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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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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靖：中国应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积极力量
黄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对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举世为之焦虑。特朗普在重大问题上的不着要领及其“美国第一”的极端立场和政策取向，使得世人不仅对美国今后的发展、更对其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能力和责任产生了极大的困惑。目前看来，特朗普将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加剧今后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其一，特朗普领导下的单边主义将给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特朗普强调“美国第一”，其团队亦由极端保守人士组成。小布什执政时期的新保守主义必将在特朗普治下卷土重来，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必将推行“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这必将给国际社会中的各个多边机制带来伤害，并对基于多边机制的国际秩序造成更大的负面冲击。其二，西方世界在民粹推动下的政治右翼倾向是阻碍世界稳定与发展的逆流。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标志着民粹主义推动下右翼势力在西方世界的泛滥。这使得整个西方在政治上日益狭隘保守，经济上倾向保护主义，宗教文化上排他与沙文主义盛行。这不仅撕裂了长期以来奉行“自由民主”的西方社会，也导致政府治理和政策制定的碎片化。其结果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能力和影响大大降低，甚至起到负面作用。其三，世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素加剧，或将引发新的危机。自１９７１年８月美国废弃布雷登森林协议的金本位制以来，美元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中最主要的信用支撑。但是，美国日益高筑的巨额债务不断侵蚀着美元信用。２００８年的金融风暴，其本质是美元信用危机的爆发。其后美国政府的量化宽松政策，尽管在相当程度上缓解、转嫁了危机，但“美元泛滥”却进一步恶化了美元信用，而滚雪球般增长的美国债务更使得美元信用的“崩塌”难以避免。但特朗普上台带来的种种挑战，也给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国的中国带来了重大战略机遇。首先，中国必须积极推动以多边机制为基础的全球治理。当今全球治理的基础，是以联合国及各相关机构为支撑的国际政治秩序，以WTO以及各多边贸易机制为基础的国际经贸秩序，以世界银行、IMF、亚发行、亚投行为构架的国际金融秩序。中国不但要阐明坚决维护当今国际秩序的原则与立场，更要积极主动参与多边机制中的各项事务，团结世界各国，坚决抵制任何有损于这些多边机制的单边行为，维护这些机制的稳定与发展，保证中国各项对外政策与这些机制相向而行。其次，必须坚持推动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特朗普当选暴露出的美国政治高度分裂表明，美国国内有制约特朗普的强大力量。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体制以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格局，绝不是特朗普可以随意改变的。特朗普如果一意孤行，坚持倒行逆施，必将激活美国社会中的理性力量。诚然，目前美国朝野弥漫着对中国迅速崛起的沮丧和焦虑，反华制华之声喧嚣不已。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有和中国全面碰撞的意愿和能力，更谈不上达成“围堵”中国的共识。毕竟，中国通过融入（而不是挑战）当今世界体系、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而取得的“和平崛起”，导致了中美之间不可逆转的相互依赖关系，使中美关系远远超越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凡是中美之间的议题，都具有世界意义；凡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没有中美的交流、协商与合作，都不能得到解决，甚至难以管控。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就在于为中美之间避免冲突、合作双赢提供制度保障。可以预料，特朗普就任后将在各个领域对中国施压，但其对华强硬立场和政策很难持久。这不仅因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绝不会退缩，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更是会针锋相对，而且因为与中国全面对抗并不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也很难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甚至连美国的盟友也会有所保留。形势比人强。只要中国持续稳定发展，特朗普对华强硬的姿态终究会转变为讨价还价的“交易”模式，从而在客观上为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提供新的契机。再次，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坚定不移地实施有利于多边机制发展的各项政策。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是两个难以逆转的大潮。作为这两个大潮的获益者，中国在习近平主政以来，积极推行了“一带一路”建设、建立全球伙伴网、发展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筹建亚投行等一系列举措。显而易见，这些举措顺应了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的发展大潮，同时也促进了多边机制在亚太和欧亚大陆这两大关键战略区域的发展。从长远看，只有以合作发展、互利双赢的多边机制为制度保障，才能在各国之间建立起可持续的命运共同体，从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文章选自中美聚焦，2017年2月13日
2017年2月16日 -
2017京城国际商务精英新春联谊会成功举办
2017年2月12日晚，在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7层宴会厅，华灯初上、欢歌笑语，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2017京城国际商务精英新春联谊会”在这里隆重举行。本次新春联谊会由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会、北京市朝阳区高端商务人才发展中心、优客工场等机构联合主办。300余位社会各界精英欢聚一堂，共贺鸡年新春。 活动由欧美同学会商会秘书长李世昌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共同主持。联谊会上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名誉会长、CCG理事长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2005委员会副理事长、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会副会长孙刚，北京市朝阳区国际高端商务人才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微微等代表举办单位致辞，分别向与会嘉宾送上新春祝福，并致以真诚的问候。联谊酒会上，大家相互举杯、共叙友情、送上了新春最美好的祝愿。 本次酒会为知名企业家、投资界人士、创业创新翘楚、跨国公司高管、国际商会代表、社会各界精英和官产学人士提供了一个交流、分享、展示的高端社交平台，在主办方精心安排下，为精英们创造了一场品位高雅的浪漫聚会。酒会现场有3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才俊，包括CCG的众多常务理事和理事，酒会场面热闹非凡，大家互通有无，觥筹交错间彼此畅谈对2017的展望和期许，交流热情十分高涨，直至酒会结束，许多嘉宾仍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场。欧美同学会商会秘书长李世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 其间，充满中国式写意风格的旗袍表演为现场增色不少，此外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更是让整个酒会高潮迭起。 参加本次酒会的CCG常务理事及理事主要有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陈新华，燕定美中教育创始人高燕定，北京天下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关鸿亮，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花醒鸿，欧盟OASC项目中国区首席代表、欧洲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主席路东，国龙文产投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陆兴东，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CDP集团董事长王炜，CDP集团总经理吕薇，宝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钟小平，黄河科技学院副院长杨保成，康宝莱国际全球研发副总裁、郑群怡，霍普金斯医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赵柏松，高捷资本投资合伙人程刚，富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唐浩轩，卓能集团副总裁葛艾继，深圳前海中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王洋；同时人民日报主任李从玉、慈铭体检董事长、创始人韩小红，北京中联佳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国平，富勤国际集团董事长洪瑛，北京维泰凯信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迅，户通宽带集团公司董事长周满军，北京尊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宏武，瑞士Flam Gestion SA公司CEO Francois Barrand, Morus Alba Services公司创始人Harald Buchmann，上海弘毅迁善实业发展集团创始人、执行主席/总裁陈阳，北京蓝天行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戴大鹏，吉贝克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世平，国政集团董事长罗晓明，北京华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吕竹，赛伯乐投资集团王阳，德民资本创始人、董事长王正德、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会长徐昌东，北京房生态服务集团董事长徐伟伟，士多姆（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建波，凯聪（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EO易聪，河北欣意电缆有限公司董事长于贵良，北京非常创想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晓越，零钱包创始人兼CEO张龙志，赛阳国际&金龄联合集团总裁赵晓征等嘉宾也参加了本次酒会。另外，CCG副主任王欣、CCG执行秘书长李卫锋、CCG副秘书长刘宇等也参加了本次酒会。北京福祥周贸易有限公司，四川零里生活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佰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对本次联谊活动提供了礼品赞助支持。 2017新春联谊会的成功举办活跃了欧美同学会会员和北京商界朋友圈内文化交流，增进欧美同学会商会和各兄弟分会之间的往来，并加强了与各大海外大学商学院校友会之间的联谊。随着此次活动的圆满落幕，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年更加精彩的精英联谊会。2018，我们不见不散。
2017年2月16日 -
马蔚华：用公益的理念培养专业的教育人才
理事简介马蔚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原招商银行行长。 感谢东梅能够让我和如雷贯耳的科学家同台演讲，实际他们都是我非常崇拜的人，很多人是我的偶像，杨振宁博士，包括晓东，我对生物科学感兴趣，他也是我的偶像。我本来从小也是想当科学家的，后来不知道怎么上行长了。但是我对科学还是认识很高的，我觉得没有科学就没有一切。当行长的时候，那个时候五千人的时候，我就有将近两千人的学数学、学计算机，所以招商靠大数据、靠IP成为今天最好的零售银行。我们研究信用卡能不能赚钱的时候，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年轻人会给我们带来利润，因为他们有钱就投资，没钱就扣资。 实际上我们很多年轻人，从小想当科学家，也有很多年轻人，从小也想当一个金融家、银行家，都有的。但是我是想说，不管你将来当什么家，起点是在大学，如果大学这里不好，你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最近有一个电影，去年奥斯卡奖，叫做《华尔街之王》，有一个主角，他是华尔街基金经理，叫乔丹，我很崇拜他，因为他很能赚钱，他利用交易，把交易用很多数学的概念，你知道现在华尔街很多两化、高频交易，都是很新的东西，所以很多同学把他当成偶像。实际上这些银行家、交易员、客户经理，他们经历的过程不比电影里差。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科学家成为一个银行家，大家都知道詹姆斯西蒙，他是文艺复兴的董事长创始人，数学教授，去年我在牛津大学还见到他在那儿讲课。他发明了一个金融的产品，从1988年开始，到现在，到去年，年均回报35%，超过了巴菲特。还有一个人大家比较熟悉，是投资人，他12岁开始买股票，当时买了一个北方航空的5美元以下，居然赚钱了，他有欲望从小当科学家。2011年，当时是华尔街对冲基金那一年获利的第一人，当年收获34亿美元，所以这也是很传奇。一切传奇从青少年开始，从科学开始。 所以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在上个月，我和钱院长在经管学院在FTT实验室揭牌，FTT实验室是什么？一个公益组织，一帮年轻人，他们开发了一个APP的软件，这个软件很先进，把它放在手机上，我们在校的大学生都可以通过软件模拟交易。FTT是不断组织竞赛，不断的奖励，反复竞赛，最后获奖者给十盘操作，而且从股票、债券一直到衍生品，到对冲基金，就是要培养中国的交易员。现在在全球不光是中国参与，APP到处都可以下载这个软件，现在超过150万人参加这个国际交易，而且大部分都是学数学的和学计算机的。 我们在牛津大学建了一个实验室，也准备在清华大学这个实验室，就是大量的数据，逻辑交易的数据来寻找规律，有些学校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到课堂上来教学生。为什么搞这个？除了培养年轻学生，大学毕业要有一个吃饭看家的本领，我们名牌很大，学得很好，干什么？不清楚，起码交易员是最基础的职业也是金融最基础的职业，很多行长从交易员出身。 还有一点我们也是为国家着想，因为资本市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可能和它都密不可分，很多人的爱恨情愁都和它联系在一起，尤其中国的股票市场，有的时候它波澜不惊、跌宕起伏，令人惊心动魄。 去年的景象大家历历在目，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很多，但是有一个原因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一个散户为王的市场，在中国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百分之八九十以上，我们中国的股民是一亿人，14个人就有一个是散户，而且85%是自己干。散户什么特点呢？他是追涨杀跌，所以股市跌宕起伏和他们追涨杀跌有直接的关系。 在美国成熟市场，11%是散户，85%以上是机构投资者，而我们的机构投资者不到10%。这个11%里，超过一万股的90%通过投资机构投资者进行的。所以市场相比我们要领先得多。为什么我们的机构投资人少呢？我做过市场调查，我们的散户说你们那个机构投资者还没有判断的准确呢。没有成熟的客户经理，没有成熟的交易员，所以他不相信。所以我们要想做一点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础建设，培养优秀的交易员，他们成为优秀的客户经理，取得散户的信赖。 美国也有这个时代，美国去散户70年，中国去散户没有那么快，我们在全国很多大学在推广，学校很支持，完全是学生业余的、自愿的，是我们做公益的事，我们还在学校建设俱乐部，把他们拉上信息系统，跟学生交流。 所以我们想通过数年的努力，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培养一批人才，这个人才都是从年轻人开始，而且即使是将来做金融家、做银行家都离不开科学，特别是数学、计算机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刚才有人说居然要把数学去掉，没有数学没有一切。我们正在经历伟大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个大数据、云计算这些新材料、人工智能，这些东西不仅影响着社会的生产方式，也会影响金融的服务方式，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思维方式。所以数学是最基础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从现在开始你要成为银行家的话，你也要好好学数学，参与我们的FTT的这个竞赛。 另外我还要说一句，我们这是一个公益的论坛，东梅也是一个公益界的代表人物，她抓住了未来，抓住了年轻人，抓住了科学，就抓住了未来，所以我说她是叫做社会价值投资和影响力投资，我们做FTT的也应该是影响力投资。这些概念是中国金融发展到今天，必须接受的一些新的概念、一些新的工具和新的方法。中国的金融发展很快，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诞生一两个基金会，现在已经超过六千个基金会，但是没有人管理，缺少公益的管理人才。美国有200多个大学都有一些专业，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公益基金专业的。所以比尔盖茨，谷歌投资人办的国际公益学院，只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培养领袖的慈善家。我想这也是我们对社会创新的一些贡献。 我想东润这个创新，包括科技的创新，包括金融的创新，也包括社会公益的创新，只有创新才有未来，谢谢。文章选自腾讯教育，2016年12月19日
2017年2月15日 -
金灿荣：中国战略学界不必妄自菲薄
金灿荣，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社会科学主要功能是“马后炮”的解释 国际社会去年发生很多“黑天鹅”事件,战略学界对这些主要发生在欧美的事件大多没预测对。不仅中国学界如此,欧美学界也是如此。某种意义上,中国战略学界的失误是欧美学界预测不力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们处在北京,对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事件进行预判时要参考欧美同行的研究。欧美战略学界预测失误,直接导致世界性的预测失误。 社会天然有着掌握自身命运的渴望,对这类重大国际事件,希望学界能够作出正确预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学者也有这种抱负,希望在预测方面有所成就。只是社会科学本身就有落后性,学科成熟度低,主要功能是在事件发生后进行“马后炮”的解释,但预测功能确实很弱。 我们只能根据同类事件过去出现的多次博弈和经验,进行一些有关事态会否发生以及在何等形势下发生的判断,但不可能“后知五百载”。现在人们指责战略学界对去年这些重大国际性事态预测失误,但按照严格科学的预测标准,对20年前苏联解体那种量级的事件,也是没任何学者真正预测到的。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其一,对于国际性事件或说到底是人这种不断变化的对象进行研究,事后解释和总结仍然极具意义,至少能尽量避免犯二次错误。这种社会科学应有的预防性功能,可能被普通人引申为预测功能了。其二,从国际竞争角度讲,如果一个国家战略学界对已发生事态解释得好,就有利于增进该国政府决策能力,提高其在国际博弈中的胜算,正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中国战略学界总体水平处在世界前列 我跟美欧日印等很多国家的战略学界打过交道,总体感觉中国战略研究实际处于较高水平。就战略对话而言,目前中美处在一个档次,别的国家要往后排。即便在中美战略学界之间,两国也是相互“教训”,而不是美方单边“教训”中方。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中国战略学界的自身优势,二是美国同行过去20多年的集体犯错。 就中国而言,首先是我们源自历史的战略遗产极为丰富。我们是诸子百家的后代,无论兵家、法家还是道家都蕴含深邃的战略思维,这是老祖宗留给当代中国战略学界的资源。 其次,中国近年来在智库建设上的投入在世界大国中占优,从人数和资金等方面衡量可能只比美国略差。虽然中国智库存在机制建设等方面的主观缺陷以及汉语不是国际通行语言等客观束缚,但从国际智库间的对话来看,我的感觉是目前任何重大国际议题探讨,主要发言者都是中美。欧洲国家或日本、印度等国智库的视野还是相对较窄,认知水平达不到中美学界的高度。 第三,与中国的体量和国际地位上升有关,我们的客观重要性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从1991年冷战结束到现在,中国在诸大国中战略获益最大。美国当时虽然赢得冷战胜利,但跟其战略学界或智库并无太大关系,而主要是尼克松政府和里根政府做得不错,加上苏联出了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导人。对冷战终结这个20世纪后期最重大的世界史事件,国际学界都应有正确认知和应对。在这方面,中国显然在大国里做得最好。 以1991年为时间点,除中国外的所有对手跟美国的差距都在拉大,比如日本GDP当时是美国的65%,现在只有不到1/4;德国当时接近美国50%,现在是1/5左右;苏联当时是美国的70%,现在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只有美国的1/14左右。只有中国是从当年的1/15左右达到了今天的2/3左右。这种格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对冷战结束的总结和应对准确,现在国内基本的共识是苏联解体一是搞扩张主义、透支国力;二是国内经济缺乏效率。因此,我们的应对简单有效,对外就是韬光养晦、“闷头发财”;对内就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并且通过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内部效率,进而实现了快速发展。 这种战略认知和应对当然主要得益于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洞察力和政治智慧,但中国战略学界的贡献不能被忽视,至少没有误导决策层和整个社会的战略判断。 再看美国战略学界,他们在1991年之后基本是在集体犯错,这是今天美国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所在。虽然美国学界在冷战后发表了很多研究性或评论性文章,但他们把冷张结束的原因和结果本末倒置了。虽然冷战的结果是美国赢了,但原因并非美国击败了苏联而是苏联自己的沉沦。美国学界不应把这种意外之喜当成美国自己的成绩而心安理得,而应心怀谦卑地感谢对手犯错。基于这种认知,美国本应在经济上帮助俄罗斯渡过转型难关,在战略上允许俄罗斯参与全球治理。如果真那样做了,今天美国的战略处境会好很多。可惜彼时整个美国战略学界都骄傲了,福山“历史终结论”那种在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总结判断竟然一时洛阳纸贵,没有遭到严肃反驳。正是在这种错误战略判断的影响下,美国才开始逐渐走向对外欺负别国、盲目扩展美式意识形态的道路,国际权威下降并陷入种种困局。 只有通过这种比较,我们才能对中国战略学界的整体面貌形成更准确的认识。目前来看,美国战略学界面临巨大困惑,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对战略学界采取冷落态度,这对战略学界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还未可知。但从大趋势看,我国特别支持战略学界进步,比如提出打造世界一流智库的目标等,这无疑将有利于中国战略学界整体水平和影响的进一步提升。战略学界应在反思中实现更好发展 当然,既然对去年国际重大事件的预测失误是世界性现象,那么包括中国学界在内的整个战略学界都应反思。比如要摆脱精英主义,更接地气。美欧以及亚洲一些国家现在都出现较强的民族主义和民粹思潮,这其实是对精英主义的反弹。过去3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采取强烈的精英主义立场,这就容易让学界脱离社会,一旦脱离民众需求,研究方向就容易出错。基于这个教训,以后战略学界要更多地去关注社会真正的问题,做到“为人民服务”。 再如要尽量减少甚至摆脱任何左或右的意识形态束缚。过去我们有过强烈的苏联意识形态,后来经过努力逐渐摆脱了,但后来又有点落入与西方类似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被任何意识形态绑架都会产生佛家所讲的那种“心魔”,知识界因为觉得自己真理在握而尤其容易陷入“心魔”,进而带着偏见看待问题,而偏见往往比无知更可怕。 回到中国战略学界的问题,我们既要更多了解中国,又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科学素质。中国文科知识分子总体上知识面偏窄,对科学数据等不甚敏感,这种缺点需要有效弥补。中国在国际和社会层面都对战略研究有着旺盛需求,我们的战略学界应该利用好传统以及当下的优势条件,实现更好发展。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2月10日
2017年2月15日 -
朱锋：积极开展双边合作，捍卫全球化开放进程
专家简介朱锋，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特朗普政府上台到现在，给美国内政带来极大冲击，也给世界局势带来不确定性。观察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外交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特朗普新政。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罗斯福通过新政将美国从经济衰退的泥潭中拯救出来。今天看来，罗斯福新政时期的一系列行政法令对美国经济以及美国对外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今天，特朗普向美国国内以及世界展示所谓的特朗普新政，其目的是希望能够树立美国现在经济发展的新目标，同时又能够给美国老百姓带来新实惠，这也是特朗普在竞选时再三强调的。 第二是双边关系。特朗普新政也将让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进行重组。双边关系的重组不仅是由内向外调整，也代表了现在特朗普为核心的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对世界的一种认知，而认知的核心就是当年由美国发起的全球化本质就是“美国化”。作为当初“全球化”的发起人和推动者，而今特朗普却将美国作为全球化利益不公平的受害者。近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在公开信中提出愿意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建设性的关系虽然是积极的，但是收益是一个高度主观的概念，小到收益的规则的制定、如何操作，大到如何重新定义对世界认知的核心概念，从而使得双方收益，则需要进一步进行沟通和探讨。 第三是世界局势。特朗普治下美国和世界的关系发展，必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总是由特朗普单方面在推特（Twitter）上喋喋不休，对世界进行所谓的特朗普式呐喊，那么良好关系的建立将任重道远，因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和世界的关系必须历经一个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 对于特朗普的一些观点，如代表了所谓美国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定要勇于发声，敢于反对。例如，特朗普对穆斯林七个国家的签证禁令，暂停美国接收难民等作为，完全违背了一个国家应该承担的人道主义责任，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他们的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倒退，同时这种全球治理的观念更是对已有规则的一种践踏。面对特朗普这样的言行，只有欧洲及时发声，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首相竭尽所能去符合特朗普的要求，可今天的世界面对特朗普的新政是准备进行安倍式朝贡，还是坚持展开国家之间正常合作，特别是在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来捍卫贸易自由、国际秩序、全球化开放进程，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进行的选择。（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外交进入新方位，可考虑加入TPP》报告发布会暨中美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2月15日 -
【People’s Daily Online】China possesses second largest number of think tanks worldwide
More and more Chinese think tanks are being recognized by the world’s most authoritative think tank ranking, with the most recent rendition of the report putting the number of Chinese think tanks second in the world.Over 6,828 think tanks were catalogued in the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TTCSP) database. Close to 55 percent were based in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Specifically, there were 1,835 think tanks in the U.S., more than in any other nation. China came in second place with 435 think tanks, according to He Yuping, acting managing director of Penn Wharton China Center, when presenting this year’s report.However, an organization’s inclusion in the report does not indicate a seal of approval or endorsement by TTCSP, He stressed. The highest-ranking Chinese think tank was China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ICIR), which was 33rd on the list ofthe top 175 think tanks in the world. Nine Chinese think tanks in all were included amongthe 175.China had 18 think tanks on the Asian list that included top 60 think tanks from China,India, South Korea and Japan. CICIR took the lead in fourth. Specifically, TTCSP also listed five Chinese think tanks as “Think Tanks to Watch,” including Shanghai Advanced Institute of Finance (31) and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54).The figures were released as part of the annual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from TTCSP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in Beijing on Jan. 25.The program compiles one of the most authoritative lists of high-performing think tanks around the world.Sun Weijia, a director with the Counselo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said China can learn from the influential TTCSP project, 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global affairs. Addressing the conference, Sun said Chinese think tanks should help guide the world to look at China in an objective way. He also called on the organizations to actively advocate for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or China’s development.Think tanks are gaining importance in China, forming a “ninth democratic party” for political consultatiion and policy-mak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domestic think tanks, including uneven development and insufficient cooperation, Wang Huiyao, CCG director, pointed out at the conference.Xu Yongqua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World Studies, added that Chinese think tanks are mostly focused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more efforts ought to be be aimed at studying domestic affairs.From People’s Daily Online，2017-1-25
2017年2月15日 -
沈南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赛先生”
沈南鹏，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有幸跟很多科学家走在一起，更多地了解了他们。我们发现他们是一批非常“特殊”的人群，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最强大脑，很多科学家所取得的智慧成果，不管是华罗庚还是钱学森，爱因斯坦或是牛顿，他们每个人都是人类智慧长河中最璀璨的星光。 在很多电影或文学作品当中，在很多民众的理解当中，科学家似乎有一点点“怪”。比如电影《美丽心灵》讲述了数学家、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Johh Nash）的故事，也有文章写过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闻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大家的感觉是科学家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但往往是这样一些特殊的头脑，创造了我们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思想的顶端。今天的科学大奖，就是要向这批“特殊”的人群致敬。 在座各位，不少人曾经在少年时代也做过科学家的梦，虽然没有实现，但也不必遗憾，毕竟拥有最强大脑的人群稀缺有限。通过科学家的努力与工作，我们看到了整个世界给我们展现的极其美妙的东西，我们今天可能还在回味——为什么勾股定理是这么完美，这么简洁？我们也想到了质能公式，也可以想到欧拉公式……这些科学家的成果展现给人类的是那么完美。 做科学家，对太多人来讲是一个不可预期的梦想。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赛先生”，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跟科学走得更近一点。其中，科普教育是关键，科普教育不仅仅局限在学校里，走出校园以后，在你人生的职业发展当中，你始终可以跟科学走得更近。我相信过去两年未来论坛的工作让更多人跟科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很多人因此又重拾了当年的记忆。我认为做一个“赛先生”是重要的。为什么呢？我看了看我们周围很多企业家、创业家和投资界人士，很多人当年都是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化学竞赛等科学大赛的获奖者，当时跟科学亲近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我相信今天我们这一批所谓企业家、投资者们已经很少用到那些复杂的数学公式，大部分人可能像我一样只用 “加减乘除”了，但我们对科学的认知一直帮助着我们。今天其实没办法说清楚，科学具体在哪一点上真正帮助我们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的很多飞跃——有人说逻辑思维能力，这可能是其中一部分；但最重要的是科学给我们所带来的终生的智慧和启迪。 商业社会过去30年中在中国发展迅猛，但我们应该问一下自己，过去的30年里，我们的科学发展、我们的科普教育是不是跟商业社会的发展同步？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今天的科普教育恐怕还没有像商业社会一样能走近更多人，还有太多工作可以做，还可以让更多人成为“赛先生”。 大家知道，智能时代来临了，智能时代有很多争论：人能够控制人类自己创造的机器吗？机器会在某一天控制人类吗？太多问题需要回答。但人类和机器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分界线，那就是我们人类拥有不可逾越的智慧，这种智慧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科学，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让人类驾驭自己、明确使命、到达应许之地的最重要的依赖。 最后，我非常感谢各位——尤其是未来论坛的理事会，各位科学委员会的委员，各位支持我们的嘉宾，还有以武红为代表的秘书处，在过去一年多，这个团队的努力工作让我们今天能够颁出两个未来科学大奖，能够吸引一批科学家和中国的实业家、企业家走在一起，让科学跟所有人更多地连接在一起。 文章选自2005委员会，2017年1月16日
2017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