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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TN】Rhodium Group: Stakes between China-US are “very high”
【VIDEO WATCHING】The roundtable discussion of China-US investment trends hosted by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GTN PhotoAmid a seemingly never-ending – not yet, at least – trade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e the US tech ban on Chinese company ZT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not allowed to sell parts and services to ZTE for seven years (ZTE is estimated to source 30 percent of its parts from the US).Daniel Rosen, partner at economic research firm Rhodium Group, brought caution to separate trad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a specific case like ZTE’s.“The case for specific law enforcement action such as the US government’s case against ZTE, it’s coincidental to that, but it really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se trade tariffs,” Rosen said.He added that the situation has been years in the making, and noted that ZTE has also acknowledged it has violated US law.“I think we need to leave it to courts of law in countries where violations happen to determine what an appropriate settlement is and what’s not," Rosen said. "Probably in the future China will [also] need its courts to make these hard decisions, as the rule of law becomes a bigger part of the Chinese system.”But for now, Rosen said, “we have to assume that the court has a sense of what it is doing.”China-US two-way FDI still has legsIn 2017, FDI trans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fell 28 percent, year-on-year, to 43.4 billion US dollars.That’s according to Rhodium Group’s "Two-Way Street: 2018 Update US-China Direct Investment Trends" report, released more than a week ago. The main reason was that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S slumped to 29 billion US dollars, from 46 billion US dollars in 2016.Still, 2017 was the second highest year on record.For Rosen, though, these are "tiny numbers".“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to have this level of direct investment flow really shows that this is a primitive state of affairs. The numbers can be much higher and it’s not a choice between security and economics,” he said.“We can both increase our security screening on both sides, and increase the amount of deal flow in areas that are not strategically significant in both directions. But none of that can happen if there’s not a clear direction forwar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Urgent for China and US to have peaceful talksUnfortunately, Rosen said, it does not matter right now wha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ays about opening up the country’s automobile sector, o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comments on opening up natural gas exports.“If the two countries don’t find a way to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more peacefully, there’s not going to be growth in investment flows in either direction,” he said.Rosen, who had over twent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analyzing China’s economy, corporate sector, and China-US relations, was also Senior Advis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at the White House (from 2000-2001).He said stak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very high”.“And there has never been more of a risk of the commerce that we have between us already deteriorating and going o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So I think we have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right now that couldn’t be more important for both sides to invest in finding solutions to that.”As the "Two-Way Street" highlighted, what is at stake in the event of a trade war is not just future growth, but also the almost 400 billion US dollars worth in cumulative two-way FDI that China and the US have accrued over the years.From CGTN，2018-4-19
2018年4月24日 -
【经济参考报】数字经济“互联网+”相关政策将出台 数字中国建设进入高峰期
2018年3月22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介绍，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将持续完善政策环境，制定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性文件，研究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政策措施。目前，我国对数字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各界对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寄予厚望，认为聚焦数字经济发展，既是对信息化的迎合和推动，也能产生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随着未来相关政策的制定出台，数字中国建设将进入高峰期，数字经济也将顺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扶持政策将陆续出台 目前，我国对数字经济发展高度重视，中央层面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李朴民介绍，为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国家发改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近年来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推进实施“宽带中国”战略，促进宽带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全面布局；二是积极实施“互联网+”行动，促进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的融合；三是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完善大数据发展的政策环境，推动政务信息系统的整合共享，推动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四是积极开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以合作共赢来拓展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李朴民透露，为了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未来将重点推动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持续完善政策环境，制定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性文件，研究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政策措施；二是大力促进融合发展，在协同制造、农业、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深入推进“互联网+”行动，加快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三是加快提升治理水平，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放宽市场准入，创新监管方式，同时严厉打击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促进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 《经济参考报》记者还从工信部获悉，为保障数字中国建设，我国还将实施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其中包括：开展网络强国建设三年行动，启动一批战略行动和重大工程；加快百兆宽带普及，推进千兆城市建设，实现高速光纤宽带网络城乡全面覆盖、4G网络覆盖和速率进一步提升；完善国际通信网络出入口布局，完成互联网网间带宽扩容1500G；推进5G研发应用，补齐5G芯片、高频器件等产业短板，完成第三阶段测试，推动形成全球统一5G标准；实施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推动下一代互联网建设和发展。 数字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 各界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已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快车道，随着后续政策的出台和新技术的不断应用，数字中国建设也将随之进入高峰期。 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5G、物联网等技术已逐步成熟，相关应用也开始进入大规模部署和应用阶段，这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国内众多厂商已经开始推出大量人工智能应用。其中，百度、腾讯、阿里等国内互联网厂商，已推出包括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无人驾驶在内的多项成熟应用。百度更是宣布将加快推进无人驾驶汽车的量产。同时，上海等地还展开各类试点，并酝酿调整和制定相关法规，这将为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大规模部署和应用扫清障碍。 5G方面，我国的推进力度同样不落人后。《经济参考报》记者从三大运营商和相关电信设备厂商处获悉，2018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5G试点城市范围，同时适时启动5G网络的部署工作，并力争在2020年正式商用5G网络。据悉，首个国际统一的5G全球标准将在年内公布，我国在标准制定上具有很大的话语权，一旦标准公布，我国的5G部署工作也将适时展开，有望成为全球最早实现5G网络商用的国家之一。 进入大规模部署和应用期的还有新一代互联网。2017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规模部署行动计划》，提出用5到10年时间，形成下一代互联网自主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IPv6商业应用网络，实现下一代互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应用，成为全球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重要主导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随着IPv6的部署，我国下一代互联网建设将正式启动，并逐渐提速。届时，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水平有望大幅提升，并处于世界领先。这不仅会大大促进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还将为车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发展奠定网络基础，进而推动全行业的快速成长。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表示，未来几年是我国5G、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的大规模部署期，随着各类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相关技术的应用，数字中国建设将进入高峰期，会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各行业融合发展奠定基础。 数字经济将成新动能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2016年，我国网民达到7.5亿，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30.1%，电子商务的交易额达到26万亿元，网络零售年均增长30%。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新技术和新业态不断涌现，不但创造出新的产业和经济增长点，还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和丰富多彩。 工信部数据还显示，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2.6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超过18.9%，显著高于当年GDP增速，占GDP的比重达到30.3%，同比提升2.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已成为近年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达到69.9%。我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和其他领域的融合发展，潜力更为巨大。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还预测，随着数字经济向政务、公共服务等领域渗透，将继续形成高达千亿的新消费市场，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表示，“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应该有所为，而且是大有可为。”他认为，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构建eWTP全球电子商务平台倡议的不断推进，我国的数字经济还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并有望和世界各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实现共同繁荣。文章选自经济参考报，2018年4月22日
2018年4月24日 -
王辉耀：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实现“世界级起飞”
作者简介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去年7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由此进入快车道。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成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之一。 相比世界上著名的三大湾区——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有着独特的优势。在认清粤港澳大湾区优势的基础上，应当重点分析解决一些阻碍大湾区定位发展的因素，积极学习国外湾区建设经验，最终实现对内提升粤港澳融合发展水平，对外推进我国整体开放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在人才、金融、产业体系、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领域存在明显优势。粤港澳大湾区总人口约6659万，庞大的人口基数、众多国内外人才聚集，使其具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香港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广州及深圳也具有很强的金融中心属性，各类金融资源丰富，跨境业务空间很大。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健全，既有佛山等一批制造业集群，又有深圳这样的科技创新产业基地，还有香港作为金融产业和服务业的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中国南部，背靠中国内陆腹地，对外可辐射东亚、东南亚各地。大湾区目前的基础设施已具贯通的条件，北京到香港的高铁互通、港珠澳大桥建成，一小时内的大湾区高铁半径形成，全程涉及到大湾区的11个城市。 同时也要看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首先，广东、香港和澳门是在政治制度、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行政体系上都有差异的三个地区，三地在法律、税务等一些配套设施上也多有不同。比如在相关税收方面，香港人在内地工作超过183天，就要额外缴纳税收，只有停留少于183天，才只计算内地所得工资。这类差异对于大湾区的人员、人才交流影响很大。除了上述软性层面，目前的人口流动、交通运输等硬件上也还有一些欠缺。 要克服上述问题，目前看来可以从多方面着手，从疏通整个湾区网络入手，以市场为主导，以政府合作为辅助，共同将三地的不同制度文化和目标诉求融入到一个市场网络和愿景中来。这些工作包括： 建立湾区“大脑中枢”机构，统一协调三地事务。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到两个特别行政区和9个城市的协调，需要国家成立大湾区相关领导机构，形成中央建立领导机构、相关部委协同和粤港澳参与的机制，还要建立起具体的协调机制。 推动整个湾区人员的自由流动，解除大湾区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在税收、签证政策方面出台对香港、澳门更开放的政策。比如规定，大湾区内部人员不管是从港澳去内地，还是从内地到港澳，如果是短期工作，一两年内在纳税、签证方面尽量简化。 香港、澳门与内地的公共交通仍需进一步互通。由于香港很多年轻人面临着购房难的问题，如果大湾区最终能够形成三地互通，借助便利的交通，可以实现大湾区内居民“在港上班、在内地居住”的可能，这不仅能够解决香港的住房难问题，还能为年轻人提供机会，有助于社会稳定。 把大湾区打造成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吸引海外资金，而当地财富也需要有相关机构管理，这有利于促进大陆资本市场的发展，减少资本市场的波动。如果能够打造大湾区财富管理中心，不仅能够吸引资金，本身对大湾区的金融支持也会非常大，同时还有利于培育和促进大陆的金融市场。 利用地区庞大的市场和资源，使大湾区成为生产、运输、推广、销售方面全面良性循环的生产基地，把大湾区的人流、资金、物流的长处发挥到最大，并把各个城市联合在一起。 以香港为例。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资本市场、引进外资方面有独特的优势，香港的金融市场可以更好地发挥吸引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企业来上市的作用，包括吸引印度、中东、美国、欧洲等地区的企业。如果能把海外优秀的公司引到香港上市，这有利于推动香港的资本市场发展，进而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依托大型科技企业、科技人才，把全球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引进来，同时能够利用大湾区强大的市场、先进的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把大湾区打造为国际高端科技制造中心。 有理由相信，依靠我国现有的发展基础以及国家战略层面的支持，粤港澳大湾区一定能够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级产业城市集群。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4月22日
2018年4月24日 -
何亚非：对中国封锁核心技术，美国这是鼠目寸光了
何亚非，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 最近，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中兴禁令七年，再回想前不久美国对华为的打压，美国企图扼杀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意图昭然若揭。数月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祭起“美国第一”的旗帜，对中国挥舞贸易战大棒，“山雨欲来风满楼”，其打击目标主要也是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就中美贸易摩擦而言，中国政府做出强硬反应，坚定维护国际贸易秩序，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寻求谈判解决贸易摩擦和争端。目前看，双方强硬表态的背后经贸谈判紧锣密鼓，虽然特朗普“深夜推特”绵延不绝，美国顽固坚持其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错误立场也难以改变，但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不会改变，贸易谈判取得妥协，贸易摩擦强度和烈度降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从中美关系的大视野看，贸易摩擦即便是发生贸易战也只是两国关系起起伏伏的表现形式之一，并非中美关系的全部，更不是关系的核心。近来，美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等方面扬言滋事，试图挑战中国的底线；坚持在高科技领域禁止向中国出口，并持续打压中国为数不多、在国际上名声鹊起的高科技企业；继续在南海和西太平洋保持军事高压态势。这里的问题就不是简单的贸易逆差或者人民币升值、贬值的问题了，它涉及美国对中国全面发展、实力逐步接近西方平均水平的战略意图的判断，也就是把中国当作“合作伙伴”还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大是大非问题。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双方战略取向矛盾和文明差异突出，对未来国际秩序和世界的看法也有很大不同。“美国治下和平”时代的终结、全球治理“东西方共同治理”替代“西方治理”时代的来临，美国心理准备严重不足。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快速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增强，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增大，中国发展模式成功及其吸引力增加，产生了强烈的“战略焦虑感”和严重的“不适应症”，对华政策摇摆性加大，常常对本可以稳妥协商解决的事情反应过激，而且双方地缘政治经济矛盾逐步公开化。中美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期，面临严峻考验。 2018年美国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都明确的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开始在各项对华政策，特别是军事和高科技领域逐步体现出来。这些趋势需要高度重视，但不必“对号入座”，就此进入“全面对抗模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冷静观察，认真应对。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国际秩序转换期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 中美两国位居世界前列，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有矛盾和摩擦其实是正常的，关键在于各自如何塑造未来的国际秩序，是“合作共赢”，还是对立对抗？这自然涉及各自对对方的战略认知和政策应对。虽然美国正在形成对华强硬施压的战略和政策，但是在全球化催生了全球“利益共同体”的今天，国际事务包括中美双边和多边关系已经不可能由美国“独行专断”了。中国在坚定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努力践行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保持习近平主席常说的“战略定力”。而整体国际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势头不可阻挡，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也不可能因为一个国家的“蛮横”而一夜崩溃。 由此可见，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将会好事多磨，进入较长时间的摩擦期和磨合期。在两国关系这个起承转合的时期，中美各种摩擦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矛盾将如影随行，伴随着两国关系的起起伏伏，持续相当长时间，成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新常态”。有了宏观层面的认识，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发展还是硬道理。其中，中国发展的核心技术，譬如芯片、发动机等等，我们决不能幻想美国会“网开一面”，必须按照习近平主席的指示，集中全国优势力量打歼灭战，形成一批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产业。 中美建交近四十年，历来是既斗争又合作，以斗争求合作，以合作稳关系，经贸关系如此，政治安全关系也是如此。我们要在总结这四十年两国关系跌宕起伏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保持冷静，遇事不慌，从最好处做努力，从最坏处做准备，努力实现两国关系新的磨合期平稳顺利。实现中美的双赢和世界的多赢。当前，十分重要的是静心“十年磨剑”，努力攻关培育中国的核心技术，真正的以创新为引领，带动经济的升级换代，大国和强国靠吆喝解决不了问题，靠的是埋头苦干、艰苦奋斗、改革开放，以实现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的民族复兴。 中美贸易逆差既来自中国与其它供货国家和地区的逆差，更是美国对中国实行高科技封锁的结果。试想中国要买多少大豆、猪肉、葡萄酒、坚果等农产品才可能平衡这些所谓数额庞大的逆差呢？至于是否会爆发贸易战，还是就此“偃旗息鼓”了，这需要谈判的耐心和毅力。中美两国体量大、对世界贸易影响大，两国贸易磨擦一“过招”，“晴雨表”作用就出来了，世界各地股市和市场立即有大反应、大动荡。习近平主席最近博鳌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表达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和支持全球自由贸易的决心，全球市场信心回升、反应热烈，各地股市纷纷回暖。这表现出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特别关注，对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体系积极态度的高度重视。 我们看到，无论是贸易摩擦，还是高科技禁令，以及别的什么施压手段，中国都淡定应对、对等处理，因为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和力量，我们不惹事，但也绝不怕事，中国已经做好准备，想欺负中国，让中国吞什么苦果，中国人民不会答应！ 据世界银行统计，2017年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是18.03万亿美元和11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24.32%和14.84%。世界两大经济体合计占全球近40%的份额，“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已被历史所反复证明，对两国如此，对全球经济也是如此。 至于美国“锁定中国”为战略对手，并从各个方面进行“围堵”和挤压，搞什么高科技封锁，或者借手盟友搞“离岸平衡”、“印太战略”等等，这在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新时代，美国也就是“一厢情愿”而已，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需要顺应历史潮流，认真思考两国关系和世界的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与中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全球治理层面看，美国对华继续实行高科技封锁、打压中国企业、拒绝中国企业进入美国投资发展，这完全违背了美国自己建立的世界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破坏了自己制定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其结果只能是“损人不利己”，或者说现在占小便宜，将来吃大亏。这是因为： 一是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方的地位将会严重动摇，其公信力和领导力势必进一步受损。 美国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美国不愿放弃对世界事务包括全球治理的领导权，美国正在加强军事力量、加强美元体系、做大美国资本的世界市场；另一方面，美国不愿再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放弃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弃置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对世界贸易组织弃之不用，并在贸易领域肆无忌惮的单方面施压，甚至不惜打贸易战，为美国谋取更多的“短期利益”。对新兴大国进行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压制和封杀，美国这种做法不仅遭到各国普遍反对，连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精英、众多企业以及普通百姓的反对声也日益高涨。 二是美国这么做将严重损害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行。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亚当·斯密说过，贸易是“你需我要”的结果，因此出现贸易顺/逆差是正常现象。有贸易就有投资，有投资就有技术的转让和相互学习。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目的是确保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环境，一旦出现经济贸易投资等争端和摩擦，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如果动辄进行制裁、封杀、加税，强势欺人，那么世界经济就会回到“丛林规则”横行的“你死我活”原始状态。人类历史就会倒退。 习近平主席近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了中国扩大开放的一系列重大新举措，无论是金融业进一步开放，大量扩大进口、降低关税，还是下大力气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无一不在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将成为中国的自觉行动。这是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对世界的新贡献，将为全球治理新时代提供“中国方案”。 还是那句老话，中美“合作共赢”才是唯一正确的选项。美国应该认真反思对中国华为、中兴等企业的态度，坚持自由、公正、公平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从长远看，这对美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8年4月19日
2018年4月23日 -
李稻葵：从有形无神到形神兼备
李稻葵，全国政协委员，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国企改革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还要能够抓住一些典型案例，供人模仿，供人超越。”关于国企改革，这是经济学家李稻葵一直以来的观点。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这种“典型”出现了吗？ 首先来看总量。2017年是几年来国企成绩最耀眼的一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0万亿元，利润总额达2.9万亿元，比2016年分别增长14.7%和23.5%。其中央企的营业收入达到26.4万亿元，实现利润1.42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3.3%和15.2%。与此同时，国企在科技创新、重大工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也勇担大任，用国资委主任肖亚庆的话说，国资国企改革“成效良好”。 再来看典型。2017年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年中启动的联通混改。经过此次改革，联通引入了BATJ等社会资本，股权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机构也实现了“大瘦身”，仅总部编制人员就减少了50.14%，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典型”了。 但是，当记者请李稻葵评价去年国企改革的成果时，他的态度仍然有所保留，最后给出了四字总结——有形无神。 形，是指股权结构；而神，则指企业的经营行为，要实现行为方式上的彻底转变，国企改革仍有事要做。 寻找新动能 驱动改革的总是时代变迁，国资国企改革也概莫能外，而这个时代最为核心的变化之一，是动力结构的调整。 “我是开电动汽车来的”，在政协会场遇到李稻葵的时候，他这样告诉记者。这几年，他的出行大都依靠电做动力，如电动摩托、电动汽车。据了解，李稻葵是宝马电动摩托首位中国车主，而此次，他又向记者大力推荐插电混合动力汽车，因为“没有续航焦虑”。 电动车的出现，标志着世界动力体系的转变，李稻葵称之为“新电气化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与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舒印彪不谋而合。 电气化革命并不仅仅限于动力结构的变化，更为深层次的还有电源结构的调整，从上游发电领域看，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的发电技术日新月异，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的能源结构。 而从下游生产领域看，电气化引发的变化则更为深刻和广泛，李稻葵将其概括为三点：一是制造业发生了变化，因为以电为动力带来了设备的简单化，不再依赖内燃机和变速箱；二是实现了生产的模块化，提高了生产效率，比如一个人就可以组装一辆电动车，这大大降低了生产门槛，给了中国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三是引发了商业模式的变革，带来了分时租赁、共享出行等一系列变革。 从这种传导机制看，多位于上游的能源央企，发挥的是提纲挈领和引领潮流的重大作用。 但是，能源央企的特殊性，在于其自然垄断的特征，这一点，也决定了它的变革必然要面临市场与管制的两难。因为存在自然垄断和规模效益，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所以不可能遍地开花，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竞争，也就无从受到完全自由市场所带来的激励。 对此，李稻葵给出了自己的药方。他认为对于这部分央企，监管者应该承担起激励者的角色，具体来说，就是给企业下达考核指标，也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出资人监管权责清单”。清单中的指标可包括三类：一是技术指标，要求央企在技术上领先全球，如国家电网的特高压工程；二是能源安全指标，即能源供给必须满足居民生活保障、重大工程保障，等等；第三才是财务指标，只要企业能够保证一定的利润，就可以了。 在完成这三个指标的情况下，剩余的自主权，就应该完全交给企业了。 赋予自主权 自主权，或者说控制权，是李稻葵近年来频繁提到的一个词汇。 自主权的背后是产权。如同奥利弗·哈特的产权理论所提到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契约本身也是不完整的，这就给了签约的某一方事后“敲竹杠”的机会。为了解决这种不完全契约的问题，哈特提出了“剩余控制权”的概念——只要是契约里没有完全明确的权力，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一方都可以自行裁决。 没能完全放开控制权，在李稻葵看来，正是国企改革的症结所在。他主张，在满足技术领先、保障能源安全和实现一定的利润这三个条件下，央企应该拥有真正的“剩余控制权”。因为企业不是政府，国有企业改革的灵魂，就是要充分相信并授权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把控制权交到最有创意、最有想法的人手中，把他们当成真正的企业家看待，给他们充分的控制权。 为什么有的国企人才总是流失？为什么有的国企连内部网站都建不好？问题都出在控制权上。政府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政府和企业之间边界不清，导致两者效率都不高。对于国内喜欢谈到的新加坡淡马锡的例子，李稻葵认为淡马锡成功的秘诀有两个：一是在商言商。淡马锡的CEO虽然是新加坡的总理夫人，但并不干涉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此外，企业职业经理人的工资待遇也完全不同于政府公务员，而是由市场决定的；二是在企业和政府之间设有一层“防火墙”，那就是董事会，企业的经营活动完全在董事会的指导下进行，不受政府干预。 因控制权不足而导致的效率损失随处可见。李稻葵向记者举了清华大学的例子，他说，在清华的所有建筑中，最丑的就是建筑学院的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建筑学院的大师、大佬太多了，大家都想发表意见，都想指手画脚，结果导致真正的设计者畏首畏尾，最后造出来的只能是个“四不像”。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国企改革，对于国资委来说，管资本比管企业更重要，国有企业的工资待遇也要放开，交由市场决定，这样才能吸引到真正有能力、有创意、有想法的人才，从而保证国企改革真正实现“形神兼备”，走在高质量发展的前列。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8年4月19日
2018年4月23日 -
【中国新闻网】中国推海南免签新政 释对外开放强信号
中新社北京4月18日电（周乾宪）中国公安部18日宣布，自2018年5月1日起，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专家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纷纷表示，国家移民管理局组建之初出台这一政策，是在践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承诺，更高水平的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这不仅是一项支持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出入境配套措施，”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提到，“政策带来人员流动便利，产生的集聚效应将促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港的建设。” 在王辉耀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政策背后透露的“开放”信号。他说，海南经济特区先行先试，被赋予的改革开放新使命将在全国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具体来说，此次海南实施的入境免签政策将适用国家由26国放宽到59国；免签入境后停留时间从15天或21天统一延长至30天；在保留旅行社邀请接待模式的前提下，将团队免签放宽为个人免签。 “这让外国旅客有更充裕的时间来了解中国、游览旅游景点以及开展商务活动。”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陈奕平对记者说，提供便利让外国游客多来看看新一轮改革开放下的中国，也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机会。 目前，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均开始实施部分国家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从过去的24小时过境免签到72小时，再到现在的144小时，时间不断延长、范围不断扩大。 陈奕平还提醒，为外国商务和旅游入境者提供便利是一方面，如何同时提高免签地的吸引力则需要各部门形成合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推广营销，方能擦亮地域名片，打造中国品牌形象。 不久前，外交部河南全球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现场不仅展示了牡丹画、剪纸、贾湖骨笛，还展现了豫剧、少林功夫、太极等中原文化元素，以及河南跨境贸易的“买全球、卖全球”等，颇具特色。 如今，开放中的中国，不仅喜迎八方来客，也让中国游客能够“说走就走”。截至2018年3月15日，对中国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提供免签、落地签的国家数量已达68个，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个。 未来中国如何获得更多免签机会？长期从事移民法研究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认为，最根本的还是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这是一国考虑是否给予另一国免签待遇的重要依据。 “鉴于中国地域间发展差距较明显，中国可通过‘以点带面’，争取从部分地区部分群体免签向全民免签过渡。”刘国福还提到，要提高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的诚信意识，减少发生逾期不归，损害当地人利益等行为。 国家移民管理局副局长曲云海在当天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加强宏观研究、政策统筹和服务延伸，持续推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吸引人才入境居留、便利民众办证通关等政策措施。 对此，刘国福建议，中国应对自身的国际移民政策从宏观上进行明晰规划，包括对国际移民群体进行细分，精准推出移民政策，形成常态化机制，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8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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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海南完成国家使命需解决三大问题
专家简介张燕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30年，弹指一挥间。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从昔日相对封闭落后的边陲小岛发展成为中国最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上周五，三十而立的海南又迎来好消息。4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在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时间，中国自贸试验区报道（ID：zmsyqbd）采访到了参与关于海南全面深化改革相关研究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请他为我们分析自由港落地海南的原因及意义，原文“专访 | 张燕生：海南自由贸易港提振世界信心”。 根据最新《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后称《指导意见》），海南更被赋予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战略定位。 究竟海南自贸试验区有何特色？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如何建设？眼下面临哪些难点？自贸君再次邀请张燕生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Q1全域自贸有何不同？“发展旅游、现代服务是大方向，要往上走”自贸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施范围是为海南岛全岛，它和前三批自贸区相比，有何差异性？ 张燕生：大家都知道，现在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都是局部的，但海南是全域的，也就是在海南，没有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非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区别，没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之分。比如说商品，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非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必须有物理的隔离，在上海也有试验区内和试验区外，但海南没有。 因为全域，加上海南岛这个区位地理优势，它可以尝试最开放的政策，可以尝试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制度和做法，也就是它的后顾之忧更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它是第一个全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地。 自贸君：《指导意见》还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体现中国特色，符合海南发展定位，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为重点。如何理解这一定位？ 张燕生：过去几十年，我们发展的是加工贸易，就是代工。那么，海南要想发展，它的三大优势之一就是生态环境，如果把它变成了世界的加工厂，那么这个生态环境还能保持吗？因为加工贸易很多都还是低端。 因此，国家非常明确，海南应该发展旅游，发展现代服务，这是个大方向。因为无论是旅游还是现代服务，它一定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所以，国家希望它能够聚全球人才，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吸引全球人才的引才机制。 我个人建议还是要往上走，走它的绿色、人文、高端，走这种旅游，走国际的，像博鳌推动的这种国际会展中心。Q2实现目标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能力建设，制度建设和跨境的网络建设”自贸君：海南承载了很多期待，但从实际来看，它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 张燕生：在我看来，海南应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能力建设，第二，制度建设，第三，跨境的网络建设。 能力建设必须要聚全球人才，因此它必须要建立起能够吸引全球人才的引才机制。而建立这样的机制，海南就必须要保持它的绿色、宜居、智慧。因为全球的人才都喜欢宜居的地方，绿色的地方和智慧的地方。 自贸君：制度建设是指什么？ 张燕生：制度建设，就是要成为制度的高地。举个简单例子，比如香港，它的经济自由度可以24年保持全球第一，那就是说明市场起了决定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香港是落了地的。那么，在海南怎么落地呢？其实还有一句话，“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也就是政府在维护绿色、公平、创新、协调、开放等方面，怎么更好地起作用。 所以制度建设，实际上可以看到，第一个，就是它怎么能够营造像香港一样经济自由度全球第一，同时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方面，又是做得很好的。 第二，你可以看到，香港的投资环境，除了少数受限制，其他方面民企、国企、外企都是一视同仁的。它是一个高标准的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高标准的投资环境。因此，海南怎么做到？ 第三点，香港的营商环境全球第五，它的营商环境效率和便利化全球第五。海南的营商环境效率和便利化怎么能做到全球前列？也就是在海南注册一家公司，获得一笔信贷，获得一项施工许可证等，参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海南能做到第几？ 因此，从这个角度，制度高地怎么才能做到？我认为，海南应该同上海开展自贸试验区之间的“区对区”的合作，同时，应该和香港进行“区对区”的合作，实现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和香港自由贸易港的对接，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制度的高低。 也就是说，当你有了世界上最规范的法治，最国际化的制度和最市场化的制度，那么，你肯定是一个能吸引全球人才的地方。 自贸君：如何理解跨境的网络建设？ 张燕生：如果就海南谈海南，没有太多可做的，但如果是国家使命，它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那它可以说，因为有国家使命，就可以创新，构建一个跨境的创新网络。 所谓跨境的创新网络，就是说海南是作为一个支点、一个枢纽，把全世界创新的成果、创新的信息、创新的体制、创新的文化吸引到海南来，同时能够吸引到整个国家，那海南的作用才是真正体现了。 也就是相当于世界有多大，这个跨境的网络就有多大，这样海南的作用就会变得非常强大。它就是一个平台、一个窗口、一个桥梁，这就是国家使命。文章选自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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