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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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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郭军：国侨办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尽职履责为侨胞服务
郭军，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 中新社海南博鳌3月26日电 (记者 王辛莉)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郭军26日在此间表示，“一带一路”战略已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宏大实践，它为侨胞事业发展创造了最佳机遇，国侨办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尽职履责为侨胞服务。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26日在此间举行主题为“华商携手繁荣丝路”的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议。 郭军在会议上表示，“一带一路”战略已成为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宏大实践。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化理念相通，更好地释放了全球化正面效应；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经济全球化更均衡发展；其三，“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开辟了新路。 郭军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为侨胞事业发展创造了最佳机遇。“一带一路”倡导的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一个基础设施、规章制度、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合作走廊，几乎涵盖区域一体化所有内容，在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多个领域惠及沿线国家，其间有无限的商业和事业发展空间。 郭军指出，华侨华人通晓中外语言文化，熟悉地区风土人情，具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他建议侨胞做好充分准备，主动出击，善于作为。 郭军透露，国侨办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尽职履责为侨胞服务。 一、国侨办将深度打造项目合作平台。立足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东盟华商会、海华会、亚欧博览会等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引智引资平台，为华侨华人提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务实合作的直接沟通交流机会，引导侨胞在国内外参与“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等工程项目。 二、建立信息发布平台。通过国侨办官网、中国侨网、侨宝等网络信息平台，立体展示“一带一路”建设，为“走出去”企业及华侨华人提供信息；会同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及各地方政府侨务部门、侨商组织，发挥各自优势，整合信息资源，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点侨商人物和项目信息数据库。 三、推进重点项目的落实。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经贸产业合作区为抓手，实施好示范项目。 郭军还透露，国侨办将实施“丝路建设海外双语人才定向培养计划”，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华文媒体合作联盟，发挥中新社侨务外宣领军作用，利用世界华媒论坛等平台，建设“一带一路”华媒协作网，推进海外华媒上网，开设“丝绸之路”专版，形成海内外联手宣传推介局面。(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7年3月26日
2017年3月28日 -
【国际金融报】在博鳌读懂“逆全球化”
全球化面临一个困局：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难啃的硬骨头。 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呼吁，别泄气，大家一起想办法，共渡难关；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领导人有些急迫，希望用一些立竿见影的逆全球化手段，迎合民意。 是修正，还是放弃，这是一个问题。 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3月26日落幕。此次论坛“直面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未来”，围绕该主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对眼下的“逆全球化”，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全球化发展到了一个关口，应同舟共济，寻求普惠、共享的发展。 《国际金融报》记者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贸易代表Michael Delaney、博鳌论坛前执行总监姚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Kent Calder、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王军等专访，从情绪、行动、思潮、道路四个维度，带您读懂“逆全球化”。裂缝早已有，WTO式微 “逆全球化”作为一种情绪，早现端倪。 梅新育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是，大家一味地谴责贸易保护以及反全球化浪潮，其实，需要冷静审视这个问题。 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12月份，WTO第九次部长级会议在巴厘岛召开，160个成员国为了在多边贸易谈判上，一谈再谈，闭幕式一拖再拖，最终达成了一个妥协版“巴厘岛一揽子协定”。 该协议旨在让成员削减贸易壁垒，创建更公平的贸易环境以促进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利益冲突，谈判进行了12年。上任不足百天的WTO总干事阿泽维多在闭幕式上非常激动，演讲中当场哽咽。他说：“世界将重回世界贸易组织。” 这是一份愿景。 WTO最重要的三项职能是多边贸易谈判、贸易机制审议和争端解决。眼下，只有争端解决职能最为大众所熟悉，百度搜索栏输入“WTO”，各种反倾销案件上诉映入眼帘。 事实上，2008年后，发达国家从WTO组织战略性撤退，转而推行能有更多主导权的双边协议和区域联盟。 虽然美国推动了关贸总协定谈判，推动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但是，发展至今，美国维持该贸易体系的积极性日益缺失：一是现行WTO规则下，实现自由贸易其实只有制造产品，而这一领域并非美国竞争优势所在。 二是WTO属于多边贸易体系，集体谈判不利于美国有效主导谈判进程。抛弃多边谈判，美国开展双边贸易谈判，可在短时间实现利益最大化。三是WTO贸易争端程序冗长，不利于美国惩罚违背WTO规则的贸易伙伴，也不利于美国根据自身意愿及时调整贸易政策。 王军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WTO多边机制已名存实亡，WTO事实上已经被搁置或者说边缘化了，除了中国可能已经没有哪个主要经济体有意愿再利用这个平台进行磋商了，大家纷纷寻找替代品。双赢还是零和，反对声强 “逆全球化”作为一种行动，有数据支撑。 波士顿咨询公司一份报告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速迅速从8%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降低至0.2%。而作为衡量全球化的一项重要指标，全球贸易总额与GDP的比重，更是自2008年达历史峰顶后的过去7年内，降幅达到了13.6%。 该报告指出，部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持续高涨。2008年至2016年10月，全球共推出了2978项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16年10月，仅废止740项。 全球化是欧美国家力推的，为何现在开始排斥呢？ 在美国，表现最强烈的是贸易逆差和就业岗位的减少。 从经济数据上看，美国商务部3月7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美国的整体货物贸易逆差为681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18%。按国别看，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前四位是中国、日本、德国和墨西哥。 美国商务部2月7日公布的2016年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整体商品贸易逆差为7343亿美元。按国别看，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前四位是中国、日本、德国和墨西哥。 一位名叫Stephan Edwards的两次失业的美国工人说：“唯一从全球化中获益的人是第三世界的苦工们，以及美国的富人和政客们……当然，物价更低了，但这对那些眼看着自己的工作被迁移到墨西哥或印度的人来说毫无意义（我的工作就曾两次被外迁到这两个国家）。我们如此仇恨全球化，以至于我们宁愿摧毁这个制度，而不愿因全球化之名而陷入贫困和绝望。” 在欧盟，冲击最大的是移民和难民问题。 2004年，欧盟将势力范围扩大至东欧以后，向欧盟方向的劳动力大迁移正式启动。一方面，欧盟国家需要劳动力；另一方面，过多移民的涌入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冲击。在英国，这样的矛盾情绪尤为明显。 在英国，但随着流入人口的增加，民众认为，英国人被夺走工作和住房，对欧盟感到怀疑的人不断增加。，是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竞选纲领提及，将移民净增加人数控制在每年10万人。但是，数据显示，2015年，英国净增加人数为33万人多。 面对如此情况，英国退欧派不断呼吁，从官僚主义横行的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拿回权力。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邢予青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就业层面带来的不是经济模型预测的双赢结局，而是一个有许多失败者的零和游戏。 全球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名著《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回报超过经济增长是导致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在过去几十年中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去年12月8日发布《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报告指出，全球化带来的三大伴生问题不容忽视：资本运动带来的技术进步影响就业，劳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和金融风险巨大。 梅新育告诉记者，“从经济方面来看，现有全球化模式的确有不可持续之处，先天存在‘特里芬两难’约束。‘特里芬两难’使得以美国需求为主的市场扩张和美元稳定性之间不可兼得，这样会使‘游戏’玩不下去。”美国人反思，特朗普顺势 “逆全球化”作为一种思潮，在欧美逐渐有了市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Kent Calder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贸易保护主义的想法有一些可理解的目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失去工作的人。 美国畅销书作家、金融分析师哈里·丹特（Harry Dent）认为，二战以来的第二波全球化走得太快了，使得不同群体间冲突难以调和：“本土工人v.外国工人和移民……富人v.中产阶级和穷人……年轻人v.迅速加重的老龄化社会负担……大政府v.个人自由……” 美国一家地缘政治预测网站的创始人和主席乔治·弗里德曼认为：“2008年以后，美国自由贸易支持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已经转变。美国如今正在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林顿执政时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副主席普莱斯特威兹在《华盛顿月刊》上曾发表长文《自由贸易已经死亡》。 该文认为，历届美国政府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动机，不是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是地缘政治考虑。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的接纳，美国公司开始向墨西哥、中国这些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投资、设厂，把部分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到这些低成本的国家，这导致了美国本土就业职位的流失。 普莱斯特威兹在文中指出，如今，美国一些最著名的支持自由贸易思想的领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格鲁格曼、美国前财政部长、正统贸易理论的长期捍卫者劳伦斯·萨默斯）也在调整自己的观点。 顺着这股反思潮，特朗普逐渐在总统大选中掌握主动。 特朗普的目标很直接，一、提高蓝领工人的就业率；二、减少贸易赤字。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贸易代表Michael Delaney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并不是所有的贸易都是公平的，美国需要做出一些改革，特朗普总统需要强调公平、平衡贸易的必要性，也需要再次确认美国对于公开市场的承诺。 在总统大选最后投票的两星期前，特朗普在葛底斯堡向选民公布了他入主白宫后第一个100天要实施的新政，反自由贸易政策被列入其中。葛底斯堡是标志着美国南北战争发生转折的历史名城，特朗普选择在此地宣布，用心良苦。 逆全球化！阶段性胜利？ “逆全球化”作为一条道路，有人开始试探性走了两步。 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宣布退出TPP。而且，特朗普坚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夺走了（美国的）就业岗位”，主张就该协定重新进行交涉。 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废除了北美圈的关税，成为自由贸易协定的范本。数据显示，在协定生效前的1993年，墨西哥的汽车产量为105万辆，而到2015年增至340万辆，其中八成向美国等出口。 如果特朗普新一届政府重新修订NAFTA，不仅对墨西哥经济的打击会非常大，对加拿大的影响也比较大。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额每天高达18亿美元。两国以农产品和矿工业产品为中心，相互之间都是对方最大的出口国。 美国印第安纳州鲍尔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迈克尔·希克斯（Michael Hicks）指出，美国开利公司在美国的平均工人成本约每小时30美元，在墨西哥则是每小时3美元，特朗普与开利达成的协议并不会解决美国制造业长期面对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科技与自动化提高了生产力和产量，但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却持续减少。 在市场人士看来，这类民粹主义色彩浓烈的政策不仅不会治疗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弊病，反而会加重这些弊病，恰如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成为法律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试图以高关税壁垒保护美国市场，但被后来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视为导致美国和全球经济大萧条恶化的主要原因。 王军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自2008年以来已持续多年，正在极快地侵蚀着全球化的根基。2017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特朗普下一步的贸易政策和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特朗普没有收手的意思。3月中旬，2017年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及央行行长首次会议发布了一个尴尬的公告，删除了去年G20会议上提出的“反对任何形式保护主义”的表述。 Michael Delaney告诉记者，“美国对与欧盟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想法依然没有意见。目前美国的优先事项是英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日本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及WTO改革”。如何治理？中美是压舱石 “逆全球化”作为一首插曲，应该在中美共同推动下，曲终人散。 持续数十年的这一波全球化，造就了一批赢家，也产生了一批输家。在欧美社会，反全球化情绪在2016年的英国退欧公投和美国大选中得到了政治上的表达。 虽然提倡反全球化的势力持续扩大，但显而易见，仅提倡反全球化、强行推行保护主义无法实现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富足，“很可能导致狭隘的国家主义在全球盛行。”日本中前国际经济研究所代表中前忠担忧地表示。 “没有全球化以外的选择。让全球化变得更有人情味才是更重要的。”法国蒙田研究所的首席顾问多米尼克·莫瓦希（Dominique Moisi）呼吁制定具体政策，解决产能过剩和不平等的问题。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呼吁，中美的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最坚定的压舱石，两国需要重新审视这个庞大的经贸关系，特朗普新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来实现经济关系的再平衡。 虽然对美国国内的反全球化声浪表示理解，但是，Kent Calder也强调，“全球化并不会毁于保护主义。”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一员。经过“入世”后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美国位列第二。 中美两国地处世界贸易最活跃的环亚太经济圈，自2008年以来，中美两国都在本区域努力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美国试图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参与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谈判。 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APEC利马峰会时提到了亚太自贸区(FTAAP)的建设。 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的建模分析，不论是RCEP还是TPP，释放的经济红利都远远小于亚太自贸区(FTAAP)。 该文认为，对中国而言，FTAAP所带来的收益是RCEP的2.7倍，对美国而言，FTAAP带来的收益是TPP的2.5倍。因此，作为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来一同推动亚太自贸区，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 不过，姚望表示，FTAAP在习近平主席之前便有人倡导，这一基础是“10+1”“10+3”“10+6”，但目前中国的主要战略还在于“一带一路”。 此次博鳌论坛上，“一带一路”作为四个专题之一，周文重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三年有余，该倡议提出之后，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中国目前也已经和6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是中国版全球化的一个设想，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目标都能够在“一带一路”的大盘子里加以推进，走向命运共同体是可以预期的。 “贸易保护主义没有赢家，一定是多输格局。”王军告诉记者，中美的潜在摩擦在于，巨大的贸易差额需要弥补，彼此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利益让渡，扭转不对等的贸易条件，真正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交换，建立正常互信的贸易关系。文章选自《国际金融报》，2017年3月27日
2017年3月28日 -
张亚勤：创新阻力常来自企业中层
理事简介张亚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百度公司总裁。 【财新网】（记者 王力为）企业的中层一般都喜欢保持现状。公司内很多时候开两小时会没有信息量，但是与公司内的一些小孩谈，发现他们常有好想法，且能付诸实施。百度总裁张亚勤在博鳌亚洲论坛“创新者的DNA”分论坛上表达了上述观点。 他解释称，一般的公司高层通常都是希望创新的，因为他们会看到市场的变化，看到企业在市场中面临的问题乃至危机。在另一端，一线的工程师也是希望创新的，因为他们会看到用户的反馈，看到产品具体遇到的问题。 创新最大的障碍事实上来自企业中层。他说，中层一般都是喜欢保持现状，满足于当前状态，不喜欢有大变动。 “其实我在公司很多时候都是绕过中层来找到真正的创新者。”他说，企业中的加速器、孵化器以及小团队一定程度上就是要绕开中层。当然，在企业大了后，如何能把中层的思想凝聚起来还是很重要的。 他表示，创新者通常由这些特质：愿意去质疑，去思考，去批评。跟创新者谈话，会发现他们有一些闪亮的思想。 “有时候我们开会也好，谈话也好，谈两个小时是没有信息量的，但是与公司里的一些小孩谈时，发现他们有非常好的想法。而且，这些年轻人还会找到各种各样的资源，找到办法，让一件事发生。”他说。 对于在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近期离职后，他兼任百度美国研发研究中心董事长的新闻，张亚勤回应称，事实上他在美国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那里吸引人才，这一工作在兼任该职务之前已经开始。 现在国内一些大企业看到，特朗普的一些政策让中国对一些海外人才来说更有吸引力。他说，希望自己能多做一些为百度招引人才的工作。 他希望，未来在MIT，在卡内基梅隆等美国名校，百度这样的中国公司也是技术人才的选择之一。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3月24日
2017年3月27日 -
张亚勤：中层是公司创新的最大障碍，一定要绕开
理事简介张亚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百度公司总裁。 在2017年3月23日开幕的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百度总裁张亚勤出席了 "创新者的DNA" 分论坛并谈到了他对吴恩达辞职的看法。他说，对吴恩达的离开表示遗憾，但同时强调能吸引到陆奇也是幸运，并且表态百度在加大AI人才的招聘力度。 张亚勤谈到了中国创新的变化趋势，并认为在过去 15 年中，中国的创新模式主要是利用新技术让产品更具竞争力。比如在微信、移动支付等自主创新的产品上，体验都比国外的产品牙好。不过这些基本都是在商业模式层面的创新，美国在技术创新领域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目前，最时髦的技术就是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大家都在蜂拥而上做同样的事情。但公司想要实现差异化发展、让产品更具竞争力，往往是没有捷径可言的。 关于人才，张亚勤认为，中国正在培养也正在吸引大量国外人才，这是中国的优势。但还是需要在基础研究上多下功夫，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进一步的优势。 同时，张亚勤还回应了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的离职事件。他认为，人才是最重要的，特别在目前的人工智能竞争中，对吴恩达的离开表示遗憾，但也很幸运能吸引到陆奇这样的全球顶尖人才。 最后，从企业角度看创新。张亚勤指出，不管是微软还是百度，创新都是两方面的。一般公司高层都是希望创新的，但最大的障碍是中层，企业大了之后怎么样把中层说服了是最重要的。中层一般喜欢保持现状，所以在公司里面很多时候都要饶过中层找到真正的创新。 张亚勤还就创新培育和教育结构变革发表了观点，他认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人身上的三个特点：一是创新者都愿意思考、批评；二是具有闪亮的思想；三是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方法。以下为张亚勤发言实录 谈中国创新的变化趋势 在过去15年当中，在中国的创新模式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引用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我们用新的方法让你的产品更加具有竞争力、让你的生产更加具有竞争力。技术也是如此，我们用互联网做例子，十年的创新基本上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产品都是从美国那边仿制过来的，但是市场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进入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自己做了很多自主创新，比如说微信的产品，质量比 Facebook 质量更好。中国的地图使用起来的体验比谷歌的体验更好，中国的移动支付比其他国家的移动支付更加方便，现在都不用拿现金出去买东西了。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同事也提到了技术创新，比如说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还有涉及到超级计算机、机器学习，这些技术方面创新引领世界、获得了专利。 一直从产品的创新到技术的创新，我们越来越触及到技术的创新和基础架构。北京和中关村可能在很多创新领域现在比硅谷更加激进，现在很多的企业比硅谷更加积极。所以，好的事情可能发展的非常快，但是也有挑战，大家不那么耐心了，感觉比较急功近利，好像马上想看到成果，很快上市，很快赚钱，这样就会产生一些泡沫。 所以在目前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变成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像百度还有其他的公司都把钱、资金投入到深度机器学习当中去。每个公司在中国都说我们自己是人工智能的公司，都是 AI 的公司，好像明天我们的世界一夜之间就要被人工智能改变一样，大家都没有那么多耐心了，最后一拥而上就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反正有好的机遇和挑战，那么我们需要有资金，有人才，也要有需求。其实你要创新，没有那么多地方让你赚快钱，最终创新的字母是需求，必须要有需求才有好的产品和市场。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通过一系列好的产品上市或者怎么样的方式赚钱。 有很多很多公司要实现差异化，其实技术的差异化让你的产品更加具有竞争力，往往是没有捷径的。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产生了大量的人才，但是同时也吸引了很多中国以外的人才回到中国，或者来到中国。在未来我们相信中国会吸引国际化的人才，不光是海归，而且是会吸引很多真正的外国人才来到中国，政府会做更多的投入。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底下要回归到更多的基础研究，现在研发投入是占GDP2.4%，可能15年之前只有1%，或者1%不到。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想创新成为主流，这些工作我们都是要做好的。 谈地域和创新关系 不是每个城市，或者每个省份都是制造业、或者研发中心，你得知道海南的优势在哪里，海南的农业、医疗资源应该是最重要的优势。所以你得找到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不管是环境、自然资源的禀赋，还是别的什么，得去利用。 谈吴恩达离职百度 刚才提到人是最重要的，人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人工智能这方面，人工智能是百度未来技术的方向，我们锁定了 AI 作为未来的方向。当然我们希望吸引、招聘到这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在两个月前我们吸引到了陆奇，他是全球在这个领域方面的技术领袖，非常的幸运。 谈创新与政府监管 我觉得这还是要取得一个平衡，总体来说，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还是做得很不错的，来实现这样一种平衡，鼓励各方面的创新，互联网创新还有别的行业的创新，像我们这样的企业，百度、阿里、腾讯这样的公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 IT 企业了，还有一些新企业，像头条、美团、滴滴、小米，也有其他的企业在诞生，总体来说这是市场驱动比较灵活的环境。 谈教育和创新土壤 两个问题一块回答，一个是台湾的学生，一个是创新的土壤，刚才李校长讲到我们现在应试教育，填鸭式教育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更多批判性的思维，创新的思维，学校是急切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进展了。 我从公司的角度来讲，一个企业如果看一下，不管是在微软也好，在百度也好，你发现创新一定是两方面的。一般公司的最高层都是希望创新的。因为他会看到市场的变化，看到公司的危机，往往一线的工程师也是需要创新的，因为他看到用户的反馈，看到我们的产品遇到问题。最大的障碍是中层，公司里面企业大了之后怎么样把中层说服了是最重要的。 包括刚才讲的加速器，服务器，包括一些小的团队，比如说中层要把它绕开，中层一般都是喜欢比较保持现在，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要绕过中层找到真正的创新。 另外，这个可能和当时讲的最早的问题，怎么找到创新者，这么多年我花了很多时间自己做研究，也创新，也在找创新者。 我发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创新者都愿意思考、批评。 第二点很重要，创新者你和他谈话的时候，谈一个小时，你会发现这些人有闪亮的思想。有的时候我们开会、谈话也好，谈一两个小时是没有信息量的，什么都好，但是，公司你和一些小孩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些好的想法。 另外，这些人不仅仅有好的想法，也会找到各种各样的资源，找到方式和这些事情发生。 关于台湾的学生，我原来在微软研究院做院长，我们差不多有 1/3 或者 1/4 的研究员都是从台湾过来的，现在微软研究院院长也是台湾过来的。我觉得IQ来讲，台湾的人和大陆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到大陆来工作，这么多市场，特别是做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大数据、大模型、大计算、大用户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到大陆发展前景是很好的。文章选自钛媒体，2017年3月24日
2017年3月27日 -
张华荣：“走出去”过程中，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价值观
理事简介张华荣，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华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一带一路”是全球经济的新生态，也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未来五十年，中国将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使企业更快、更好地走出去。中国供给侧改革与其他国家需求相吻合 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不是指剩余产业，而是要把优势产业做得更优，把好的产业推向全世界。中国的供给侧经济改革跟世界上很多国家供需侧是相吻合的，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最需要解决就业，需要出口创汇，而我们帮他们解决了六千名就业的同时也从中受益，不仅拿了优惠土地，更重要的是我们企业从广东、江西，再到非洲形成了“走出去”的产业链，根据全球的市场经济，找到自己的布局和定位。 走出去的企业有做资源的，为世界经济做了不小的贡献；也有做基础设施的，今天的很多发展中国家80%的基础设施都是我们中国人做的，我们多次向其提供技术和工人。但是真正给当地国带来效益的，还是优势的产业合作。在国外，矿产确实带来很多利润，但是很多国家最丰富、最有价值开发的其实是人力资源。埃塞俄比亚没有参加工作的人，每人每天只有一块到两块美金的生产价值，但是到企业一天可以创造一千块美金的价值。这个价值可以帮他们当地政府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也解决了很多当地的社会问题，并且也给我们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所以我们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是相当正确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我们大国担当、大国文化、大国分享的这种精神跟文化在全世界正在慢慢的逐步形成。同时作为中国企业家，我们在“一带一路”精神下要培养我们价值观。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因为我们不团结，不统一。但是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把一个稳定的以发展为中心的中国向全球开放，飞速发展。所以，我们国家的体制虽然仍有改进的地方，但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我们要企业家感恩心态为主的价值观。 另外，人力也与企业家精神密切相关，企业从几十个人干到几万人，有大量的财富，这财富就是责任。我觉得以人为本，服务人类，为中国企业，为世界经济发展做贡献，当有这样价值观跟信仰的时候，那么企业家就产生了相当正能量的这种精神。不管是敬业精神、职业精神、吃苦精神，还是合作精神。 企业选择好的环境，选择好的生态，另外要选择好的基因，好的进化。做百年企业需要延伸，所以我们中国企业不只是要走出去，要引进来。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以包容的心态向全世界去发展，我相信我们中国的经济一定很有未来。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价值观，首先要有能力，对人力负责，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企业负责，对干部员工负责，更重要的是对亲人负责，这就是企业家的精神。在埃塞俄比亚，我们不仅是赚钱，而是解决十万以上当地人的工作，让他们更好的生活，也就是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为中国企业家写上美好的一笔。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风险和困难 去年上半年我们很多经融机构都对“一带一路”企业比较乐观，但是下半年因为我们国家外汇下降，在境外投资、融资这块难度比较大。希望我们国家还是坚持以“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战略，希望更多的金融单位以及基金单位可以用差异化的融资和差异化的政策去帮助他们。更重要是国与国之间要建立良好的法律生态、税务生态，用中国发展的经验帮助他们发展。我们是参与和分享的，是推动他们发展的，我们也会从中受益。 另外，中国企业国际化。我们在当地开一个会要讲中文、英文等四个语言，还有当地的文化，有很多不吃猪肉等等。不过正因为他们跟我们很多观念，生态以及包括各种条件不如我们中国，我们才有很多机会。过去很多台资、港资和外资企业来到中国他们就是克服各种困难，跟政府沟通，跟社会沟通，跟员工沟通。大大的创造丰厚的效益，获取丰厚的利润，同时给我们国家经济带来了一个良好的发展，而且培养了优秀人才。我们也可以效仿。 还有政府诚信风险，政府需要企业的时候肯定百分百相信，但是不需要的时候就会谨慎。我们企业要做的就是彼此需要，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所以诚信风险需要多沟通，需要用讲话沟通的方法去解决。当然还有社会理解。很多非洲国家一看到外国人来，就以为是来抢钱。其实我们要告诉他们是帮助他们共同发展的，所以我的企业去做很多义务宣传。从厕所到厨房，从家庭到健康，我们都关心，他们就会慢慢理解。同时，经营跟管理的风险，也是很大的问题，100%尊重员工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尊重企业发展的规律，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商业模式。 坦率说，在发展过程当中，当然会有问题。但是我相信发展的给他们带来的利益是是主要的，只要我们去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尊重他们的文化，同时通过我们自身优秀的企业文化宣传，对人负责，以人为本，善待员工，对企业负责创造效益。从长处讲，不赚快钱，也不赚近钱，从长远的角度去发展去考虑。解决一个困难上一个台阶，解决一个问题上一层楼，有这样的心态面对，世界上就没有困难的事情。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CCG‘两会’代表、委员沙龙”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3月27日 -
郑永年：中国应接过全球自由贸易大旗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从杭州G20峰会到达沃斯论坛，中国已经开始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是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措施和表现。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在保持经济稳中求进的同时，如何推动兼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全球化，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期待。《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记者：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里继续保持稳中求进的态势，从“降速”阶段逐步过渡到“提质”阶段，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郑永年：我对中国经济是比较看好的。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再过渡到发达经济体的低速增长，这是符合规律的自然下行。中国通过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保持了经济增速的平稳下行，这在经济学上非常了不起。中国将2017年经济增长目标设为6.5%左右，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当前世界经济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逆全球化趋势必然会产生影响。而中国正在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从杭州G20峰会到达沃斯论坛，中国已经开始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都是中国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措施和表现。 记者：您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请问您如何评价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进程，您认为中国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之路应该向何处去？ 郑永年：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就显得较为突出，美国、欧洲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内部均存在不平衡问题，所以各主要经济体都在调整内部经济结构。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最快。2008年以后，各主要经济体出口一直受到影响，中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内需，并且直至今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一直是最大的。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最迅速、也是最为有效的。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调结构、去产能，最令人担忧的是就业问题，但目前来看就业情况还不错。在经历了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在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调节经济方面愈加得心应手。不过，中国也应该认识到，目前经济结构性改革中内需和外贸的结构虽然在变好，但有些地方还是失衡的，比如高端制造业和低端制造业的失衡，金融、房地产、网络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这些都是在今后经济结构调整中需要重点关注的。 记者：最近有媒体报道中国在智利的邀请下,有望参加即将举行的TPP成员国会议，并认为中国应该扛起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大旗。您认为中国是否应该加入TPP，还是力推RCEP？ 郑永年：我认为中国应当接过自由贸易的大旗。西方对自由贸易热度下降，中国可以直接接过来，但并不是说全盘接收。中国还是应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充分照顾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现在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很大，但发言权却很小，这非常不合理。同时，中国接受这套体系然后加以改革要比自己另起炉灶成本小得多。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TPP，我认为中国需要慎重，应充分考虑其非经济因素。因为TPP最初就具有排他性，政治成分多于经济考量。TPP中很多条款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相比之下，RCEP则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更符合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文章选自中国经济网，2017年3月21日
2017年3月27日 -
郭盛：兼职成为就业新趋势
理事简介郭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智联招聘CEO。 近日,央视财经频道重磅推出120分钟特别节目——《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6-2017)数据发布之夜》,权威发布全球最大规模融媒体民生调查结果,用数据表达10万中国家庭的心声和心愿,呈现7亿中国网民的选择和态度。 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是由中央电视台,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发起的,并联手国家权威机构、顶级智库,智联招聘在内的10大互联网大数据研究院,进行联合调查、联合分析、联合发布。活动现场,智联招聘CEO郭盛携手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格力总裁董明珠,财经作家吴晓波等人就中国职场人现状及发展,以及中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智联招聘和大调查的联合调查发现,导致职场人换工作的主要原因分别是收入低、事业遇到瓶颈,上升空间受阻、想换个环境有新鲜感,行业不景气等。同时,针对很多职场人提出的选行业还是选企业这个问题,郭盛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选职业好过选企业,因为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消失”,平台会不断崛起。同时随着共享经济,新兴职业的产生,雇佣关系不再与企业死死绑定,更多有技能的人可以在平台上实现就业,这便是为什么选职业好过选企业的重要原因。 那么在平台化的浪潮下,求职者应该怎样选择职业呢?目前来看,高薪职业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管理类,另一类是IT技术类或律师等的专业类。不过快速变化的互联网时代每天也在诞生许多新的高薪职位,如有网感,会卖萌的新媒体运维“卖萌官”、爱晒,爱现,靠话唠赚钱的直播网红、爱吐槽,乐于出差的旅行体验师等。而且这些职位也给了每个人选择兴趣爱好赚钱的机会。另外,这些新兴职业大多都集中在某一平台上,这些平台产生的内容及价值是巨大的。 郭盛强调,在未来中国的就业市场上,兼职还有巨大的上升空间。根据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美国的兼职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37%,而在中国这一数字仅为10%。另外,根据智联招聘全站大数据显示,在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过去一年兼职职位数量同比增长110%。郭盛认为,随着平台化,人工智能等要素的发展,兼职类工作占比将越来越大。那么,怎样去激发兼职工作者的创造热情,这是所有企业家们需要去深度思考的问题。最后,郭盛讲到,世界在快速变化,风口行业也在不断变化,希望每个职场人都能找到热爱的职业,并不断的锤炼技能,成为人才,才能任由风云变幻而闲庭信步。文章选自中国网，2017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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