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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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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黄文政：人口变化与政策变迁
作者简介梁建章梁建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黄文政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近年我国人口政策转变之快，尤其是春节以来官方舆论的转向之大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其实，这些变化来得太慢，步伐依然还是太小。这点从国际比较来看就更为清楚。 中国自1971年实施计划生育，1980年启动以城市一胎化为特征的严厉生育限制政策；而2016年实施的全面两孩政策则是人口政策的重大逆转。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则要求，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之前的人口规划只给出人口总量不得逾越的控制目标，而这次规划则确定人口总量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种差异反映了国务院已否定了人口越少越好的思路，认为目前生育率过低，需要提升。 与此相应，2017年央视春晚的多个节目都透出了鼓励生育甚至多育的理念。而大年初一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栏目更是出现多个呈现大家庭欢乐与祥和的节目，包括深圳四胞胎、安徽十姐妹、陕西四世同堂，与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嘲笑和丑化多育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此外，许多地方电视台也在营造推崇家庭、鼓励生育的气氛。 近年人口政策转变之快，尤其是春节以来官方舆论的转向之大可能出乎许多普通人的意料。但其实，这些变化来得太慢，步伐依然还是太小。正像我们在本专栏之前超过100篇的文章所论述的那样，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是判断失误、认识不足的产物；所有支持这一政策的理由长远来看没有一条是真正站得住脚的。这点从国际比较来看就更为清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系列三篇文章就介绍世界各地过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人口变化、各国和地区的应对措施。 人口变化在历史上通常被视为自然过程，到近代才有部分国家通过人口政策来影响或干预人口趋势，以期实现某种政治和经济目标。有些国家虽然没有目标明确的人口政策，但在其他方面的政策会影响到人口趋势。虽然人口过剩和人口控制思想源自西方，但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实施过节育或控制生育的政策。相比之下，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少数国家，曾尝试过柔性的节育措施，但力度和持续时间都远不及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目前，世界绝大部分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都在鼓励生育，虽然这些地方生育率一般远高于中国。 在中英文互译中，中文的“计划生育”往往对应于英文的“family planning”，这种对应出现在中国官方及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中。但这种对译极不合理。英文的“family planning”指家庭对生育数量和间隔的计划，决策主体是家庭，更合理的中文翻译是“家庭计划”；中文的“计划生育”是指政府决定家庭最多能生育几个孩子及需要多长的间隔，决策主体是政府。 这种对译无论对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有强烈的误导性。一方面，将中文的“计划生育”翻译成英文的“family planning”，让国外很多人误以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只是“家庭计划”，淡化了中国政策的强制性色彩。另一方面，将国外的“family planning”翻译成“计划生育”，让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国外的“家庭计划”就是中国意义的“计划生育”，大大弱化了人们对中国生育限制政策严重偏离人类常态的认知。 比如，2012年12月17日，《环球时报》报道，菲律宾参众两院通过“计划生育”法案，旨在平衡人口数量增长。该报道在网络论坛上被一些人渲染成连菲律宾都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殊不知，菲律宾的法案只是让公众获得一些生殖健康服务，如发放避孕工具和普及避孕知识，完全不同于中国强制性生育限制；而且这样柔性的提议也遭到了菲律宾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 下面简述世界各地的人口形势和政策变迁。我们基于2015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找出1950年人口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再加上台湾和华人比例较大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及比较独特的以色列。为确保可比性，国家和地区的划分和历史人口以2015年的疆域及其对应的数据为准。之所以根据1950年而非2015年人口数量来选择国家和地区，是为了避免放大人口增长更快国家的入选概率而让选择性偏差影响结论。 为了让读者有直观了解，针对各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在表格中提供其面积大致对应的中国区域、当前人口密度及过去人口增长与中国的对比等信息。有关面积的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署，生育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6报告。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当年与上年年末中国大陆人口数量的平均值，来对比联合国中其他国家的年中人口数据。作为参考，中国2015年的人口密度为143.39人每平方公里；从1950年到1980年，再到2015年，中国人口从5.468亿增长到1980年的9.812亿，再增长到2015年的13.712亿，增幅分别为79.45%和39.74%。 实际上，世界各地都经历过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带来死亡率急剧下降。在所列的34个国家和地区中，北美和欧洲国家和日本和阿根廷到1950年，已走过这一时期，所以在此之后人口增长相对缓慢；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和台湾在1950～1980年的人口增长率都要快于中国大陆。而从1980～2015年的人口增长率来看，中国大陆更是远低于其中大部分国家，甚至低于美国。 简言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从1950年到1980年，再到2015年的人口快速增长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在增长幅度上更是几乎全球垫底，不仅大大低于同期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低于人口转变时期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更大范围来看，在本文未列出的人口较少的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也只有马里、柬埔寨、加蓬、古巴、阿富汗、尼泊尔、海地、突尼斯等极少数国家在1950到1980年的人口增长幅度略低于中国，而这些国家在这期间大都经历战乱和政局动荡。而从1980到2015年，发展国家中也仅有古巴、牙买加、毛里求斯以及极少数岛国的人口增长幅度低于中国。因此，从全球比较来看，无论是在1980年之前还是2015年之前，中国人口增长不是最快的，而几乎是最慢的。 （一）东亚和东南亚 【日本】生育率在1945～1948年超过4.0。在1949年将流产合法化并取消抚养补贴以抑制人口增长后，生育率从4.34降至1974年的2.05。到1974年，《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白皮书，将政策目标从节育过渡到稳定人口规模，但生育率到1988年却进一步降至1.66。1989年，生育率跌至1.57的消息成为日本头条新闻。在1990年建立部际委员会，营造友育环境。 1995年，实施旨在扶助职业女性养育的“天使计划”，并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如“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2014年，政府公布的人口中长期目标为“人口在2060年维持在1亿左右”，将生育率从2012年的1.41提高至2.07。到2014年，生育率仍处在1.42的低位。 【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超过6。在1962～1995年鼓励少生后，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为此韩国被称为“家庭计划”的成功典范。从1996至2004年，政府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 自2005年，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1至1.3。2010年9月，韩国宣布将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扶助托儿和育儿教育；70%的家庭将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生育率在2014年依然处在1.21的超低水平。 【台湾】面积略大于海南省，人口是后者3倍左右。台湾1964年推出节育政策，并在1967年表示，希望民众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从1971年起，台湾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的口号。在这一系列政策下，台湾生育率从20世纪60年代接近6的高位直线下降，到1984年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后继续快速下降。 台湾自1990年提倡“适龄结婚，适量生育”，但生育率依然一路下滑，到21世纪初降到1.0的世界最低水平。台湾从2012年扩大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编列32亿新台币育儿津贴预算，但近年生育率徘徊在0.9至1.3之间。2016年5月20日，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提到台湾面临的前五大挑战中，有三个与人口直接有关，即“年金制度”、“人口老化”、“出生率低落”。 【新加坡】新加坡人口排名的上升主要归功于大规模吸引移民。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5.4。自1970年起，广泛宣传每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采取一系列奖罚措施抑制生育并提倡优生优育。其间，新加坡生育率从1971年的3.0降到1987年的1.62。到1988年，在仔细检讨政策后，新加坡从控制生育逆转为鼓励生育，但效果差强人意。生育率在1988年反弹到1.96，之后整体上不断下滑，近年徘徊在1.1 至1.3之间。 新加坡国会于2013年通过《人口白皮书》，提出要在2030年前将新加坡人口增加30%至690万。为此，新加坡对内加大鼓励家庭生育多个孩子的配套奖励，对外增加引入移民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华裔生育率比其他族群更低。例如，2011年新加坡生育率为1.20，其中华裔1.08、马来裔1.64、印度裔1.09。 【越南】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超过6。越南是全球除中国外唯一实施过强制性生育限制政策的国家。但越南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另对生育间隔有所限制；符合政策的家庭在购房、孩子入学、就医等方面可得到优惠，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则可能面临罚款等处罚，违反政策规定的公务人员可能失去职位。 在2003年曾取消生育限制政策，但在2008年又重新恢复。近年越南生育率在1.8左右。2017年初，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带来的挑战，越南政府正在考虑修改人口政策，有望在2017年终止两孩政策，实现自主生育。 【泰国】生育率在1963年超过6。从1971年实施家庭计划后，生育率快速下降，到1993年降至1.96，2014年进一步降至1.51。非政府组织“人口和社区发展协会”与政府的密切合作是泰国生育率大幅降低的重要因素。泰国是第一个允许注射DMPA长效避孕针的国家，也是使用该技术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但自21世纪初，泰国希望将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但生育率近年徘徊在1.5和1.6之间，远低于更替水平。 2016年7月，由官方“泰国研究基金”主持的论坛称，人口形势对泰国经济有三重影响：一是劳动力减少将在未来10年将使泰国年经济增速降低1到1.5个百分点，并将在未来30年将人均收入降低30%；二是养老金支出将大幅增长；三是泰国家庭福祉有面临崩溃的风险。在农村地区，年轻人去城里工作后，很多老人留下独自或与孙辈孩子同住。 【缅甸】 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处在6.0和6.2之间，自1970年开始逐步下降，1980年降到4.98，1990年降到3.45，2000年降到2.90，2014年降到更替水平附近的2.20。2012年7月，在获得英国等国家的捐助后，宣布开展家庭计划，促进妇女健康和避孕节育。 【菲律宾】 人口中80%以上信奉天主教，很多民众相信子女是上天的礼物，应顺其自然。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7.1，之后缓慢下降，1980年降到5.18，2000年降到3.77，2014年为2.98，为亚太地区最高。 在1971年就通过人口法案，将家庭计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后多次调整。但由于天主教会的反对，政策更倾向于关注母亲和孩子健康，而非降低生育率。2012年，通过《关于为父母应尽职责、生育健康以及人口和发展提供全面政策的法案》，以保障公众能获得各种生殖健康服务。 【印度尼西亚】人口分布极不均匀，全国56.7%的人口居住在面积仅占6.73%的爪哇岛。该岛面积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江苏省的1.23倍，人口是江苏省的1.75倍。 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超过5。1968年，成立了全国家庭计划协会，并把控制人口增长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将生育率降到2，使出生率到2000年减半。为此，相关法律规定了男子的最低婚龄，提倡女子20岁后生育，生育间隔为3 年，至30岁最好停止生育。在该计划之下，印尼生育率逐年下降，从1970年的5.47下降到1990年的3.12，再降到2010年的2.51，在2014年为2.46，略高于更替水平。 【马来西亚】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6.19、从1966年开始推行家庭计划，以促进母婴健康及降低人口增长率。此后生育率逐步下降，1980年降到3.79，2000年降到2.83，2014年降到1.94，低于更替水平。 马来西亚华裔占人口的比例在1970年为37%，到2010年降至24.6%，至2015年进一步降至21.4%。在马拉西亚，华裔的生育率长期低于其他族群。马来西亚统计部（DOSM）数据显示，2013年，马来裔、华裔、印度裔的生育率分别为2.64、1.38、1.47。 （二）南亚与西亚 【印度】生育率在2014年为2.43，接近更替水平。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实施家庭计划，生育率从1960年的5.87缓降至1974年的5.16。1975年，总理英迪拉甘地为应对政治动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该状态延续的21个月中，推行了大规模结扎运动，包括采取大量的诱使和强迫措施。该运动激起了民众强烈不满，是甘地在1977年大选失败的主因之一。之后，各届政府强调家庭计划要遵循自愿原则。目前，有四个邦推行节育政策。比如，马哈拉施特拉邦从2001年5月起规定，该邦政府工作人员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预测，印度将在2022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对此，印度国内意见不一，但舆论偏向于持正面态度。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完美的人口结构和未来最多的人口是印度最大资产。现任总理莫迪在2002年曾称人口暴涨是印度最大的危机，但当选之后未重申这一观点。 【巴基斯坦】1965～1970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包括家庭计划方案，但从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家庭计划都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生育率在1960年为6.6，到2000年仍高达4.58。自2002年，政府希望通过自愿节育等措施，到2020年把生育率降到2.1的更替水平。2014年，巴基斯坦生育率为3.62。 【孟加拉国】 生育率1970年高达6.95，1973年多部门合作，为育龄家庭提供避孕服务。此后生育率逐步下降，1990年降到4.49，2000年降到3.17，2014年降到更替水平附近的2.18。 【土耳其】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6.3。1965年通过立法，允许卫生部提供家庭计划服务，之后将堕胎和结扎合法化。到1969年，全国建立了432个家庭计划诊所，并在高出生率的东部农村使用流动车提供有关节育方面的教育和服务。此后，土耳其生育率逐年下降，从1965年的5.95，降到1990年的3.08，再降到2014年的2.07的更替水平附近。 2003埃尔多安就任总统后，大肆改革健康和卫生部门。他在不同场合明确反对节育和家庭计划。2014年12月，他在一个婚礼上致辞说：“控制生育与土耳其人的强国愿望背道而驰。要使国家变得更强大，我们需要更多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反对党多年来一直在推行‘叛国’的节育政策，这将会导致土耳其人口枯竭。一个孩子意味着孤独，两个意味着对抗，三个意味着平衡，四个则意味着丰富。大家不用担心多生孩子会带来家庭负担，因为真主会照顾所有的孩子。”2016年6月，埃尔多安称，拒绝成为母亲的女性是不完整的，女性至少生3个孩子。他表示自己支持女性追求成功的职业生活，但是职业生活不应该成为生养孩子的阻碍。埃尔多安和妻子育有两儿两女。 【伊朗】 生育率从1960年的6.9缓慢降至1970年的6.4。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政府曾鼓励多育，但1989年当选总统的拉夫桑贾尼，说服宗教界领导人支持家庭计划，鼓励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之后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4.8降到2001年的2.0，低于更替水平。2007年，生育率跌至1.87，为中东最低。2006年，新任总统内贾德明确表示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 2012年7月，政府宣布家庭计划政策不合时宜，伊朗人口应增长至1.5至2亿。为此，伊朗取消所有人口控制的预算安排，转而斥资1900亿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用于鼓励生育。但之后生育率继续下降，从2012年的1.74，降到2013年的1.73，再降到2014年的1.71。虽然目前伊朗在人口数量上相比周边国家占有优势，但由于其生育率远低于周边国家，人口老化和人口萎缩将使得伊朗优势不再，未来中东的政治版图将大为改观。伊朗国内有人认为拉夫桑贾尼的人口政策毁掉了伊朗的前途。 【以色列】 实际控制面积相当于北京市域的1.31倍，一半以上国土为沙漠。以色列一直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从全球吸引犹太移民。以色列法律规定， 世界上任何犹太人都有权在以色列定居。以色列拥有发达的全民医疗保健体系，按人均计算，以色列助孕诊所数量高居世界首位。 但被称为“哈瑞迪”的正统教派和阿拉伯裔的高生育率在改变以色列的人口构成。2014年，以色列的哈瑞迪教徒和阿拉伯裔的生育率分别是7.1和3.5，而全国平均是3.0。在2013年，哈瑞迪教徒和阿拉伯裔分别占以色列人口的11.7%和20.7%，但在小学生中则分别占18.6%和27.1%。以色列中央统计局预测，到2059年，哈瑞迪和阿拉伯裔将可能占到以色列犹太人口的一半。这种内部的人口变化趋势将左右以色列的未来。 （三）北美和欧洲 【美国】 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初达到3.65后，逐年下降至1976年的最低点1.738，之后缓慢回升，在21世纪头10年一直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但近年有所下降，到2014年为1.86。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在2013年就吸引了99万合法移民。2013年，美国还有约1130万非法移民；非法移民的孩子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也能被公平对待。 在美国，“人口政策”一词长期以来专指美国政府旨在影响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形势的相关政策。但近年美国公开声明，美国对外人口政策的目标只是提升健康和教育，不支持任何稳定或控制人口的政策。美国国内没有宗旨明确的人口干预政策，但美国法律被认为是鼓励生育的。比如，美国的税法有利于多孩家庭，而移民法则确保美国大规模吸引海外移民。 【加拿大】生育率在1960年为3.81，此后逐步下降，1980年降至1.74，2000年降到最低点1.49，近年有所回升，2014年为1.61。没有明确的人口政策，但一些家庭保障措施，如“牛奶金”被认为可促进生育。魁北克省则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为新生婴儿提供津贴和普遍的儿童照料服务。 【英国】 生育率在1964年达到2.93后逐年下降，2001年降到历史最低的1.63，此后逐步回升到1.9左右，2014年为1.83。没有特别的人口政策。虽然经历战后生育潮，但战争伤亡、劳工短缺及前殖民地独立带来许多移民。近年，欧盟的人口自由流动法令，也提升了英国入境移民净值。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数据，2012年有25.5%的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生的婴儿的母亲出生于境外。对移民问题的担忧是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德国】生育率在1964年为2.54，之后逐年下降，到1994年降到1.24的最低点，2014年只有1.39；德国现在是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其东部地区生育率比西部更低。德国人口在1998年达到峰值8201万后，就逐渐减少，至2015年已减少132万。 低生育率是德国社会的“心病”；学界普遍认为，如果德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德国经济将逐渐萎靡，仅养老金和医疗开支负担就将拖垮德国经济。为了缓解养老金困境，德国在2007年批准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自2007年，德国大幅提高政府的育儿补助金额，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育率，但期待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 【法国】生育率也从1963年的2.89降到1994年1.73最低点，之后逐步回升到2006年的2.0，到2014年为1.99，处于欧洲最高之列。很多人以为法国的高生育率主要归功于穆斯林移民，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法国穆斯林的生育率为2.8，而非穆斯林的生育率也达到为1.9。 法国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认识到低生育率危害并积极应对的国家。基于在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运衰微的惨痛教训，法国自1939年起就开始鼓励生育。如今，政府通过改进的所得税法、家庭补助基金、入学补助金、缩短生育二孩以上妇女的退休参保费缴纳年限等多种方式，支持养育孩子的家庭，并向三孩以上家庭倾斜；相关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政府还将全日制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确保女性工作职位少受生育影响，鼓励企业为在职母亲提供育儿便利，并在经济上承担部分费用。 【意大利】生育率在1964年达2.65，1977年下降到1.93，1995年降到最低点1.19，此后略有回升，到2014年为1.39。2003年11月，宣布对生一胎以上的家庭给予经济补贴。2016年5月，卫生部长罗仁琴表示，政府计划将有子女家庭的补贴翻倍。她说，“2015年，全意大利只有48.8万婴儿出生，是这个现代国家1861年建立以来最少的。如果就这样下去，无法扭转颓势，不到十年时间，每年出生婴儿数量就将减少到35万以下，比2010年低40%—简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2015年6月，43岁的罗仁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以身作则“为国增产”。 【西班牙】在佛朗哥统治期间，西班牙禁止避孕和堕胎。生育率在1964年达到3.01。自1970年将避孕合法化，至1985年起允许有条件的堕胎。生育率到1980年降到2.2，到2000年降到1.23，近几年则徘徊1.2至1.4之间，处于欧洲最低之列。 【俄罗斯】在前苏联时代，俄罗斯就大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长期低迷，在1960年为2.52，之后逐年下降。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均寿命大幅下降，生育率在1999年更是降至历史最低的1.17，人口不断萎缩。即使算上外来移民，不含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的1.488亿萎缩到2015年的1.435亿。 总统普京称人口减少是俄罗斯最尖锐问题，他在国情咨文上强调“每个俄罗斯家庭都应该生育至少3个孩子”。自2007年，大力强化了对多子女家庭的扶持。得益于人口增长计划的实施，近年生育率有所提升，从2000年的1.2升到2014年的1.75，加上人均预期寿命回升，人口自2010年起实现增长。但此次回升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年龄结构形势和预期寿命的变化；由于生育率始终低于更替水平，俄罗斯人口增长无法持续。 【乌克兰】苏联解体前，乌克兰一直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在1960年为2.24，至1990年保持在1.8至2.2之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生育率急剧下降，2000年降至最低点1.09，人口也进入负增长。近年生育率有所回升，2014年为1.50。 【波兰】 生育率在1960年为2.98，此后逐年下降，到2003年降至最低点1.22，之后略微回升，2014年为1.29。政府长期鼓励生育。具体措施包括直接的生育补贴，减免父母所得税等措施。但由于养育费用居高不下，生育率回升幅度很小，在2014年为1.29。 【罗马尼亚】 生育率在1960年为2.34，此后逐步下降，1966年生育率降至1.9。为了提高生育率，时任总统齐奥塞斯库在1966年发布法令，实行强制多生的政策，包括禁止避孕，除特殊情况禁止堕胎，并征收单身税。例如，40岁以上的、已生4个孩子的妇女才允许堕胎；45岁以下的妇女每隔一至三个月必须由执法人员检查是否怀孕。此后，罗马尼亚生育率明显提高，1967年曾达到3.66，但随后逐年下降，到1991年降至1.59，2001年降至最低点1.27。近年生育率略有回升，2014年为1.41。 （八）非洲和拉丁美洲 【埃及】人口分布极不均匀，人口集中在狭长的尼罗河的河谷和三角洲，98%的人口居住在占全国3%的土地上（Fouberg、Murphy、de Blij，2009），即在大约相当于两个北京市域的土地上居住了9000万人。 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6.63，此后缓慢下降，1980年降到5.56，到2008年降到最低点3.0左右；这与当时的总统穆巴拉克大力提倡一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有关。近年生育率有所上升，在2014年为3.34。 【尼日利亚】目前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大经济体。生育率在1980年高达6.78，此后略有下降。巴班吉达军政府统治的1985年到1993年，曾发布法令规定每个妇女最多只能生育4个孩子。这项法令遭遇不同社会阶层的普遍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到2014年生育率仍然高达5.65。根据联合国2015年人口展望预测，到2050年尼日利亚年出生人口将超过2000万，是中国2015年的1.23倍。合理预计，中国出生人口在2050年将远少于2015年的水平。 【埃塞俄比亚】生育率在1984年高达7.44。对此，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展家庭计划工作。从2000至2010年，埃塞俄比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接受国际节育援助最多的国家，避孕普及率从2000年的6.3%，升至2011年的27.3%。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到2014年降至4.40。 【巴西】地广人稀，但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在全国26个州中，东南部太平洋沿岸的4个州集中了全国44%的人口，而辽阔的亚马逊平原却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每平方公里不到1人。 在1974年以前鼓励人口增长，但生育率从1960年的6.2降到1973年的4.7。在1974～1980年间，对人口趋势采取不干预态度。从1980年至今，推广避孕和绝育措施，生育率从1980年的4.07降至2012年的1.81。生育率到2014年仅为1.79，低于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 【墨西哥】 生育率20世纪60年代处于6.7和6.8之间。政府在1965年成立人口研究基金会，开展避孕节育措施的研究和推广。 生育率早1980年降到4.84，2000年降到2.75，2014年降到2.24，处于更替水平附近。 【阿根廷】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曾是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生育率在1960年为3.11。此后一直到1990年生育率始终稳定在3.0至3.4之间。1991年以后，生育率逐步下降，2000年降至2.56，2014年降至2.32，略高于更替水平。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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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TPP或成中国外交重要抓手？
中评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 臧涵）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0日执政以来，退出TPP等数个连签的行政命令、几十个国际首脑电话和一贯的天天推特制造了眼花缭乱的局面，给美国和世界都带来了新的风格和做法。中国和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发布报告指出，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将近二十天的中美关系表面上虽然平静，但双方相互观察、互动一直没有停止。保持和发展中美双方巨大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沟通与磨合，最终依然会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报告还建议，中国经济发展为实施经济外交打下了基础，加入TPP可以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外交的重要抓手，中国应把握时机尽快加入TPP。 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时代促使了中国外交进入新方位，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中国外交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为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外交工作应该更加注重改善区域地缘政治环境，经济外交是实现此目标的有效途径。 2017年1月23日，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此举无疑将对参与TPP的其他11个国家，以及亚太区域经贸与地缘政治的下一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百日新政”演讲中多次明确表示要美国退出TPP的意图，行政命令的签署进一步表明了特朗普入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后推行“美国优先”原则和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主张的决心。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当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一行政命令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进入了新时期。 报告提到，鉴于特朗普一直以来坚持的反自由贸易的强硬主张及其就职后宣布的施政纲领，舆论普遍认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将会主导美国经济政策，这将严重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何应对特朗普“新政”和经济全球化的关键转折，必然是亚太区域经济治理面临的巨大挑战。 但是从中国的外交新方位来看，报告分析说，美国退出TPP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我们加强亚太地区合作对话、改善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一个机遇。我们可以将加入TPP作为当前经济外交的重要抓手，抓住时机尽快加入TPP。 报告分析说，当前部分TPP成员国积极支持中国加入TPP，主动加入TPP可填补美国退出后的空间，通过经济外交改善国际关系。 报告提到，中国对外已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占中国全球贸易总额比重尚不足27%，而发达国家的自贸率一般在50%以上。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未来要继续推动全球化，积极同周边国家商建自贸区以形成实现全球自贸区网络布局是必要之举，而加入和推动TPP将是一个“双赢”选项。 澳大利亚、日本等成员国在TPP上投入了较大精力，报告认为，这些成员国一直希望藉此协调和推动地区间的经贸发展。面对美国的退出，其他成员国的反应和心态比较复杂，有的国家仍对TPP抱有期望，但更多的开始转向重视中国在亚太地区经贸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有的甚至对中国参与TPP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 另外，报告还指出，中美存在广泛、深厚的共同利益基础，主动加入TPP有利于FTAAP的构建和更全面的区域经济安排。 此前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美国主导的TPP是亚太区域最为重要的两个多边经济安排，但在背后的政治层面上存在一定对立和博弈。 报告认为，如果中国参与到TPP谈判中，可以加强与TPP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对话，促进两个机制下所有成员国的合作，将原有TPP与RCEP的实质内容衔接在一起，并进而吸引美国共同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实现新的、更广泛的贸易投资合作，让所有的亚太地区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实现包容性发展，进而更好地应对世界经济挑战。 报告建议，中国还可以藉特朗普就任后发展基础建设的契机，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如果作为一个大的区域合作战略，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对全球化会有很大贡献。因而中国应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合作促进中美关系的更大进展成为题中之义。 第三，报告指出特朗普向俄罗斯靠拢，有意在东亚等地制造潜在摩擦，主动加入TPP有利于凝聚儒家文化圈，改善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促进亚洲一体化，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深入实施。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的外交战略做出重大调整，积极向俄罗斯靠拢，有意“联俄抗中”；在朝鲜问题上加大对中国施压，暗示将允许日本、韩国发展核武器；重申“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管辖权”和“美日安保条约”；有意挑起南海争端，这些都可能导致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摩擦、冲突的加剧。 报告认为，此前美国主导的TPP谈判，意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影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现在特朗普要让美国再伟大、重建美国，向俄罗斯示好，预计在亚太地区将会有一些新的地缘政治影响。 报道还提到，TPP成员国以及韩国等周边国家，均是中国成熟的经济贸易伙伴，没有理由不搞好关系。在当下美国有可能“联俄抗中”、挑起局部地区冲突的形势下，中国更应该从经济外交入手，积极改善与东北亚、东南亚各个国家的关系，通过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基础加强互信合作。我们与菲律宾的关系也是利用领导人换届改善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参与TPP谈判，报告提到，一方面，中国可以加强和东北亚、东南亚、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菲律宾等原本不十分密切的国家。 另一方面，报告中建议中国也可以改善与韩国、日本的关系，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发挥儒家文化圈的凝聚作用，促进亚洲一体化，避免美国“联俄抗中”可能造成的风险。 此外，报告认为中国还需要加快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区的建设，在地缘和文化整合的基础上放大格局，减少美方可能在亚太地区带来的摩擦。 同时，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等TPP成员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报告提到，参与TPP谈判有助于加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对话，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突破，打造“一带一路”样板国，从而进一步改善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带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 第四个报告认为中国应当加入TPP的原因是中国角色备受关注和期待，主动加入TPP，可以进一步展示中国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决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中国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要下大气力发展全球互联互通，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报告指出，习近平的讲话得到了世界的关注和热烈反响。在单边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我们加入TPP，可以更具体实际展示我们推动合作共赢的决心，成为落实习主席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将会大大提振亚太区域经济发展的信心。 另外，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近日表示，英国将在2017年3月底前启动脱欧程序，而正从制造业主导向消费和服务业拉动经济的中国将成英国关键贸易伙伴，为英国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带来巨大的增长红利，帮助英国在新一轮国际化发展中重塑全球贸易领先国家的地位。 报告认为，这充分说明了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对中国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正能量”和“灯塔”的巨大期待。 最后，报告建议，中国应该抓住美国退出TPP的这一时机，尽快参与到TPP谈判中，通过灵活的经济外交，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与亚太各国建立更加精密的合作关系，减少地区摩擦，改善国家间关系，确立中国外交的新方位。 CCG是中国国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 CCG位列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第110位，并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百强；在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中名列第七，居中国社会智库第一。文章选自中评社，2017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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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中美经济的三个层面 TPP不是坏事
张蕴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双边层面又分两种，经贸关系和综合关系。经贸关系主要是体现在贸易、投资，其中贸易不平衡是主要的问题，也导致了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长久存在。美国主要的手段，过去历届政府都是反倾销，征收惩罚性关税，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特朗普能做的无外乎也是这些，只不过他要普遍征收惩罚性关税，做的更多、更严厉。过去历届美国政府都是避免把中国定为汇率调整国，双边可能会有协商，这是因为中美贸易问题早就存在，一个是结构性的，中国是生产型大国，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型国家，故而产生贸易顺差。另一个是技术性的，在统计贸易数字时是按最终价值，而不是按附加价值，但实际上很多产品是从其他国家出口再组装出口到美国。美国国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也有观点认为这样的格局对美国并没有坏处，不影响他的就业。 与此同时，中国也要采取一些自我约束措施，如调整产品结构和削减产能等等，用这些办法减少这种贸易逆差。这个事情只能双方共同来做，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综合关系，涉及到政策、机制、交流、合作，分布于各个领域。中美建立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交流、合作、对话机制，最突出的就是中美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对话是所有交流机制里最高层的，一方面通过高层沟通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增进相互了解，另一方面列出合作的领域，大大推动了双方的合作项目。中美之间需要高层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要避免冲突，这就是中美两个国家处理的方式。但特朗普政府和过去不一样，会提出更多的条件。 第二层就是地区层面的中美经济关系。过去比较突出的是TPP，但特朗普已经撤出来，他的方式是通过双边就事论事解决问题。这将会改变我们战后长期形成的一些规则。其实TPP最初是按APEC会上提出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理念由新加坡、文莱等四个国家提出的，我们并不反对，但其标准对我们来说过高。美国拿过来之后，加入了政治背景，也不邀请中国加入，但是从TPP本质上来说是有道理的，所以TPP的取消对地区和世界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 APEC是联系中美一个最重要的地区框架， APEC从一个部长会议由克林顿提升到成为领导人会议，几十年来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亚太地区的合作框架推动是非常大的。从现在看特朗普很可能不感兴趣，但我们还有“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对地区和全球贸易的新贡献。现在TPP停滞了，RCEP在加快推进，但RCEP起点比较低一些，是渐进的，对于美国的贸易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特朗普暂时还是会采取静观的态度。 全球层面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不是一个机制，是一个结果。美国是全球化的助推者，中国是参与者。我认为特朗普退出WTO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他可能会选择性忽略一些内容。这对二战以后建立的世界开放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多边开放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区域开放是一个补充，推动全球有规则、有保障的开放是一个大的趋势。 中国作为一个后来参与国际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团结大多数的国家来维护这个体制。同时现在也有各种国际组织例如WTO、G20、APEC等，这样一些大的框架我们还可以利用，可以制定一些指导规则，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实行制约。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主要意义，就是新型发展合作。但我们也应该聆听反全球化的声音，过去的推动市场开放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现在需要纠正。市场开放不能够解决所有的发展问题，我们还需要社会政策，财政政策。社会政策就是再就业，财政政策就是进行补贴，支持新产业。另一个是国际的合作。“一带一路”是百年工程，不是一点，是一个理念，是带着一种新理念去做事情，所以习主席用“引领”，就是说我们要引着大家往这个方向做。一个就是维护这种大的二战后的开放体制，另一个就是我们推动这种新型的发展合作，来解决市场导向的开放所造成的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财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总之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中国和世界都会有很大压力。美国毕竟是领导者，具有全球意义。特朗普突然要改革，涉及的不仅仅是单边、双边地区，而是全球。我们要时刻准备。中国要下力气继续宣传开放，积极参与和推动平衡开放、综合开放、可持续开放，一个更健康的全球化。现在做的不仅仅只是应对特朗普，更多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系列综合性的问题。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7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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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大国崛起背后的“第四力量”
大国崛起的背后有哪些因素？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和秘书长苗绿博士的新书《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观点。为此，记者采访了苗绿女士。 “智库，具有产生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储存和输送人才、开展二轨外交等功能，影响甚大，被称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纵观世界史，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来自智库的力量支撑。“ 苗博士说，“老牌帝国代表英国被公认为欧洲智库之开先河者，这个国家的智库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20世纪前半叶至七八十年代，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民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本。尤其是撒切尔政府时代以来，智库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比如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就是由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系统研究后付诸实施的。 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之后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直至消灭了萨达姆政权；外交关系学会参与设计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提出遏制苏联，参与谋划马歇尔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了‘巧权力委员会’，提出了‘巧权力’外交思想，并被奥巴马政府采纳……可以说，美国智库的创新思想为这个国家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它国家，如德国，”苗博士继续说，“在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意识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建议政府各个部门、各行业都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5年。在政府的重视下，随着战后德国的崛起，德国智库得到了快速发展， 如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其在全球反腐败研究以及政策制定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俄罗斯具有现代意义的智库组织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解冻’时期。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有许多政界要人和著名学者曾担任该所所长，比如第一任所长А.А.阿尔祖马尼扬多次参与苏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及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该研究所成为当时苏联领导的智囊机构。第二任所长是原苏联重要的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专家，第三任所长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在这些政治精英的领导下，研究所对俄罗斯政策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那亚洲国家情况怎么样？”记者不禁想知道我们的邻居们怎么做的。“相较于欧美智库动辄上百年的历史，亚洲智库的历史并不算太长，不过其影响同样深远，以日本为例，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迅速腾飞，不仅有赖于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和强大支柱产业的牵引，也有智库的整体性、前瞻性思考和高质量成果为国家经济决策提供的重要支撑。比如野村综合研究所就是日本智库中的佼佼者，它曾深度参与了日本政府制定ICT国家战略的研究中，深刻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决策。此外，日本政府在对外贸易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也深受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影响。” 根据CCG提供的资料，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野村综合研究所……正是这一家家智库，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以至早在1971年，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就已经在其著作《思想库》（Think Tanks）一书中，称智库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了，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全球化的今天，智库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2016年，智库已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 在中国，智库更重要。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如果决策不够科学，那么带来的影响也可能是相当大的，所以中国政府的决策机制科学化就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如果能够发挥智库尤其是第三方社会智库的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思想出口单一、论证不足的弊病。智库的发展还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协商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国各级政府的决策机制。因此，正在崛起中的中国，亟需一大批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国际性和公信力、影响力的智库作为强大的智力后盾。 中国用‘短短’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上一跃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同时，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尴尬，中国已经走到了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 在外交层面，国际社会既希望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又担心中国抢夺了他们的国际地位。在这些矛盾心理的作用下，中国外交政策的些许调整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甚至被视为‘威胁’。当‘对内经济转型、对外大国崛起’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征时，中国的决策层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与新挑战。这就需要高水准的新型智库提供准确信息、专业知识与深刻思想，为中国的经济转型、社会稳定保驾护航，也需要智库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担当民间外交的使者，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这也都是CCG的使命和努力方向”，苗博士继续说。 本书作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在创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前后，曾拜访过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30多家国际知名智库，与上百位智库专家有过探讨交流，王辉耀博士还专门到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潜心探索国际智库的运行之道。作为中国智库发展的探索者，王辉耀和苗绿博士将多年运营中国社会智库的经验与实践心得总结出来，推出了《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一书，书中将智库的创新运营总结升华为“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五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称之为智库创新运营“五力模型”。 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当今全球人才流动的大环境中，能否凝聚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是智库能否产生新思想的关键。智库在充分激发“内脑”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外部的交流与合作，善于借用“外脑”来为智库实现知识更新，为研究工作带来新的思想碰撞。 研究支撑力是五力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为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形成支撑，并最终拓展到对政策的影响力。智库的研究定位应是时代背景与自身资源结合的产物，时代背景是智库选择研究方向的出发点，自身资源则是智库取舍研究方向的立足点。对一家智库来说，关键是要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智库的定位需要专业和专注。智库的研究选题，不但要关注重大紧迫的现实问题，更应该从战略高度对国家的未来提供前瞻性的宏观思考。丰富的研究数据支撑、政府信息扶助、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研究质量的控制等均是智库生产出“高品质产品”的关键。 社会传播力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对成功的智库而言，将研究成果有效传达给受众与完成高质量的政策分析同样重要。智库可以通过建立沟通交流机制、研究输出机制、舆论引导机制来打造自身的社会传播力。 国际输出力是全球顶尖智库的共同特征。全球化背景下，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挑战与威胁，相较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的国际化研究视角与研究领域，中国智库具有全球研究视野的并不多。国内智库更专注于自身问题，埋头研究国内公共政策，很少参与全球性事务中，更少有机会在国际性会议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更好的助推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国智库就要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学习的心态，在立足国内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密切关注全球性问题；在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的同时，能够深挖国际资源，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人员交往、学术交流、联合研究等方式建立国际研究网络；充分利用网络媒介实现智库成果的全球传播；主动设定国际议题，在国际热点问题上积极发声，引导国际舆论，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 政策影响力是智库的最终目标。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智库基本上围绕国家权力机构的三个层次即决策层、精英集团以及社会大众，采取直接或间接，长期或短期的方式影响决策。具体到国家，美国的决策体系决定了美国智库可以通过影响总统、国会及政府部门，左右国家的政策决策。中国智库则主要通过内参、政府课题、专题座谈以及决策培训等途径影响决策。 这是一个需要智慧去驾驭的时代。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让世界经济遭受重创，在全球经济阴晴不定的同时，“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业已进入了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日益复杂的世事、国情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时代最强音。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和国际的大舞台上，中国智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世界智库的著名学者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副总裁安德鲁·西雷(Andrew Selee)等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本书进行了推荐，比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本书是到目前为止最权威、最全面阐述全球及中国智库发展的、一本值得每一个了解智库的人必读的材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本书站在全球思想竞争的高度，从多年创办智库的实践出发，在全球传播机制、融资运营机制、人才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是所有关心中国智库发展的学者和实践者的必读之书。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为中国智库建设提供参考借鉴和选择路径，为中国的新型智库建设大潮贡献一份力量。文章选自中国网，2017年2月16日
2017年2月21日 -
李成：习特通话形同第四公报
李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中评社华盛顿2月10日电（记者 余东晖）美国知名华裔学者李成9日晚上在特朗普与习近平通话之后第一时间接受中评社独家专访，高度评价此次通话的重要性。他说，此次通话带来非常积极的信号，一定程度讲已经可算是非正式的美中“第四个联合公报”。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在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时从三个方面阐述此次两国元首通话的重要性： 第一，美在中关系处于不确定和令人忧虑的时候，为两国发展建设性关系定了积极的基调，并强调了一个中国。这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通话的时机非常有趣重要。因为第二天特朗普就要在白宫见日本首相安倍，与习近平通话等于把美日首脑会晤的风头给盖过了，10日的新闻焦点会是美中关系，而不是美日关系。李成说，这等于给反中的人泼了一盆很大的冷水，说明特朗普最关注的不是跟日本的关系，而是跟中国的关系。 第三，两位最高领导人互发互访邀请，等于是已经定下两国领导人要互访，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但相信这种最高层的访问今年之内会举行，两国团队会进行后续的磋商安排。李成分析，两个时间点最有可能，一个是中共十九大之后，也就是12月份；另一个是比较早的时候，那就应该是在五、六月份。他认为，特朗普去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峯会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 李成指出，有人说中美关系需要第四个联合公报，这个通话带来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一定程度上讲已经可以算是非正式的第四个联合公报，因为此次通话强调了一个中国。 李成表示，相信此次通话准备了不少时间，中方对这个通话也是非常谨慎的，不希望只有形式而没有结果，更不希望此次通话之后还会有节外生枝的状况发生。“川蔡通话”后，许多分析认为北京要紧张了，而李成坚持认为，该担心的其实是台湾方面。 几天前在外交学界对美中关系一片悲观之中，李成在接受中评社专访时提到，对中美关系要有想象力，也相信两国领导人会有想象力。李成认为，最近两天发生的事情，更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两国领导人别无选择，只能接触合作。这也说明中国外交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非常明智，很有智慧。文章选自中评社，2017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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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专家北京论特朗普新政：对华政策逐渐清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北京总部发布研究报告并举办研讨会 中评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徐梦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今日在北京总部发布研究报告《中国外交进入新方位，可考虑加入TPP》，并邀请到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研究院原院长霍建国，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出席报告发布暨研讨会。会议由CCG副主任王欣主持。 霍建国表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现在越来越清晰，呈现三个特点。第一，由疯狂强硬转向一种平和、适当、较为稳妥的表现。他过去曾说向中国施加45%的惩罚性关税，还有退出WTO，以及退出巴黎协定，但在他后期的口径中都做了调整和修正。 第二，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根据现有出台的政策，顺序上大多先考虑到国内，后考虑到国际，往往是从利益的得失角度切入，这样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判断出下一步政策的一些走向。 第三，特朗普聪明也很勤奋。以前说他作为商人从政会不专业，但现在如果用一种最新的感觉来表态的话，就是接近于专业。 张蕴岭表示，特朗普及其团队是带着理念来执政的，这个理念就是从经济的角度改变二战以后美国靠推动世界市场开放获得利益、地位和领导力这样的理念和战略。特朗普感觉到推行这样一套战略和政策让其他的国家得到了便宜，让美国衰落了。 张蕴岭指出，美国过去是通过推动整体规则来实现战略目标，现在则是在双边和单边中“以我为主”，这种理念施政很清楚的。同时，美国新政府对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认识也是有变化的。 朱锋表示，今天特朗普在推行“特朗普新政”。为什么叫新政？现在确实是有一系列丰富的内在的施政含义——包括要求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要搁置2008年的法案，这一系列的做法现在来看确实对运营整个美国经济和美国对外经贸关系有一整套的思考和认识。特朗普希望能够拿出新政策，树立美国经济发展的新目标，同时又能给美国老百姓带来新实惠，这是特朗普竞选的时候再三强调的。文章选自中评社，2017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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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仁集团获“金梧桐”最佳债券策略奖！
2017年2月18日-19日，首届智道私募峰会暨“金梧桐”奖颁奖典礼在上海富悦大酒店举行，本次峰会由智道金服和平安证券联合主办，广发期货承办，本次峰会汇集了中国顶尖的私募和各大银行、券商和海外顶级金融机构。本次年度评选，达仁集团凭借专业的投资能力和优秀的管理能力，一举夺得私募产品奖——最佳债券策略奖！达仁集团上海子公司结构金融部主管吴恩煦及集中交易部副总经理但汉琳两位女士出席了本次峰会并代表达仁集团上台领奖。 据主办方智道金服介绍，本届“金梧桐”奖评选秉承公平、公正、公开和规范性的原则，以绝对收益和风险控制为导向，以产品和机构的合规性为评选的基础门槛，从产品收益、夏普比率、最大回撤率、上行波动率、胜率等多个维度对2014年至2016年期间超过30000个产品进行数据筛选，同时，邀请了银行、券商、期货、公募基金、私募FOF等100余家机构参与网络实名投票，由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全程监票，最终评选出获奖的私募公司。 达仁集团一直以来秉承“杰出思想创造绝对价值、勤勉尽责赢得持续收益”的投资理念，积极为投资者和股东创造价值。此次获此殊荣，是主办方和投资者对我们的肯定，2017年我们将心怀感激，继续尽职尽责，砥砺前行！文章选自达人集团，2017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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