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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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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中国外交为什么能赢得世界好评？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让中国外交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我国全方位外交布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理解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外交的这些论述？本期求是访谈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为您解读。金灿荣，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访谈主持：宋诚 精彩观点 ■ 2014年11月28日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提出来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此，中国外交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也有了很明确的方向，那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 ■ 在这样一个西方权威下降，碎片化，而且内部、外部的分裂在加剧的国际背景下，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抑制当前世界问题的一个“药方”。 ■ 中国的人口大致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国在现代化方面做得很好，特别是在人民幸福方面做得很好，这不仅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贡献，同时也是一个样板，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示范效应。 ■ 近年来在中国教育部和推动下，海外孔子学院遍布全球，从2005年至今已经有500多所孔子学院在海外“开花结果”。访谈实录 求是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请问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金灿荣：2014年11月28日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提出来要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此，中国外交开始变被动为主动，也有了很明确的方向，那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自此以后，可以说中国外交“招数”叠出，新理念、新战略、新方式、新实践，层出不穷，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 从党的十八大发展至今，中国外交有了比较好的基础，首先表现在我们有了像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亚信会议等能够发挥独立自主性的机构。按照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这样就给未来中国全方位外交布局建设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中国的综合国力比以往有显著提升，我们从经济、政治、科技、国防等方面的的进步是历史性的，这样可以更有力地支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第三，这几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上升了。相形之下美国反对全球化等行为使得美国变得“小气”了，不像一个领导者。那么，西方舆论明显表现出对美国的期待下降，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上升。2017年1月17号习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45分钟的讲演，台下掌声雷动。为什么掌声雷动？因为习主席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就在美国决定要从全球化退缩的时候，习主席表态中国会坚持开放，坚持推进全球化。 所以，十九大报告这一判断的依据，是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奠定的基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上升，再加上国际社会的期待和支持这三个方面的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十九大之后，中国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这种外交方向会变得更加全方位，更加积极进取。 求是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中国外交方面的基本方略是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 金灿荣：习主席在不同的场合都提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十九大报告中，最集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第十二部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是针对当今世界分裂化的现实。当今世界，西方的“权威”在下降，变得更加碎片化。很多文明内部现在冲突很厉害，比如：伊斯兰世界，现在什叶派、逊尼派的矛盾非常严重。在中东地区，伊朗和沙特的矛盾俨然有要取代以前的巴以矛盾占据第一位矛盾的态势。在西方国家内部，左右翼的政党斗争、民粹与精英的矛盾都很厉害。过去三十多年，西方世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之下，精英赚得盆满钵满，民众没钱，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西方阶级矛盾不断增强。曾经西方国家通过从海外捞取巨额利润来掩盖这个矛盾，但现在利润越来越少了，矛盾就越来越突出。除了左右矛盾，民众与精英的矛盾，现在还有传统的实业集团和新兴的金融集团之间的矛盾。因此，西方内部分化在加剧。还有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如委内瑞拉、巴西，国内政局也是不稳定的，社会也在分化。在这样一个西方权威下降，碎片化，而且内部、外部的分裂在加剧的国际背景下，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抑制当前世界问题的一个“药方”。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不管具体的观念、利益有多大冲突，我们作为人类是有人类共同命运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所在。 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在于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和合文化，就是不寻求一方压倒另一方。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精髓，这个文化价值有别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经常认为西方所代表的这一方最后会获得胜利。中国从来就没有这个思想。中国认为世界就是阴阳并存的一个辩证世界，从古至今到未来都不变，这是我们老祖宗的哲学。所以，后来衍生出来和合文化，就是我们强调对立统一，而不是对立对抗。所以，我觉得习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特征。 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还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中国共产党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要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表现出习主席的高瞻远瞩，以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来倡导人类致力于共同的未来，这是一个很高的站位。这个站位本身就是跳出了一般政治家的视野，是一个伟大政治家才具有视野。所以，客观上有需求，历史上有基因，中国共产党也肩负这种使命，再加上习主席的高瞻远瞩和全球视野，就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目标。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目标，但是也有现实功能，有助于大家登高望远，对眼前的分歧不要那么执着。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给未来提供了一个中国方案，又对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求是网：今后，中国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还需要做什么？ 金灿荣：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有一些具体的路径。比如说习主席在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倡导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把原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原则从一方主导、一方服从的关系改成共赢的关系，从而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环节。另外，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经济部分提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并指出这不是排他性的、压倒型的，而是开放性的、共享型的世界经济。这些应该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部分，如果大家确定新的观念，那么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有了基础条件。 其次，中国把自己建设好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未来三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年。这个目标实现了，下面两个阶段：首先是2020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比我们预想到本世纪中叶才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前了整整15年；其次是2035到2050年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把“两个一百年”目标提前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人口大致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国在现代化方面做得很好，特别是在人民幸福方面做得很好，这不仅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贡献，同时也是一个样板，对世界其他国家具有示范效应。 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抓手就是通过“一带一路”带动沿线国家的发展。“一带一路”提出四年来，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愿意加入“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一路”的提出时间虽然不长，可以说早期成效已经显现。比如，中巴经济走廊，还是有很明显效果的。 除了以上的三个方面，凝聚共识、建设好自己、通过“一带一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外，中国还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目前已经开始积极介入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原来国际金融体系完全被美欧垄断，从发达国家那里拿钱给发展中国家很困难，还会有很多苛刻的要求和附加条件。欧美国家因为不信任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把贷款等资金给那些NGO组织，这是错误的观念。为什么呢？对任何国家来讲，推进现代化第一步就是要有强有力的政府，否则就是一盘散沙，缺乏现代化政治的前提，这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一样。如今，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发展缓慢的真正原因不是政府太强了，而是政府太弱。像拉美、中东、南亚、非洲、西亚这些地区的“豪强”很多、贫富分化非常厉害，这些当地“豪强”获得贷款等建设资金并没有投入国家发展，而是投到华尔街去赚更多投机的钱。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整体来讲国家没钱，老百姓没钱，而少数富人很有钱。可是富人把钱全投到华尔街去了，就让他们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没钱的国家反倒补贴有钱的国家，导致国家发展差距拉大。在这个情况之下，西方的援助往往还是给所谓的NGO，就是给当地的所谓“南霸天”，而不是给政府，反倒进一步导致国内的政治不平衡、社会不平衡。 中国推进国际治理的方式与此不同。中国不是直接通过给钱帮助发展中国家，而是带着非常具体项目，去了就修路、修矿、搞工业园区。例如，在埃塞俄比亚中国就建造中国工业园区，然后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建在那儿，马上就解决了当地很多人的就业问题。这对当地实际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中国在非洲，在中东，在白俄罗斯那些工业园区都证明了中国人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的效率比西方高很多。还有，近年来在中国教育部和推动下，海外孔子学院遍布全球，从2005年至今已经有500多所孔子学院在海外“开花结果”。对比来看，从二战以后到现在，美国在海外的美国文化中心大概还不到200个。日本很有雄心推广自己的文化，在海外的日本文化中心不到100个。至于欧洲的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法国的法兰西学院，德国的歌德学院，都还不到50家。2005年之前，海外大概只有500万人学中文，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一个亿。 所以，提出共识、建设好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广好中国文化这几个方面将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求是网：谢谢您的精彩解读！文章选自求是网，第158期
2017年11月27日 -
赵穗生：强起来的中国如何与美国共处？
赵穗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中国是一个亚太大国，也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所以要有全球布局，这里边牵涉的不光是地缘问题，也包括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的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其亚洲政策基本围绕朝鲜问题展开。这次亚洲之行则给了他一次全面审视亚洲的机会。他能意识到，亚洲议题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各国的关注点也大不相同。尤其是他所关注的朝鲜议题——当然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亚洲国家关注的很多问题是远远超过该议题的。 说到亚洲目前最主要的关切，在我看来，一个是地区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一个是中国的崛起。中共十九大以后，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来的这些富有战略性的愿景，对周边国家乃至更远地区的影响同样深远。另外，特朗普此次12天的亚洲之行不但包括像中国、日本、韩国等牵涉到热点议题的国家，也包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东亚峰会，这些会议同样也会反映亚洲的关切。 “只要踏上中国，就能感受到重要性” 目前特朗普没有明确的亚洲政策，所以这次访问对于他重新思考亚洲政策，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议题正让他焦头烂额，无论是“通俄门”事件、税改问题、明年的中期选举，以及党内外的矛盾、政府内部的协调，都会在他的亚洲行中不断干扰他。但或许正因如此，他亦可以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到外交方面，所以不排除会有很多作秀成分。 但对中国来讲，只要特朗普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感受到中国的重要性，中国的复杂性，中国的活力，跟中国打交道的必要性。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大家一度觉得中美关系会出现很多龃龉，但在海湖庄园实现元首会晤后，似乎立刻就把很多矛盾冲淡了。一年来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话有9次，这种高频率的私人交流，对于很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好的渠道。 从这次访问结果来看，总体显示出中国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发展对美关系，并愈发占有主导性。这次中方给足了特朗普面子，但其实并没有给出里子，也就是说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美国主流媒体则对特朗普持有批评意见，认为他没有从中国拿到什么实质的东西。这也说明他的访问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都是临时根据访问情况发表讲话，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地考虑。美国媒体认为他这些即兴发言令美国失去了与中国进行有效沟通的机会。 对于特朗普此前关注的两个问题——朝核与经贸，我认为通过一次访问很难达到彻底解决。但是，通过跟各国高层面对面的交流，他会更理性地思考这些问题，也会把这些问题提到最高层次上加以全面考虑，然后在政策层面上反映出来。 谈到对华决策，特朗普目前的策略没有一条主线，而是变化不断。虽然奥巴马时候也有变化，但起码还有一条比较重要的主线，就是合作和冲突并存，以合作来避免冲突。特朗普似乎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冲突，什么是合作，他只强调依靠所谓的结果导向来解决问题。我认为他也不会提出所谓的概念或者口号，因为他根本不具备这种意识，所有的事务对他而言都是“结果导向”的，在他看来问题解决了，这个框架就建立起来了。但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更习惯于先有框架、先有原则问题，再具体解决问题。对特朗普来讲，他要拿出的是能够让选民下一次投票给他的成果，比如让美国牛肉出口到中国，这样养牛户们就会投他一票。 特朗普在日本提到的“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被外界关注，甚至有声音认为这个会不会替代过去的“亚太再平衡”。但事实上，“印太”这个概念早在奥巴马时期就有人提出。在亚太地区，最大两个崛起国就是中国和印度，而随着印度东进、俄罗斯西进，主要国家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 由于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大国是中国，所以很多概念被视作是为了针对中国崛起而提出的。但我认为，不能狭义地去认为这个战略就是为了扼制中国，因为这里面同样包括怎么跟中国和平相处。虽然它有防范中国的一面，但也有如何同中国合作的一面。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是贸易问题，因为该议题是特朗普竞选时最重要的竞选纲领之一，他也将对华贸易问题当做其对华政策的重点。但是，特朗普目前的对华贸易政策似乎是建立在一种扭曲的、简单化的理解之上的。他只强调所谓的贸易逆差问题，但这个逆差是怎么形成的，结构是怎样的，所引发的结果是什么，似乎都忽略掉了。这种情况下，他谈到贸易问题时，仅仅谈的是中美贸易中很表层的一面。加上，特朗普是很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人，因为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较缺乏。所以，我们也应当关注白宫究竟哪些人可以影响到他。 这次签署了空前的经贸大单，但其实其中很多是备忘录（MOU）的形式，未来的进展还需要观望。特朗普回国以后，同样可能会遭遇对华关系的反弹，比如国会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调查，所以也可能会变脸。因为他的很多出访观点并没有完全反应美国政府机构的意见，中方对此也要有充分的认识。 至于朝核问题，我觉得目前的解决方案近乎于零。现在朝鲜方面可以说是软硬不吃，美国这么多年以来的政策也毫无成效。现在所谓用制裁的方法打压，但这一定需要中国的配合。此外，特朗普在朝核问题上的表态总是前后矛盾，一会儿说要“摧毁朝鲜”，一会儿又说可以上谈判桌，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提出来。 “中国的责任、担当应与国力相匹配” 今年10月以来，我接受很多美国媒体的采访，他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人为什么要关注中共十九大？我告诉他们，中国崛起以后，其内政已经不仅是单纯一个国家的内政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权力分配，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会给全世界都带来影响。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是跟美国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道路上的竞争或许成为未来的亮点。 中共十九大的报告明确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此前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方向是对的，中国打开这个门就不可能关上。 在我看来，中国强起来的实际表现恰恰在外交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要有底气，也要有资源，才能负责任，才可以敢担当。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将来必然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负起更多的领导作用。但你的国际责任与担当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和国力相匹配，不能超越国力。 这意味着，中国要选择性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不能犯美国曾经犯过的错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警察”，为世界做出很多贡献，但也把自己掏空了。中国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而且，正因为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所以更要反哺国际社会，在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也要在道义上站得住脚，即对于大国小国要公平对待，而不是追求扩张。 特朗普上台以后，瓦解了美国此前建立的种种国际秩序，包括他所谈的“美国第一”、退出“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TPP）、代表美国退出《全球气候协议》、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等等。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确应当扛起一部分大旗。美国利用自己的霸权地位做的一些有损于很多国家的事情，中国要和美国一道来纠正这些事情。比如反恐领域，美国自伊拉克战争以来越反越恐，中美之间在这方面有很多共同利益，因为中国也有恐怖主义的担忧。而在难民救济的问题上，中国同样可以发挥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是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换言之，中国并没有直接参与二战以后国际秩序的建立。因此，当许多国际秩序和规则被制定的时候，中国并不在桌子上，没能参与进来，中国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充分反映出来。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全球的配比都发生了变化。然而，中国在国际秩序中发出的声音没有相应的跟着变化。所以，中国应当要求发出更多声音，包括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以及国际安全机构中的代表权，目前的代表权没能充分反映出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但这种地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要改变游戏规则本身。 现在的游戏规则，其基本着眼点是依据两个原则界定的，一个是所谓的全球化原则；第二个是传统的主权国家原则。主权国家仍是国际秩序当中最基本的单位，但这种主权又要受到一定限制，包括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自由化等等。以上两个原则所界定的共同秩序，是中国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一直说，中国在国际秩序中要改变的不是游戏规则，而是制定规则中的地位。它的地位应该和中国上升的大国地位相匹配。 放眼未来的国际格局，一种可能性是中国超越美国，即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这个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是，即使作为最大经济体，中国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在国际影响力上超越美国。第二种可能性是，中国仍然不能超越美国，在相当一段时间要屈居老二地位，或者说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仍会主导中美关系的走向。 中国是一个亚太大国，也是一个崛起的大国，所以要有全球布局，这里边牵涉的不光是地缘问题，也包括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的问题。中国现在所要追求的利益首先是在国内发展，也就是中国很多年来坚持的“中国国内本身的发展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此外，也应该聪明合理地运用中国发展起来的能力维护自身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同时又要承担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所要承担的责任。我想，这应当成为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主线。文章选自凤凰周刊，2017年11月25日
2017年11月27日 -
【The Philippine STAR】Wang Huiyao: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y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In the world today, multipolarity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ve become trends of the times. The wheels of history roll on. We have entered a great era of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adjustment.In his report to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PC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at “changes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re speeding up; countri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dependent; relative international forces are becoming more balanced; and peace and development remain irreversible trends.”At the same time, mankind is faced with common challenges in modern times. To tackle unconventional security threats, such as sluggish global growth, unbalanced development, deglobalization and terrorism, China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achieving shared growth through discuss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engag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lay its part as a major and responsible country, take an active part in reforming and develop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ontinue to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and strength to global governance.‘Inclusive Globalization’At present, the world is facing growing uncertainties. In modern society,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industrial chai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resulting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adjustment lead to trade being unable to fully correspond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rofit from global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economic division, while the idea of “pursuing surplus” in traditional trade is no longer in line with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most countries, nor does it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conom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era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value creation is only possible when trade barriers betwee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divisions of labor are dismantled to realize benefits, which are then to be distributed equitably among countries and people according to fair and reasonable international rules. This line of thinking will promote “inclusive globalization”.China would like a fair and stabl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Backlash agains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annot constructively solve the setbacks that globalization has encountered. It’s only when all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jointly forge “a dynamic growth model, an open and win-win cooperation model, a fair and equitable governance model, a balanced, equitable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model” and overcome the narrowmindedness of populism that we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structural inequality in the global system.Having learned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globalization of the last stage,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ly activ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dvocating open and inclusiv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pushing for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has become a major player in the next stage of globalization. It will also play a more important part in establishing a new order of global governance.The Chinese Dream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ream of all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is not possible without a peacefu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a stabl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his report to the Party National Congress, Xi Jinping pointed out that “China will continue its efforts to safeguard world peace, contribute to global development and uphol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lay its part as a major and responsible country, take an active part in reforming and develop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keep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and strength to global governance.”Building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Xi Jinping also suggested in the report that China will “follow a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work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Chinese wisdom” of globalization can be a referenc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enter a new realm of openingup, development and win-win cooperation.First, China will continue with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share with more people the benefits of globalization. It will continue to follow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participate in or lead the formulation of new rules. It will push forward globalization and provide human, financial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n this process of new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governance order, China can provide “Chinese wisdom” for global framework cooperation.Second, China can promote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and with mechanisms such as BRICS. It will strengthen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on the plat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by putting forward various global solutions favorabl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 the interest of impartiality and sustainability.Third, China will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thirdparty cooperation to promote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at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BRICS and others. China will create and find opportunities for new cooperation areas and new cooperation fields, and enable more countries to share the benefits of common development.Last but not least, with regard to the key issues related to global governance improvement, such as trade,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IPR and climate change, China will increase its input in practice and solutions. China will actively explore reform in some key fields to forge “Chinese standards” for the world, and try to gain the support of more countries to add to the positive energy and cohesiveness of the new globalization process.The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at Xi Jinping has emphasized on many occasions refers to a new realm of human society of common interest and common security. It is a new global platform for “Chinese wisdom”, “Chinese s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ath” to play their parts. The Chinese solution i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r win-win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so that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are resolved with peaceful negotiations and consul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 and equality among states, a legac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so, the Chinese solution advocates that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hould jointly formulate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make decision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with equitabl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About Author Dr.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n independent think tank based in Beijing.From The Philippine STAR，OCTOBER 30, 2017
2017年11月27日 -
李稻葵：十九大宏伟蓝图的关键是平稳可持续增长
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由新浪财经主办的“2017新浪金麒麟论坛”于11月22日在北京举办，主题为“思想改变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出席并演讲。 十九大报告提出，2035年要实现现代化，2050年我国要发展成为现代化强国。李稻葵将这一发展进程比喻为“马拉松”，他强调，在发展过程中，不在于短期的速度，而是要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 如何实现呢？ 李稻葵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三个前提条件，第一，绝对不能出现金融危机，第二，提升人口素质、发挥老年人的人力资源优势。第三，必须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李稻葵预测，中国人均GDP在2035年将达到美国人均GDP的50%，2050年将达到美国人均GDP的70%，2030年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两倍左右，到2050年经济总量是美国人的2.8倍左右。以下为演讲实录：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金麒麟的年度论坛。 十九大报告描述了一幅中国经济发展的恢弘蓝图，提前了15年，到2035年就要实现现代化，2050年变成现代化强国。这个宏伟的目标在十九大报告里给出了非常概括性的发展路径。 从经济学上来看，我们如何学习、如何解读呢？我的理解是，这次十九大报告虽然没有提任何发展的硬指标，没有提任何的数据，没有提收入增长翻两番等等指标，但实际上给我们传递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现在到2050年还有33年的路程要走，相当于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家民族复兴方面，还要跑一个马拉松。 我们已经跑过一个马拉松了，过去四十年跑得很好，未来33年还要跑马拉松。诸位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很多人是跑马拉松的，你们应该懂。这33年的关键不是短期内能跑多快，不在乎短期内能否领先，而关键是在于可持续性，关键在于跑步是平衡的，动作不能变形，不能抽筋，不能岔气，不能中途出跑不动了，出现重大的身体问题，因此而歇下来。所以，我认为十九大报告在实现伟大蓝图方面给我们传达的最主要信息就是一定要保持未来33年的增长态势，绝不能够出现重大的倒退。 具体说来哪些方面必须做到？怎么能够做到跑33年的马拉松不岔气、不抽筋？我认为三个方面的问题必须解决，坚决不能出问题。 第一个方面，绝对不能出现金融危机。报告里谈到系统性的、区域性的重大金融危机坚决不能发生。为什么？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发展将会倒退十年、二十年甚至于三十年。拉丁美洲的例子非常清晰，拉丁美洲国家自然条件非常好，人力资源水平也很好。阿根廷比欧洲还欧洲，按理说拉丁美洲国家这么好的自然条件，这么好的人口素质，应该发展的很好，但现实是反反复复出现金融危机，曾经经济发展水平超过美国的，到现在也就是美国的37%、38。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些国家经济倒退十年，日本爆发了金融泡沫、金融危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还没有走回到最高水平，今日的股市，美国、欧洲的包括香港的纷纷创了新高，但是日本的股市还没有回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高水平，这是金融危机带来的祸害，所以坚决不能发生金融危机，这是死守的事。 怎么能不发生金融危机呢？看一看今时今日中国金融的风险，我个人认为并不是简单的高杠杆。我们的宏观杠杆率和美国几乎一致，265%左右，这是基本公认的数据，但是我们的储蓄率高，我们的国民储蓄率是美国的两倍以上，美国只有15%的国民储蓄率，据我统计我们至少是38%。统计局计算出来的是48%。我们储蓄率高，当然杠杆率高一点不是大问题，但是杠杆的结构要好，不能出现有毒的杠杆，这个必须调整。 我们金融的风险不在高杠杆，金融的最大风险是资产的流动性太高。我们主要的金融资产表现形式不是股票，不是债券，是银行存款+现金，我们称之为广义货币，占GDP的200%，按照今天的汇率计算换成美元就有23万亿美元，只要有六分之一的国民不相信人民币，不相信金融稳定性，想换成美元出走，一个人最高可以换5万美元，咱们的外汇储备远远不够，3万亿外汇储备怎么搞得过23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呢？所以，这是第一大金融风险，是最主要的金融风险。 怎么办？所以，未来一段时间，我坚信货币政策总体上讲是从紧的，要通过相对比较紧的货币政策逐步逐步的解决金融资产流动性太强的问题。你看过去两年，已经按这个路子走了，过去两年的广义货币增长速度都是比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低，去年目标是13%，实际执行是11%多一点。今年的目标是12%，到目前为止，广义货币增长速度10%都不到，应该这么干，必须这么干。所以，适当放缓贷款的量，适当增加债务的发展水平，因为债务相对而言流动性比较低，它跑起来很难，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方向。 这是关于金融的风险，当然根本上讲，金融风险要控制，在于金融机构要做好，就像电信运营商要做好一样。我喜欢用一些中医的说法来解释这件事。金融机构做好了，我们基本面做好了，相当于人肾气足了，就可以固精了，肾不足而固不住精华，那身体就完蛋了。所以我们的基础工作还是要把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住，把流动性很强的金融资产固定在国内，而不要跑出去。这是第一大事情，要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 第二件事情，人口和劳动力的问题。 先说劳动力，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蓝领工人的工资增长非常快，典型的群体是快递小哥。快递小哥的月收入肯定比很多大学金融系的本科毕业生起薪要高，当然快递小哥非常辛苦。但这就有个问题，你还能指望2035年有这么多快递小哥吗？还能指望2050年靠着人工去送快递吗？所以，快递小哥们的工作实际上是最危险的。快递小哥不仅要跟未来的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相竞争，如果我们的企业劳动力技能低，我们的企业就无法跟发达国家竞争了。所以，快递小哥第一竞争对手是国外有技能的德国、西班牙、英国的劳动工人的素质。而我们的快递小哥们大部分没有读过高中。 第二个问题，快递小哥还得跟机器竞争。不出十年，我相信送快递的都不用快递小哥了，肯定是机器。我不认为是无人飞机，无人飞机太可怕了，抬头一看，全是无人飞机在院子里，太危险了，我认为送快递的可能是无人驾驶的货车送到楼下，小区里搞一个大库房，有自动的仓储区，货车开过来后自动地把货物送到小格子里，运营商自动发来一个短信：你的快递到了，放在几号几号的小格子里，凭此密码取快递，完全自动化了。所以，快递小哥未来的竞争对手是机器。 人工智能到来，怎么办？是不是没希望？有希望。我们的劳动力，现在的年轻人必须具备一些机器所没有的技能，什么技能呢？在我看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服务，这种技能是机器所不能替代、所不能提供的。讲得稍微简单一点，就是心理咨询的这种服务，机器做不到。所以，我看以后中国社会机器化多了以后，大部分老百姓都闲了，心理矛盾可能就多了，需要大量的心理咨询师。今天你不爽了，今天请你上门咨询咨询，明天你不爽了，请你过来咨询咨询。怎么能指望这些快递小哥们变成心理咨询师呢？太难了。 所以，十九大报告里专门提出，要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昨天我看新闻，新疆已经宣布要搞十二年的义务教育。所以，很快我们国家必须要普及高中教育。大部分人不见得学数理化，我们的工程师足够了，工程师非常棒，工程师搞出来这么多电信的技术、高铁，我们缺的是在高中阶段的年轻人得学唐诗宋词、外语、心理学，得学点人文的知识，这是关键，这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与此相关的是人口老龄化，这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要变成世界强国，一个重大的特殊挑战是人口迅速的老龄化。到2050年，30%的人口是65岁以上，1/4的家庭只有一个人，孤独老人、独居老人。这怎么办？一个现代化强国不能把大量的精力放在照顾这些老人上，当然我们个体要好好保养自己，不要给年轻人造成负担。但是作为社会，它仍然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探讨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国情的养老方式。 我作为外行，同时也是一个利益相关者，我的观点是如何能够把现在健康水平相当不错的年纪看来很大的中老年人利用好，而不是把他们搁在家里面一天到晚吃完饭就睡觉，闲下来之后跳广场舞，扰乱社会秩序，或者是挑起家庭矛盾，都不合适，应该给他们一点事情做，力所能及的、不占有年轻人的行政职务，不占有年轻人的思想和行动空间的前提下，我们这些即将步入中老年的人，给我们一点机会，让我们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帮助这个社会，这样不仅这个社会减少负担，我们的心态也好一点。要不然像我在家里闲着肯定憋出矛盾，肯定抱怨很多，负能量又出来了。 第三件事，必须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是十九大报告的一个亮点，是新矛盾。 刚刚杨伟民主任讲了重点是不平衡、不充分永远存在。美国也不充分，英国也不充分，但关键词是“不平衡”，而这个不平衡为什么会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呢？这个不平衡主要不是体现在经济内部，是经济跟社会，社会跟政治，经济跟政治，这些方面的不平衡。所以，我们经济发展比较快，过去四十年，但是其它方面的发展可能相对滞后。 所以，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我们的执政者、决策者们会花相当一部分精力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这样才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只有缓解了社会矛盾，才能够做到“报告”里所讲的到2035年老百姓广泛地参与社会决策，民主参与。如果大家的意见不一致，社会发展很不平衡，那一参与公共决策肯定是张三说张三的，李四说李四的，肯定就导致混乱。所以，我相信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重点可能不是经济增速，重点是保持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拿出相当部分的财力解决社会发展的矛盾的问题，解决百姓的心态问题。 这是第三个方面。 刚刚最开始我说了到2050年是33年的马拉松，我简单讲一讲我个人的测算，不开倒车，不出重大问题，从现在开始未来八年GDP增速到6%，不难吧。今年我们的预测是6.9%，明年预测6.8%，未来八年增长6%，不是大目标吧？接下来的15年保持4%不算高吧，美国危机前还3%。再接下来10年3%，也不算高吧，美国这两年的目标是4%，小布什退休以后写了一本书，说“4%的增长”。所以，6%搞8年，4%搞15年，3%再搞10年，不难吧。按照这个比较平稳、比较保守的速度增长，告诉大家，到2035年中国应该进入到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大中型国家的头30强，差不多今天的西班牙。再到2050年，按这个马拉松的平稳的跑法发展，2050年中国应该进入全球50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型国家的头20强，英国的水平。而且我这个假设，我这个算法，已经包含了发达国家西班牙、美国、英国持续增长的前提，还是按照他们过去20年平均增长率增长，是一个移动目标。中国人均GDP在2035年将达到美国人均GDP的50%，2050年将达到美国人均GDP的70%，203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两倍左右，到2050年经济总量是美国人的2.8倍左右。 所以，总的一条，关键的关键不是追求短期的增速，可能也不完全是追求短期的效率，关键的关键是要追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平稳性，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要动作不变形，要坚决保持一种健康的不出现抽筋、不出现岔气的平稳奔跑的速度。所以，这么一个伟大的前景，各位朋友，大家一起努力，一定能够实现。 谢谢大家。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7年11月22日
2017年11月27日 -
陈志武：英国脱欧会对中国非常有利
陈志武，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教授 新浪财经讯 2017年11月17-18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在海南三亚举行。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冯国经冯国纶基金教授、前耶鲁大学教授，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陈志武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他表示，英国要脱欧的谈判现在越来越热，但是对英国不是特别有利，但是总体上会对中国非常有利，因为英国要脱欧的话，就越需要中国方方面面的帮助和合作，这就使得中国谈判的地位会大大地改进。以下为演讲实录： 关于2018年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国际形势基本的情况，根据我的理解，首先就贸易这方面，因为贸易上特别是中美的贸易上过去两年大家一直特别担忧，特别是随着特朗普差不多一年之前选上总统，让大家都担心他做了总统以后会跟中国来一场贸易战。当然，上个星期他刚刚到中国来访问三天，那三天是他做总统以来最幸福的三天，由此带来的结果总体上不仅仅是中美总体关系大大改善，而且看起来中美贸易战的概率被大大下调，这对于2018年中国经济、美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 同时就欧盟，因为英国要脱欧的谈判现在越来越热，但是越来越对英国不是特别有利，这也会使得特别是英国对中国的企业到英国去投资，英国跟中国贸易方方面面的双边谈判会带来很多影响，但是总体上会对中国非常有利，因为英国要脱欧的话，就越需要中国方方面面的帮助和合作，这就使得中国谈判的地位会大大地改进。这是贸易方面，原来担心的风险因素在最近几周下降了很多。 第二个方面，金融形势。大家都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了，从美国到中国，还有欧洲央行分别很多年都采取了降息、量化宽松。量化宽松持续了好几年，前两年开始慢慢地退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很多人谈到明年或者后年、近期、未来一段时间金融危机的概率好像比以前高，主要的原因是降息和量化宽松的“手”很过瘾，但是你把货币政策、货币环境弄得这么松，纵容了这么多非理性的方方面面的投资和经济行为，那要退出，这个怎么办？所以现在最多的担忧是把退出的过程，包括在美国和欧盟慢慢退出的时候，万一出现什么差错，那就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 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担忧是应该的，只是对于2018年来说，影响应该不会很大，因为退出和当初进去的时候相比较，主动性还是要大一些。特别是之所以要退出量化宽松，主要是因为整体经济形势越来越改善，所以这个因素总体上也是比较积极的。 最后，2018年的投资环境，这跟特朗普到中国来和欧盟的情况，明年的投资环境比今年要好一些。明年开始对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个不利的因素就是从欧洲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包括“一带一路”的出发点到底是什么，是战略性的还是纯粹的商业性的，这方面的担忧和前几年相比明显上升了很多。特别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这方面警惕的程度明显上升了很多，尽管特朗普自己肯定非常欢迎中国的企业去做方方面面的投资，这样有利于美国就业的上涨。但是整个美国政界的环境对于中国的企业到美国的提防明显上升了很多，我就讲到这儿，谢谢！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7年11月18日
2017年11月27日 -
【中国贸易报】中国企业全球化 要做到“骨头硬、身段软”
“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推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中国需要在国际场合上做到骨头硬身段软。”商务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陈健在第四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表示，只要我们努力地按照十九大确定的目标，同时按照世界的实际情况，扎实细致地工作，一定能打开全球化研究和实践的新局面。 2017年是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提质增效之年。中国如何促进中国企业经济全球化的新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棘手问题。对此，专家学者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CCG主席龙永图强调，要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作为今后对外开放战略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抓手，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就是推动中国的企业参与全球的经济合作。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CCG理事长王辉耀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要懂规则、知技巧，企业间的合作精神也十分重要，“像跨国公司通过合资合营来到中国一样，中国企业不能单枪匹马‘走出去’，一方面要抱团取暖，另一方面还要跟国际企业联合起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中国的事，而是要全世界共商、共建、共享，最终成为全世界共同的事。” 陈健表示：“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应该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快布局性的对外投资。客观地讲，改革开放到今天，要想继续通过引进外资促发展，一些传统产业的发展空间已经不是很大了，应该有计划地转移到更能促使这些产业发展的国家去。第二，紧盯产业技术革命的前沿。我们不要总是去承接别人的产业，中国的产业发展已经逐渐走向了中高端，我们应该努力紧盯产业革命技术前沿的领域，并果断投资。第三，就是传统优势企业。建筑业、矿产加工业等企业要做大做强，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在‘一带一路’的总框架下积极开展贸易投资。” “中国企业要想在全球获得更多的发展，只有改变思维方式，真正地融入到当地的环境当中。”英国48国集团副主席、CCG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Alistair Michie（麦启安）对参与“一带一路”的中外企业提出建议，“与此相对的是，很多来到中国的外企也面临很多困难，他们觉得可以把国外的经验照搬到中国市场来，其实这样是行不通的。这些企业可以和中国企业合作，一起走向全球化。”文章选自《中国贸易报》，2017年11月23日
2017年11月24日 -
CCG理事长王辉耀被聘为青岛国际城市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青岛市实施国际城市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举行聘书颁发仪式。建设国际城市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借助全球“大脑”，凝聚最广泛力量。近日，青岛市实施国际城市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受邀担任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会首席顾问由外交部原部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担任，咨委会主任由原外经贸部副部长级首席谈判代表、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龙永图担任。受聘成员包括外国驻青领事馆总领事、世界500强企业高管及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等共39名，涉及经济、金融、贸易、外事、城市规划、旅游、环保、交通运输、海洋、法律等领域，其中外籍人士12名。这一“智囊团”理论水平高、专业造诣深、社会影响力大、知名度高，将为青岛实施国际城市战略出谋划策，为青岛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青岛市实施国际城市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组成人员首席顾问: 李肇星咨委会主任:龙永图成 员：包振坤 、陈 良 、陈先进、 储祥银戴 斌 、姜 锋 、莱昂内尔·贝谢雷李来来、 李 立、 李良义、 李 林李明德 、李寿尊 、李晓江 、廖俊生刘太格 、刘占江、 陆化普、 梅晓丹米 红、 诺伯特·艾格、 彭 龙施建军、 屠启宇、 王玉君、 王辉耀王继承、 武常岐、 吴舜泽、 邢厚媛修宗明、 徐沪初、 杨保军、 袁振国远山茂、 张守文、 郑永年青岛市实施国际城市战略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简介李肇星职务：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领域：外交简历：1940年10月出生，山东胶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64年参加工作，196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原部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龙永图职务：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领域：国际经济简历：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英文系，1973年至1974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获荣誉经济学博士学位。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间，他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领导并最终成功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2003年1月至2010年7月，出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2010年7月起担任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包振坤单位：德国博曼德管理咨询公司领域：法律、税务、审计简历：青岛市招商大使、青岛仲裁委员会委员、中德协会成员，德国博曼德管理咨询公司合伙人，其网络覆盖全球，业务内容包括法律、税务、审计等内容。陈良职务：中德安联人寿保险公司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领域： 保险业简历: 1987年赴美留学，毕业后曾就职于美国普天寿、美国国际集团、美国公平人寿、美国大都会等大型知名保险（集团）公司全球总部，期间历任保险公司高级承保师、主管分析师/项目经理、全球业务营运主管等职。2012年1月成为全球第一大保险集团——安联保险集团百年历史上的首位中国区华人CEO。陈先进职务：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名誉主席、全国会展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会长领域：会展简历：陈先进先生在英国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拥有高级国际商务师职称。2006年至2010年，陈先进先生出任UFI亚太区主席，并于2012年底正式当选为2013年度UFI全球主席，是协会第一位来自中国、也是来自亚洲的全球主席。储祥银职务：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领域：会展简历：多年从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成果颇丰，先后发表各类学术论文数百篇，撰写、编著和翻译出版各类专著、教材、辞书和译著数十本，在国际经济合作、跨国公司理论研究方面具有较深的造诣，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戴斌职务：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领域：旅游简历：1967年出生，安徽固镇人，经济学博士。2003年被北京市教委破格晋升为教授，2005年入选首批“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百人计划”，2006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2007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8年4月，任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2010年，出任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姜锋职务：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领域：教育、外宣简历：曾在教育部高教司、社科司、国际司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工作，历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等职。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莱昂内尔·贝谢雷职务：世界旅游组织旅游规划专家组组长领域：旅游李来来职务：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领域：气候变化、低碳发展、城市交通问题简历：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区首席代表，主要负责制定、领导和实施世界资源研究所在中国的战略和发展。为了推进中国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与中国区项目负责人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华盛顿总部密切合作，完成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使命并确保各个项目和工作方法在战略上保持一致。李 立职务：青岛科技大学教授领域：经济简历：兼任国家橡胶轮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论证委员会委员，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理事，青岛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咨询委员，青岛市生产力学会会长。曾任黄海橡胶、软控股份、赛轮股份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青岛啤酒等知名企业咨询专家。1996-2013年任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2009-2015任青岛科技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李良义职务：新加坡华鼎集团总裁、新加坡华运旅行社董事长领域：策划简历：新加坡华鼎集团总裁、新加坡华运旅行社董事长，旅游专家。李 林职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领域：立法法、行政法简历：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长期致力于法理学、立法学、比较立法学、人权理论、法治理论、宪政民主理论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法制讲座主讲人。李明德职务：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简历：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参与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商标法修订的论证工作，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学术会议和研讨会。李寿尊职务：韩国驻青总领馆总领事领域：外交简历：1982年毕业于岭南大学中文系；1986年2月获岭南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1987年2月获韩国外国语大学韩中翻译专业硕士学位。1988年进入韩国外交部，先后在韩国驻中国台湾、上海及日本的使领馆常驻。2015年任韩国驻青岛总领事。李晓江职务：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领域：城市规划简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首都规划委员会咨询组织专家，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主持过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成渝城镇群规划、重庆两江新区规划、四川天府新区总体规划。廖俊生职务：新加坡会议与展览管理服务公司董事长领域：会展简历：廖俊生先生现任新加坡会议与展览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职。其公司业务范围涵盖新加坡、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多个国家。在中国，新加坡会议与展览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在四个城市主办旅游业专业展会，其主办的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目前是北京范围内最大的旅游业界盛会。刘太格职务：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雅思柏建筑规划设计事务所资深董事领域：城市规划简历：2002年，曾任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方案评审委员会主席。1996年至2005年，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突进新加坡文化、艺术走向国际舞台。2008年，任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咨询委员会首任主席至今。刘占江职务：美国奥本大学副校长/教授领域：海洋渔业简历：中国国家自然基金委二审重要海外评委，水产养殖、海洋生物技术、动物生物技术等多家学术期刊编辑，四川农业大学、上海水产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客座教授，长期从事鱼类遗传育种研究，特别是鱼类分子遗传和基因组学研究，并在鲶鱼和斑点叉尾鮰遗传育种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绩。陆化普职务：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领域：交通规划、交通管理与控制、智能交通、交通政策简历：陆化普教授现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公安部、城乡建设部“畅通工程”专家组副组长，WCTRS（世界交通运输研究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及SIG6主席，国家道路交通管理技术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分中心主任，中国公路学会城市交通分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等若干城市的交通顾问，十余种交通杂志编委等。梅晓丹单位：百奥泰集团领域：人才、咨询、生物化学简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日大会执行主席、国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资源总库大连人才分库负责人、世界高科技协会理事长、百奥泰集团董事长、枫叶教育集团独立董事。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生物化学系博士，被誉为我国生物医药“海归”先行者，曾兼任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美国国际高科合作协会理事长等职务。后创立集团，为中国高端会议的领军者。米 红职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教授、社会保障兼人口学兼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领域：数理人口学、社会保障、非传统安全管理简历：自2009年以来一直担任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近五年来承担国家自科、社科及相关部委各类重大、重点课题20余项。2011年以来曾多次担任“一带一路”城市发展与人口大数据、老龄化与社会保障、健康照护等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主席。诺伯特·艾格单位：前曼海姆市副市长兼代市长、青岛市荣誉市民领域：外事简历：1939年出生。1989年至2006年任曼海姆市副市长兼代市长。2004年1月30日，被授予“青岛市荣誉市民”称号。在其促进和协调下，曼海姆市近年来与青岛经济、文化等领域交往密切。彭 龙职务：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教授领域：教育简历：1999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14年2月至今，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施建军职务：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教授领域：教育简历：1955年10月生，安徽无为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屠启宇职务：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领域：城市战略规划简历：1970年出生于上海，现年47岁，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富布莱特学者、居里学者。王玉君职务：泰国驻青总领事领域：外交简历：1963年5月3日出生。2014年任外交部国际经济事务司秘书长，同年任外交部国际经济事务司经济关系与合作促进处处长，同年任外交部国际经济事务司经济信息处处长，2016年任外交部东盟事务司经济处处长，2017年任泰王国驻青岛总领事馆总领事。王辉耀职务：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全球化智库（CCG）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领域：国际化人才研究简历：博士，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侨办，统战部，商务部，国家外专局等部委聘请咨询专家。历任中国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官员，中组部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研究专家组组长等职。目前还担任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IOM）顾问，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国际执委会执委，耶鲁大学亚洲顾问委员会成员等。留学欧美，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和国际管理博士（PhD) 学位，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及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务，出版中英文著作50余部。王继承职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室主任领域：人力资源管理、中小企业政策简历：2003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岗位，从事企业劳动人事政策研究、中小企业政策研究工作。英国利兹大学访问学者，全国职业经理人考试测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02）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管理现代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武常岐职务：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领域：经济管理简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战略管理学系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光华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担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和“十三五”发展规划编制组专家、中国贸易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等社会职务。吴舜泽职务：中国环境规划院研究员、博导、副院长领域：环境规划简历：获得两项部级一等奖、两项部级二等奖等多项奖励,环境规划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水专项流域组专家。主持完成的10余项规划、2项标准、200余项评估（可研）报告已经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等批准实施。邢厚媛职务：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领域：对外投资、服务贸易简历：国务院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理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联合国和国家级课题主持人。2012.4任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副司级）。修宗明职务：美国索尔维公司高级研究员、美国莱斯大学环境纳米技术客座研究员领域：环保简历：毕业后在美国莱斯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担任研究员，2013年加入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担任研究员。现任美国索尔维公司高级研究员，美国莱斯大学客座研究员。修宗明博士的研究领域集中在环境修复过程中纳米材料与微生物相互作用机理的研究。徐沪初职务：普华永道思略特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大中华区总裁领域：咨询简历：新闻专业本科毕业，研究生专业为MBA。1999年入行咨询业。曾为中国多家著名企业制定发展战略及组织管理方案。杨保军职务：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领域：城市规划简历：1984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分配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详细规划所工作。历任院厦门分院院长、规划设计所副所长、所长、院总规划师。1999年考取北大城环系人文地理学专业攻读在职博士学位，2004年5月毕业并获理学博士学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袁振国职务：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领域：教育简历：1959年7月生，江苏泰州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教授，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2000年以来，先后任教育部师范司副司长，社科司副司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远山茂职务：日本驻青总领馆总领事领域：外交简历：2004年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2007年日本国驻重庆总领事馆副总领事。2009年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大连办事处所长。2011年外务省中国?蒙古课地域调整官。2013年外务省大臣官房总务课警备对策室室长。2014年日本国驻青岛总领事馆总领事。张守文职务：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领域：经济法理论、财税法简历：长期致力于经济法理论、财政法与税法研究。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经济法理论、财税法、竞争法、社会法、信息法、合同法、国际经济法等领域，其中的许多论文和著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影响到了相关的立法和执法活动。郑永年职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领域：政治简历：先后获中国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师，东亚研究所所长。其研究集中在对中国内部转型及外部关系的研究。文章选自《青岛日报》，2017年11月21日
2017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