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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景洲：政府应当给人们明确预期
陶景洲，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环球时报2017年会12月17日在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如期举行。作为环球时报年度重磅大戏，本届年会共邀请来自国内外政界、学界和舆论界的百余位权威人士、专家学者出席。与会嘉宾将围绕“世界深陷困窘，中国加快转型”的主题，留下他们对2016年的思考和对2017年的展望。 在第五部分“经济能否跑得赢焦虑”的议题讨论环节，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表示，媒体的“报喜不报忧”与外汇管制的“传说”增加了人们的焦虑。 陶景洲认为，外汇管制一直只有“传说”，而“传说”容易增加人们的焦虑。外汇到底怎么管，到底明年1月份(居民换汇额度)是否会从5万元变成2万元？大家有这种焦虑情绪。陶景洲表示，没有对未来合理的预期，人们只能假设一个所谓的最坏的可能，然后赶紧换美元。 在日常工作过程中，陶景洲称，现在很多交易没法交割，因为外汇绘制，但也没有相应的文件，总之只能等。“这些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的恐慌情绪，也就增加了人们的焦虑感。” “现在政府要做的是怎么把这个焦虑降下来，使大家有明确的未来预期，减少焦虑，减少对人民币需求比较虚的增加。”(记者 赵觉珵)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12月17日
2017年1月9日 -
“中国巴菲特”沈南鹏：未来5年，这个产业很重要
11月16日到18日，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有来自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位互联网精英参加论坛，分享最新、最前沿的业界理念。昨日，在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会场外，央视财经主持人张琳对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进行了专访。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巴菲特，有人说他买下了中国半个互联网圈，像大家熟知的京东、阿里影业、万达影业、大众点评、美团等......你和他可能不一定认识，但是你和他投资的项目，一定会发生过关系。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人，沈南鹏会透露哪些投资“秘籍”？以下是专访实录：>>>>沈南鹏谈“新经济”：信息科技、制度创新央视财经主持人 张琳：今年两会的时候，新经济是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实际上它在美国早就出现了。很多人有不同的理解，您怎么来定义新经济，觉得它有什么样的特征？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沈南鹏：我记得几年前我们关注新经济，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新经济这个词是什么定义，它在20多年以前，在美国出现，大家把它的定义成以信息科技作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同时又加了一个词叫制度创新所带来的一些新产业，像这两个词都是非常好的代表着新经济的特征。首先是以信息科技作为主导，第二是制度创新带来的信息的产业。当时我们对新经济都充满很多期望，因为按照20多年以前大家对新经济的定义，新经济的发展下面，这些产业会呈现高速增长，同时又不会有传统的高速成长所带来的高通胀，或者是甚至失业的产业状况，这其实是非常理想的，能不能靠这种良性的发展能够持续，其实是一个全世界共同发展。张琳：新经济现在真的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概念，说到新，我们中国人说不破不立，好像有新的东西出来，旧的东西应该消失掉，所以对于新经济这个概念来，您觉得它是一个存量转化的概念，还是一个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增量的概念？沈南鹏：这里面有新的需求，肯定是传统还没有被解决的，比如讲今天出行行业因为这样一种新的方式，包括中国的滴滴出行，使很多新的需求能够被探索，但是也不能不承认，因为新经济的诞生，必定会减少传统存量的市场。比如，传统的酒店市场发展了这么多年，但现在有了共享经济，共享房屋这样的市场，就会减少大家住传统酒店的这样一种入住，这肯定是一个总量是不可替代，是没办法的。所以在新经济高度生长的背后，还是有旧经济的一些窘境和旧经济的冷酷。>>>>沈南鹏：未来5-10年，人工智能很重要张琳：红杉一直专注于投入TMT互联网行业，当然刚才你也说到了新经济最早出现的时候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但是现在互联网已经变成了大家随时触手可及、离不开的，可以说血液里的东西。像生物基因工程、太空科技等，就是当我们抛开互联网之后，您觉得未来的新的经济应该有哪些核心的技术，核心的要素？沈南鹏：大家最关注的点，就是人工智能。确实人工智能已经存在二、三十年了，但过去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技术上它的突破，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有了一个比较重大的进展，另外一个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所以让数据已经到了足够的规模，所以人工智能要有智能的手段，必须要有数据，必须要有素材，今天我们能够技术运用在数据上，能够开发出以前无法想象的产品和服务，这两个点都得结合好，既要有大量的数据，同时又要有技术。张琳：所以其实人工智能这次是我们在互联网大会上提的比较多的，包括李彦宏也在说下一步就是人工智能，您也是统一说，比如说我们从PC端到移动互联网，从传统的门户到现在搜索电商还有社交，下一步就是人工智能了。沈南鹏：我猜测它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品牌，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唯一的品牌。就像我们在十多年以前看，当时PC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也有大家猜测有几个平台，一个是移动互联网的平台，但是也有人说纳米技术的平台，也有人提到了新的应用的平台，那么多年下来发现，真正产生巨大产业机会和价值的是移动互联网，今天站在我们的角度，很难说是到底是物联网、人工智能，还是AR、VR？哪一个才是真正有巨大的市场价值的下一个重要平台。张琳：既然说到下一个，我知道红杉包括您个人的投资理念，一直是在赛道上进行下注。如果说现在这一波是移动互联的赛道，下一波是人工智能的赛道，再下一波您有没有想过会是什么？沈南鹏：我们很难看这么远，但是未来的5-10年我相信人工智能是很重要的，而且它会在各种领域当中进行应用，医疗领域、金融领域里面是非常明显的，当然更以现在已经开始的像在传统的安防当中已经看到了一些实质性的产品和服务。张琳：如果未来新经济的出现或者说加速的推进中，哪些细分的市场、细分的行业，未来可能是大家会比较追捧？沈南鹏：首先这些行业是有大量的数据，可供进行数据分析，同时应该是巨大的市场，而且这些数据在当中能扮演重要的角色。金融市场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首先它是一个大量的市场数据，交易数据，同时它的存量最大，在这当中，人工智能恐怕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是投资，还是市场本身的交易带来巨大的效率提升。>>>>人工智能未来会不会出现泡沫？带来新的风险？张琳：人工智能现在已经成为很多科技公司研发的标配，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会不会出现泡沫？会不会出现大家一拥而上的情况，带来新的一些风险？沈南鹏：其实大家说到人工智能，有一点把它虚拟化，人工智能已经发生在我们周围很多场景。大家可能用今日头条，首先我们想它只是一个新闻客户端，或者说它是个媒体聚合平台，但今天它为什么这么成功，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吸引这么大量的用户，而且用户的黏性这么高，因为他有一个强大的人工智能平台，能够根据用户的搜索和阅读的经验，来提供给你最个性化的新闻，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运用了，我们认为不要把人工智能用在一个最热门的词，关键是要看他后面的运用，很多已经在我们生活周围发生了。张琳：在这种新经济下，从全球来看，中国存不存在赶超的机遇，或者说是领先的机遇？沈南鹏：我们刚才说人工智能是两方面的结合，一个是技术，第二个是数据。我们中国非常有利的位置，具有大量的数据，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成熟的，给我们提供一个巨大、在世界上领先于别的国家的机会，当时技术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去赶超，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自己人的能力，但是中国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一些领先性，尤其在一些领域当中，我们本身建立自己信息服务的脚步刚抬起，恐怕我们有比别的国家更多的机会，去重新开始。讲到医疗行业，我们医院的信息化体系还恐怕不像欧美这么发达，正因为这样，恐怕需要更多的机会让我们尝试新的以人工智能下的大数据的这样一些技术用品。>>>>在新经济下，是否坚定看好互联网TMT行业？张琳：作为一个投资人，在新经济这个过程中，您还坚定的看好互联网TMT行业的投资吗？沈南鹏：我们一共有四个领域，一个是TMT，或者叫信息科技，还有一个叫消费，还有一个是医疗，最后一个新能源清洁技术，这另外三个领域今天其实还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还是有很多创新的公司，信息科技恐怕是底层技术，所以在那三个领域投资当中，在那三个领域的创新当中，无处不在信息科技的身影，今天我们看到任何消费品公司，必须有大数据能力去更好的服务大客户，必须有电子商务的平台，去能够让他的产品更快的传达到他的客户手上。今天新能源的主题是什么？自动驾驶。这显然是人工智能互联网的一个重要内容创新。所以我相信，我们需要看这些不同产业的创新，但这些创新的背后，很多的技术，是信息科技驱动的技术。张琳：您说到新经济定义的时候，一个是信息技术，其实还有一个是全球化。在这个新经济和全球化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沈南鹏：互联网首先是世界互联互通的。所以它的好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优秀的产品，可以通过一个已经有的互联网的网络，比如讲电子商务，从中国的某一个城市卖到全世界去。我们投资的大江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从它创立的第一天开始，就不仅仅是个中国企业，因为它的产品卖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地方，今天它超过70%产品是在非中国市场销售，这其实就是信息科技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这也是给中国，在很多领域，包括在消费科技领域里面，尤其是在IOT物联网里面提供机会，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强大的制造能力，以及供应链的优势，把中国制造智能中国的产品，比较快的推到全世界。>>>>投资中更关注国外项目还是国内项目？张琳：您现在投资中，更多的会看国外的项目还是国内的项目？因为刚才我们在采访李彦宏的时候，说他其实一直在思考，世界的这种创新中心，到底什么时候能从硅谷转到中国来？也许不远，但是可能现在还不能完全的确定。所以我想通过您现在投资的这种偏向选择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沈南鹏：首先我们重点肯定是关注中国企业。但坦率讲今天已经很难去定义什么叫做一家中国的企业，甚至在初创期阶段。阿里巴巴、腾讯我们就不用说了，它今年的产品已经到了全世界各个地方。但是即使一个初创型企业，举个例子，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应用企业的投资，它的总部在新加坡，研发在北京，它50%的客户在欧美，另外50%的客户在中国，它的呼叫中心、服务中心在伦敦，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这是一个中国企业，当然更不会说这是个美国企业，但是它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个全球企业。张琳：从商业的逻辑来考虑，因为我们其实说了很多年，中国缺乏核心技术的创新，甚至是前瞻性的技术，可能都是凤毛麟角的。但是马云在16日开幕式上，他提到了应用市场。应用领域的创新和纯技术类的创新，从商业的逻辑来说，您会选哪个？您觉得它们之间有区别吗？沈南鹏：其实应用的创新和科技的创新，是不可完全分割的。应用的创新走到后面，如果要更好的服务客户，必须需要核心技术。今天腾讯的WeChat，阿里巴巴电商平台的背后，一定是需要很强大的技术支持才能非常好的服务到客户。不然的话，一天2500万、3500万的单量，是没有办法完成的。当然我们非常欣赏一些，有自己原创技术的公司，在第一天就以产品的差异化，能够展示在世人面前。张琳：刚才我们说的像生物基因，最新有一些国家的政策出来，太空领域，可能像民营资本的这种开放，这个领域的投资项目，您会探讨？沈南鹏：基因和生物的这个前瞻领域，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而且我相信，中国企业在这里面，也有些独特的优势。首先有弯道超车的这个机会，另外非常重要的，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用户基础，作为你大数据的这样一个分析的源泉，那这一点，中国又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上，如果再有政府进一步支持的话，这样一种结合，可以让我们基因检测疾病防范以及慢病治疗当中，都能够恐怕都能走在全世界的前面。>>>>沈南鹏：投资一个企业，要看核心技术上投入，而不是追求短期利润张琳：现在投资圈，大家拿项目看的时候，都会关注你多长时间能给我有回报？你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变现？但是我们说高科技的东西，可能它的周期会特别长，投入会特别大，李彦宏说他在2000年，拿到第一笔120万美金的这个风险投资的时候；柳传志曾经说过，当时美国人看的真远，所以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会看多远？沈南鹏：我们看风险投资，风险一定会有，另外一定要带着常人的眼光看，我们的基金是12年、15年的基金，我们希望投资一个企业，就跟这个企业家一样，还是要抱着传统企业家的理念，那就是百年老店的缔造。只有这样的平台，你才真正能够在核心技术上有投入，而不是去追求短期的利润。这恰恰是我感觉，中国企业，应该关注应该提升的地方。张琳：所以其实很多人现在在抱怨资本和技术有点不匹配，大家可能说，我特别好的一个项目，像这种纯高科技的，是不是就不应该找风险投资？沈南鹏：恰恰错了。张琳：但是像红杉这样是应该来找的。沈南鹏：应该实际讲，还是有大量的优秀的风险资本，非常积极的在关注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而且有很长期投资这样一个理念，有耐心跟着企业能够走完，从产品研发到开发产品。到最后投入市场这样一个过程。文章选自央视财经，2016年11月18日
2017年1月9日 -
薛澜：理清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要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安排，要梳理清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共治的关系，政府作用是为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运行提供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发展重大命题 薛澜指出，在中国经历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城镇化快速推进、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与拓展之后，中国社会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格局：社会利益分化，价值观念多元；社会发展充满活力，碎片化倾向凸显；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质量能力亟待提升；社交媒体广泛普及，有序社会参与亟待建立；社会心理失衡突出，群体性事件多发；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失灵，社会资本补充乏力。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中国社会发展新常态。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决定》特别提到要创新社会治理。 薛澜表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最核心的是怎样处理好一些重要的关系，这包括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协调共治的公共治理体系。 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公共管理问题是市场失灵。如果这个市场运行得很好，没有国家干预市场，市场自身就可以很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在特殊的情况下会出现市场失灵，常见的市场失灵包括公共产品、外部性、信息不对称、资源垄断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需要通过政府公共政策去解决。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也有内在失灵的问题，比如票决制、官僚体系、委托代理问题等，因此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有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能同时存在，在发达国家，这个时候通常会通过社会的有效治理去解决市场和政府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社会是广义的，包括范围不同的特定群体或社区。 再看中国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我国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存在市场失灵问题，比如医疗体制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等。同时，与他们相比，我们还有新问题，就是我国市场发育不成熟。由于在很多方面产权不清晰，市场运行面临诸多挑战。政府治理也存在同样的失灵问题，而且中国现在的治理体系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一方面政府部门特别多，但是真正具体落实到某个责任往往找不到人。社会层面也一样，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会发育不足。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不但要解决传统的市场、政府、社会失灵，还要解决市场不成熟、政府不完善、社会发育不足的问题。 政府作用在于提供良性发展环境 薛澜指出，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要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安排，要梳理清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共治的关系。在这种和谐共治的关系中，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运行提供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 一是要建立社会机制运行的基本法律体系，也就是确定各类社会机制的地位和职能的法律法规。近年来，这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与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方面，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进步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例如，早在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就通过了《外资企业法》（并在2000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修改通过），为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经营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然而，直到201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开始审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比《外资企业法》晚了28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来得太迟。 二是保证社会良性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 三是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方面还有很多基本制度需明晰。例如，各种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以及如何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方面都需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 薛澜表示，如何发挥中间桥梁作用，将社会需求和民众心声传达给政府，将中国理念和文化带给世界，实现微公益与大公益的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文章选自经济参考报，2016年11月30日
2017年1月9日 -
王广发：“一带一路”人才教育要先行
王广发，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 “一带一路”为中国和世界创造了很多机会，我们要善于把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推进“一带一路”，公共配套要先行。中国需要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共配套的投资力度，不仅依靠国家投资，还需要民间投资。我们的战略合作投资大多都是访问期间签署的文件，之后应当有一个机构联合评估、联合执行、联合监督、联合到位给所在的国家。所以我们投资的落地需要接地气，真正让沿线国家分享中国这趟“高铁”的财富、发展、投资，从而真正受益。另外我们还需注意，所有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配套的投资，政府间签订的文件，是具有持久性的，不得因领导人的变更而变更，这也是投资的安全问题。 同时教育文化必须配套进行。要植根当地所在地人民，投资必须夹带着公益事业进去，把中国的留学生人才培养关注好，同时把中文教育关注好。从卫星教育、移动教育改变世界教育、改变中国教育，改变“一带一路”中国文化的传播方式。我们的教育、教材、教学、教师、教法等等各方面都需要改革，这才能实现我们中共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全面建设。 另外财政支出应转向基础设施的投入，让我们国家的模式变成国际的模式。投资一开始不管境内还是境外都要面对自信和风险，要有胆识，敢于挑战风险。“一带一路”的投资不仅需要中国，当地政府也要积极参与，我们可以提供贷款支持。过去我们是以资助的方式，但受惠国有时会出现腐败等问题，资金并没有落到实处。今天我们改变方法，帮助当地建设基础设施，不仅是向当地伸出了援手，更是造福世界的工程。单是安全保障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政治上、经济上、贸易上、人才上、产业转型上都需要稳定，所有的投资合作都应该在平稳的轨道上进行。 从战略格局“走出去”的新思维看，我们的智库研究要走在前面。不仅是政府机构，还有很多民间智库，例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都可以给中央提供决策的依据。“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情况调研起来时间相当长，工作量大，我们等不及，必须抓紧时间推进相关进程。一定要以法律的思维，按照法律的规定去投资、合作、收购、兼并、调查、研究，不调查充分不决策，不研究彻底不行动。真正地让中国和沿线的“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民得到实惠。 过去，国家很少参与、涉足、合作设立的国际事务，现在我们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当中，例如上合组织、亚投行、中国东欧“16+1”、中国东盟“10+1”、金砖五国等，自然高端顶尖人才培养的问题就上升到了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人的因素是第一要务。全球人才培养的战略、高端人才培养的战略、顶尖人才培养的战略、海归人才培养的战略，未来人才培养的战略必须要达标。不然在“一带一路”国家，甚至这些国际组织当中，我们很难掌控强大的话语权。 最后，我们新型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调整与转型，投资结构也在转型。我们需要借“一带一路”的经济圈，同时完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贸易生态、华人华侨生态，以及中国和中国所有合作伙伴生态。我们要站稳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走进世界中心，集聚未来人才。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1月9日 -
【China Daily】Rail technology could be China’s global calling card
China is fully prepared to export a full supply chain of high-speed railway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industry experts.China Railway Corp, the national rail operator, said exports of railway equipment and railway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proceeding well, and breakthroughs are being made in a number of projects overseas.Among the projects, the first full-chain commission, the Jakarta to Bandung high-speed railway in Indonesia - which includes technology, design, construc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e, supply of resources, operations management and staff training - has been granted a construction permit and work is proceeding smoothly."China’s railways have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system, which is able to provide overseas customers with solutions from man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cluding financing, construction, operations,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id Yang Zhongmin, the CRC’s deputy chief engineer, who added that China’s railway system is competitive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of use.According to Yang, the nation’s railway equipment and infrastructure service businesses have entered markets in Asia,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Africa.Last year, Joko Widodo, president of Indonesia, and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rode Chinese-made bullet trains.Yang Hao, a professor of rail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at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said China has a major advantage in that it is able to export a full range of railway technology: "For example, it is inconvenient to import the technology for the signaling system from one country and civi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rom another."Last year, China’s high-speed rail project made progress in its "going-out" policy.In November, when he met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of Hungary and Serbia,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China is willing to continue help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lagship Budapest to Belgrade railway.The line will have a total length of 350 km, and trains will reach a maximum speed of 200 km per hour."China learned about high-speed railway technology from foreign countries, but now it has mastered and developed ’home-made’ core technology. The country’s high-speed rail technology is advanced, and the diverse environment covered and massive operational experience have proved that," said Yu Zhanfu, principal of the Beijing office of Roland Berger Strategy Consultants.Yang, from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said the going-out plan for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s will follow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 think tank in Beijing, said: "Like the US-made Boeing 77 and France’s Airbus,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could be an important project to help the country export its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By Luo Wangshu)From China Daily，2017-1-6
2017年1月9日 -
黄亚生：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是人类经济思维大倒退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的欧洲一切势力都为驱逐这个幽灵结成了神圣的同盟。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成今天的话，一个民粹主义的幽灵在美国和欧洲徘徊，美国和欧洲一切知识精英的势力都在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神圣的同盟。 2016年将是未来历史记录的宏观历史的转折点，比如英国的脱欧和意大利最近的公投，但对经济民粹主义最大的冲击是2016年特朗普被美国的选举制度选为美国第55任总统，我们如何解释和面对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浪潮？ 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 首先应该给他做一个定义，至少对于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来说，它的经济的内涵和传统意义理解的经济民粹主义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经济学里最相关的讨论叫做民粹宏观经济学，主要是针对1970年代和1980年代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模式，拉丁美洲的民粹宏观经济学倡导政府要加大开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富再分配和进口替代政策。 在制度上，这些国家要实现所谓制高点经济战略，对国家的命脉部门实施国有化，限制外资和本国私营企业的发展，这些政策最关键的部分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是为了迎合下行的社会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求。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有相当强的民粹性质，比如，他强调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他要逆转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进口提高关税。他有可能会加强对美国命脉部门的外资管理，他会更强调美国制造，限制美国企业资本的自由流动，他会比它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前任更积极地干预经济。他最近在印地安纳州留住了一家生产空调的美国工厂。 但是，特朗普也和传统的经济民粹主义有一定的区别，他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对公司的减税刺激投资，而不是通过政府增加开支。他的经济政策里没有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内容，如果有，那也会是财富和收入逆向的分配，他的减税会大幅度向高收入人群倾向，中产阶级的税负也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他虽然会增加政府对市场的干涉，但一般来讲可以排除特朗普实行经济公有制的可能性。 经济民粹主义是失败的 总体而言，经济民粹主义是失败的，从历史证据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研究1970年代和1980年代拉丁美洲两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民粹宏观经济学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他们做了一项研究表明，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审核，造成了这些国家货币的升值，通货膨胀，宏观危机和经济长期的停滞，民粹经济学的业绩是非常糟糕的，社会业绩也没有提升，贫富差距在民粹经济政策期间没有下降，反而上升。 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在我看来，也不会成功。虽然美国需要大量的基本建设投资，但是美国可能已经错过了投资的最好时机，美国最佳的投资时机是在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那时总需求不足、失业率高达8%、9%，最需要的是凯恩斯性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但是因为共和党的阻力，无法实施。 美国经济已经复苏，大规模的财政动作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预期，美国需要投资，但不应该采取特朗普这种破坏财政平衡的方式，希拉里提出的5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而特朗普提出的是10000亿投资计划，希拉里提出的是适当提税，特朗普提出要美国制造业就业回流，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天方夜谭。 近几年，美国制造业本身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可观的，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特斯拉在加州生产电动汽车的工厂，但制造业的回流不等于制造业就业的回流，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不仅仅受全球化的影响，更大的影响是技术的发展，比如人工智能，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在下降，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蓝领工人的技能和知识结构不能符合新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经济的发展。 特朗普要逆转全球化根本不会解决美国制造业就业的问题，只会增加成本，只会增加生活成本，而增加生活成本和增加赤字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预期，通货膨胀的预期又会导致中长期利率的提高，这恰恰是经济民粹主义的最大问题，短期的增长是建立在牺牲长期发展经济的基础上的。 经济民粹主义是倒退 特朗普经济民粹主义的危害将是全球范围的，特朗普整个政治和经济的纲领就是排外，他要全盘的否认全球化，要抛开多方框架而采取单方面的措施解决贸易整顿，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代表的是人类经济思维的一个大倒退。 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否认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来的经济思想的最基本的共识，就是经济和国家的发展可以是一个正和博弈的过程，如果一方的利益增加至少要超过另一方利益受损的程度，因此整个社会利益是在增加。 特朗普现在的经济思想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零和博弈的方式，国际贸易更像战争，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过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面会有损失，整个社会没有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损失相加总和永远是零。如果他的措施真正实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进入紧张的状况，贸易战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特朗普民粹主义带来第二个全球范围的风险，是美国退出国际事物和国际经济法律、政治、军事框架的建设，特朗普的思维是一种简单的美国第一的思维方式，他把美国的目光转向国内，特朗普是一个高度分级式的政治家，他的执政将会把美国带入一个种族分裂、阶层分裂和党派分裂的高度不稳定时期，他也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美国国内的事务。 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没有起到霸权的作用，结果是灾难性的，发生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直起世界霸权的作用，经济有所发展，贸易有所发展。 所以，我们今后四年将面临这么一种非常不确定的局势，刚才我讲了这么多，特朗普是不可预测的，也有可能他完全不会实行这些措施，我们中国怎么面对这么一个领导人，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中美关系不明朗 中美关系，最诚实的回答是不知道。但是从特朗普当选以后，看他任命的这些部长、局长等等。有一种说法，特朗普嘴上硬，实际上他内心的价值还是比较温和的，他是一个商人，他比较习惯的做法是先提高条件，从高的条件往下走。 但是，你看他任命的这些人，负责国内政策的，负责美国环境保护政策的，都是死硬的美国右派，意识形态极其僵硬的这些人，很难从他任命的这些人里得出一个结论，说他在治理国家和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是一种比较有伸缩性的态度，我是看不出来的。 最近，他跟蔡英文的电话上的交谈，本来大家认为特朗普不知道，姓蔡的一个人给他打电话，他就接了，而且他跟各个国家领导人谈话都是非正式的。但是，后来揭示出，他已经做了两个星期的准备，这是共和党党内一个大佬刻意安排的，是他做出的在特朗普的标准上来看，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举动，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错误，他就破坏了中美在过去40年建立的非常有可行性的互相理解的框架，从美国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框架，美国希望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现状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特朗普也不希望台湾过度地寻求独立，也不希望大陆过早地实现统一，对两边都是非常非常战略暧昧的态度，在军事上帮助台湾建立它的防守能力，但在政治上，跟台湾是要保持距离的，因为他担心的是什么？在军事上帮助台湾，在政治上跟他缩短距离，就会鼓励台湾寻求独立。 对于中国大陆，他也给这么一个信号，我们不鼓励台湾独立，但也希望中国大陆理解，我们跟台湾是有一种关系的，如果中国过早实行统一的话，可能美国也会做出举动。 这是40年两党执行的非常好的，特朗普把这个关键的事情给破坏了，而且他破坏了以后，他的几个助手出面讲话澄清的时候，都是不屑一顾的。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担心中美关系的，对于中国来讲，台湾问题是不可谈判的，这也是过去50年中方在这方面对美国历来表达的一个立场，他把这个底线突破了，他能够突破这个底线，就可以想象他会突破很多其他方面的限制。 当然很多事情要往最好的方向去想，也许他在试探中方的立场是什么，他最近又任命了一个州长（当驻华大使），据说这个州长跟中国政府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要仔细看这个州长的背景，跟特朗普任命的这些人是一脉相承的，特朗普竞选的时候，有很少共和党的人物支持他，但这个人是第一个支持他的，在我看来更可能的解释，就是他在奖励第一期对他支持的这些人。 到现在为止，后一个解释更能够解释这个任命，而不是说他对与蔡英文通电话有所反思，我觉得这个人是没有能力进行反思的。文章选自澎湃新闻网，2016年12月16日
2017年1月6日 -
赵斌：企业应通过共享协同来推进全球布局
赵斌，美国高通公司法律及政府事务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中新网1月5日电 在全球化高速前行的快车上，企业作为生力军在战略布局的过程中遇到不少“水土不服”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直以来行业和企业纷纷着力于区域协同发展问题的探索与研究。近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美国高通公司(以下简称高通)法律及政府事务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赵斌认为，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应该从当地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环境出发，通过共享协同来推进企业全球化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多赢、共融的境界，并肩作战才能应对共同挑战。 提起高通大家并不陌生，然而关于高通的具体业务可能多数人的认识还仅局限于芯片供应这块。事实上，高通在推进世界各地通信技术协同发展方面也功不可没。赵斌介绍，高通是高科技的公司，是专注于创新的企业，并且非常专注于研究高通所在的市场。这其中，首先，高通要确保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与所在国国家主要发展方向是保持一致的。比如说高通公司在贵州投资成立的新的合资企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国进行研发服务器的芯片，而且它有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把这些重要的技术分享给中国，让中国的同行能够在尽快的时间内，具备自己研发的实力。 其次，高通加大力度与合作伙伴配合，高通公司和其他的高科技公司一起极力地配合中国的同行、伙伴一起来开拓新一代的无线通信技术领域里的标准。此前在3G、4G的时候，有多个国际标准，所以造成了一些浪费和分歧。不过赵斌表示，现在高通与合作伙伴有一个共同目标，尽最大的所能去协同发展和推进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让全世界标准统一起来。 这其中，赵斌还特别指出在统一标准这个过程中，确实有争议、有讨论，但是最多的还是合作，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个过程不需要一味地针锋相对，大家的目标是要有一个让全世界都能够共享的高速率、高效率的新一代的无线通信技术。 另外，赵斌还介绍，高通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商业模式，就是知识产权许可体制，这个许可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协助了很多中国同行走向世界，这也是高通在不断摸索过程中，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协商以后形成的良好的和谐经营之道。 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同时，外国的企业也是在同样经历着全球化的进程。对此赵斌表示，高通更愿意大家一起更好地合作，达到合作共赢、多赢、共融的境界。商业竞争本身是很激烈的，但国际化是大家共同的挑战，需要大家更加紧密地合作，找出共同的解决之道，让中国的企业能够更顺利地走向世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 ，2017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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