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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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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然而,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一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际,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GDP增长率“保八”的既定目标。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响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1],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2]。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视角下对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考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成功经验或发展欠缺的角度,或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就成功的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达成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就发展的欠缺方面来讲,其不足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或许以“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区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备受国内很多学者赞许的“上海模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过度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牺牲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更严重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顽强的理论基础,最终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众多国家,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淖。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巴西的“强迫工业症”造就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可见,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二20世纪60~80年代的巴西经济发展历程与启示巴西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可谓曲折。 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军政府执政时期。其时,巴西军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奇迹”的取得是基于这样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税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实行以投资促增长的政策,尤其重视对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的投入;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实现强迫的“工业化”;巴西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对外资的偏好政策等等。与GDP高速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等配套设施投入等方面却严重不足;国民财富收入的分配机制僵化,导 致 社 会 的 财 富 收 入 差 距 日 益 拉 大。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当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634,0.602,0.568,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巴西近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使巴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给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后患。历史表明,这些问题的确给巴西经济进一步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对比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2010年却不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1/4;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金融危机屡次爆发,经济发展速度也缓慢难行,结果导致政治上也不稳定,从而更不利于经济发展。巴西的经济发展历程与目前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处。一样的选择政府主导、一样的推行外资优先、一样的GDP崇拜,一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当然也一样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样的土地配置问题。以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例,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的观念,都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通过对巴西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有企业发展思路和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肯定“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因为这一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发生过。再以收入分配为例,有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却恰是由于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而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因此很快稳定并下降至合理水平。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若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此外,彼时巴西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决。所以,中国可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改革经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只有国家的普通国民具备了较强的消费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实现良好的循环。 “三架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消费,政府的消费数量较小且失其公,而国际市场的消费受到的干扰因素极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重新审视和定位普通国民的消费能力,这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因此,具备相似发展经历和发展阶段的中国更应该分析、总结并吸取巴西的经验和教训,采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发展方式,既鼓励效率同时要兼顾公平,立足当前更应规划未来,而不应该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和社会成本再重复巴西的曲折发展之路。三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态势比较据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显示,1978~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9.73%,印度仅为5.37%;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印度的几倍,而且出口远远高于印度;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和比重相对印度而言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减少。基于这样的事实,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将印度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落后于中国。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经济腾飞根本不是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而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所导致。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有可能超越现在的中国。就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言,在中国经济最初的起飞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早期中国经济发展投资领域更为准确的概况应该是:先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先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才带动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可从近年来印度的发展轨迹得到实证。目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从原来的4%-5%慢慢提高到了8%以上。这些成绩是在并没有依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实现的。但是,一旦印度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有理由相信外商直接投资会大量流入这个国家。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将会产生新的资源,并带来投资机会。而一个国家有了新的资源,就可以将其配置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对比中国和印度,有些细节值得注意。第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增长差距在缩小。平均而言,1978~1997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快近两倍,但在1998~2004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只比印度快50%;第二个重要的细节是,虽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都比印度快,但前者的增长幅度要远远大于后者。 1978~2004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约为印度的2.5倍,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却只为印度的1.8倍。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中国远比印度富裕的感官差别。单纯就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之所以比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快,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因素。尽管经济增长会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但中国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部分是由于中国政府具有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巨大的政治能力。其政策的未来作用,目前也是褒贬不一,而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借鉴这种做法,也看不出哪个国家支持这种做法。促使印度经济增长的“软件设施”中大部分重要因素都集中在无形的制度领域,例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主要缺陷都集中在有形的硬件设施领域。这种遗漏重要变量的观察分析方法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从而判断错误。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直接影响该国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发展潜力。而通过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的一系列系统证据得出结论,那就是印度的金融体系远比中国金融体系发达且有效率,尤其是在对农村地区以及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另外,印度的股票市场对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支持作用,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很少有机会在本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比如联想、华为等。中国虽然在宏观经济和整体经济方面领先于印度,但在微观经济方面却落后于印度。在2007~2008年度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排在第57位,落后于第31位的印度。企业竞争力指数的一些分解指标,如企业营运和企业战略,都显示出中国的排名落后于印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析:其一,相对于印度,中国在宏观经济上的排名和在微观经济上的排名并不一致。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是建立在强大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宏观经济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权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非常迅速,但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因此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高,却在微观经济排名上得分低。要么印度的增长速度会升上去,要么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降下来。这种宏观和微观不一致的现象是不会长期持续的。其二,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只出现在最近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在早期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方面的排名都领先于印度。 1998年,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中国排在第42位,而印度排在第44位。 1998年以来,印度一直都在稳步、持续地改善其微观经济基础,这些改善虽然没有立即产生宏观效果,但随着改革的继续,印度经济必将获得改革回报。和印度相比,我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普及教育水平,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在GDP崇拜的指引下,不去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而去建楼修路,将教育和卫生成本转嫁给中国百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印度目前正大力加强它的基础教育投资,但在短期赶上中国不太现实,这或许才是印度与中国相比的真正劣势。综上所述,所谓的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带来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促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崛起并且持续较长时间增长的原因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制度建设、金融体系、企业发展以及软件开发等“软件设施”的构成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能够超越现在的中国。四结 论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复杂的,仅仅关注中国短期的GDP增长,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牺牲整个社会的福利绝不是长久之计。通过分析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腾飞以及80年代经济停滞的原因,可以肯定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存在且极其危险;而通过观察印度经济近些年的稳健发展及其成功原因,又可借鉴其成功之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软环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基于对中国经济成功经验的借鉴和印度已经在“软件设施”等方面所做出的规划和努力,有理由相信印度良好的微观基础在宏观经济指引下健康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有可能超越中国。【参考文献】 [1] 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J].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2]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J].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607,2010-01-05文章选自《 深圳大学学报》
2016年9月9日 -
【环球时报】苗绿:可引入更多菲佣缓解“保姆荒”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 菲佣在中国内地“打黑工”的现象近日受到舆论关注。据媒体报道,在内地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菲佣,但受到原有法规政策的限制,基本都是在打“黑工”,因此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这些年,家政行业的“用工荒”在中国大城市较普遍存在,老龄化会进一步加大家政需求。引入适当数量的外籍家政服务人员,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选项。 菲佣是菲律宾的一张名片,整个国家和社会都非常重视,菲佣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较系统的职业培训,在国际市场拥有较好的口碑。香港约有外佣30余万人。目前香港实施的外佣最低月工资约合人民币3600多元,与内地高端家政人员工资相比并不高。来自印尼、缅甸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家政服务人员工资要更低一些。 为有效吸收以菲佣为代表的高端技术劳工,我们可以选择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做试点,制定规范、严谨的审查和管理制度。2015年6月,公安部推出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系列出入境政策措施,规定“符合认定标准的外籍人才,在获得永久居留资格或持有工作类居留许可后,可以申请为聘雇的外籍家政服务人员办理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此后,公安部支持北京、广东自贸区发展的出入境政策措施也都采纳该措施。由于实施效果良好,或可考虑更大范围推广。 “南海仲裁”风波逐渐散去,中国与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有所缓和。通过协商谈判,部分放开外籍家政服务人员市场,批准符合条件的外籍家政人员合法在华务工,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增进相关国家人民的福祉,也可成为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个契机。文章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9月8日
2016年9月9日 -
【CCTV DIALOGUE 】Think Tanks and The G20
【视频】CCG President Dr. Wang Huiyao spoke on CCTV news program on think tanks and the G20 Summit. In the dialogue Dr. Wang emphasized the necessity of G20 for the world to regain focus on the benefit of globalization and revive the prosperity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He also pointed out China should demonstrate leadership to unify the existing bipolarized trade system shaped by the western and Asian countries. Dr. Wang concluded the dialogue by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ce of independent think tanks i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China.From CCTV NEWS,2016-9-2
2016年9月9日 -
毛大庆:关于北京市科技创新及创新服务的建议
理事简介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近期,两部委和北京市政府共同起草的《北京加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到2017年,北京市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初具规模;到2020年,核心功能进一步强化,北京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引领全国;到2030年,核心功能更加优化,北京市将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该《方案》中提出了五方面的任务,包括强化原始创新,打造世界知名科学中心;加快技术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推进协同创新,培育世界级创新型城市群;坚持开放创新,构筑开放创新高地;推进全面创新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此外,根据隋振江副市长的表述,北京作为国家首个自主创新示范区,未来将要构建专业化的、深度整合的创新服务和孵化平台。 结合该方案的总体设想,以及我们优客工场在运营中了解到的科技创新企业的实际需求与遇到的困难,现在向北京市政府提出以下关于科技创新、创新服务方面的建议,请各位领导参考。 1. 金融创新方面 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国有资本创业投资基金制度,完善国有创投机构激励约束机制; 对包括天使投资在内的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等创新活动的投资,研究探索相关税收支持政策; 支持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大力推动优先股、资产证券化、私募债交易等产品创新; 鼓励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实现投贷联动,支持科技创新创业。 2. 鼓励专业服务机构在企业和高校的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专业服务机构可以通过技术撮合、财务、法律、人才、市场分析、空间服务、新型组织构建等举措,实现企业和高校资源的有机结合。 我建议鼓励众创空间等创业服务机构,不断提高自身服务能力,保障和推动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 3. 鼓励创业服务机构推动中小型科技企业与大型企业的合作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最新的科技成果往往最早出现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在技术应用,市场拓展以及技术的再创新能力方面都有较大局限性。 技术合作或并购等方式可以有效促进大型企业与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合作,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缩短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的周期。 建议鼓励规模较大的众创空间类服务机构发挥其创新资源聚集的优势,在推动合作方面提供更深入的服务。 4. 鼓励创新服务机构推动全球创新资源在中国的落地 从全球范围看,很多顶级的创新资源聚集在美国、以色列、德国等国家。这些国际新技术、新产品、或科技型中小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的需求和意愿非常强烈,但专业的国际科技资源服务机构较少,服务能力较分散。 建议鼓励有相应能力的众创空间类服务机构,发挥其全流程服务的特点,通过一站式服务,促进国际创新资源在中国的落地。 5. 为大型众创空间入驻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行政审批简化流程 建议放开众创空间类非办公性质物理空间地址注册限制; 建议开通大型众创空间场内入驻企业注册绿色通道,经空间服务机构初审合格的企业,在报入工商系统后可缩短取照流程周期; 建议简化消防、城管、公安类行政审批程序,针对性质特殊的众创空间可采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 关于科创企业投融资服务方面的建议 6.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适度共享研发资源 国有科技型企业对科技类项目核心技术的理解水平普遍高于民营企业,在技术水平没有代差的情况下,同类产品的研发成本也普遍高于多数民营企业。 建议国有科技型企业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逐步释放专利,将对专利的技术化和产品研发工作众包给民营企业,使成本中心外置,同时对中标的有持续性产品研发能力的外包企业予以投资,使之形成利润中心,并反哺国有企业。 7. 建议国企投资方向向科技创新产业倾斜 国有企业及银行的投资资金使用流程较复杂,以往较多投向快消品或房地产,建议投资方向向科技创新产业。 相对向机器人产品进行的投资,就不及对机器人产品中驱动器、伺服器、高精度减速器等关键部件的专利进行投资,以及对其研发、产发机构进行投资。 该类投资精准在于关键部件在产业行业需求方面的广谱性,投入资金的回报率高于对整体产品投资的回报率。 同时基于市场化商业规律,这种投资方向将有效提升北京市的核心技术水平。 8. 建议国企收购国外中小技术型企业 国有企业应结合有能力的专利代理机构,收购国外中小技术型企业(欧洲为主)及其专利和核心技术。 此类企业的体量小,资金能力有限,但拥有高度集中的专利和核心技术能力,收购后,国内研发、产发机构可精研其专利与核心技术并进行升级,辅以专业专利代理机构的协助,可在国际市场拥有合法的专利使用权及其衍生的专利产品销售权和品牌,会有效提升北京市产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9. 建议银行开拓天使投资渠道 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传统银行体系应开拓天使投资渠道,在社会资本力有不逮、但具有相当投资价值的项目方面提升投入,调整贷款利率要求,探索拓展抵押物在无形资产领域的范围,推动投贷联动对创业企业的可行性,使企业、银行和社会需求三方共赢。 10. 建议资本市场人才向上游流动 政府在政策上应鼓励二级市场从业人员向一级市场流动,一级市场的资本流动可深入各类产业,但具备相应财务、金融、法律知识的从业人员并不充足。该需求并非基金从业考试一类资格认证可以满足,需要有理论知识和市场操作经验的人员更多地加入进去,以更高的视野进行更加具象的工作,并更加细致地挖掘产业中可能被忽略的价值。 11. 建议政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 针对科研成果的封闭和人才的非商业化,建议政府及各级科技机构推动北京市理工类及综合类高校构建不同层级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并由商业机构与此类平台进行技术合作,进行产品/产业投资,市场化交易撮合相关科技成果。 关于创业服务业政策补贴的建议 12. 建议政府牵头加快众创空间行业标准制定,并根据新的行业标准出台相关补贴政策。可利用业内有代表性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13. 建议相关补贴政策面向不同种类的孵化器、加速器、重创空间等创业服务企业,实施过程中不局限于特定地区内的特定园区,应根据行业标准落实政策,不设地址地域门槛。 例如注册地在科技园区、创业园区之外的创业服务企业也应该拥有申请补贴的资格。 14. 建议服务重点从硬件向软件倾斜,根据服务内容和服务深度制定创业服务量化考核标准,补贴政策针对创业服务核心内容落实,不再以量作为关键评审指标。 15.建议政府加强政策解读宣讲工作,完善行业服务职能,促进政策制定,通知和落实工作高效便捷,给企业留出反应和解读时间。 建议政府在政策上最大限度地提供主动化服务,例如发改备案,涉及到大部分企业申报政府扶持,但企业往往不知道有备案要求存在,只有到项目申报的时候,才发现必须备案,项目备案是常态化工作,如能够将项目备案通知的职责单独划分到可以经常与企业近距离接触的部门,在每月与企业接触的过程中,提醒企业本月是否有新建项目,提前去相关部门备案,可以避免补贴落实过程中错失好的项目。 16. 针对众创空间类企业设立创业平台基金,建议由政府牵头,并通过众筹出资的形式运营。 首先,作为孵化专项基金,扶持初创小微企业初期发展,解决资金困难问题,使资金得到最大价值利用; 其次,作为创业风险基金,对创业核心团队人员的医疗健康,失业等风行进行保障,解决创业者后顾之忧,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创业。
2016年9月6日 -
【环球网】B20:为全球经济开出中国药方
【环球网 记者 苏建军 赵娟 吴梦启 马晓春 陈超】9月3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的主旨演讲主旨演讲。在这个令全世界瞩目的国际会议中,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不仅引起与会人员20多次的掌声,更是在这个周末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做了一次系统的“把脉”。 在国际经济整体低迷的当下,本次杭州峰会承担着来自全世界的期待。从本次峰会议程来看,正是基于全球经济形势下全世界关注的共同话题来展开,强调中方希望同各方一道,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这些议题有望在制定创新增长蓝图、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深化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等领域取得突破。 中国正在影响全球经济 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公布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数字,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6.7%,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73.4%,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4.1%,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镇新增就业717万人。 习近平强调,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发生悄然改变。过去中国经济处于搭全球经济顺风车的位置,而如今已经成为引导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和动力。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突出创新将会影响全球经济的走向。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接受环球网财经采访时说,现在世界经济增长三分之一都来自于中国。中国搞好了经济,世界经济才能增长,世界经济才能有很大的维护。现在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贸易增长率处在最低点,可以说需要加强全球贸易的治理、完善全球治理的机制和一些新的机制的提出。从短期的应急平台建成中长期的规划和治理平台是很有意义。 中国正在从一个旁听生正在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杭州峰会是正在进行的国际合作重生的契机。”被誉为“G20之父”的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给出这一判断。类似的声音在国际舆论场日渐增多。 世界经济的“中医疗法” 习近平在演讲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8年的伟大进程,是探索前行的进程,是真抓实干的进程,是共同富裕的进程,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进程。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个新起点,就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增加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新起点,就是中国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就是中国同世界深度互动、向世界深度开放的新起点。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拓更好发展前景。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更强增长动力。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发展,谋求更佳质量效益。坚定不移推进公平共享,增进更多民众福祉。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更广互利共赢。中国有信心、有 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继续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北京大学数字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在仔细聆听完习主席的讲话后说,习主席作为东道主,这段话给人的感受是以谈体会的方式向世界传递中国人三十八年来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增长的绩效是实实在在的事,但也正在转换增长动力,寻求增长的公平机制,愿意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成果,让各国感到亲切和易于接受。 曹和平还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的过程,既不因循于以往的理论,又以实际行动向中外传达了中国道路的合理性。目前,中国在探索过程中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出口导向加投资拉动型经济向消费拉动和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变,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机制,不要因转型期老一轨经济的增速回复常态而忽视新经济力量的崛起。 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伙伴精神是二十国集团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选择。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各国期望团结起来,需找可持续发展之路。面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诸多困难,习主席在会议上以充满自信的方式呼吁建设一个创新、开放、联动和包容型的世界,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心声。同时,包容型增长事实上是对近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经济处在困难期需要合作时,部分国家建立排他性的机构,谋求一己之利的做法一种委婉的否定,这种呼吁,将能极大地增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攻心力量。 《印度教徒报》驻华记者阿图尔·阿内贾向环球网记者说,演讲的内容触及了国际和国内政策的方方面面。演讲当中宣布对全球化的支持,这对于一个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现象)的世界来说太重要了。 阿图尔表示,他很重视可持续发展和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在国内政策这一块,(习主席)演讲特别强调了消除贫困的重要性。这一做法领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 本次杭州峰会,在发展问题上开创了三个“首次”: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首次就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题制订行动计划、首次就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开展合作。这种安排,对促进“包容性世界经济”建设具有开创性意义,被称为东方特色的“中国处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的评价是:中国的积极努力“使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包容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上述王辉耀进一步表示,这一次(峰会)是有史以来发展中国家参加最多的,我个人认为是全球化的。比如说联合国开会将近200个国家就很难达成一个共识,最好的组合就是G20,既有发达国家也有金砖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开辟了一个国际合作的全新平台,加强了这个平台,和创新了这个平台。 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部分国内外舆论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某种意义上将重复亚洲增长模式,比如日本衰落的20年。习主席的讲话,肯定了国内外对中国经济正面评价的声音: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增长起点上而不是所谓的衰退。“行胜于言”,中国的一代一路战略,亚投行机制,丝路基金,以及金砖国家银行等的国际化战略和新国际组织,恰好弥补了当年日本处在最佳增长期时,国际化视野过小过散的缺失。中国和世界一起成长,不光有理念,而且有战略,有措施和实施平台。这一叙述彰显了中国在世界发展中敢干、能干和与大家一起干的大国形象。曹和平说。 匈牙利 《世界中国》主编 纳吉·麟盛赞了习主席的此次讲话。他说,“习主席在工商峰会上讲了几乎有50分钟的话,让我惊讶的是他居然没有看稿子没有重复一句话,连续不断地在演讲。我觉得他讲的全是自己的思想。他的讲话精神是在我们现在正在面对全球的经济整合调整,他强调在世界上只要有一个地方遇到困难,我们所有的,国家都得要去面对,要去帮助解决问题。任何一个地区的挑战,都是我们,全世界人的任务,。他还说再多的框架协议也不如一次的具体行动。所以明天即将的G20高峰会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贯彻所达成的协议等。”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习近平主席用这首诗表达了中国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信心和意志,在全世界积极信号的同时也令国人更为期待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表现。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9月3日
2016年9月6日 -
【央视网】G20峰会主席台上 中国将为全球治理创造怎样的新愿景
央视网消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不久之后,杭州G20峰会将成为验证这句论断的最佳平台。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召开,中国是本次峰会的轮值主席国。这是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峰会。G20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全球治理论坛,其轮值主席地位以及杭州峰会东道国本身代表着国际领导权的合法性。 这届主题的关键词是“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然而仅仅两天一夜的G20领导人峰会,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也许最主要的就是四个字,达成共识。 当今,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合作又走到了一个转型岔路口,既有新科技发展和新兴市场带来的机遇,同时也要面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升温、英国脱欧等不稳定因素。而解决之道则取决于,习近平所说的“共同选择和共同行动”。经济新愿景: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85%,这个数字决定了G20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性和指向性。 在G20的所有议题中,金融无疑是最为核心的那一个,不管是从前,还是未来。今年7月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公报里,对金融市场的描述是“波动仍然很大。”在全球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英国脱欧又给全球经济和金融走向增添了戏剧性。面对潜在的风险,G20成员国必须积极应对。 其中,最有针对性的一环就是完善国际金融架构。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再次凸显建立开放且具抗风险能力金融体系的重要性,货币流动、金融安全网、融资及主权债等问题都是这个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发达经济体复苏滞缓,让人们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空间和稳定效力充满期待。无论是继续推进的《巴塞尔协议III》,还是备受关注的2017年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亦或其他致力于建构公平、安全、有效控制风险的举措中,都能看出对G20中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和参与度的重视和提升。 关于金融,中国提出的“绿色金融”成为一大亮点。“绿色金融”是以金融为入口,以环保经济为主体的综合发展理念。中国提出这一议题是为了更好地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和本国经济绿色转型。 今年将与G20同期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是此次峰会的一出重头戏。而B20的核心文件《B20政策建议报告》也已经撰写完成,在“实现强劲的国际贸易投资”的原则下,该报告建议G20建立促进跨境电商领域公私对话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电子商务的全球规则有望由此奠定。 冲出国内,走向国际的“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国内改革深入的方向,同时也是中国为世界经济提供的治本之道。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金融安全、贸易自由、结构性改革,以及提升新兴经济体的稳定力量,从平稳到强劲,从波动到可持续,从不平衡到平衡,中国方案所谋划的全球经济治理是从标本兼治的角度出发的。 当然,G20中的大国协调,不应仅局限于各国财政和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而且应包括各国的全球安全政策之间的协调,以使G20与联合国安理会形成分工,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新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形势下,合作是各国应对挑战、实现发展的必然选择。”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国内、国际场合提到“命运共同体”一词,并表示非常愿意使用这个词。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全球化的一体两面。而“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无疑是对人类命运和全球化的深一度反思。这个概念告诉人们,人类不仅仅是受益于全球化的客体,还是不得不共同面对全球化危机的主体。 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性公共问题的增多与现有政治实体管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加剧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与机遇。仅就经济与金融政策而言,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和影响很深,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相关协调却相对缺乏,甚至彼此相互抵触。因此,成员身份更加多元,而且更多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G20,应该从应对危机的“临时机制”转型升级为总揽“全球治理”的长效机制。 成立至今17年,22次会议,11次峰会,G20涉及的议题已经远超出金融、贸易等经济议题。诸如就业、妇女权益,能源危机、气候变化,乃至于打击恐怖主义等社会化及全球性议题也是G20框架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场主场外交上,应对全球挑战、担负全球责任不仅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自觉与信心,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和考验。 习近平表示,未来取决于“共同选择,共同行动”。西方也有谚云,You are what you eat(人如其食,比喻你的选择决定了最终的结果)。 两天一夜的G20峰会云集了20国集团最高层首脑,他们的选择和行动决定着G20一系列顶层设计的最终执行效力,所以达成共识是基础,而信任互换才是从0到1转化的关键。 “希望这次G20杭州峰会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新阶段、新发展、新动力的起点。”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似乎早就给多元的全球化提供了规则的范本。而“命运共同体”则更像是这一哲学理念的进化版本。 G20峰会既要解决国际政治经济眼前的难题,更要为全球治理的诗和远方铺路。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不确定的全球经济,承办G20峰会,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信心与担当。所以,中国期冀为全球建构的不仅仅是更加包容、创新增长的经济前景,更是和而不同、共荣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张莉 王沛然/文)文章选自央视网,2016年8月31日
2016年9月6日 -
【环球网】G20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发布:中美应用创新最活跃
2016年8月31日,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互联网实验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京联合发布《G20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报告显示,G20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平均值达到69%,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中美依然是互联网应用创新的最活跃地区。 该报告从互联网普及率、网络社交、零售电商、移动互联网创新、互联网发展与网络空间战略等多个方面和领域对G20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历程和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深入研究了各国互联网治理的实践和理念主张、互联网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趋势。《环球时报》了解到,该报告旨在希望以此作为洞察和把握全球互联网发展动态和趋势的重要参考依据,为中国制定互联网治理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参与全球网络空间博弈、开展更多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报告显示,G20国家互联网普及率平均值达到69%,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发达国家已遇到普及率上升瓶颈,新兴国家仍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印度网民增速的后发优势显现,成为G20国家中网民增速最快的国家,市场潜力巨大。 互联网经济方面,G20发达国家市场的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平均水平为5.5%,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4.9%。英国一直保持领先优势,互联网经济对GDP的贡献率超过美国和中国。报告认为互联网经济已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动力,互联网经济GDP占比是综合反映一个国家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指标。 网络社交方面,G20各国互联网流量TOP10服务当中,仅中美两国完全由本土企业供应服务,韩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的本土与美国互联网企业各占据半壁江山,本土企业提供博客、新闻门户服务,其它国家基本依赖美国企业服务进口。以Facebook为代表的社交工具已经获得G20的市场优势,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的本土社交工具在本国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中国网络社交水平高于全球但略低于G20平均水平,已接近互联网普及率,需要突破上升阻力。 在零售电商领域,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零售电商交易总额达到了1.74万亿美元,并在过去三年平均保持每年20%的增速。G20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分化明显,但在全球占据垄断优势的超级电商平台暂未出现。美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以绝对优势处于领先地位,其中B2B市场占9成以上。中国和日本的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相近,竞争明显。中美日三国的电商企业占据全球十强,总交易额达到全球的54.8%。印尼、阿根廷以及沙特等国家,由于网民消费习惯转变和对电子商务缺乏安全感等因素影响,电商发展水平较低。 在互联网应用创新领域,报告认为中美依然是互联网应用创新的最活跃地区,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美国企业估值总和超过680亿美元,中国超过1500亿美元。而移动互联网正在牵引新兴国家互联网创新动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的电商、互联网金融、O2O服务正在不断涌现,未来,他们将不仅仅是网络大国们的目标市场,更会成为全球网络经济蓬勃发展的主动脉之一。 报告认为,G20各国的互联网发展战略正在按照从网络基础设施到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互联网发展与安全战略,再到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深度融合的未来工业战略方向进行演进。G20共同面临着网络空间安全挑战,集中于物理主权与网络主权的匹配度问题,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的网络渗透,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问题依然是焦点问题,发达国家共同面临商业与人工成本较高挑战,发展中国家依然要应对市场效率底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挑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表示, G20峰会是国家间合作,进行全球治理的重要会议。互联网作为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全球治理的载体之一和新兴领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企业全球化、人才全球化研究,也关注着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在G20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汕头大学国际互联网研究院、互联网实验室联合发布《G20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希望通过学界、业界和专家们的共同努力,通过研究、探讨,让中国在互联网发展中更多借鉴G20国家在互联网发展与治理中的先进经验,使中国互联网朝着更加开放、健康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王辉耀同时表示,目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增长源,互联网必将成为突破口。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网民高达7.1亿,是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全球互联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在G20这个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上需要有着更多的创新、联动和包容,也需要有更影响力的作为和影响。《G20国家互联网发展研究报告》的发布旨在希望以此作为洞察和把握全球互联网发展动态和趋势的重要参考依据,为中国制定互联网治理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参与全球网络空间博弈、开展更多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 该报告由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和新闻研究所、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互联网实验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多个国内外研究机构联合参与并编写完成。 发布会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主持。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主任李晓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周晓晶等G20互联网课题组成员单位代表、数十家国内外媒体代表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9月1日
2016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