉也使得投资大幅上升。但是老百姓不敢消费，挣钱的人想到的不是怎么花钱而是怎么存钱，要为自己的养老做预先准备。尽管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但消费增速相对较慢。 第三个特征是房价暴涨。由于中国大多数人的理财方式单一，许多人认为买房子是最安全最保守的投资方式，所以很多钱用在了房地产，使房价暴涨。 第四个特征是人民币升值。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口增长太强劲了，远远超过进口，所以每年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积累不断上升，因而造成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 哈继铭说，但人口结构是不断变化的。将来老人就会越来越多，中年人比老人少，小孩比中年人少。在这种结构下，劳动力供应又会不足，同时社会储蓄率也会下降。 哈继铭说，在资金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因为资金需求依然很强劲，这就可能把利率往上推，劳动力成本自然看涨，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有所下降。但是也有一个好的方面，就是失衡会得到一定程度纠正。因为出口和投资不会像过去一样强劲，而消费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而三驾马车的结构也会出现一种调整，这个调整会使经济更加平衡一些。 同时，在人口结构鸭蛋形的情况下，买房的人逐年上升，青年人、中年人成为买房的主力军。但是在倒三角形的情况下，卖房的人逐渐上升。所以那个时候房地产价格很有可能是向下走的，尤其是在某些城市，之前如果发展过度的话，向下走的趋势就会更加明显。 但哈继铭还强调，改革红利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以后，出现过一波投资增长过快的现象，但到了90年代中期，有过一个对之后的经济增长非常有益的改革。就是亏损企业该倒闭倒闭，员工该下岗下岗，债务三角债的问题该暴露暴露，银行该注资注资、该重组重组、该上市上市，使得经济轻装上阵。这一系列作法是改革初期的减法。我国现在也是处于一个经济增长的高峰之后，经济增速下降，所以这时候必须要做减法。 当然，等做到一定程度，就又可以开始做加法。哈继铭说，我国在1998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加法，就是房地产改革。2001年的时候又做了一次加法，进入WTO，因而推动房地产投资和出口增长，这两个动力推动了中国经济从1998年开始一路上涨。10年的黄金时期在2007年到达最高点。2008年遇到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出口这支引擎立即减弱，同时暴露了许多问题。我国经济高度依赖制造业和出口，短期不可能实现经济转型。所以如今又到了一个不得不改的时刻，这一次，中国经济需要一些伤筋动骨的改革。 哈继铭表示，短期上做减法会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这个阵痛是不是能够忍受，是对中国的一个考验。 服务消费是中国经济最大机遇 最大的消费增长点可能是服务消费。美国老百姓总支出当中服务类消费占70%以上，但中国才占20%到30%，所以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 在哈继铭看来，目前中国经济中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失衡现象严重，二是债务负担很高，三是房地产价格很高。 他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47.8%。虽然2013年的最终数据还没有公布，但哈继铭根据统计局每个季度的数据推测2013年资本形成占GDP的52.5%。过去的一年投资率进一步上升，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哈继铭在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模拟分析：如果我国花8年的时间让资本形成占GDP比值降到40%的话，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的走势？这几年来，进出口对GDP的贡献几乎是零，中国的贸易顺差绝对量没有增长，所以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老百姓的个人消费和政府的消费对GDP的贡献差不多在3.8个百分点。消费不可能一夜之间突飞猛进增长，接下来只有投资增速慢于消费，才能把投资占GDP的比率降下来。这么一来，模拟结构显示，今年GDP增长只能是6%多，如果真到7%以上的话，2014年的投资率比就会比2013年还要高。也就是说失衡还会变得更加严重。 第二个挑战是债务率。 在2008年以前，中国企业、政府、居民总杠杆率占GDP的150%，但现在是230%。中国的企业杠杆率大约占GDP的150%，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 哈继铭表示，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时候会到15%，而那个时候的利率水平基本上没有超过6%，因而2005年到2007年，企业有很大的动力去举债。2008年、2009年这两个变量有一个短暂的倒挂，但是很快又被国家刺激政策将距离进一步拉开。第二产业的增长一度达到两位数，但是实际利率却是零甚至是负的，因为工业生产者指数(PPI)涨得比贷款利率要高，这又造成了企业大量举债。但到了今天，这两个变量倒挂了，现在的PPI是负2%左右，利率最少也要6%，所以实际利率至少在8%以上，但是第二产业GDP增速绝对不到8%。于是欠债压力日益显现，一些信贷违约，甚至于债券违约出现。 哈继铭说，向前看，债务的负担还会继续加剧。因为老龄化到来以后对社会保障就会产生压力。1990年开始日本的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开始到来，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会的占比急剧下降。伴随着这么一个过程，1990年时日本政府的债务占GDP的60%到70%，到现在是200%还多。虽然我国现在老龄化还没有到来，但政府的债务占GDP也超过了50%，将来我国政府为了应对社保的压力债务还会进一步上升。 第三个挑战是房地产行业。 我国第一批婴儿潮带来的新生儿大约会在2015年前后退休。退休以后，这一批人可能就不再买房，而是关注于卖房。下一代虽然还买房，但是人数少于父母辈，整个社会的房产需求下降。 哈继铭表示，需要以比较客观的指标来测量中国老百姓对城市房价的承受能力。哈继铭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他所设定的模型是一个三口之家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付30%的首付，借20年的按揭。在西方社会，月供比例超过月收入40%银行就不敢把钱借给你，在中国一二线城市，月供比例的平均数是76%，有的城市甚至超过了100%。这说明这个城市收入属于平均水平的家庭是根本没有能力买得起房子的，一定是这个城市中较富有的阶层在买房子，而较富有的阶层再买房大多应该是出于投资目的。 挑战总是和机遇并存。哈继铭相信中国经济未来的机遇将主要来自于消费。 他说，所谓消费，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商品消费，一类是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是衣食住行，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消费升级的诉求越来越强。所以在商品消费领域，会有一个质量的提高，而不是量的简单扩大。 然而在哈继铭看来，最大的消费增长点可能还不是商品消费，而是服务消费。他举例说，美国老百姓总支出当中服务类消费占70%以上，但中国才占20%到30%，所以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而且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以后，与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基本旗鼓相当。到美国的上个世纪90代初期，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和通讯领域的消费与70年代初期相比基本上都是翻倍增长的。哈继铭相信，即使不考虑中国整个消费增长速度本身就比西方国家快很多这一因素，中国经过20年发展后，这些占比也会进一步的上升。 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方面，我国消费的推动力可能比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还要强劲。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支出必然会更加注重医疗和保健。而中国除了收入水平提高来转变消费结构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是美国当时不具备的，一是我国老龄化的到来，会对医疗保健的支出有更大的增长。二是中国的环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虽然说雾霾是件坏事，但它对医疗保健领域确实提供了一个增长的空间。 哈继铭说，在金融服务领域里面，中国更高层次的金融服务依旧不足，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渐开放，会产生更广泛的投资机会。金融机构可以跟上脚步提供服务，这一块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家庭储蓄达到45万亿元。如果拿出10%到境外投资的话就是4.5万亿，相当于现在规模的近80倍，这里面的商机相当可观的。 关于家庭通讯网络消费，哈继铭说，通讯的消费中国和很多国家比，占比是很低的。2011年的数据显示，通讯消费只占家庭总支出里的2%，很多国家在3%甚至是4%。 人民币汇率中期稳定 人民币会短期贬值，中期稳定甚至略有升值，但长期应会贬值。所谓短期就是几个月，中期则是一两年。 谈到最近的热点汇率问题，哈继铭的基本观点是：人民币会短期贬值，中期稳定甚至略有升值，长期贬值。所谓短期就是几个月，中期则是一两年。 首先来看看最近人民币贬值的原因。 哈继铭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存在套利套汇的行为。这种套利套汇是不产生社会贡献的，然而它挣了钱，就一定有人亏钱，所以要给予打击，给予整治。还有一种是可以通过某些大众商品进行套利套汇。拿贷款买理财产品和买信托，因为借的是美元，日后人民币升值的话会有套汇的一个盈利空间。所以人民币经常升值的话就会给人造成套利的机会，而套利后最终亏损的是政府，因为流进来的钱先是经过商业银行，最终流到央行，央行同时放出一笔等量的人民币。 哈继铭表示，他相信从中期来看，人民币还是要升值的。不管怎么说中国外贸还是存在顺差，占GDP的2%以上。尽管比2006年、2007年占GDP的10%以上低，但还是有顺差。基本面上依然支持人民币升值。并且从政策意图上来说，中国也希望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至少是区域化的货币。所以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前不可能让人民币趋势性贬值。 但一个国家的货币不可以长期地对外升值对内又贬值的。中国现在人民币对内贬值的情况是很明显的。哈继铭说，2004年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到了北京，发现中国除了汽车外都比美国便宜。但是几年后他发现房子、衣服等都渐渐比美国贵。人们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人民币在对内贬值。哈继铭表示，中国的货币购买力和其它国家相比是较弱的。 首先，要看劳动生产率是快过工资上涨速度，还是慢于工资上涨速度。其次，不能单看这一个国家，还要看这个国家两个变量的相对变化与其它国家的对比。具体来看，韩国在1991年时单位劳动成本是中国23.4倍，现在是5.7倍。说明我国的总体出口优势是在下降的。另外还有泰国，1991年是我国的5.4倍，现在是我国的0.7倍；印度尼西亚在1991年是我们的2倍，现在是0.3倍。所以长此以往，中国的外贸很难再保持顺差的。到那个时候就不可能在基本面上还支持人民币升值，尤其是中期升值较多的话，将来出现下调的风险也会相对更大。 再来看一下我国的股票市场。哈继铭表示，股票市场投资者考虑投资全球布局的时候，需要了解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股市相对变化。以美国为例，当美国货币政策由松变紧的时候，西方股市跑赢新兴市场。反之，当它的货币政策由紧变松的时候，它是跑输新兴市场的。经济松的时候有大量资金流入到新兴市场，而那些新兴市场由于吸纳了很多廉价的外币，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掩盖了国内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等到美国的货币政策转向了，资金会回流。 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94年到2000年是美国减息的过程，流入中国的资金流回去，使得当时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水落石出。1997年、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到了1998年、1999年，又出现了俄罗斯主权债务违约。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宗商品出口的过程由繁荣变为衰弱。到了2000年春天，美国IT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开始减息，而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做加法了，房地产改革如火如荼，加上2001年加入WTO，中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增长。 现在的问题是，似乎我国现在又到了一个美国货币政策由松到紧的时刻。哈继铭说，美国经济是在复苏，但是由于失业率较高，几乎所有的成果都让资本回报获得了。这种情形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GDP可以增长7%到8%，但是增长的成果有相当一部分被政府税收拿去，剩下的还有一大块，被劳动成本的上升占去了。最后剩下的那一块才是资本的回报，不仅少，而且这几年还在持续下降。所以中国经济涨8%，股市可以跌8%；美国经济涨3%，股市可以涨30%。 问与答 问：中国银行业应该重点从哪方面的业务改革入手去提升银行的竞争力。 哈继铭：中国的银行的中坚业务占比和国际相比是比较低的。虽然从正面来看，这几年也是有所提高的，但是由于过去中国在人口红利爆发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把钱存在银行里面，钱来得容易，只要放贷，赚取一定的利差，银行就能稳稳地挣钱，因此它没有什么动力去开拓其它服务价值较高、难度较大的渠道。 我相信这种改革将来也会被逼出来的。将来利率市场化以后，可能利差收入就不会像过去那么丰厚了，银行要生存，要赢得竞争，还是要想一些其它的途径来维持它的增长。 我国有些银行最近这段时期也在为了争取更大的利息机会做一些表外的业务。这种表外业务对于利率市场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隐含了一些风险。 如果将来能够推出一种存款保险制度，将会对业务规范起到一定作用。比如说，存款保险机制推出来以后，表内业务我报，表外业务我不报，作为一个投资者，顾及到风险，他可能会更多把资产分布到表内业务。银行就有更大的动力去寻求纯服务型的非利息收入，而不是靠这种打擦边球进行监管套利来谋求一种风险较高的盈利。我相信未来的市场的力量，还有金融改革的举措有可能会使得我们银行非利息的收入这一块有进一步的上升。 问：在您看来，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的发展会如何？ 哈继铭：如果中国把握住了经济改革中的机遇，使经济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转变，中国依然会有一个软着陆的结果。如果没有把握住机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利因素，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冲击会比较强烈。 这些不利因素有哪些呢？举个例子，如果一旦房产行业的影响占到国民经济的八分之一。房地产在投资里面占总投资四分之一，投资影响GDP增长的二分之一，所以本身就八分之一。有分析显示，如果加上间接影响的话，可能是占三分之一。这么一来的话，如果房地产业有问题，就会影响到一些行业。可能那些行业的债务率比房地产领域还要高，现在的经营状况比房地产领域还要困难，比如原材料行业、金属行业，债务违约的风险就会进一步加大。国内这两个因素会对整个经济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如果那个时候美国上调利率，套利的钱往外走，中国确实会面临两难选择。美国加息了，中国加还是不加？中国加的话对债务和房地产都不利。中国不加的话，人民币可能会面临贬值压力，贬值压力出来以后，资金就会往外跑，国内的资金供应就会不足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现在主动去调整经济结构，主动去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章选自《经济参考报》
2014年5月29日 -
曹德旺：以系统改革确保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应引起全民高度重视，唯有以科学的管理态度，深化系统改革，才能彻底确保粮食安全。 我国现有产粮地18亿亩，粮食生产已经实现“十连增”，2013年粮食产量突破1.2万亿斤，粮食产能的稳步提升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我们在计算自给时忽略了一个问题，没有将国外进口的牛肉、大豆、猪肉、奶粉、玉米等农副产品计算在内，以上农副产品若折算成土地，尚需7亿亩地。也就是说，我们的粮食自给需要25亿亩，则客观上粮食缺口达到25%以上。 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曾指出：“这些年我国耕地、淡水等资源要素已经绷得很紧，而且粮食产量的增加赶不上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结构的不断变化，粮食需求将继续刚性增长，紧平衡将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态势粮食适度进口将呈常态。”但他特别强调，“如果我国大量进口谷物将带来严重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负责任大国，依赖进口保吃饭，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饭碗还得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在依赖粮食进口问题上，我们需要考虑以下问题：进口农副产品需要使用大量的外汇，这些外汇从哪里来；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如果粮食都不能完全自给，将给世界产生哪些负面影响；世界无战争、无动乱，一切风调雨顺时，粮食的缺口可以通过进口解决，一旦世界处于动荡不安、战争等情境时，就可能发生买不到粮的状况，那时，13亿人的粮食缺口如何解决？ 因此，我认为，粮食安全应为当今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应引起全民的高度重视，并集中力量，彻底解决。 经过认真地调研，我们发现，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二。 第一个因素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法律政策措施不到位，严重伤害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一方面，法律对已经发生的坑农事件的处理不够严肃，如对于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事件导致农民绝收，政府相关机构在处理时，赔偿太少，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太轻，农民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 与此同时，政府过于偏重GDP，片面注重工业发展，对工业生产给水源和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所带来的污染事件，政府相关机构人员大多数采取推诿、搪塞、和稀泥的做法，对农民不赔偿、少赔偿，使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根本保证。 此外，因土地国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因而缺乏土地主人翁的意识，没有可持续的、长久的保护土地的经营理念，化肥、农药、农膜过量低效使用，导致面源污染、土壤退化，农田、海洋、草原无一幸免。 影响粮食安全的第二个因素在于种粮环节，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现在的土地承包制是30年前改革初期出台的土地政策，当时的目的是缓解粮食紧张问题，但该政策使得土地被分割，难以成片耕作经营，严重阻滞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也导致种粮成本上升。 其次，农民没有专用的粮食运输设备和仓储设备，造成收储环节的浪费。截至目前，我国农民从收割到储粮到售粮，用的都是普通的运输工具，跑冒滴漏严重，据我对东北粮区的了解，此一损失达15%左右。 第三，粮食流通环节因管理滞后，浪费严重。众所周知，国家有中储粮分工专业粮食储备任务，并限期至多粮食存三年就得更新。每一批次收储，都需浪费大量成本与粮食，而中储粮将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加工成陈粮处理，既糟蹋粮食，又浪费金钱。 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粮食产量6亿吨，粮食供需缺口是25%。上述三个环节浪费再加上相关政策没能有效刺激农民的积极性，每年损失近亿吨粮食。当然，如果措施得力，我国粮食安全基本能得以保证。 为了彻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应从解决阻碍粮食种、收、流通环节存在的问题入手，进行系统改革，建议措施如下： 一、加强立法，对侵害“三农”的行为施以重典，包括对工业污染者和农药、种子、化肥售假者的打击，直至其破产，对农民利益进行真正有效的保护，还利于农民，让农民满意。 二、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把土地所有权释放给农民，或提供50年不变的土地使用权政策，让他们珍惜使用土地，保证土地长期有效地使用。 三、鼓励农民成片种粮种植。根据我对欧美家庭农场的考察，一般的家庭农场大都拥有150英亩左右的土地（约合1000亩左右），极利于机械化使用。每个家庭农场均与粮商、粮食加工商签有合同，种什么、种多少，都根据合同，粮商春耕时先预付部分，秋收时再一次性付清全款。最值得借鉴的是，农场每千亩均建有一个收储量可达1500吨至2000吨的粮食储罐，通常收割后即直接脱粒，通过输送机直接进入粮仓。 四、对粮食流通环节进行深入改革。建议中储粮不再作为国家唯一的委托收购主体，而是赋予中储粮、中粮、华粮等三大国有粮商同一的收储与销售功能，把国家战略储备的数字，分到三个公司。三大国粮公司，既是储备商，也是经销商。不必三年周转，而将周转时间缩短至一年、一年半，这样既可保证粮食的新鲜，又可保证国家收储的粮食不短缺。 五、把解决储粮浪费后节约出来的经费，用于补贴农业、农村、农民，真正做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比如用这些经费购买现代化的农业机械，或者投资水土流失治理、环境保护处理、村镇路桥建设、农民生态文明教育和兴建乡村卫生院及学校，从而真正实现十八大报告说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充分发挥农业生态功能，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循环农业，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尽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空间格局、发展模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文章选自《中国慈善家》杂志
2014年5月29日 -
丁磊：别把不吭声的鳄鱼当壁虎
丁磊说，“BAT大家的模式不同，阿里和百度还是流量模式，网易是内容供应商。三小虎利润加起来还没有网易多。所以，别把不吭声的鳄鱼当壁虎。” 丁磊沉默已久。他是个聪明人，也是个痛快人，聪明在于你刚出口几个字，他就知道你想了解什么，痛快在于不遮掩、不回避。网易是家有趣的公司，在热火朝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中，它每次都没有第一批冲到巅峰，而是活在自己的节奏里，还有滋有味 下面是他的产品观、格局观、人生观，只有在面对一个问题时他有点羞涩，那是谈到林志玲。去年网易推出网游《大唐无双2》，丁磊与代言人林志玲共同献唱游戏主题曲《带我飞》，“之前我们不认识，同事安排的，”他摆了摆手，“咱们别提这事了。” 做一款“够屌”的产品 CE：网易也做了不少的APP，你对哪几个比较满意？ 丁磊：总体都满意，他们都有不同的受众群体。有道就有词典和云笔记两个APP，北京有一个新闻客户端，杭州有云阅读和云音乐。江湖上还有其他的7个音乐APP，百度、QQ、多米、虾米、酷狗、酷我、千千动听，我是最后一个进来的，我只做了一年，但是网易云音乐对产品的理解是最独到、最贴近用户的。 真正听音乐的人，第一非常注重音质，音质里面有细节，这个细节哪怕很小，哪怕零点几秒钟的声音都很性感，很好听。第二，以前的音乐是以唱片的形式发行，你有没有注意过，一张唱片拿来第一首到第十二首，你把里面的次序打乱，你这样听音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没有按照专辑整理，都是按照单曲，我们是按照一张一张专辑在整理。第三，音乐可以拼凑，可以做成歌单的形式，我把一类的歌整理出来给你听，就像串烧一样。 这些都是我们的创新，云音乐是真正为爱音乐想听音乐的人打造的一个产品，你在上面会发现越来越多好听的音乐。我还告诉你，老外的产品也做不过我，我在这方面有百分之一万的信心，我把这个产品给日本的朋友用了，他们说整个日本都找不出这样的产品。 网易云音乐的界面用的是黑胶唱片，这不仅仅是一个视觉上的感觉，你们注意到黑胶唱片旋转的速度吗？有人做的效果转得非常快，结果用户就觉得心脏扑通扑通乱跳不爽，但是我这个转速调得人看了比较爽，就按照这个速度转，转的时候下面有一个小菜单出来，里面有一个相似的歌曲，你就可以知道听这首歌曲的人还在听什么样的音乐。我在微博上看到了很多评论，说网易云音乐太屌了。 CE:你这个“屌”有点精英的味道，而现在互联网是得屌丝者得天下，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网易的产品很“屌”但是却不太符合屌丝的口味，市场上并不是那么成功，你觉得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丁磊：首先，你要看那是不是你的市场。比如说网易新闻客户端这件事情，很多人还处于段子文学的阶段，还看什么新闻呀？但是这并不是我的一个借口。我们在新闻客户端的新版本里面会加入很多个性化的推荐栏目，变得老少通吃，上下通吃。 音乐这个事情，我是最后一个做的，现在市场小那是正常的，但是我相信替代竞争对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一点不担心这个事情。那些小公司已经把用户听音乐的习惯培养起来了，就像人们现在开始懂得品红酒了，然后是法国红酒，再是五大名庄，一步一步来。 CE:你做产品的思路喜欢后来居上，但是有些产品进来晚就没机会了，比如说当年你也是后来才做的网易泡泡，结果就没赶上QQ。现在你才做易信，怎么才有可能赶上微信呢？ 丁磊：没错，但是易信会成功。我们下个月版本会有很大的创新。我反思泡泡没有成功的几大原因，做了非常深刻的反思。比如说用户要一个一个添加好友，这时候QQ已经有了好友关系，的确非常难。易信是不一样的，我取得成功的意思不是把微信干掉，而是和微信共存，这就要有非常大的差异化，我们已经做出来了那你就看吧。 其实也就是通过一个强功能，就能够（把人）拉过来。最近有一个APP叫做“秘密”，这个玩意儿，如果你们100个人当中有10个人经常上去嘚啵一下，其他90个人就有动力上去了，人都是有围观精神。“秘密”也没做很多推广就流行起来了。对于易信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也想明白了。 在线教育的产品逻辑 CE:网易有道这次为什么要进军在线教育？ 丁磊：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赶得太早市场没成熟，太晚了又追不上人家。刚好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中国掀起一波在线教育热潮，我觉得这时候进入既不早也不晚。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前期储备了大量的用户，比如说想学英语的人都知道有道词典这个产品。我们就跟用户说，你要不要来一次四六级突击考试的在线培训？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措施，如果你没考过，我们还把学费还给你。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时机都很重要，早了不行，我相信（在线教育）也有很多挂掉的人。 CE: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网易已经做了有道词典、网易公开课、有道云笔记这些产品，你一开始就有一个宏大的布局吗？ 丁磊：做有道词典，实事求是说，是他们想出来的，说我们有搜索引擎，我们做个词典吧？我当时觉得很无聊，做词典还需要搜索引擎技术吗？随便买两本电子词典往里面一输不就完了吗？后来周枫（网易高级副总裁、网易有道CEO）教育我说，老板不是这样的，互联网的发展，每天出来很多新鲜的词汇，比如说“屌丝”怎么翻译，“不折腾”怎么翻译？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买几本辞典能解决的，要用大数据，要用数据挖掘和统计来解决，这样就出来了一个有道词典。 如果你们去微博上搜索有道词典，发现很多人都说这个辞典太“屌”了，这么偏门的单词都能翻译得到。做公开课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我们发现世界上居然存在着CC版权（非商业性使用的知识共享版权）。我始终有一个梦想，把最好的课能够让大家分享，会很开心，是在为大家做好事。我自己读高中和大学的经历中，我的课程好不好完全跟对这个老师是否感兴趣有关系，好的老师这堂课充满了欢乐和笑声，不好的老师一进来我就想怎么下课时间还没到。 我相信，美国的公开课经过这么多年经受了学生的考验，只是因为语言的问题没有人愿意投资去做。我们就承担了这个责任，我这家公司看起来好有钱，利润也不错，我拿这么一点钱出来，每小时2500块钱，100小时也就是25万人民币，你能做这件积德的事情。这些内容放五年、十年，大家回过头来看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在做公开课的时候就说，爱下载就下载，爱盗版就盗版，我的目的就是让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变得没有障碍。后来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是，自从网易做了公开课，新浪也做了，搜狐也做了，腾讯也做了，我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大家一定要一起来做，对整个中国的教育是一个推动。 CE:既然大家都在做公开课了，你如何保证你用户体验处在领先位置？ 丁磊：没有信仰是做不长久的，做不好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得好，是因为我们精神上有信仰，金钱上有资源和支持。所以几年下来就像一场长跑，他们落后了。当然，我也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跟新浪、搜狐、腾讯比，因为他们能进来就是一件好事情，不能说一天到晚拿这件事情开涮：既然人家做了也是善心，就没必要比善大善小的问题，还要有这样一种理念在里面。 网易的公开课里面能看到一个标注，曾经参与过公开课项目的人都把名字写在里面，现在大概有200多人，有些人给你提意见说你的产品有什么问题要改，有些人说你的产品这里错了，还有我们公司内部曾经参与过的人，不管离职的还是在职的，都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上面，感谢他们对网易公开课做出的贡献。 CE:你所说的“信仰”是指哪方面的？ 丁磊：不管做有道词典还是网易公开课，你都要通过产品给用户带来美好的体验。讲句不好听的话，中国有些企业做出来的产品是有问题的，但是嘴巴上一天到晚还在说做慈善，产品做得好才是最大的积德。 CE:网易的产品中，网易云阅读和网易公开课都跟教育有关，网易新闻客户端和网易云阅读也都可以拿来看新闻，未来你会把这些产品整合起来吗？ 丁磊：不整合。网易公开课是以视频为主，网易云阅读主要是读小说和看资讯为主，这两个是不同的群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网易云阅读的很多用户是女性，不是男性。女性更愿意在家里熬得住看小说，男性更喜欢看视频。 网易云阅读和网易新闻这两个也完全没有重合。打个比方，新闻信息的时效性非常重要，看时尚和看新闻是不是两回事儿？肯定是两回事儿，新闻一个礼拜出一期就不叫新闻了。 CE:到现在为止网易大部分的收入还是来自于游戏，为什么你对有道特别偏爱，好像有道的发布会每次你都会出席？ 丁磊：游戏（的发布会）我也出席了。公司的同学们开发一个新产品不容易，我出来一下也就两三个小时，这是对他们的肯定。你不来的话，他们心里会想老板怎么看我们的产品，心里会犯嘀咕。 “我是个90分以上的产品经理” CE:现在网易的每一款新产品你都会用吗？听说你发现了一个产品的问题，会越过层级，直接把问题抛给产品经理，这样会不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丁磊：用。我们有一个群，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群，手机产品都在移动端上。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发现的，也可能是微博上有人吐槽，我要截屏下来丢给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反应机制，人总是会打盹的，现在通讯手段那么快，看到以后他们立刻会打起精神，会注意一下。 这是公司一种文化，这时候我不是老板，我是用户，我是评估者，这不决定你提拔，也不决定你是否加薪水，所以你不用害怕。 一般开会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应该做什么，有些东西特别是移动端的东西不要做得太重，要做得轻，注意产品的变化。 CE:何为轻，何为重？ 丁磊：就是功能不能太繁琐。比如说网易云阅读现在就在做减法，做得轻一点。这么多APP竞争下去，最后还是剩下几家有实力、有资金、有创新能力的公司站得住脚，手机上也不可能什么都装。 CE:现在手机游戏很火，网易好像在这块做得比较慢，这是为什么？ 丁磊：我很看好手游，我们已经发布了《迷你西游》，成绩非常好，日流水额我们远超100万元，现在苹果畅销榜上名列前茅。 我觉得你们对互联网公司的反思要这样看，我不跟风的，比如说开心网很火的时候我不做开心这样的产品，我想清楚才干。当年唱吧很火，我们也没有跟风，反而我们回到自己想要做的几个产品线上。比如说阅读，培养中国的原创小说作家，这是我们要进去的。还有有道词典的线上教育，我们也觉得意义重大，也要进去。最近，我们还做了一个BoBo秀场，我们认为这也是对的方向，想明白了我们才进去。 这也包括易信，我开始做的时候就觉得易信是一个方向，一定要做，不做就是死。手机通讯很重要，流量最大。 CE:网易看起来有一点儿逆互联网化，大家都在讲“唯快不破”的时候，网易做什么事儿都要想一想，基本上不做老大。 丁磊：做产品决策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被动，就是老找不到好的产品经理，我有一个好的想法的时候没有办法下手做，就是没有好的产品经理，好的产品经理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既要懂用户需求，又要有技术背景，又要有一些商务谈判和运营的能力，是一个综合体。就像我们做游戏的时候，有时候想一想没有好的策划，就算了，不做了。就跟拍电影一样，没有好的导演拍什么电影？ 有些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品经理，他们最多叫项目经理，产品经理就像造一栋建筑一样，是个设计师，项目经理是个包工头，包工头是落实和执行细则的，设计师能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让人更舒服，解决体验的问题，包工头是落实执行的问题。在技术论坛上你只能找到技术人员，找到产品经理太难了。 CE: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的产品经理吗？ 丁磊：不错。如果我跟我的几个团队在一起，打90-95分是绰绰有余的。我想出来的东西有人会帮我踩刹车，这很重要。他们是评估者我是创新者，我（把想法）丢出来以后这帮人会考虑：老板你这里可能没有考虑到。我觉得有道理，那就先不做了。我会天马行空地乱想，他们一天到晚帮我踩刹车，但是大家一旦达成共识就立即执行。 “快”不是特别重要的互联网思维 CE:最近阿里巴巴和京东都在准备上市，你怎么看电商这个行业？ 丁磊：马云对整个中国的电子商务起到了重大的示范和教育意义，发展和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淘宝这个商业模式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你不能说全中国就淘宝好，这两年稍微靠谱的电子商务公司其实都活得不差，1号店也不差，唯品会也不差，京东也不差。电子商务的核心是“商”而不是“电”，摆地摊卖假货都能赚钱。 我做过类似的拍卖网站，后来觉得假货太多，心里就会特别纠结，老是有投诉，给人感觉做平台怨气很大。现在我们自己做采购，自己做品质把控，自己运送，自己销售，当然也可以跟好的渠道商合作。电子商务我们也有做，但是我现在不能跟你说。我的电商做得很好，但是你们一点都看不出来，我到年底会给你们看成绩单，会比你们想象的要NB很多。但是问题是这个业务做出来跟我也没关系呀，都是我下边的弟兄们干的，我只是不反对就够了。 CE:现在大家经常说BAT三大巨头覆盖了所有的产业，往下看还有三小虎，小米、京东、奇虎360，网易夹在中间，你自己怎么看这种竞争格局？你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丁磊：BAT大家的模式不同，阿里和百度还是流量模式，网易是内容供应商。三小虎利润加起来还没有网易多。所以，我们是不吭声的鳄鱼，别就当我们是壁虎，跟他们吵有什么意思，自己把产品做好，做点儿有理想、有信仰的事情挺开心，不要跟人家圈那个地。我也了解里面有一些公司的管理还在摸索，还在糊里糊涂，我们公司已经走了17年了。 CE:说到管理，网易的管理是不是太松了？ 丁磊：你跟我们一些部门熟的话，就知道我根本不管他们。我们有点儿像联邦制。 CE:都说移动互联网重要，我们在网易身上却没有看到一个系统的移动互联网战略，都是各个条块的产品自己往前滚动，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路径？你们在移动上到底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 丁磊：网易的方式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说地图，我们就不做。地图首先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世界上做地图的公司已经很多了，干吗还去折腾，把地图上别的东西做好不就可以了吗？谷歌地图做得很好，苹果地图也不赖，百度、高德、搜狗都在做地图，干吗非要削尖脑袋买一个地图？ 相反，跟内容和文化相关的我会比较感兴趣，我们就是内容提供者，这是我们很擅长的。未来市场上做内容的绝对会有一席之地。 CE:现在大家都在谈互联网思维，谈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丁磊：这个改造特别厉害，比如说嘀嘀打车，打车软件对传统叫车服务的影响蛮大的。这两家公司（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的确对汽车利用率的提高非常有帮助，很多人因为多接几个单收入就提高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改造成功的案例，真不能小看。 其实现在中国最大的翻译公司可能是有道，除了机器翻译，有近万个翻译员，马上接单马上翻译，这也是对翻译业务的改造。原来怎么翻译？找个人花三五天翻译，翻译完了还有很多错误，今天就是直接一个文章给你，译员们开始瓜分这个翻译任务，三四个小时就搞定。我干这种事情很有成就感，有道翻译做了好多年，我都生气觉得他们做得不够大，我觉得至少要把中国30%-40%的人肉翻译市场给改造了。 CE:你做了18年的互联网，你觉得有“互联网思维”这个概念吗？你总结的“互联网思维”是什么？ 丁磊：绝对有，但是你要拿出东西来才能证明你有。我的互联网思维中“快”不是特别重要，精益求精、极佳的用户体验，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专注”也是对的，但是这本来就是传统行业的定义，不是互联网行业专有的。我的产品每一个版本都要精益求精，你根本不要看竞争对手怎么样，竞争对手犯错误的时间是大把的，不要因为快，把自己搞死了。 CE:你做产品这么谨慎，难道就不怕错过时机吗？ 丁磊：我觉得时机都是一个假命题。比如说某些门户网站以前做新闻做得特别好，现在的新闻客户端就做得不是特别好，不如我做得好。 我们现在新闻客户端新版本做了很多创新。以前传统的阅读是看报纸、看杂志，或者PC看完一关就走了。手机是早上上班的时候要看，中午吃饭的时候也要看，晚上等车的时候还要看，阅读的次数增加了，阅读量大大增加了，你怎么把节奏把控好，让用户每次都能读到新鲜的东西、好玩儿的东西，感到可读性非常强？我们新版本做到了。能提出这个想法的人，在我们公司没有，他们都不会这么想，是我想出来的。 我说移动阅读要有节奏，从早上八点，就像吃早餐，早餐是什么，午餐是什么，晚餐是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看什么，我要把这个节奏把握好。电视台就是有节奏的，早上有早间新闻，有午间新闻，七点钟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之后焦点访谈，焦点访谈之后来一个电视剧，九点钟又有一个新闻联播。这是有节奏的。 我觉得机会是随时存在的。2007年苹果做手机，早在1993年诺基亚和摩托罗拉都已经在做手机了，你觉得它晚了吗？它没晚，它做了一个智能手机出来。但是你不能说诺基亚没做过智能手机，诺基亚有一个手机叫9110，他们也尝试过做智能手机，但是就是没成功。你知道，乔布斯在1995年就做过一台PDA叫“牛顿”，他在“牛顿”上交了无数的学费以后，到2007年做iPhone的时候才成功的，你不能说他一拍脑袋才想到的，之前没有“牛顿”的积累根本不可能做出这个手机出来。 一些事情能成功，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你说偶然吧可能有，但是肯定也是交了无数的学费之后，才明白下次我干这件事儿从哪儿开始干。 为什么不焦虑 CE:从网易这边出来的人，创业成功的概率比较高，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离开你是不是因为你像传说的一样太“抠”了？ 丁磊：很多出来的人还是从我的媒体部门出来的，他们做了很多年的媒体以后再也不愿意做媒体了，就去做YY，做陌陌，做粉笔网，做猿题库了。为什么？他们一方面会揣摩新时代用户想要什么，想要社交、教育还是秀场？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媒体做得太痛苦了，这方面你们应该有感觉。 我觉得，如果每次创业都不是一个人出去而是带一帮人出去，对我们公司的影响比较大。这些行为也能反映出有些创业者比较自私，不顾我们公司的利益。 这种创业跟我们管理上授权过大有一定的关系。我想，年轻人有想法去体验一下，不管成功与失败都是可以理解的。产品好还是坏，成功与否，有些我不能过早地下结论，不能说你拿到投资就成功了，中国拿到投资的公司每天都在倒一大批，昨天就有一个饭统网关了，其实接下来倒的公司还会非常多。 CE:作为中国互联网第一代的创业者，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创业更容易成功？ 丁磊：比较年轻的一代最近有两家公司上市，比如说汽车之家，我觉得他们做的还是挺专注的，非常专注地在汽车频道里不断地死磕。再一个是优酷。在视频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创新也很多，比如说做自己的剧，这都是让整个互联网的内容更加多元化，也是OK的。回过头来看某些天使投资机构成立大概也有5年了，当年也是一帮牛哄哄的人在里面，数一数哪个项目成功，哪个失败？ 其实，创业成功跟创始人的性格、决心、能力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刘强东他性格中有一个特点是很坚持，每天都要开早会。我们可能更富有创新精神，他们公司的内部管理比较压抑一点，肯定不能像我们几个人这样夸夸其谈，但这也是一种成功的特质。 CE:张朝阳当年是跟你同时代创业的，现在他非常焦虑，因为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来了，我看你还挺好，你为什么不焦虑呢？ 丁磊：我觉得这跟性格有关。 CE:网易的现金流这么好，为什么不做一些收购而是所有的产品都自己做？你买一个做在线教育的公司，不比你从头开始做快一点？ 丁磊：我们正在找，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也在投资，只是我们投资的领域跟BAT他们不太一样，我们投资了很多游戏公司，还投了“小龙女”的教育公司“梯子网”，我们也投了很多硬件公司，以后会告诉你们的。 CE:你养猪也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怎么样了？ 丁磊：我们有个人在负责，那个做得很棒。我打算9月份弄好了直接上中央电视台PK，真好吃，我还养鸡呢。我有2000头猪，做完了整个模式的复制成本很低。你看看就知道了，那个山沟沟的荒地不是很便宜嘛，我们租了之后用新技术把地平整了，建设现代化的基地，不打桩不浇水泥，你可以把房子拆掉搬到别的地方。如果在北京有熟悉的老板，我们把整个模式拷贝给他们不就完了？养鸡几十万就够了，养猪要稍微贵一点。我没有把这个当产业做，也没有玩票，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可以推广的系统来做。 其实我真的是想解决中国农村贫穷的问题，我建议这些人在农村好好地从事养殖业，就不要到城里打工了，不要产生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青壮年到城市里的问题。外界总说我们怎么还没吃到，怎么还没吃到，非常的着急，这也反映出嘀咕和抱怨的人对农业的生产太不熟悉，总是很急。今天我们这里是法国红酒中心，一棵葡萄种下去，几年后才能摘下来酿成葡萄酒？一棵葡萄种下去，要八年才能摘下来酿酒，而且头几年的酒还是不好喝的。我们养头猪，才三四年很多人就急了，关键也没有人站出来替我说两句话。我不去跟他们这些人计较，我就做我的，我行我素。 CE:多年不当首富了，是不是有点失落感？ 丁磊：没有，中国根本不重视有钱人，重视的是有思想的人，我争取做个有思想的人。怎么有思想，就是多想，多读书呗。我最近在看《思考的艺术》这本书，也喜欢看罗伯特·希勒写的《动物精神》和《非理性繁荣》。 我很早就很喜欢张忠谋（台积电董事长）这个人，因为他改变了芯片行业。以前芯片设计和制造是一体化的，现在设计就是设计，制造就是制造，以后苹果的芯片都是他来代工的。我最早接触到张忠谋，是看了他写的一本书《我的上半生》，讲他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跑到台湾去创业。其实台积电这家公司当初也是政府的，是台湾工研院开的，他56岁去台湾加入了这家公司。我当时26岁，人家56岁都能创业成功，我怎么就不能？这本书对我影响太大了，我是从台湾带回来的，大陆没有发行。 还有就是施振荣写的创办宏碁的书，1995-1996年出的一本，那个时候是宏碁最鼎盛的时期，到了他写《再造宏碁》那本书的时候，宏碁就已经不行了。这个行业太残酷了，你看现在雷军做得好，不代表他将来就一定做得成呀。 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杂志
201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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