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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如果没有了多边体系规则，将会怎样？
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最近，美国特朗普总统动作频频，接连采取单边贸易惩罚措施，先是宣布对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惩罚性关税，接着，对涉及中国的600亿美元的产品提高关税，而中国则立即宣布对美国几十亿美元的产品提高关税。尽管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巴西得到暂时豁免，但美国也是利剑在手。然而一旦美国动手，这些国家也会对美国实施报复。若如此，令人担忧的大规模贸易战就将爆发。 特朗普这样做并不奇怪，因为他有一个认知：以往各届政府谈判的自贸区协定让美国吃了亏，现行世界贸易体系不公平，美国是受害者。为此，他要重谈北美自贸协定，重谈美韩自贸协定，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甚至声言退出世贸组织（WTO）。然而，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这样做影响巨大，不仅会对世界贸易的发展造成损害，而且会动摇世界贸易的规则基础。 二战后，世界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而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又快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这表明贸易交换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世界贸易的快速发展得到两个支柱的支撑：一是基于开放发展的国别政策；二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前一个支柱的核心理念是开放和参与可以获益，有助于经济发展；后一个支柱的功能是在多边体系下的交易有章可循。多边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是：其一，非歧视性，即市场开放对所有成员适用；其二，遵守规则，出现贸易争端通过多边机制解决。这些基本原则可以防止成员采取差别性贸易政策和单边保护措施。尽管以往也出现贸易战，但是多边体系的基本框架还是被维护的，且在多边框架下，通过多轮贸易谈判，使世界市场的开放度越来越大，规则的涵盖范围也越来越广，扩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行为。 其实，美国一直是个“两面派”，一方面它是二战后多边贸易体系构建的积极推动者，另一方面它又凭借自身的老大地位，制定单边规则，对它国实施单边制裁。美国这样做的理由是其拥有巨大的贸易逆差。从表面看，这个理由不是不可以理解，但实际上问题出在其自身：美国人储蓄率低，加上信贷扩张，造成超级消费，买的东西多，进口就多；美元是世界货币，长期财政赤字，大量发行美元，没有节制；美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成本低的国家，产品再出口到美国，等等。因此，单靠提高关税解决不了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 就中美贸易逆差而言，问题更为复杂：一是大量生产转移到中国，其中也包括美国的公司，中国成为加工出口地，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转移出口；二是现有的统计方式加大了中国的顺差额，以离岸价计算的贸易出口把账全部算在中国头上，实际上，多数产品在中国的附加值很低。当然，中国自身也有问题，比如有些产品生产扩张太快，产品过度依赖出口，长期对美保持巨大的贸易顺差。这些都需要调整，有些需要中国主动做（比如关停并转），有些则是市场自身调整（比如成本上升向外转移）。不过，调整都需要时间。 总的看，美国应该是贸易逆差的受益者，当然长期过度的逆差也不可持续。但美国经济结构失衡，首先要靠自己整改，单靠制裁、提高关税行不通。美国历届政府都搞过单边贸易制裁，但结果还是贸易逆差不断升高。现在出现的严重问题是，搞贸易战破坏了国际贸易规则，使多边贸易体系遭到破坏，这对世界经济发展来说是灾难性的。事实上，多边贸易体系的诞生，就是基于上世纪30年代搞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战导致世界陷入严重危机的教训。 从理论上讲，一个开放的市场会使参与者都从中获益，但在现实中，一则受益不均衡，二则贸易条件也不均衡。且出于各种原因，贸易不平衡的分布也很不均匀，由于参与者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市场的开放度不同，因此搞机械的贸易平衡也行不通。特朗普声言，市场开放要互惠，关税要对等，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贸易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既要靠自我纠正，也要靠协商谈判解决，出现争端要靠多边诉讼裁决，而多边体系裁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必须得到尊重和落实。 针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WTO前总干事拉米建议其他成员集体向WTO提起诉讼。但笔者认为，意愿是好的，可行度很低。可选的方案是有关方坐下来协商谈判，达不成协议再提交WTO裁决。曾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卡拉·希尔斯说过，如果没有WTO，那就只剩下“丛林法则”了。好在，现在各方还在努力进行协商，并希望通过多边规则解决分歧，但愿贸易战可以避免。文章选自《世界知识》杂志，2018年4月13日
2018年4月23日 -
【科技日报】房子 票子 “帽子” 能让人才扎根高校吗
“既然要引进人才做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且各项指标都要与国际接轨，薪资也应与之相匹配，与国际接轨。” 近日，全国各地及高校院所陆续公布应聘人才优惠政策，给钱、送房、落户口、授“帽子”头衔已然成为“抢人”标配，掀起一场“人才争夺战”，海外高端人才更是被“抢”的重头戏。有人说，引进人才犹如找对象。如何找准那个对的人，同处屋檐下专心科研，相看两不厌；又如何让人才落地扎根结出科研硕果，琴瑟相谐过好日子？找准对的贤才 不功利做攀比 让引进人才不为“柴米油盐”所困扰，提供的物质条件自然要杠杠的。今年一开春，各大院校纷纷发布2018年海内外人才招聘计划，列出房子票子和“帽子”，一时间“抢人”大战全面爆发。 例如，山东大学面向海外招聘人才计划，除享受最高50万元年薪和绩效奖励外，最高还可获得600万元学科建设经费、安家及住房补助150万元（含国家及山东省补助）。东南大学的引人计划开出优惠条件，提供购房货币化补贴300万元或以高于补贴的优惠购买人才特批房。 抢人才本身无可厚非，提高人才待遇也是大势所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避免功利化的倾向。 “提供丰厚待遇的目的，是希望帮助引进的人才解决所有不必要的生活之忧，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工作，培养好每一个学生，做好每一项研究。利用高的薪水挖人是每个行业都会用到的最普通的一种引才方式，背后的驱动力是对所引人才的强烈需求。而就待遇而言，我们认为一直以来我国高校跟发达国家高校还是有差距的。既然要引进人才做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且各项指标都要与国际接轨，薪资也应与之相匹配，与国际接轨。”东南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院长孙立涛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关于高校挖人的话题，在今年的两会上也引来了两会代表的热议。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向曾感慨，各高校人才大战中的攀比，特别是待遇攀比，让人感到实在是追不上，也比不了。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市场竞争当然不排斥合理的‘挖人才’竞争，但是如果过于急功近利，将不利于人才建设。因此，我国高校之间应达成共识，促进办学的良性竞争”。评价切合实际 不唯“帽子”而论 一位任教于京城名校的年轻学者想跳槽到上海高校，但经多次应聘发现头上没顶“帽子”，享受不了引进人才待遇。即便应聘成功，一年薪资仅10多万元，待遇还不及原单位。 “在我们这样的大学，有‘帽子’的才称得上人才。” 他苦笑道。 所谓“帽子”，指目前中央各部委和单位出台的各种人才计划，如中组部“千人计划”“青年千人”到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长江”，以及中科院的“百人计划”等。 目前，为对接“双一流”建设计划，许多高校在人才引进计划中比较热衷考虑招聘头上有“帽子”的学者。而有“帽”与无“帽”之间的待遇差距，用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薛宇的话来说，简直是“天壤之别”。 那么，没“帽子”的今后还有出路吗？ 熊丙奇认为，有些大学将引进多少身份、“帽子”等头衔的学者，作为人才建设的重要政绩。这种以“帽子”论人才的观念，会带来人才队伍的极不稳定，也令大家心浮气躁。还会出现把人才建设的主要精力用于引进人才，而非培养、使用已有的人才，这让引进的人才难以发挥作用。 因此，有学者提出要推动人才称号“去利益化”，将学科设置、重点学科评选、科研启动经费、个人升迁以及学术成果评价等人才称号脱钩，把人才称号还原为反映科研贡献和学术能力的一种科学荣誉。 “‘帽子’本来就是一个评价体系，能被评到国家的相关人才计划是件很好的事，只是现在同类或同量级的‘帽子’太多容易分散科研人员精力。关键前提是，指挥棒今后往哪里指引，以及如何对同类帽子进行合并或设置同类申请限制等进行优化。东南大学在对外招聘高端人才时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唯‘帽子’论，学校也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对未通过‘青年千人’答辩、但学术水平特别优秀者，也将通过校内人才政策予以支持。例如，将其3—5篇代表作送外校专家审议，来看是否可申请到同等职位，如教授、上岗教授或副教授等。”孙立涛告诉记者。引人贵在“引心” 眼光需放长远 人们常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如何让校方与引进人才琴瑟相谐？ “教学科研本身虽说辛劳艰苦，但让高校教师及科研人员感到烦恼累心的往往是其他杂事，如行政、财务及相关管理上的一些琐事。”孙立涛说，尽管现在高校硬件环境不断提升，如建了很多教学楼、实验平台等，但在行政管理、服务意识等方面与国外尚存差距，亟待提升。 对于高校间的抢人，企业也很关注。 “目前，全国各地及高校在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方面出台的优惠政策，不单是延续‘千人计划’等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也使对人才需求的标准和条件更加清晰具体。”北京诺亦腾科技有限公司CEO刘昊扬说，这对未来的人才工作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引进高层次人才竞争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我国要参与全球化、建设“一带一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飞跃，就需要今后把人才强国战略提到高度，打造全国乃至世界人才联动机制。 此外，不能总盯着引进高端人才，还需重视培养一些娴熟的技工、工匠等技能人才。引才关键在“引心”，“金凤凰”方能栖息扎根。畅所欲言 抢人大战谨防政策“烂尾”——杨 仑 近日，各高校间的抢人大战愈演愈烈。校长们纷纷化身猎头，竞相赴海外招揽贤才。百万年薪、提供住房、安排子女入学、巨额启动经费等等一条龙福利“轰炸”。 人才是创新创业、产业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尽管优惠条件听起来令人咋舌，但如果能快速聚合科研力量、为我国制造2025及长期科研计划提供智力支撑，实现弯道超车的目的，这样做无可厚非。 事实上，对于人才的争夺，须置于国际化背景之下来考量。发达国家历来重视对人才的争夺。新加坡、美国、英国等国家都对产业迫切需要、且自身科研薄弱环节的人才大开绿灯，给予了各项优惠政策。 因此海外抢人，必须有国际竞争的视角。这就要求抢人行为不仅仅是一校、一地甚至一省的政策，需要更高层级之间的融合与协同。 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此时出台、承诺的政策，必须具有严格的可执行性和延续性。当下抢人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各校纷纷出台政策，难免有过热的嫌疑。如何避免新官不理后账、保障政策承诺顺利实施，不但关系到已引入人才的人心稳定，安于做科研，更关系到我国高校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和软实力。 抢人政策不应该是一锤子买卖，必须具有适应性。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引入了人才的同时，需要对土壤深耕施肥、需要阳光雨露滋养，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否则，政策之间互相打架，只能逼迫真正的人才流向更自由、更适合生长的环境。 人才的抉择尤需多元化评价体系。在国内引才过程中暴露出的唯头衔论、唯论文论的问题，在海外人才市场同样存在。 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好的政策要有好的执行，不能让歪嘴的和尚念偏了经。引才也好、抢人也罢，最终的目的是要发挥人才的智力优势。文章选自《科技日报》，2018年4月19日
2018年4月20日 -
茅忠群——靠一部《论语》管理15000名员工，他是如何做到的？
理事简介茅忠群，CCG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全公司15000名员工，哪怕刚刚入职的90后，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都是15分钟的“读经一刻”：《弟子规》、《论语》、《大学》、《中庸》……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太文化时，都会产生不小的疑虑，直到你见到茅忠群本人。但是如此“柔性”的企业文化，能否在“刚性”的激烈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尤其是置身在一个硝烟弥漫、以推崇狼性文化闻名的家电行业？这是很多企业家的疑虑。但是方太给出的答案同样让人深思。2017年，坚持以儒治企，“中西合璧，以道御术”的方太集团在专业厨电领域率先成为第一家营收破百亿的企业。细细深究，方太的探索代表了中式管理的一种可能：融合西方管理之术与中式管理之道，在残酷的行业厮杀前“义利合一、以义胜利”，最终在市场竞争中以向善向美的企业文化居于行业不败之地。从昔时日本稻盛和夫的“心本经营”到今天方太的儒家文化，殊途同归、大道相通，先后示范了以“德治”融合“法治”，最终走向“心治”的企业经营之路。正因为两者所做的所有努力，其发心不是为了企业经营的结果，而是为了所有员工的幸福感，最终促进了社会的美善和企业物质精神的双丰收。作 者：陶小然 来 源：中外管理杂志（ID：zwgl1991）义利合一，取之有道问：您在方太实践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式管理，最大的心得是什么？茅忠群：我觉得我们提中国式管理，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方法层面的改进，因为方法层面可能大家都在改进，而且这个方法各个国家的企业都可以用，它是没有障碍的。我们之所以提出中国式管理，就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它一定是基于我们的文化层面，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西合璧的这样一种现代管理。问：您说到道和术，并认为道可能是更重要的，那么对方太而言道和术分别是什么？茅忠群：我们用16个字总结，叫“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所以讲到这个术，具体的管理方法、制度、流程、工具这些，基本上还是以西方管理为主；而所谓的道，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这种经营之道，这就是“义利合一”和“以义胜利”，如果归结为一点，就叫“以心为本”。什么叫“义利合一”呢？就是企业只要去做合义、合理的，符合道义的事情，那么这个利就在其中。当然这是比较高的境界，如果稍微降低一点，那就是我们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通过合乎道义的方法、途径来获取利润。问：对一个企业、一个组织来讲，要实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不是可能难度更大？茅忠群：其实只要我们对传统文化有深入学习，也不难做到。因为我们做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单是对自己有好处，它对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增进真善美，推动人类社会正面的、积极的进步。员工一定处在不同的需求层次问：企业的本性是逐利的，利润第一。那么在赚钱的道路上怎么样才叫取之有道？如果跟另一种观念如唯利是图对比，会有什么差异、有什么后果？茅忠群：因为我们在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个因果规律叫“义利合一”。这其中，义是因，利是果，你只要做符合道义的事情，利就会自然而然地来。当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能够看到很多唯利是图的企业，它也获得了很多利，但是你要知道，把这个时间一拉长，你会发现，只要采用不符合道义的手段获得的利，“迟早还是要还的”。这样的企业，可持续发展一定会成问题，因为这是天底下的一个普遍规律。我们如果通过传统文化的学习，用这个视角再去观察周围的事物，乃至去看历史，就会明白。因为历史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句话叫“整部的人类史就是一部因果史”。当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做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老子在《道德经》也讲到，其实无私才是最大的自私。问：您讲无私，对于方太的员工，又通过什么来驱动他们？茅忠群：其实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需求可以驱动。马斯洛总结了五个层次，也就是说人的驱动因素并非千篇一律，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到安全归属感，再到受尊重，再到自我实现。但是这五个层次其实还都是在自私的范围之内。其实马斯洛到晚年的时候又讲了第六层次的人的需求，叫超越自我。这个超越自我，其实就跟中国文化当中的这种无私，这种“放下小我”，“无我利他”的思想是一致的。问：我们常说企业管理的不同层次，从人治到法治再到心治，心治是一个非常高的层次。您觉得一个企业如何能够做到心治管理？茅忠群：首先确实要承认一个企业中，员工一定处在不同的需求层次上，哪怕是我们推行传统文化的企业。只不过它的平均层次可能比不推行传统文化的要高一些。所以我认为企业的管理很难说完全百分之百进入到一个心治的理想状态。心治，其实我的理解就是德治，企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会处于德治加法治并重的阶段。德治+法治：完整管理的一体两面问：方太现在是否已经处于“德治+法治”并重的阶段？茅忠群：是的。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叠加，它是一个融合。法治在企业里就是制度，这个制度要跟德治相融合。意思就是这个制度要符合道德的要求，符合仁义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的制度必须得“又仁又义”。什么叫“又仁又义”？“又仁”，就是我们定制度的时候，要站在员工的角度来考量；“又义”，就是这个制度还要合理合义、公平公正。这样的一个制度、法制，才能够与德治真正地融合为一体。这其实是一个完整管理的一体两面。问：方太用儒家文化来塑造企业，员工能够真正完全从心里接受它，并且化为自我超越的动力吗？中间有没有碰到过困难？茅忠群：当然有困难。如你所说，人的心性的提升不是太容易的。但是我们的发心不是为了企业经营的结果。如果只是为了要一个企业经营的结果，那用很多术的层面的方法就完全足够了，不需要去做太多教育。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下那么大的功夫去推行传统文化呢？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在企业成功的同时，能够让员工真正感到幸福。因为现在很多企业的员工不幸福、不快乐。什么叫幸福呢？就是物质精神双丰收，职业生命双成长。所谓生命成长，就是稻盛和夫说的心性的提升，生命的成长最终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正能量，促进人类社会的真善美。如果所有中国的企业乃至将来全世界的企业都这么做，我们就能破解英国汤恩比博士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危机。问：方太花大力气推行传统儒家文化，会不会跟现在这个技术飞速的不确定时代产生隔阂？茅忠群：为什么2000多年以前的文化，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用它？再过2000年，它依然可以适用？因为它是跨越时空的。所以不管环境怎么变，技术怎么变，跟文化没有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回到过去，生活在古代，我们同时讲“中西合璧，以道御术”，互联网也好，人工智能也好，智能家电也好，在我眼里它都是方法，那么我们要用这些方法为我们的顾客，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加美善的产品，来促进这个社会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文章选自正和岛，2018年4月13日
2018年4月20日 -
郑永年：中国需要警惕明朝陷阱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01不应当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毫不夸张地说，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不确定性”（或者通俗地说是“乱世”）的状态。地缘政治面临急剧的变动。英国脱欧、南海、朝鲜半岛、中东和叙利亚、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与美国、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与俄罗斯等所有重要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所有的变化是地缘政治变化的产物，也反过来重塑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世界经济也是如此。西方引导的全球化开始出现逆转，尽管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但也表明西方和美国在领导全球化方面，已显得力不从心，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的领头羊。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所有这些变化应当被视为正面和积极的；如果中国能够抓住机遇，便是崛起的好机会，在“不确定性”中崛起，重塑区域甚至是国际秩序。意大利古典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论述政治人物的政治作为时，专门讨论了“运气”或“命运”的作用。其实，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国家的作为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确定性”可以解读为中国崛起的“运气”或“命运”。因此，人们首先不应当悲观地把“不确定性”视为负面的。所谓的“不确定性”只是一个客观的局面，是时势变化所致。任何国家都要根据时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国际角色。不管怎么说，中国崛起也是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是否可以抓住自己崛起的“运气”和“命运”呢？这些年来，中国的确在努力这样做。在南海问题上，因为涉及中国所明确规定的“核心利益”问题，中国冒了很大的风险，有所进步。今天南海局势基本稳定，而且中国掌握了主动权。在国际经济上，中国也在努力继续推动自由贸易，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方法扮演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角色。但是，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也在竭尽全力、非常理性地“规避”风险。然而，规避短期风险反而招致长期的更大风险。这尤其表现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努力不少，但直到今天，韩朝没有一方会考虑中国的利益，各自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事情。尽管外界认为中国对朝鲜半岛有影响力，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受中国影响；不仅如此，中国反而变成了韩朝的“人质”。面对这些较小的国家，中国除了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式的抗议，似乎什么办法也没有。对朝鲜半岛缺少影响，并不是说中国缺少能力，而是中国选择不去使用可以产生影响的能力。在国际经济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一方面加入国际经济秩序，也有能力去引导国际经济发展，但同时对现存国际经济体制（明确地说是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抱着深刻的怀疑态度，总觉得这个体系是一个“阴谋”或“陷阱”。很多人因此认为，中国在国际体系里面是个“半心半意”的角色。02中国在放弃崛起的机会中国的作为和俄罗斯的作为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蹶不振，直到总统普京执政之后，俄罗斯才稳定了政局。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俄罗斯都已失去往日的辉煌。尽管俄罗斯到今天为止仍是军事强国，但这主要还是苏联的功劳。经济力量远不如以前，经济结构单一，看不到明确的前途。政治上主要是围绕着普京一人的政治，尽管目前强势，但未来仍然很不确定。不过，俄罗斯不愧为一个战斗的民族，明明没有能力做大国了，但不仅在苦苦支撑着其所认为的大国地位，而且时刻寻找机会复兴俄罗斯的辉煌。如果得到机会，俄罗斯一个也不会放弃。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人还是很骄傲的，认为当今世上能够和美国争取平等地位的仍然只有俄罗斯。中国则不一样，明明出现了很多能够促成其崛起的机会，但却一个接一个地放弃机会，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现象使得人们担心，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陷入“明朝陷阱”，即在没有真正崛起之前开始衰落。这里指的是明朝失去了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明朝是世界海洋时代的开始，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海洋力量皆为世界第一。如果郑和“下西洋”代表政府力量，东南沿海一带“猖獗”的“倭寇”海洋活动，则反映了民间力量。不过，正如人们日后所看到的，仅仅因为朝廷的意识形态和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碍，中国在此后数百年时间里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陆地国家，最终成为西方海洋国家的“阶下囚”。今天的中国会否再次像明朝那样，主动放弃真正崛起的机遇呢？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中国面临着诸多促成自己放弃机遇的因素。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已经没有大国的记忆。中国从秦朝统一国家，到汉唐不仅在地域上大扩张，而且建立起当时最强大的政治体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被西方称为“开放的帝国”。之后的王朝（主要是蒙古人和满族人所建立的王朝）尽管在疆域方面有扩张，但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什么创新。明清之后，中国王朝变得越来越封闭，最终被近代西方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打败。近代以来，中国人受苦受难，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有太多的弱国记忆、苦难记忆和受害者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人祈祷国际和平与国际公正。不过，一些人（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受害者”心态过于强烈，缺少自信，不仅认识不到机遇，有了机遇也抓不住。没有人会怀疑中国人对和平与正义的诉求，但国际和平与国际正义等诸多价值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斗争出来的。第二，今天的中国有太多的意识束缚。对叙利亚、朝鲜、美国、俄国等的看法都深受意识形态影响。“意识形态化”表明人们已经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看一个问题或事物，而只能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它们，结果看到的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基于“偏见”之上的幻影。这里仅以美国为例。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美国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即“敌人”。很多人不满于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但忘记了自己也把美国视为“敌人”。一旦把美国视为“敌人”，自然就不能对美国作科学理性的分析。结果，美国做什么，中国就要反对什么；美国不做什么，中国就要做什么。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失去太多的东西，包括道德。一些事情，美国从道义出发，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结果中国反对，自然得不到很多国家的支持。实际上，作为大国，美国和中国拥有很多一样或类似的道德价值观和国际责任。两国国家利益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但这些分歧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对美国的态度，中国本该支持的就支持，该反对的就反对，但因为把美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结果既看不到一个真实的美国，也看不到自己在处理和美国关系中的真实利益，处处陷于被动。03中国领导人应有实事求是精神第三，错误理解毛泽东。毛泽东时代中国是弱国，针对美国和西方列强的围堵和遏止，中国发展出强大的民族主义（实际上，这种民族主义至少自孙中山先生开始就已经在塑造）。不过，毛泽东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毛泽东发展出“三个世界”理论，为很多国家所接受。这主要是因为“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上。例如毛泽东把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拥有对立意识形态的国家列为“第一世界”，而把很多西方国家列为“第二世界”。这种实事求是的分类，使得毛泽东正确和精确地看到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而为中国外交找到巨大的空间。在和美国打交道上，毛泽东的现实主义表现得更是充分。毛泽东痛恨“右派”，但在和美国打交道时，他明确表示喜欢美国的“右派”，因为“右派”比较接近实际，讲利益。他不喜欢和美国“左派”打交道，因为“左派”讲价值观。在代表美国的“右派”（即共和党）总统尼克松执政期间，中国和美国顺利恢复邦交，这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精神分不开。第四，错误理解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是现实主义者。在外交上，他提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人们只关切“韬光养晦”，忘记了“有所作为”。正是“有所作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抓住了所有机遇，既避免了国家危机，也实现了高速发展。19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1990年代初的“南方谈话”和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背后都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对美国的态度上，邓小平永远旗帜鲜明，尤其表现在其对美国在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把美国看成中国学习的对象。在内部发展上，他更是把人们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市场经济”，视为一种发展的工具，一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工具。没有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精神，很难想象中国能在1970年代后期走出“文革”困境、在1980年代末走出内外部因素所造成的政治困境，以及在1990年代与世界接轨。“韬光养晦”和“永不称霸”应当是永恒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要作为，不要斗争，更不是用各种方式来论证变相的“不作为”。现在有一些人把“韬光养晦”解读成“不用作为”，这是完全的错误，这仅仅是对自己不作为的低劣辩护。在国际关系上，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国家抗拒自己的“命运”，最终会受到“命运”的惩罚。正如内部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一样，外部崛起也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会把自己从眼前的利益格局中解放出来，才会在更高的格局中找到自己的新利益。大国的“命运”在召唤中国，但如果中国继续受制于眼前的局部利益，将很难看到已经降临的“命运”，也很难实现真正的崛起。文章选自IPP评论，2018-4-18
2018年4月20日 -
人间正道是开放 || 大视野
下个月，龙永图就要75岁了。改革开放40年，他主要参与了两件事，入世谈判，他是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他干了八年。“两件事看起来不一样，实际都一样，就是怎么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这么多年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就是利用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变革。”4月9日晚，在凤凰网组织的博鳌“梧桐夜话”上，龙永图第一个发言。他说不久前和一些美国的前贸易谈判代表会面。他们抱怨，特朗普指责说因为他们在中国入世谈判时让步太多，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都打败仗。“其实特朗普不应该责怪美国谈判代表。当时拟定的贸易条款，中美双方有得有失，基本平衡。之所以看起来中国获取了更大利益，是因为入世推动了中国改革，激发了中国动力。”龙永图说。“中国入世谈判，我们承诺的最困难的一条是开放外贸经营权。当时中国的外贸由100多家国营贸易公司垄断，企业必须通过外经贸部审查，拿到外贸经营权才可以从事对外贸易。美国谈判代表认为，世贸组织强调自由贸易，如果中国准备践行自由贸易，首先应该把自己国内的贸易放开。我们的外经贸部部长表示，‘看来这场革命首先要从我们部开始’。外经贸部放权，到2004年取消了外贸经营权审批，改为备案登记。因为不用审批了，外经贸部有的司也撤销了。改革后，中国的对外贸易迎来井喷式发展，全国冒出几十万家企业从事对外贸易。这和1978年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意义是一样的，它促进了中国外贸连续多年高增长。这些情况，特朗普他怎么知道呢？”龙永图认为，中国通过开放获得的不仅仅是开放本身的红利，还有改革的红利。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靠部门自身的觉悟、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很难推进，每个部门都有利益，都不愿意放权。但在外部压力推动下，许多改革难题迎刃而解。“今后越开放，对体制触动越大，我们得到的红利也越大。”作为谈判代表，当年龙永图曾备受压力。说穿了，就是总有一种声音，把妥协让步当成“丧权辱国”。其实，真正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对开放的让步，而是长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延续下来的顽固积习。从上到下，很多部门在涉及自身权力时抓而不放，在要承担责任时则相互扯皮。一位下海官员曾说，“感觉各个部门也有‘二八法则’，就是80%的会议，或者一个会上80%的内容，就是相互扯皮。”龙永图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的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国务院有那么多部门，“好的事情大家去抢，有钱的事情大家抢，比较难办的事情大家都不办。在入世谈判时，涉及到农业问题农业部不干，涉及到汽车问题机械工业部不干，都要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来保证自己的那块。这种支离破碎的、缺乏统一的执行法律的能力是很大的问题。”宏观问题一定影响到微观企业。前年看邵宁的《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他曾是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书中写了当年中国重汽的例子。中国重汽前身是济南汽车制造厂，1983年组建为中国重汽集团，为中央直属企业，隶属国务院领导。“一把手是中组部管理，二把手是原人事部管理，三把手到七把手是原机械工业部管理；基本建设是原国家计委管，技术改造是原国家经贸委管，原机械工业部作为主管部门管得更多一点；管资产的是财政部，收入分配由劳动部管理。这种体制下两层责任都说不清楚，即企业的经营责任说不清楚，政府的管理责任说不清楚。所以最后重汽垮了，却找不到责任者，也找不到责任机构。”类似这样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想想“鲶鱼效应”。这个故事很多人讲过，当年日本渔民出海捕鳗鱼，船舱小，回航时鳗鱼差不多死光了。有个渔民总能带回欢蹦乱跳的鳗鱼，卖个好价钱，因为他每次回航都在船舱里放一些鲶鱼。鳗鱼和鲶鱼天生爱斗，为对抗鲶鱼攻击，鳗鱼被迫竭力反抗，调动了生存本能，全都活下来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的生活变化沧海桑田。年轻人觉得与生俱来，很多亲历者也似乎忘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益海嘉里的一个朋友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家里炒菜，都是拿着瓶子去粮油店打“毛油”，杂质多，油烟大，卫生安全也没保证，但大家都很习惯。益海嘉里有油的精炼技术，1991年最早推出了小包装食用油，通过PET瓶能很透明地看到油的质地。大家很快就有了新习惯，没什么人买“毛油”了。“不少人说到开放，就会说开放了，国门打开了，我们会失去什么。其实，人民幸福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开放都是好的。”开放对国内企业会有冲击，但只是短期的。以通信业为例，1978年中国的电话普及率只有0.38%，低于非洲的平均水平。开放后，西方电信设备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八国联军”，一开始价格很高，暴利，服务也不好，要等很久才能提供产品，但华为、中兴这样的中国企业发展起来后，没几年就把程控交换机每线价格从500美元杀到10美元。消费者是赢家，中国企业也崛起了，还从中国走向了世界。而通过开放进入中国的外企，在这里注册、生产、服务、交税，员工绝大部分是本地员工，其实也是中国公司。外企赢，中国得到的更多。比如宝洁、联合利华、高露洁这样的“鲶鱼”，促进了快消品行业规模的扩大，新的“船舱”变大了几千几百倍，质量也提高了。著名经济学家王洛林主编的《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0年版）调查数据证实，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出国内同类企业，其中使用“填补国内空白技术”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76.3%，另有23.7%的企业使用了“先进技术”。凡是开放的地方，就是产业标准提高的地方。我看过宝洁早期对供应商的19个方面的质量检查表，比如：检查实验室的设计是否确保所有设备准确运作？检查各车间及仓库在入口门顶是否安装灭蚊灯？检查装/卸货区是否加装篷？检查生产车间和仓库是否都有效分离？检查是否有生锈或腐蚀的指示器标志？检查各区域现场的照明强度是否达到要求？检查在距离建筑物1米的地方是否有植物生长？等等。就是通过这样的要求，行业的分工水平大大提升了。宝洁们来了，是不是本土企业就被压垮了？不是。他们可以根据宝洁们的产品，发现规律，复制改进，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他们引进曾在宝洁工作过的技术管理人员，间接获得生产技术和工艺。在洗发水市场上，舒蕾、奥妮、好迪、拉芳、雅倩、清逸、亮荘、索芙特、飘影、蒂花之秀等国产品牌，在借鉴学习之后一直用更低的成本挑战宝洁。在洗涤市场上，纳爱斯、立白、蓝月亮也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宝洁在广州，大批原料供应商、包装供应商纷纷前来，这种“集聚效应”解决了原料来源，降低了生产成本，所以中国美容化妆品70%的品牌都在广东，汕头、清远成为最大的快消品贴牌加工基地，化工材料、模具、吹瓶、印刷包装等形成了完整产业链。开放不仅让生活更美好，也让生产更有效。上世纪末，激光焊拼技术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于钢铁加工、汽车车身制造，但中国没有一台激光焊拼技术设备，只有极少数汽车制造商在白车身上应用激光拼焊板，而且全部依赖于进口拼焊板材。中国入世后，在WTO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的一些技术出口管制逐渐放开。此后几年，以瑞士安德里茨苏泰克集团为代表的激光拼焊技术进入中国，其结果是，十年内中国钢铁拼焊技术加工就从零起点跃升至全球前列。2003年前中国激光拼焊板100%依赖进口，现在不仅自给自足，还向全世界大量出口焊拼技术加工的零部件。不仅本土汽车企业在制造中大量使用激光拼接板，钢铁业也实现了从“造钢卷、卖钢卷”到进行高附加值的钢材深加工的转型。越开放越得益，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给今天、给未来的启示。中国为什么能从开放中获得这么多收益？为什么是中国？有人归结为文化，说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郭鹤年自传》中说：“华裔企业家效率高，成本观念强。当他们采购进口设备和专材时，他们知道如何讨价还价。他们干活比谁都拼命，并且甘愿吃苦。华裔就像地球上一群能够创造经济奇迹的蚂蚁。”“华人自有一套学问。他们也许来自中国的小村庄或小城镇，一开始对外界一无所知，但他们能快速吸收外界的思维和谋略。地球上哪里有生意做，哪里肯定就有华人出现。他们会知道该见谁，定什么货，如何最省钱。他们甚至不需要昂贵的设备或装模作样的办公室，他们就是坐言起行。”有人归结为后发优势。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发达国家总觉得他们擅长创新，虽然新产品的比较优势也会逐渐丧失，但存在两个“滞后效应”。一个是需求滞后，指新产品出现后，后发国家的消费者从没有需求到逐步认识到新产品的价值、开始进口，有一个时间间隔；另一个是模仿滞后，指创新国家制造出新产品到模仿国家完全仿制出这种产品，有时间间隔。由于两种滞后，当后发国家的企业掌握一项创新产品的技术时，发达国家已经再次甚至多次发生了技术创新，和后发国家的技术差距只会越拉越大，造成技术跨越上的“马太效应”。但是，在东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后，人们意识到“滞后”是可以大大缩短的。伯利兹、克鲁格曼等学者因此提出了“蛙跳理论”，他们认为，先发国基于原有技术的沉淀成本、资产专用性（注：指某种资产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再用作其他用途）以及技术转换的高机会成本，会被锁定在原技术水平上；而后发经济体可以通过“选择性政策”的介入，可以更好地把握新技术和机会，可能会赶上甚至超过先进国家，就像蛙跳一样。| 数字五年：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国，就是从后向前跳的最强劲的那只蛙。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备受凌辱的遭遇，使中国“蛙跳”的主观能动性最强。洋务运动是一次，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26亿美元规模的资金、建成156个大项目是第二次，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引进国外成套设备、1972-1974年化肥产量翻番、农业产量增加、城市第一次有了“的确良”和洗衣粉，是第三次；但把开放提高到国策高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改革开放后，这一次坚持了40年，一直往前跳，终于跳到了最前面。开放需要勇气，更需要的是定力，是一以贯之。为什么是中国？我也想到了一个逻辑。我的思考主线是市场规模与专业化分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讲了分工的作用，可以提高劳动技能，节约劳动时间，促进机械发明，最终提升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他还说，市场规模（范围）的大小决定分工的精细程度，分工越细，规模经济就越显著，效率也越高。1928年，经济学家杨格提出，社会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而市场范围也取决于社会分工。越是专业化分工，越能衍生出更多中间产品，并使这些中间产品的生产经营独立化，成为新的最终产品，结果使市场规模越扩越大。最终，原来企业的内部经济分解为“专业化程度更高的各个新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为了便于理解杨格的理论，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淘宝。2003年创立的淘宝，早期实际上是一个社区，买家、卖家在论坛上的交流很活跃。淘宝怎么从社区变成多角色的协同网络的呢？阿里巴巴参谋长曾鸣说，第一个角色是淘宝大学的讲师。早期淘宝卖家相对弱势，卖东西并不容易，出于对社区的认同感，有的卖家愿意分享，甚至主动提出免费做淘宝讲师，将经验分享给别人，这个专业角色的出现带动了卖家快速增长和整体服务能力提升；第二个角色是第三方店铺装修方。随着淘宝店越来越多，销售越来越复杂，店铺装修就越来越重要，于是淘宝决定不再由淘宝为店家提供装修，交给第三方做，大批第三方店铺装修供应商如雨后春笋，各种各样的服务商、运营商、物流商、模特也跟着起来了。各种服务增多了，复杂交易包括商品检测都能在线实现了，这样就有更多的商品品种登陆淘宝，使之变成了容纳众多专业化角色的生态平台。淘宝的例子说明，分工越多、越细、越专业，整个市场规模也会越大。何谓市场？杨格说，市场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而是购买力，即吸收大量的产出的能力，是“与商贸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由上述经典理论出发，大致可以说，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一是看市场规模，一是看分工的专业化程度。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这两方面的表现都极其突出。中国地大人多，但在计划经济年代并不能转化为市场规模，那时中国是人口大国，却是市场小国。为什么？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经济学家高尚全讲过两个案例。他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沈阳有两个相邻的工厂，沈阳变压器厂和沈阳冶炼厂。因为是行政主导，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由主管的一机部从云南等地调到沈阳；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从沈阳调往全国各地。一墙之隔，因为没有市场，资源浪费，效率极低。还有个案例，1956年上海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买鼓风机，打报告申请，7个部门审批，最后一个部门批下来夏天已经过去了。改革开放，中国放开了价格，放松了管制，放入了非公有制资本，这才有了市场的惊人爆发力。1978年，中国当时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不到1560亿元（当年价格），今年预计突破40万亿元。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市场主体不到50万个，今天已经超过1亿。这就是被市场激发出来的分工的力量，被分工专业化和供给优化所激发出来的市场的力量。从打破计划经济束缚，打破内部地区间的市场壁垒，到对外开放和入世，本质是创造更大的、更统一的、更通畅的市场规模。中国人的勤奋、学习力、后发优势，又决定了中国能抓住市场机会，通过市场交换，建立比较优势。这里最具中国特色的奥秘有两点：第一，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多样性之强，可以同时在多个分工领域形成优势，中国既有“n1+n2+n3+n4+n5”这样的在同一个产业中快速学习、升级换代的优势（如家电），也有“a+b+c+d+e”这样的在多个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跟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同时竞争的优势（如制造业、互联网、服务业、高科技等等）。以前的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认为一方不可能同时在多个行业都具备优势，比如即使乔丹是世界上修剪草坪最快的人，但因为机会成本太高，他应该雇人剪草坪，这样双方都在贸易中受益。中国的情况是，既有乔丹，也有修草坪的人，还有流水线上的充足劳动力，每一个方面的市场和人口规模都能支持形成分工的专业化，所以出现了多个领域的比较优势的叠加效应，造成更强的总体优势。第二，互联网为中国的新知识的普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这让中国和先进国家的“滞后效应”迅速缩短，让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滞后效应”迅速缩短。改革开放后中国产生了庞大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口，无论“土鳖”还是“海龟”，知识结构都很全球化，加上互联网，地球如一村，只要好学，急用先学，“蛙跳效应”非常明显。腾讯在广州的部门能做出微信，在成都的部门也能做出“王者荣耀”，因为研发队伍的力量都很强，人数都足够多。更重要的是，因为腾讯、阿里、百度这样的平台的出现，通过互联网+和整个国民经济数字化程度的提高，相当于所有人、所有企业、所有产业和部门都被赋能了一次。很多国家都有某种产业优势，比如中东的石油，但这些产业不可能像互联网这样的基础设施一样，无远弗届、无所不在地影响所有人和所有部门。而互联网之所以在中国大兴，又要回到市场规模，回到人口红利。其实跨国公司之所以看好中国，中国的市场规模和产业的分工配套效率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尽管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诸多问题，抵消了“滞后效应”，但有研究表明，市场大小与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一定替代关系，即对于市场大的国家，跨国公司并不过分看重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因为市场大将提高知识资产的独占获利能力。虽然会被模仿，但较大的市场规模能做出补偿。还有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在东道国内部的研发组织以及地域分工，提高模仿的成本，这对知识产权的不完善也是一种替代。还有像肯德基、星巴克、麦当劳这样的跨国公司，最核心的优势不是技术专利，而是组织文化、品牌和商业模式，它们就更不会在意某个产品的知识产权，而会把市场规模的前景看作投资时要考虑的第一要素。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全球化的时代，互联网的时代，特别眷顾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全球化？因为如果不坚持，市场的规模就会缩小，市场主体的热忱和专业程度就会被抑制，中国复兴的空间就会遇到天花板。从市场规模和分工专业化的角度，还可以解释很多东西。比如为什么中国的农业竞争力不行？因为生产没有大规模、集约化，当然，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分散承包具有社会稳定功能，不能完全按照效率来衡量。又比如，为什么中国的航空市场规模很大，但航空公司准点率比较糟糕，因为航空市场受到的管制很多，并不能做到充分的市场化。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显然，中国的未来，需要更大的市场，需要更好地开放市场，需要对外开放也对内开放、对民资开放，需要让更多经济主体有长期预期，愿意好好耕耘市场。与此同时要看到，中国过去的市场竞争力和优势的形成，也有过多、过度、机会主义化的重商政策的干预的作用。我们也付出了环境的代价，劳工权益保障水平也有待提高，我们的市场壁垒也不少。过度追求外贸顺差，人民币结汇，导致新增外汇占款过大，在国内释放了大量流动性，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在海外也只能大量购卖美国国债，回报率很低。一个典型的事实是，虽然中国出口规模大，顺差多，但企业的利润水平很低，说明我们抢得的一部分市场是靠补贴和干预获得的，企业的专业化能力并不强，但靠政策可以“超低价格”去竞争。这样的市场规模和这样的企业增长方式，代价很大，弊病很多，并不能带来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不能长期持续。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今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中国和发达国家比，贸易加权的关税水平比较低，但跟发展中国家相比关税相对还是比较高的；中国开放市场让外国货物进来，但关税不是唯一障碍，还有非关税的障碍，只有通盘评估，才能确保中国的制造企业和外国的制造企业公平竞争；中国的服务业开放没有比较高的水平；政府采购还有很大发挥空间；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和价格的扭曲，如何降低也是问题。拉米强调“我当然并不是说美国的说法就是对的”，但显然，国际上对中国更好地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有着更大的期望。我们当然为中国的奇迹而振奋，但远不应该陶醉，而应该虚心接受天下之善，校正自身存在的扭曲。因扭曲而实现的市场规模带不来真正的发展，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伤害专业化分工水平。比如中国企业习惯于价格战，有些价格很不合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纵然做大了规模，却无益于价值创新。“15年入世谈判无非谈了8个字：一是‘市场经济’，二是‘开放市场’。”龙永图曾说。真正的市场，更大的开放。今天回味起来，仍然字字千钧，任重道远。文章选自秦朔朋友圈，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20日 -
徐小平：出国镀金和学历崇拜现在已经过时了
导语：4月12日消息，在近日的哈佛中国论坛上，真格基金的创始合伙人徐小平发表了一篇关于留学生的人生思考及前途选择的演讲，凤凰网“365全球风报”对此次论坛进行了独家直播。徐小平表示，在过去20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他非常建议中国的留学生，能够在毕业后回到中国，做出事业和成就。他说中国的BAT中只有一个是留学归来的，TMD中也只有一个在海外留学一年，然后回国创业的。中国拥有巨大的机会，中国的企业家有着全球的竞争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土鳖”和“海归”这个概念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意义了。留学生获得了西方的教育，拥有了全球的视野，但是如果不把学的东西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和中国企业家的经验能够归纳起来，结合起来的话，它的价值还不能最大的发挥。 以下是徐小平演讲内容：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昨天从北京来的时候，北京是雨夹雪，然后下了飞机，波士顿就是雪夹雨。我刚才听了蒋教授说我们的手机赞助商，我才知道原因，原来是汾酒集团，大家知道汾酒集团和下雨的关系吧，汾酒集团总部在杏花村，所以有一首诗，叫“清明时节雨纷纷”。中美关系不太好，所以“路上行人欲断魂”。欲问未来在何方？同学遥指波士顿。 每次来哈佛都挺开心的，但这次演讲因为基于前些时间一些原因，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把我的讲话当作内部讲话不要外传。知道我这个梗吗？ 我是2006年第一次来哈佛，当时参加了一个培训班，所以从此以后我一直以为我是哈佛校友，但那个培训班只有十天，他们反复告诉我这不算，但是我还是以参加哈佛培训班为荣。当然我更为自豪的是，2009年我就来哈佛China Forum，从此以后我大概来过8、9次。过去10年见证了哈佛中国论坛的变化，以及同学们人生思考，前途选择的变化。所以每次来哈佛China Forum都感到特别亲切。虽然不是哈佛校友，但是在座的大部分都上过新东方，所以觉得自己也是一部分。昨天下了飞机，有一个同学一见我就尖叫，跟我照相签名，签完名以后他就看了半天，很失望的看着我说，“啊，你不是俞敏洪啊。” 我讲的主题是关于留学生的人生选择，关于前途职业教育这些东西，我多年来，20年了，一直讲的一个主题。所以我的题目叫“凝聚时代的力量”，以及同学们如何驾驭它，如何让它变成你自己的人生的力量。在这个时代在急剧变化当中，我1996年回到中国以后加入新东方，我就一直说时代在变，急剧的变化，大家要激流勇转，要把握机遇。而这种感觉几乎是每年都更加急迫，尤其在中国创业创新的浪潮中，势头变得更加激进，变得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所以在这个时候如何把握好自己，如何选择好人生的方向，如何凝聚时代的力量，找到你人生的支点，这就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这个图，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去年5月份我们投资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以前是做空气净化器的。我在投资他之前，我自己家里已经装了很多，跟许多朋友推荐，非常好，就我总觉得这家公司会成为我们的热门公司。但是没想到，整个去年冬天，他们的生意一塌糊涂，背后备了很多台，严重的积压，而全中国生产空气净化器的公司都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为什么？因为北京的空气可以说一夜之间就变好了。以前我每次来鼓励大家回国创业，我都觉得somehow，这个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都不安。但是整个2017、2018年的冬天，毫无疑问，这是我经过的，回国20年几乎最好的冬天，也就中国的自然环境，中国政府以自然力般的力量，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的空气。所以这就是，大家鼓掌，为北京的空气鼓掌，这就是中国的变化。 所以中国，我就不说陈词滥调了，它一种最好的时代，但是又是最令人焦灼焦虑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人生选择就特别重要。 最后分享几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我的一个亲戚的故事，我的一个侄女。她在BC读书，Boston College，今年大三。也许她在场现在，但是我还没见到她。然后她父母就跟我说，要她毕业以后读两年研究生，要她读一个博士，工作两三年拿一个绿卡，然后再回国或者再怎么样。然后我就跟孩子说你想干什么？她说我还没有想好。我说你想读研吗？她说一点都没兴趣。我说你不想做科学家拿诺贝尔奖吗？她说我就想做点实际的工作，也许加入一个创业公司。我说那好，我就跟她父母说，你犯了两个错误，第一，逼迫你孩子做不想做的事；第二，你可能把你孩子的前途给耽误了。因为出国读书、研究生、拿绿卡、两三年的工作经验，这是20年前的一种路径选择，而这种路径选择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在过去10年、5年，甚至最近2、3年之内，关于学历的崇拜，关于校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模糊。对学历崇拜，要么都MBA，人们已经再也不以这个为标准，而以什么呢？以能不能找到适合我事业的方向，能不能点燃我人生的激情，能不能让我选一个事我做下去，成为第一选择，发挥自己的能力。所以我说那就不要读研，当然我作为他们的长辈，我可以训斥他们，我说不要读研，回中国。两三个月来北京实习，你也可以来真格基金实习，亲戚嘛，可以开开绿灯。 第一个东西，你可能会找到自己做的事了，就加入这家公司了，从此就做下去了。这是我们过去几百个实习生经常发生的事。第二，你可能就知道自己做什么了，然后信心百倍的回到学校去，照着自己将来要做的事去准备，去学习，充电。最终大学毕业的时候信息百倍的，让她回到中国开始你的事业。我这两个一定可以保证做到，因为什么呢？学习很重要，但是学习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来。我说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这不好说对吧，是什么呢？说不定还能找不到一个真爱，爱情。我说这个话的时候，真格基金CEOAnna在那说，徐老师这个不对，这不可能的，因为实习生有个规定，但是他们自己我不能管。 所以这个女生今年可能会来真格基金实习。我这里邀请大家的是，我不是给真格基金做广告，欢迎大家来真格基金实习嘛。我们投了好几百家公司，每一个公司都在新兴产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做事情的机会，然后中国所有的公司都有这样无穷的机会。我刚才看到嘉宾里边，除了政界、学界的人以外，看到创业领域的人，小川，达鸿飞。小川干了10多年了。当中国创业的新兴力量，而这样的力量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无限火力，每一个年轻人在里边，经常我夜里看，干到1点、3点、5点，甚至通宵，身心饱满，精力充沛，冲着他们前途狂奔，这就是目前中国年轻人。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想要做什么，如果你不读博士，重新从事医学等等，那么回到中国待个把月，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我觉得有助于你在从小以来在学术道路上狂奔的过程中停下来静一安，看一看，然后从容不迫的做出你的选择，这是第一个故事。剩下5分钟了。 那我这样，我讲讲提纲吧。这个同学中学期间热爱新闻，考上了牛津大学，然后去到哥伦比亚大学读新闻，毕业以后去了《纽约时报》这种级别的机构做了他的记者生涯，他的梦想是模仿历史上那些伟大的记者，改变世界。在这样一个时代，新闻对于世界的意义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一个年轻人的良知、真相，对于社会来说，民众来说，更加具有一种时代的必要性。所以他想做记者，后来做了两三年，这个时候特郁闷，因为他在国外做的，我说你真的想改变的地方是哪里？真的想赢得了鼓掌，改变了社会，是什么地方呢？他说当然我是中国人我想回中国，我说你赶紧回中国，然后回中国以后，他加入一个纸媒，加入纸媒以后干了两三年，又很痛苦。要知道这个纸，最早中国的报纸就叫新闻纸，而现在新闻已经没有纸了，已经变成屏幕了。加入纸媒也不错，也有影响，但是显然他有一定的成就感，但是他的收入跟同班同学比起落下了很多很多，这时候又来找我，职业陷入了困境，年龄逐渐大了，家庭的需求很多，问我怎么办。我说你选择了什么呢，你的理想主义是对的，你想改变世界愿望我也赞同，但是你入错了一个行业，但是这个媒体行业还要坚持，可是呢，媒体的定义已经变了。过去就是报纸、电视台，我说你现在做自媒体，自己的电台，自己的电视台，自己的报纸杂志，或者加入各种各样的那些新兴的，疯狂崛起的公司，像《今日头条》，你每一个都能够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同时这个很重要，获得个人的，不叫财富，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力量。 后来他就迅速地改变了这个东西。一旦他转行以后，收入翻了无数倍，现在有20几个人，一年的收入一两千万，梦想成为得到，成为一种“吴晓波媒体”，成为国内那些千千万万个，不是一百两百，一千两千，而是无数的，那些崛起的媒体里面的一个参与者，深深的扎住这个时代。所以理想是对的，但是你这个时候你要选择好你的一个角度。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他找到了支点，新闻，地球撬的杠杆是新闻纸，是纸做的。他应该换一个角度，而这正是这个时代给予年轻人的无与伦比的机会。 在一个月前，在牛津大学讲了一下，我在这简单讲一讲，这个故事真人真学校，当然是带了一点修饰，为了保护他的隐私。MBA毕业以后在美国工作，有很多选择，这个时候他一直想回国，就问我去哪里。那我们聊了一年多，最后他告诉我，徐老师，有一家机构要他。他说要不要去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恰好是我们投资的，我看好这家公司。但是我会跟他讲，我说不一定，这家公司要不要去，我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你想回中国，你已经犹豫了一年多，所以说这家公司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你选择回中国这件事一定是对的。我当时几乎以个人信用在担保，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多信用，万一那人失败了，我名声就毁了。当时我说你回去，这家公司怎么样我不管，但是关键在于你要回中国，中国机会很多，如果你不去你就把握不到。但是许多机会当中你一定要在那里要清醒，人在那里要去选择，你才能选到最适合你的东西。简而言之，一年以后他离开了这家公司，这家公司还不错，但他不喜欢，然后自己创办了一个公司，这就是现在的真格学院，本来叫真格失败研究院，专门为那些郁闷的企业家做培训。做的很好，供不应求。 刚才讲的是海归的故事，回去实习，坚守理想，但是要适应变化，然后回中国。这是讲一个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过去五年我们看到的，第一，中国的企业，BAT的主要收入都在中国，但是有大量的新兴公司一开始就只爱慕国外市场，所以中国公司走向全球的步伐是令人惊奇的，而且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留过学。而中国的企业家像雷军，BAT只有一个留学生，TMD只有一个留学生，在国外读了一年就休学回去了。所以在这里边，比如说小米、京东、360，小京3，都没有留过学。但是中国的企业在过去40年改革开放当中，和国际的企业并肩作战，竞争、合作，最后中国的企业家其实赢得了全球竞争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土鳖海归”这个概念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意义了，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在座的都是留学生，都是学霸，都是真正的精英，你们获得了西方的教育，拥有了全球的视野，这对中国来说是有极大的意义。但是如果你不把你的这种学的东西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和中国企业家的经验能够归纳起来，结合起来的话，它的价值还不能最聪明的发挥。 本来我想讲讲我跟俞敏洪合作的事，但是不断地在催我的时间，我就没有时间讲了。但是王强、我是“海龟”，俞敏洪是不“海龟”，但是老俞成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企业家。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边，他带着孟晓骏去哥伦比亚生物实验室，就给他一个实验室，以他的名义。然后孟晓骏憋了一肚子话，说了一句话是“土鳖”。其实他是真正的对他表示崇敬，表示诚服，表示这两人的结合赢得了这个时代，最成功的一个结果。 所以简而言之，出国留学依然是这个国家最最需要的人才，留学生在中国会有巨大的机会。但是呢，如果你励志要回国去创业，回国去服务的话，无论是从政从商，从科学研究还是去搞你的创业，在学艺完成以后，早日回到中国，开始你的人生的奋斗。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你讲，过去20年、10年做学生教育职业咨询，过去10年是做创业辅导，天使投资。负责任的说，这个选择绝对不会错。最后我是搞音乐的，我不能不显示一下我搞音乐的魅力。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美丽的故乡。所以大家想一想，那么就赶快回到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最后，时代的力量如何凝聚？中西结合回到中国。如何驾驭？找到你最热爱的事。谁的力量？就是在座的每一个同学，把你的所学所用，你的理想主义、人生激情和这个时代的需要结合起来，你本人就会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力量。谢谢大家。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8年4月12日
2018年4月19日 -
施一公出任西湖大学首任校长，许田、仇旻为副校长
►西湖大学将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留下重要印记，星星之火，期待燎原。整理 | 叶水送 ● ● ●北京时间4月16日下午，刚刚成立的西湖大学第一次校董会在浙江杭州召开。这是继4月2日教育部正式对外公布西湖大学获批成立之后，西湖大学历史上的又一重要节点。 会议首先确定西湖大学第一届校董会成员。依据《西湖大学章程》相关规定，第一届校董会成员候选人由西湖教育基金会推荐、地方政府推荐、顾问委员会推荐、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学生选举等程序产生。会议根据此规定确定韩启德等21位候选人为西湖大学首届校董会成员，确定由钱颖一担任校董会主席，杨振宁担任校董会名誉主席。刘旻昊为校董会秘书。 会议由校董会主席钱颖一主持。他在致辞中表示，西湖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产物，是探索依靠社会力量举办研究型大学的尝试。他提出三条建议与校董们探讨：以制度为基础按规则办事；给校长最大的治校空间；给教师最大的治学自由。他还期望西湖大学能够立足长远，以十年、百年为尺度，而不急功近利。 根据《西湖大学章程》，校长是大学的行政负责人，由校董会任命，对校董会负责。本次校董会会议的重要议程之一为选举西湖大学首任校长。钱颖一宣布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为首任校长候选人。 随后施一公发表竞聘演讲，讲述了西湖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发展规划。演讲之后，经校董会投票表决，施一公当选为西湖大学首任校长。 施一公早年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系，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博士学位，博士后结束后，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教授。2008年，全职回国，加入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15年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一职。2018年年初，施一公已经请辞清华大学副校长一职。当选后，施一公发表了感言，并表示，“虽然对未来长路的探索有未知，有挑战，但我将勇往直前。今后任重道远，但我坚信，我们有梦想，更有担当，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将西湖大学建设好、发展好，使她早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之列。”此次会议还任命了两位副校长，前耶鲁大学终身C.N.H. Long讲席教授、霍华德·休斯研究员许田教授，担任西湖大学副校长一职，原浙江大学教授、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仇旻，担任西湖大学副校长。 今年4月初，许田教授辞去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全职回国，加盟西湖大学，成为该校的讲席教授。此前，许田长期参与科学管理和政策制定，担任过15年的耶鲁大学遗传系副系主任以及11年的耶鲁大学校长特别顾问，积极推动中美交流。对于许田的加盟，施一公表示，“十年之前，许田教授已经在国际学术领域达到一流水平，他对遗传学尤其是生长调控领域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许田教授的全职加盟，是西湖大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步。” 在入选为西湖大学副校长前，仇旻就已作为施一公的科技顾问，参与了西湖大学的创办工作。他曾主持研发多项新型微纳器件的制造工艺、微纳光电子器件设计、人工电磁光学材料项目。2010年入选第四批国家千人计划，先后担任浙江大学现代光学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光电学院微纳光子学研究所所长。 此次会议及人事任命对西湖大学甚至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全面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民办高等院校工作已正式启动。 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具有创新型的人才需求，中国社会从未如此强烈。建设一流的民办高等教育，是对人才培养的一种积极的探索。正如许田接受《知识分子》专访时所说，“在未来可期的时间里，它必然会从当下的星星之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西湖大学创校校董会成员（按照姓氏拼音排序）：David Baltimore、陈佳洱、陈十一、陈一丹、陈越光、程纯、董建岳、董清源、郭禾阳、郭孔丞、韩启德、李牮、李伊頔、潘建伟、钱颖一、秦英林、饶毅、施一公、徐益明、叶庆均、张磊首批西湖大学创校荣誉校董会成员（按照姓氏拼音排序）：曹挺、邓锋、邓营/侯屈平夫妇、葛航、龚虹嘉、黄昌华、林刚、马化腾、倪良正、沈月华、石聚彬、王东辉、王健林、吴亚军、徐海照、薛景霞、姚忠良、张拥军、赵心竹、朱献福、朱新红本文图片来自西湖教育基金会。文章选自知识分子，2018年4月17日
2018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