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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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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知识链上的低附加值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府财力的增加，中国政府大量投入科研（包括各类大学和研究所）。这种科研投入自然是为了未来的发 展。尽管可持续发展包含有很多方面的意义，但科研投入无疑是其中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从历史上看，技术和新知识的突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的影响不是其他因素所能比拟的。 政府的投入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效应。中国研究者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暴增，他们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也有很快的增加。 中国在一些领域的研究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在任何国家，国家的投入要取得一些方面的突破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要取得知识领域的全面进步并不容易。 但总体上来说，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仍然处于底端。就是说，中国知识产品的数量极其庞大，但是附加值非常低。前不久，一些专家从中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考察后 感叹道，中国科研人员的数量如此之多、他们所写的研究文章如此 之多，都是世界上所罕见的，但可惜的是，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重复地做低层次的简单的研究工作。 这个现象非常重要。就像中国的工业产品一样，中国所生产的知识大多是对人家现有知识的重复和复述，附加值非常之低。如果工业品需要升级，就是说要提升附加值，那么知识界也是一样。 如果不能有效提升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的附加值，那么中国的科研就很难得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进步。这种情形不仅会成为中国各方面发展的阻碍，而且国家本身也很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研究体制和政策上的阻碍因素 那么中国的知识附加值为什么那么低？或者说，过去很低，但现在仍然得不到提升呢？到底有哪些因素阻碍着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追求高附加值呢？ 又如何革除这些阻碍因素呢？很显然，并不存在着单一因素，有很多因素通过不同 途径影响着中国的科研领域。这同时也说明改革是一件综合的艰苦的事情。 有很多因素，但归纳一下，不外是研究体制和政策两大类。体制类的原因，很多人总会把之归之于政治体制，尤其对社会科学来说。政治因素很重要，但既不是最主要的，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很多阻碍来自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政策， 而非总体政治制度。 首先看中国的研究体制。在西方，各国的大学都会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中国上世纪90年代在讨论如何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也有把大学分为研究型和教学型的设想。但是，后来实行的教改则是和这个设想背道而驰的。 在大学的合并风中，很多教学型的大学被合并和强行提升为研究型大学。大学合并风的原则是让优秀的大学合并一般型的大学，因为这给被合并者提 供动力。但合并以后，对各校的科研体制却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很多原来在一般型 大学的人本来就不具备科研素质，但现在被迫写文章，因为他们必须符合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在这种压力下，尽管论文数量上去了，但毫无质量可言。 毫无理性的评审制度更是给研究人员增加了无穷的压力。中国学术评审制度的恶劣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在种种由官僚或者学术官僚主导的评审制度的压力下，中国的大多研究人员和学者是在“写”文章，而非在作任何有意 义的研究和思考。 而“写”的过程，则往往容易地演变成了“抄袭”的过程。抄外国学者的，也有本国学者互相抄的，有学生抄老师的，还有老师抄学生的，无奇不有。很显然，写文章、抄文章是没有任何附加值的。 学术组织的泛行政化 学术组织的泛行政化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中国是用行政来组织学校和科研机构的，这在世界上很少见。 学校和科研组织本来应当是最扁平的，但在中国，它们和政治组织一样具有等级性。包括校长和研究所所长的所有职位都是有行政级别的。泛行政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首先是人们所说的“武大郎开店”的情况。这里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是行政级别，任用校长和所长的最大的考虑就不会是他们的学术或者专业水平，而是他们的政治和行政经验。而非常低或者较低的学术和专业水平，又进一 步阻碍他们录用高水平的教员。 这样就出现了社会上人们所说的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授和三流的校长的情况。 所以，尽管领导高层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但到了具体的单位，对人才则表现出巨大的排斥性。在这种情况下，人才的录用对各大学来说还是阻碍重重。这是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很难吸收到高层次人才的一个 主要原因。 泛行政化也影响人才的专业精神。要追求高的知识附加值，专业精神是一切。道理很简单，所有的知识附加值来自于专业。在中国的体制中，一个人所能掌握或者所能分配到的资源与其行政级别紧密相关。 为了引进人才，有关部门一定会给引进的人才一个行政职务。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因为有了行政级别，得到这个行政职务的人才就必须要大量卷入行政事务，消耗掉其大部分研究时间，很多甚至根本就没有时间做学术研 究。 第二，也是因为这个行政级别，这个人才也必须具有很高的政治意识，也就是说，其科研必须受政治的影响。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他们不可以作自由的思考。没有独立的思考，知识附加值的提升就变的不可能。 院士制度也在“寻租” 专业职称的“寻租”也阻碍着知识附加值的提升。院士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院士制度的本意就是要为知识精英（那些处于知识附加值高端的研 究者）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但在中国的院士选举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说，正式规则已经不发生任何作用，真正主导、院士选举的是潜规则。 在潜规则主宰下，院士的选举重点不再是知识和可能的学术贡献，而是金钱和物质利益。每次院士选举，各高校和研究所都会做各种各样的资源动员来在争取自己的人被选为院士。 很多年里，这种动员甚至已经延伸到各省市地方领导，他们也会全力动员各方面的资源为本省争取院士名额。当然，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院士，而是和院士关联着的经济利益。 科研经费分配过程中各级政治权力的介入，也使得中国的科研领域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在任何国家，国家科研经费是国家提升知识附加值和知识创新 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科研经费的分配方面，再也没有比专业精神更重要的了，因为 只有专业人员才懂得一个知识领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知道应该把经费用在何处。但在中国，科研经费的分配则成了各种既得利益的较量场合。 以政治力来分配科研经费是中国的又一个潜规则。结果，大量的经费被投到毫无知识附加值的研究领域，而真正能够从事知识生产和创新的人才得不到所需要的资助。 科研经费分配出了问题，对科研结果评审和验收更是经常变成不言自明的腐败游戏。实际上，科研经费分配的过程已经决定了不可能对科研结果进行评审和验收的了。 从申请经费到使用经费，这里的中心自始至终都是经济利益，而非知识。在这个角度上说，国家科研经费制度在知识附加值的提升方面是失败的。 尽管中国似乎在知识领域发生着一场“全民运动”，即每一位研究者都在做研究，但是中国和世界在知识领域的差异正在拉大，并且拉大得很快。传 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研体制曾经创造了一些了不起的科研成就（如两弹一星）， 但现在这种传统体制既不适宜，实际上也被彻底冲垮。新的科研体系，也还没有建立起来。 尽管有关方面在做各种努力，建立这样那样的制度或者规定，但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各种潜规则主宰下，科研体制腐败盛行。 中国提出科教兴国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可惜的是，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在每况愈下。科研体制不作彻底的改革，科教兴国就会一直只能作为梦想而存在了。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2010年10月14日 -
企业“走出去”应建立高效的税务策略
2012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投资国，而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仍在不断推进。尽管国有企业在交易规模和交易量上继续领先，民营企业也已经成为对外投资活动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一旦涉及海外投资的国际税务问题，许多中国企业仍对如何建立适当、高效的税务策略感到束手无措，甚至经常没有意识到相关的隐性税收风险。这种情况不但会从经济的角度导致意外的成本和损失，而且有时会给自身声誉带来损害。 为了建立适当、高效的税务策略，中国企业需要认真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即针对对外投资的跨境税务筹划和持续的税务合规与报告。从笔者的经验来看，许多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存在一些常见误区。 海外税务合规管理前所未有的困难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5年中，许多国家一直忙于缩小其预算赤字。这些国家的政府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税务部门。但与此同时，为了吸引和鼓励投资，这些政府纷纷通过不同的财政措施来保持其竞争力。一个全球性的发展趋势就是许多国家开始降低所得税率。然而，这项举措与平衡财政预算的目标背道而驰。鉴于这些全球性趋势，世界各地的税务机关已经加快保护自身税收的步伐，具体措施包括对激进的税务筹划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以及对税务不合规行为处以更高的罚金。 今年年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报告（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以及相关的《行动计划》（Action Plan），用以应对激进的税务筹划。上述变化似乎已经成为国际税收领域历史上的转折点，使得海外税务合规管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 多年来，为降低海外税务负担，跨国企业一直在设立复杂的海外控股架构与跨境关联企业间协议安排。这些复杂架构与安排通常是出于节税目的而设计。然而，在当前的全球税务环境中，世界各地的税务机关正致力于处理那些没有实质性或者没有足够的业务与运营实质的控股架构与跨境关联企业间协议安排。因此，在控股企业架构中设立中间控股公司的做法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 中国企业在设计对外投资控股架构时，不能仅关注潜在的税收利益；建议企业还应就按照拟议控股企业架构所在辖区税务机关要求，开展运营实质性活动，以实现预期的税收利益。另外，在设计跨境关联企业间协议安排的架构时，相关的应税收入不应人为地与产生该收入的运营活动割裂开来。 中国企业的常见误区 虽然许多中国企业进行的交易规模巨大，但并没有很多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项目中有经验丰富的国际税务人员参与。多数时候，海外投资团队会负责对外投资项目的跨境税务规划，而企业总部任命的同一投资项目的海外财务（或者有时候是业务）团队也会承担负责交易后税务整合与持续的税务合规工作的职责。然而，这样的安排很容易导致意想不到的不利税务后果。 例如，许多对外投资项目的交易完成周期很长，比如18到24个月或者更久。由于全球税务环境持续快速的发展变化，收购时设计的税务规划在两年后可能不再合适，或者需要进行不同层级的调整。 此外，并购后的整合通常也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例如再融资计划、资产处置或者转移定价策略的调整以将新公司整合进集团，所有这些都与税务相关。这些拟议计划的税务影响应该加以考量，以形成最高效与最有效的税务战略，同时也与企业战略相一致。然而，海外财务团队（他们甚至没有参与税务规划）很难具备足够的国际税务知识，从而恰当地执行原定的税务架构。他们更是难以跟上不断变化的税务规定与监管的发展，以关注持续的税务合规状况。因此，许多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税务合规方面存在薄弱点。 税务管理人士不应只专注于交易 多年来，跨国企业纷纷制定战略，合理配置其业务团队和税务团队，以进行全球扩展，这样的任务通常被认为仅仅是从属于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执行官的税务管理人士，他们会负责在适当的地点建立起更为有效的税务流程，将其整合入业务。税务团队可在总部和区域层面建立起拥有明确报告线的全球框架，以利于集团税务政策支持全球税务治理和风险管理。 在当今严峻的税务环境下，税务管理人士应不再只专注于交易，而是做好与管理层和业务领导层共商大计的准备，因为税务管理人士是就企业课税情况向各利益相关方和税务机关提供支持的第一线。跨国企业希望其税务管理人士能够应对以下因素带来的挑战：对透明度的更高需求，以及对企业税务工作进行管理以提高或至少不损害企业国内外声誉。 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建议在总部层面配置更多资源以应对他们对外投资的税务工作。税务职能正经历一次代际更替，董事会应对其有更多的了解，因其对对外投资项目的审计、财务预测、整体战略和风险管理都有较大影响。考虑到税务职能的传统角色主要关注国内，建议中国企业寻求具备国际视野及丰富国际工作经验的外部税务资源，以支持在世界不同地区进行的商业交易。税务是一项长期工作。由于税法在根本上的发展，税务工作也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要求对税收协定拥有更全面的理解，与当地税务机关建立起更为稳固的关系。企业希望降低不确定性、合规成本以及减少与税务机关的纠纷。税务风险管理应从这一角度出发。人们希望税务顾问能够参与其中，以确保将意外事件降至最低程度。鉴于大多数中国企业希望进行长期发展，因而持续的税务风险管理至关重要。 商业和税务环境的变化速度太快，常令企业感到无所适从。需要注意的不仅仅是全球合规与咨询工作，大量的业务决策也需要进行协调，以与税务决策保持一致。需要更加关注的不仅仅是税务数据，还有交易背后的原理。这就要求税务顾问要确保企业缴纳其应缴的税款，不仅在总部层面，在海外分支机构也是如此。因此，（内、外部）税务职能无疑应扮演重要角色：帮助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时，不仅从中国税务角度，从当地税务角度出发，也能达成最大的税收节省与合规目标，也就是在中国走出去的过程中建立适当、高效的税务策略。
2010年10月5日 -
CCG主办国家形象论坛在京圆满落幕
建国六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令世界侧目与惊叹，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对外贸易国，以及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需要思考的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浩瀚文明的国家，未来的建设难道只有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难道仅仅是从出口玩具提升到出口计算机与飞机？中国难道不能用思想、文化、理念去影响世界？世界对中国存在的某些偏见与误解，难道没有自身国家感染力、传播力缺乏的原因？中国该塑造什么样的国家形象去得到国人以及世界的认可？未来六十年的中国，不应该只有肌肉和硬实力，还必须拥有大脑与软实力，需要自己的处世哲学——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才能真正实现崛起与复兴。
2010年9月27日 -
创业板有助中小型企业的发展
过去从1994年到2003年，爱尔兰平均经济增长率达7%，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软件出口国，被称为“凯尔特之虎”。金融危机爆发后，房价下跌50%，银 行股下跌90%，失业率高达10%，爱尔兰成为欧盟第一个宣布正式进入经济衰退的国家。这种“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爱尔兰的政府、银 行、民间不再把资金投入高科技产业与新兴经济，也是开始将房地产代替为支柱产业，因此使创造“爱尔兰奇迹”的知识经济与高科技产业缺乏资金。2006年， 爱尔兰一年新建地产项目可为每1000个爱尔兰人提供超过20栋新房子，这一数字是欧洲大陆4倍，爱尔兰也是欧洲过去十年房地产升值最快的国家。爱尔兰一 位经济学家哀叹说：十年前，我们鼓动在美国的高技术人才回国，称‘人才对于爱尔兰，就好像石油对于德克萨斯州’；如今，我们的市场只需要从海外引进建筑工 人；我们自称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却竟然没有资金用于知识和科技创新，只有一大堆大多数人买不起的房子。
2010年9月16日 -
海归风险投资中国
风险投资是中国创业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大批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给国内带回了大批风险投资。这种全新的融资方式，极大地催化了中小企业的成长。
2010年9月16日 -
经济危机推动在美留学人员回归
美国的经济现状究竟如何？经济危机深度怎样？在美国的几十万中国留学人员是否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他们现在生活得好吗？或许，这些是中国绝大部分人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目前非常关心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媒体上报道的一些文字。
2010年9月15日 -
CCG启动中国绿卡制度课题研究
2010年7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启动了“改善绿卡制度、建立中国职业移民机制”的课题研究。课题组指导委员会主任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担任，课题组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孙建立担任。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担任课题组组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陶庆华任副组长，并邀请大批海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参与研究活动。
2010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