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联合国为何力推它?看看这些你就懂了!
世界版图上，“丝绸之路”曾经跨越大陆和海洋，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繁荣发展、文明交融的篇章。 三年多前，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犹如海陆双翼，助力中国发展，带动沿线国家共同繁荣。 回眸2016年，“一带一路”早期收获硕果累累。展望2017年，即将在中国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将成为各国共商大计、推动更高水平合作的重要契机。 标志性项目打造之年 新疆喀什，古丝绸之路重镇，如今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起点，正开启一段更为恢弘的丝路征程。2016年金秋，一支由50辆卡车组成的贸易车队从喀什出发后，一路行驶3000余公里，直抵印度洋畔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来自中国的货物从这里装上远洋货轮，扬帆出海。2016年11月13日，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瓜达尔自由区公司基础设施部经理徐尧查看港口。新华社记者 刘天 摄 “今天标志着新时代的黎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瓜达尔港见证开航仪式时的赞叹，寄托着巴基斯坦人民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他们希望这座打通中巴两国物流从腹地走向大洋的港口，成长为像深圳、迪拜一样繁华的口岸。 作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对经济的带动效应正在显现、扩大。在伊斯兰堡的塞雷纳酒店，一身西装革履的大堂经理穆斯塔法说，他就是沿着喀喇昆仑公路，走出了家乡吉尔吉特，来到首都开创事业，“现在，我打算回到吉尔吉特，建设我的家乡”。 要致富，先修路。深谙这个道理的不止是巴基斯坦人。2016年2月，由中铁隧道集团承建的安格连－帕普隧道顺利贯通。这条“中亚第一铁路隧道”，不仅是中国企业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张名片，更将乌两部分国土连接在一起，改变了乌境内运输需绕道他国的窘境……乌民众高兴地欢呼：“我们终于实现期待已久的梦想。”2016年2月27日，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出口拍摄的全隧贯通仪式现场。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大项目、大格局、大手笔……三年多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幅欧亚大陆友好合作的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润物细无声。这不仅唤醒了世界对古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记忆和共鸣，更把中国发展与沿线地区发展联系起来：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运营管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匈牙利、塞尔维亚三国合作建设的匈塞铁路进入实施阶段；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16＋1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拓展…… “如果说2013年是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之年，2014年是规划之年，2015年是顶层设计之年，那么2016年就是 一带一路 标志性项目打造之年，是共识形成之年，”中央党校教授赵磊说，“这从欧洲国家对 一带一路 认知度的提高可以感受到。”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价说，欧洲人开始接受并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最大原因是通往西方的火车开始行驶了”。而“通往西方的火车”就是已实现常态化运行的中欧班列。2016年6月29日，在南京北站，检验检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中欧班列（南京—莫斯科）首班列车旁。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截至2016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881列，其中回程502列，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170亿美元。2016年6月起，中欧班列穿上了统一的“制服”，深蓝色的集装箱格外醒目，品牌标志以红、黑为主色调，以奔驰的列车和飘扬的丝绸为造型，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蓬勃发展的最好代言与象征。 愈加清晰的互联互通版图 2016年12月25日，老挝北部琅勃拉邦，一支筑路队伍整装待发。老挝总理通伦亲自挥铲破土，鸣锣九响，标志着中国老挝铁路全线开工。根据规划，中老铁路将于2021年全线贯通，届时从中国边境到万象只需4个小时，多山缺路的老挝将实现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的梦想。2016年12月12日，在老挝琅勃拉邦，一名工作人员从中国公司修建的桥上走过。新华社发 连点成线，织线成网。2016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深入推进，一幅愈加清晰的互联互通版图，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决心与行动。 2016年8月10日，在雅典股票交易所，一阵清脆的铃声标志着中国企业与希腊方面完成了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67%股权的交割，中远海运正式成为比港港务局的最大股东。中国驻希腊大使邹肖力说，比港不仅是一个经济项目，更是一座宏伟的桥梁，将中希两国人民紧紧相连。 从蓝图到行动，从倡议到落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支翅膀同样舞动有力，进展速度、收获成效让世界赞叹。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文认为，“一带一路”计划不仅仅是一个宏大的经济计划，它还是全球关系与治理的一个典范，中国正引导全人类建设一个统一、和谐与繁荣的世界。2016年10月5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一名当地人试乘亚吉铁路通车当日的第一列旅客列车。新华社记者 孙瑞博 摄 在非洲，由中国公司承建的亚吉铁路正式通车，堪称中国、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合作的里程碑。 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迎来百家企业入园，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中柬合作样板。 在缅甸，有中国企业参与的跨国企业集团联合体中标缅甸皎漂特区工业园和深水港项目。该项目将带动缅甸基础设施、就业和民生的改善。 在印尼，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著名山城万隆的雅万铁路正式开工。 在斯里兰卡，中国在斯最大的投资项目科伦坡港口城得以重启，还迎来了全面升级，着眼于打造“南亚乃至全球金融和航运中心”。 ……2016年7月28日，一列从哈萨克斯坦驶来的列车在新疆阿拉山口准备入境。新华社记者 赵戈 摄 从亚洲到欧洲，从陆地到海洋……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焕光彩的时刻，也是“一带一路”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刻。“海上丝绸之路将进一步推动地区间的互联互通，让整个世界受益其中，”柬埔寨商务部国务秘书春达拉说。 中国与世界的诚挚之约 站在历史的节点回望，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带着古代丝绸之路的记忆，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新时代中应运而生。“一带一路”双翼舞动，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前行足迹，更是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诚挚之约。 过去一年，“一带一路”建设呈现出的新气象令人瞩目，从“硬联通”到“软联通”，从“物理反应”升级为“化学反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更宽、更广、更深。 “如果说，前些年 一带一路 项目更多地集中在能源、工程基建等领域，2016年很多企业在沿线国开展教育、文化、医疗、通讯合作，实现了 硬联通 和 软联通 的互动与结合，”赵磊说。2016年12月2日，在斯里兰卡南部的卡卢特勒地区综合医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疗队医生为白内障患者进行手术。新华社记者 黄海敏 摄 迄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中国已同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中国愿同沿线国家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描绘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愿景。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认为，“绿色丝绸之路”是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健康丝绸之路”是要深化医疗卫生合作，加强诸如传染病疫情的信息交流，“智力丝绸之路”关注人才培养和互动，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和平丝绸之路”旨在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进而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 展望2017年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与世界书写更多精彩。习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演讲时宣布，“中国将于2017年举办 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论坛。希望以这一论坛为平台，同伙伴国家坦诚交流，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共商 一带一路 建设大计”。2016年11月29日拍摄的位于连云港的中哈国际物流基地。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在专注“一带一路”研究的学者看来，2017年的国际高峰论坛，既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阶段性总结，也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 一带一路 在摸索中前行，高峰论坛要做总结，也要传递信息，中国人要负责任地深抓下去，要将红利变成实实在在的收获，”赵磊说。 “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将同样体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说：“2016年11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呼吁各国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这正说明， 一带一路 建设不仅是中国的事，也是沿线国家的事，更是世界的事。” 以诚待人，以信取人。“一带一路”双翼舞动，带来的不光是物质发展、经济繁荣，更有理念融合、民心相通。这是中国之于世界发展的方案与主张，也是中国之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与贡献。 文章选自新华社，2017年1月3日
2017年1月5日 -
金灿荣：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回顾2016年，世界仍不安宁，国际舞台上演了一幕幕生动剧集。美国大选乱象丛生，英国脱欧令世界震惊，欧洲难民危机激化诸多矛盾，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峻，叙利亚内战、土耳其政变、巴西乱局等局部动荡此起彼伏…… 导致世界仍不太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当前，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有两个，即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新兴国家经济体。发达国家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等。美国经济正努力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更多。新兴国家经济体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差距也很大。中国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增长，印度经济态势较好，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较为严峻。总体来说，世界经济正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康复阶段。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到2008年的快速发展后，当前正处在下行周期中，这个下行周期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二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比如，因为乌克兰、叙利亚问题，俄美关系非常糟糕。大国关系不佳，直接影响了国际合作。世界力量对比呈现历史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三是“逆全球化”思潮日益显现，恐怖主义威胁进一步上升。恐怖主义活动严重破坏了世界秩序。2016年世界各地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抬头。当今世界正在面临开放与保守、合作与封闭、变革与守旧的重要抉择。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问题成为又一个重要国际话题。世界各国面临多个需要携手解决的问题，治理需求上升，然而大国间由于嫌隙不断，协调能力变弱。过去作为全球问题主要解决者的欧美国家，自身问题重重，显得有心无力。在这种局面下，世界期待中国有所作为。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一方面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一方面积极履行大国责任，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更多力量。 中国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世界瞩目。从国际趋势而言，过去500年的历史基调是西方主导的。但如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多层面改变着世界格局。全球的政治、经济重心将逐步向亚洲、向太平洋地区偏移。中国快速发展正在打破西方文明一元化的定论。过去被认为是唯一实现人类工业化的西方模式，遇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挑战。 快速发展的中国在外交领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中国是世界上大国中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由于各个国家历史不一样，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同。美国开始使用军事威慑、舆论批评、政治问题法律化等手段，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面对乱象纷呈的国际形势，我们加强引导塑造，拓展深化布局，与主要国家的政治关系更加稳定，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近些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主场外交，注重提升在各个领域的话语权。2016年9月份，中国成功召开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会议取得不少实质性成果，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推出一系列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已成为国际关系演变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者，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中国正在以更为成熟、稳健的步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文章刊于《人民日报》2017年1月3日第7版，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7年1月5日 -
王辉耀：中国企业“走出去”担负着建立“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三年，继第一届聚焦“企业走出去”、第二届专注“全球化布局”，本届论坛本届论坛以“中国海外投资驱动力：加强合作，多元并存”为主题，聚焦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驱动力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以及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遇。除了在政策、文化、战略等方面进行深度研讨之外，更注重对参会企业实际业务的帮助与促进。本届论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是一场思想盛宴，还是助力大家更好地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有力平台，获得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高端品牌。 论坛举办以来，得到了论坛的举办得到了政界领导、商界领袖、全球化公司精英、跨国企业高管、商务战略专家以及三亚市委市政府的鼎力支持，在此，向诸位致以最深切的感谢！ 本次盛会嘉宾云集，包括政府政要、商界领袖和企业家等重量级人物汇聚一堂，发言嘉宾近百位，跨国公司代表400余位，分别来自制造、投资、金融服务、教育、能源、高科技、汽车、传媒等行业。设置三场全体大会，十场平行论坛，议题囊括战略性、高端性，全球市场战略，“一带一路”如何实施，海外运营成功案例分析等。会议期间，我们发布系列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深度研究报告和蓝皮书，还向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典范致敬颁奖。 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化，企业“走出去”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中国企业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全球化的重要参与力量，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连续两年超过来华投资，对外投资流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这一特殊时间点举办的本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呈现出新的态势，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实现大跨度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投资连续两年超过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美国对华投资。虽然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与其他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也说明未来30年中国有很多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企业相较于过去，在投资领域方面也日趋多元化，过去能源资源类的交易，现在也向高新技术服务业多领域的发展。目前对于欧美的投资越来越活跃，包括私募股权也越来越积极。但对于社会责任这块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个弱项，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也要为当地的制造业、当地的社会发展考虑，这样对于企业更和谐的“走出去”、更顺畅的“走出去”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实际上，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全球化的重要核心力量，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支撑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要深入考虑怎么样更好的“走出去”，怎么样提升我们的“走出去”质量。 中国的制造业不断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并将全球连在了一起。中国企业拥有在世界上投资建厂的能力，也具备全球化的软实力，这在各个国家都非常受欢迎。中国企业可以借软实力的优势锻炼队伍，包括在海外工作的人才回来后能够提升国内的技术能力跟管理水平。未来中国如果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形成制造业的优势，中国的投资受到他们欢迎的话，会对中国未来引领全球化的局面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也是一个中国软实力的象征。 特朗普发表了一次大型集会演讲，坚定了他的反全球化的立场，特朗普上台会不会退出WTO，不太好预测。他可能想回到双边的机制，因为国会的限制彻底否定多边机制不太容易。但是大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全球化到了今天的层面已经深入人心了。特朗普实际上也并不是反全球化，他只是觉得美国不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全球化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实际上全球化某种意义上也是市场化，中国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也是市场化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也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所以，目前反全球化还处于全球化过程当中，全球化汇集了世界各国人民，如果中美两国抓住了这个新的机遇，就会造福于中美人民，也会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世界全球化进一步的提升。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逆全球化”此起彼伏的背景之下，我们中国企业应该更坚定地“走出去”，更坚定地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中国经济转型大方向，也是实现建立“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企业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在对外投资当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能够提出创新的解决办法，进一步提高对外投资的成功率，为中国跟全球建立“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 未来，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将继续聚焦中国企业“走出去”，继续在这个领域潜心研究，继续倾心打造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国际会议的品牌！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1月5日 -
【南风窗】海外人才“筑巢”中国，来这里就对了
广州流行“英雄不问出处”，不管你是商界大咖，还是学界大拿，抑或只是无名小卒，当你在花城广场踱步，在白云山上蹓跶，在大学城、科学城徜徉，都很容易产生广州是“我的城市”的感觉。多年来，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累计约有55%的留学生学成回国，2015年全年回国超过40万人。而随着国内“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普及，以及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海外人才“筑巢”中国，正形成一股堪比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热潮。2016年12月在广州举行的“海交会”，由走过19个年头的“留交会”（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升级而来，求才对象扩及外籍、港澳台等境外人才，旨在以国家级海外人才交流大会的形式，提供项目服务和对接，留住“创新驱动发展”的英才。广州享地主之谊，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海归”到“外脑”，看上中国什么？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为19%，而中国的海外留学人口2015年已占世界25%。《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预计，10年内我国留学人员数量将突破1000万，是现在的2.5倍。走在美国和加拿大校园，你会发现30%以上的外国留学生都是中国人，甚至在个别专业的课堂上，由于中国学生比例太高，都可以用中文进行小组讨论。而且，出国留学生的平均年龄在不断降低，留美中国本科生的人数已连续两年超过研究生人数。在韩国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学生的比例已升至62%。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弥足珍贵的智力资源。据不完全统计，自2004年王晓东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位从大陆高校毕业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来，已有24位有着类似背景的华人荣膺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中回国出任要职的则有：前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现任上海交大校长张杰和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2/3，GDP增速是美国两三倍，科研支出在追赶美国（美国占全球27%，中国占20%），研发能力在大部分领域已赶上美国，科学和工程教育方面则已超越美国（中国学士数量占全球49%，美国只占33%）。尽管在空气质量、法治环境等方面还有待提高，但国内一线城市的总体吸引力接近欧美大都市，对非西方出生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教育部2016年3月发布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显示，新一批的出国留学人口中，有八成选择回国工作。据分析，留学人员回国比例持续增加，主要是因为国内发展环境更具吸引力；另外，也缘于不少国家在国际留学生基数增大后，收紧了工作签证制度。就市场潜力而言，中国当前无出其右。一个指标是，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外籍企业高管，年薪已经普遍高于欧美同行。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牛津大学社科领域华人终身教授傅晓岚表示：“世界经济正处于周期性的萧条阶段，欧洲情况尤为严重，即使美国也需努力复苏。这样的局势下，2015年中国全年GDP增速还能达到6.9%，足见中国市场的实力与空间。”中国“千人计划”专家、达闼科技CEO黄晓庆曾在美国工作20多年，2015年选择回国自主创业。他表示：“中国如今的创业环境是超过美国的。一方面，中国在创新领域的资本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另一方面，中国现有的人才质量与基础设施也极具实力，整体算下来，国内绝不比国外差，甚至更好。”在新的经济版图面前，由教育部、科技部、中科院、国侨办等部门主办的“2016海交会”（全称“2016中国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第18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在吸引传统的“海归”之外，也把吸引并非中国大陆出生的“外脑”作为一个增量目标。“海交会”之所以打破国籍地域边界，不唯学历地招揽这些人才，是看到了中国作为全球创业创新的高地，越来越具有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特征。而让“海归”与经常回各自母国的“外脑”一起工作，能长久地激发头脑风暴，催生更多全球化的中国产品。商业有畛域，创新无国界。一般说来，创新发展需要四大类外籍人才，即外籍高层次人才、留学归国创业外籍华人、外籍青年学生、创业团队外籍成员。而由于在华“国际学生”比例非常低，中国对外籍人才的需求也格外迫切，需要降低永居绿卡的门槛，才能吸引更多“外脑”长住。而“海交会”这样提供多方位服务的平台，能帮助化解“人生地不熟”的“开头难”；年复一年举办，更加具有“地标”性的指引作用。据报道，本届“海交会”两天里，51场论坛、座谈、推介年会等活动，吸引了173个政府代表团、193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代表团，包括3300多名海外人才，共计4.9万多人次参会，现场促成1306个“有意向”签约项目，还实现了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三地分会场互联；通过“互联网+”打造“永不落幕的海交会”，则让海外人才“筑巢”中国的梦想随时能变成现实。把路过广州的变成留在广州海外人才历来是中国变革的重要助力，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联美抗日、改革开放，莫不如此。“入世”16年后，中国对外开放又处在十字路口。虽说“海归”中涌现出环保部长陈吉宁、“蚂蚁金服”井贤栋、“携程”梁建章、“滴滴”柳青等杰出代表，但还是有不少海外人才在驻足观望，他们在等待什么？一种说法是，我国60%以上的留学归国人员从事着基础岗位，对工资并不满意。调查显示，具有博士学位的“海归”月薪主要集中在人民币5000至1万元，而近5成硕士“海归”月薪不足5000元。这可能与他们眷恋“家乡”的环境，未能待在全球化岗位更多的国内一线城市有关。据统计，目前“海归”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只有一半左右，而对照北京和上海的经济规模，可以发现广州在吸引“海归”方面的潜力很大。广州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生物工程/新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贸易零售业、服务业和高端装备制造方面，都有成熟的配套基础，也能提供业界可观的薪资。而且，中国正处于人口迁移的第二个阶段，即人口从农村和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大都市圈及卫星城迁移，同时三四线人口面临“迁入停滞”。由于大都市圈人口继续增加，集聚效应会更加明显，而依托“珠三角湾区”、又有着较低土地开发成本的广州，其未来竞争优势非常明显。近10年来，广州登记的留学归国人员从不到2000人猛增到超过6万人，但还是远远不够。在广州成为“一带一路”枢纽城市后，无论是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还是央企、民企和地方国企，对海外人才的需求都在增加。在金融扶持方面，广州将引入市场力量对“海交会”平台落户的人才项目，提供3年150亿元规模的投融资支持。如果说，京沪的科技管理存在“重官名位，轻实际能力；重国有科研，轻民营科技”的倾向，那么广州的平民化、实用化风气，正好可以克服上述弊端。这里政府信息透明，民间没有地域歧视。即便是那些没有博士以上学位、年薪也不到50万元的外籍华人，也可以在广州找到尊严感，活得很好。广州流行“英雄不问出处”，不管你是商界大咖，还是学界大拿，抑或只是无名小卒，当你在花城广场踱步，在白云山上蹓跶，在大学城、科学城徜徉，都很容易产生广州是“我的城市”的感觉。广州户籍制度对外来人口的开放度，在一线城市里也是首屈一指的。而广州所依托的广东，作为主要侨乡与港澳台、东南亚声气相通，增设的“小绿卡”也领先全国。尽管广州拥有“中国海外留学人员交流第一品牌”，母校是广外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还是坦言：“要把路过广州的，也变成留在广州的人才。”他建议“进一步放开留学回国人员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工作的限制，拓展留学人员国内参政议政渠道，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社会保障衔接”。也正是基于此，在广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广州提出未来五年，要着眼建设人才高地，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优化提升人才发展平台，着力集聚领军人才，保护和激发企业家创业家精神；以大略揽英才，才能持续营造“要创业到广州，要创新来广州”的浓厚氛围，从而聚天下英才到广州创新创业。三国时期有人填了首《短歌行》，半晌自问：“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尔后自答：“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招揽人才之道，古今一也。文章选自南风窗，2016年12月28日
2017年1月4日 -
王绍光：“美国特色”政党制，真是最不坏的制度吗？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2016年美国的大选已经进行了三场激烈的辩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位高龄竞选人唇枪舌战，看得美国民众纷纷表示“蓝瘦香菇”。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王绍光在为《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一书做序时谈到，美国的政党可谓独树一帜，就算在西方国家圈子里，也极具特殊性，如美国政党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现如今，美国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而唯一隐于美国选举制度背后的活跃势力则是钱。“美国特色”的两党选举制民主，真是最不坏的制度吗？】一口气读完了忆宁这本书稿，感觉受益良多。在政治学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我自以为对美国政治是相当了解的。但这本书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一般所谓“学术”著作和新闻报导中很少提及的东西。为准备这本书，忆宁采访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县、州、联邦三级的精英达五十人之多。不要说在中文世界，即使在英文世界，这种书也十分罕见。没有深厚的功底、广阔的人脉、精到的采访技巧，写作这样一本书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是两党制。有些人认为，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安排：如果人民不满某党执政，他们可以把另一个党选上台。这样一来，所有政党都不得不对选民负责。据说，这便是现代民主的精髓。读完忆宁这本《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仍持这种天真看法的人恐怕会大大减少。一、美国的两党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本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党”（party）都是指议会内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朋党”同义。不过，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随着底层民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美国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两个与别国显著的不同。一是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或工党、社会民主党）；二是美国始终没有出现大众党（mass party）。这两个特点显然具有相关性，因为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是大众党。但其他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往往也采取大众党的形态。美国的两大党却始终都是精英党（cadre party），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十分狭小的时空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研究现代政党著称的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把美式精英党看作落伍的象征，因为在他看来，大众党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大众党一般有指导自己前进方向的党纲（constitution），有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有经常开展活动的各级党组织。而美式精英党却是“三无”政党：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人”（party affiliation）；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美国政治教科书对政党的定义可能会让其它国家的学者觉得十分怪异，因为它把政党说成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an organized effort），而不是一种组织。忆宁访谈的那些美国政治精英对此都见怪不怪、安之若素，显然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比较视野。本书中接受访谈的肯·马丁对此欣然承认。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它们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 这大概就是奥秘所在。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它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们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要么是目前台上这个党，要么是几年前下台的另一个党。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到底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把票投给其它党的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那就等于浪费了几年才有一次的投票机会。而在绝大部分选区，“党人”的选择余地更小，因为两党通过调整各个选区的边界，划分出大量民主党人聚集区或共和党人聚集区（见对罗德里克·希尔斯、卡拉·希尔斯的访谈）。在“共和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民主党”是浪费；在“民主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共和党”是浪费。实际上，在绝大多数选区，选举结果早已在选区划分的博弈中就已经决定了。虽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也自称“政党”，但正如忆宁这本书所展示的，它们与其它国家的政党太不一样了。在政治学中，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学者，他们比较的对象也往往集中在欧洲政党身上。在欧洲学者看来，美国的“政党”应该入另册，不应与其他国家的政党混为一谈。反过来，美国学者似乎也不太会从比较的视角来剖析本国的政党。二、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近年来，欧洲曾一度引以为傲的大众党也开始衰落了，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这种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如果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民主质量，美国民主质量可以说从一开始便不太高，因为美国政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党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美国自己的标准衡量其民主的质量，危机的苗头也十分明显。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现实是，“独立人士”无法形成一个政党。在书中的访谈中，密西根州前州长恩格勒说，独立选民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偏爱的候选人，受这些选民欢迎的候选人往往是选举的赢家。这种说法毫无依据，带有严重误导性。事实上，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下，第三党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不得已，独立选民只有面对两种选项：要么把选票投给自己并不中意的两大党中的某个党；要么把选票白白浪费掉。无论独立选民怎么做都意味着，美国近一半的民众无法用选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任何当选的政党或政客都不可能得到超过三分之一民众的真心支持。问题是，这样选出来的政府到底代表了谁、代表了多少人？三、哪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不过，从忆宁的访谈中，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表象背后，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异常活跃，这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金钱。几乎所有忆宁的访谈对象都会提到钱的重要性，不少党务工作者日常工作的重心就是筹款、筹更多的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选战主要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展开，虽然两党的各级组织开足马力为选战募款，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主要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政党，而是直接来自那些拥有金钱的特殊利益集团。两党的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当然，金钱在美国政治中扮演决定性角色并不是新现象。早在1895年，身兼参议员的大富豪马克·汉纳就曾说过：“政治中只有两样东西最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样我记不起来了”。时隔一百多年，这句话似乎依然适用。今天，站在两大党背后的这股金钱势力俨然形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隐形政党。这个隐形政党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治的走向，连号称“独立”的最高法院对这个隐形政党也不得不退避三分。本书多个访谈对象反复提到“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在这个2010年的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由，允许属于这个隐形政党的非党派组织无限制地花钱参与政治。1960年，当美国的政党政治如日中天时，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谢茨施耐德便在《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中指出，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投票的选民。他认为，真正人民主权的实现有赖于改造当时的政治体制，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党政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谢氏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不仅美国如此，其他西方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的书，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连“半主权”也似乎遥不可及，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西方政党政治正在衰落，西式民主的质量正在恶化。每当听到这种评论，就会有人像格雷戈里·史雷顿（本书访谈对象之一）一样，引用丘吉尔1947年说过的话为现状辩护：“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这句话听起来虽然俏皮，却毫无道理可言，他见识过多少政府形式？假设有一位没见过世面的英国乡巴佬信心满满地断言，“炸魚薯条（fish and chips ，所谓英国“国菜”）是天下最难吃的食物——除了其他所有被人试过的食物之外”，世上有多少人会把他的话当真？“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忆宁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并摆脱这种狭隘的思维方式。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6年11月2日
2017年1月4日 -
【新华社】2017年中国外交将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
时间跨入２０１７年。在世界范围内，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旋律。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2017年的中国外交将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看点？ 看点一：主场外交将有哪些重大活动？ 2017年，中国将有两项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 虽然首次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尚未公布具体安排，但外交部长王毅已明确表示：这将是2017年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头戏。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和支持。有关人士认为，这预示着高峰论坛的规格之高、规模之大。 2013年秋天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主动为世界提供的一项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公共产品。除获得各方广泛参与和支持外，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创新性金融机构成立并运行，一大批“早期收获”项目顺利实施。 “‘一带一路’建设进入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说，高峰论坛将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阶段性总结、评估、规划的合适时机，也是同有关方深化互信合作、推动更多项目落地的有利平台。 2016年7月28日，一列从哈萨克斯坦驶来的列车在新疆阿拉山口准备入境。新华社记者 赵戈摄此外，将于9月在厦门举办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也值得关注。过去10年，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但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也面临一些严峻挑战。 外交学院教授高飞说，中国主办这次会晤，着眼于在复杂环境中提振金砖国家信心，寻求共同应对之道，使金砖国家继续当好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 看点二：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当今世界，恐怕没有哪一对双边关系像中美关系这样牵动国际社会的神经。2017年，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也将是一个关键之年。 随着特朗普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国总统，美国将结束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启特朗普政府元年。专家认为，这一年的中美关系将“不确定”与“确定”并存。 阮宗泽认为，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变量是特朗普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短期内出现波动的概率，大于平稳过渡的概率。” 不过，阮宗泽同时也认为，中美关系不会出现全面对抗和冲突。这是因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中也有“确定”一面。 2016年5月21日，美国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学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与中国学生一起进行趣味竞赛游戏。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说，中美在经济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同时，日益频繁的旅游、留学等民间交流，也为中美友好奠定了深厚的民意基础。一系列全球性挑战更加需要中美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王辉耀说，“如果把握和应对得好，就能化挑战为机遇。” 特朗普当选后，中方明确表示，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的正确选择。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表示，特朗普必须实现从商人到领袖的转变、从“政治素人”到执政者的转变。也就是说，美国新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合作会给美国带来重大利益，从而采取稳健成熟的对华政策。 看点三：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方案将如何升级？ “全球治理”仍将是2017年中国外交的一个关键词。 日前，在谈到2017年中国继续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时，王毅提到了世界经济论坛、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专家认为，与此相关的几个重要会议尤其值得关注。 2016年9月，中国成功举办了G20杭州峰会，针对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源性问题开出“中国药方”，首次全面阐释了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2017年7月，G20峰会将在德国汉堡举行，创新、结构性改革、世界经济稳定与增长、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都将是德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的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说，德方确定的议题同杭州峰会议题具有较好的连贯性。中方作为“三驾马车”成员，将继续抓好杭州峰会成果的落实，同德方加强协作，确保中方关心的议程继续得到推进。同时，也要注意英国“脱欧”、德国法国意大利大选等欧洲政治日程对汉堡峰会的影响。 此外，针对“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抬头与区域合作碎片化等问题，中方在2016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等场合作出了明确表态。陈凤英预计，2017年，中方将通过各种多边平台，进一步阐述中方观点、提出中国方案，发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强音。 已有70多年历史的联合国，在新年第一天迎来新任秘书长－－葡萄牙人古特雷斯。中方表示，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中方将继续发挥好联合国主渠道作用，用好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巩固联合国在世界和平与安全事务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既是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也是发展到现阶段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阮宗泽说，中国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看点四：中国周边局势将如何演变？ 2017年，中国外交将继续关注周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为国内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其间，最令人关注的仍是南海和东北亚问题。 “在南海问题上，小的摩擦还可能会有。毕竟争议不是最近才出现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全解决的，但难有大的风浪。”高飞说，过去一年的形势变化，特别是中菲关系转圜等，让越来越多的域内外国家认识到，只有和平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高飞说，中国坚持以“亲诚惠容”的理念处理周边外交事务，有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也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认同－－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南海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东北亚方向，朝鲜半岛局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各方围绕朝核问题的博弈预计将继续。韩国国内政治形势不稳，也给地区局势带来变数。 王毅日前介绍了中国在朝鲜半岛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坚持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不动摇，推动对话谈判解决的努力不放弃，反对在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心不改变，坚决维护家门口的和平安宁。 高飞说，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有关各方对此都应有全面准确的认知，采取实际行动为地区局势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看点五：十九大将如何布局中国外交？ 2017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学者表示，党的十九大将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成绩和经验作出总结，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并对未来一个时期的中国外交作出部署。 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为核心的合作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观，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日前，王毅谈到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一系列创新理论成果。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我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顾问崔立如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外交理念和政策主张，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旗帜。 “中国外交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高飞说，这几年，中国外交在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坚持推动合作共赢的同时，更加注重主动谋划、积极作为。在国际局势大变革大调整中，中国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应时而动、顺势而为，必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开拓进取。”阮宗泽说，“未来，中国外交会继续沿着这条轨道前行。”
2017年1月4日 -
花醒鸿：欧洲市场仍有空间，投资与挑战并存
花醒鸿，博龙投资集团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现在欧洲的发展态势，于我们投资者而言有巨大的市场。 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投资公司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由于欧洲,主要是西欧的经济处于调整期，有大量需要处理的不良资产，这同时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欧洲与美国银行相反，欧洲银行所有的资产都在资产负债表上，所以一旦出现问题，造成的结果就是债务危机，而不是美国经常出现的房地产按揭的危机。最近的欧洲之所以有这么多机会，首先是欧洲经济不景气，无论实体经济还是从整个金融业，进而带来很多的问题。还有监管政策的变化。所以现在欧洲银行要在几年之内去杠杆化、清理不良资产，挽回经济颓势。但是银行清理资产的时候肯定有顺序，首先是它最不在乎的客户：房地产贷款和房地产按揭，所以目前很多处理的资产都是和房地产相关的资产。再往后就是实体经济，工业企业、各个行业的企业，以及老的客户，包括很多家族企业。所以如果要继续去杠杆化，势必要增加股权的比例，要去吸引投资者，无论是来控股还是参股，所以对于国内的战略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良机。 而且现在欧洲整个政治前途不是很明朗，给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虽然对于欧洲来讲很不幸，但这实际上意味着很多潜在的机会。 第二方面，欧洲经济跟中国有巨大的互补性，既包括产业，同时贸从易角度来讲也是一样。最好的打破贸易壁垒的办法之一，就是要进入那些市场，形成一种真正的融合。让我们中国的市场成为它的市场，我们给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研发团队还可以更多地利用本地发挥他们自身的研发优势、创意优势，这在欧洲是行之有效的，有非常大的协同效应，可以更好地促进双方的经济体甚至文化的融合。再加上广泛的政治方面的合作，这样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对于我们双方在经济、商业领域的合作非常有用。 实际上在投资期间，我们会遇到很多挑战，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我们必须非常关注文化的区别，包括不同的商业习惯等等各个方面。在投资日本的公司时，我们公司为了更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延长了投资期，按照美国和日本政府的建议做有关企业的重组方案。 同时我们要非常谨慎地处理我们所买的不良资产。如果要是处理不当，不管是贷款客户还是银行本身，他们都会非常小心。所以我们在文化上要非常敏感，要了解，要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要知道处理的是什么，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不是靠短期的低买高卖。在处理团队、对于文化的理解，以及处理劳工关系、政府关系上，都需要额外的小心谨慎。这需要很多的经验和积累，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