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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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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宏：百度在路上
理事简介李彦宏，百度董事长兼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从创立百度至今，先后经历互联网泡沫破灭、商业模式调整、与Google对决，李彦宏在一波三折之中慢慢走来，总是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带领百度一直在路上，让百度于惊险中脱颖而出，以强者面貌示人。在他这里，要做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不跟风，不动摇。李彦宏说：“一旦你想清楚做一件事情，不管外界有多少人在质疑你，不要管他。你是可以蔑视一切怀疑你、质疑你的力量，认准了，就去做。”从守得云开到转型在路上，再到投资璞玉，一起来看李彦宏的创业故事。读书、工作、寻找方向 1968年，李彦宏出生在山西阳泉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84年，李彦宏考入山西“高考大户”--阳泉一中。当时，阳泉一中作为省重点中学，拥有一个其他学校想也不敢想的电脑教室--“苹果II机房”。正是在这里，李彦宏开始接触他之后一生事业的起点。1987年，李彦宏走进北京大学，就读图书情报系，还经常去计算机系蹭课。 1991年的圣诞节，李彦宏踏上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他要去布法罗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1994年，李彦宏收到道·琼斯子公司的聘书，做了一名工程师。1997年，李彦宏进入当时美国主流搜索引擎公司Infoseek（搜信）。硅谷的商战气氛让他心中升起一股躁动，李彦宏切实地感觉到：“原来技术本身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商战策略才是真正决胜千里的因素。”终于，在妻子的鼓励下，李彦宏决定利用自身的技术回国创业。守得云开见月明 1999年底，李彦宏与合作伙伴徐勇带着融到的120万美元回到北京。 2000年，两位“大老板”终于招到五个“兵”。人少工作也还是要做的。那段时间，办公室里整夜亮着灯，谁困了就在椅子上将就着休息一下，或去洗把脸，回来继续工作。百度便这样诞生了，名字取自李彦宏最爱的一句宋词“众里寻他千百度”。 2000年5月，百度找到第一个客户，一家名为硅谷动力的网站。李彦宏赶紧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新闻发布会，却在现场遭遇尴尬：无法接通网络，他精心准备的应用展示毫无用武之地。李彦宏用嘴皮子代替电脑完成了既定演示。演示结束，没人举手向他提问，大家还没弄明白李彦宏究竟是干什么的，百度的业务又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面对挫折，李彦宏意外地平和，他不急不躁、不急功近利、不随波逐流地接受了这一切，专注地在中文搜索的一亩三分地里经营着，拼搏着。“守得云开待月明”说的大概就是他吧。 2000年6月，李彦宏和百度终于迎来了“春天”，在互联网寒冬里拿下新浪、搜狐、网易和TOM的技术委托大单。 2001年，百度运行已有一年时间，公司没赚到多少钱，在业界也没有多少名声。李彦宏不禁思考是不是百度的商业模式出了问题。思虑再三之后，他决定率领百度转型，引入搜索竞价排名机制，在国内首创按效果付费的网络推广方式，以少量投入为企业带来大量的潜在客户，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的销售额。 2002年时，在访问率、访问速度、文章库等多项搜索引擎标准中，百度虽然已经在大部分指标上表现优异，但在公众口碑中，却是Google更胜一筹。当然，其中不乏公众推崇国际品牌的因素。 2002年2月，百度成立了15人组成的“闪电计划”小组，实行第二次技术升级，目标是：在9个月内让百度在日访问页面上比原来多10倍，日下载数据库内容比Google多30%，页面反应速度与Google一样快，内容更新频率全面超过Google。计划运行到8月，效果却不理想。李彦宏亲自上阵，带领小组搞研发。他在搜索引擎方面有深厚积累，对世界前沿技术十分了解，让“闪电计划”如虎添翼。 2002年12月，北京进入初冬，“闪电计划”大功告成。2003年5月28日，中国电脑教育报发起了一场万人公测活动--“Google vs. Baidu--两大搜索引擎对决搜索之巅”。10015名普通用户参加测评：55%的人选择“百度比Google好”，10%的人选择“百度、Google差不多”，35%的人选择了“Google比百度好”。这一串数字证明了百度，也驱动着百度走向更高更远的目标。 2004年6月，百度又迎来新节点：超过3亿的中文网页链接，超过6000万的日流量，宣布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此时，百度真可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上市也适时地被提上日程。 2005年8月，百度上市的钟声敲响，开盘价格66美元，首日收盘于122.54美元，涨幅达358.85%，成为美国历史上上市首日表现最出色的十大股票之一。 敲响NASDQ的钟声，是百度新纪元的开始。李彦宏常说：“百度离破产永远只有30天”，以此激励自己和员工一直保持“在路上”的心态，永远走在时代最前沿。转型在路上 2012年，百度看起来波澜不惊。 中国宏观经济低迷。用户的搜索行为开始从PC端转向移动端。11月13日，百度股价两年来首次跌破100美元，第四财季的收入预计在61.55亿～63.45亿人民币，低于市场预期。 资本市场开始担心：“百度在中国互联网搜索引擎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但在移动端市场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战，并且很难复制自身的传统优势”。 李彦宏思考后，诊断百度患了“恐龙病”。自2010年Google退出中国市场后，百度一家独大，少了竞争压力，也少了发展动力。针对“恐龙病”反应钝化、创新活跃度降低的症状，李彦宏开出的处方是“狼性之说”，在百度内部“鼓励狼性，淘汰小资”，“要让所有员工更明确如果想找一个稳定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日子，请现在就离开，否则我们这一艘大船就要被拖垮”。 唤起员工的创业热情后，李彦宏开始布局移动互联网，搭建以移动搜索为核心的百度移动互联网生态。为此，他提出了百度要实行从“连接人和信息”到“连接人和服务”战略的转变，改变百度的商业模式，并延续了以往的技术追求，重视技术投入，以积累雄厚的技术储备，在技术研发上，单是2014年，每个季度都要投入十几亿，在研发投入上的增幅为70%，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Google和Facebook。 转型成果斐然，2013年，百度有13个app用户数过亿，包括手机百度、百度地图、百度云、百度手机输入法、百度魔图、百度视频、91桌面等。从搜索量来看，2014年第三季度，百度移动流量首超PC，百度移动端的搜索市场份额约为80%，超过了其在PC70%的流量，成为百度转型成功的标志，超过了阿里和腾讯。从收入来看，2014年第三季度，移动端收入就超过了36%，“2014年底时，百度的收入也有50%以上是来自移动端，是用户通过手机创造的。”至此，百度不仅成功实现了向移动端的转型，而且成果领先，李彦宏自己也表示，百度的转型成功，“这在主流的互联网公司是没有过的，我们是第一个。” 百度在开发新业务上也大力投入。2014年9月，李彦宏引进前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张亚勤，负责百度的新兴业务。张亚勤提倡“互联网的物理化”，提出了百度大脑、百度Eye、百度筷子、百度无人汽车、百度机器人、百度直达号等业务，百度大脑可预测世界杯、预测流行疾病、预测景点游客动向等，百度Eye有电视语音翻译和语音识别功能，而百度筷子更类似生活小帮手，可检测食物中是否有“地沟油”、糖分、酸碱度等情况。 2015年2月，李彦宏宣布百度组织架构调整，整合成三大事业群组：移动服务事业群组、新兴业务事业群组、搜索业务群组，其中新兴业务群组则肩负着百度“开疆辟土”的职责，这意味着百度搜索业务的权重下降，新业务成为了战略方向。 “技术控”李彦宏也一直重视研究工作，2011年建立了百度美国研究院第一个办公室，2013年，李彦宏建立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注重智能技术领域，这将为百度乃至互联网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投资璞玉 在自身发展的“狼性之说”以外，百度的投资业务也在不断发展，为了占领细分的移动O2O市场，李彦宏不惜重金。在2013年，百度就以18.5亿美元并购91无线，成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互联网领域最大金额的并购案，对打造百度移动互联网入口战略举足轻重。2015年，李彦宏宣布在未来3年内对百度糯米追投200亿，大手笔参与O2O的市场竞争。 以旅游市场为例，2011年，发现去哪儿将成为旅游流量的入口之后，李彦宏果断决定投资收购了去哪儿。2015年10月，百度又出售去哪儿的绝大多数股份置换成携程的股份，这是百度在O2O上的胜利，对其拿下了旅游细分领域的第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人甚至评论“百度出了王炸”。 2014年百度对UBER的投资尤其深受李彦宏重视，这次举动不仅继续完善百度的O2O布局，赢得未来车联网的入手，更是百度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在百度走出国门的战略中迈出了重要一步。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4月15日 -
【搜狐网】中国是英国最大留学生源国
教育部统计数据，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45.98万人。根据2015《中国留学发展报告》内容显示，2014年，中国内地留学生在英国总数已达8.8万人，在留学生来源国中排名第一，甚至超过其他排名前6位的国家/地区（印度、尼日利亚、马来西亚、美国和中国香港）总和，中国是英国国际留学生的最主要来源国。 中国是英国最大留学生来源国，但增长速度放缓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2013-2014学年的统计数据，在欧盟地区中，德国籍留学生约1.4万人，排名第一位；而在非欧盟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向英国输出了最多的生源。2014年，中国内地留学生在英国总数已达8.8万人，在留学生来源国中排名第一，甚至超过其他排名前6位的国家/地区（印度、尼日利亚、马来西亚、美国和中国香港）总和。而根据英国高等教育国际部的统计，从类别上看，中国留学生在本科和授课型研究生课程中的就读数量，都远超其他的生源国或地区；而在研究型研究生人数上，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数差距相对不明显。 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的数据显示，2009-2010学年至2013-2014学年，中国在英国高校留学的人数始终保持增长的趋势，已从2010年的5.7万人次攀升至2014年的8.8万人次。然而，尽管总人数有所增加，其增长速度却明显减缓。中国在英留学生人数增长率于2008-2009学年便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在2012-2013学年更是急剧下降，于2013-2014学年降至最近几年的最低点4.9%，这也反映了中国学生对留学英国越来越趋向理性。 中国留学生更偏好英格兰地区的高校 中国留学生在就读地区选择上，跟国际留学生偏好大致相同。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的统计结果，在2013-2014学年，首次赴英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有74020人，约84%的学生选择在英格兰地区就学；有7855名学生就读于苏格兰地区的高校，约占总数的9%；其他6020名学生则在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上学。 生物科学、工程技术和文化创意在英国更易就业 英国高校比其他国家的高校在科学研发和行业辐射方面更有优势。在新热门专业中，大部分为英国的强项，如低碳环保，金融投资，生物科技，新能源行业等，英国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这些热门专业的实际应用能力， 此外，经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调查， 2013-2014学年，生物科学、工程技术和文化创意专业的海外留学生，相较于商科和社科类留学生更容易在英国实现就业。 调整移民政策，加强对国际留学生申请工作签证的管制 目前，除了"毕业生创业计划"（Expanded Graduate Entrepreneur Scheme）和"国际学生实习计划(International Student Internship Scheme)"，英国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利好政策促进国际学生的留英和就业。2013年4月，英国边境管理局（UK Visas and Immigration, UKVI）对Tier2 General工作签证政策进行了调整，自2014年5月6日起，毕业生需获得英国认证机构授予的学士或以上学位，且雇佣通知书必须由英国边境管理署认可的担保机构发出，从事的工作年薪最低为28000英镑，可申请长达三年的"第二层级"工作签证。3年后续签时，对年薪要求则为42000英镑。此外，雇主也可以直接为员工申请长达5年的Tier2工作签证，但此类工钱发放对签证申请人的薪资要求较高。Tier2签证持有人可在工作5年后申请永居。 非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在英留学生将不再免费享受全民医疗服务 2015年4月，英国内政部（Home Office）正式实施了一项新政策：所有来自非欧洲经济区国家的公民凡申请英国签证（含工作，学习，探亲类）超六个月者，均要在申请签证的同事，缴纳医疗附加费（Health Surcharge）；缴纳标准为学生每年150英镑，其他人员每年200磅。新政策实施后，大部分在英留学生将不再免费享受英国全民医疗服务。 增加2个奖学金项目，有针对性地吸引中国留学生 （1）"百万英镑奖学金计划" 2014年10月，英国北方大学联盟（NCUK）正式启动百万英镑奖学金计划（NCUK Anniversary Scholarships Scheme），加大对中国、韩国及尼日利亚学生的吸引力度。 根据百万英镑奖学金计划，顺利完成北方大学联合会预科课程，并向NCUK成员申请大学本科课程的中、韩、尼日利亚学生，综合素质优秀者将在本科阶段获得每年5000英镑的奖学金，该年度奖学金共有57个名额。此外，奖学金获得者还有机会获得世界级的领导力培训课程名额。 （2）BAFTA 奖学金中国计划 自2016年起，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BAFTA）将启动"BAFTA奖学金中国计划"。为加强中英两国在电影、电视及游戏方面的交流合作，该计划将为中国优秀留学生提供学费和一定的生活费，以及相关的学习项目和活动机会。 注：内容摘自2015《中国留学发展报告》，经搜狐出国编辑整理，转载及引用请注明出处！文章选自搜狐网，2016-4-11
2016年4月15日 -
郑永年：媒体应引导社会力量，而非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的记者答问环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回答了国家的价值观何在、亚洲崛起面临的挑战、当前整个舆论环境对世界认识存在的误区和不足等热点问题。关于媒体在影响和塑造整个世界舆论的世界观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媒体是引导社会力量，而不是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提问：大家谈中国价值观和中华文明，您提到只有老百姓接受了，才能成为国家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郑永年：关于传统的价值观，尽管我们有反传统文化的运动，但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在民间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是存在的。儒家既可以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一种文化，就像西方的宗教既可以非常制度化地体现到教会，也可以是老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尽管有五四运动的影响，那么长历史时间形成的价值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抛弃的。社会层面价值观是存在的。问题是怎么整合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所有的文明价值观需要转型，没有一个文明不转型。 西方文艺复兴第一次大转型，不是说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完全错了。古希腊文明在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宗教时代已经消失差不多。文艺复兴重新把人文的东西从古希腊捡回来，从阿拉伯世界把科学拣回来，把东方的理性，中国的哲学，引进来，这是综合性的。 后来西方世界又经历了一个大转型，是价值转型。尼采说上帝死了，就是传统价值观已经不行了，需要一个新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中西方同样也进行了很多的转型。 没有一个文明是固定的，必须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转型。中国文明也是一样，但这个转型肯定是统合的，不是排他的文明。中国文明有效解决了政教关系，提到敬鬼神而远之。它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不要影响世俗的生活。中国还解决了政商分离。士农工商，商不能直接像西方这样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这些在当代社会怎么转型？尽管有人很困惑，但是历史经验是很丰富的。 提问：您认为我们应发掘社会已经有了的价值观推广下去，现在到底在技术上和实践上有没有可能性？ 郑永年：我们要从文明的方向来探讨中国未来，我觉得文明是一个方向。文明比任何的其他的因素是最恒定不变的东西。其他的东西都是技术层面的，制度层面的东西毕竟要深入文明的层面的东西，这个制度就有效了。 现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要跟自己的文明对话，我们文明中游很多的好东西，现在都流失了，我希望还是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把已经流失的东西重新找回来，还要把西方的文明，好的东西引进来。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经历一个整合的过程。 现在我们明明很好的很稳定的，却有人担心受怕。所以我认为，是不是建立一种安静的文化，不要那么浮躁。 有人说中国是货币主义，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的。现在我们是金钱至上，这也是一个临时的方面。中国从大方面来说很有挑战，和西方的文明转型一样。我们几千年来都是农业文明，现在真正遇到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 我们的文明转型，不是回避，不是空想。我们应发掘社会已经有了的价值，而且把我们传统的价值找回来，比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东西摆在前面要好得多。我是最乐观的一个。如果从五百年的角度来看的话，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共产党，都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要对自己更有信心。 提问：您认为，亚洲的崛起面临什么挑战？ 郑永年：亚洲的经济贸易不比北美低，不比欧盟低，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的价值体系。 现在大家提出来要亚洲文明对话非常重要。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塑造一个价值共同体。没有价值共同体就成不了共同体，光是做贸易，和谁都可以做贸易交往。 提问：中国当前整个舆论环境对世界的认识存在哪些误区和不足？在影响和塑造整个世界舆论的世界观方面，媒体应该起怎么样作用，需要在什么方面改进，扮演什么角色？ 郑永年：对媒体的环境，我觉得现在的媒体问题是太迎合大众的口味，大众需要什么，媒体就写什么。我自己认识中的媒体是引导，而不是跟着大众。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时代，什么是民意，70%是18到30岁的年轻人， 70%不是像我这样的具有固定职业的人士或者公务员，而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因为他们有时间。 我想一个国家政策被这样的70%绑架的话，国家就没有希望。我觉得媒体太迎合民族主义是要小心的，媒体应该是社会的引导力量，而不是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对于整个社会，媒体要起作用。我们要意识到社会的基本面。我们现在若按人均1.25美金就有两亿多贫困人口。如果两美金可能四亿人口。我们的社会低端还是很大，但是我们社会要转型。媒体不单是为迎合底端的人的需要。 （人民网记者常红根据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上的记者答问整理）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4月14日
2016年4月15日 -
【人民网】郑永年：媒体应引导社会力量，而非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的记者答问环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回答了国家的价值观何在、亚洲崛起面临的挑战、当前整个舆论环境对世界认识存在的误区和不足等热点问题。关于媒体在影响和塑造整个世界舆论的世界观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媒体是引导社会力量，而不是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提问：大家谈中国价值观和中华文明，您提到只有老百姓接受了，才能成为国家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郑永年：关于传统的价值观，尽管我们有反传统文化的运动，但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在民间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是存在的。儒家既可以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一种文化，就像西方的宗教既可以非常制度化地体现到教会，也可以是老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尽管有五四运动的影响，那么长历史时间形成的价值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抛弃的。社会层面价值观是存在的。问题是怎么整合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所有的文明价值观需要转型，没有一个文明不转型。 西方文艺复兴第一次大转型，不是说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完全错了。古希腊文明在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宗教时代已经消失差不多。文艺复兴重新把人文的东西从古希腊捡回来，从阿拉伯世界把科学拣回来，把东方的理性，中国的哲学，引进来，这是综合性的。 后来西方世界又经历了一个大转型，是价值转型。尼采说上帝死了，就是传统价值观已经不行了，需要一个新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中西方同样也进行了很多的转型。 没有一个文明是固定的，必须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转型。中国文明也是一样，但这个转型肯定是统合的，不是排他的文明。中国文明有效解决了政教关系，提到敬鬼神而远之。它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不要影响世俗的生活。中国还解决了政商分离。士农工商，商不能直接像西方这样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这些在当代社会怎么转型？尽管有人很困惑，但是历史经验是很丰富的。 提问：您认为我们应发掘社会已经有了的价值观推广下去，现在到底在技术上和实践上有没有可能性？ 郑永年：我们要从文明的方向来探讨中国未来，我觉得文明是一个方向。文明比任何的其他的因素是最恒定不变的东西。其他的东西都是技术层面的，制度层面的东西毕竟要深入文明的层面的东西，这个制度就有效了。 现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要跟自己的文明对话，我们文明中游很多的好东西，现在都流失了，我希望还是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把已经流失的东西重新找回来，还要把西方的文明，好的东西引进来。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经历一个整合的过程。 现在我们明明很好的很稳定的，却有人担心受怕。所以我认为，是不是建立一种安静的文化，不要那么浮躁。 有人说中国是货币主义，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的。现在我们是金钱至上，这也是一个临时的方面。中国从大方面来说很有挑战，和西方的文明转型一样。我们几千年来都是农业文明，现在真正遇到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 我们的文明转型，不是回避，不是空想。我们应发掘社会已经有了的价值，而且把我们传统的价值找回来，比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东西摆在前面要好得多。我是最乐观的一个。如果从五百年的角度来看的话，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共产党，都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要对自己更有信心。 提问：您认为，亚洲的崛起面临什么挑战？ 郑永年：亚洲的经济贸易不比北美低，不比欧盟低，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的价值体系。 现在大家提出来要亚洲文明对话非常重要。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塑造一个价值共同体。没有价值共同体就成不了共同体，光是做贸易，和谁都可以做贸易交往。 提问：中国当前整个舆论环境对世界的认识存在哪些误区和不足？在影响和塑造整个世界舆论的世界观方面，媒体应该起怎么样作用，需要在什么方面改进，扮演什么角色？ 郑永年：对媒体的环境，我觉得现在的媒体问题是太迎合大众的口味，大众需要什么，媒体就写什么。我自己认识中的媒体是引导，而不是跟着大众。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时代，什么是民意，70%是18到30岁的年轻人， 70%不是像我这样的具有固定职业的人士或者公务员，而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因为他们有时间。 我想一个国家政策被这样的70%绑架的话，国家就没有希望。我觉得媒体太迎合民族主义是要小心的，媒体应该是社会的引导力量，而不是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对于整个社会，媒体要起作用。我们要意识到社会的基本面。我们现在若按人均1.25美金就有两亿多贫困人口。如果两美金可能四亿人口。我们的社会低端还是很大，但是我们社会要转型。媒体不单是为迎合底端的人的需要。 （人民网记者常红根据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上的记者答问整理）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4月14日
2016年4月15日 -
【深圳特区报】让人才政策带着温度真正落地
深圳人才园服务大厅 用好人才，政策为要。但要让各类人才真真切切感受到政策的好处，关键要靠高效有力的落实。连日来，各地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仅对深圳出台的《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下简称《若干措施》）点赞，更纷纷把脉支招如何落实《若干措施》，建议要尽快出台若干配套政策文件，形成可操作的具体实施计划和工作方案，同时改革评价机制和考核办法，把落实人才新政纳入政府考核范围。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郑秀玉则表示，深圳将为人才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确保《若干措施》给到人才的各项待遇及时兑现。 症结：部分人才政策落实效率不够高影响政策效果 市委组织部人才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过去深圳出台的系列人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确实存在部分政策落实效率不够高影响政策效果的问题。比如我市人才奖励补贴、项目申报等，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审批环节多、流程较长，既降低了工作效率，又影响了政策落地。 人才政策落实难的症结究竟何在？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沈荣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原因有三：一是改革遇到阻力，造成落实很难。人才政策往往是改革的产物，改革是一场人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极大的变革，所以不可能不产生矛盾，也不可能不遇到阻力，这对政策落实带来了较大影响。二是人才政策不配套，造成落实很难。比如，现在国家和各地都制定了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比例，但这一政策很难落地，因为涉及科研成果价值评估等很多政策不配套，“最后一公里”问题没有解决。三是有些人才政策太原则，造成落实很难。如取消行政化、“官本位”政策，在实践中无法实施，需要立法和制定实施细则。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认为，存在人才政策落实难的问题主要因为在政府的工作考核中，人才工作很少列入考核的指标，其次是政策本身缺乏相应的细化和执行标准，可操作性不强。 建议：把落实人才新政纳入考核范围 “深圳此次出台的人才新政，与国内一些城市的人才政策相比较，构建了一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体系，体现了‘深化、细化’两大特点，全文共有20个方面81条，是我目前看到的国内条文最多的人才政策文本，这给贯彻落实带来了很多方便。”沈荣华建议，深圳在落实《若干措施》时要尽快制定若干配套政策文件，形成可操作的具体实施计划和工作方案，同时在此基础上，明确责任、分解任务、真抓实干，“当然很关键的一点是改革评价机制和考核办法，把落实人才新政纳入政府考核范围”。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院长曲建认为，《若干措施》政策本身相当务实，为落实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落实过程中要明确责任单位，甚至要明确到个人。“还有一点，我觉得深圳应该在落实《若干措施》的同时，积极向国家相关部委争取更多先行先试的人才政策。”曲建说，去年公安部给予北京市中关村外籍人才永久居留证和出入境签证办理“绿色通道”等8项先行先试政策；同时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给予上海在全国率先实施12项出入境、居留便利政策。像这些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深圳应着力争取，真正将自身打造成人才特区。 王辉耀则建议深圳首先在政策决策和执行体系的考核目标中，加入人才这一指标，其次还要注重加强政策后期的追踪评估、宣传推广。王辉耀表示， 将借助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国际人才、留学人员、海归人员、海外华侨华人等方面的研究和积累，通过现有的人脉网络及海外广泛的华人专业社团，帮助深圳推广《若干措施》；同时，结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各类留学人员论坛宣传《若干措施》，助力《若干措施》真正落地。 措施：逐项督办让178个政策点一一落地 作为人才政策的牵头起草部门，市委组织部目前正在牵头对《若干措施》的任务进行分解。 “我们会制作任务分解表，逐条分解、逐项督办， 每一项内容都将明确责任单位，《若干措施》涉及到的178个政策点要一一落地。”郑秀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若干措施》中有些内容能马上组织实施的会马上组织实施，有些需要制定实施细则或操作办法的，有关部门也将以最快速度制定出台，并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接下来，组织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若干措施》的落实监督，并会跟进、了解、评估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还将根据需要对政策进行修订完善。 郑秀玉认为政策要能够有温度地落地，关键在于给人才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因此我们会把优化对人才的服务作为落实《若干措施》的重中之重，确保政策给到人才的各项待遇及时兑现。”郑秀玉说，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向人才发放“鹏城优才卡”，人才凭卡可享受直接到综合服务平台或相关部门办理和申报调入关系接转、本人及家属落户、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社保、人才安居、居留和出入境证件申请、自用物品进境免税证明、创业扶持等“一站式”服务。为此，深圳将整合各单位的相关服务职能，构建全市统一的人才综合服务平台，并加大力度简化优化人才服务程序和流程。（记者：杨丽萍）文章刊于《深圳特区报》，2016年4月13日
2016年4月15日 -
王俊峰：智慧取舍，尽心尽力
理事简介王俊峰，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尽心尽力，无悔于事业；有舍有得，无愧于家国。从梦想成为外交官的法学院学生，到声名远播的国际法律人，王俊峰在“下海”、“留学”和“国际化”的几次转折中智慧选择，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创业之路。他秉信“凡事尽力而为”，终于将金杜律所从一个法律行业改革的试验田，打造成一个办公机构遍布全球的国际化律所，为中国法律事业开疆拓土，为中国的海外企业保驾护航。王俊峰说：“一个人的生命并不只是生存，他还要去改变很多。”从初入律师行业，到用优势突围到担当更大的责任，一起来看王俊峰的创业故事。律师不只是打官司 1962年，王俊峰生于吉林省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小城。1980年，王俊峰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时候，他就想去进军国际，“我那时候就对带‘国际’两个字的比较感兴趣，经常去国际法系听课。”1984年本科毕业后，王俊峰继续在吉林大学攻读法律专业的研究生。 1986年，王俊峰被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录用，在法律部做涉外法律服务工作。 虽然读了六年法律专业，但王俊峰真正了解“律师”这个职业，还是在工作之后。“律师不只是打官司而已，这是个综合性、专业性很强的职业。而且我的律师生涯不是从传统的代理民事、刑事诉讼开始的，我刚开始接触的就是比较高端的案件。”一下子进入一个专业平台，王俊峰压力倍增，国际谈判不仅内容专业，工作语言也全部是英文，他只好一边实践，一边学习。“压力很大，材料几乎都是英文的，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就利用晚上查词典。” “九十年代初，大陆的律师拿奖金就是几千元钱，香港的律师来了都是百万的。那时候心里就有点不服气，我看他个子也没有那么高，学历也不过如此，仅仅因为他们在外国工作过就比我们‘值钱’，心里有一种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这对王俊峰来说是一个刺激，他非常想尽自己所能，改变这一现状。用优势突围 1993年，司法部开始深化律师行业改革。在大潮流的鼓励和感召下，王俊峰和三个心怀同样理想的同事一起“下海”，金杜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开业。事务所成立了，客户寥寥，门可罗雀。王俊峰他们靠每天打电话、发传真来扩大宣传。他们不放弃任何一单业务，“只要是案子，不管是钱多钱少，我们都接，就算免费的公益活动我们都积极去做”。渐渐地，事务所成长起来，他们终于不必为律所的生计担忧了。 王俊峰始终没忘记自己创办律所的初衷是希望推动中国在国际和涉外方面法律服务的发展。所以，金杜一直主要面对国际方面的、涉外领域的法律服务。起初，他想让金杜和国际同行“硬碰硬”地直接竞争，但很快发现：不论经验还是人员上，都呈现出一种“敌强我弱”的局面。于是他迅速调整策略，“土生土长”的金杜团队虽然在经验和国际化上略逊一筹，但也有着自身无可比拟的长处。凭借对我国政策法律法规的准确了解，金杜能够提供比外国人更加行之有效的法律建议，其优势也逐渐被客户所认可。 金杜成立的第一年，王俊峰和团队就赚了200多万元。“市场机会多，总的来说还是很顺利。”虽然成果斐然，但年轻的金杜和发达国家的“百年老店”比起来，还存在着一定差距。“知己知彼”、“洋为中用”的古训提醒着王俊峰，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要到国外去考察和学习。担当更大的责任 夺取金杜律所“开门红”之后，王俊峰便将留学提上了日程。 1994年，他赴荷兰的律师事务所做访问律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律师事务所的运作理念。 1996年，他又走访了英国，期间也去过美国，和两地同行进行交流。 1998年，他再次回到英国，在剑桥大学做了一段时间访问学者，这段经历给了他一个很强的印象--要回到校园里去学习、感受或充电。之后，他申请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但当他得知访问学者不必上课之后，便改变了主意。“既然是读书人，就应该认真地读一段时间的书。”于是，36岁的他开始正式申请去美国留学。 1999年，王俊峰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两家法学院同时录取，两个法学院都很著名，很难取舍。最后，内心向往文艺的王俊峰选择了“加州的阳光”，来到了伯克利。 1999年，王俊峰读完法学硕士又开始读法学博士。一边是律所，一边是大学，王俊峰努力平衡着自己的事业和学业，直到2007年才最终读完自己的博士学位。前后8年，王俊峰多次往返于北京与旧金山之间，在他看来，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很值得。 读博士期间，王俊峰花了一定时间去当地考察，接触社会。尽管身在学校，他却一直将律所的发展挂在心头。经过反复地考察和思考，他意识到，对金杜而言，在国外收购或拥有一家办公室是很重要的，这将是连接国内外的一个窗口。 之后，经过细致考察，当地的一家华人律师所被他锁定为重点对象。这家事务所在硅谷有三个办公室，业务与金杜的有很大的相关性。在沟通中，王俊峰向他们描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最终打动了该律所的合伙人。“我希望可以打造一个窗口、一个桥梁。希望通过几年的发展，伴随着中国走向国际的脚步，我们能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也能帮助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这是一个尝试，也是国际化、全球化环境下的一个应对。” 就这样，借留学的契机，金杜在美国硅谷拥有了第一家自己的海外办公室。 随着金杜日渐走上国际舞台，王俊峰不再仅着眼于律所本身的发展，而是开始寻求更大的社会价值，让金杜承担起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假如一个国家的会计体系、律师服务体系完全被外国的律师事务所控制了，那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时之间，无数商机和挑战涌来。金杜律所加强反倾销、反垄断领域工作，维护国家和企业利益。 2002年，北京奥组委“沙场点兵”，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法律顾问机构。有100多家国际律所提交了项目建议书。最终，金杜和美富律所分别受聘，为北京奥组委提供国内和国际的总体法律服务。据王俊峰回忆，最初奥组委把80%的业务交给美富处理。之后，自己和团队精益求精的工作感动了奥组委，从而承担起更大、更重要的任务。就这样，本来是“配角”的金杜直到奥运会闭幕，都一直承担着80%甚至更多的法律事务。 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中国企业也开始向着世界伸出触角。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挫折、碰壁、冲突在所难免，因为国家间的法制水平、观念、文化等都存在巨大差异。这时，就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服务作为支撑，帮助企业在“攻下山头”之后“守住山头”。 然而，中国整个律师行业在这方面并没有跟上节奏，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意识到此点，王俊峰开始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2008年，金杜纽约分所正式开业，由此成为在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唯一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 2012年，金杜与澳大利亚领先的律师事务所Mallesons Stephen Jaques建立紧密联盟。 目前，金杜已经拥有超过30个办公机构，遍布亚洲、澳大利亚、欧洲、中东及北美等地区。 在金杜日益壮大的同时，王俊峰也开始关注起律师行业的未来。2011年，他当选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 从律所掌门人到律师行业的掌舵人，王俊峰很关注青年律师的培养。展望未来，他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法律服务的互联网平台，尽快地给青年律师带来新变化和新希望，以此推动整个国家的法律服务行业的新变化。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4月14日 -
【环球邮报】Decades of birth controls leave China with grey boom
After decades of rigid birth controls, China now stands at the precipice of a population explosion – of elderly people.By 2030, the country will count 143 million more people aged 60 and older, a two-thirds expansion over 2015, according to a new analysis by Renmin University researchers.Over that 15-year window,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will shrink nearly 10 per cent, a decline of 87 million people that outnumbers the population of Germany.The figures provide a sobering new look at how rapid demographic change stands to compound the economic problems already clouding the country’s outlook.“China’s current demographic structure is severely distorted, as the country now faces problems such as low fertility, an aging society and gender imbalance. This may hin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long run,” Mu Guangzong, a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s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told Global Times, which reported the statistics this week.Its economy now growing at its slowest pace in a quarter-century, China has already left behind the frenetic exuberance of a country once powered by oceans of inexpensive labour. Some regions are now experiencing worker shortages that have compounded wage pressures. Adjust for productivity, and Chinese hourly manufacturing costs have risen to two-thirds th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erod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ies that once drove it forward.“It’s going to become harder for China to continue the current momentum of labour- and manufacturing-intensive industry,” said Wang Huiya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think tank.Imports and exports are declining at a double-digit clip. A shrinking labour force isn’t likely to help manufacturers reverse that trend.China has already passed its peak in working-age people, and the scale of looming decline reinforces doubts about whether it can emerge from the so-called middle-income trap, or whether it will simply age too fast to build more wealth.But hurtling into old age may not be all bad for a country whose leadership is eager to leave behind labour-intensive growth in favour of a more innovative, competitive and consumer-focused model.As people fall out of the workforce, China’s leadership has less need to create jobs “just to soak up the demographics,” said Andrew Batson, China research director for Gavekal Dragonomics. That has allowed it to keep unemployment at just over 4 per cent, meaning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midst of slowing growth.“The fact the job market is holding up relatively well is the main thing keeping consumption going, even as other parts of the economy sputter,” he said. “China going through thi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now is actually quite fortunate, because it helps them keep growth going while they’re dealing with the aftermath in the housing boom and the big downturn in investment.”China may also use policy to fight demographics in coming years, by promoting later retirement and bringing more women into the workforce. Those changes could substantially forestall workforce declines. China’s 710-million strong workforce today is already smaller than the 824 million working-age people expected in 2030.China will still have “a comparatively sufficient workforce supply,” said Du Peng, vice director of Renmin University’s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udies Center.Companies, too, will benefit from more middle-aged workers who tend to be more productive, and from better skilled young people.“Those entering the workforce in the future may be smaller in number, but they are likely to be higher in quality,” said Prof. Du, who pointed to the 7.49 millio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2015.Some graduates have already struggled to find jobs, with companies cutting hiring in Jiangsu province by 20 to 30 per cent last year, according to local media reports.Vast numbers of new retirees, meanwhile, threaten the country’s fiscal management.“How do you provide for a larg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when you’re still basically a middle-income country?” said Mr. Batson.The easiest solution is to borrow a lot of money. “It’s another reason to expect that China’s government, which at least on official terms is not heavily indebted right now, becomes much more indebted in the future,” he said.Other solutions include engineering social change that could have long-lasting implications.China is already experimenting with measures that mark a dramatic departure from its long history as an insular country which even today has some of the world’s smallest percentage of foreign-born residents.The city of Beijing, for example, recently said it would grant visas to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for the first time, raising the prospect of, say, Filipino nannies supplanting Chinese helpers on their own soil.“China used to be a labour-exporting country. We may some day become a labour-importing country,” Mr. Wang said.– with reporting by Yu MeiFrom The Globe and Mail, Mar. 30, 2016
2016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