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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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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力: 国家金融安全，阴谋论还是阳谋论？
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指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实现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在积极维护我国利益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我们据此认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时代要义，国家利益则是金融安全的核心目标。 《孙子兵法》开篇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和平年代，金融市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金融安全是国家大事，决定着国家兴衰，甚至是民族存亡。《尉缭子》则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在国际金融战场上，利益博弈是表象，战略对抗才是内涵。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金融安全战略的高下。而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首先需要正确看待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是个技术问题吗？金融安全是阴谋论还是阳谋论？安分守己就能安全吗？本文将围绕这三个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展开论述，力求正本清源，为全面、理性认识金融安全，进而务实、高效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奠定基础。金融安全是个技术问题吗？ 技术指标是金融风险大小的重要表征，但不是金融安全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事实上，金融安全不仅取决于金融风险的大小，还取决于金融体系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向外分散风险的纾解能力，以及金融安全战略对风险的综合处理能力。因此，技术指标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仅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险的。 （一）金融安全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金融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专业领域，金融工具的设计、金融风险的测度和金融监管的执行，都需要深厚的经济学、金融学、数学和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较高的专业门槛和技术含量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一定程度上是由霸权力量驱动的，技术指标作为体系运转的结果，对不同国家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金融安全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标准，用技术手段来观察金融安全状况、来应对金融安全问题，往往会陷入困境之中。而将金融安全视作技术问题，这首先就是一种危险，很容易在国际金融博弈中陷入战略被动。 金融产业是一种复合型组织体系，它一般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专业部门构成。经济界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提出过不少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经济指标。目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安全指标体系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推出的金融稳健指标集（FSI）。 金融安全指标体系里的指标很多，通用常用的有：经常性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偿债率、偿息率、债务率等。这些指标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判断和预防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研究和应对系统性金融危机，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仅从技术层面上考虑是远远不够的。经验表明，技术指标的修复未必会伴随着系统性风险的同步下降，如果战略上处于被动，修复技术指标的努力甚至还可能会加大潜在风险，因此，要把金融安全放到战略层面上来进行主动部署。 金融安全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和解决。金融安全是一个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问题，是保卫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根本，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上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 （二）技术指标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 从逻辑上看，金融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即风险相对于风险承受者是否危险。同等程度的金融风险，对于一国可能是安全的，对于另一国则可能是危险的。金融安全取决于多个要素，包括：金融风险的绝对水平，一国金融体系的成熟度（决定风险承受力），一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地位（决定风险分散能力），以及一国金融安全战略谋划水平（决定风险化解机制）等。由于技术指标大多只描述了风险的绝对水平，因此其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金融指标高还是低，往往并不是金融安全与否的决定性要素。 举例来说，对一国是否会爆发债务危机，人们往往关注于两个技术指标，即赤字率（财政赤字/ GDP）和负债率（债务总量/GDP）。很多经济学家根据理论推断和经验研究，算出了这两个指标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是3%，负债率是60%，超出警戒线，从技术上就意味着一国存在爆发债务危机的巨大风险，金融安全受到威胁。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这两个警戒线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并不能从财政角度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实际上，这两个指标传递的很多信息是和现实不符的。例如，一些赤字率和债务率绝对水平很高的经济体，就没有爆发债务危机，未来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小。根据IMF的最新预测数据，2015年，负债率高于100%的国家将有18个，分别是日本、希腊、黎巴嫩、意大利、牙买加、葡萄牙、厄尔特里亚、塞浦路斯、不丹、佛得角、爱尔兰、格林纳达、马尔代夫、美国、巴巴多斯、比利时、西班牙和新加坡，负债率分别为245.49%、170.98%、147.41%、136.43%、131.45%、128.72%、126.63%、125.97%、117.66%、115.97%、111.68%、110.21%、108.9%、105.06%、103.88%、101.73%、101.1%和101.02%。2015年，赤字率预估值高于国际警戒线的重要国家分别有印度、日本、南非、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和巴西，其赤字率预估值分别为6.71%、5.81%、5.14%、4.72%、4.34%、4.3%、4.13%和3.13%，分别位居188个国家的第16、25、35、39、49、51、54和77位（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区域风险研究团队，2015）。可以看到，负债率和赤字率都比较高的国家，例如日本和美国，都没有爆发债务危机，其国债反而受到了市场的不断追捧。如果单看技术指标，就会产生美国和日本将发生债务危机的错误判断，而另一些技术指标值比较低的国家，从财政债务视角综合审视的金融安全却远不如美国和日本。因此，技术指标往往不能说明问题，甚至可能产生误导。 （三）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险的 由于技术指标不能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因此，一国围绕技术指标来构建金融安全战略是危险的。很多时候，旨在让技术指标符合“国际警戒线”要求的努力反而会让一国陷入战略上的被动。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不仅需要技术上有考虑，更需要从战略高度着眼，坚守底线思维，完善顶层设计，全盘统筹金融战略的制定、国际博弈的应对、金融风险的缓冲、基础体系的建设、各种威胁的化解等。 通过金融史上的两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仅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是非常危险的。 案例一是印尼，亚洲金融危机后，为了修复技术指标以达到援助要求，印尼政治经济两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价。1998年1月，IMF向印尼提供了一笔总价值43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尽管这项援助方案中包含了对印尼的经济、金融、政治、贸易、外交等各个方面非常苛刻的限制条件，但迫于危机压力，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还是在协议上签了字。然而，协议签完后的1998年3月，IMF就拒绝向印尼提供后续援助贷款，并进一步要求印尼放弃联席汇率制，金融危机由此继续恶化，印尼政治经济震荡持续加剧。2000年，IMF再次以救助为名与印尼签署备忘录，详细规定了印尼应采取的两项改革措施，包括清盘16家印尼国有银行和发行中央银行援助周转金和重组银行债券。这份备忘录使印尼银行业全面崩溃，政府负债率从1997年的23%急升至2001年的114%，印尼在IMF的总债务则从2000年的1200兆盾上升至2001年的1700兆盾。此外，IMF还对印尼政府施压，迫使印尼政府将中亚银行51%的股权以6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美国的信托投资公司，而印尼中亚银行一年仅仅国债利息收入就高达5亿美元。在被迫修复技术指标的过程中，印尼原有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重要工业均被外国投资者控制。危机期间，印尼连续三任政府首脑被迫下台，国内政治局势几度失控。可以说，从技术角度着力，印尼不仅没有实现化解危机的目标，还在受制于人的过程中失去了对国家金融安全的保护。 案例二是美国，次贷危机后，美国并没有着力于技术指标的修复，却赢得了风险出清和强势复苏的契机。众所周知，早在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就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2008年8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继而，一系列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世界，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接踵而至，华尔街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使用和对次贷危机的估计不足终酿苦果。危机初期，市场形成了一致共识，认为美国信用将遭受重创，美国经济霸权和美元霸权也将受到巨大挑战。2008~2011年，全球经济运行趋势的确和共识方向一致，美国经济深度调整，新兴市场脱钩增长，全球经济多元化显著推进。但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出现了新趋势，美国经济强势复苏和新兴市场崛起受阻同生共存，以“去美国经济霸权”为核心的多元化共识不仅没有变成现实，反而朝向相反的方向出现倒退（程实，2014）。从2015年1月IMF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期更新来看，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多元化退潮还在继续深化。在1月报告中，IMF将2015年和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上调了0.5和0.3个百分点至3.6%和3.3%。与此同时，IMF将2015年和2016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了0.6和0.5个百分点至4.3%和4.7%。此番预期调整之后，2015年，美国经济增速较2014年提升1.2个百分点，经济走势向上，而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则较2014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经济走势掉头向下。作为本轮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政府负债率等技术指标始终居高不下，但经济却在短暂衰退之后很快恢复了快速增长，说明美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修复经济基本面、占据博弈主动和争取复苏利益上，而没有过多地纠结于技术指标的修复。 同是金融经济危机，结果迥然不同，启示深刻：一是技术参数作为指标和目标的意义被颠覆。仅仅从传统意义上的标准衡量，如果把国际储备与外债总额的比率、当年还本付息额与国际储备的比率和短期外债与国际储备的比率等作为国家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及金融安全的既定目标，我们会发现，印尼为了追求技术指标的恢复，在国际社会的救助下是（至少一度是）风险越来越大，并对整个国家、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而美国在指标上并不占优势，它的经济复苏也不依赖于，或者甚至是忽略了这些项目指标的修复。二是金融安全的防护不能单纯靠被动防御也需要主动出击。印尼为了在某些指标项目上进行改善，将希望寄托于外界的经济援助，不惜将自身的主动权利纷纷放弃，不但动摇了本国政治经济的根基，还削弱了国家金融安全的物质基础。美国则充分发挥了战略主动，在复杂的全球政策博弈中始终维持着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稳定和相对主动，美联储通过QE推出和退出把“对冲”职能发挥到了极致，推出QE→经济温和复苏→退出QE→产生美元升值预期→美元从全球回流美国本土→美国长久缩减赤字、减少支出、持续复苏。政策安排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美联储立足自身利益的战略决心和高屋建瓴的战略手笔为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并强势复苏创造了良好条件。 因此，金融安全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和解决，而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上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阴谋论还是阳谋论？ 阴谋还是阳谋，这是一个问题。国际金融体系中浮现和隐藏着的是各国之间的权力、利益乃至民族文化的争夺和较量，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国家间权力与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Lantis，2002）。战略实施过程中不能缺少战术和手段，这些手段当然也应成为战略紧密监控和严加防范的重点。无视他国“阴谋”的存在是危险的，但如果仅以阴谋论作为主线和战略思维的基调来看待这些问题，则太过狭隘。我们应正视，国家的金融战略应建立在国家利益而非国际阴谋论的基础上，一国金融体系的建立、设计和调整，其目的无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光下的行为，不是阴谋，而是阳谋，靠的是实力和智谋。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阳谋，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基础，活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技巧是手段。 （一）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谋不是阴谋 因为金融具有技术上的复杂性，大国金融博弈也有较强的隐蔽性，所以很多人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安全，这是错误的。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就是要利用经济、金融手段在国际经济金融博弈中占据先机，用各种符合规则的手段最大化本国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谋不是阴谋，原因有三：第一，目标是清晰明确的，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隐藏目的；第二，实现目标的手段是公开的，尽管谋划的过程可能不会大张旗鼓，但策略实施都是通过经济活动和市场操作来实现的，任何不公开的“地下经济”和“地下金融”，都会被各国一致抵制，难以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第三，追求目标的结果是一目了然的，谁在利益博弈中占据先机，谁就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谁就能主导国际利益分配，不存在不可获知的隐藏收益。 金融是市场的一部分。无论国际金融斗争、金融殖民主义、金融侵略主义甚至金融恐怖主义，如果存在，也必然是存在于或者衍生于市场这个运作载体中。市场中的金融，其首要特征是逐利，它为社会和实体经济服务，这种服务的本质，也是逐利。上升到国家层面，一国整个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都是为了最大化本国利益，而不是为他国做嫁衣裳。只要能认识到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那么，大国战略就都是阳谋，而非阴谋。 国际社会中，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金融阳谋广泛存在，特别是美国，金融阳谋充分体现在其国家战略的方方面面。 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利用全球售债侵占新兴市场金融利益的阳谋。这也是最被聚焦的所谓“阴谋论”起始点。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并购买了大量美国债券。一方面，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变成世界生产工厂，支撑发达国家消费；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债券收益率较低，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率不断降低，甚至降至负值。基于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TIC）的数据测算，若以人民币计价，21世纪前十年，汇改之前的投资平均收益率约为5.54%，汇改后仅为1%；如果剔除外汇冲销成本，汇改前的平均收益率为3.59%，汇改后则降至-1.64%（王永中，2011）。与低收益率甚至是负收益率不相匹配的是，中国外汇储备还面临着较高的资本损失风险。这种“对外输出廉价商品，对外投资回报却很低”情况并不罕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经济学上称之为“斯蒂格利茨怪圈”。华尔街把这归功于智力资本，认为更聪明的人理应挣得更高回报，即智力资本的回报差价。这种解释显然不公，造成这种“斯蒂格利茨怪圈”的根本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失衡的根本则是美元霸权。凭借美国金融市场的避风港地位和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利用市场实现了侵占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利益的阳谋。 第二个例子是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不仅涉及电话邮件等信息，还包括国际金融交易，尤其是信用卡交易。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一项叫做追踪金钱的监控项目，专门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银行间交易往来，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局专门成立了一个“Tracfin”金融数据库，用来存贮从各个金融机构得到的信息。例如，原来伊拉克禁运石油，部分国家也承诺不买，但过几个月后美国却发现了某些国家在买。美国如何获知？因为石油交易涉及资金往来，而全球清算系统的总部和备份中心在纽约，任何在此系统清算的数据每天晚上都汇总纽约，因此任何人和伊拉克、伊朗、缅甸、朝鲜交易，只要不是现金交易，美国都能通过金融系统获知。此外，即使资金的路线不被监控，但是运输石油需要船队，就要缴纳保险，与此相关的几家大型保险公司都是美国公司，通过追踪保费也可以知道运输船从哪里走，到哪里去。 这两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了一点，美国能够实现国家金融安全，靠的主要是经济金融实力和主导能力（Nanto，2011）。虽然美国处处处心积虑、小心算计、攫取利益，但这些都不是阴谋，因为美国的行为说到底都是为了利益，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都是通过市场公开进行的事情，阴谋诡计派不上多大用场。战略实施过程中无疑是不能缺少战术和手段的，这些手段当然也应当成为安全战略紧密监控和严加防范的重点，但如果仅以阴谋论作为主线和战略思维的基调来看待这些问题，无疑是太狭隘了。决定长期金融安全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二）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实现阳谋的基础 国家利益最大化是阳谋，不是阴谋，全球利益博弈中，每个国家的逐利本能都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底气实现阳谋。所谓阳谋，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不需要阴谋诡计、凭实力也能实现的谋略。在国际经济金融往来中，只有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才能保障阳谋的长期实现。 首先，强大的经济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基石。美国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却演绎了大国兴起的罕见奇迹。它在欧洲文明的基础上，独创性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位置占据了一个多世纪（亨廷顿，2010）。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1955～196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美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20世纪90年代出现“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国家和民族的腾飞在过去都是从血腥的战争中过来的，美国拥有地缘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天然优势，因此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积累大量财富，为美国金融霸权提供经济基础（科恩，2011）。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是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其次，货币霸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关键。货币金融霸权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二战后，美国的怀特计划战胜英国的凯恩斯，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施行双挂钩，即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通过这一系列安排，确定了美元的世界货币职能和在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石油危机以后，美国宣布与黄金脱钩，依靠已经获得的强大国际信用，成了国际货币的主导，奠定了美国金融霸权的根基。当今的国际储备多元化、国际收支多元化、汇率多元化，都是建立在以美元霸权为主的体系基础上的。即使在金融危机后，美元依然是国际最重要流通储备和国际避险货币。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放任美元贬值，冲击他国经济，欧元日元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最后反而突出了美元强势，加固了美元的霸主地位（麦金农，2013）。此外，国际汇率体系依然是美元为主导的，在各国政府的货币框架中，美元仍然是公共部门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和制定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汇率包。按照IMF2014年的统计，世界上有191个国家汇率包，有46.6%是盯住美元或美元在内的一揽子货币。国际储备体系也是以美元为主，截至2014年二季度末，美元占比从2009年年初的65.2%小幅下降至61%，基本上还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第三，主导国际金融业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路径。美国立国都是靠发债。英国是债券市场最早的发源地，可股票市场是在美国蓬勃发展起来的，可以做股本投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等。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奠定了美国对全球金融市场影响的微观基础。金融危机发生，但美国的金融市场始终在全球占主导地位，从2007～2014年的数据看，美国股票市值占全球的比例还是主要的。根据国际清算组织数据，国际债券市场以发行人居住地来划分，美国、英国等还是占全球的前六名，在国内债券发行方面，美国在全球债券占23%，国内债券占40%。从国际银行业前十大银行排名来看，三十多年前十家里面大概有八家是日本银行，五六年前十家基本都是欧美银行，现在有四家是中资银行。为什么日本能有七八家在世界前十大银行，后来却消失了？因为美国和欧洲仍是主导，通过诱导日本签署广场协议，美欧实现了削弱日本经济和日本银行业的战略目的。在美国和欧洲主导的金融业中，中国尽管现在有一席之地，但也如履薄冰，挑战很大。 第四，国际金融组织控制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手段。在国际组织中，美国拥有IMF的实际权力。美国（16.8%股份）是唯一一家拥有超过15%以上股份而具有否决权的成员。IMF总部在美国，前几任IMF总裁退下来都在华尔街，常务副总裁及90%以上工作人员都是美国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影响IMF的运作，对整个日常运作具有控制权。世界银行原来是扶贫机构，但是为美国政治服务非常多。金融反恐和金融制裁也成为美国控制他国的工具，通常以反洗钱，打击毒品、贪污、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为为重要手段。后来延续到布什提出所谓的对无赖国家的制裁，现实是美国通过组织和法律体制发动金融打击。911事件以后，美国反洗钱重点转到打击恐怖融资，特别是长臂司法管辖政策，扩大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这甚至是对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主权侵犯，但是美国通过了这个法律，并用其国内法来监管世界。另外，美也以金融制裁为手段，实现其政治和军事目的。 第五，垄断金融定价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保障。金融定价权是目前世界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市场经济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价格决定，金融定价权成了市场经济的命门。当代社会，要获得商品定价权，必须获得供应链中的垄断地位。目前市场的游戏规则是谁的金融定价能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达程度）越强，谁就能牢牢控制住定价权。美国依赖二战后通过美元国际本位币地位的确立，承接了英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上的主导地位，如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金融市场通过金融衍生品继续控制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在现行国际贸易体系中，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直接体现为该国在该种商品全球市场中的国际影响力。由于商品期货市场具有集中交易、交易成本低、信息容量大的优点，已经成为现行大宗商品定价体系的核心，商品期货的价格成为相应大宗商品品种国际现货贸易定价的基准。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基本都在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实现。农产品价格形成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金融衍生品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轻质低硫原油期货合约是世界上成交量最大的商品期货品种之一。另一定价基准——布伦特原油所在的伦敦洲际交易所（ICE），2001年就被美国洲际交易所收购。2006年10月17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合并诞生了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集团。2008年3月，芝加哥交易所集团收购纽约商品交易所，一统美国的期货市场。芝加哥交易所集团这样的巨无霸横空出世，更加牢固地掌握商品定价权。美国将生产外包，但只要将金融定价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上，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这本质上是一种寄生关系。邓小平将金融比作血液，金融定价权就是吸血的工具。 第六，信息控制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利器。斯诺登的棱镜门已经家喻户晓，但事实上，美国对全球的信息控制早已经趋于常规化、广泛化（Reveron，2012），防不胜防。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总部在瑞士，世界三大信用卡公司维萨、通用、万事达的总部都在美国，国际清算系统CHIPS和FEDWIRE等5家，每家的总部也在美国，都是美国监控信息数据库的主要来源。我们进行的每一笔金融交易，即使我们发的是银联的联名卡，只要出国交易，数据都会提交到美国，交易信息对美国来说全在掌握。大型金融企业和跨国机构，也成了美国在政治上利用的工具。微软、苹果、谷歌、雅虎等纷纷被暴露被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来获取信息。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封锁华为和中兴，因为是国家安全问题。事实上，互联网作为全球重要资源之一，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治理机制却是由一家私营部门和一个国家所主导。2005年7月1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美国商务部将继续与ICANN（互联网域名—地址管理机构）签订合约，保留对13台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这一合约表明美国决定继续掌握全球互联网的最终控制权，这也使美国拥有独自决策封闭某个国家互联网的权力。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权，他们认为国际性资源必须由全球共同监控，但美国却先发制人，以可能伤害互联网自由为名，拒绝让出控制权。安分守己就能安全吗？ 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阳谋的过程是一个复杂博弈的过程，安分守己反而容易受制于人，只有乱中有为，才能掌握主动，占据先发优势，进而保障自身利益，甚至有望获得超额收益。乱中有为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要有所节制，保有底线思维。 （一）安分守己反而受制于人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的流动跨越国界，还意味着各国政策的影响相互交叉。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每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不可能是自发统一和协调的，而是充满了对立和冲突。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安全博弈，从理论角度看，是一种非合作的多重博弈，博弈过程非常复杂，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并不会自然实现国家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在长期受制于人的情况下，一国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掉入了“温水煮青蛙”的困境，不仅国家利益长期受损，国家金融安全遭遇威胁，甚至连政治稳定的底线都会受到冲击。 这里举几个因为国家金融战略上受制于人而引致国家灾难的例子。第一个是苏联被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拖垮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开始军事立国的征程，虽然GDP一度排在了世界第二，但粮食产量很低，实体经济过度偏向重工业。本来，苏联曾有调整经济结构的机会，但在苏美博弈之中，苏联从经济金融和政治军事两方面都有点安分守己，没能主动引导博弈发展。倒是美国，瞅准苏联经济金融的弱点，率先发起了虚虚实实的攻势。1983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启动“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为此，里根总统公开游说国会拨款。“星球大战”只是一个形象的描述，简单地说，就是美国准备建立太空防御体系，用激光、电磁炮、粒子束在导弹飞行过程中摧毁任何飞向本土和盟国的核弹头。1984年6月10日，美国南太平洋海军发射了一枚截击导弹，在160多千米高空成功地击中了从加利福尼亚州空军基地发出的另一枚洲际导弹。美国的举动引发了苏联的高度关注，苏联为此加大了航空研究投入，仅1986年，苏联就发射了91枚火箭，美国当年只发射了6枚火箭；1987年，苏联研发成功“能量”号火箭，有效载荷是美国空间运输器的5倍。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完全陷入了“莫须有”的被动，过了保密期的美国机密文件显示，“星球大战计划”唯一的目的就是诱使苏联加速军备投入，最终拖垮其经济。1983~1993年，美国国会批准的计划拨款没有超过350亿美元，和里根总统高调申请的1万亿美元差得很远。由于安分守己，被美国牵着鼻子进入过度的军备竞赛，苏联金融安全完全失去保障，给最终苏联的解体也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是拉美金融危机的例子。虽然拉美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科研开发能力，阿根廷早在1913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20世纪90年代末期甚至已超过9000美元，被国际理论界认为有可能是第一个跨入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但是阿根廷在20世纪末很短的时间内就陷入了危机中，40%的人陷入贫困，30%的失业率，整个社会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主要是因为拉美地区国家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或者产业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发展模式过于安分守己，因此就没有金融安全可言，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就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第三个是“日本病”的例子。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实现了高速增长，成就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奇迹”。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泡沫”并于90年代初破灭，从此陷入了长期衰退与持续通缩的艰难境地，被称为“日本病”。21世纪初，日本经济有所好转，但随后由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311”大地震等因素的冲击，日本经济再次跌入低谷，日本国内悲观情绪弥漫，甚至已经变为“失去的二十年”，根据IMF的数据，2012年日本名义GDP水平还不及1991年。表面上看，日本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滞后的经济战略和宏观政策，愈加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等因素是“日本病”的成因；但本质上看，“日本病”的深层原因是受制于人，缺少长期主导权。虽然日本很发达，个人金融资产全世界第一，但基本上日本没有进入金融社会，日本的金融水平无论是在金融理论还是在金融实践上，对全球贡献较小。日本的核心问题是，在金融上基本是被美国操控的，日本金融机构庞大但脆弱，日本十几年前出台了金融改革法案，一是把日本国内庞大臃肿的金融机构市场化，二是把基本封闭的金融市场完全开放，结果是美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日本巨额外汇储备和民间资金大幅流出，日本最核心的金融资源被美国所侵占，美国在日本获取了巨大利益，并左右了日本的汇率，最终导致日本经济受制于人，陷入长期通缩。 （二）乱中有为才能占据主动 混乱和无序是国际金融运行的本质和常态，有序是短暂的，混乱是长期的，金融创新发展就是在“长期混乱→短期收敛于有序→长期混乱”的过程中实现的。在混乱的国际金融博弈中，安分守己不能换来安全，谁占据先机，谁主导格局，甚至谁引导失序，谁就能取得更有利的发展契机。理论上看，博弈论中的斯塔克伯格模型论证了乱中有为对于占据先行者优势的重要性（让·梯若尔，2010），现实中，也有通过乱中有为占据主动、进而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的案例。 美国就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制造的混乱，乱中有为，通过政策“折返跑”战略的实施，完成了和新兴市场的风险换位，向新兴市场转移了金融风险，保障了自身长期中的金融安全。 2008~2014年间，美国始终处于一种引领状态，无论是复苏抑或是衰退，无论是进抑或是退，美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政策总是引领着全球发生滞后、同向变化。危机的这几年，就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折返跑，美国经济根据自身体质和阶段状况不断主动调整步速和节奏，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始终处于被动跟随的状态。危机这几年，多元化一调高过一调，独立增长神话一个接着一个，霸权式微说也一浪高过一浪，而实际上，美国经济金融霸权不仅没有根本动摇，反而以一种且进且退的变化方式深层体现，霸权力量支撑的变速折返跑，让美国经济突破了体能瓶颈，也大幅消耗了跟随者的增长动能和发展势能。 进一步细看，第一段折返跑是2008~2010年，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一次由强转弱的变速。这一阶段之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新世纪之后的高速增长期，全球化在写意的经济环境中得以迅速推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处于打开国门、深度融入经济大世界的过程之中。在开放性的全球经济和外向型新兴市场的格局之下，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和美国经济的突然变速迅速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了外部增长压力。增长压力之下，美国财政政策的大尺度扩张又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新兴市场为把握危机期间“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机遇，为进一步彰显脱钩增长的崛起实力，纷纷实行了跟随性的财政政策扩张。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阶段的4万亿政策，虽然让中国避免了2009年全球性衰退，但也让地方政府尝到了大把花钱的政绩甜头，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大项目依赖”和“财政政策持续扩张预期”。这不仅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和房市泡沫化风险的形成和恶化埋下了隐患，还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源自宏观层的挤出效应，因为地方政府能够借由财政扩张获得短期政绩，而扶持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则没有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二段折返跑是2010~2011年，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二次由弱转强又趋弱的变速。这一阶段，借由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危机期间出口的异常贡献，美国经济自2009年第三季度正式走出衰退，并逐步走强，全球经济也随之反弹，甚至于2010年出现了通胀抬头的迹象。但2010年下半年开始，前期政策的刺激效果逐步消失，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由于欧洲局势的恶化，金融危机也进入第二波高潮，全球经济被带进“二次探底”的漩涡。这一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前半段的乐观时期高调退出宽松政策，大部分经济体为控制短期显形的通胀而进行了加息，但紧接着后半段的经济二次探底不仅将通胀迷雾一举驱散，还给新兴市场带来了新一轮增长压力。这次压力之下，财政政策在全球财政巩固大趋势下已无太多发力空间，而美联储三轮QE政策又适时产生了引领效应，全球迅速由短暂的加息节奏进入更大幅度的货币宽松节奏。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阶段大量的信贷投放给房地产市场在短期蛰伏后的蓄力爆发创造了适宜的货币环境，并让诸多金融机构和经济主体产生了“流动性持续宽松”的预期，影子银行体系也在诸多刺激因素下进入高速膨胀期。 第三段折返跑是2012年至今，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三次由弱转强的变速。这一阶段，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去泡沫化和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去杠杆化取得明显成效，美国经济复苏进入习惯性的消费驱动轨道，内生增长动力不断趋强，美国银行业盈利大增，美国企业竞争力趋强，美国股市进入强劲牛市，收复危机失地并不断刷新历史新高。在复苏基础渐趋稳固的背景下，美联储稳健启动QE政策，美国进入增长和政策双重周期性领先阶段，美元由此表现强势。双重领先带来的资本虹吸效应给新兴市场带来了又一轮的危机压力。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一阶段面临着由于三段折返跑效应叠加而产生的多重难题：其一，地方政府项目依赖、房价高企和资金价格高企共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普通实体经济行业缺乏投资青睐、资金支持，并由此进入“盈利空间有限→投资吸引力下降→发展更趋困难”的恶性循环。其二，潜在的财政持续扩张预期和货币持续宽松预期共同激励了透支行为和投机行为，经济金融主体非理性选择和泡沫化发展倾向悄然加剧，整个经济的风险蕴藏悄然增大。其三，由于人民币的汇率形成与一揽子货币中的美元始终具有较强的实际联系，所以人民币汇率兑美元的大幅升值以及美元汇率的趋强实际上对中国的全球贸易产生了双重压力，而全球保护主义在危机阶段的逐步抬头更进一步加剧了外需增长压力。其四，由于缺乏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激励，流动性整体充裕和结构性稀缺的矛盾悄然加剧，而美国双重领跑带来的全球流动性虹吸效应又进一步加大了中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 反思危机，美国经济引领的周期折返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美国能够利用危机实现自身的风险释放和快速释放，在向新兴市场转嫁风险的同时最大化了本国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乱中有为战略的具体体现。 （三）乱中有为也需底线思维 基于国家金融安全的全球利益博弈需要乱中有为，乱中有为才能占据先发优势，但值得强调的是，乱中有为的前提是自己不能乱，也就是说，乱中有为需要底线思维，“对外乱中有为，对内底线思维”共同构成了国家金融安全战略的两大核心。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稳定，从技术上看则包括了多种内涵。就中国而言，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充分支持实体经济，并以此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要基石。 从技术上看，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包括以下内涵：第一，金融体系不爆发系统性风险，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主功能不被抑制；第二，国家物价稳定，CPI同比增幅不超过3.5%的警戒线；第三，国家主权货币币值稳定，兑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不发生巨幅波动；第四，国际资本流动顺畅但不过度，不发生大进大出风险；第五，银行业运转正常，不良率不超过资产利润率；第六，政府和企业负债保持适度，债务风险可控，不发生企业废债风潮和主权债务违约事件；第七，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足，不发生支付危机，货币资金价格不过度波动；第八，金融改革对银行业整体的冲击有限，即便利率市场化等因素导致行业竞争加剧，银行业整体也不出现亏损；第九，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新生金融力量有序进入银行业，不发生非理性的恶性市场竞争；第十，保险行业和证券市场稳定发展，不发生恶性道德风险事件和突然性的股市崩盘。小 结 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在国际金融战场上，利益博弈是表象，战略对抗才是内涵。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金融安全战略的高下，而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需要正确看待金融安全。首先，金融安全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和解决，而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上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其次，金融安全是阳谋不是阴谋。虽然阴谋论很是流行，但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光下的行为，靠的是实力和智谋，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阳谋，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基础，活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技巧是手段。最后，乱中有为才有所为，乱中有为也要有底线思维。每个国家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阳谋的过程就是一个复杂博弈的过程，安分守己反而受制于人，只有乱中有为，才能掌握主动，占据先发优势，进而有望获得超额收益。乱中有为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要有所节制，保有底线思维。“对外乱中有为，对内底线思维”共同构成了国家金融安全战略的两大核心。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稳定，从技术看则包括了多种内涵。就中国而言，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充分支持实体经济，并以此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要基石。理事简介张红力，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CCG副主席。 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指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实现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在积极维护我国利益的同时，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我们据此认为，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时代要义，国家利益则是金融安全的核心目标。 《孙子兵法》开篇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和平年代，金融市场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金融安全是国家大事，决定着国家兴衰，甚至是民族存亡。《尉缭子》则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在国际金融战场上，利益博弈是表象，战略对抗才是内涵。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金融安全战略的高下。而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首先需要正确看待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是个技术问题吗？金融安全是阴谋论还是阳谋论？安分守己就能安全吗？本文将围绕这三个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展开论述，力求正本清源，为全面、理性认识金融安全，进而务实、高效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奠定基础。金融安全是个技术问题吗？ 技术指标是金融风险大小的重要表征，但不是金融安全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事实上，金融安全不仅取决于金融风险的大小，还取决于金融体系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向外分散风险的纾解能力，以及金融安全战略对风险的综合处理能力。因此，技术指标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仅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险的。 （一）金融安全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金融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专业领域，金融工具的设计、金融风险的测度和金融监管的执行，都需要深厚的经济学、金融学、数学和心理学的专业知识。较高的专业门槛和技术含量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一定程度上是由霸权力量驱动的，技术指标作为体系运转的结果，对不同国家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金融安全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技术标准，用技术手段来观察金融安全状况、来应对金融安全问题，往往会陷入困境之中。而将金融安全视作技术问题，这首先就是一种危险，很容易在国际金融博弈中陷入战略被动。 金融产业是一种复合型组织体系，它一般由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专业部门构成。经济界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提出过不少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经济指标。目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安全指标体系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推出的金融稳健指标集（FSI）。 金融安全指标体系里的指标很多，通用常用的有：经常性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偿债率、偿息率、债务率等。这些指标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判断和预防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研究和应对系统性金融危机，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仅从技术层面上考虑是远远不够的。经验表明，技术指标的修复未必会伴随着系统性风险的同步下降，如果战略上处于被动，修复技术指标的努力甚至还可能会加大潜在风险，因此，要把金融安全放到战略层面上来进行主动部署。 金融安全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和解决。金融安全是一个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问题，是保卫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根本，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上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 （二）技术指标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 从逻辑上看，金融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即风险相对于风险承受者是否危险。同等程度的金融风险，对于一国可能是安全的，对于另一国则可能是危险的。金融安全取决于多个要素，包括：金融风险的绝对水平，一国金融体系的成熟度（决定风险承受力），一国在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地位（决定风险分散能力），以及一国金融安全战略谋划水平（决定风险化解机制）等。由于技术指标大多只描述了风险的绝对水平，因此其对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金融指标高还是低，往往并不是金融安全与否的决定性要素。 举例来说，对一国是否会爆发债务危机，人们往往关注于两个技术指标，即赤字率（财政赤字/ GDP）和负债率（债务总量/GDP）。很多经济学家根据理论推断和经验研究，算出了这两个指标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是3%，负债率是60%，超出警戒线，从技术上就意味着一国存在爆发债务危机的巨大风险，金融安全受到威胁。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这两个警戒线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并不能从财政角度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实际上，这两个指标传递的很多信息是和现实不符的。例如，一些赤字率和债务率绝对水平很高的经济体，就没有爆发债务危机，未来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小。根据IMF的最新预测数据，2015年，负债率高于100%的国家将有18个，分别是日本、希腊、黎巴嫩、意大利、牙买加、葡萄牙、厄尔特里亚、塞浦路斯、不丹、佛得角、爱尔兰、格林纳达、马尔代夫、美国、巴巴多斯、比利时、西班牙和新加坡，负债率分别为245.49%、170.98%、147.41%、136.43%、131.45%、128.72%、126.63%、125.97%、117.66%、115.97%、111.68%、110.21%、108.9%、105.06%、103.88%、101.73%、101.1%和101.02%。2015年，赤字率预估值高于国际警戒线的重要国家分别有印度、日本、南非、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和巴西，其赤字率预估值分别为6.71%、5.81%、5.14%、4.72%、4.34%、4.3%、4.13%和3.13%，分别位居188个国家的第16、25、35、39、49、51、54和77位（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区域风险研究团队，2015）。可以看到，负债率和赤字率都比较高的国家，例如日本和美国，都没有爆发债务危机，其国债反而受到了市场的不断追捧。如果单看技术指标，就会产生美国和日本将发生债务危机的错误判断，而另一些技术指标值比较低的国家，从财政债务视角综合审视的金融安全却远不如美国和日本。因此，技术指标往往不能说明问题，甚至可能产生误导。 （三）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险的 由于技术指标不能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因此，一国围绕技术指标来构建金融安全战略是危险的。很多时候，旨在让技术指标符合“国际警戒线”要求的努力反而会让一国陷入战略上的被动。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不仅需要技术上有考虑，更需要从战略高度着眼，坚守底线思维，完善顶层设计，全盘统筹金融战略的制定、国际博弈的应对、金融风险的缓冲、基础体系的建设、各种威胁的化解等。 通过金融史上的两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仅从技术角度维护金融安全是非常危险的。 案例一是印尼，亚洲金融危机后，为了修复技术指标以达到援助要求，印尼政治经济两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价。1998年1月，IMF向印尼提供了一笔总价值43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尽管这项援助方案中包含了对印尼的经济、金融、政治、贸易、外交等各个方面非常苛刻的限制条件，但迫于危机压力，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还是在协议上签了字。然而，协议签完后的1998年3月，IMF就拒绝向印尼提供后续援助贷款，并进一步要求印尼放弃联席汇率制，金融危机由此继续恶化，印尼政治经济震荡持续加剧。2000年，IMF再次以救助为名与印尼签署备忘录，详细规定了印尼应采取的两项改革措施，包括清盘16家印尼国有银行和发行中央银行援助周转金和重组银行债券。这份备忘录使印尼银行业全面崩溃，政府负债率从1997年的23%急升至2001年的114%，印尼在IMF的总债务则从2000年的1200兆盾上升至2001年的1700兆盾。此外，IMF还对印尼政府施压，迫使印尼政府将中亚银行51%的股权以6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美国的信托投资公司，而印尼中亚银行一年仅仅国债利息收入就高达5亿美元。在被迫修复技术指标的过程中，印尼原有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重要工业均被外国投资者控制。危机期间，印尼连续三任政府首脑被迫下台，国内政治局势几度失控。可以说，从技术角度着力，印尼不仅没有实现化解危机的目标，还在受制于人的过程中失去了对国家金融安全的保护。 案例二是美国，次贷危机后，美国并没有着力于技术指标的修复，却赢得了风险出清和强势复苏的契机。众所周知，早在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就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2008年8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继而，一系列突如其来的事件震惊了世界，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接踵而至，华尔街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使用和对次贷危机的估计不足终酿苦果。危机初期，市场形成了一致共识，认为美国信用将遭受重创，美国经济霸权和美元霸权也将受到巨大挑战。2008~2011年，全球经济运行趋势的确和共识方向一致，美国经济深度调整，新兴市场脱钩增长，全球经济多元化显著推进。但2012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出现了新趋势，美国经济强势复苏和新兴市场崛起受阻同生共存，以“去美国经济霸权”为核心的多元化共识不仅没有变成现实，反而朝向相反的方向出现倒退（程实，2014）。从2015年1月IMF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期更新来看，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多元化退潮还在继续深化。在1月报告中，IMF将2015年和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上调了0.5和0.3个百分点至3.6%和3.3%。与此同时，IMF将2015年和2016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了0.6和0.5个百分点至4.3%和4.7%。此番预期调整之后，2015年，美国经济增速较2014年提升1.2个百分点，经济走势向上，而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则较2014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经济走势掉头向下。作为本轮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政府负债率等技术指标始终居高不下，但经济却在短暂衰退之后很快恢复了快速增长，说明美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修复经济基本面、占据博弈主动和争取复苏利益上，而没有过多地纠结于技术指标的修复。 同是金融经济危机，结果迥然不同，启示深刻：一是技术参数作为指标和目标的意义被颠覆。仅仅从传统意义上的标准衡量，如果把国际储备与外债总额的比率、当年还本付息额与国际储备的比率和短期外债与国际储备的比率等作为国家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及金融安全的既定目标，我们会发现，印尼为了追求技术指标的恢复，在国际社会的救助下是（至少一度是）风险越来越大，并对整个国家、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而美国在指标上并不占优势，它的经济复苏也不依赖于，或者甚至是忽略了这些项目指标的修复。二是金融安全的防护不能单纯靠被动防御也需要主动出击。印尼为了在某些指标项目上进行改善，将希望寄托于外界的经济援助，不惜将自身的主动权利纷纷放弃，不但动摇了本国政治经济的根基，还削弱了国家金融安全的物质基础。美国则充分发挥了战略主动，在复杂的全球政策博弈中始终维持着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基调稳定和相对主动，美联储通过QE推出和退出把“对冲”职能发挥到了极致，推出QE→经济温和复苏→退出QE→产生美元升值预期→美元从全球回流美国本土→美国长久缩减赤字、减少支出、持续复苏。政策安排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美联储立足自身利益的战略决心和高屋建瓴的战略手笔为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并强势复苏创造了良好条件。 因此，金融安全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和解决，而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上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阴谋论还是阳谋论？ 阴谋还是阳谋，这是一个问题。国际金融体系中浮现和隐藏着的是各国之间的权力、利益乃至民族文化的争夺和较量，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国家间权力与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Lantis，2002）。战略实施过程中不能缺少战术和手段，这些手段当然也应成为战略紧密监控和严加防范的重点。无视他国“阴谋”的存在是危险的，但如果仅以阴谋论作为主线和战略思维的基调来看待这些问题，则太过狭隘。我们应正视，国家的金融战略应建立在国家利益而非国际阴谋论的基础上，一国金融体系的建立、设计和调整，其目的无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光下的行为，不是阴谋，而是阳谋，靠的是实力和智谋。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阳谋，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基础，活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技巧是手段。 （一）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谋不是阴谋 因为金融具有技术上的复杂性，大国金融博弈也有较强的隐蔽性，所以很多人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安全，这是错误的。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就是要利用经济、金融手段在国际经济金融博弈中占据先机，用各种符合规则的手段最大化本国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谋不是阴谋，原因有三：第一，目标是清晰明确的，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隐藏目的；第二，实现目标的手段是公开的，尽管谋划的过程可能不会大张旗鼓，但策略实施都是通过经济活动和市场操作来实现的，任何不公开的“地下经济”和“地下金融”，都会被各国一致抵制，难以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第三，追求目标的结果是一目了然的，谁在利益博弈中占据先机，谁就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谁就能主导国际利益分配，不存在不可获知的隐藏收益。 金融是市场的一部分。无论国际金融斗争、金融殖民主义、金融侵略主义甚至金融恐怖主义，如果存在，也必然是存在于或者衍生于市场这个运作载体中。市场中的金融，其首要特征是逐利，它为社会和实体经济服务，这种服务的本质，也是逐利。上升到国家层面，一国整个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都是为了最大化本国利益，而不是为他国做嫁衣裳。只要能认识到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那么，大国战略就都是阳谋，而非阴谋。 国际社会中，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金融阳谋广泛存在，特别是美国，金融阳谋充分体现在其国家战略的方方面面。 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利用全球售债侵占新兴市场金融利益的阳谋。这也是最被聚焦的所谓“阴谋论”起始点。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并购买了大量美国债券。一方面，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变成世界生产工厂，支撑发达国家消费；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债券收益率较低，中国外汇储备的收益率不断降低，甚至降至负值。基于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TIC）的数据测算，若以人民币计价，21世纪前十年，汇改之前的投资平均收益率约为5.54%，汇改后仅为1%；如果剔除外汇冲销成本，汇改前的平均收益率为3.59%，汇改后则降至-1.64%（王永中，2011）。与低收益率甚至是负收益率不相匹配的是，中国外汇储备还面临着较高的资本损失风险。这种“对外输出廉价商品，对外投资回报却很低”情况并不罕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经济学上称之为“斯蒂格利茨怪圈”。华尔街把这归功于智力资本，认为更聪明的人理应挣得更高回报，即智力资本的回报差价。这种解释显然不公，造成这种“斯蒂格利茨怪圈”的根本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失衡的根本则是美元霸权。凭借美国金融市场的避风港地位和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利用市场实现了侵占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利益的阳谋。 第二个例子是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不仅涉及电话邮件等信息，还包括国际金融交易，尤其是信用卡交易。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一项叫做追踪金钱的监控项目，专门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银行间交易往来，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局专门成立了一个“Tracfin”金融数据库，用来存贮从各个金融机构得到的信息。例如，原来伊拉克禁运石油，部分国家也承诺不买，但过几个月后美国却发现了某些国家在买。美国如何获知？因为石油交易涉及资金往来，而全球清算系统的总部和备份中心在纽约，任何在此系统清算的数据每天晚上都汇总纽约，因此任何人和伊拉克、伊朗、缅甸、朝鲜交易，只要不是现金交易，美国都能通过金融系统获知。此外，即使资金的路线不被监控，但是运输石油需要船队，就要缴纳保险，与此相关的几家大型保险公司都是美国公司，通过追踪保费也可以知道运输船从哪里走，到哪里去。 这两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了一点，美国能够实现国家金融安全，靠的主要是经济金融实力和主导能力（Nanto，2011）。虽然美国处处处心积虑、小心算计、攫取利益，但这些都不是阴谋，因为美国的行为说到底都是为了利益，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都是通过市场公开进行的事情，阴谋诡计派不上多大用场。战略实施过程中无疑是不能缺少战术和手段的，这些手段当然也应当成为安全战略紧密监控和严加防范的重点，但如果仅以阴谋论作为主线和战略思维的基调来看待这些问题，无疑是太狭隘了。决定长期金融安全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二）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实现阳谋的基础 国家利益最大化是阳谋，不是阴谋，全球利益博弈中，每个国家的逐利本能都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底气实现阳谋。所谓阳谋，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不需要阴谋诡计、凭实力也能实现的谋略。在国际经济金融往来中，只有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才能保障阳谋的长期实现。 首先，强大的经济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基石。美国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却演绎了大国兴起的罕见奇迹。它在欧洲文明的基础上，独创性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位置占据了一个多世纪（亨廷顿，2010）。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1955～196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美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20世纪90年代出现“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国家和民族的腾飞在过去都是从血腥的战争中过来的，美国拥有地缘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天然优势，因此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积累大量财富，为美国金融霸权提供经济基础（科恩，2011）。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是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其次，货币霸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关键。货币金融霸权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二战后，美国的怀特计划战胜英国的凯恩斯，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施行双挂钩，即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通过这一系列安排，确定了美元的世界货币职能和在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石油危机以后，美国宣布与黄金脱钩，依靠已经获得的强大国际信用，成了国际货币的主导，奠定了美国金融霸权的根基。当今的国际储备多元化、国际收支多元化、汇率多元化，都是建立在以美元霸权为主的体系基础上的。即使在金融危机后，美元依然是国际最重要流通储备和国际避险货币。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放任美元贬值，冲击他国经济，欧元日元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最后反而突出了美元强势，加固了美元的霸主地位（麦金农，2013）。此外，国际汇率体系依然是美元为主导的，在各国政府的货币框架中，美元仍然是公共部门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和制定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汇率包。按照IMF2014年的统计，世界上有191个国家汇率包，有46.6%是盯住美元或美元在内的一揽子货币。国际储备体系也是以美元为主，截至2014年二季度末，美元占比从2009年年初的65.2%小幅下降至61%，基本上还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第三，主导国际金融业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路径。美国立国都是靠发债。英国是债券市场最早的发源地，可股票市场是在美国蓬勃发展起来的，可以做股本投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等。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奠定了美国对全球金融市场影响的微观基础。金融危机发生，但美国的金融市场始终在全球占主导地位，从2007～2014年的数据看，美国股票市值占全球的比例还是主要的。根据国际清算组织数据，国际债券市场以发行人居住地来划分，美国、英国等还是占全球的前六名，在国内债券发行方面，美国在全球债券占23%，国内债券占40%。从国际银行业前十大银行排名来看，三十多年前十家里面大概有八家是日本银行，五六年前十家基本都是欧美银行，现在有四家是中资银行。为什么日本能有七八家在世界前十大银行，后来却消失了？因为美国和欧洲仍是主导，通过诱导日本签署广场协议，美欧实现了削弱日本经济和日本银行业的战略目的。在美国和欧洲主导的金融业中，中国尽管现在有一席之地，但也如履薄冰，挑战很大。 第四，国际金融组织控制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手段。在国际组织中，美国拥有IMF的实际权力。美国（16.8%股份）是唯一一家拥有超过15%以上股份而具有否决权的成员。IMF总部在美国，前几任IMF总裁退下来都在华尔街，常务副总裁及90%以上工作人员都是美国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影响IMF的运作，对整个日常运作具有控制权。世界银行原来是扶贫机构，但是为美国政治服务非常多。金融反恐和金融制裁也成为美国控制他国的工具，通常以反洗钱，打击毒品、贪污、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为为重要手段。后来延续到布什提出所谓的对无赖国家的制裁，现实是美国通过组织和法律体制发动金融打击。911事件以后，美国反洗钱重点转到打击恐怖融资，特别是长臂司法管辖政策，扩大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这甚至是对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主权侵犯，但是美国通过了这个法律，并用其国内法来监管世界。另外，美也以金融制裁为手段，实现其政治和军事目的。 第五，垄断金融定价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保障。金融定价权是目前世界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市场经济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价格决定，金融定价权成了市场经济的命门。当代社会，要获得商品定价权，必须获得供应链中的垄断地位。目前市场的游戏规则是谁的金融定价能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达程度）越强，谁就能牢牢控制住定价权。美国依赖二战后通过美元国际本位币地位的确立，承接了英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上的主导地位，如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金融市场通过金融衍生品继续控制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在现行国际贸易体系中，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直接体现为该国在该种商品全球市场中的国际影响力。由于商品期货市场具有集中交易、交易成本低、信息容量大的优点，已经成为现行大宗商品定价体系的核心，商品期货的价格成为相应大宗商品品种国际现货贸易定价的基准。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基本都在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实现。农产品价格形成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金融衍生品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轻质低硫原油期货合约是世界上成交量最大的商品期货品种之一。另一定价基准——布伦特原油所在的伦敦洲际交易所（ICE），2001年就被美国洲际交易所收购。2006年10月17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合并诞生了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集团。2008年3月，芝加哥交易所集团收购纽约商品交易所，一统美国的期货市场。芝加哥交易所集团这样的巨无霸横空出世，更加牢固地掌握商品定价权。美国将生产外包，但只要将金融定价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上，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这本质上是一种寄生关系。邓小平将金融比作血液，金融定价权就是吸血的工具。 第六，信息控制权是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利器。斯诺登的棱镜门已经家喻户晓，但事实上，美国对全球的信息控制早已经趋于常规化、广泛化（Reveron，2012），防不胜防。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总部在瑞士，世界三大信用卡公司维萨、通用、万事达的总部都在美国，国际清算系统CHIPS和FEDWIRE等5家，每家的总部也在美国，都是美国监控信息数据库的主要来源。我们进行的每一笔金融交易，即使我们发的是银联的联名卡，只要出国交易，数据都会提交到美国，交易信息对美国来说全在掌握。大型金融企业和跨国机构，也成了美国在政治上利用的工具。微软、苹果、谷歌、雅虎等纷纷被暴露被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来获取信息。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封锁华为和中兴，因为是国家安全问题。事实上，互联网作为全球重要资源之一，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治理机制却是由一家私营部门和一个国家所主导。2005年7月1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美国商务部将继续与ICANN（互联网域名—地址管理机构）签订合约，保留对13台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这一合约表明美国决定继续掌握全球互联网的最终控制权，这也使美国拥有独自决策封闭某个国家互联网的权力。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权，他们认为国际性资源必须由全球共同监控，但美国却先发制人，以可能伤害互联网自由为名，拒绝让出控制权。安分守己就能安全吗？ 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阳谋的过程是一个复杂博弈的过程，安分守己反而容易受制于人，只有乱中有为，才能掌握主动，占据先发优势，进而保障自身利益，甚至有望获得超额收益。乱中有为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要有所节制，保有底线思维。 （一）安分守己反而受制于人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生产要素的流动跨越国界，还意味着各国政策的影响相互交叉。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每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不可能是自发统一和协调的，而是充满了对立和冲突。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安全博弈，从理论角度看，是一种非合作的多重博弈，博弈过程非常复杂，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并不会自然实现国家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在长期受制于人的情况下，一国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掉入了“温水煮青蛙”的困境，不仅国家利益长期受损，国家金融安全遭遇威胁，甚至连政治稳定的底线都会受到冲击。 这里举几个因为国家金融战略上受制于人而引致国家灾难的例子。第一个是苏联被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拖垮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开始军事立国的征程，虽然GDP一度排在了世界第二，但粮食产量很低，实体经济过度偏向重工业。本来，苏联曾有调整经济结构的机会，但在苏美博弈之中，苏联从经济金融和政治军事两方面都有点安分守己，没能主动引导博弈发展。倒是美国，瞅准苏联经济金融的弱点，率先发起了虚虚实实的攻势。1983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启动“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为此，里根总统公开游说国会拨款。“星球大战”只是一个形象的描述，简单地说，就是美国准备建立太空防御体系，用激光、电磁炮、粒子束在导弹飞行过程中摧毁任何飞向本土和盟国的核弹头。1984年6月10日，美国南太平洋海军发射了一枚截击导弹，在160多千米高空成功地击中了从加利福尼亚州空军基地发出的另一枚洲际导弹。美国的举动引发了苏联的高度关注，苏联为此加大了航空研究投入，仅1986年，苏联就发射了91枚火箭，美国当年只发射了6枚火箭；1987年，苏联研发成功“能量”号火箭，有效载荷是美国空间运输器的5倍。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联完全陷入了“莫须有”的被动，过了保密期的美国机密文件显示，“星球大战计划”唯一的目的就是诱使苏联加速军备投入，最终拖垮其经济。1983~1993年，美国国会批准的计划拨款没有超过350亿美元，和里根总统高调申请的1万亿美元差得很远。由于安分守己，被美国牵着鼻子进入过度的军备竞赛，苏联金融安全完全失去保障，给最终苏联的解体也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是拉美金融危机的例子。虽然拉美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科研开发能力，阿根廷早在1913年，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20世纪90年代末期甚至已超过9000美元，被国际理论界认为有可能是第一个跨入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但是阿根廷在20世纪末很短的时间内就陷入了危机中，40%的人陷入贫困，30%的失业率，整个社会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主要是因为拉美地区国家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或者产业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发展模式过于安分守己，因此就没有金融安全可言，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就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第三个是“日本病”的例子。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实现了高速增长，成就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奇迹”。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产生了严重的“泡沫”并于90年代初破灭，从此陷入了长期衰退与持续通缩的艰难境地，被称为“日本病”。21世纪初，日本经济有所好转，但随后由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2011年“311”大地震等因素的冲击，日本经济再次跌入低谷，日本国内悲观情绪弥漫，甚至已经变为“失去的二十年”，根据IMF的数据，2012年日本名义GDP水平还不及1991年。表面上看，日本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滞后的经济战略和宏观政策，愈加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等因素是“日本病”的成因；但本质上看，“日本病”的深层原因是受制于人，缺少长期主导权。虽然日本很发达，个人金融资产全世界第一，但基本上日本没有进入金融社会，日本的金融水平无论是在金融理论还是在金融实践上，对全球贡献较小。日本的核心问题是，在金融上基本是被美国操控的，日本金融机构庞大但脆弱，日本十几年前出台了金融改革法案，一是把日本国内庞大臃肿的金融机构市场化，二是把基本封闭的金融市场完全开放，结果是美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日本巨额外汇储备和民间资金大幅流出，日本最核心的金融资源被美国所侵占，美国在日本获取了巨大利益，并左右了日本的汇率，最终导致日本经济受制于人，陷入长期通缩。 （二）乱中有为才能占据主动 混乱和无序是国际金融运行的本质和常态，有序是短暂的，混乱是长期的，金融创新发展就是在“长期混乱→短期收敛于有序→长期混乱”的过程中实现的。在混乱的国际金融博弈中，安分守己不能换来安全，谁占据先机，谁主导格局，甚至谁引导失序，谁就能取得更有利的发展契机。理论上看，博弈论中的斯塔克伯格模型论证了乱中有为对于占据先行者优势的重要性（让·梯若尔，2010），现实中，也有通过乱中有为占据主动、进而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的案例。 美国就利用2008年金融危机制造的混乱，乱中有为，通过政策“折返跑”战略的实施，完成了和新兴市场的风险换位，向新兴市场转移了金融风险，保障了自身长期中的金融安全。 2008~2014年间，美国始终处于一种引领状态，无论是复苏抑或是衰退，无论是进抑或是退，美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政策总是引领着全球发生滞后、同向变化。危机的这几年，就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折返跑，美国经济根据自身体质和阶段状况不断主动调整步速和节奏，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始终处于被动跟随的状态。危机这几年，多元化一调高过一调，独立增长神话一个接着一个，霸权式微说也一浪高过一浪，而实际上，美国经济金融霸权不仅没有根本动摇，反而以一种且进且退的变化方式深层体现，霸权力量支撑的变速折返跑，让美国经济突破了体能瓶颈，也大幅消耗了跟随者的增长动能和发展势能。 进一步细看，第一段折返跑是2008~2010年，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一次由强转弱的变速。这一阶段之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新世纪之后的高速增长期，全球化在写意的经济环境中得以迅速推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正处于打开国门、深度融入经济大世界的过程之中。在开放性的全球经济和外向型新兴市场的格局之下，金融危机的突然爆发和美国经济的突然变速迅速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了外部增长压力。增长压力之下，美国财政政策的大尺度扩张又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新兴市场为把握危机期间“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机遇，为进一步彰显脱钩增长的崛起实力，纷纷实行了跟随性的财政政策扩张。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阶段的4万亿政策，虽然让中国避免了2009年全球性衰退，但也让地方政府尝到了大把花钱的政绩甜头，以至于逐渐形成了“大项目依赖”和“财政政策持续扩张预期”。这不仅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和房市泡沫化风险的形成和恶化埋下了隐患，还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源自宏观层的挤出效应，因为地方政府能够借由财政扩张获得短期政绩，而扶持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则没有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二段折返跑是2010~2011年，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二次由弱转强又趋弱的变速。这一阶段，借由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危机期间出口的异常贡献，美国经济自2009年第三季度正式走出衰退，并逐步走强，全球经济也随之反弹，甚至于2010年出现了通胀抬头的迹象。但2010年下半年开始，前期政策的刺激效果逐步消失，美国经济增速放缓，由于欧洲局势的恶化，金融危机也进入第二波高潮，全球经济被带进“二次探底”的漩涡。这一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前半段的乐观时期高调退出宽松政策，大部分经济体为控制短期显形的通胀而进行了加息，但紧接着后半段的经济二次探底不仅将通胀迷雾一举驱散，还给新兴市场带来了新一轮增长压力。这次压力之下，财政政策在全球财政巩固大趋势下已无太多发力空间，而美联储三轮QE政策又适时产生了引领效应，全球迅速由短暂的加息节奏进入更大幅度的货币宽松节奏。对于中国而言，这一阶段大量的信贷投放给房地产市场在短期蛰伏后的蓄力爆发创造了适宜的货币环境，并让诸多金融机构和经济主体产生了“流动性持续宽松”的预期，影子银行体系也在诸多刺激因素下进入高速膨胀期。 第三段折返跑是2012年至今，美国经济发生了第三次由弱转强的变速。这一阶段，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去泡沫化和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的去杠杆化取得明显成效，美国经济复苏进入习惯性的消费驱动轨道，内生增长动力不断趋强，美国银行业盈利大增，美国企业竞争力趋强，美国股市进入强劲牛市，收复危机失地并不断刷新历史新高。在复苏基础渐趋稳固的背景下，美联储稳健启动QE政策，美国进入增长和政策双重周期性领先阶段，美元由此表现强势。双重领先带来的资本虹吸效应给新兴市场带来了又一轮的危机压力。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一阶段面临着由于三段折返跑效应叠加而产生的多重难题：其一，地方政府项目依赖、房价高企和资金价格高企共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挤出效应，普通实体经济行业缺乏投资青睐、资金支持，并由此进入“盈利空间有限→投资吸引力下降→发展更趋困难”的恶性循环。其二，潜在的财政持续扩张预期和货币持续宽松预期共同激励了透支行为和投机行为，经济金融主体非理性选择和泡沫化发展倾向悄然加剧，整个经济的风险蕴藏悄然增大。其三，由于人民币的汇率形成与一揽子货币中的美元始终具有较强的实际联系，所以人民币汇率兑美元的大幅升值以及美元汇率的趋强实际上对中国的全球贸易产生了双重压力，而全球保护主义在危机阶段的逐步抬头更进一步加剧了外需增长压力。其四，由于缺乏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激励，流动性整体充裕和结构性稀缺的矛盾悄然加剧，而美国双重领跑带来的全球流动性虹吸效应又进一步加大了中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 反思危机，美国经济引领的周期折返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美国能够利用危机实现自身的风险释放和快速释放，在向新兴市场转嫁风险的同时最大化了本国国家利益，实际上就是乱中有为战略的具体体现。 （三）乱中有为也需底线思维 基于国家金融安全的全球利益博弈需要乱中有为，乱中有为才能占据先发优势，但值得强调的是，乱中有为的前提是自己不能乱，也就是说，乱中有为需要底线思维，“对外乱中有为，对内底线思维”共同构成了国家金融安全战略的两大核心。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稳定，从技术上看则包括了多种内涵。就中国而言，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充分支持实体经济，并以此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要基石。 从技术上看，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包括以下内涵：第一，金融体系不爆发系统性风险，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主功能不被抑制；第二，国家物价稳定，CPI同比增幅不超过3.5%的警戒线；第三，国家主权货币币值稳定，兑主要国家货币汇率不发生巨幅波动；第四，国际资本流动顺畅但不过度，不发生大进大出风险；第五，银行业运转正常，不良率不超过资产利润率；第六，政府和企业负债保持适度，债务风险可控，不发生企业废债风潮和主权债务违约事件；第七，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足，不发生支付危机，货币资金价格不过度波动；第八，金融改革对银行业整体的冲击有限，即便利率市场化等因素导致行业竞争加剧，银行业整体也不出现亏损；第九，民营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新生金融力量有序进入银行业，不发生非理性的恶性市场竞争；第十，保险行业和证券市场稳定发展，不发生恶性道德风险事件和突然性的股市崩盘。小 结 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在国际金融战场上，利益博弈是表象，战略对抗才是内涵。国家利益博弈的结果，取决于金融安全战略的高下，而制定国家金融安全战略，需要正确看待金融安全。首先，金融安全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和解决，而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上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其次，金融安全是阳谋不是阴谋。虽然阴谋论很是流行，但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是阳光下的行为，靠的是实力和智谋，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阳谋，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是基础，活用虚实结合的战术技巧是手段。最后，乱中有为才有所为，乱中有为也要有底线思维。每个国家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阳谋的过程就是一个复杂博弈的过程，安分守己反而受制于人，只有乱中有为，才能掌握主动，占据先发优势，进而有望获得超额收益。乱中有为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要有所节制，保有底线思维。“对外乱中有为，对内底线思维”共同构成了国家金融安全战略的两大核心。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稳定，从技术看则包括了多种内涵。就中国而言，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充分支持实体经济，并以此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要基石。
2015年5月4日 -
李成：多元应是中国智库首要追求的目标
在美国顶级智库耕耘近10年，李成感受到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全球化时代，成为一个全球智库，为全球服务。而近两年，李成亦感受到中国智库发展的蒸蒸热潮。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于2006年，这是布鲁金斯学会第一个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中心，其对有关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课题进行广泛研究。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间或往来于中美两国，不时现身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多元应是中国智库追求的目标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如火如荼，您对中国智库发展有哪些建言？ 李成：中国智库的春天即将到来，我们海外智库也随时关注中国智库的发展。中国智库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期，这与美国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有点接近。原因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一方面是国际的，一方面是国内的，还有一方面是人才，这三方面正在促使中国智库的迅速发展。 这里一个关键词是“多元”，中国发展智库，也许独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标，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的，而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多元性也是基于国际环境的多极化，国际社会迅速变化，非常复杂，需要作为大国的中国对国际事务，包括经济、能源安全、气候环境等问题，都有进一步的认识。 这使我想起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的，怎么领导一个有247种奶酪的国家呢？中国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有时候想的是一回事，民众是另外一种观点，这种沟通，需要智库起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是“旋转门”。前段时间一些退休领导人到智库去工作，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当中将会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转门”，一些年轻的、在智库工作的人也会不断地转到政府去，当然中国也有这种情况。 所以这三种因素促使中国智库在迅速发展，而本身的多元又是中国智库的一个新的方面。维持智库的独立性对社会有利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很多中国智库的资金成为发展瓶颈，而美国智库的生态环境较好，有捐赠的文化，捐赠的法律法规也很健全，但中国在这方面还处在萌芽状态，特别是中国企业的公益捐赠还没有发展到支持智库这种境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智库发展缺资金的问题？ 李成：美国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准则，有了这样一个文化，所以有很多人意识到应该赞助智库，维持它的独立性对整个社会有利，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所以它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捐款，它是相信你，而不是希望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你。 正是因为这样，有时候很大的企业要捐助我们，我们是退掉的，包括有一个研究药物的企业要我们研究公共卫生，我们说不能这样做。这里的政治文化，再加上美国对捐助的税务保证，为布鲁金斯学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否则你很难想像布鲁金斯学会85％的预算来源是捐款。 中国经济时报：布鲁金斯历年排名都是全球第一智库，布鲁金斯的三大法宝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智库如何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 李成：布鲁金斯把独立性看得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座右铭是三个词：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这是我们追求的理想，而且布鲁金斯学会也信奉这个原则。但是我们不要把很多东西都神秘化或者太理想化，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智库都是这样，有很多智库和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有的智库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有的智库是为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服务，这些都是美国智库多元化的表现。 布鲁金斯学会在处理独立性的问题上花了很多精力，包括在两党选举的时候，我们不能以布鲁金斯学会的名义“站台”，也不能够用布鲁金斯学会的资金来为选举服务，如果你请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也要请共和党的候选人。而我们每年也要写一个保证，就是不用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源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这方面都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我们当然希望通过我们的资源、通过我们的“旋转门”对国内政治施加影响，但同时应该看到布鲁金斯学会的人员构成中，也许大多数是民主党，但始终是有共和党的，我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也是布鲁金斯中心为什么有影响力的来源之一。不必担心智库发展“一哄而起”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智库发展在中国似乎面临“一哄而起”的情况，您觉得中国出现的这种情况会影响智库健康发展吗？ 李成：我觉得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最忌讳的是雷同，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也同意大浪淘沙必定会把很多东西淘汰掉，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包括美国等很多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引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好人才竞争和智库本身的建设？布鲁金斯学会有100年的历史，人才可以流动，最终是一个布鲁金斯的品牌创造出来了，所以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小的智库也许会做得很成功，智库不仅是与个人相关，如果想要长久发展，要有个性，这取决于智库本身的建设。智库不管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这只是不同的模式。布鲁金斯学会走的是“大而全”的模式，但是并不是其他智库都适合这种模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国智库的调整也非常快，这方面会有很多新的变化，这是好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应该批评过多，因为这是早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在发生变化，假以时日，中国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中国的卡内基，我相信在未来10—20年就会出现。但是智库的发展是需要过程的，它不可能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库，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学习他人的长处、学习他人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布鲁金斯学会希望和中国的同仁能有更多的接触，而我们在中国的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尽快扭转中美智库交流上的“逆差” 中国经济时报：人才对智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领军人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外交学院不久前评选出十位美国“知华派”学者，可以看出这些美国学者在中国国内有着较强的影响力，您是如何看待在智库领域中美两国之间的“逆差”现象？ 李成：不管怎么样，很高兴我们被选上。在美国十大“知华派”里，有五个都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常驻研究员，这本身也反映出布鲁金斯学会的实力。 实际上，中国有非常好的一流学者，布鲁金斯学会在过去几年也出了《中国思想家》丛书，我们准备有十二个思想家，各个领域选一个，包括政治学的俞可平、法学的贺卫方、人口和经济学的胡鞍钢，还会做青年研究、女性研究、宗教研究，希望把中国最好的学者介绍到西方去。 因为这是不对称的，你到中国的书店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学者的书翻译成中文，但是你到美国的书店去看，有多少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够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几乎是零。这是很不对称的，这对美国等国家是种损失。 假以时日，中国的思想家会走向全球，但是这需要一个宽松、开放的学术环境，这很重要，尽管我刚才讲了，追求独立也许不是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重点，但是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有一个开放的氛围、有一个多元的环境，这会帮助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而目前中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中国智库的声誉还有待提升，这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智库发展不是搞公关、不是搞宣传，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的对话，我们不能夸大文化上的不同点。在有些方面中国当然有它的特色，但是如果过度强调特色，你就会限制自己。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学者本来应该有世界知名度，但是没有实现，有很多原因。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尤其是中国对智库建设的重视，不断会有新一轮的年轻思想家或者是世界性的思想家诞生。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智库合作如何能够在制度性上面有一个创新性的探索，从而带动两国社会、民众之间的互相认知，创造一个有利于中美两国和平稳定发展的建设性环境？ 李成：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开放和交流。开放和交流在布鲁金斯学会也很明显，中国外交政策当中有一大批人都曾在布鲁金斯学会作过访问学者，包括很多中国研究外交的学者。 但是你会看到，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人员能够到中国智库待过很长时间，能够成为美国的思想界、外交界有影响的人是很少的，很不对称。我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很开放的。只有你开放了，包括你到智库来访问，你可以看到智库的很多弊端和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你就会知道并不存在什么“阴谋论”，像布鲁金斯学会跟政府关系很密切，但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和良好的愿望。 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是要加强智库的开放和合作，用战略的角度来讲，能够形成互信，本身智库就会带来很多朋友，而这种朋友带来的影响，它影响民众、影响政治、影响决策，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未来一代，我们智库里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回去以后会知道华盛顿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多这样的机会，但是遗憾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赞助来支持交流，我们需要两国维持和加强这样的交流。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范思立
2015年5月4日 -
【中国日报】China to benefit fro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xperts
World leading migration experts, from academia and practice fields, gathered in Beijing on Tuesday to discuss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based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trategies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talent."China ranked No. 4 on the list of the largest migrants send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2014. China is not a small player in global migration," said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at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China has enjoyed the benefits of domestic migratio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drive, migrant workers have moved to cities and have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y. It is now time that the country moves forward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ang added.Figure from the United Nation shows that 232 million people moved out of their native countries in 2013, 155 million in 1990, 178 million in 2000 and 214 million in 2010."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particularly enjoyed the benefits of migration i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Wang said, calling for Chinese authorities’ attention to establish a system to attract more international talent.The center published a report 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March, analyzing migration affect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Overseas returnee talents value to be able to join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to make history over pragmatic reasons, including wages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said Liu Xuezhi,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Personnel Science, adding that the number of overseas returnees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untry’s GPD based on his study.China prioritizes attracting overseas returnee talent at current stage, Liu said, adding that the number of overseas returnees accounts for 90 percent of international talent working in China.Howard Duncan, executive Head of Metropolis Project,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to study migration, agreed."A very small number of foreigners, as top talents, are working in China, and majority of them are overseas returnees," he said.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be more confident to attract current active and young international talent to work in China, he suggested, adding that currently the government hires many retired 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By Luo Wangshu)From China Daily, April 27th, 2015World leading migration experts, from academia and practice fields, gathered in Beijing on Tuesday to discuss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based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trategies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talent."China ranked No. 4 on the list of the largest migrants send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2014. China is not a small player in global migration," said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at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China has enjoyed the benefits of domestic migratio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During the urbanization drive, migrant workers have moved to cities and have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y. It is now time that the country moves forward to enjoy the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ang added.Figure from the United Nation shows that 232 million people moved out of their native countries in 2013, 155 million in 1990, 178 million in 2000 and 214 million in 2010."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particularly enjoyed the benefits of migration in technology and economy," Wang said, calling for Chinese authorities’ attention to establish a system to attract more international talent.The center published a report 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March, analyzing migration affect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Overseas returnee talents value to be able to join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to make history over pragmatic reasons, including wages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said Liu Xuezhi,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Personnel Science, adding that the number of overseas returnees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untry’s GPD based on his study.China prioritizes attracting overseas returnee talent at current stage, Liu said, adding that the number of overseas returnees accounts for 90 percent of international talent working in China.Howard Duncan, executive Head of Metropolis Project,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to study migration, agreed."A very small number of foreigners, as top talents, are working in China, and majority of them are overseas returnees," he said.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be more confident to attract current active and young international talent to work in China, he suggested, adding that currently the government hires many retired 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By Luo Wangshu)From China Daily, April 27th, 2015
2015年4月30日 -
新型智库如何突显自身独特性？
2015年4月21日，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中美智库高端论坛”。论坛围绕中国的智库建设与国际合作展开了三场专题讨论，近20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发言。 论坛的第二场专题研讨的题目是“多元化的中国智库：新型智库如何突显自身独特性”，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主持，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发言并参与讨论。李成先生认为国际、国内、人才三方面的原因正在促使中国智库迅速发展，中国发展智库，至少在短期内，也许独立性不是其主要的追求目标，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其追求的目标。柯银斌先生认为，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创造新型的价值，智库应该明确自己的功能定位，有重点地实现自己的功能。周志兴先生认为智库的多元化不光是形态的多元化，还应该有思想的多元化，应该是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第二场专题研讨嘉宾发言全文如下： 王辉耀：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非常高兴主持今天下午这个分论坛。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些年来进入了智库的阶段，进入了智库大发展的阶段，特别是两办发布了中国智库建设的意见以后，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开始。这可能跟中国智库的特色还是有关系的，中国本身的国情，国家很大，决策也非常集中，而且还相对比较高效，从上到下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存在西方国家的机制，比如反对党的机制、议论辩论等等，中国的智库如果很高效，能够充分论证得好那是有好处的，但如果论证得不好，也会带来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危害。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全面发展的情况下，智库就突显了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决策机制上，过去60多年来是传统的模式，比如八大民主党派的模式、两会建言献策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智库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力量的推动，可能会带来中国更多的变化。所以智库在这个阶段得到相当大程度的强调和提倡，是适合中国这个独特的背景的。所以今天讨论多元化的中国智库，我们荣幸地请到几位嘉宾，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也是智库的资深专家；第二位是柯银斌先生，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也是很知名的智库；第三位是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也是一个智库型的传媒机构。三位嘉宾都是非常资深的，对智库也非常了解。 我们有两轮研讨空间，第一轮我想请嘉宾就中国智库的基本情况发表他们的见解，比如中国的新型智库如何发挥它的独特作用，比如为活跃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政策市场做出贡献。我们知道，30年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引进了民营经济、引进了外资，活跃了中国经济的市场，现在我们建立中国智库，包括各类智库、包括民营智库，能不能也搞活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政策市场？新型智库有哪些新？包括品牌建设和它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特点？首先请李成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想法。 李成：刚才您讲了中国智库的春天即将到来，我想，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尤其是你们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海外智库也随时关注中国智库的发展。 我觉得，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期，这个时期跟美国50年代、60年代有点接近，原因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一方面是国际的，一方面是国内的，还有一方面是人才，这三方面正在促使中国智库的迅速发展。这里一个关键词是“多元”，所以我是同意Arthur kroeber先生讲的，中国发展智库，也许独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标，至少在短时间中是这样，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多元性也是基于国际环境更多的多极化，刚才Martin Indyk也讲到国际社会迅速变化，非常复杂，需要作为大国的中国对国际事务，包括经济的、能源的安全的、气候环境的等等，都有进一步的认识。而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非常多元。这使我想起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的，怎么领导一个国家呢？有247种奶酪的国家，而中国也变得非常非常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有时候想的是一回事，民众是另外一种观点，这种沟通，需要智库起很大的作用。 还有是一个旋转门，我知道王莉丽写了一本书就是以旋转门作为主题。前段时间多是一些退休的干部到智库去工作，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当中将会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转门，一些年轻的、在智库工作的人也会不断地转到政府去，当然中国也有这种情况，像王沪宁、刘鹤（音），也是很好的例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到了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到了政治局顾问，所以这三种因素促使中国智库在迅速发展，而本身的多元又是中国智库的一个新的方面，所以我想在多元方面讲一下自己对中国智库的看法。 王辉耀：就像当年我们搞活经济市场多元化带来了中国经济市场的繁荣，我们在思想市场、政策研究市场如果也有多元化的话，一定会带来思想市场、政策市场的繁荣，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智库的作用不可小觑。 我知道察哈尔学会是研究公共外交方面非常资深的智库，从专业化的角度看，柯银斌先生您如何看待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 柯银斌：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理解，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创造新型的价值。作为多元化的中国智库，在活跃思想市场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功能定位。我们知道，一个智库的功能可能有五项，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并非所有的智库都要把这五项功能做齐了，有的就可以做一项功能，或者以某一项为重点。中国的智库是多元的，那么每一个具体的智库而言，它实现的功能应该是有重点的。比如党政智库，它资政谏言就是必须的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比如胡老师的高校智库，在理论创新方面肯定是比较擅长的。舆论引导方面，周总做得肯定比谁都好。在社会服务方面哪些智库做得好呢？这有可能是民间智库发挥长项的地方。察哈尔学会是做公共外交的智库，所以再说一句话，所有的智库都要做公共外交。 王辉耀：谢谢，确实，现在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也成为了大外交的一部分，智库当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座的其他机构也需要发挥更大的公共外交的作用。 周志兴先生是很知名的传媒界人士，是共识传媒集团总裁，这些年来在打造思想市场，特别是在智库方面提供传播平台方面也有很多贡献，我想听听您的高见。 周志兴：本来到清华大学想着语出惊人地说几句话，想了半天还是说不出来，我想，因为没有一个智库来帮我写稿子。 刚才说到智库，王辉耀和其他许多人讲你们共识网就是一个智库，每次听到这个话我都是否认的，我们远远不是一个智库，我们甚至连个媒体都不是，我们只是一个有一点受众的网站而已。为什么请我到这儿来？我想是因为我最近去美国、去布鲁金斯去得比较多，所以李成就请我来了。我这三年每年都会去，都会见到布鲁金斯的领导们，我知道，美国的智库是我们心目中非常出色的一个智库，我想，中国可能在短期内不能像美国一样有这样的智库，但是中国现在在起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有苗不愁长”，有了这样的苗头就不愁长。 当然像日本的智库，我去日本比较多，日本的智库在资金上是比较充裕的，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是那么听智库的话，不像奥巴马总统或者是克林顿总统，他们对智库是很尊重的。我去年在日本跟东京财团的人交流，我说，听说你们是安倍首相的智库？他们首先否认，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他说，我们是为日本人民服务的。后来我说，安倍去靖国神社，你们智库给他们出了什么主意了？他们说，我们说的话安倍不听。所以我想，每一个智库都不太一样，布鲁金斯在现在、在奥巴马这一届政府里，它的话语权格外强。 中国现在智库在起步，有很多智库。当然，如果说刚才李扬院长在这儿讲社科院是个智库的话，我们也不否认，刚才讲到多元化，我觉得这个概念不是清楚，多元化有几种多元化，一个是智库形态的多元化，比如有社科院？有大学的、有民间的，一个是智库思想的多元化，有这样想的、有那样想的，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做的，所以多元化并不光是形态的多元化，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多元化，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王辉耀：周先生从他切身的经验阐述多元化，讲得很好，确实，我觉得多元化也不光是形式上的多元化，包括思想、观念和探讨议题的多元化，智库多元化的开放对中国未来的科学民主决策会带来巨大的推动，第一轮的话题大家讨论得非常好，而且有一定的共识，下面一轮针对三位嘉宾不同的背景谈一些具体问题。 我们都知道，布鲁金斯历年排名都是世界第一智库，布鲁金斯的三大法宝是他们智库安身立命的根本。我想问李成先生一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智库如何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来建设性地给政府建言献策同时又不太受政府的影响？第二个问题，现在很多中国智库的资金来源成问题，像美国的智库生态非常好，有基金会、有捐赠的文化，捐赠的法律法规也很健全，但是在中国这方面都处在萌芽状态，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还处在捐大楼、扶贫救灾方面，他们还没有发展到捐智库这种最高境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智库发展缺资金的问题？ 李成：确实，布鲁金斯把独立性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您讲到我们的座右铭是三个词，王莉丽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但是我们不要把很多东西都神秘化或者太理想化，这是我们追求的理想，而布鲁金斯是信奉这个原则，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智库都是这样，有很多智库和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有的智库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有的智库是为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服务的，这些都是美国智库的多元化。但是布鲁金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在独立性的问题上，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包括在两党选举的时候，我们不能以布鲁金斯的名义站台，也不能够用布鲁金斯的资金来为选举服务，如果你请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也要请共和党的候选人，包括最近布鲁金斯中国中心的介绍，以前是用了刘延东和希拉里的介绍，现在我们准备把希拉里的照片换掉，因为她又开始竞选了，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敏感性。而我们每年也要写一个保证，就是不用布鲁金斯资源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这方面都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在进行当中。 关于第二个问题，怎样发挥影响力，这也并不矛盾，我们当然希望通过我们的资源、通过我们的旋转门起一些作用，但同时我们看布鲁金斯的人员构成中，也许大多数是民主党派，但始终是有共和党的，我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也是为什么中国布鲁金斯中心有影响力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准则，有了这样一个文化，所以有很多人意识到应该赞助这样的智库，维持它的独立性对整个社会有利，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所以它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捐款，它是相信你，而不是希望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你。正是因为这样，有时候很大的企业要捐助我们，我们是退掉的，包括有一个研究药物的企业要我们研究公共卫生，我们说不能这样做。这是你的政治文化，再加上美国对捐助的税务保证，使布鲁金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否则你很难想象85%的财经来源来自于捐款，能够使布鲁金斯能够发展下去。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在发生变化，加以时日，中国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中国的卡内基，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20年当中就会出现。但是智库的发展是需要过程的，它不可能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库，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学习他人的长处、学习其他人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我们布鲁金斯学会希望和中国的同仁能有更多的接触，而我们在中国的中心——布鲁金斯清华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王辉耀：谢谢李成，他说得非常好，一方面我们要保持智库的中立性、客观性，另外一方面，在资金方面，布鲁金斯得到的很多是不受限制的捐助，这样对它的研究是很有好处的。包括它的运营机制、它的管理，布鲁金斯对中国的智库建设提供了很多很有益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特库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将有很好的参考。 下面请问柯银斌先生，大家都知道，现在公共外交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记得前年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还讲，希望欧美同学会成为智囊团、人才生力军和公共外交的生力军。察哈尔学会智库作为一个公共外交很有特色的智库，你们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如何进展？包括怎样推动中国民间外交的进程？你们还有很多出版物，所以这方面请您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柯银斌：布鲁金斯学会有几个词，察哈尔学会2009年成立的时候也有几个词，叫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我们没有把“独立性”列在里面。但是其实我们是最独立的，你们是80%的资金靠捐助，我们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没有政府的一分钱，也没有海外基金会的一分钱。独立性看怎么理解，如果从人才流动角度来讲，布鲁金斯是最不独立的，因为你们没有旋转门，智库专家到政府上班，政府的要员回到布鲁金斯学会任高级研究员，从人才流动角度来讲，你们并不独立，可能资金独立、课题独立。这是我对独立性的理解，我个人认为，独立性应该是独立的研究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才是独立性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们又是独立的。 察哈尔学会作为中国的一个非官方的智库，我们在中国一直在推动民间外交的方面，这从一点上我们给中国的民间智库提点建议。 第一，我们要做一点稍稍有前瞻性的事情，2009年7月份当时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公共外交，我们9月份成立，之后就做公共外交。因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把公共外交定位为他们的主要职能，加上我们学会的创始人韩方明主席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所以把创办《公共外交》期刊的任务交给我们学会了，因为外事委员会要做，但是他也没有钱、也没有人，察哈尔学会作为这个杂志的承办单位，从此察哈尔学会在中国公共外交推广上一直在做，做到2012年，十八大报告里写上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我认为还要更加专门化，所以从2013年察哈尔学会做公共外交，已经很少说公共外交这个词了，我们要说城市外交、企业外交、宗教外交、高校外交、女性外交、军事外交，这些更具体的公共外交形态。公共外交也许是水果这概念，我们下面要研究苹果、桔子、梨。我原来是研究企业战略出身的，所以我有一本书叫《立基战略》，小型的智库就必须抓住自己的立基战略，抓住以后还得集中全力、集中所有的资源做下去，不要东一下、西一下，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你看胡老师的国情研究，几十年来一直这么做下去。第三，因为中国的机会确实很多，要专注一个领域确确实实是比较困难的，大家都耐不住寂寞，要跑到别的地方去试一试。如果有新的机会来了，我的建议是要把这个新的机会和你原来的立基结合在一起，所以2014年察哈尔学会把和平学作为一个综合的领域，我们把和平学和公共外交结合在一起，我们做的公共外交就是以人类和平为目的的公共外交，而不仅是局限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我们要做公共外交的内容也是以中国的和平为内容的一些公共外交。所以，一个民间智库，资源少、规模小的智库，就是要专注、专门、专心。 王辉耀：谢谢柯银斌先生阐释了你们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和你们的一些经验。你刚才讲你们的智库很独立，但是你们智库的主席也是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主任，也是来自于政府。 下面再问一下周先生，刚才布鲁金斯提到影响力，实际上在智库时代如何发挥影响力？您在传媒行业有很深的经验，那么智库如何发出它的声音？在中国这个多元智库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如何通过传播或者品牌来打造智库的影响力？包括它的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舆论影响力，你这方面可能有很多体会。 周志兴：我想，中国发展到了现在，这么多事情需要管理，就像李成刚才讲，戴高乐说有247种奶酪的国家怎么个管法？我在想，像中国这样有数不清的食品添加剂的国家，不是更难管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的智库来给国家出主意。过去我们国家的主意都是在社科院这个层面就出了，其实社科院就是出主意，领导自己都有主意，现在很多智库就是给领导的指示来做诠释，比如领导说要搞四个全面了，然后就写我们怎么样落实这四个全面。真的智库不应该是这样，而是应该真正想出解决这无数种添加剂的办法来，这点上来说，我为我们的智库有这样几个关键点。独立性当然不用说了，但是独立性由什么来构成？首先是资金，李成最头疼的就是资金，如果说资金问题解决不了，李成就要被炒鱿鱼，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可怜他。我觉得资金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企业家现在还没有捐钱给智库这种习惯，就算是有个别的捐了钱的，可能也要有制约，比如你要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应该是不受这些私人捐款的影响。第二，智库要有专业，没有专业肯定不行，就是刚才柯银斌讲的要认准一个方向，布鲁金斯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智库，但是在我们接触的还是中美关系、地缘政治方面接触得多一些。但是我认为，智库应该有自己的专长。第三，配合专长，应该有自己的专业人员，就是要有领军人物，就是今天傅莹讲的，每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在这里。第四，要有前瞻性，我们的智库不能光顾眼前，不能只是领导说什么了我们就来解释什么，而是要看到两年以后、三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可能要有不同的梯次来研究将来的问题。第五，我们的智库要有品牌，布鲁金斯如果是个品牌的话，我觉得察哈尔也是个品牌，现在公共外交的品牌，当然李成没那么独立，你刚才说自己完全独立我也不承认，但是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第六，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就是要有自己的影响力出来。我们的智库的成果应该分成两种，一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这应该是有影响力的，一种是中国人喜欢的递折子，这可能不是影响力，可能是在领导那儿有影响力，但是总而言之是一个影响力的问题。 当然现在有很多问题，首先是独立性的问题，因为资金问题解决不了，限制比较多，所以独立性解决不了。第二，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渠道，就是我们的官员真正下来作民间智库的研究人员，我们现在所谓官员下来做的民间智库基本上都是官方的智库，我不知道魏建国部长来了没有，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去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毅宁（音）领着我，推开一个门，这是前财长到我们这儿来了，又推开一个办公室，这是前前财长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没有这一说，当然，根据中国这种官场的习惯，一个部级官员到了我们这样的民间智库可能会不习惯。第四，有些敏感问题还不敢涉及。 王辉耀：您讲得很好，在智库的影响力方面，包括它的社会影响力、媒体影响力方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智库是通过它的社会影响力来形成社会共识，倒推社会影响力，说到底还是政策影响力，当然建立共识、社会影响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们解剖了三个智库的案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都是非常有启发的。我个人认为，中国智库虽说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也还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智库首先是非营利组织。现在一窝蜂而上，有的咨询公司也跟智库靠边，也说自己是智库，这样会把合智库的品牌做坏了，还是要跟公共政策有关的非营利组织是最重要的智库，影响社会大众，同时是非营利的，如果它要想营利，那你就是麦肯锡，是咨询公司，不能称之为智库。所以在目前中国这个概念比较混乱的情况下，需要我们作更清楚的澄清。 第二，智库实际上是需要人才的，特别是中国的智库现在在建设时期，我们特别需要智库人才，特别是缺乏领军人，像胡鞍钢的公管学院，带起了国情研究所，领军人才对智库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赞同智库的建设最后是靠人才来实现，包括中国开放旋转门，允许退下来的官员到各类智库包括到民间智库去兼职，我觉得以后肯定会有这一步，我希望这方面能得到发展。包括我们的智库，龙永图是我们的智库主席，像吴建民大使都是我们的顾问，这也可以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智库的建设。 第三，智库要形成和社会、和中国企业界互动的文化。现在智库好像和社会、和企业比较脱离，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企业的非限制性捐助来扶持中国智库的成长，如果没有中国企业家起来，或者就像国外的基金会、企业家的捐助，智库也走不了太远，因为说到底智库也是智力密集型很高、费用很高的行业，需要社会的捐助和企业家的支持，而且是不带限定性的支持。中国的智库应该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决策特别需要更多智库参与的情况下，智库也是加强基层民主、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最后我把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在座的听众来提问。 听众提问1：我来自新华社瞭望智库，我作为智库研究的记者已经干了三年，专盯国内外大小智库的动态，这是我们新华社的一个很新的业务。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李成老师，人才的重要性，领军人物的重要性。我记得十天之前有一篇文章非常火，题目是“中国知华派专家”，李成先生榜上有名，而且排名靠前。我想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知美派、知日派、知英派这些外交政策的领军人物在国外的发展以及他对中国智库建设的意义？我个人感觉，这可能在未来是中国智库发展比较有意思的新兴趋势，我们是不是要打造这样一些知日派、知华派、知美派的明星？这可能是智库发展中的必然趋势，您取得二者的必然逻辑是怎样的？ 李成：首先我要讲外交学院的这个评比也是尝试的，不一定有完全的科学性，不管怎么样，很高兴我们被选上，在前十位当中有五位都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在美国十大知华派里有五个都是布鲁金斯学会常驻研究员，这本身也反映出布鲁金斯学会的实力。 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中国实际上有非常好的一流学者，包括胡鞍钢老师和在座的很多，布鲁金斯学会在过去几年当中也出了《中国思想家》丛书，我们准备有12个思想家，各个领域选一个，包括政治学的俞可平，法学，人口和经济学的胡鞍钢，我最近在编何华宁（音）教授的伦理研究，还会做青年研究、女性研究、宗教研究，希望把中国最好的学者介绍到西方去，因为这是不对称的，你到中国的书店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学者的书翻译成中文，但是你到美国的书店去看，有多少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够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几乎是零，这是很不对称的，这对美国等国家是种损失。假以时日，中国的思想家会走向全球，但是这需要一个宽松的、开放的学术环境，这很重要，尽管我刚才讲了，追求独立也许不是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重点，但是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有一个开放的氛围，有一个多元的环境，这会帮助中国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而目前这种情况，中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中国智库的声誉还处在低潮期，这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智库发展不是搞公关、不是搞宣传，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的对话，我们不能夸大了文化上的不同点，在有些方面中国当然有它的特色，但是如果过度强调特色以后，你就会限制自己，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学者本来应该有世界知名度但是没有实现，有很多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氛围，当然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尤其是中国对思想库建设的重视，不断地会有新一轮的年轻思想家或者是世界性的思想家诞生。 听众提问2：我是外交学院的博士生刘畅，刚才新华社的这位听众提到的外交学院的报告就是我的老师带领主持的，我作为课题组的其中一员全程参与了整个活动，这个报告的研究是外交学院副院长主持的。我的问题是，我们做这个报告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搞一个排序，科学性可能是有一定问题的，我们是在做一个尝试，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其实是探讨一个如何让美国的专家更了解中国人怎么想的途径，以及把更多的美国研究中国的人介绍到中国，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当然像李老师、李侃如先生这些大家不用说了，一些新生代的中青年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是怎样的，我们希望引入到中国来。根本的目的是寻求中美两国之间拒同化异的渠道。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智库合作和智库交流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知识界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根本目的，请问李教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智库合作如何能够在制度性上面有一个创新性的探索，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智库层面来带动整个两个国家社会之间、民众之间的互相认识，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中美两国和平稳定发展的支持性、建设性的氛围？ 李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开放和交流。我自己和刘亚伟的中心本身就是开流的受益者。开放和交流在布鲁金斯也很明显，中国外交政策当中有一大批人都是在布鲁金斯曾经作过访问学者，包括王莉丽、王辉耀，都在布鲁金斯待过很长时间，包括很多中国研究外交的学者。但是你会看到，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研究中国的人能够到中国智库待过很长时间，能够成为美国的思想界、外交界有影响的人是很少的，很不对称，我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很开放的，只有你开放了，包括你到智库来访问，你可以看到智库的很多弊端和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你就会知道并不存在什么阴谋论，像布鲁金斯这种跟政府关系很密切的，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和良好的愿望。对我来讲，我本身进入智库也是八九年之前，这以前我也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到了智库以后才发现这种想法有多可笑。这种开放可以帮助两国改善关系。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是要加强智库的开放和合作，用战略的角度来讲，能够形成互信，本身智库就会带来很多朋友，而这种朋友带来的影响，它影响民众、影响政治、影响决策，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尤其我们看到未来一代，我们智库里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回去以后会知道华盛顿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希望我们更有机会来提供这样的条件。但是遗憾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赞助来支持交流，美国考虑的更多的是财政来源的安全，中国更多的是其他的考虑，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需要两国维持和加强这样的交流。 听众提问3：我是来自澎湃新闻的记者。 这个问题给在座的各位老师，这个环节大家谈到智库要多元化发展，同时也谈到中国的智库迎来了春天，但是也有这样的观点，已经有人谈到中国的智库是不是有大跃进的迹象，希望各位老师谈一谈如何既要发展又避免出现像早年“大炼钢铁”的情况？ 王辉耀：我希望不是把中国所有的咨询公司都定位为智库，其实智库更多的还是跟公共政策有关，而且是非营利的。 柯银斌：一个是功能定位大家样不一样，在实现同一个功能里，大家的战略也不一样，在战略定位同样的情况下，大家在战略里的领域不一样，在同一个领域里的方法方式也有不一样的，如果这三个层次的不一样加在一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功能定位、领域定位、方式定位，三个定位都很清晰，大家都不一样，是个生态系统。 周志兴：你说的情况一定会出现，就会大跃进式地涌现，但是这句话你不要作为新闻的标题。为什么呢？我们国家历来都是这样，只要是最高领导有提倡，下面就会一窝蜂地上。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怕，就是可以慢慢调整，在实践的过程中，有的可能就被淘汰了，有的就被消化掉了，最后剩下的是好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就是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但是我想，一个好的智库成熟，可能需要这一步，如果现在就采取国家调控的办法，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办，你这个可以办，那个不可以办，也可能把好的东西扼杀掉了，如果在市场竞争中有好的东西出现，那可能比行政手段要好得多。 李成：我觉得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最忌讳的是雷同，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也同意大浪淘沙必定会把很多东西淘汰掉，这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包括美国等很多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这引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好人才的竞争和智库本身的建设？布鲁金斯学会本身有100年的历史，人才可以走动，最终是一个布鲁金斯的品牌创造出来了，所以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小的智库也许会做得很成功，智库不仅是与个人相关，如果想要长久发展，要有个性，这取决于智库本身的建设，这方面，不光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这是不同的模式，我们布鲁金斯走的是大的模式，但是并不是大的模式都可以这样做。而且实际上我知道，社科院也在创建新的智库，有七个新的智库成立了，习近平提倡建设新型智库，他们的调整也非常快，这方面会有很多新的变化，这是好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应该批评过多，因为这是早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王辉耀：这场三位专家跟我们分享了非常精彩的观点，我得到的关键词，包括智库的多元化，如何打造中国的思想市场，如何建设中国最好的智库和发掘智库的人才、提升智库的管理，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文章选自清华布鲁斯中心，2015年4月27日
2015年4月30日 -
黄亚生：创新为什么不学习以色列？
专家简介黄亚生，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政府要让渡高校创新的知识产权 总的来说，政府支持创新当然是好事情。创新需要的必要条件有几方面：首先要给创新者创造无后顾之忧的环境空间；第二，高校创新的知识产权政府要让渡出来，这样才能形成创业，否则容易被束之高阁；第三才是创业机制，比如风险投资，知识产权转移制度等。最核心的一点是，政府出钱，但不能影响学术机构的独立性，不能干涉学术研究。创新，从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上应完全是大学主导。中国更应该强调大学和企业的自主和自由，因为政府已经够强大了。中国的创新模式与MIT有什么不同？MIT的申请书强调“推动科研”而非政府的政策目标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比较多的往往是政府要上一个大项目，要搞一个课题，然后组成一个学术和政府机构联手的班子来攻坚。而欧美只有极少数创新项目是由政府直接推动的，即便资金是政府出，也是通过学术机构去推动。美国没有科技主管部门，虽然美国有国家实验室，但管理和资金的分配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或者说是完全独立的。像MIT这种学校，如果政府的规定被认为是干涉学术自由，它都不会接受政府的资金，创新成果的产权也不是政府的，产权归学校和研究人员。这是第一点不同。 第二点不同，美国政府要求你做的基础科研，你拿到我这个项目资金的一个重要要求是，信息必须公开，知识和成果全社会分享。甚至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项目，大学通常也要坚持这个基本原则。 第三点，美国政府出一笔钱，整个研发过程它都不管，到最后谁搞成功了谁得到这笔资金。MIT教授申请研究经费时，申请书里强调的是推动科研水平而不是政府哪个具体的政策目标。是否该学习新加坡模式？为什么不学学以色列？ 最近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模式又被热议，中国学新加坡有确凿的证据，新加坡这么小一个国家却是接待中国官员最多的国家。新加坡把自己管理得很好，我不否认，但你在世界上能找到第二个新加坡吗？任何一个模式无法复制，本身就不成其为一种模式。 我老说，新加坡的飞机一起飞，就在跟国际航空公司竞争。新加坡就400万人，一个大公司的规模，李光耀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经理人，他看到了市场信号，把新加坡转化为一个产品。 同样，你也可以说日本、韩国、台湾早期的成功是市场经济的成功，它们都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是海外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不是制定者，它们的政府干扰不了海外市场信息。 而中国这样大一个国家，发展主要靠国内市场。中国不是价格接受者，而是一个价格制定者。这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本质区别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色列也曾搞过政府出资，由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大规模创新创业，它的创新活动是自由的、市场化的，创新能力比新加坡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中国为什么不学学以色列呢？ 由政府从头到尾主导开发的模式，在赶超国家可能存在，但日本、韩国、台湾等赶超型国家或地区有腐败，在政府权力缺乏约束的体制下，政府主导的赶超模式结果往往容易滋生腐败。政府在创新创业方面该做好什么事？“弥补国内空白”没必要，应鼓励世界前沿研究 我认为基本不赚钱的事情，都应该政府去做。比如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大学教育政府应该出资，但保证大学独立。 在科研方面，政府应该做的事情首先是支持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支持大项目。现在中国很多的科研项目是为了“弥补国内空白”，花了很多钱，我对这种做法是有看法的，因为知识已经存在，基础科学都是全人类共享的，完全没必要自己再搞一遍。应该鼓励中国的科研人员去搞一些世界前沿的研究。 在创业方面，政府的作用要体现在简政放权和法治方面。 还要同时讨论政府不该做什么。比如对投资的审批要大规模简化；比如在财政上为创业平台的建立提供补贴，但不要规定方向；再比如科技知识的公开化共享，而不要把数据、知识封锁在政府部门里。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5年4月9日
2015年4月30日 -
【新京报】领事保护中国还可做什么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 随着“走出去”的公民和企业分布越来越广泛，领事保护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领事保护的经费筹措和成本支付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尼泊尔8.1级超强地震后，中国飞机第一个到尼泊尔接回中国游客。26日晚8时20分许，亲历地震的115名乘客安全归国。近5年来，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与各驻外使领馆处理各类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数量年均3.5万-4万起，境外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此次，中国政府在公民撤离中表现出一个国家面对突发事件时对于国民的担当。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迅速增长的出国人数，在领事保护方面，中国还可以做些什么？ 中国目前的领事保护工作整体上主要仍以政府为主，而在发达国家主要采取的是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互相配合、相互补充的多元模式和格局。我们的传统模式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汇聚较大的资源参与海外公民和机构的保护，但随着“走出去”的公民和企业分布越来越广泛，领事保护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领事保护的经费筹措和成本支付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在2014年的利比亚撤侨过程中，有关部门改变了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进行了改进的尝试，积累了新的经验。如何进一步规范政府、企业和公民个人的责权义务关系，探索合理有效的成本转移支付制度，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成本转移支付制度有待探索。 此外，领事保护工作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在目前的领事保护工作机制中，虽然建立了“五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的协调作用，地方、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调动仍不够充分，存在“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一些国家在海外领事保护十分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商业性安保机构的作用，而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探索借鉴相关经验，仍然是一个新的课题。 随着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的不断发展，公共外交和软环境建设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例如，近年来中国企业从“项目和人员走出去”向“资本走出去”的转变加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涉足国外高科技领域投资，追求高附加值投资，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表现也日益活跃。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随之上升，有时会因非经济因素被人为污名化和妖魔化，招致排挤和冲击，等等。面对这些新因素、新变化，有必要在领事保护与公共外交的结合方面与时俱进地进行研究，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举措。 领事保护工作具有典型的窗口特征，领事保护工作信息的对外传播，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传递民间友好、促进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同时，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友好的民意基础，又是领事保护水平提升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领事保护工作信息对外传播的力度，在实践中强化四个方面的“紧密结合”，为领事保护创新发展提供更为充分的综合保障。 具体而言，一是将领事保护信息传播与公共外交紧密结合，共同着力于塑造有利的舆论氛围和国家形象，营造有利于领事保护创新的软环境。二是领事工作信息传播与发挥侨务工作的传统优势结合，认真研究与华人华侨相关的重要法律问题，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团体和组织的作用，增强海外“安全网”的厚度和弹性。 三是建立一支专门从事海外领事保护工作的工作队伍，及时发布、整理相关领事保护信息，加强网上舆情追踪和引导，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掌握网络舆情主导权。四是将领事工作信息传播与公民安全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开阔公民的国际视野，增进其对领事保护工作特质和海外安全形势的了解，增强其安全避险意识，倡导良好的行为规范，使领事保护更好地实现为“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实现自己的梦想保驾护航。选自《新京报》2015年4月29日A5专栏版
2015年4月30日 -
从尼泊尔事件看领事保护，中国还可以做些什么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尼泊尔8.1级超强地震后，中国飞机第一个到尼泊尔接回中国游客。26日晚8时20分，亲历地震的115名乘客安全归国。一条深夜的朋友圈让国民振奋，各种发出“看到这样霸道的中国，我们就放心了”的感慨。 如今中国公民有更多的机会去到国外，但可能遇到的海外安全风险也日趋复杂多元，领事保护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复杂化，乃至碎片化，其具体诱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非人为意外因素。随着出国人数的增加，流动范围和密度的扩大，海外中国公民在国外遭遇各种自然灾害、事务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几率和风险上升；此次尼泊尔发生的灾害即属于这一类。 二是社会政治矛盾。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家影响力的迅速扩大，海外中国公民容易成为恐怖袭击、绑架劫持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软目标，成为一些国家内部不同力量博弈的重要筹码； 三是经济利益冲突。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对东道国的内部形势和法规政策环境了解不足，对海外本土化经营重视不够，容易造成经济纠纷，因挤占市场和资源份额、影响就业用工关系而被东道国民众诟病。部分企业违规作业，不注重所在国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激化了东道国民众的排斥情绪。 四是公民和企业自身素质存在的问题。由于在防灾抗险方面接受的教育不足，很多国民缺乏应急避险的能力。许多海外企业和人员对东道国历史传统和风土人情缺乏了解，对当地习俗、礼仪、禁忌等不够尊重，日常生活缺乏自律，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海外留学生，特别低龄留学生的安全意识相对淡薄，加大了出现意外和自身受到各种伤害的可能性。 近5年来，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与各驻外使领馆处理各类领事保护与协助案件数量年均约3.5-4万起，境外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此次中国政府在公民撤离中表现出一个国家面对突发事件时对于国民的担当。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迅速增长的出国人数，在领事保护方面，中国还可以做些什么？ 采取多元模式保护公民 中国目前的领事保护工作整体上主要仍以政府为主，而在发达国家主要采取的是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互相配合、相互补充的多元模式和格局。我们的传统模式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汇聚较大的资源参与海外公民和机构的保护，但随着“走出去”的公民和企业分布越来越广泛，领事保护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领事保护的经费筹措和成本支付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2014年的利比亚撤侨过程中，有关部门改变了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进行了改进的尝试，积累了新的经验。如何进一步规范政府、企业和公民个人的责权义务关系，探索合理有效的成本转移支付制度，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成本转移支付制度有待探索。 此外，领事保护工作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在目前的领事保护工作机制中，虽然建立了“五位一体”的工作机制，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的协调作用，地方、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调动仍不够充分，存在“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一些国家在海外领事保护十分重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商业性安保机构的作用，而如何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探索借鉴相关经验，仍然是一个新的课题。总的看，要使领事保护工作按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从单一主体管理向多元主体治理转变，通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实现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探索。 公共外交和软环境建设面临一些新问题 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友善的外交关系是领事保护，尤其是领事保护应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成熟的公共外交是树立良好国家形象、降低国民海外风险的有效途径。随着“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外交理念不断深化，中国政府对公共外交的投入和重视不断上升，外交部新闻司专门设立“公共外交办公室”，驻外使领馆和国内各类群众团体、非政府组织在海外广泛开展文化传播活动，推出一批扶贫济困项目，国家汉语言文字办公室自2004年以来在全球96多个国家开设了400多家孔子学院和500多家孔子学堂，这些公共外交活动增进了各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为领事保护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环境。 随着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的不断发展，公共外交和软环境建设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例如，近年来中国企业从“项目和人员走出去”向“资本走出去”的转变加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涉足国外高科技领域投资，追求高附加值投资，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表现也日益活跃。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随之上升，有时会因非经济因素被人为污名化和妖魔化，招致排挤和冲击。随着近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公民前往海外投资置业成为新的热潮。从2011年起，中国人成为美国第二海外房地产买家，中国海外投资移民也随之呈现迅速增长之势 。这些“新移民”高调进入美、英、澳等国社会，对当地社区和侨社均一定影响和冲击。面对这些新因素、新变化，有必要在领事保护与公共外交的结合方面与时俱进地进行研究，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举措。 扩大对外信息传播，加强综合保障建设 领事保护工作具有典型的窗口特征，领事保护工作信息的对外传播，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传递民间友好、促进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的重要抓手。同时，良好的国家形象和友好的民意基础，又是领事保护水平提升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大领事保护工作信息对外传播的力度，在实践中强化四个个方面的“紧密结合”，为领事保护创新发展提供更为充分的综合保障。 具体而言，一是将领事保护信息传播与公共外交紧密结合，共同着力于塑造有利的舆论氛围和国家形象，营造有利益领事保护创新的软环境。二是领事工作信息传播与发挥侨务工作的传统优势结合，认真研究等华人华侨相关的重要法律问题，吸收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团体和组织的作用，增强海外“安全网”的厚度和弹性。三是建立一支专门从事海外领事保护工作的工作队伍，及时发布、整理相关领事保护信息，加强网上舆情追踪和引导，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掌握网络舆情主导权。四是将领事工作信息传播与公民安全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开阔公民的国际视野，增进其对领事保护工作特质和海外安全形势的了解，增强其安全避险意识，倡导良好的行为规范，使领事保护更好地实现为“走出去”的中国公民实现自己的梦想保驾护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的历史使命。
2015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