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海归创业——政策已到位 服务需精准

访全球化智库（CCG）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王辉耀海归创业比例日趋增高　　记者：近日有数据显示， 我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再创新高。以往留学人员归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但近年来这种局面却得到扭转。这是如何实现的？　　王辉耀： 前些年， 我国虽然出现出国留学人数与留学归国人数双向增长的局面， 但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并拥有研究或工作经验的高层次留学人才的回流率仍然较低。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阶段，我国付出了巨大的教育成本， 培养出的人才却在海外深造后留在当地， 为他国的发展作贡献。这直接导致我国的人才资源无法获得 “质”的飞跃。从更深层面讲， 人才的流失实际上是我国教育、 科研等资源的变相流失， 长此以往， 会影响中国科技和社会创新发展的速度与效率。　　自从李克强总理倡导 “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浪潮”后，我国政府部署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的工作。这极大推动了留学生归国创业的积极性。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曾说过，过去3年， 他所投资的创业企业中， 有1/4的企业家是留学归国人员。这个比例相当高，体现了留学归国人员在创新创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记者：那么，当下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 （CCG）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 《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与家人团聚和看好国内发展潜力是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两大主因。此外，促使留学人员回国的因素， 还有容易获得亲戚、 朋友等社会网络的支持、国内创业环境好、持有专利技术及相关领域国内市场前景好等。　　从初始创业时间上来分析， 76.4%的留学人员是2015年之后回国创业的。 如此高的比例与国家大力倡导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并出台创新创业的支持政策密切相关。海归创业成功因素几何　　　　记者：目前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主要在哪些城市和行业？　　王辉耀：我们调研发现， 北京仍是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首选城市，二线特色城市成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新的发力点。　　具体来看，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选择的城市中位居前五位的分别是北京、 上海、成都、广州、武汉。这五所城市几乎吸引了半数创业海归。创业所在地域呈现 “一线城市为主导， 二线特色城市快速崛起”的基本特征。　　其中，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 尤其是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创新创业集聚， 对海归的吸引力较大。留学人员回国选择创业城市的理由呈多样化特征。 有1/3的人认为经济发展、人脉关系、 环境舒适度、 文化多元包容性、资源集中度， 是评价创业城市优劣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为产业基础、 配套设置和人才政策。 由此可以看到，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受海归创业者关注。　　在行业分布上，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偏好创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领域。 其中， 创业者创立的企业主要集中在IT/通信/电子/互联网，占比近1/5，紧随其后的是服务和文体教育/工艺美术， 选择金融业的仅占10%左右。　　记者：根据您的观察， 什么样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容易取得成功？　　王辉耀：我发现， 留学人员回国成功创业，有七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 拥有五年以上工作经历；第二， 高学历， 至少是硕士以上学历，甚至是博士； 第三， 拥有优秀的团队；第四，成功创业的海归基本都是在各类活动中比较活跃的人； 第五，成功拿到风险投资的创业者成功几率大；第六，在大城市创业成功的案例更多， 当然现在海归在二线城市成功创业的也在增加；第七，在北美国家留学归国创业成功的比例较高。　　记者：近年来， 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得到了哪些支持？经营盈利状况如何？　　王辉耀：留学人员回国创业获得的资源支持体现在多个方面， 客户资源、 信息资源和资金资源排在前三位， 其次是人才资源、 技术资源和政府资源。 调查显示，受企业所在行业、企业规模、 经营管理水平等多重因素影响，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企业的盈利周期差异较大。 调查显示， 目前尚未开始盈利的企业占比59.6%。 1-3年内盈利的占比27.9%， 3-5年盈利的占比5.2%，5-10年盈利的占比4.4%，10年以上盈利的占比2.9%。根据盈利周期比例来看， 于2015年开始创业的企业基本尚未发展到盈利的阶段。创业服务还需“精、深、细”　　　　记者：目前， 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最需要哪些帮助？　　王辉耀： 我们曾结合创业失败案例，对当前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项目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 过半数创业者曾创业失败，主要困难是经营运行成本高、 融资困难、对国内市场缺乏了解和相关创业服务不到位。其中，项目运营成本高是最大阻碍。　　创业所需支持方面， 三成以上留学回国人员认为， 在创业中能否获得市场开拓、 金融服务、 创业辅导、 财政经费支持、人才引进、 管理咨询服务、 公平市场环境政策、税收优惠、 创新场所等方面的帮助，非常重要。 其中， 他们最需要的是市场开拓、金融服务和创业辅导， 尤其是最后一点。 与2015年相比， 海归创业者对于创业辅导的需求提升14.7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 受调查者认为创业园区、孵化器等创业基地和平台对于其创业发展的帮助尚不明显。 这说明支持创业的平台与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对接服务有待加强。　　记者： 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政府应该提供哪些服务？　　王辉耀： 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除了进一步打造总体引才环境外， 政府提供的创业服务还需要做到 “精、 深、 细”。众多成功创业的海归认为， 政府到位而精准的服务，对企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为扶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很多地方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企业开展了个性化服务， 这些经验都可以进一步整合、梳理， 在更多的地区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比如， 在创业服务方面， 成立千人计划产品营销服务中心， 服务内容包括政策申报、 创业培训、 管理咨询、 互动交流、 成果转化等； 在企业成长服务方面，鼓励高层次人才领衔组织各类国际性学术会议和研讨活动， 并给予他们一定的资助；在生活服务方面， 则对高层次人才在出入境、医疗等方面予以优惠， 尽可能为人才扎根本地解决实际困难。 同时， 完善金融体系，解决融资难题。 通过拓宽融资渠道，设立留学人员创业基金， 以直接资助、贴息贷款、 风险投资等形式， 重点扶持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有市场前景的项目和留学人员企业；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对科技企业的评估和担保机制， 鼓励风险投资公司投资支持创新创业项目和企业。文章选自《中国劳动保障报》，2018年4月25日

梁建章：中国的创新力能否比肩、超越美国、欧洲、日本？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中国能否越过中等国家收入陷阱，继续引领全球经济？这一切，取决于未来中国的创新力而创新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规模、组成和分布···中国的创新力能否比肩、超越美国、欧洲、日本？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梁建章 黄文政 | 著　　2018年4月23日下午，CCG资深副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梁建章与合作者黄文政所著《人口创新力：大国崛起的机会与陷阱》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该书聚焦人口规模和结构对国家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有望对调整生育政策、推动教育改革和创新城市规划等产生重要影响。　　在新书发布会上，该书作者梁建章与黄文政分别介绍了其主要发现和分析框架，并在此后的“汇智创新”专家论坛上，与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等多位知名专家展开讨论。梁建章强调，一国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对推动创新非常重要；他呼吁中国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这是提高创新能力的必然要求。

储殷：大国博弈制度先行 数字中国亟需新法助力

刘永好：整合全球技术、资本与市场，形成发展新格局

理事简介刘永好，全国政协委员，CCG资深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2018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2日-24日在天津举行。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副董事长刘永好在论坛上分享了新希望在国际化布局方面的一些往事。　　刘永好提到，刚好20年之前，新希望在越南建设了第一个海外工厂。当时自己满怀信心，以为工厂建得不错，生产质量也很好，自己在中国又是销量第一的，所以在越南也一定卖得很好。结果，最后的产品拿出来却根本没人买。因为人家都说价格太高了，为什么高呢？因为人家本能得认为中国货就是半价货或者1/3价货。　　“我们找到当地的农民，他们说我给你一半的价格算是抬举你了，因为中国货在越南，那个时候就是叫做低质量低价格的代名词，我们气的不得了，但也没有办法，那个时候的中国制造就是这样的。”刘永好表示，“我们下了好大的决心，通过质量提升、免费试用等方式最后慢慢站稳脚跟。今天我们在东南亚市场，在很多国家都是当地价格卖的最好的最大的一个饲料企业之一。”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永好：我是做农业的，做食品的，人家都说我是“老农民”，你看我这个样子就是个老农民，而且是养猪的，靠到我身边去闻一闻还有猪的气味，猪的气味不一定是臭，现在我们用一种新的生物科技就猪粪没有那么臭，还有特别的香味。我们从事民营企业已经36个年头，首先在国内做，那个时候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民营企业，我们做农业也是被迫做的，但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我们在农村一步步走过来，到今天我们仍然坚守在农业和食品领域。　　1998年，我们开始考察，在中国已经是最大的饲料生产企业，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产品在全球布局呢？于是我们跑到美国、欧洲、日本很多地方，最后发现他们比我们先进的多，我们到那里去不见得能够做的好，我们再看一看东南亚，我们有相对比较优势，于是我们就在东南亚先干，第一个工厂在越南，我们的工厂建成了，到现在刚好20年，20年以前的，我们满怀信心，工厂建的不错，生产质量也很好，我们在中国是销量第一的，在越南一定卖的很好，结果产品拿出来根本没人买，为什么？说我们价格太高了，为什么高呢？人家本能的认为中国货就是半价货或者1/3价货，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所有的中国货你看看地摊上到处卖的都是特别便宜，日本货卖一万块，中国货大概两三千块钱，所以我们生产的饲料根本没人买。　　我们找到当地的农民，找到很多人，他们说我给你一半的价格算是抬举你了，因为中国货在越南，那个时候就是叫做低质量低价格的代名词，我们气的不得了，没有办法，那个时候的中国制造就是这样的。我们下了好大的决心，通过质量提升免费试用赚了钱猪养肥了收钱财这的方式慢慢站稳脚跟，今天我们在东南亚市场，在很多国家都是当地价格卖的最好的最大的一个饲料企业之一。走出去最开始是在东南亚干起来的，然后慢慢的从越南、菲律宾、柬埔寨到斯里兰卡到孟加拉，然后再到埃及再到南非好多，我们现在大概差不多40个国家有我们的企业，20年了，我们在海外已经有上万名员工，就是最开始我们从事农牧业做饲料业和养殖业和食品业，这几年国家提出叫做消费升级，我们发现国内的这些普通的已经满足了，而高端的动物蛋白还不够，高档牛肉羊肉牛奶这些越高端的需求越旺，于是我们开始向一些资源比较好的地方去做投资发展，后边我们发现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他们的土地很多，他们的牛羊奶质量特别好，于是我们就开始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美国在欧洲做投资，开始把我们的投资发展向纵深迈进，除了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发达国家，目的是为了中国消费市场消费的升级而去的，而且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大的战略，我觉得结合我们是最好的。　　我记得我们2014年的时候习主席到澳大利亚参加G20峰会和国事访问，那次我在澳大利亚参加了中国澳大利亚企业峰会，习主席也发表了很著名的讲话，后面习主席和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的见证下，我们签订了中国的农业企业和澳大利亚农业企业合作的中澳百年农业合作计划，我们准备联合一些中国的企业和澳大利亚企业一块来推动中国澳大利亚和农业和食品发展，特别是食品安全方面的发展，因为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是大家全世界公认，经过几年努力，按照这个项目已经在澳大利亚投资超过了100亿人民币，投资什么呢，奶牛养殖，现在我们的奶牛养殖和当地结合，可能养的是最多的也是最好的，技术水平最高的，品牌也是最好的，我们在考虑把它的牛奶建个工厂做成奶粉再反销到中国市场，肉牛，在当地收购了大型肉牛企业，经过几年努力，我们把中国市场亚洲市场美国市场结合起来，在澳大利亚的牛的加工企业现在规模是一年生产50万头，在全球都是有一定规模，同时我们在美国在美国的芝加哥也建了同样的工厂，在日本在中国把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和整个亚洲的市场，我们成为澳洲牛的主要的供应项目。　　中国的消费升级宠物需求很旺，在中国有宠物生产企业，但是品牌技术含量都不够高，在去年底，我们在收购了澳大利亚本土最大的一个宠物企业，用了50个亿，这是我们集团牵头包括中投包括京东等等，我们联合的投资行动，由我们牵头控股做的，这样的话就把澳大利亚和国际市场和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消费升级结合在一起，同时我们在新西兰也有收购宠物的企业，在美国我们在布局美国的市场，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向纵深的发展，做一些整合，整合什么呢，整合我们中国市场的需求和国际的优势区域结合，我觉得这种优势的结合形成了新的格局。同时我们中国的养猪业以前很小，都是比较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也有一些问题，这几年规模化的现代化养猪成为格局，要做好规模化现代化养猪，我们有比较优势，于是我们首先在波士顿建了一个生物研究所美国，专门搞一些研究，同时我们跟全世界最大的种猪厂建立合作，跟加拿大的海波尔猪合作，建立中国的养猪体系，在方方面面进行布局，我们想运用一种崭新的现代化的模式来进行规模的搞养殖，来供应中国的市场，满足老百姓需求的同时来降低食品安全的风险和降低环境保护污染的这种程度，因为我们这种规模化的集中的进行处理以后，我们的规模化养猪厂必须达标，全部达标，使得污染降低了很多，我觉得这样做就是跟国际结合。　　同时我们跟法国最大的生猪养殖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合作，把他的无抗猪引到中国进行发展，建立加工厂，这样的协议在法国，李克强总理去的时候也见证我们的签约仪式，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不但把国际的优良品质结合起来，优良的技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还把中国本土的猪好的猪结合起来，比方说中国的荣昌猪，是中国本土的猪，最好的猪，我们在做保育，我们在藏区也在做繁育和保护，供应市场不同的需求，就是做这样的整合，把国际投资和整合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的发展格局，这是我们在海外的投资和发展。　　原来更多的是在海外建工厂，建养殖企业饲料企业食品加工企业，现在我们把这种优势的资源区域和我们中国的市场需求和全球需求结合起来，做一个联动，做一个互动，我觉得这样的话既带动了我们所投资国家的产业的发展，比方说澳大利亚，我们的牛奶的养殖，奶牛的养殖在澳大利亚是最好的，不管规模技术含量，同时我们也拉动了就业，今天我们在海外的员工有超过1万人，其中澳大利亚超过3300人，澳大利亚的本土员工占百分之九十几，我们派了很少的人去，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同时我们通过民间的方式来推动了双方的互动，比方说我们搞了一个中国澳大利亚百年农业及食品安全的合作计划，就是这样的民间的互动，我们开创了一个新时期新格局下我们中国企业和这些所投资国家的企业互惠互利，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当地就业的新的格局，而在这个格局里面，容易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同，比方我们所投国家，他们对我们非常的肯定，我记得澳大利亚的主要的电视台，澳大利亚媒体都做了好多的正面的报道，而我们的项目不管是中国政府或者是澳大利亚政府都很快得到审批，今天澳大利亚大使在这，非常感谢给我们很多的肯定和支持，通过这种新的格局来求新的发展。　　我们马云同志也在这，他是浙商总会的会长，浙商是最了不起的，他们最活跃，块头大，影响大，在全球做很多的投资，我们四川毕竟是九千多万人口，也有大概差不多三百万川商在全国各地，怎样把这些川商联合起来，在当地投资为当地经济发展做贡献，同时为我们家乡为中国为四川经济发展做贡献呢，过去这两年我们直接推动和促进了我们川商返乡投资将近两千亿，也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我们支持我们本土的这些川商到国外去投资，在海外去发展，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在越南在菲律宾在美国，最显著的是什么呢，全国全世界各地的中餐馆川餐馆居多，四川的老板居多，四川三百万人里面至少一百万做川菜的，我觉得这又带动了我们中国农产品输往全国各地全球各地，郫县豆瓣调味品等，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我们的调味品和餐饮方面是不是做纵深投资，成立了川菜烹饪委员会，专门做这样的一些整合，通过这样民间的互动，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在新格局下又把国际市场中国市场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把它联动结合起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新的格局。　　尽管我们在海外投资20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们感觉在海外投资仍然有相当的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政治风险，菲律宾总统对华还比较好，还不错，但大概在他上任以前非常糟糕，由于两国政治间的矛盾导致了我们在当地的五六家工厂，钱根本收不回来，受了很大的损失。　　海外一旦发生争端，海外企业日子最难过，钱收不了，而且越南出问题的时候，打砸抢很麻烦，要有这样的准备，多用当地的员工，关键的时候他们站出来保护我们支持我们，我觉得做的也比较好，总之过去20年我们在海外投资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和成就，我们还会继续在海外做一些投资，沿着国家一带一路的步伐继续把我们应该做的做好，谢谢大家。　　主持人：你以前主业是做农业，对很多人来讲觉得做农业的相对比较土，你现在就美国、澳大利亚全球化布局非常之广，这个光靠你自己的原来的子弟兵肯定不够，就想问你，你是怎样能够建立一个文化和机制来真正的吸引来留住，包括来培训这些国际化人才？　　刘永好：今天外籍员工差不多一万人，绝大多数都是在海外，还有一部分在国内，就包括美国、欧洲或者这样那样的，为什么能够留住这些人，引进这些人呢，跟我们的激励机制相关，五年以前我们提出一个年轻化，我们公司36年，我们很大一批管理层都是五十多、六十多，所以我们下一个硬的指标，就一定用三年的时间把我们集团管理层高层降到三十多岁，经过两三年努力降下来了，要是把我给开除掉，我们公司高层的管理层年龄更低，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我真是耽误了大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新的机制叫共创、共建、共担、共享，用合伙制的办法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第三在海外的员工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习惯，我们尽可能用当地的一些人，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8年4月22日

陈十一：今后将更看重物理成绩

专家简介陈十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今年，南方科技大学第一次进入浙江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成为与清华、北大、浙大、复旦、上交、中科大、国科大、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高校并列在浙三位一体招生的又一所高水平大学。日前，校长陈十一教授已经提前踩点了浙江的各大高中，从他的家乡台州，到杭州、衢州等地，和20多个中学校长面对面探讨高校的人才输送问题。为了好生源，这位校长真的很拼。同时，他本人也是十分传奇的人物。作为流体力学领域的顶级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十一曾一手建起北大工学院，担任首任工学院院长、北大副校长。2015年至今又出任南方科技大学第二任校长。现在，他还是西湖大学董事之一。今年是南科大成立6周年。这所大学从建校起就以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引人注目，被确定为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校。才建校6年的新学校，没有985、211、双一流的头衔，南科大如今却已跻身浙江高水平三位一体招生行列，掌门人陈十一是如何看待高校改革的发展的？南科大在浙江的招生如何进行？西湖大学和南科大的创新模式又有何差异？记者（以下简称记）：陈校长是浙江人，您对浙江的学生有什么评价？陈十一（以下简称陈）：浙江的学生基础好，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强，也很勤奋，成才机会大。像南科大这样创新型的学校，非常适合浙江的学生去。其实浙江的“三位一体”招生模式，和我们南科大的“631”招生模式是很相似的。浙江的新高考也很合适我们。今年，南科大第一次进入浙江高水平大学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所以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在浙江选拔一些拔尖创新人才。南科大的毕业生有超过50%出国，进入国外顶级大学学习。在国内的很多学生，也进入了华为、腾讯等顶尖企业。 记：南科大在浙江的三位一体招生会怎样进行？陈：南科大首先要看学生的学习能力。高考当然是测试学生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标杆，高考成绩会占60%。在面试的环节，还要对学生的综合素养进行评估。我们在其他省份还有机考环节，在浙江将只进行面试。面试的成绩会占到27%，考察学生对各种问题的思考水平。此外，学生在中学阶段的综合素质会占到3%。例如学生如果在体育、艺术、社会服务等方面有比较突出的成绩，是可以纳入综合素质的。最后还有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10%。 记：招生的专业主要是理工科吗？选考有什么要求？陈：南方科技大学目前本科主要是理工科，全国招收1000多个学生，在浙江的三位一体里将招收50个，比去年增加了5个招生计划。今年我们对浙江考生选考物理、化学、生物任何一门都可以，但是明年开始，我们可能更偏向于物理的成绩。记：新兴学科是否会是学校未来发展的趋势？陈：是的。南科大现在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微电子、半导体研究这都是国家的需求。例如微电子，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芯片设计与制造，这就和微电子有关。记：人工智能的研究现在很火热，这个领域南科大的发展如何？陈：南科大计算机系主任姚新教授，是从英国伯明翰回来的，他是计算智能世界的顶级人物。他带领了20多个世界顶级教授，团队里很多是外国人，形成高水平的人工智能研发团队。中国高等教育现在已经具备了国际顶级的条件，可以把全球顶级人才吸引过来了。最近在研发的Alpha Bus，无人驾驶公共汽车，其中有一个核心技术就是南科大参与的。无人驾驶的小轿车比较容易，但公共汽车是有难度的，因为体量大，乘坐的人多，对安全性的要求更高。 记：南科大是个创新型高校。您觉得中国传统的公办大学在学科设置和发展上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陈：我觉得现在中国高校的学科设置是站在世界前列的。中国的“双一流”建设是符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有可能把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从“不错”提升到“最好”。所以我认为，包括南科大在内的各大高校的学科设置，都是符合时代需求、学科需求，也符合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的。一般来说一流高校办学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和领袖，第二是做出对人类社会进步有贡献的学术研究，第三是服务国家、省市的战略发展，做好技术转移，产生经济效益。所以说，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社会影响这三者是办好一个大学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南科大的办学目标。 记：陈校长您同时也是西湖大学董事之一，如何看待西湖大学的创立？陈：在杭州这样充满创新精神的城市创立西湖大学，我个人是很高兴的。我自己也是创始人之一。我们希望能在浙江产生一所有民办色彩的大学。这对于整个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的高等教育都会有所贡献。西湖大学会从研究生教育开始，我想未来也会逐渐开展本科教育。  记：很多人把西湖大学和南科大相比较。两个学校定位上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地方？陈：我们国家有北大清华这样国立的高水平公办大学，有南方科技大学这样，由深圳这类一线发达城市为支撑的创新型公办大学，也有像西湖大学这样的民办创新大学。这些不同模式大学的核心都是要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造一流的科技成果。他们的使命是相同的，但达到目标的方法可以不一样。南科大和西湖大学的办学理念是很一致的，新兴的科技大学希望朝着创新性的方向发展，既扎根中国大地，又有国际化视野，高水平高起点。南科大有深圳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为支撑，资源充足。深圳就像中国的硅谷，技术需求强。很多民办企业，例如华为、腾讯在深圳，这些产业为南科大的发展带来机会。西湖大学为什么在杭州呢？浙江的民营企业发展也是很繁荣的，杭州有阿里巴巴，杭州是创新城市代表，也需要尖端的理工科人才。一个大学的产生肯定和历史时期有关系，和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所以我们办大学是对时代负责，对历史负责。记：西湖大学为何从硕士和博士生开始培养？陈：现在西湖大学的博士硕士培养会和浙大、复旦大学合作，因为博士硕士点需要通过审批。我相信从硕士教育开始切入，是符合西湖大学发展的特点的，体现了高起点。南科大从本科开始，现在刚刚拿到4个博士点，7个硕士点。所以南科大现在的学位已经完备，我们是从本科开始，过了5、6年开始申请硕博，我们更强调人才的培养过程。西湖大学是从硕士博士开始入手，更强调创新科研成果，产生重大技术方面的突破。但是大家最后都会融合到我刚才讲的办学的三个核心上：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社会影响。记：南科大在教育改革方面做出很多努力，例如创校的时候就有去行政化的口号。西湖大学是否也会有这方面的变革呢？陈：去行政化只是其中一部分。大学的行政执行力和行政化是不同的。中国的高等教育，不管公办还是民办都需要在党委的领导下。我个人认为，应该建立新时代下的、有中国特色的高等大学的管理体制，强调行政要为教学科研和培养人才服务。记：具体应该如何做到呢？陈：要充分尊重学术，充分尊重教授治学。学校有学术委员会，学术上的决定不是简单的行政决定。但我们的教授要首先考虑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个方向是不能变的。我们还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的。我个人认为，西湖大学虽然是民办大学，也是要在扎根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办世界一流大学。记：您自己是一个物理学家，并且从美国回来办学。作为科学家，您觉得中国现在的学术环境如何？陈：我回国已经10多年了。可能15年前，学术环境确实是不如国外的。但是经过这1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多领域和国际接近了。比如说我所在的流体力学领域，按照体量来说，中国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了。所谓体量就是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人员数量，发表顶尖学术文章的数量，本科生研究生的数量等等。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科研环境，距离最好当然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整体的科研实力已经接近世界最好。我们再等10年。从国家到地方的政府继续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把人才变成世界最好的，我们国家就真正强大了。 记：您觉得中国现在的基础理论研究处于一个什么水平？陈：这些年的水平在上升。我国现在提倡的大科学装置建设，正慢慢起来。例如南科大在东莞建的散裂中子源，中科院在上海建设的同步辐射光源等等。这些大科学装置建设起来了，基础研究也会提升。中国的计算条件也非常好，比如我们的“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也是很出色的。中国人还很勤奋。我相信，中国的基础研究未来会有飞跃，接近甚至成为世界最好，这只是时间问题。基础研究起来了，会促进应用学科的发展，没有基础研究，就是无源之水。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它讲的深度学习，很多控制理论，这都是数学，是基础研究领域。 记：您和很多学术界领军人物都是放弃了国外特别好的条件回国办学的，您觉得自己的办学理想实现了吗？陈：还在路上。我们觉得现在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时代。我回来那么多年了，放弃国外的条件这个已经说太多。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年轻的同志回国创业，因为他们感觉到中国有很好的发展前途。做学术的科学家，也有很多感觉到报国很有机会。所以大家都是冲着国家未来的发展来的，新时代是属于中国的。文章选自浙江新闻，2018年4月18日

陈文玲：美对华挑起贸易摩擦的动因和实质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北京时间4月4日凌晨，美国政府依据其301调查单方认定结果，宣布将对原产于中国的1300余种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额。对于美国这种无视国际贸易规则的单边行为，中国立即作出回应，当天下午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涉及中国自美约500亿美元的进口额。4月6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文考虑再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税；中国随即鲜明表明态度，如果美公布这新增1000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中方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反击。这起由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正呈现出不断升级的趋势，而这背后的动因和实质到底是什么呢？《今日中国》特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陈文玲作出分析。　　美国发起这场贸易摩擦，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次贸易摩擦是美国战略转向在经贸领域的一种体现。最近美国出台的四、五个报告，包括美国安全战略报告、核威胁报告、国情咨文等，非常突出的一点就是美国的战略转向。美国国家战略原来主要针对的问题，第一位是反恐，这个问题基本上在全世界形成共识，然后是半岛无核化，就是朝鲜问题，还有伊朗无核化，并没有明确提出来把中国作为第一个打击遏制的对手。但现在美国连续出台的几个报告，都把中国列在了首位。围绕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会影响到全球政治经济外交格局，这种大国的博弈和激烈竞争将会是一个常态。无端指责源自战略焦虑　　美国最近的301调查报告已经在全球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们首先要认清它的实质，这是一个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的调查报告。它把中国近些年所有重要文件梳理了一遍，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再到国家十三五、十二五规划、“中国制造2025”，国务院若干文件，还有发改委、工信部、各省的文件，行业协会的文件，包括一些企业上市说明。正如我驻WTO大使指出的说，该报告完全是东拼西凑，基本上看不出逻辑关系。报告中论点论据非常混乱，有些论据甚至是错误的，论证也是错误的。中国的历次五年规划、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等都是依法行使治理国家的权利内政，美国没有权利跨过国际组织，对中国国内的执政方式和我们的执政纲领，以及我们现在出台的若干合法文件横加指责，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绝对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错误行径，我们应该认清301调查报告错误的实质。　　另外，从301调查报告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的一个转向，也就是从单纯贸易问题转向全面遏制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围堵中国产业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针对的是未来2050年的中国宏伟蓝图。我认为美国现在有点怕，其实是从战略疑虑到战略焦虑、到战略误判，直到随心所欲，自乱阵脚。　　这也有美国社会深层次的原因。从特朗普竞选一直到现在，美国社会始终处在非常混乱之中。中国高科技的发展、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这是美国最惧怕的。我国制造业产值按2016年数字占世界的25.5%，美国则下降到15%多。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制业产业产值还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二战时期美国制造业产值最高时占到世界的50%。所以这样一个位置的变化，绝对不光是GDP的变化、经济总量的变化，最重要是制造能力的变化。我国制造业产值2010年超过美国，占全球19.8%，而美国下降到19.4%。制造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国之根本，意味着军事生产能力，意味着国家经济持续繁荣的能力，我们说制造业是强基之要。当我国制造业在中低端的时候，美国还没有怎么惧怕，现在我们产业迈向中高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引导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大政方针，引起美国很大的恐慌。　　在我们和美国相关智库座谈时，他们提出，“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用国家行为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我说对，那是肯定的。美国也曾经以国家行为来支撑其高技术产业发展，克林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用国家行为支持信息产业发展，2011年美国保障先进制造业领导地位也是用国家行为保持制造业发展处在先进水平，特别是2014年加速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联邦政府的文件，全都是在引导美国制造业迈向更高端。德国2011年出台的德国到2020高技术产业战略，2013年9月份提出的工业制造4.0，无一不是国家行为。日本也有包括机器人计划等。为什么唯有中国受到调查及指责，而且还加上惩罚，这完全没有道理。当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制造业水平和美国制造业现在还不是一个量级，美国制造业总体上在高端，它在世界上是第一梯队，中国目前总体还在中低端，总体上在跟跑阶段，部分行业、产业、产品到了并跑，极少部分是领跑，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中国是靠自己努力走向国际市场，稳步地实现转型升级，这个过程还很长，美国提前下手，就是为了打乱我国的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的进程。美国社会的误解和误判　　美国301调查报告也是美国社会出现误判、误解和误区的表现，不仅仅是美国政府。我们在跟一些智库谈的时候，一些知名的智库专家提出来，中国制造2025是用国家行为来引导制造业发展，说中国有的部门文件提出来要强迫美国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等等。实际上中国政府并没有这样的文件。我国的企业在技术转让方面，是付出了代价，进行了公平谈判。转让不转让是自愿的，是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进行平等的交易交换，这完全符合国际法，符合美国企业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企业的利益。　　美国的战略误判还表现在，一些美国的智库学者、政府官员认为，美国推动中国走向开放道路，把中国引进WTO组织，是不是做错了，是不是培养出了自己的对手，现在中国强大了成为对美国的威胁，这种反思在美国社会有相当大的市场，这是美国的社会舆论转向。而且特别突出的一点是，共和党、民主党在这一点上趋向一致。我觉得美国的社会舆论出现了很大误判，就是把中国看得比美国强大。美国有民意调查显示，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而美国则排在第二位。我们也有学者和美国论调差不多，也有国际组织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评价，2014年就评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些都给美国社会一个误判。而实际上人民币在全球交易和支付结算中所占比例2017年仅为1.23%, 而美元是62%，还没有可比性。　　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美国社会对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国际地位、经济地位的误判，要引导大家认识到中国和美国的巨大差距。我去年在德国柏林中德经济对话当中也谈了这个观点，德国一些人也很惧怕，德国一些著名首席经济学家谈到中国制造2025，认为对德国产生了威胁。我们对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也要引导国际舆论向理性客观的方向发展。中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达到我们所设定的发展目标，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目标，起码还要30多年时间，而且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有理、有力的反击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换将率是历届政府最高的，现在高达35%以上。白宫150个编制，现在仅有60个到位。此外，特朗普不用智库和专家，主流智库基本被排除在外，温和派和主和派基本上也都被排除了，只留了建制派中的鹰派。现在特朗普只用唯我是从、和自己气息一致的这些人。所以美政府跟我们博弈的能力，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弱的。可以说特朗普政府正沿着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现在一错再错。由于大方向的错误和选择对手的错误，将会导致美国在这场博弈战中的极大失败。　　中国在这场博弈中，处于有理、有利、有节的地位。从各个方面看我们都是符合国际规则的，我们是得道者。当然也不能得理不让人，我们的谈判大门是敞开的，中国一直主张谈，美国单方面不谈，所以才有了贸易摩擦的烽烟。全球都要讲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在全球利益之上，不能把一个国家的国内规则凌驾国际规则之上，把一个国家的主观臆想凌驾到国际经济政治外交格局之上。中国崛起是对人类走文明和平发展道路最稳定的力量，美国现在倒成为了一个最大的变量——特朗普的这种执政方式，让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和地缘格局等各个方面都成为一个最大的变量，而且它的方向错了，会加快它在长周期中的衰败。　　美国战略重点转向后，中国要有长期应对的思想准备，还要有战略准备，所以中国还要积极地做工作，打好持久战。与此同时，智库需要发挥更大作用。近日笔者到美国交流的最大体会就是，智库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智库面对面的交流沟通，才能解疑释惑，如果专家、学者、民间没有沟通，只是两个国家打来打去，既伤害我们已经培养起来的中美之间的感情，也会使特朗普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总之，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特殊的时期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关注，整个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中美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双边的意义，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中美和则世界兴，中美斗则世界乱，中美破则世界衰。文章选自今日中国，2018年4月20日

张懿宸：“麦当劳改名金拱门”吸引90亿点击量

理事简介张懿宸，CCG资深副主席，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2018中国绿公司年会”于4月22日-24日在天津举行。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在发言中表示，所谓麦当劳改名金拱门完全是无心插柳，没想到最后竟然成为了社交媒体营销的一大范例。“事实上改名这个事情我们根本就不想宣传，因为我们只是改的公司的名，并没有改餐厅的名字。”张懿宸表示，“改公司的名字是要给所有的供应商发一封信，告诉他们你们再给我们发帐单不能叫麦当劳（中国），要叫金拱门（中国），没想到其中一个供应商就把这个放到微博上了，结果大概两个星期之内，点击量达到了90亿次，平均每一个中国人都看了6篇这样的有关我们改名的文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来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懿宸：谢谢唐越，大家晚上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集中主要聚焦于中国资本的全球化，因为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其他两位嘉宾会从其他角度来谈一下他们对全球化的看法，我想主要是从资本的角度，因为我们主要是做投资的。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事实上也是中国进入全球化进程的40周年，因为40年前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做了一个非常高瞻远瞩的决策，事实上就把中国的经济让中国的经济加入到一个全球的经济大循环中间去，当时的主要是西方的经济大循环，当然不包括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但是这事实上等到最后苏联解体之后就演变成真正的全球化。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当时中国确实是一穷二白，我们在整个主要的生产力全要素中间，我们没有资本，我们基本上没有技术，我们也没有管理，我们有的只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从刚开始最简单的来料加工，从这个慢慢的积累，在这个过程中间，事实上从资本的角度看，大头是被资本赚去了，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当时我们没有资本，在这个过程中间，确实体现出来了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政府坚持改革开放持之以恒，40年以来不断的积累，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最后形成了自己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我们的产品的全球化在世界是真正融入到整个世界，而且我们已经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从这一方面，我们无疑是真正从商品从贸易角度，我们真正进入全球化。　　我们的资本事实上远远没有全球化，主要是因为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缺的就是资本，我们的资本都是用于国内的投资，这个情况直到大概2015年我们才真正达到对外投资，就是ODI和FDI和外资直接投资，达到了一个首次ODI超过了FDI，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把中国资本的全球化这个题目提上了日程。这里讲一下中信资本自身，事实上我们进入全球化的投资过程是比较早，我们大概从2002年、2003年就开始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们管的当时刚一开始的基金都是美元基金，所以说我们从刚一开始就并不是管国内的钱出去投资，而是管国际上的钱，但是更多的是要利用中国的本土的这些优势，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一直希望能看到的是资本的一个双向的流动，就是从初期的把资金引进来，到慢慢的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走出去，事实上这个走出去的过程比我们想象中间非常快，2016年就达到了大概1000亿的ODI，这中间有很多非理性成分，到了2017年有所回调，整体对外投资上，我是觉得我们国家对外投资的整体的局面是越来越理性，而且这个中国资本的全球化过程路途还很遥远，但是我觉得基于我们的国力和我们整体国民的储蓄率是差不多全世界最高的，我们最终形成庞大的海外的资产，达到让中国的资本真正全球化这个目标，我认为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自己在外面投资的时候主题不是盲目的，是的立足于中国的一些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一些优势，在这些年中间，我们看到了几个阶段，根据不同阶段做了不同的投资策略，第一个阶段是大概从2003、2004年一直到2008年，在这个阶段我们在海外投资，事实上主要是投资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在美国在日本我们都做了这方面投资，而主要的是帮助他们降低成本，把在美国、欧洲的工厂搬到中国来，这中间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当时投资了美国的公司叫林肯工业公司，是做大型机械设备的润滑装置，他们当时的客户都把很多工厂搬到中国来，他们也必须要跟过来，所以说我们投资了他们之后帮助他们在常德开的厂，把德国的厂关掉等等，最终我们投资获得了大概将近9倍的回报，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投资的时候就更多的是在于掌握技术，也是制造业，但更多从技术角度考虑，这一段我们投过比如汽车，高端的汽车零部件公司，后来我们真正卖的时候，因为我们作为财务投资人最终需要退出，这个时候很明显的看到了中国的公司同一类的公司非常希望从我们手里把这些企业拿到他们手里，就这个公司我们最后是卖给了中航汽车。　　第三个阶段，事实上是近几年一个突出的，我们认为投资的主题，是国内的消费升级，围绕消费升级，我们做了一些布局，事实上这中间比较有名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我们收购麦当劳这件事，后来尤其是因为改名叫金拱门，无意插柳，结果竟然成了社交媒体营销的一大范例，事实上我们当时的原意并不是要做营销，而是我们事实上就改名这个事情本来根本就不想宣传，因为我们只是改的公司的名，并没有改餐厅的名字，改公司的名字是要给所有的供应商发一封信，告诉他们你们再给我们发帐单不能叫麦当劳（中国），要叫金拱门（中国），没想到其中一个供应商就把这个放到微博上了，结果大概两个星期之内，点击量达到了90亿次，平均每一个中国人都看了6篇这样的有关我们改名的文章，改名仅仅是从侧面反映出来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　　同样的我们进入麦当劳一年所做的，在战略上的举动，是麦当劳总部非常非常认可的，如果换作他们，决策肯定不如我们对当地的市场更熟悉，比如说我们去年业务快速增长，最主要的三个动力，第一是外卖，但是美国原来芝加哥总部一直要求的是开车能进去的，在中国这明显不适合中国国情，在美国他的销售60%-70%是开车进去的店面取得的。我们在外卖上配置资源，包括后来第二个主要的动力是数码营销，因为我们有支付宝，有微信支付，这也是全世界其他国家根本意识不到的，我们从这些数据上可以知道谁在买你的产品，什么时候买，买多少，这样的数据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把这一类的数据收集起来，尤其是通过和微信的小程序合作，仅仅在40天就做了一个客户的忠诚度新的项目，同样的一个事我们当时要求麦当劳总部给我们IT上的支持，他们说最快要9个月。做这一类并购，更多是体现出来我们对中国的消费市场，就是从收入上对消费更深的理解。　　最近通过下面投资的公司，在美国也去并购了全世界第一大的保健品品牌，叫GNC，最终在这些并购中间所要形成的是什么呢，是资本的全球化达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才是资本的真正的全球化。　　最后讲一下现在的全球化尤其资本的全球化，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现在整体的环境对于全球化来讲，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在贸易上刚才也讲到了，我们现在面临很可能是要面临和美国做长期的贸易摩擦的准备，从贸易另外一面事实上就是资本，资本的流动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对中国来讲，我们如果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上想进一步提高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必须要收购技术，这一次美国事实上发起的调查针对的都是技术，包括这次中兴遇到的惩罚都是在技术上的，全球化确实进入了一个困境，一方面全球化的成果并没有让西方社会广泛分享，就唐越刚才提的贫富悬殊问题，第二还有一个整体的全球化理论的根源，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事实上这个理论中间是有瑕疵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差不多最有名的经济学教授之一，就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之一，他在十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做一个假设，如果只有两个国家，这个国家一个国家只做衬衣另外一个国家只做飞机，大家在各自的领域中间发展出来自己的比较优势，整体对于这两个国家合起来，大家都会分享到各自比较优势的利益，但是如果一直做衬衣的这个国家突然间想做飞机了，这个局面出现之后会怎么办，那么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你不可能整天只做衬衣，我们肯定要去造飞机的，全球化的比较优势的，从理论上事实上就很难解这个问题，因为只要中国去做飞机，他必定要影响美国原来做飞机的这个利益，所以这些我认为都是全球化遇到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最终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还是在资本。　　我们国家没有资本的时候，我们提出来了一个用市场换技术，就是我们的汽车行业，但是这些年下来，我们事实上用整个市场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真正换了多少技术，还很难说。相反，另外一方面，正常的来讲应该是资本换技术，用资本买技术，这个其中有一个不敢说是一个非常贴切的案例，但是我们的高铁很可能是属于这一类的案例，这两种策略孰高孰低，这是见仁见智的，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在我们中国今天有充分的资本的实力的条件下，我们更多的应该考虑还是用资本力量去买技术，达到产业升级的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去买技术，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要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在这中间如果作为一个市场的主体，不要到处去高喊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是国家应该考虑的，我们作为企业，当然要看国家战略，但是我们更多的是既从国家战略的考虑，更多的事实上是从市场考虑，这么多年中信资本在海外做了大概三四十单订购，其中在美国和日本差不多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接近百分之三四十是需要美国政府外国投资审批，我们每一单都过了，为什么，这是因为中信在历史上就是一直在国际上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第一个最市场化的公司，因为中信当时建立起来就是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设立的，所以大家认为我们是市场化的，所以即使是美国政府日本政府在审批的时候，他也认为只要你有充分的市场和商业化的依据，他也是会批的。我们现在包括在半导体行业，我们看到很多还没收到就自己大喊国家战略，结果把别人吓怕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国际并购中间一定要把握住就商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原则。　　全球化虽然在今天遇到了一定的挫折，在今后若干年中间甚至还会出现倒退，但整体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就像习主席在达沃斯和博鳌都强调的那样，全球化对整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的一些副作用他的一些消极作用事实上应该在发展中间各个国家应该把全球化的红利更平均的更平衡的，让各个国家的国民得到分享，如果是这样的话，全球化的前景还是非常美好的，我就讲这么多，谢谢。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8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