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锦松： 粤港澳大湾区是世界三大湾区功能综合 新经济成败关键在人才
梁锦松，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香港财务司前司长，香港南丰集团董事长粤港澳大湾区应三合为一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相比全球其他主要湾区有何竞争优势？未来应如何定位？ 梁锦松：全球60%的GDP主要集中在湾区，现代经济主要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粤港澳大湾区在面积、人口、GDP增速以及货柜吞吐量方面，都超过东京、纽约、旧金山其他世界三大湾区。大湾区广东省9个城市包括全球领先的制造业基地、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城市、华南最大商业中心、文化旅游中心，拥有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而香港具备“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以及国际人才优势，澳门则是全球主要的娱乐会议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同城市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功能应该是三大湾区的综合，打造成一个集科技湾区、金融湾区以及产业湾区于一体的综合湾区。所有这些湾区都是创意产业中心、医疗中心、高等教育中心、人才中心。 《21世纪》：香港在大湾区发展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香港最近推出了吸引海外科技人才的政策，你如何看待人才之争？ 梁锦松：香港的优势在于制度和人才优势，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人才中心。我在二十年前提出香港的定位是曼哈顿＋，加的一个是高等教育，另一个是医疗，这两方面香港还是比较有优势的。目前华南地区只有四所大学进入全球排名前100位，都在香港。 而人才是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是决定新经济成败的关键。香港拥有国际顶尖人才喜欢的生活方式。比如谷歌40％的员工不是住在山景城（Mountain View），而是住在旧金山大约距离山景城45分钟车程，主要原因是生活方式，这是高端人才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对于一些国际人才，他们去内地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香港可以为这些国际人才提供法治、多元、国际化、医疗、良好的教育等。 在1997年，（前特首）董建华当时问包括我在内的行政会议成员，五年之后，如何衡量我们是否成功？当时我的回答是聚财、聚才，能够聚集更多的钱财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培养和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比如科技、创意、金融等。我当时明确说，人才比钱财更重要，有人才就有钱财。绝大多数的香港人都是新香港人，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开放城市，吸纳全球的精英才有今天。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城市之间应如何协调发展？ 梁锦松：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如何将不同城市的长处结合在一起。目前大湾区主要由发改委牵头，香港、广东、澳门三地参与，这个官方的协调机制是否可以考虑由一名政治局常委坐镇，定期听取报告，协调发展可能效果更好。在官方的领导之下，设立民间咨询机制，一是总体政策的咨询委员会，二是各个行业的专家向官方报告，让政府了解具体行业存在的痛点。中国的很多问题是大门开了，小门没有开。医疗养老、生物科技前景广 《21世纪》：去年新风天域入股深圳博德嘉联医生集团，在大湾区发展新医疗合作模式，能否具体介绍一下相关的投资计划？ 梁锦松：医疗行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需求不断增长，而供应却严重短缺。医疗是关乎湾区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大湾区工作、定居、退休的香港居民，都需要有好的医疗。大湾区拥有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的良好基础，一直是我国各行业跨境合作的窗口。我们希望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顺势而起，进行医疗健康产业的跨境深度整合，利用国内的资源，国际的标准，国外的培训和管理方式，让内地居民和在广东居住的港澳人士可以享受先进的医疗服务。然而，这其中需要打破一些政策的壁垒。 政府可以探索在广东省内设立一些国际医疗养老试验区，在试验区内，可以同时使用内地、港澳以及先进医疗国家的药物和技术。据我所知，港大深圳医院已经可以使用一些香港的药物。内地、港澳以及国际合资格的医生可以在试验区内进行执业，并且为港澳人才提供快速通关安排，突破现有183天的税务限制。 政府应该鼓励港澳以及国际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医疗机构在区内设立分支机构，研究如何将内地医疗数据与香港医管局的数据对接。从长远来看，香港政府为市民提供的医疗补贴可以在内地医院使用，这将服务更多在广东省居住的香港市民，并满足内地民众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医疗养老服务的需求。 香港本地医疗养老服务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六七年后老人的人数急剧增加，未来20年内香港老龄人口的比例将翻倍，而公立医院病床按年增幅不到1%。到2024年公立医院扩建、重建，以及新医院落成，预计将提供大约2.6万张病床，但这只比2014年增加了23.6%，仍然追不上同期人口老化的速度。而且香港目前安老院舍的个人照顾员及家务助理员的空缺率达到18%，养老服务人员不足。 《21世纪》：为何选择在广东省投资医疗养老产业？你如何看待其中的机遇和挑战？ 梁锦松：广东省人均医疗资源与其他省市相比仍有差距，2016年每千名常住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为4.23张，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民营医疗机构在广东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16年广东民营医院占医院总数的45.9%，民营医院的规模偏小，床位利用率也不高。广东也是内地医院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12-2016年广东省医院投资项目资金达到25.7亿元，位居全国第二。 医护人员的教育是关键。中国面临医护人员的缺乏，尤其是专业养老护理人员。在大湾区内可以探索率先推行国际标准的护理人员的资格认证及培训，学员可以输出到全国。新风天域已经在广东、四川和上海设立医院、医疗中心、培训学校及医生集团。我们希望未来可以在京津冀+雄安，华东、成渝，以及大湾区完成布局，覆盖居家养老、康复养老、医院、培训一条龙。 在内地投资医疗行业的挑战在于法例的地区差异，不仅每个城市不同，甚至每个区都不一样，监管很严。由于缺乏相应的人才，我们需要自己进行培训。新风天域希望未来可以在内地投资更多的职业和技能培训教育。 《21世纪》：你曾经说生物科技将是大湾区的一个风口，怎么看待其中的机遇和挑战？ 梁锦松：生物科技是推动新经济的一个重要领域。粤港澳大湾区有条件发展生命科技，香港拥有全球顶尖的生命科技科学家，世界知名的高等院校，两所顶尖医学院，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国际认可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可以与内地庞大的市场，巨大的临床试验空间，以及先进的生命科技实验室优势互补。南丰计划投资15亿美元在生物科技领域，现在已经投资了5亿美元，主要团队在美国，在上海有一个小团队。 香港与深圳政府可在河套地区设立生命科技科研合作特区，实施一二线安排。两地科学家、病人、医护人员、实验用器材、药物、动物等在进入河套一线免检，进入二线才需经正式海关边防，不然不同的关税区、检疫区的安排很复杂。 位于法国和瑞士边境接壤地区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梅汉实验地已经采用了边境科研合作特区的模式。这个地区共有6个入口，其中四个入口位于瑞士境内，对所有CERN人员开放，另一个入口位于法国境内，在上下班时间对所有居留法国的CERN人员开放，由海关管理。另有一个入口是法国隧道的入口，只对进出法国的器材运输开放，货运免税。港元有点压力，但是死不了 《21世纪》：香港应如何巩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梁锦松：对此我有几个方面的思考，一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境外人民币资产市场，这个势在必行，是香港的三大风口之一。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近几年有所缩减，有客观原因，因为中国存在贸易顺差。我和前几任总理都直接提议过，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定要做的，中国的经济已经国际化、全球化了。但是人民币国际化不能过早地自由兑换，如果完全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没有缓冲地带。一旦金融危机蔓延到中国，就没有任何缓冲。 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但却没有很多资产可以投资，因此香港应该发展更多的离岸人民币资产，比如是否可以在香港利用离岸人民币买卖股票？境内与境外人民币利率的差价是否可以发展相应的衍生品？对于一些持有境外人民币的私募基金，是否可以透过某机制实现境内外对冲，实现流进流出？这些都是应该可以思考的。 港交所最近推出了同股不同权，允许没有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这些都很好。下一步可以考虑用港元、美元或离岸人民币，发展空白支票公司（blank check company）。美国有一种公司叫特殊目的并购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这类公司没有任何资产和实业，先从市场拿钱，这种公司在美国市场已经发展了十几二十年了。这对于推动香港成为资产管理中心非常有效。 《21世纪》：随着美联储启动货币正常化，资金开始流出新兴市场，近期港元汇率不断逼近弱方保证，你认为港元是否能继续维持联系汇率机制？在哪些条件下才适合与美元脱钩？ 梁锦松：港元有点压力，但是死不了。有人问金融危机是否会再现，1987年大崩盘，1997年、2008年金融危机，每十年一次金融危机的说法有点迷信，但是金融危机的土壤已经存在。金融的泡沫即负债率，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负债率都超过以前，而且全球资产的估值都已经很高，美股已经达到历史新高。此外，主要经济体的利率都在上升。这三个宏观经济的因素意味着金融危机的土壤已经存在，但没人知道具体的导火索在哪里，所有的导火索都是无法预计的。 如果港元脱钩，（香港）这么小的经济体，一旦汇率浮动的话很危险。暂时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如果港元自由兑换，就可能变成替代性对冲（proxy hedge），那就更不行。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5月22日
2018年5月24日 -
王辉耀：人才政策也应该考虑技术人才 甚至家政人员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在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接受凤凰网财经专访时表示，“各地人才大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从去年武汉开始提出百万人才计划，包括成都、西安、长沙等城市响应，也包括最近的天津。我们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人才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好事情。中国现在要成为创新性国家，中国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有非常大的青年人才、专业人才等需求，此外我们进入老龄化阶段，各地也缺年轻人。” 王辉耀认为，在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考虑一些技术人才，比如北上广大部分都是移民，这些移民有部分拥有很多技能人才、工匠人才等也需要纳入考虑范围，包括城市建设、城市文化，甚至服务人员、家政人员都应该是一个城市不可缺少的方面。人才政策也应该考虑技术人才，甚至家政人员 近期，人才争夺战进入白热化。据不完全统计，海南、天津、中山、东莞、青岛、西安、太原、成都、南京、武汉、郑州、合肥、长沙等超20城发布了吸引人才的政策，包括从资金激励到落户门槛，从短期用人到长期培养，购房优惠等政策。 尤其天津5月16日发布人才新政：凡是40岁以下本科生、45岁以下硕士或博士不受年龄限制，都可以直接落户。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材料等战略型新兴产业领域重点企业的急需型人才，由企业家自主确定落户条件。 截至17日早上8：30，已有超过30万人下载“天津公安”APP咨询办理落户申请。 王辉耀谈到各地人才大战时表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从去年武汉开始提出百万人才计划，包括成都、西安、长沙等城市响应，也包括最近的天津。我们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人才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这是好事情。中国现在要成为创新性国家，中国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有非常大的青年人才、专业人才等需求。此外，我们进入老龄化阶段，各地也缺年轻人。”王辉耀认为，人才大战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老龄化的社会以及城市发展的经济转型两个因素。 王辉耀建议，一方面做存量，各个城市之间互相调节，未来也要做增量，要面向世界吸引国际优秀人才到中国。最重要的，不仅是吸引人才，还要想办法留住人才。产业发展起来了，相关人才才能引进来，安居乐业，未来可能会朝着精细化吸引人才的方向发展。 “在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考虑一些技术人才，比如北上广大部分都是移民，这些移民有部分拥有很多技能人才、工匠人才等也需要纳入考虑范围，包括城市建设、城市文化，甚至服务人员、家政人员都应该是一个城市不可缺少的方面，”王辉耀补充道。建议农村宅基地真正流转起来 与热点城市不同的是，北京、上海虽然也出台了人才吸引政策，但对于限制较严苛，且落户制度也并未放开栅栏。此外，北京上海广州还严控人口规模，比如上海着力治理“大城市病”；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建设用地总规模不超过3200平方公里。 如何解决大城市病问题？王辉耀认为，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不是局部的。其实，很多大城市的农民工想回去回不去，想留下来也留不下里。主要原因在于宅基地无法流转，拿不到第一桶金，也不能在城里安居。城里一些人也愿意卖掉自己的房，到农村建一个别墅或者小屋子。然而由于宅基地不能流转，无法进行双向流动。 此外，王辉耀认为，还需要改进城市管理水平，比如北京两千万人口，城市病问题很严重，但是东京是一个三千万的大城市，既不堵车，也不污染，交通便捷，干干净净，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的城市管理经验。比如，首尔是2500万的大城市，也没有暂住证、临时户口等。只要你有工作，能够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就可以成为长期永久居民。所以，中国在管理上还需要提升城市的容量，中国最大也就两千万，我觉得还有很多的空间。“同时热点城市的人才政策可能会倒逼北京、上海的人才政策改革。其实，这些城市即使放开了门栏也不会造成蜂拥而至的情况，因为各个城市有自己的门栏，比如购房、生活成本等。如果一个人有工作，对社会纳税有贡献，就应该给予你户口，不管是成都还是上海。” 王耀辉认为户籍政策不应该和福利挂钩，福利应该逐步走向和工作挂钩、社会挂钩。比如有北京户口的人，所有相关政策都可以享受，没有的很多服务就享受不了，不应该是这个概念。同样我们社保体系也要跟上，对于老弱病残和需要救济的人，支撑体系很少。文章选自凤凰网财经，2018年5月20日
2018年5月24日 -
陈启宗：中国改革开放把世界带入东西共融的新时代
5月20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银泰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八十位CCG理事、学者专家以及政商学界精英代表深入研讨。CCG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在论坛上发表以下演讲： 当我们展望新未来时，首先必须要对历史再评估。温斯顿·丘吉尔说过，不读历史，就一定会重蹈覆辙。回望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改革开放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放在“历史大图画”之下，中国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两件大事之一。 简单回顾历史，从公元446年开始，罗马城被北方所谓野蛮人攻陷，之后的900年被称为黑暗时期。从14世纪开始的两件大事主要是：14世纪文艺复兴和黑死病；15世纪奥斯曼帝国攻陷伊斯坦布尔，陆路贸易受阻，海路开辟、1492年发现新大陆；16世纪宗教改革和英国打败西班牙舰队；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殖民主义；18世纪美国独立和工业革命开始；19世纪是帝国主义兴起和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20世纪的两件大事，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崛起。 首先，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476年至1945年，世界是混乱、多极的。从1945年到1990年，世界进入美苏两极。从1990年到现在，世界进入单极。世界从多极到双极，再到单极，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但当前的单极世界明显不可能持续下去。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再崛起、美国回归其“老习惯”孤立主义。 而现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往孤立主义靠拢、回归历史轨迹而已。所以，我们必须头脑冷静地分析历史，认识今天。 第二，中国的崛起对全球最重要的意义是将世界重新带进了东西方文明共存共融的新时代。近代以来的东西方共融，中国落后、欧洲先进，并持续很长时间。近几十年来，亚洲国家的崛起，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都不足以把世界的经济中心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而正是中国的崛起、发展，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终于把世界经济的重心转移到太平洋。对于“一带一路”，古代有丝绸之路，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继承古代、恢复古代已有的经贸、文明的接触。 第三，当今世界的格局。中国不想做“老大”，但是因为人口众多，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成为世界大国，也希望成为世界强国。 此外，中美两国存在经贸、科技、货币三方面的竞争。经贸竞争是各国间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刘鹤副总理访美就证明，经贸竞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特别是当今世界的大环境下，很多问题都可以谈判。科技竞争，这是中美真正竞争的所在点。现在，科技日新月异，各种科技手段层出不穷。科技的竞争带来了武器的产生和网络的竞争，这就使各国对科技的竞争日益激烈。货币竞争，美元是世界货币但并非一直如此，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不能否认，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在国际上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对于当前中国的大势，我们不能太悲观。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不愿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发生矛盾和冲突；全球仍面临环境、移民、毒品、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重大挑战，需要国际合作，特别是中美两国的合作；任何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无法承受贸易战等严重对抗的后果，中国以往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足以应对面临的挑战。 未来中国一定要头脑冷静，中国领导人在过去40年来一直非常冷静，包括外交部、商务部都非常冷静。未来需要各尽所能，头脑清晰，着眼当下。（本文根据CCG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8年5月24日 -
龙永图：改革开放新阶段应以出口和进口并重 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5月20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在北京银泰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互塑和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新未来”为主题，八十位CCG理事、学者专家以及政商学界精英代表深入研讨。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在论坛上发表以下演讲： 今年的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正值全球贸易摩擦非常敏感的时刻。论坛在此时举办意义重大，首先，要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全球化发展的关系。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这40年来发生了三件重大历史事件： 第一个是1978年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件事可以说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 第二个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件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且使中国迅速地成为全球经济贸易的大国。 第三个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从而使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改革开放新阶段应该以出口和进口并重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可以分成这三个阶段。现在的重点是要深入研究习近平主席提出来“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怎么走，中国的对外开放将对全球化的形势产生什么样重大的、深刻的影响，这一定非常重要。因为在新的对外开放历史阶段，我们要对很多的经济贸易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 从习近平主席提出来“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这样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该做一些调整：应该是以出口和进口并重，但是在进口方面应该做出更大努力。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博鳌亚洲论坛也提出要主动增加进口，这个调整非常重要。 中美贸易在谈判当中取得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其中一条就是中国要大量地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从而解决中美贸易的逆差问题。这是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以后就遗留下的老问题。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对美国来讲是贸易逆差。中美两国长期存在庞大的贸易不平衡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积极地研究贸易不平衡所产生的一些历史原因、市场原因和结构性原因，也要让美方找到他们自己经济结构上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让美方认识到，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以必须要逐步地解决。特朗普有一句名言，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让美国人吃亏的”，同时他还指责美国的贸易代表谈得不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很大的成果就是以开放促进了国内的改革。为什么我们和美国有这样大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发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因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做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承诺就是放开贸易经营权。过去我们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是由一二百家国有外贸公司所垄断的，放开了外贸经营权以后，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十几万、二十几万，三十几万的中国企业都能开始自己进口，自己出口，这样一下子激发了中国整个对外贸易内在的力量，使得中国的出口出现了大的井喷，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世界贸易协定出现了对中国极其有利的条件是因为开放措施激发了国内改革的力量，激发了中国长期被束缚的进出口，特别是出口的冲动。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幅度地增长，而中国消费能力也强，市场庞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成为了中国价廉物美产品的最大受益者，成为中国市场扩大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形成中美巨大的贸易顺差。所以，应该了解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中国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通过对外谈判解放了国内的生产力，解决了很多改革的问题。 然而，尽管如此，中国的贸易政策确实要进行大力调整。过去注重出口创汇，当然，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要继续扩大出口。而中国的出口现在支撑了8000万人的就业，中国在全球还有很大的市场，中国还在继续扩大出口。但中国以后要有更大的力量来增加进口。这一次中美达成协议，中方扩大了对美进口，这不是对美国的让步，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贸易政策必须进行重大调整。而且这种调整主要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对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有更大的需求，而国家必须满足这样的需求，这不是对美国人让步。贸易政策上的调整，不仅仅是从贸易上要改变，老百姓理念上也要有改变，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和全球制造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链关系，任何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都必须是全球制造，都必须在全球采购零部件和原材料，才可能成为真正具有竞争能力的制造业。所以，中国在进入到对外开放新的阶段以后，贸易政策要进行一些重大的调整，继续扩大增加进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讲的一部分。 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三个重要阶段：即十一届三中前会是中国改革开放启动，经过20年左右的准备、发展，其中也经过了一些曲折；第二就是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进入开放对外开放的阶段，而且显示出中国经济贸易实力增强，成为世界大国；第三是习近平主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阶段，这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最更新、更高的阶段，开始了全面改革开放阶段。“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给我们对外开放带来的深刻、巨大的影响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中国应该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 就中美经贸最近的贸易摩擦而言，我们应该始终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当中出现的问题。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后，美国人来势汹汹，也派了一个庞大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团队来华，很有大军压境的局面。此外，特朗普也讲了很多狠话，这次中美贸易的摩擦仿佛要演变成一场战争。还有人说期待着史无前例的贸易战，舆论上认为两国要大战一场。特朗普的美国对华战略出现了重大变化，开始以强烈的、强大的行动阻止中国的崛起，整个舆论恨不得一边倒。所以，引起了很大的焦虑。 实际上，这样的判断是非常危险的。对中国国内重要的判断就是我们是不是还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是否还要继续执行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重要战略发生了动摇。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发生动摇，那就比一场小小的中美贸易冲突影响大得多。所以，首先应该从战略高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始终要坚信习近平提出的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和方针是不能动摇和变化的，我们要和美国实行的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此外，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待我们对外开放当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样才可能不动摇党和国家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看法。因为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变，既然我们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就必须要韬光养晦，当然，也要有所作为，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 最近，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的指导，两国代表团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取得了积极的务实的建设成果，证明了中美两国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经济贸易摩擦。因此，政府和政府官员绝对不能被舆论所绑架，一定要从党的一些既定战略和重要的原则出发，来处理一些原则的问题。绝对不能讨好舆论，讲一些违背中央的基本方针和战略的话。因为在谈判当中，强硬是最简单的。而真正的强者一定是具有非常一流的专业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这都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以及中国对外贸易谈判的一些重要历史经验。中美两国能达成共识也是符合全球化趋势的，全球化就是全球所有国家的利益绑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美两国达成协议，因为全球化两国人民把两个国家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而我们选择了一个互利共赢的道路。 （本文根据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在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8年5月24日 -
[CGTN] Experts and entrepreneurs speak on China-US joint statement
[VIDEO WATCHING]Hundreds of economists, entrepreneurs and investors were in Beijing on Sunday, May 20th for the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orum. Naturally, discussions turned to the latest China-US joint statement on trade and public concern about the increase in China’s imports of agricultural and energy products from the US.Long Yongtu, Chairman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PhotoLong Yongtu, chairman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said that China’s increase in imports is not a concession to the US, but is due to Chinese people’s growing needs and the result of mutual benefit. “Public opinion needs to be shifted. We should not equate imports with concessions. Nor should we equate exports with advantages. It’s not that simple."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CCG Photo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said both countries are taking what they want from each other. He agrees it is a good idea for China to import agriculture products from the US because of China’s large population and its large needs in agriculture imports. Besides, he says the US is strong in agriculture production both in its quantities and its efficiency.Qian Jiannong, Fosun Global partner. /CCG PhotoLikewise, entrepreneurs are confident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US trade. Qian Jiannong, a Fosun Global partner, is one of those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The cooperation and opening up of the world’s two major economies must be the future trend. In the long run, trade frictions will surely be resolved,“ says Qian.Wang Shi, founder of Vanke Group /CCG PhotoEntrepreneurs are also thinking about the next step for China’s economy. Wang Shi, the founder of Vanke Group, is cautiously optimistic. “We are proud of what we achieved in the past. But we should be cautiously optimistic towards the future. Being cautious is to be careful about possibl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head of us. But there’s no reason not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coming decades."As China continues to open up, experts suggest enterprises keep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and innovation, because it is the best way to overcome unforeseen challenges.From CGTN, 2018-5-21
2018年5月23日 -
【China Daily】China fourth-largest source country of migrants
Speech by H.E. Ambassador William Lacy Swing, Director General, IOM. [Photo provided to Chinadaily.com.cn]A recent report shows China has become the fourth-largest source country of migrants, with nearly 10 million Chinese migrants living outside of China.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the ninth in the series since 2000, was jointly relea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in Beijing on Tuesday.According to the report, migrants from China make up the fourth-largest population of foreign-born migrants in the world after India, Mexico and Russia. Nearly 10 million Chinese migrants living outside of China and over two million Chinese-born emigrants resided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report added that migration is increasingly marked by significant outward and inward student mobility in Eastern Asia. In the academic year 2015/2016, China,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Japan ranked among the top 10 countries of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mong which more than 300,000 students were from China alone. However, Eastern Asia is not only a major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ut is also gradual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destin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s. For instance, more students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are choosing to study in China.Besid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report also highlighted that internal migration remains a significant feature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For example, most Chinese people have migrated from Western provinces to Eastern provinces. In China, Western provinces are regarded as areas that have high population growth rates, a surplus of workers and lower incomes, while the Eastern provinces have a shortage of workers, higher incomes and education levels.Mr Pӓr LILJERT, Chief of Mission, IOM Office in China, said "Migration results from couple of reasons. Unbalanced development has been one of the driving factors for migration. Usually people might choose to migrate from underdeveloped areas to developed ones for better life.""The adop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1978 has given rise to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cross the nation, particularly the coastal provinces, where the magnetic effect of migration for other parts of China, particularly the Western provinces and regions has been quite obvious," he added.From China Daily，2018-5-10
2018年5月23日 -
【人民日报海外版】新中国护照变迁记
5月9日，湖北武汉市民在市民之家出入境自助服务区办理业务。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曾经，中国人出国办护照所需材料厚如书本，因私出国的人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中国公民普通护照只签发了21万本，年均约7000本。改革开放后，随着留学潮、旅游潮的出现，护照签发量出现井喷式增长。新组建的国家移民管理局向本报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到2017年，中国公民普通护照签发量达1.73亿本，年均签发1080万本。 护照，对于个人来说，是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对于国家来说，是“门面”，是主权的象征和体现。回顾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中国公民普通护照的变迁，可以看到，审批程序逐渐简化，制证水平不断提升，“含金量”越来越高。专家表示，中国护照只用了60多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的成长路程。它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越来越强的综合国力，和中国政府日益自信和开放的对外形象。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管理严格 办理量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规定，中国护照分为普通护照、外交护照和公务护照。普通护照又分因私、因公两种。其中，中国公民因私普通护照（下称普通护照）主要发给出国探亲、旅游、学习以及前往国外定居的中国公民使用，使用面广、持有量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护照发生过十余次版本变化。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3个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初期至新世纪前、新世纪以来。每个时段的变迁都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边防系副教授梁治寇表示，从管理体制看，上世纪50年代末，普通护照开始由外事部门转归公安机关管理。从内容看，护照文字印刷多为中俄文对照，是当时外交形势的直接反映。从制作技术看，护照需要手工填写，防伪手段几乎为零。 改革开放前，出国人员主要为援建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因私出国的绝大多数为归侨和侨眷，每年办理量不过几千本。在外交部原领事司副司长范振水看来，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关政治形势决定的。一些时段内，“出国管理处于‘三无状态’：受理无明确规定，审批无明确时间，管理无明确机构”。 改革开放初期至新世纪前 关卡减少 逐步规范 对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来说，1984年出国留学前办理护照的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 1982年，从广州外国语学院毕业的王辉耀来到原国家外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工作。两年后，他获得赴加拿大留学的机会。虽然是国家干部，他办理护照所需的留学邀请函、赞助、薪级条件、奖学金等材料依然很多，“所有材料加起来有一本书那么厚”。这些材料需要经过单位审批，公安部门还会核查其出身、家庭成分、海外关系、政治思想等情况。一个多月后，他终于拿到了护照。王辉耀对记者表示，“感谢改革开放政策，让我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不过，人们实际办理护照的过程并不那么顺利。“申请护照的证明材料多、前置审批多、审批单位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造成申请人来回跑路，拉长了办证时间。”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夏莉萍对记者举例说，当时办理护照需单位盖章，一些人为了出国留学，在未满服务期的情况下，需要给所在单位交一笔培养费，才能得到单位盖章。 变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随着留学、探亲、“新马泰”旅游等因私出国大潮涌起，公安部从1994年起在全国统一公民因私出国护照申请和审批程序，护照申领迈入规范化时代。 此外，为应对持用伪假护照偷渡等新问题，1992年、1997年颁发的新版护照在防伪技术方面都有新突破。改手工填写为打印；持照人像片加用防伪塑封膜；加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国徽印章；启用可供光电字符识别技术阅读的机读码……护照研制、印制水平和防伪技术含量大幅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 立法保障 惊人跨越 经济的崛起，带动了中国首批出国旅游潮在本世纪初达到一个高峰。统计显示，2001年，中国人出境旅游突破1000万，占据了当时护照申领量的2/3。 不过，新世纪初期，跟团游是办理普通护照的重要前提。夏莉萍说，许多人参加团队旅行，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申领一本护照，方便以后出国。 2001年，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天后，全国公安出入境管理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宣布了按需申领护照试点、取消港澳游名额限制、扩大口岸签证点等多项改革措施。时至今日，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仍十分巨大。它标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护照审批时代即将结束。到2006年，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实现按需申领。2006年通过的护照法，2013年施行的出境入境管理法，更是从法律上保障公民依法出入境的各项权利。 新世纪以来，王辉耀的护照换发了好几次。“每次去办理都能感受到新变化。”他说，以前北京只有一个出入境管理处，后来每个区县都有了，而且异地也能办护照；申请材料逐步简化，办理时间由一两个月缩短到10天，护照年限由5年增为10年。 “在出入境时，以前要填各种表格，现在一本护照就能方便进出。2012年电子护照出现后，每次口岸通关时间只要几秒钟。这些都是进步。”王辉耀说。 相关专家对记者表示，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护照变迁呈现出4个特点。一是证件标准更规范。证件规格、栏目规划等参照国际有关标准设计制作，逐渐变得简洁实用、美观大方。二是证件防伪性能更强。新型防伪材料、防伪技术及制作工艺不断更新，特别是数字安全防伪技术应用，使证件防伪能力大幅提升。三是证件签发管理智能化程度更高。护照制作由人工手写发展到完全自动化制作，证件管理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证件签发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四是证件应用更便捷安全。例如，2012年版电子护照采用内嵌非接触式集成电路芯片，存储持证人个人资料、指纹及证件签发信息等，并对芯片数据采取多种保护机制，既极大提高了通关效率，又标志着中国护照安全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护照版本从最初的单页纸、手工填写，发展到如今集成了多项国际领先的制证技术，其跨越是惊人的。从整体看，我们已走过了西方先进国家二三百年的护照成长路程。”梁治寇说。 展望未来 简化程序 提升质量 不久前，北京市居民刘女士申请了美国某银行的工作职位，银行要求她5月14日上午准时报到并签订劳动合同，逾期则合同作废。5月9日，刘女士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大厅办理护照。得知需要10个工作日才能取证时，她心急如焚。值班民警了解情况后，认为刘女士的情况符合“只跑一次”制度中的加急取证条件，便协助其办理了加急手续。几天后，刘女士及时拿到了护照。激动万分的她连连称赞：“‘只跑一次’政策真是帮了大忙。” 刘女士所说的“只跑一次”制度由国家移民管理局于今年5月1日起推出，将原来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需要的制证照片采集、指纹采集、申请材料提交、面见核查、证件缴费等5个环节，集中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办理；同时还为5种紧急办证情形群众开通了快速办证的“绿色通道”。 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为进一步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国家移民管理局下一步将实施大数据战略和智慧移民出入境管理建设，拓宽网上办事范围；同时进一步强化信息共享，简化申请材料。 “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后一个多月内，推出了多项便民利民的大红利，体现了服务为民的新气象新作为。”王辉耀表示，中国公民外出旅游是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简化办证程序，将方便更多人出入境。同时，中国正从移民来源国向移民过境国和目的国多重角色转变，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组建及运营，释放出中国对全球开放包容发展的明确信号。 2017年，中国出入境人数达5.98亿人次。随着中国人外出旅游数量不断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也在不断提升。截至今年1月3日，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可免签、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67个。夏莉萍表示，这源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双边领事磋商的努力。 不过，衡量公民国际旅行自由度的亨氏免签指数仍然排名靠后，成为中国护照“含金量”被质疑的一个依据。夏莉萍认为，国家富强程度与亨氏签证受限指数有联系，但不是必然联系。很多时候，免签是相互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为了获得对方国家免签而盲目敞开国门，“三非问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会更加突出。 “如何做到有效平衡，是下一步亟须考虑的。”夏莉萍说。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5月21日
201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