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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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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我们应该如何纪念邓小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尽管制度是人确立的，但制度比人更可靠。编者按2017年2月19日，是中国老一代领导人邓小平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日。郑永年教授认为，制度更是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遗产的最重要标准。邓小平的遗产之所以有持久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为执政党留下了一套制度。比如，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基层治理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邓小平时代确立起来的。01制度比人更可靠就制度建设而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出台的改革文件，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方向性的。无论就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政治上的法治建设，两个文件不仅明确了制度发展的方向，也勾画出制度建设的具体轮廓。但一到执行领域，情况并不令人满意，而且在有些领域似乎正在失去方向。很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习惯于抓工程建设、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意识形态工作，而对制度建设缺少经验。对一些党政官员来说，衡量他们成绩的，是诸如GDP增长那样可以加以量化的指标，而非制度建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也一直没有确立以制度建设来衡量进步的标准。这或许是因为制度建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结果，不能以急功近利方式来进行。一些党政干部因此对制度建设没有多大的积极性。实际上，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对任何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是一切，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必须以制度的进步来衡量。尽管制度是人确立的，但制度比人更可靠；从历史上看，制度更是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遗产的最重要标准。制度化因此也是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界的永恒课题。制度建设永远不会终结，包括民主制度。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曾言，美国制度高度制度化，甚至是过度制度化，导致没有伸缩性。但其实不然，制度很容易遭人忽视甚至破坏。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福山不再持这样的观点，他甚至认为美国的制度正在失败或已经失败。特朗普基本上把整个建制搁在一边，自己搞一套制度来运作。其后果正在显现出来，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再者，如果类似于特朗普那样的黑天鹅，飞进一个制度化不高或没有制度的国家，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福山也曾经拿中国和美国作比较，认为如果说美国过度制度化，那么中国制度化则远远不足。制度化不足也一直是西方担忧中国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但实践上并非如此，正是被西方视为具有最大不确定性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高度的确定性，而中国所具有的这种确定性，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建设作保障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西方说中国制度建设低水平，不确定性高。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制度进步的认识不足，也是因为中国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中国本身也忽视了以制度建设来衡量国家的进步。自从中国近代传统王朝国家被西方一而再、再而三打败之后，中国的数代精英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现实的制度建设。从晚清到孙中山再到国民党，其间因为内外部因素，制度建设经历了诸多失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才开始了没有外力干预的内部制度建设。02邓小平时代的制度进步毛泽东一代的政治功劳，不仅仅在于他们统一了国家，更是确立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今天中国运作的政治体制是毛泽东一代确立起来的。毛泽东的功劳是制度建设，而不是今天左派或极左派所说的，诸如“阶级斗争”“文革”“取消市场经济”“消灭资产阶级”等。这些作为理想，毛泽东努力追求过，但没有在当时得到好的结果，也没有留下好的遗产。或者说，毛泽东思想中那些被左派追捧的部分，从来就没有在实践过程中实现过，而只是作为理想而存在。因此，只有到了困难时期，人们才会去怀念毛泽东；形势一好，人们（不管左派还是右派）就忘了他。邓小平时代的制度进步尤其显著。毛泽东时代，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对毛泽东自己确立起来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邓小平一代经历了那个动荡的时代，因此把制度建设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修改宪法、法制建设、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基层治理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邓小平时代确立起来的。这也是邓小平的遗产持久影响力的制度保障。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可以讨论如何进一步改革或改进这些制度，但没有人可以轻易否定和取消这些制度。这些制度一旦被党政官员和大众所接受，便具有了自我生存能力。邓小平之后，1990年代，中国在制度建设上又有很大的进步。为了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国实行了“接轨”政策，即通过改革自身的制度，在制度层面和国际标准接轨。进步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面，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构架，就是这个时期所确立的。同时，在政治上，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力主的“法治”写入党和政府的文件，并把“法治”确立为政治制度建设的目标。就经济发展而言，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成就很大。在这期间，中国的GDP翻了一倍。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前一个时期制度建设的红利。同时，胡温时代也继续进行前一个时期已经开始的制度建设。不过，这个时期最具有意义的制度建设发生在社会领域。这是必然。1990年代主要议程是经济发展，社会领域不仅建设不足，而且遭到很大的破坏。社会体制建设和社会政策是胡温时期开始的，包括普惠性的低保、社会保障等。不过，在政治方面，这个时期制度建设不足。法治建设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被新出现的“维稳系统”的阴影所笼罩。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更是把精力投入到对付危机，而非制度改革。如果没有“维稳系统”的出现和2008年金融危机这两件事情，这会是个非常令人怀念的时代。对制度建设的规划，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十八大之后高层所提出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除了第一个“全面”是关于经济发展之外，都是关乎制度建设的。1980年代中期，中共曾经设想全面的改革计划，协调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但1989年之后，改革不再具有全面性，而是有重点的局部突破。也就是说，十八大之前的诸多制度改革大都是局部和零星的，没有系统性。正如“四个全面”所示，十八大以来改革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全面”，“全面”就是“系统”。十八大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细化，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是系统的政治改革计划（尽管没有使用政治改革的概念），而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文件，则是对执政党本身的系统改革计划。03制度建设还未完成尽管外界关切的焦点在于中国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和经济的新常态，但如果站在未来的立场来看，十八大以来最主要的进步也在制度。甚至可以说，无论是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还是经济新常态，都是为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提供环境和条件。当GDP主义盛行的时候，制度建设很难提上议事日程；同样，当腐败盛行的时候，政治体制和执政党本身的体制建设，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拿最为棘手和敏感的法治领域来说，制度进步也是明显的。正如前面所说，中共十五大就正式提出了“法治”的概念，但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转化成为制度建设。在有些时候，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现象（例如维稳系统的正式确立）。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中，法治的困难在于党和法之间的关联。西方和中国本身的很多人认为法治必然和多党制联系起来，或者说，一党统治下很难实现法治。当然，这个假设并不符合经验，因为很多一党独大的体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都发展出了健全的法治体制。十八大之后，中国也开始从制度层面积极探索法治建设。在司法层面，这些努力包括建立跨区域法院、巡回法庭、司法专业主义、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终身问责制等。这些制度设计至少要达到两个目标，即领导人不得随意干预司法和司法的相对独立，尤其是要消除历史上一直盛行的司法地方主义。在反腐败方面，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经从制度层面消除了机构和权力过于分散、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自己的腐败自己反）丛生等现象，把权力集中在中纪委手中，中央各部委、省政府的腐败案件由中纪委直接来处理。在这一步完成之后，又开始了第二步，即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建设至少有几个主要目的。第一，通过整合和协调中纪委和监察委，把党的政治权力转化成为国家权力。第二，有效制衡政府的行政权力。从前监察部分是政府的一个部分，这就为反政府部门的腐败制造了困难，如果不是使得反腐败成为不可能的话。现在监察委的权力来自于全国人大，而非政府。这使得监察委具有了独立于行政部门的权力。实际上，监察权的设计类似于早期孙中山所设想的“五权宪法”中的监察权。第三，反腐败的效率。监察委整合了从前分散于各个部门的相关权力（即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监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机构），这减少了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使得监察和反腐败更加有效。制度进步并不表明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在很多方面，例如如何处理核心与党内民主、核心与集体领导之间的制度关系，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等，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同时，任何一项制度建设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也会有反复。在一些领域，制度建设往往迁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考量。制度建设是人来执行的，在执行过程中，执行者往往失去制度建设的大局观，而让局部利益观占据主导地位。不管如何，制度建设的大方向是明确的。中国人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制度就是营盘，而官员和老百姓都是生活在制度之下的兵。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之所在，就在于不断的制度建设和更新。由此而言，任何一个领导人或领导层的历史遗产，就是他们所塑造的制度。没有制度建设，就没有持久的遗产。文章选自IPP评论，2017年2月20日
2017年2月21日 -
毛大庆：如何把握2017年中国经济新脉搏？
专家简介毛大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优客工场创始人。2016年我国日均新登记企业1.46万家，比上年同期每天提升2000家左右。可想而之，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年轻人甚至不再年轻的中年人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进入创业的浪潮。包括2015年的我。2016年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这一年也被称为中产消费元年，工匠精神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的新兴名词，这一年，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空前上升。如今，供应链被重新定义，消费者可以影响生产者，甚至参与到生产的环节中。这放在10年前，20年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放眼世界来看，从来没有像2016年这样，黑天鹅满天飞。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朴槿惠退职、国内的万宝之争、乐视事件、年底融创的收购事件....信息量大的出乎意料之外。历史的车轮轰隆作响，在推向2017年的今天，可以看到，中国从结束物质匮乏时代到产能过剩时代，时至今日已经进入了商业理性发展的新阶段；同时随着互联网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其对商业的真实使命愈发清晰。2017年，有人预测是新商业的元年。它不动声色如约而至，我们该如何把握2017年的创业创新脉搏？张瑞敏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任何一个企业家、创业者在奋斗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时代的大背景。在全球经济增速换挡、流动性过剩、动能转换相互交织以及脱实向虚的背景下，新矛盾、新问题、新风险也不断出现。喧嚣的商业世界背后，到底我们能看清多少真相，我想从以下七个方面试图分析求证：1中国正在从人口红利、制度红利，转向创新红利2010年之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中国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特朗普执政以来，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制造业将有回流的趋势；同时，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行业已经不能满足工业4.0时代的个性化需求。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或许会超过我们的预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红利”快速显现，在举国发展经济制度的大背景下，经济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在被压制了很久以后，一旦释放，自然取得高速增长。今天，产能过剩、去库存的压力迫使我们提出供给侧改革。到日本购买马桶盖、电饭煲、甚至菜刀，中国妈妈海淘奶粉、尿不湿的现象都是在向社会喊话，我们需要消费升级、制造升级，我们迫切需要以创新为经济带来新的动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今后必须要依靠创新驱动，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创新。CB insights近期发布数据：目前，市值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是Uber，市值680亿美元，其次是小米（460亿美元）、滴滴出行（340亿美元）、Airbnb（290亿美元）和Palantir Technologies（200亿美元）。这些企业体现在商业模式上全都是创新型的企业。史蒂文·S·霍夫曼在《让大象飞》中说：在之前的数万年时间里，社会发展是线性的。但启蒙运动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2跨界、融合、互联、社群成为企业创新的主方向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更需要企业界和企业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经营企业。社会化分工引领着各企业向细分垂直的纵深发展，企业的形态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多元化经营正在悄悄的转变为阿米巴式的小团队和个体经营。中国经济转型和大国崛起中产生的一系列新的重大市场需求正在推动着一系列产业加速跨界和融合，跨界、融合成为企业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为自己做得做好的防弹衣。以环保产业来说，环保除了传统的污染防治外，它还正在促进节能新材料研发、新能源推广、新监测技术应用、生物修复技术进步。而从产业性质上看，环保产业既是生产，也是消费；既是需求，也是供给；既是制造业，也是重要服务业；既是百姓的日常消费领域，也是公共需求领域，充分体现了产业跨界融合的特点。商业的重心正在从“物”转移到“人”；商业的驱动力正在从“流量”转换为“关系”；商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价值”转换为“价值观”。这一段话在网上广为流传。今天，我们要更加重视链接、互动，人和人之间的感觉。一家物业公司不是你管好保安，扫干净地就可以管好，而是要要关注业主的变化。特色小镇这几年异军突起，比如宋卫平先生这几年在特色小镇上的努力颇受市场欢迎，在他的社区里，人们买的不仅仅是房子，还可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尔夫俱乐部；其关爱长者的设计理念也让消费者于无声处认同产品的特色价值。当商业的中心正在从“物”转移到“人”，社群和互联的概念也愈发重要。如果商业只盯着“物”不放，它是冷冰冰的，无论如何也捂不热，但是，你如果把重点放在“人”上面，它则会产生裂变，能量大到你不可估量；它还会发生无穷的化学反应，神奇到你不曾想象。3共享经济继续会爆发截至到2017年1月18日，全球共有186家私营独角兽企业。2017年已经诞生三家独角兽企业，分别是中国Q&A网站“知乎”和联合办公空间公司“优客工场”，以及美国基于云的视频会议公司Zoom Communications。优客工场和知乎均来自于共享经济领域，分别是共享办公空间和共享知识教育。2016年下半年，共享单车在中国异军突起，满大街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在城市间穿梭。1982年出生的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用两年的时间已经打造了一家准“独角兽”企业。今年她还在中央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向李克强总理做汇报。而在2016年，我也曾经向李克强总理做过汇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共享经济正在以其独特的魅力持续发酵。目前正在兴起的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共享经济，呈现出百花齐放、多种模式并存的新格局，并且深入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比如：共享出行的Zipcar、Uber、滴滴出行，共享空间的Airbnb、WeWork、优客工场，共享资金价值的Zopa、Prosper、Lending Club，共享知识教育的Wikipedia、TED、知乎、MOOC相关公司，共享饮食的Eatwith、Kitchit，共享医疗健康的Pager、Medicast、ClassPass，共享物品的eBay、Craigslist、Etsy、Cheggpost、Poshmark、淘宝，共享公共资源的Open Gardena，共享技能和服务的TaskRabbit、Zaarly、Exec、Done等等。据统计，2014年全球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达到150亿美元，而到2015年却飙升到8100亿美元。据统计，2025年全球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335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6%，其中，中国的共享经济将在未来3-5年内达到全球第一。2016年国内共享经济的成功者们，更增加了这一数据的信服力。4能否IP化成为未来商业的竞争力IP化的意义宽泛，综合下来多数观点认为，商业IP代表通过一定的载体，去表达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或者普世价值，和人们产生文化或者情感上的共鸣，收获“归属感消费”。TED论坛上知名的演讲《start with why》所言， People don't buy what you do, they buy why you do。（人们购买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背后的why。）多数创业者认识到，企业不能单纯做广告，而是要讲好故事。企业能否正确的输出品牌，赋予其经营势能，将成为未来商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真格基金的徐小平老师认为，真格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能够吸引更好的项目，这就是一家风险投资机构最关键的制胜点。这两年风生水起的自媒体代表吴晓波频道和罗辑思维也是非常典型的个人IP运营的代表，二者凭借其个人IP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以流量实现了知识付费、平台电子商务等多种功能。在北京东四十条开业的共享际的入驻商户基本都自带流量，他们在自己的圈子内都是IP化运营，流量即是商业，流量更加具有竞争力。也有观点认为，品牌将逐渐IP化，未来IP经理或将取代品牌经理。品牌建设也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不是速战速决；打造IP更是一场马拉松，一个经典的IP打造甚至需要长达一个世纪。不同于品牌，IP不会依附于某种具体的形态。IP的终极目的是追求价值和文化认同，也就是说：IP提供给消费者的不是产品的功能属性，而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所以，只要产品本身能够体现出特定的情感和文化元素，至于其具体形式是什么？消费者不会过于在意。我们可以预见，更加具有IP化特点的企业终将掌握未来商业的主动权。5互联网企业去虚就实，与线下融合互联网浪潮袭来之时，人们手足无措，言必谈互联网。互联网+一时风靡，好像不谈互联网就不是合格的企业家。今天，+互联网正在逐步得到认同，而020、P2P等概念将彻底消失在人们视线中，人们的生活进一步便利化。只愿意躺在互联网的格子里码字的创业者蓦然惊醒，商业还是要到线下才能真正实现；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实体店正在逐步复苏，人们在线下的体验感依然存在，包含购物、就餐、办公，甚至，广场舞经济也成为了资本新的角逐场。红点创投曾经投资了一家名为“糖豆广场舞”的公司，他们的商业模式是，通过视频平台聚合人群，再引流到广场舞服装、理财养生产品等的销售商。你看，他们的商业思维已经变成了从线下到线上，不在迷信线上，而是回归到线下的自然引流。从2015年上线至今，每日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250万人次。2016年9月，糖豆广场宣布完成1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李克强总理在论虚实经济时曾说：总不能在网上骑自行车吧？商业终将回归到人的本质，互联网去虚就实终成事实。6个性化、定制化、体验化消费时代来临今天，你可以在网上认领一头远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奶牛，并且每个星期收到一箱你认领的奶牛所产的牛奶；你也可以到越来越多的定制店做一双适合自己的皮鞋、衬衫，甚至雨伞；孩子们可以穿上警察、护士的衣服体验一把虚拟的职业生活，并且为之付出不菲的费用。个性化、定制化、体验化消费已经不再那么遥远，不再那么昂贵，不再只是富裕阶层才能消费的产品。当80后、90后、00后逐渐成长为消费主力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们不再满足于穿易撞衫的衣服，不再满足于用千篇一律的背包，个性、定制、唯一成为越来越时尚的标签，大工业时代的批量生产开始逐步回归最自然的状态，那就是手工时代的代表：唯一性、独特性。未来，消费升级将会给更多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更多的发展机会。7养老产业将是未来最大的那杯羹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够适应精神商业时代的一家成功的企业，你必须具备一系列独特的能力，从长期布局来看，你的脚步踩进哪个房间很重要，也就是看趋势。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凡是做贸易的行业都赚的盆满钵满，也使很多创业者实现了从0到1的重要积淀；20年后，从1998年开始，随着城镇化的到来，房地产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刻，到今天，中国住宅的估值已经接近了美国全国的总估值。那么，未来，哪个行业将统领未来的商业领域呢？我想应该是养老产业。目前中国前2000位富豪大多集中在60后，70后，再过10-20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步入老年，中国老年人也将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30%。这一群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将非常愿意为他们舒适的晚年支付费用，因此，今天布局养老产业，我想，这杯羹才是最大的那碗。彼得蒂尔在《从0到1》里告诫人们商业世界的每一刻都不会重演。下一个比尔盖茨不会再开发操作系统，下一个拉里佩奇不会再研发搜索引擎，下一个扎克伯格也不会去创建社交网络。如果你照搬这些人的做法，你就不是在向他们学习。成功的人士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价值，他们遵循的是基本原则而非秘籍。文章选自毛大庆，2017年2月9日
2017年2月20日 -
朱锋：面对特朗普，是朝贡还是捍卫全球化？
专家简介朱锋，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中评社北京2月12日电（记者 徐梦溪）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日前出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讨会时表示，在特朗普重组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时，各国需要思考，今天世界对特朗普的新政是要进行安倍式的朝贡，还是要一起共同合作捍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全球化开放进程？他建议，各国要勇于反对特朗普体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点。 朱锋表示，在观察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外交和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时，可以从三个基本点出发。 第一是特朗普新政。 朱锋表示，罗斯福曾经把美国从1929到1933年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今天特朗普也在推行特朗普新政，并且确实有一系列丰富的内在的施政含义，包括行政法令要求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要求把2008年的法案进一步的搁置。从特朗普的这一系列的做法可以看出，他对运营美国经济和美国对外经贸关系有一整套的思考和认识。现在特朗普也希望拿出新政策，树立美国新的经济发展目标，给美国老百姓带来新实惠。这是特朗普竞选的时候再三强调的。 第二如何对特朗普的对外关系做一个概括。 “特朗普现在和世界的关系确实在进行大的调整”。朱锋指出，这是个由内向外的调整，也代表了现在以特朗普为核心的美国国内政治势力对世界的一种认识。这个认识的核心就是特朗普认为，过去由美国人推动起来的全球化，使美国本身成为利益不公平的受害者。 朱锋分析了9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公开的给中国的信表示，美国愿意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that benefits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建设性的定义是积极的，但我们也注意到，其中的“受益（benefit）”是一个主观的认知，所以每个人认识到的受益的规则、观念，这个操作的内涵都有不同。因此未来双方面临如何重新定义、设计双方受益的概念。朱锋相信特朗普的潜台词是十分丰富的，所以特朗普的新政和对外关系，这两者目前难以割裂开看。 第三是，特朗普的美国和世界这个关系到底会怎样向前发展？ 朱锋表示，美国和世界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总是由特朗普在发推特时喋喋不休的指责世界，进行这种特朗普式的呐喊，那么这个世界的未来一定很遥远”。“所以特朗普和世界的关系，必须是一个相互塑造、相互影响的一个互动过程。” 他强调，对于特朗普的很多体现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点，我们一定要勇于发声，勇于反对。特朗普对穆斯林七个国家的签证禁令，和暂停接收难民的决定，完全违背了一个国家应该承担的人道主义的责任；同时对于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更是一种倒退，对于国际关系和已有的规则更是一种践踏。 朱锋指出，目前看，安倍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新的外交的一块新的踏板。当特朗普的内政外交引起这么多人争议的时候，日本人所谓的委曲求全，甚至是故意献媚，表现出一种日式新的朝贡心态，会对未来特朗普的内政外交有巨大的作用。今天世界对特朗普的新政是要进行安倍式的朝贡，还是要一起共同合作捍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全球化开放进程，以及基本的规则和理念？我们需要拭目以待。文章选自中评社，2017年2月12日
2017年2月20日 -
【侨报】中国一智库发布报告建议中国加入TPP
【侨报特约记者张兴钊2月9日北京报道】美国新任总统川普执政不到20天就以其独特的风格吸引了世界的关注。中国一家智库9日在北京发布研究报告称，川普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可借机加入TPP，使其成为当前经济外交的重要抓手，助力中国外交进入新方位。 当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发布了题为《中国外交进入新方位，可考虑加入TPP》的研究报告。报告分析了川普执政后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并指出加入TPP可以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外交的重要抓手。报告同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加入TPP的必要性和当前机遇。 1月23日，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报告执笔人、CCG主任王辉耀认为，此举进一步表明了川普推行“美国优先”原则和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主张的决心。同时，这将对参与TPP的其它11个国家，以及亚太区域经贸与地缘政治的下一步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据了解，TPP成员国遍布北美、南美、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并以其成员国家多、覆盖领域广和贸易标准高等被称为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和“迷你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TPP成员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6.21%，占全球贸易规模总量的27.64%。 王辉耀认为，美国退出TPP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中国加强亚太地区合作对话、改善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一个机遇。中国外交被时代促使进入新方位，赋予新的历史使命。中国外交要统筹中国和国际两个大局，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所以，外交工作应更加注重改善区域地缘政治环境，经济外交是实现此目标的有效途径。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过去五年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5%，并将在2020年底前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30%。CCG报告的另一执笔人、CCG秘书长苗绿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为实施经济外交打下了基础，加入TPP可以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外交的重要抓手，中国应把握时机尽快加入TPP。 苗绿认为，当前日本、澳大利亚等部分TPP成员国，积极支持中国加入TPP。中国角色备受关注和期待，中国主动加入TPP，可填补美国退出后的空间，并进一步展示中国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决心，通过经济外交改善国际关系。 报告还指出，川普向俄罗斯靠拢，有意在东亚等地制造潜在摩擦。中国主动加入TPP，有利于凝聚儒家文化圈，改善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促进亚洲一体化，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深入实施。 “川普执政以来，美中双方相互观察，互动一直没有停止。保持和发展美中双方巨大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沟通与磨合，最终依然会通过合作实现共赢。“CCG副主任王欣说。文章选自《侨报》，2017年2月10日
2017年2月17日 -
【Global Times】Wang Huiyao: China should seize opportunity to join TPP
Following a wave of executive orders, including the withdrawal from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signed by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ince he took office on January 20, the whole world as well as the US is processing the new style and way of doing things Trump has introduced. Although Sino-US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on the surface remain calm, both sides are keeping a close eye on the other. Sustaining and advancing exchanges in trade and culture aligns with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for both China and the US,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with communication to establish the right fit, both nations will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via cooperation.Standing at a new starting point, Chinese diplomacy needs to rally to situation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rioritiz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o foster an advantageous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extend the strategic period of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which can be effectively achieved through economic diplomacy.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stablished a sturd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diplomacy. The US’ withdrawal from the TPP, to a certain degree, can be viewed as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enhance its dialogue for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in Asia. In this respect, joining the TPP could serve as crucial economic leverage and China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as early as possible.Since the WTO’s Doha round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have stagnat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many countries have chosen to establish regional or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 to boost trade. The TPP, known for its enhanced membership, wide coverage of topics and higher standards, is often considered a mini-version of the WTO.Being a beneficiary of globalization, China needs to push further in that direction and build a global free trade network by actively negotiating free trade zones with neighboring nations. Joining and moving forward with the TPP can help achieve both goals.The US’ withdrawal from the TPP has induced complicated responses and attitudes from other member countries. While some still hold hope in the trade deal, more are starting to look to the important role China play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some members even have high hopes that China will enter the TPP. If China grasps the opportunity, extensive cooperation based on mutual benefits is expected and political ties and mutual trust will be improved. It will also help the TPP become an economic governance mechanism.Even though Trump has pulled the US out of the TPP, he has expressed the need for a "fair trade" arrangement, and he cannot avoid the common interests China and the US share in the Asia Pacific.Previously, both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with China’s participation and the formerly US-led TPP were considered the most important multilateral economic arrangements in the Asia Pacific, and a sense of confrontation and shadowboxing on the political level was noticed between the two deals. If possible,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TPP negotiations could strengthen economic and trade dialogues with TPP member countries, and promote cooperation among all the members under the two trade pacts. Furthermore, by linking the substance between the TPP and the RCEP and attracting US participation in building a Free Trade Area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ill benefit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help realize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better respond to challe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stressed to "commit China to growing an open global economy, redouble efforts to develop global connectivity, remain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global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as well as promote trade and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and facilitation" at the 2017 annual meeting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Switzerland in January, which has drawn enthusiastic responses.Confronted with rising protectionism, China joining the TPP can be seen as a move to facilitate President Xi’s message and will show China’s determination in pushing for a win-win situation, which will substantially boost confidence in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About Author Dr. Wang Huiyao is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largest independent think tank in China, with over 100 researchers and members of staff.From Global Times，2017-2-16
2017年2月17日 -
Wang Huiyao: China reforms immigration rules to attract talents
【VIDEO WATCHING】China Streamlines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permanent resident cards, encourage highly qualified individuals to move to the country in 2015. Now the China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total issued 1576 permanent resident cards to foreigners in 2016 as up163% over previous year (600 in 2015). Up to now, China had issued over 10,000 permanent resident cards since the system was launched in 2004.These cards had gone to investors, executives, tech-experts, and individuals who had made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development. What lower thresholds can the Chinese green card application now can be expected? What they can enjoy when they getit? The PIONT Studio invited Dr. Wang Huiyao, the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to talk about above issues.From CNTN， February , 2017
2017年2月16日 -
【国际商报】中美新关系：化解挑战为新机
“中美两国必须相信，即使在以特朗普为领导的新一届政府‘美国优先主义’原则下，中美关系依然会延续过去近40年的互惠、共赢、共生，且合作将继续深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日前发布的《特朗普时代的机遇、挑战与中国应对》报告称，特朗普总统强调“美国优先”和“务实主义”来振兴美国经济和提高就业，然而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和重新谈判WTO未必是符合美国利益最大化的选项。事实上，中美两国经贸、人文交往非常紧密，任何一方都难以毫不自损地切断这层联系。在特朗普就任之后，中美之间可以化挑战为更多合作机遇。 双边贸易：共同利益的交集领域 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1/3，人口的1/4，贸易总量的1/5。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活动构成了全球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 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同时中国是美国除加拿大和墨西哥外（NAFTA）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之际，中国能够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进一步反映经贸是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交集最多的领域。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何宁认为，贸易的持续增长反映的是两国在经贸上的互利需求，不是中国一方做得好，也不是美国一方做得好，而是双方按照自己的意愿互动的结果。总体形势不会因为两国领导人的变更而发生大的变化，因为大选并没有改变世界经贸总体的格局。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1月份发布的《中国执行世贸组织承诺2016年度报告》显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来取得成效。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2015年达1160亿美元，自中国入世以来增长了505%，中国也由此成为美国在北美之外最大的货物出口目的地；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达480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802%。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5583.9亿美元，比两国建交之初的不足25亿美元增长了200多倍。双边贸易给两国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带来了巨大利益。 “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停止与中国的贸易，哪个国家可以填补1500多亿美元的出口贸易损失。”CCG报告称，事实上，随着中国继续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中美贸易给美国蓝领带来的竞争压力将减小，中国对美国服务进口和高端制造品的需求将增加，中美贸易将更有益于美国的就业与经济发展。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不像特朗普所说的会导致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把美国就业问题简单归咎国际贸易有失偏颇。CCG高级研究员何伟文表示，2008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减少的年份是2009年，依照上述推断，制造业就业当年应该相应增加，而实际却出现了制造业就业减少的情况。而且，美国制造业就业在1970年~1976年即已减少64.5万人，但美国贸易逆差总体上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 CCG报告认为，导致美国就业减少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自动化水平的提高。物联网、虚拟现实、大数据、云计算和3D打印等概念式新科技正越来越多地进入日常和商业应用，许多工作环节被自动化所取代。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制造业提供的工作岗位自1996年到2006年减少了300多万，下降18%，该期间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却上升了15%。 “不论美国是从中国进口还是出口，都为美国创造了就业岗位。”CCG报告称。美国商会2013年赞助的一项研究估计，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支持了美国270万份工作。另据美国国际贸易署统计，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与服务出口达1650亿美元，是2005年的3倍，在2015年支持了91万个就业岗位。 FTAAP：倡导“更公平”的21世纪规则 经过入世后15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美国位列第二。“与贸易格局日新月异的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边贸易规则在1994年后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服务贸易、电子商务等贸易新领域尽管体量巨大，却没有统一通行的规则。”CCG报告如是指出。 当全球价值链成为越来越多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模式，单纯降低关税已不足以改进价值链的效率。贸易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认为，21世纪的供应链通过“贸易-投资-服务-知识产权纽带”被编织在一起，适时地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带到顾客家门口，有赖于货物、人员、创意和投资的不间断双向流动，对以上任何一种流动的干扰都会成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壁垒。 中美两国地处世界贸易最活跃的环亚太经济圈，这里既有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也有最活跃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还是世界最大的区域市场。自2008年以来，中美两国都在本区域努力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由美国推动的自贸区，其12个创始成员分布在环太平洋的各个地区，同时包括了制造业大国和资源大国，TPP协定的30章文本内容包括了多个边境后规则和21世纪议题，同时在货物贸易领域设定了零关税最终目标。特朗普上台后宣布退出TPP，此举对相关成员方推进自贸建设的影响尚须观察。 中国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中最大的经济体，RCEP自贸区有更明显的东亚特色，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东亚生产网络和本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开放性、灵活性、循序渐进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特征。 TPP和RCEP都堪称“迷你WTO”的超级自贸区，都被认为是通往亚太自贸区的途径。根据彼得森经济研究所佩特里等研究人员的建模分析，不论RCEP还是TPP，释放的经济红利都远小于亚太自贸区。对中国而言，亚太自贸区（FTAAP）所带来的收益是RCEP的2.7倍；对美国而言，FTAAP带来的收益是TPP的2.5倍。且亚太自贸区的模拟计算显示出显著的贸易量增加，其原因在于中美共同参与自贸区产生的溢出效应。“作为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来共同推动亚太自贸区，书写‘21世纪全球经济规则’”。 双边投资：彰显“外溢效应” 投资往来也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进了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为美国的全球化布局铺设了道路。 据《中美双边直接投资25年全景图》报告引述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1990年～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FDI）存量为75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数据为700亿美元，荣鼎咨询通过对这25年间1200多笔交易统计，得出美国对中国FDI存量几乎超过了2300亿美元。同一时期，据BEA分析，中国在美国的FDI存量为150亿美元（若按最终受益方的方法计算为208亿美元），中国商务部记录到的数据为410亿美元，差异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商务部统计的FDI流出数据由不同单位汇编而来，但与美国官方的总趋势一致。而据荣鼎咨询统计，中国在美国的FDI金额已达到640亿美元。 美国来华投资早期寻求的是劳务、土地、环境保护等更低的制造业成本，随着中美两国投资实践愈加成熟，如今投资活动更多以消费者为导向。例如，苹果在中国组装手机再输往美国市场，沃尔玛在中国采购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美国民众生活需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在华美资企业的母公司遭遇困难，但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却获利丰厚，从而支撑了本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华美资企业提供的服务业营业额近些年大幅度提高，最近可统计到的数据是2013年总额达到430亿美元。 中国对美投资相对起步晚，但近10年来迅速增长，2015年首次超越了当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年流量从2005年的不足3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5年的15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也发展为寻求技术、人才、提升品牌等无形资产，并追求资金回报并靠近当地消费者以巩固市场相结合的多种战略价值组合。 中国投资促进美国就业的作用渐获美国各界人士肯定。2016年3月，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来到当地一家中国人投资的工厂演讲——希望能将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的做法进行推广，以此作为自己总统竞选的筹码。福耀集团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视，是因为2014年以来，该公司在美国投资了三处工厂，创造了数千个工作机会。 2014年年初，福耀集团投资5亿美元用于在俄亥俄莫瑞恩市废弃的通用汽车厂房上新建的汽车玻璃制造厂，同年8月与美国PPG工业公司完成伊利诺伊州芒山市的工厂产权交接，该项目总投资已逾4亿美元。目前已开始翻新的密歇根Plymouth的工厂预计2017年年底启用，将会在那里投资1亿美元。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计划在2017年年底以前完成总值10亿美元的投资。至此，福耀集团在俄亥俄的工厂已雇佣2000名员工，在伊利诺伊已有250名员工，在密歇根预计雇佣至少1000名员工。福耀的进驻不仅为美国汽车玻璃业金融危机后的产量不足缓解了燃眉之急，还对所在地区多家公司倒闭导致的连年高失业率带来了改变。 荣鼎咨询的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FDI）累计为中国带来超过160万的工作岗位。中国公司在美投资虽然发展较晚，但增速快，短短5年时间为美国创造了超过9万的就业机会。 跨国公司：中美关系“稳定器” 最近中国企业界的关键人物先后于特朗普正式就职前见面，涉及到的合作项目进一步表明中美经贸合作是两国关键利益所在。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1月9日与特朗普会见时表示，阿里巴巴将在未来5年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通过其平台帮助美国中西部的小型企业及农户把农产品和美国服务销售到中国和亚洲。随后阿里巴巴通过推特发文称将帮助美国向中国的3亿富裕人群出口商品。特朗普也表示将与马云一起在美国做大事。马云侧重支持美国中西部的小企业的举措，正好契合特朗普希望增加美国就业的目标。 特朗普本人及其政治伙伴对中国商界认识友好、热情的态度，与其中国政策的咄咄逼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这早有先例。自1997年起，每年国会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进行投票前，都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力量为中国“摇旗呐喊”，帮助中国成功获得最惠国待遇，直到2000年获得永久贸易贸易地位。这支队伍由数百家美国跨国公司组成，包括三大汽车公司、嘉吉（食品）、通用电气、卡特彼勒，为首的波音公司甚至调动了近20万名员工参与其中。有报告估算，美国企业为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游说、政治捐款和广告花费超过1.1亿美元。 CCG报告认为，中美两国的跨国企业在特朗普任内还将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帮助中美关系化解矛盾，促进互惠合作。 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合作新亮点 在竞选总统过程中，特朗普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其未来施政框架主要内容之一，预计规模达5000亿～1万亿美元。CCG报告指出，中国作为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国，特朗普政府任内，基础设施合作有望成为中美合作一大亮点。 当前，美国许多公共设施严重老化，在运铁路里程不断缩短。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基础设施评级仅为“D+”，ASCE估测将美国基础设施改善至良（B）的花费为3.6万亿美元，较现有计划资金有45%的缺口。其中，仅“公路、桥梁交通设施”一项就有8500亿美元待提供资金，“学校”一项则还需额外的2700亿美元。美国公共资本包括来自联邦政府和州及当地政府的投资，但其中主要部分（93%）来自州政府和当地政府，近些年州政府与本地政府的基础设施开支已降至GDP的2%左右，仅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峰值的2/3。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多层次的优势：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近年来中国形成了一批具有雄厚设计、施工、管理能力的企业。2015年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显示，共有65家内地企业入围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铁路建筑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集团包揽了世界前四大工程承包商。 其次，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上下的外汇储备，并在近些年越来越多地用于境外基础设施投资。2014年，中国为新设立的“丝路基金”提供了4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中国认缴500亿美元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促进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2015年，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为东南亚的基础设施建设设立100亿美元的专用基金。 此外，中国还有非常强大的建筑机械、装备制造行业和产量巨大的钢铁、水泥等建材行业。事实上，中国企业希望进入美国基础设施市场为时已久。 1990年至2015年，中国对美在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行业的直接投资为1.79亿美元。中国远洋海运和中海集运最早进入美国市场，中国建筑总公司等也通过并购等方式扩大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虽然受未能获得港口设施等资产的所有权以及受美方事关国家安全的政治顾虑等影响，在此领域中国对美投资仅占同期总投资额的0.3%，但中国通过数以百计的基础设施项目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为与美国未来的合作积累了实力。如2015年，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等几家铁路企业成立了中国铁路国际（美国）有限公司，准备参与美国加州高铁的竞标。 CCG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为中美两国带来很好的合作机遇，一方面为美国带来就业并改善基础发展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的外汇投资和建筑、建材、工程装备带来新的增长点。 人文交流：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大融合 每天有2万多人跨越太平洋，旅游、留学、移民和华商等构成了中美之间全球规模最大的人文交流，形成了很大的集成效应。CCG报告称，人文交流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增加了稳定和成功的可能性。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国和第一大境外旅游消费国。据美国官方数据，2013年共有180万中国公民前往美国，大部分为赴美旅游和留学，为美国经济作出了211亿美元的贡献，同时为其增加了10.9万个工作岗位。其中，中国游客在美总消费达98亿美元，占美对华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近30%。 2014年美国实行为商务和旅游活动的中国公民颁发有效期最长为10年的多次入境签证，进一步刺激了中国人赴美旅游。2015年中美双向旅游规模再创新高，超过450万人次。CCG报告指出，中美在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与合作，尤其是在旅游资源丰富的省和州的二三线城市，对于特朗普所关切的提升就业有非常有效的推动作用。 随着教育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大，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美国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连续四年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来源国。对于中美两国而言，把优秀的留学生留下来是解决人才短缺的便捷途径，尤其是高科技人才。 在移民方面，美国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首选目的国。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站数据，2013年美国共颁发绿卡990553张，中国在获得美国绿卡的移民来源国中（不含港澳台）排第二位（7.2%），即当年约有7万多人移民到美国。2000年至2014年，约有97.9万中国大陆公民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美国发放给中国公民的投资移民签证，为人才与资金的跨国流动提供了一条顺畅的渠道。 与迅猛增长的投资移民相伴生的是在美华商的增加。与全球6000万华侨华人一样，共同的血脉、文化、语言和情怀让美国华商形成了巨大的商业网络。不同的是，美国华商更具有高科技和创新的优势，其中不少是以硅谷为开创地的华商企业，这些优势也可以转化为中美在理念创新和科技研发等方面的合作。CCG注意到，当前适逢特朗普推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随着华商企业在美国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华商在中美双边投资和合作方面纽带作用的发挥迎来了历史机遇。 各州政府：增进美中关系的天然盟友 美国是一个由50个州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州政府拥有包括公司法、州税、财产法规等许多经济政策的立法权。美国多个州政府由于选民对华经济利益紧密，常常是中国的“天然盟友”，如中国是艾奥瓦州、俄克拉荷马州、北卡罗来纳州、伊利诺伊州、堪萨斯州等地最主要农产品出口目的地。 相对于联邦政府，关注对华经济往来的州政府更容易成为中美关系的“天然盟友”，来自于传统农业州的参议员也更倾向于支持中国。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大卫·蓝普顿表示，州政府更关注经济问题，在投资审查等问题上，州政府、地方政府、国会中来自各友好州的议员都存在许多潜在的“亲华派”。 CCG特邀高级研究院霍建国也认为，美国在指责中国“不公平竞争”时应该看到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有支撑作用。联邦政府不够积极的话，美国不少州政府仍会很积极地拉拢企业一起来投资。 中美省州长论坛自2011年以来已举行三次。第三次中美省州长论坛于2015年9月举行，时任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等六位中国省级地方首脑与华盛顿州州长周杰伦、加州州长杰里·布朗等美国五位州长在西雅图进行了有关清洁能源的讨论。论坛为中美省州领导探讨投资、能源与环境、人文交流、旅游、教育、文化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一个务实合作的平台。类似的机制可为中美双边关系建立更稳固的联络渠道。 中美合作：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2015年12月12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COP21）上，195个国家和地区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2014年1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巴黎协定》得以成功的转折点。《声明》不但首次宣布了两国的2020年后气候变化行动目标，还体现了世界第一、二大经济体以及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多项新共识：两国首次将气候变化视为“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首次将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减小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分歧，在政治层面达成了共识。 CCG认为，《巴黎协定》说明中美两国有合作意愿，将共同打造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尽管“美国优先”可能意味着美国将越来越少地为“搭顺风车”的行为买单，但是中国对参与全球治理意愿的提升，以及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的提升，为中美共担全球事务的责任和代价提供了可能。中美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援助、维和行动等领域有良好合作基础，可作为探索未来合作的平台。中国应积极鼓励美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同参与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7年2月13日
2017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