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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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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8》发布 聚焦华商经济转型升级
中新社北京9月4日电 (周乾宪)全球化智库(CCG)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日在北京联合发布《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8》。报告指出，华商谋求经济转型升级，通过科技创新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报告显示，海外华商行业高度集中，资本高度分散。数量庞大的中小型华商企业集中于餐饮和批发零售领域。在欧洲尤其明显，仅在德国就有20多家华人商城。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形势复杂多变、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环境，从事传统行业的华商经营艰难，开始谋求转型升级。”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报告主编王辉耀说，来自留学、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新生代华商增加，趋于精英化，华商未来将进一步向航空业、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医疗服务、电信业等领域发展。 报告提到，跨境电商成为华商发展的新模式，海外华商以优势互补性与中国大陆企业开展合作。国内电商可以为海外华商提供产品展示、品牌授权、电商渠道等平台功能，而海外华商的分销网络、零售店面、仓储系统等是国内电商企业全球化运行和落地的重要资源。 “海外华商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合作，也是华商转型发展的新方式。”王辉耀认为，华商可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产能合作，围绕生产能力新建、转移和提升开展国际投资和经贸合作，以制造业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开发为主要领域，以直接投资、工程承包、装备贸易和技术合作为主要形式。 最后，报告建议华商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可采取多种途径：一是同一行业的众多小型华商企业实现资本的整合，做大做强；二是向更有生命力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三是根据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结构特点及自身优势，确定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与当地经济实现融合发展。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9月4日
2018年9月6日 -
光明日报 | 华商在非洲播下友好的种子
由全球化智库（CCG）组织编写的《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日前在京发布。报告总结了华商群体发展的现状特点及变化趋势，分析了华商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中的作用和机遇。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年末，我国在非洲设立的境外企业有近3300家，主要分布在赞比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 报告主编、CCG主任王辉耀介绍，近年来中非投资合作发展迅速，涌现出很多实力雄厚的华商代表。中非合作取得的显著成效与中国企业走入非洲、广大华商在非洲经营建设分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副主任杨宝荣认为，广大华商在文化交流和外交理念传播中发挥着独特的桥梁作用，经由他们，非洲人民能够更好地认识中国。 报告建议在非华商采取多种途径实现转型升级：同一行业的众多小型华商企业实现资本的整合，向更有生命力的高科技产业发展，逐步将经营模式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进行产业对接，抓住高端制造、高新技术等领域的投资机会，利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加强和调整对中国的投资，与中国经济共成长。 王辉耀强调，要将自身经营发展放在所在国的经济体系中进行考虑，根据所在国的产业结构特点以及自身优势，确定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与当地经济实现融合发展。“更重要的是，在非华商要扛起社会责任，尊重当地文化风俗，重视培养企业声誉，更加注重员工培训和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条件，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当好‘一带一路’建设的形象大使。”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9月5日
2018年9月6日 -
新华社 | 专家：积极发挥华商在中非经贸合作中的桥梁作用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记者董道勇）4日在京举行的“华商在非洲”研讨会暨《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8》发布会上，多位专家表示，华商既了解中国，也通晓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应该积极发挥其在中非经贸合作中独特的桥梁作用。 报告显示，华商资产实力不断增强，影响力也不断加大。2007年至2017年十年间，入选福布斯富豪榜的海外华商从22人增长到58人，绝大多数分布在东南亚和北美地区。非洲华商数量众多，但大部分资金规模较小，整体实力不强但分布广泛，主要分布在南非、尼日利亚、苏丹、安哥拉、坦桑尼亚、阿尔及利亚和毛里求斯等国。 “华商可以在‘民心相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社科院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应该思考通过建立一套机制，将华商的桥梁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及中非经贸合作做出更大贡献。 报告显示，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海外大型华商企业聚集地。欧洲华商分布广泛，大多从事餐饮业、皮革业、服装业和贸易业等传统产业。非洲华商正在从以前的餐饮、贸易、轻工业等行业，逐步转向多元化发展。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干部学校副校长赵健表示，华商对推动中非贸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是推动了非洲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当地做出贡献；二是推动了中非经济合作，为中非合作共赢、繁荣发展发挥了较大作用。 传统上，华商依托中国商品优势，在非洲主要从事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经营范围集中在鞋帽、箱包、服装等日用消费品。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随着经营的扩大，在非华商逐步向电脑通信设备、家用电器、办公设备、五金工具和生产资料等方面拓展。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贺淑晶 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张一力表示，华商到国外发展以后，通过家人、朋友等强大的社会网络构建起发达的市场网络。从最初单个从事服装、餐饮、装修等生意，慢慢发展到一定规模，形成集群，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华商起的桥梁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唐浩轩说，在富爱达国际拓展多米尼加业务的时候，当地侨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短时间内就把公司注册、租房、组建队伍等工作一一完成。文章选自新华社，2018年9月4日
2018年9月6日 -
张燕生：全球化，没有解决好的三个问题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由于美国在世界各地挑起贸易摩擦，再加上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以及频频爆发的难民危机与日益泛滥的民粹主义，不少人对世界前景持悲观的态度。 判断这个世界未来的前景是悲观还是乐观，很大程度是取决于国际社会如何做出努力。如果国际社会进一步陷入各自为政、四分五裂，以邻为壑，都把本国矛盾转嫁与人，矛盾、分歧和冲突就有可能失控，世界未来前途的预期就会悲观。 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及七八十年代，世界上都曾经发生过全球化倒退、国际社会分裂，主要大国不负责任的情况，最后的结果就是战争、动乱、萧条、滞胀、石油危机或者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 另外一方面，世界经济也有着值得乐观的预期。当前的世界仍然是积极面、积极因素占主导。比如，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2017年是3.7%，2018年是3.9%，2019年是3.9%，平均高于1990到2007年3.74%的年均增速。因此世界经济的基本面是向好的。 按照WTO预测的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也可以看到，2016年预计是1.3%，2017年是4.7%，2018年是4.4%，2019年是4%，从2017年开始，世界货物贸易量的增长都是高于同期的GDP增速，因此全球的贸易基本面也是看好的。再看全球的制造业增长率，2016年是2.1%，2017年是3.2%，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率是5.3%，基本面也都是看好的。 但现在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势头在全球范围内上升。 今年1月份的达沃斯论坛上，能够听到的欧洲大陆声音是，马克龙和默克尔仍然主张推动传统的自由贸易;特朗普和美国的声音是，认为在传统的自由贸易中，美国吃了亏，不公平。可以看到，美国认为其承担大国责任、其他国家和地区搭便车是不公平的，它不愿意再继续承担大国责任。这样一来，国际秩序就面临着什么是公平的问题。这里隐含着大国之间的较量，尤其中美这样两个GDP规模超过十万亿美元的大国。较量的目的就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即建立保证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美国“再次伟大”的世界新秩序。 可以看到，中国希望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所谓稳定的国际秩序，除了西方国家强调基于规则以外，还应该解决开放包容的问题，尤其是兼顾发展利益。但该怎么解决？ 我们发现，在要求脱欧的英国，52%的人投票支持脱欧;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是美国，美国的选民投票把特朗普选上来。为何会如此？一个基本事实是，他们认为开放的国际环境伤害了他们的利益：1%的人独占了开放红利，9%的人跟着喝汤，但90%的人吃了亏。 在现代全球化过程中，始终没有解决好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是没有解决好增长的动力。近年来，全球经历了两次泡沫经济，一次是IT泡沫，资本把科技创新泡沫化;另一次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其间，每一笔资本都面临是进实体领域还是进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选择。资本是逐利的，如果在全球化开放的形势下，金融和房地产挣钱比实体经济领域多，资本就会大量进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最后就导致了美国经济空心化。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但资本如果都去搞金融和房地产泡沫，那就意味着我们离危机不远了。 第二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相互依存的地球村，但是这个地球村存在巨大的治理赤字。我们没有世界政府，因此也没有机制解决公平问题、解决宏观经济政策的外溢性影响、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西方人动不动就要求我们要基于西方的规则和秩序，但是西方的规则和秩序一次又一次地把开放的国际环境引入危机和困境，其原因在于，西方的规则无论是开放驱动，或是市场经济驱动，还是创新驱动，都只是解决了全球经济的效率问题，却解决不了全球经济的公平问题。因此内部或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国内和国际的冲突和动荡。 第三个是世界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如果要解决强劲、平衡、包容和可持续增长问题，必须有一种国际合作机制解决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增长的矛盾。 从这个角度看，当今世界是在走向乐观的前途，还是走向悲观的前途，要求我们对当前世界经济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一个全面深刻的反省，然后在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包容贸易之间要找到一个合作的基础，完善世界经济规则和秩序。传统的自由贸易确实能够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但解决不好公平问题。怎么才能解决公平和包容的问题，怎么做到和而不同，怎么兼顾各方面利益和责任？这是未来十年国际社会要共同努力去解决的。否则这个世界就可能不会用合作的基础来解决当前的矛盾，而是用对抗的方式来解决。 这种方式很可能导致形势失控，失控就可能会带来经济、贸易、创新的冲突，以及各种方式的冲突，最后的结果是把人类社会带向一个我们无法预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从全球共同利益的角度，结成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就要求我们从实际而不仅仅是理论的角度，找到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 大国要负责任，一定要解决大国之间冲突对世界产生的外溢影响，这需要非常妥善地解决。如果大国之间的贸易战任性地打下去，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像两头大象在打架，附近的事物都会受到巨大冲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希望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是自由贸易的世界，同时也是个公平贸易、包容贸易的世界。但是自由、公平和包容不是哪个大国说了算，而是应该由国际社会用一个民主、包容、开放、合作的方式管控分歧、矛盾和冲突，建立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规则体系，这样我们人类社会才有光明的前途。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8年8月29日
2018年9月4日 -
韩国——全球招揽优秀人才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二十）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本书作者王辉耀为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作者苗绿为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人才战争2.0》以未来为视角，介绍了目前人才流动的情况以及全球人才市场未来的趋势，并详细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以色列、印度、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的吸引高端人才的举措和移民政策。作者根据他国的经验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使我们在未来愈演愈烈的人才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韩国先后出台“长期回国计划” “临时回归计划”“外国学者访问计划”以及“科技工作计划”等不同类别的人才回归计划，吸引高层次人才回归的方式日渐灵活 韩国没有别的资源，只能靠人才。 ——韩国企业界公理 自2016年10月27日起，民航局严禁旅客携带Galaxy Note 7登机或托运。这条规定给韩国三星电子抹上一层阴影，很多人评价“三星不行了”。事实上，三星电子只是三星集团的一个子公司，虽遭遇冲击，三星集团依然很强大，名列2016年《财富》世界500强第13位。 三星集团创立于1938年，从一家小杂货店起步发展为韩国最大的企业，2012年营收达2457亿美元，为韩国创造了20%的GDP。这背后的秘密之一就是对人才的运用。李健熙担任董事长和总裁时，多次强调全力物色超级人才，在三星内部设立“S级人才”职位（年薪高于总经理的超级人才）。后来有人报告，说已物色到许多年薪达到总经理水平“S级人才”。李健熙斥责道：“我说的不是要物色总经理水平年薪的人才，而是要物色年薪达到总经理年薪2到3倍的人才。” 三星集团几十年发展过程，正是整个韩国产业结构转型的缩影，完成蜕变的关键则是人才。20世纪90年代初期，三星开始成为一个国际公司，并开始产业升级，大力发展电子业。1990年，李健熙推出国际化储备人才项目——“海外英才计划”，不光挑选优秀员工派驻海外，在美国雇用了200多名获得博士学位的韩裔科学家，开始转型之路。当时，国际上并没有什么“韩国品牌”，但十年后，三星在国际市场上成为畅销品牌。其他韩国公司，如LG集团、SK集团、现代汽车等，均积极引进使用国际人才，并成为全球化的公司，2016年共有15家韩国公司闯入《财富》500强榜单。 同以色列一样，韩国也是一个弹丸之国，面积不到十万平方公里，资源匮乏，经济总量一度进入世界前十名，大批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之后就成为常客，即使在遭受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重创后仍能迅速复苏，这确实耐人寻味。这些成就都是人做出来的，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全球人力资本报告》显示，韩国排名第32位，中国排在第71位，两国在人力资本的开发和配置方面存在不小差距。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韩国就不遗余力地招揽优秀人才，特别是在海外的韩裔人才，具体做法如下。 建立海外专家协会、联络站。70年代初，韩国教育部在美国和欧洲组织了韩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专业协会；80年代又在日本和加拿大成立类似协会，后又扩张到中国和俄罗斯，以吸收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归。 建立海外人才数据库。该数据库对韩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开放，使得它们及国内人才市场可以根据需要，迅速锁定目标引进海外高层次韩裔人才。 建立研究院。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韩国科学院和大德研究城，吸引大量海外科研人员，其中大德研究城发展成名副其实的高科技产业基地，被誉为“韩国硅谷”。 实施人才计划。先后出台“长期回国计划” “临时回归计划”“外国学者访问计划”以及“科技工作计划”等不同类别的人才回归计划，吸引高层次人才回归的方式日渐灵活。 实施科技计划。例如，1991年“G-7”高科技研究与开发计划，旨在使韩国于21世纪初跻身世界先进科技强国之列，明确14项技术为主攻目标，并确保到2000年使韩国拥有15万名高级科研人才。 开展国际合作。20世纪80年代起，韩国加强科技外交，一是与外国联合建立研究机构，二是主动在国外设立研究机构，三是吸引外国政府和企业在韩国建立研究机构。例如，1989年同美国建立“研究共同体”，1992年与美国建立“韩美科技财团”，支持科技合作。韩国还派出大批科技人员向转让技术的有关国家学习，或聘请外国专家训练在本地工作的科技人员。 一系列措施多管齐下，加之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成功召开，韩国迎来了全面的人才回流，推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产业升级。三星、现代等韩国企业崛起的背后，韩国的文化、时尚、娱乐、影视等创意产业也在崛起，“韩流”滚滚，为韩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8月31日【 相关阅读】美国：吸储全球优秀人才 | 北青报开始连载CCG图书（一）美国：吸储全球优秀人才 | 北青报图书连载CCG图书（二）枫叶之国：争夺经济实用型人才 | 北青报图书连载CCG图书（三）枫叶之国：争夺经济实用型人才 | 北青报图书连载CCG图书（四） 袋鼠之国：青睐职业人才 | 北青报图书连载CCG图书（五）袋鼠之国：青睐职业人才 | 北青报图书连载CCG图书（六） 德意志：欢迎来到德国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七）德意志：欢迎来到德国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八）法兰西：人才“现实主义”|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九）法兰西：人才“现实主义”|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大不列颠：最想吸引谁？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一）日本：再出发的选择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二）以色列：国小才多，能量惊世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三）以色列：国小才多，能量惊世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四）印度： “告别人才殖民地”|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五）印度： “告别人才殖民地”|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六）俄罗斯：北极熊的复兴之举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七）俄罗斯：北极熊的复兴之举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八）
2018年9月4日 -
以人才立国的新加坡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九）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本书作者王辉耀为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作者苗绿为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人才战争2.0》以未来为视角，介绍了目前人才流动的情况以及全球人才市场未来的趋势，并详细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以色列、印度、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的吸引高端人才的举措和移民政策。作者根据他国的经验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使我们在未来愈演愈烈的人才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新加坡政府在政策透明度和执行力表现值得称道，多次拿下世界第一。在新加坡，政府一个月内可以完成发放个人签证、协助土地取得、银行快速受理贷款等系列程序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小岛国，经济发展一直与移民紧密相关。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对流入国内的人口进行严格控制；1970到1980年，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很快，制造业和建筑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激增，吸引了人口流入；80到90年代，经济转型以服务业为主，发展金融、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急需高学历、高技术移民，而国内人才无法满足需求。于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新加坡积极引入高素质的外来人才。 吴作栋亲自“打广告”道：“新加坡是个小国，所以我们需要从海外吸引艺术、体育或金融业等领域的人才。如果你是专业人员，就可以为新加坡效劳。如果你的收入比新加坡人收入的中位数还高，那你也可以成为永久居民，日后还可能申请成为公民。” 2002年，他又发起“再造新加坡”计划，因为“在未来十年，如果我们不从国外引进人才充实我们的人才库，许多我们现在从事的高价值工作将会被转移到中国或其他地方”，还说，“吸引外国人才，关系到新加坡生死存亡”。 此外，新加坡与德国、日本一样，人口老龄化严重，目前出生率维持在1.2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新加坡国立大学人口学院的叶镁盛和余国安推测，如果此出生率保持不变，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人数在2020年将会开始下降，到2050年，年龄中位数会从目前的39岁上升到55岁。届时，新加坡的退休与在职人员比将从目前的1：8下降至1:1.7。 因此，新加坡基本以“双管齐下”的方法来吸引外国高技术专业人员和技术工人，移民入境制度强调经济需求的技能人才：一是创造总体平台来吸引这类人才到新加坡；二是实行就业准证制度，以便让这些人能够更容易地获得工作许可证到新加坡工作和生活。这里的移民以华裔为主，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印尼较多，其次是印度、英国、美国。2007年，大约1千名高级人才放弃新加坡国籍，李光耀呼吁要对人才流失高度重视。事实上，该年新加坡同时还批准了7万名新移民作为补充。 总结新加坡吸引人才的经验时，第三任总理李显龙指出，吸引人才首要原因在于软件：“第一，必须是开放宽容的社会。让这些人才觉得在这个地方自在舒服，愿意居住，把家人带来。所以必须是一个开放、平安、有法治的、有系统的国家。第二，新加坡是一个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社会，全世界的人才到新加坡都可以共同工作。一个日本公司可以聘请中国工程师、印度和马来西亚的人员一起工作，用英语交流。我们有语言的优势，并且是一种社会风气。第三，要创造经济机会。如果环境好，没有经济机会，新加坡可能成为一个度假胜地，但不能成为一个经济枢纽。所以这是一个互动性的良性循环，把人才吸引到新加坡、人才再吸引人才。所以我们推动生物医学的研发，或是纳米科技等新科技，若不能吸引一流的科学家来，自己绝对做不到。 实际上，我认为新加坡还有第四大经验，就是个人所得税率很低。1999年，新加坡政府在《21世纪人力报告》中就提出，要用退税等措施吸引外国人才。其所制订的海外工作者纳税人计划对外国工作者也规定有5年的税务优惠期。目前，新加坡税率为0％到22％。并且，企业在招聘、培训外来人才的支出，以及为外来人才提供高薪和住房等福利待遇的支出，可以享受减免税，这为吸引外籍人才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新加坡政府在政策透明度和执行力表现值得称道，多次拿下世界第一。在新加坡，政府一个月内可以完成发放个人签证、协助土地取得、银行快速受理贷款等系列程序。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分院院长亚努·德梅尔曾评价说：“新加坡政府的效率十分神奇，这在其他亚洲国家相当罕见。”这也“助长”了新加坡的人才吸引力。 新加坡人口及人才署《2016年人口简报》提出，为避免公民人口萎缩，政府计划每年继续引进1.5万名至2.5万名新移民。以人才立国的新加坡，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吸引人才。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9月1日【 相关阅读】美国：吸储全球优秀人才 | 北青报开始连载CCG图书（一）美国：吸储全球优秀人才 | 北青报图书连载CCG图书（二）枫叶之国：争夺经济实用型人才 | 北青报图书连载CCG图书（三）枫叶之国：争夺经济实用型人才 | 北青报图书连载CCG图书（四） 袋鼠之国：青睐职业人才 | 北青报图书连载CCG图书（五）袋鼠之国：青睐职业人才 | 北青报图书连载CCG图书（六） 德意志：欢迎来到德国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七）德意志：欢迎来到德国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八）法兰西：人才“现实主义”|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九）法兰西：人才“现实主义”|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大不列颠：最想吸引谁？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一）日本：再出发的选择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二）以色列：国小才多，能量惊世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三）以色列：国小才多，能量惊世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四）印度： “告别人才殖民地”|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五）印度： “告别人才殖民地”|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六）俄罗斯：北极熊的复兴之举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七）俄罗斯：北极熊的复兴之举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八）
2018年9月4日 -
郑永年：勿把“中国组装”当“中国制造”，中国模式是大趋势！
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后开始锁国，中国于是失去了整个大航海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发展的关键节点，一方面，中国人切忌自我陶醉，须保持头脑清醒、看到数字背后隐藏的重大问题，别把“中国组装”当成“中国制造”；另一方面，也不必对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心怀恐惧，这都是伴随中国崛起而来的、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调适。我们要做的，是吸取教训，以平常心态客观看待自己和世界，扎扎实实地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做客瞭望智库“库叔说”，为我们讲述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他提醒新时期要正确评估中国的综合实力以及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嘉宾 |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主持 | 武 君编辑 | 李 雪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把自己的门关起来了。 从1978年到现在的40年里，中国的改革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当时，刚好赶上1980年代英美国家发起的新一波的全球化。于是，中国成了其中最大的参与者。1打开国门，改变世界我1981年上大学的时候，中国人均GDP不到300美金，资本短缺。然而，要发展一定要有资本。改革初期，中国特别为外资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外资到中国来，前几年可以免税。第一波进来的是海外华人的资本，而后是西方及其他国家的资本。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西方资本才大举进入。到了1990年代，我们开始真正加入这个体系。为了加入WTO，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使之符合世界经济体系的规范。进入这个体系以后，中国一直强调：我们的“接轨”就是为了加入这个世界体系，而不是要推翻它。到了本世纪初，我们开始资本过剩——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不仅仅是资本，我们的产能、技术、基础设施能力成熟都是撬动发展的动力。于是，中国开始了“走出去”的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跟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世界体系是由西方欧美国家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对中国不见得公平，所以要在这个体系里进行改革。因此，中国主张联合国体系的改革、世界银行体系的改革、国际和平组织的改革。十八大以后，中国对外都表达得很清楚，随着经济力量的变化，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中国不是要取代现有的世界组织体系，但中国有能力对它做一个补充，通过创新来做制度补充。在制定新规则的时候，中国不仅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到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体系的利益。2中国模式乃大势所趋当世界走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这个经济舞台上的重要一员：我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银行、WTO等所有的重要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也随之水涨船高。欧美主要国家目前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因为欧洲人、美国人不可避免地会用他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实际上，中国怎么改，也不可能变成美国或欧洲那种市场经济。中国逐步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没必要一定要与西方市场同质化，这是不可能的。即使中国有这样的意图也办不到，因为结构不一样、文化不一样、甚至人也不一样。但不一样的市场制度不见得一定会发生冲突，这是一个互相调适的问题。当然，整个西方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标准定义。英美经济跟欧洲大陆不一样，德日也不一样。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是最好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西方的市场经济逃避不了周期性的危机，如1930年的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发挥的作用要比西方的更大。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经济危机，这跟政府的调节作用有关。对发展模式的探索也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法英等欧洲国家、新加坡的国有部分比例不比中国低。但是相较这两个国家，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发挥的作用还是相对过大，市场的作用还并不充分，而市场是分配资源最有效的方式。这一点，中国还是存在很多可改进的空间。纵观世界，资本主导的西方出现了问题，计划经济主导的国家也出现问题了，混合经济是大势所趋。3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独大毛泽东有一句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骄傲使人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举个例子，很多年来，大家都说这个世界上互联网只有中美两强。确实，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多大型互联网公司，日本、欧洲没有。但是，我的观点不一样。在我看来，互联网只有美国一家独大。因为中国只是应用了美国的原创性技术。这次中兴事件，就暴露我们的弱点：人家不给你芯片，你就休克了。触屏、系统（WINDOWS、Android）都不是我们的，如果人家这些系统都不给你用，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中国所谓很多创新都是应用性的东西。我们的游戏占有的海外市场比美国大。但是，我们要看到差距背后的原因：美国对这些不感兴趣，美国做标准，中国只是做地方市场。并且，这个地方市场也建立在美国的技术之上，中国很少有原创性的东西。中国要好好地排查一下自己的家底，弄清楚到底走到了哪一步。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况是离不开外国技术。美国确实要依靠中国市场赚钱，但是，缺了中国，它自己没有致命的问题。诚然，当今世界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各有分工，不需要事必躬亲。但是，对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来说，核心技术必须独立自主——世界市场是稳定运作的，没问题；一旦出现问题，有国家对我们发起贸易冷战、技术封锁，就会面临困境。4勿把“中国组装”当成“中国制造”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制造”引起了西方的恐慌。然而，比较一下上世纪70年代的“德国制造”、80年代的“日本制造”，就会发现，“中国制造”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德国、日本整个东西都是他们自己的，而“中国制造”很多产品是从西方和其他国家过来、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进行了组装，然后再出口。富士康很典型，那只是一个组装工厂，不是中国制造业。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组装”的概念比“中国制造”更科学，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技术成分在里面。现在，工业已经到了4.0版，那什么概念呢？工业1.0版，就是机械化；2.0版，自动化；3.0版，信息化；4.0版，智能化。我到广东各地调研时问地方领导：你们的企业到底在哪一个版本？我得到的答案是：大部分的企业还处于1.0版到2.0版之间。中国工业体系确实很全面，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有，3.0版4.0版有很多，但不是原创，核心技术都是国外的。依靠人家的梯子爬上来，人家把梯子抽走，你就会摔下去。通过竞争才能做出自己的原创性的东西，必须靠自己的梯子爬上去，否则永远要跟在人家后面。5对于GDP必须保持清醒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数字得益于我们的人口总量，我们的人均GDP很低，还不到1万美元，而美国人均超过5万，新加坡有5.6万。对比一下，就会明白，中国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2050年，中国要分三步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有不到两年就是2020年，接下来的15年要怎么走呢？我想，人均GDP至少要再加1万美元左右。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至少要把自己提升到“亚洲四小龙”的最后一位，即中国台湾的水平（2.5万美元左右）。即使这样，也有很长时间要走——从不到1万到2.5万，还有1.5万美元的距离。早期，我们的发展是简单扩张型的，实现这个跨越，靠廉价劳动力就可以。但是，从1万到2.5万就比较难。这几年，中央一直强调要从数量型经济转向质量型经济，究其原因，就这个道理。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一定要靠技术、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条路可能越走越难，至少不会像前面几十年那么容易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同时，虽然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也不能忘记：你离世界舞台越近，所承担的世界责任就越来越大。很多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贡献都名列前茅。但是，如果按照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来衡量，要求中国做出世界第二的贡献，那就很不公平了。这不能从总量来看，不能脱离人均GDP。美国人均GDP5万多，中国1万都不到。如果在该项投入过多，怎么跟国民交代呢？如何实现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呢？所以不能过度地承担责任，影响到国内可持续的发展。一旦内部可持续发展出现问题，外在影响力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了。因此，外部责任要与国内发展情况相适应。6中国不会是下一个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关系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它是今天支撑整个国际体系的两根柱子，哪一根都不能倒，倒了天就塌下来了。其他的关系都是辅助性的。另外，所谓的G2模式并不是说中美两国要同质化、掌握同样的领导权。首先，美国的发展模式跟中国不一样。在中国发展的时代，中国不可能再搞以前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只能通过现在自己的方式走出去。其次，美国充当了世界警察，中国没有这个想法。美国在海外驻军有多少？中国除了联合国维和部队，有海外驻军吗？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首个海外基地，炒得很热，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简单的补给站。美国以前占领过日本、德国，中国会吗？不会。中国为什么要搞多边主义？正是由于世界并非只是中美两个国家的，大家都要出钱出力，来维持世界秩序。因此，G2提出了好几年，中国官方从来没接受过。G2的说法只是表明这两个国家都很重要：两个国家合作，能解决很多问题；两个国家不合作，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两个国家对抗了，很多国家都要遭殃。进一步来说，在更大的程度上，G2标志着责任，而非权力。美国现在从联合国的一些机构退出去——当世界警察当烦了，没钱再当世界警察了。当美国不承担责任、只使用权力时，大家就会说它是个大坏蛋。中国会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但是，中国不是美国。我想，有一个美国已经够糟糕了，再来一个的话，更糟糕。7我们被欺负了吗？今后，中国与美国乃至世界需要互相调适。一方面，其他国家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中国的文化、法律、法规或者政策，等等；另一方面，中国也要适应世界体系的规则与文化，就如同任何人去美国，就要适应美国当地的法律，去欧洲、日本也一样。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但是，只有当中国跟世界互相调适过、互相适应了，才能实现真正的“一体化”。于是，大家看到，中国跟有些国家之间存在些摩擦，这是非常正常的状态，没有摩擦才不正常。以WTO问题为例，中国做了妥协，美国为了让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也做了妥协。今天，特朗普认为美国向中国妥协太多了，对WTO不满了；中国认为自己的妥协也很多了，不愿意更多。这些看法都是从自己国家利益的角度上考量的，容易理解。有人感觉这个调适过程，好像我们被人家欺负了。其实不然，妥协都是双向的，人家到中国来要遵循中国的法律法规。换言之，我们的企业去了美国，就要按照美国的法律行动，美国的企业到了中国也是一样。另外，就像上文提到的上世纪80年代，我们给了外资很多优惠，如果放在现在，可能有些人就不接受了，要“人人平等”。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平常心态，去评价当前中国和世界相互适应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摩擦和问题，不要太情绪化。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没必要把它当成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也不要用民族主义情绪、或者说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眼光来看待它。美国要适应中国，中国也要调适自己。8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从整个世界史来看，进步都需要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内部改革、外面开放。中国跟世界体系发生的变化就是开放。唐朝的时候，中国多么开放，很多政府的部长级官员都是外国人。现在说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在唐宋就有了。这几年，南海海域发掘出了中国宋朝沉船，证明那个时候中国的贸易已经很发达了，明清以后，慢慢又封闭起来。1500年世界海洋时代拉开帷幕，拥有着强大海上力量的明朝却实行了海禁政策，中国由此失去了一个时代。不过，即便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中国的瓷器也远销到欧洲。在当时的欧洲，中国瓷器受追捧的程度超过了今天的iPhone。我在英国待过几年，到欧洲各个大家族去看，如果没有中国瓷器，这个家族就算不上贵族。中国要吸取这个教训，切勿陷入“明朝陷阱”。改革开放的道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国家领导人宣布的几项重大的改革，如海南岛自由贸易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这些都必须是在开放条件下才能做起来、也只能在开放条件下发展下去。这几年，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但是从达沃斯到博鳌，中国一再强调，即使面临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还是要开放、更加开放。从更宏观的视角观察，中国40年的成就都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也只能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文章选自瞭望智库，2018年8月
2018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