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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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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联女商会“财智与文化沙龙”成功举办
2015年7月23日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财智与文化沙龙”在北京东四环红领巾公园东南角的国龙文产投资集团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四十多位卓有成就的女企业家们济济一堂，出席了这场由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主办、福建企业总商会女企业家商会协办的智慧分享活动。 这次活动由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副会长、福建企业总商会女企业家商会会长陈梅兰女士全程主持。 在热烈的掌声中，沙龙首先由中国金融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邱劲博士做了《经济转型背景下的投资策略---- 股票、债券、房产、大宗商品配置建议》的演讲。 邱劲对GDP增速、工业企业利润、大宗商品价格、地产投资现状等宏观经济的各方面进行了概述，并分析了当前中国股市急剧动荡的原因，对国内国际股票市场的表现进行了简介，然后重点对股票市场未来“弱复苏、泡沫市、强牛市”三种可能的表现进行了剖析。 当他讲到当前形势下应采取什么样的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时，台下的观众纷纷记录、拍照，表现了对财富的保值增值策略的高关注度。 邱劲的真知灼见让企业家们受益匪浅，接下来著名文化专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的陈少峰先生出场演说，《互联网文化产业趋势与商业模式》这个主题也大受欢迎。 陈少峰教授从互联网+的背景下，文化产业发展的“大平台、大融合、大联盟、大整合、大视频、大植入、大市值、大研发、大创新、大创业”等十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前瞻性的阐述，观众们也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 中国电影基金会产业委执行会长、国龙文产投资集团董事长陆兴东所做的《电影产业发展方向》主题演讲更是掀起了新的高潮。 作为中国广电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产业商会副会长、美国艾美电视委员会国际委员，陆兴东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产业专家。他指出：“互联网正在快速改造传统电影产业格局。电影生产的民主化、消费的去物理化、发行的去中介化、营销的扁平化、运营的大数据化等方式已逐渐显现，这将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新核心驱动力。无论是内容生产、发行渠道，还是产业运营，先锋性的文化企业都必须迅速做出创新。” 据了解，在互联网切入电影业导致产业链重构的情况下，国龙文产投资集团抓住了新的机遇，努力以大数据分析为切入点，积极与各大片商合作，逐渐向电影上游产业覆盖，并致力于开拓“产业园+主题乐园+特许经营”的产业运营模式，目前已经卓有成就，他们的电影硅谷产业园等项目都受到了多个地方政府的欢迎。 陆兴东的精彩演说既有宏观分析，又有实际操作，展示了一个先锋性文化企业领导者的境界、格局和情怀，赢得了现场多次热烈的掌声。 国家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巡视员施俊玲女士的即席发言同样精辟流畅、干货十足。 作为多项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和参与者之一，施俊玲介绍了国家当前积极支持文化产业的各项利好政策，以及各个省、市、自治区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举措。 她说，目前国家财政资金大约有50亿元用于支持文化产业，国家税收也有所减免，尤其是金融领域2000多亿元的资金投入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力度空前加大，文化市场的前景非常明朗。 在目前全国文化企业里98.5%都是小微企业的现状下，国家文化管理部门迫切希望文化企业能够迅速发展壮大，而国龙文产投资集团的很多做法都值得肯定。 沙龙结束后，部分嘉宾和女企业家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全国工商联女企业家商会副会长、福建企业总商会女企业家商会会长陈梅兰表示，商会这种学习型系列活动已经举办了很多次，这些高质量的活动对及时更新企业家的知识结构、促进会员之间的合作交流都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文章选自中华网财经，2015年7月27日
2015年8月6日 -
商务部报告：轨道交通产业投融资体制尚存不足
正在全力驶往世界各地的中国轨道交通，目前遇到了投融资体制不足、人才缺乏和缺乏国际化经营经验等问题。 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德勤中国6月18日发布的《轨道交通产业投资促进报告》(下称《报告》)称，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大力推动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轨道交通产业走出去，并已与多个国家达成合作意向。然而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依然面临技术、标准差异、跨国经营等多方面的挑战，不同地区和国家也呈现不同的市场机遇和风险。 投资额仍将高速增长 “中国是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国家。未来，地铁不仅是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人们选择公共交通的重要方式，也会成为靠近经济发达地区的三线城市未来的建设重点。”《报告》编写组成员、德勤合伙人陈岚说。 陈岚说，截止到2014年底，全国有22个城市建成101条地铁。根据国家的规划，到2050年会有200个城市建设300条地铁，“这个市场是非常具有想像空间的”。 《轨道交通产业投资促进报告》编写组成员、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杨依杭表示，从以市场换技术到大量出口技术和服务，从主要在国内“修炼内功”到积极“走出去”构建“一带一路”。轨道交通产业的发展见证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11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超过世界高铁的一半;设备出口267.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6%;参与境外铁路建设项目348个，同比增加113个。中国轨道交通产业在国内外市场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报告》编写组成员、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于帅介绍，中国轨道交通行业发展较快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座一线城市。由于发展时间较长，城市财政支出能力较强以及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上的优势，走在全国轨道交通建设的前列。天津、重庆、南京、青岛等二线城市近几年发展迅猛，在建和规划路线里程数增长较快。其他省会城市也逐步在建设自己的骨干网络。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公布的资料，2013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资额为2165亿元，2008年至2013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3.6%。另有40多个城市正在进行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准备批复建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浪潮正在兴起，预计未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资额仍处于高速增长态势。 铁路产业包括运输、基建、装备等方面，涉及机械、钢铁、电力、电子、通信、能源、物流、IT等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装备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市场相对开放。装备领域包含两部分，一是以车辆制造为主的装备制造产业;第二是电气化与信息化工程产业。 各地产业基地建设热 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了轨道交通装备被列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重点。 按照此决定要求，并结合国家及各城市及区域“十二五”规划和科技发展战略，各地纷纷开展轨道交通产业基地建设，目前已建成或正在筹备的轨道交通产业基地有多个，如北京轨道交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天津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唐山轨道装备高端产品制造基地、青岛国家高速动车组实验基地等。 目前，江苏省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从地理布局上看，有以南京浦镇车辆厂和以常州戚墅堰机车车辆厂为龙头带动形成的两大产业集群;苏州高新区轨道交通产业链已初步建立，一批国内外总部型、龙头型轨道交通企业相继落户。未来5年内，苏州高新区将力争打造出千亿级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无锡成功打造轨道交通产业的配套产业链，并在安全门、空调等领域取得国内领先地位。 陈岚介绍，新型城镇化推动铁路需求。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出行需求促进铁路快速发展。多元化、社会化投融资体制为铁路产业解决资金问题。“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也将助推海外未来潜在市场的逐步形成。 但《报告》称，目前中国轨道交通产业发展投融资体制还存在很多不足。铁路投资中政府职责力度有待加强，投融资结构过于偏重债权性融资，导致铁路负债沉重，每年高额的还本付息挤占了利润空间。社会资本对于投资权益的信心不足。 《报告》称，“走出去”同样面临较多风险。“走出去”战略与外交联系紧密，易受国际政治气候变化影响。各国国情差异大，中国标准在个别地区水土不服。海外人才的缺乏影响国际交流与合作。 “现在面临的问题还是资金的问题。”陈岚说，铁路建设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向社会资本开放，真正的社会资本的融入并没有原来预想的积极，因为它占用的资金很大，投资周期很长，回收的周期比较长，而且技术壁垒比较高，所以怎么能够切实有效地去吸引到有效的社会资本是未来面临的一个问题。 2013年，国家发改委全面下放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审批权，自此地方轨道交通建设面临的核心挑战是资金问题，目前的资金来源主要仍为财政投资和银行贷款，但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持续增大，拓宽投融资渠道，引入社会资本将成为各地方政府的不二选择。 陈岚说，未来，PPP将成为政府基础建设融资的重要渠道。PPP模式有利于公私合作各方达到互利共赢的长期目标。 外企更多以独资介入 《报告》称，当前高铁车辆生产采用市场换技术的模式，由国内生产厂家与外商合作，外商提供原始技术再通过国内的改进生产适合中国高铁的车辆，即通过引进、吸收、消化、创新，生产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车辆。 近年中国轨道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了海内外投资的一大热点。中国本土企业虽然逐步崛起为新的行业巨头，但外资企业作为关键设备和技术供应商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全球化背景下行业巨头的跨国人才、技术和市场竞争仍然是行业发展的关键动力。 从2010年到2014年，外商对轨道交通产业大类的投资呈现“一高两低”的发展格局，即针对铁路道路基础设施的投资额较大，而对铁路运输装备和轨道交通业的投资总额相对较小。但从单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来看，城市轨道交通业的投资额超过150000万美元，是三类产业中投资均额最大的子类，说明轨道交通项目的投资拉动效应更为明显。 《报告》称，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轨道交通将迎来建设潮，各地方也将结合自身条件，调整轨道交通领域的发展策略和外商投资政策。由国产化、合资化到向外国独资企业开放。 《报告》介绍，多年来，国家层面的轨道交通产业外商投资政策一直呈鼓励“国产化、合资化”的特征，即以税收政策、投融资政策和行政管制为抓手，推动轨道交通零部件设备国产化，促进外资在参与方式上的合资化。 以2007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为标志，中国轨道交通运输设备市场进一步向外资全面开放。虽然投资形式仍然限于合作、合资，但外商投资可以涉足的领域大大增加，涵盖了从研发设计、制造、配套产品生产以至维护维修等。 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随着上海自贸区改革试验的深度推进，2014年9月，国务院正式出台文件，在真正意义上全面放开了轨道交通行业的市场准入，首次允许外商以独资形式投资轨道交通、石油勘探、盐业、航空运输销售代理等重点领域。 《报告》预测，未来，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国家轨道交通政策将为市场创造更充分的竞争环境，而随着中国高铁“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外商投资于中国轨道交通业，通过与本土企业打造全面的竞合关系，也将从全球轨道交通产业中分得不菲的利润。 随着中国本土企业也逐渐掌握了世界核心、先进的技术，外企通过转让技术与中方建立合资公司的时代已经过去，由此到来的是跨国企业与本土公司一同创新、合作、共同发展的全面竞合时代。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由“中国制造”向基于中国的全球研发转化。 中企海外投资三点启示 于帅认为，外资企业开拓中国市场，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有三点启示： 外企进入中国市场一般是主动布局在先，在中国轨道交通建设进入蓬勃发展期之前就已进入，通过与中国的重点国有企业建立联系，直接参与中国铁路、地铁和城轨建设。庞巴迪在1997年，西门子在1998年，阿尔斯通在1986年就分别在中国成立了合资公司，通过在中国市场投资，赢得市场和政府信任，从而为拿到订单做准备。 将全球化战略与实行本土化战略相结合，强调以客户为中心提高自身服务能力。庞巴迪中国总裁张剑炜曾表示，“庞巴迪要实现的，是真正落地生根。我们愿意将已经掌握的先进技术分享给中国的合作伙伴，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帮助当地市场借力世界高端技术，进而形成适用于当地需要的产品与服务”。跨国企业始终对外强调实现客户的利益，而不是公司自身的壮大和利益拓展。 此外，外资企业还紧密切合中国社会经济新变化，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交通解决方案。 于帅说，目前，中国企业在各大洲都有零配件、机车、货车、地铁、高铁出口业务，并且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口碑。“从出口单纯的产品到咱们产品+技术+服务，现在有的企业已经开始抱团在海外建立合作园区”。 城轨是轨道交通企业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2008年首次走出国门，至今已经遍布南亚、东南亚、南美、中东市场，城轨与高铁是铁路行业发展空间最大的两个领域。城轨发展潜力巨大，生产技术领先于世界，出口业绩喜人。 《报告》认为，虽然高铁输出对国内轨道交通行业的短期业绩影响不大，但高铁技术作为轨道交通最前沿的技术是铁路领域最发展潜力的。中国是全球最有机会把控高铁脉搏的国家。世界范围内多国布局高铁规划;在全球范围内，中国高铁优势明显。“高铁外交”已经开启了巨大的海外市场。文章选自一财网，记者：章轲
2015年8月6日 -
达仁资管王伟东：新三板助力资管国际化
一贯低调的阳光私募企业为何会选择挂牌新三板呢？新三板又能给阳光私募企业带来哪些变化？首家挂牌新三板的阳光私募企业——深圳达仁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仁资管”）董事长王伟东近日接受了中国基金报记者的专访，阐述了其挂牌新三板的心路历程和未来规划。 私募挂牌新三板、希望业务规范透明 在上市公司中，阳光私募企业仍旧是稀缺标的。 从国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看，尚没有阳光私募企业上市；而在新三板市场，达仁资管则是首家登陆新三板的阳光私募企业。 近年来，新三板的兴起、股市的火爆和大众理财意识的觉醒也让阳光私募行业迎来了大发展时期。格上理财统计，2014年共发行阳光私募基金产品2479只，管理资产总规模达到3855亿元。2015年第一季度新发行的基金产品已达到1907只，超过2013年全年发行水平，规模处于历史高位。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选择阳光私募机构进行财富管理。 而作为新三板市场崭新和稀缺标的，阳光私募企业也以其轻资产、以人为核心的运作模式、管理大笔资金等业务特点，引发市场对这一蓬勃发展的金融业态的积极关注。 达仁资管董事长王伟东表示，随着私募基金备案制度和部分明星私募的赚钱效应，阳光私募行业越发获得市场认可。阳光私募作为崭新的金融服务业，正在为金融服务业带来鲶鱼效应，激发市场活力。 公开资料显示，达仁资管目前的主营业务是通过发行并管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合格投资人提供专业资产管理服务并获取管理费、业绩报酬等。而达仁资管的母公司北京杰思汉能资产管理公司是一家全国性专业股权投资及另类资产管理机构。根据母公司的规划，将来有可能将上述业务注入达仁资管。 通常，私募基金并不喜欢如公募那样透明的投资管理和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但阳光私募企业一旦挂牌新三板，难免将频频成为市场的焦点。因此，很多阳光私募机构并不会选择上市新三板。 谈及对此的看法，王伟东回应，一方面，挂牌新三板将规范公司的信息披露和市场监管，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投资作为高度知识密集型的行业，并不担心模仿和竞争。 打造国际化、有特色的资管服务商 近期，达仁资管出台了定向增发方案。根据方案，达仁资管拟发行不超过2亿股，融资不超过20亿元，且此次定向增发股份全部无锁定期，上市后即可流通。 本次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在公司发起设立新基金，收购上市公司作为产业整合的平台、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发起新业务、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用途。 本次募投项目详细计划是，5亿元用于设立新的交易型基金；使用3亿元参股或构建新的资产管理来源，如持有公开金融牌照的公募基金公司或保险公司等；3.5亿元用于发起新业务，如设立创业园基金、PE基金等；拟使用0.5亿元参股两家互联网金融公司。 随着私募投资机构境内竞争的不断加剧和境外金融市场的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私募机构开始尝鲜海外市场。目前已经有部分私募投资机构与海外券商签订跨境股票收益互换合约等方式推进国际化进程。不难想象，未来私募投资机构的区域布局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不断扩张。 根据达仁资管定增方案，达仁资管将用5亿元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一方面发起设立海外基金；另一方面进行海外证券认购，提升投资的收益水平。 王伟东说，“我们将开展国际化业务，为我们的投资者在全球配置资产和提供金融服务。”文章选自《中国基金报》，记者：李树超
2015年8月6日 -
真格基金王强：每次股权稀释 都是在透支未来
本文是真格基金和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在InfoQ中国八周年庆典上的演讲发言，其参与投资过红黄蓝幼儿园，世纪佳缘，聚美优品，NICE，一起作业，美乐乐等项目，以下为演讲全文： 任何一次股权稀释，都是在透支未来 我认为钱是有价值观的。对一个创业者来说，拿谁的钱，和找什么样的合伙人，和雇佣什么样的职员，和要走进什么领域，它们的重要性一模一样。但是早期创业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认为钱和钱是一样的东西。他认为，他给我的钱更多，我当然拿给更多的。 其实往后发展，就会发现任何一个资本带来的价值都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任何一个资本说，“你们拿我的钱，其他资金都很傻。”这样的基金是不可信的。 为什么?任何一个基金比你更聪明，他能够在你选择的领域，做的比你更好。它们比你聪明的就是通过历史的积攒，掌握了这个领域的基本数据，它能够对过去给你做一些描述，但是未来一定是靠你自己的梦想去支撑的。 所以将来你们创业，融到第一笔钱的时候，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看估值的。去年，我和小平去以色列参观，其中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是以色列创业之父(Yossi Vardi)。 他演讲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作为创业公司，第一创始人要对自己的股份非常慷慨。为什么?因为在被并购或上市之前，你的公司是一钱不值。但是很多创业者不这么认为。你们将来会明白，如果到了D轮融资估值八亿美元，在之后没有进入IPO到公众市场，或者没有被更优秀的企业并购的话，这家企业前面所做的东西，完全都是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没有真正市场的定位，这个估值将只是估值，事实上它不值。 所以整个创业的过程，就是要让企业的估值不断地逼近真实价值的过程。 创业者去找投资人，首先看他是什么状态对待你。如果他凌驾于你之上，觉得我有钱——我牛，我劝你远离他。 资本是要赚钱，但是如果资本拥有者不明白，真正赚大钱只是实现真正价值副产品中的一刹那实现的过程，这样的资本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真正的漫长往前延伸。 第二，如果资本要求在投资以后，要一起探讨怎么做这个公司。尤其是那些强势资本者，说“因为我懂这个行业，你要按照我说的做。” 这个基本上就是最失败的保证。因为当一个创始人，按照资本的意志，来实现技术梦想的时候，基本上，要么是他把你扼杀了，要么迟早有一天，你是要遭到扬弃。 真正的投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你们应当要察言观色。 我感觉很多创始人，因为需要钱，就把自己降到太低的状态，丧失了所有作为人的资源。面对资本，好像是在乞求。 其实不是，是相互依存。资本没有创业者，他们遥遥无期;如果大家合在一起，形成合力，才会走上康庄大道。 所谓察言观色，是看这个资本家在你们面前，是傲慢还是谦卑? 大的投资家，投资之前，他已经算好了将来的回报。但是在你面前，他能把身段放的与你平起平坐。所以创业的时候，你们要平起平坐。就跟谈恋爱一样，你要不卑不亢。你要坚信你的技术，你的梦想，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团队共同努力，加上资本，共同实现。而在这个事业中，你是船长，你是主人，你愿意请谁到你的客厅，那是你的自由和权利。 我认为，第一笔钱，甚至第三笔钱，都不重要。有一点创业者必须明白——稀释掉股权是有代价的。任何一次稀释，都是对未来某种意义上的透支。这是融资最基本的东西。 下一轮投资者，是在一千万基础上，如果他投了，假以时日，他能够翻多少倍。如果你现在就值五千万了，你要打五个亿，翻十倍，这个概率有多大?他会算，你现在值一个亿了，你是挺牛的，但是我要投你，你要变成十亿，也不才十倍吗?这样一算，就会把自己掐死。 新东方上市，2006年就融到一笔，释放出去10%。那个时候新东方最后给的估价，大概是一亿美元，10%就是两千万。新东方上市的时候，挂牌7亿美元。但是上市以后第四年，达到50亿美元。 陈欧上市前融了三轮，从零融到三轮，一共融了1500万美金。少于现在几乎90%的创业大军。四年融了三轮，第四年一挂牌，最高就是40亿美元了。现在跌的也就20亿，但是很快又回到了40亿。 为什么资本市场愿意买你的?因为你上市的一刹那，你整个价值就释放了十分之一。 什么是PE?就是用现在买你未来十年。如果发现你一上市就十亿美元，一百倍在这个上面，恐怕连苹果也没有。 到时候你前面都唱着甜美的歌，到那一刹那你至少收获的是你透支的结果。 这就是资本真正的本质。 我们现在从真格基金来投的，最后全是成功的公司。像我们九个IPO的，到后面几轮估值几倍的增长。都是前面铺垫非常厚的，因为前面估值低，你就可以少释放一点股权，钱进来以后，放大半年，接下来的一轮，实际上你出原来的一半，可能翻好几倍，你前面释放出来的股权。股权是你的代价，你不要认为它是免费的午餐。拿走吧，给你50%。那你最后干什么呢?你就完了。当然很多基金也很凶，说我们占60%，千万别这样，你就成了给它打工的。刚离开虎口又进了狼窝。真格基金永远不会这样。 创业和融资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当你做出决定的时候，事实上是你确定梦想那一刹那。但是你要去实现梦想的时候，连这个梦想都要迅速忘掉。 什么意思?你想入非非，我要致富，我将来改变世界，非常宏大。所以当你创业的时候，拿到融资的时候，不要忘掉你最后的出路，这是你实现梦想的机会到了。而不是为了梦想之外的东西做其他的事，更不是为了资本去迎合它们来做一些事。 如果你真正不能回归到你的梦想，当你拿到钱的时候忘掉钱，迅速扎进你做的东西，你将会离资本市场期待你的越来越远。这个基金不会投，PPT第一页讲如果这个基金给我们投了，五年后纽交所敲钟的图片都出来了。当然的标志之一是你能敲钟或者被并购，如果财富没有回报，说明你做这个没有价值，商业的原则不支持你。 但是商业的原则实现这个，更重要的是让你忘掉商业，真正面对用户，真正给他们提供有用的东西。如果没有真价值的实现，和你的梦想一步一步搭建起来的所谓融资的神话都是建在沙滩上，大风一来不仅你飞不上去，你还会被沙子埋了。 所以我常常说，财富来的时候是静悄悄的，去的时候才是轰轰烈烈的。大厦将倾的时候，哗——来的时候你都不知道。 在04年新东方决定上市之前，我、俞敏洪、徐小平从来没有坐在一起花一秒钟谈会怎么样。我们想到的是怎么让学生听完课，像喝醉了酒后酩酊陶醉而不愿意离开。新东方跟你们比起来做的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最后还到了纽交所，06年在纽交所挂牌的时候，我们是中国企业到纽交所挂牌的第14家。 你们决定创业的一刹那，就应记得陆游跟他儿子说的话——如果你想学好诗，记住诗一定在诗之外。你的梦想也一样，你为了目标，在商业获得成功。但是商业由什么组成的呢?是无形的手。无形的手全是一个一个鲜活的人。如果你的梦想不能直达人性，不能准确地捕捉人性，不能给人性最简洁而最有效的回应的话，你的商业价值是一点都没有。所以要想创业，是从自己的梦想开始，但是你的成功取决于你的梦想是否能放到整个人的梦想中，你整个社区人梦想中，来检测一下他们是否也愿意分享你的梦想。如果不是，这个梦想只能属于你;如果是，这个梦想既属于你，也可能属于他们，最后可能属于纽交所。 我觉得人生一旦踏入创业，其实你寻找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今年53岁了，我们不断在创业之中，现在真格基金不是因为我们有点钱我们高高在上。NO，我们比新东方更加刻苦，徐小平凌晨三点钟就跟人吃饭。这样，让我们的生命在延伸。 当年在新东方，别人让我谈谈做老师最大的感受?我说我当老师最大的秘诀不是拿多少钱，而在于你的灵魂不断在放大。当今天有50人听你讲课的时候，你刹那间，觉得自己灵魂扩大大50倍。 作为天使投资人最大的回报，不是说敲钟的那一刹那，而是我们看到陈欧是纽交所220年以来最年轻的最帅的CEO时，我们有那种恍然隔世的感觉。 大家记住，要想创业，要完成梦想，光爱不够，一定要充满兴趣。当年在新东方，有记者问我，王老师快十年了，你不烦吗?我说不，我有一个秘诀，因为这十年，每当我踏进课堂时，就告诉我自己，今天这堂课，是你第一堂课，你要跟当初一样;今天这堂课，是你人生最后一堂课，你要做好人生最好的谢幕。 我在美国的故事，没泡洋妞 1996年，我从美国离开了我的技术工作，来到新东方创业。那个时候还不叫创业，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件事。 我当时最想做什么呢?去美国之前，在北大当了六年老师，最想做的就是重新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分享人生。但是到了美国，迫于生活压力，我就改行了。因为如果我想在那儿生存，必须有一个技能，而且这个技能是要与市场紧密相关的。 我第一次去美国是1987年，那个时候中美之间各方面差距太大了。 举个例子，我第一次坐飞机从首都机场出发，飞了将近20多个小时，当时还没有直飞，降落到纽约。临近的时候，往下看，一片灯海。以前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读到灯海的时候，觉得很美。那个灯海，让我有了生命体验的感觉。 当时我就默默地流泪了。因为在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和现实，在那降落前的一小时，碰撞在了一起。等到这一年，我作为北大访问学者回到北京的时候，离降落还有15分钟，还看不见能称之为“小河”的东西。地下才有一线黄黄的灯光，那是1988年。 但是现在飞机再降落纽约的时候，已经和北京没什么差别了。这就是巨大的变化。 到了美国，我做了一件事——改变了我当年对自己发的毒誓，当时进北大的时候在想，我这辈子临死的状态什么——当人们把我从北大抬出去的时候，我一定当北大正教授，打死也不离开。 但是十年后，我到美国发现我必须先生存。我想要按照市场要求的东西，掌握一个技能。那个时候想来想去，我唯一能接近掌握的是计算机。 因为我粗浅地理解，计算机是逻辑，机器怎么做人的东西，就是逻辑性想的非常清楚后，通过媒介手段，让机器一步一步执行就完了。我想这个我是可以的。因为我当老师当了六年，逻辑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当时拿了一个成绩单——在九十年代，计算机科学还和数学绑在一起，计算机系隶属于数学系，所以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申请计算机的时候，老教授看着我的成绩单，发现成绩不错，但是没有一门跟数学有关的。 我说，别绝望。我看着我的成绩单中，有一门共产党史。我说这门课与计算机有关，因为计算机的原来是得到了算盘运算原理的极大启发。我学完这个，不仅知道中国共产党怎么来的，也知道计算机怎么出来的。 老教授说，你很幽默。我说，现在虽然看似我一点资格没有;但第一，你看我这四年在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学生，或者之一。计算机机器的区别在哪儿?为什么称之为这些机器叫计算机呢?我们称之为计算机的东西，是可以运行软件工作。软件是什么呢?软件就是人向机器发出的精准指令。人脑里形成了精准的指令，发给机器，必须通过一个具体的媒介实现。 这个媒介是什么?老先生说，我们用的是程序。我说程序是什么?程序必须靠一种更加具体的媒介实现，这个媒介就是语言。我们有一个形容词，叫编程语言，但是重点是语言。老师说的确。老师说你很聪明。我在北大学的就是语言，任何学英文的，都要学第二外语，我选择了法语，第三语言学的德语。我对语言有激情，甚至我学了古典文学的甲骨文。我说你看，不算我的汉语，我至少了解了四种不同的语言，因为古文完全是另外世界的东西。我说因此我在语言方面，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因此再学一门叫编程语言，那简直小菜一碟。老教授哈哈大笑，说有道理。否则的话，为什么把它叫编程语言?既然是语言，就是共通的，就像人不管黑的白的，唯一区别就是黑的晚上的时候，你见不到他，但都是人啊。 第二，别看我学文的，学理的天天研究，解决问题很迅捷，学文的就是理解美。我反问他什么叫审美?审美在我看来，就是高度的抽象能力。他还不太明白，我举一个例子，一个美女从我身边走过去，两秒钟我就告诉你漂不漂亮。短时间里迅速看穿事物本质能力是什么呢?在文学上来说是审美，就是一看这个美，看着这个漂亮。你用语言很难描述，因为你已经用本质的东西判断了。放在科学是看穿了任何系统本质的东西。我说我有这个能力，将来走进计算机的领域，我就能迅速判断计算机哪儿出问题了。他听了后，就让我来试试。我说如果您拒绝我，损失的将不是我，损失的是贵校。美国人最怕损失，先拿下再说，赶快跟我说，你录取了。 这让我大吃一惊。既然录取了，我说还有一个人想学。他说谁?我说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是我北大同班同学。他立马又拿出一张录取通知书，40分钟面试没花一分钟，解决了两个人的硕士录取通知书。 我想终于录取了，到九月份我到纽约州立大学上课，第一天上课微积分，讲这门课的是印度老师，头上缠着一圈白布。你们可以想想吧，说的英语，我在北大从来没有准备过，都是印度英语。上来就讲极限，我说天呐，不仅他的英语听不懂，数学更听不懂。 我本来准备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一个小时过后，一个字没写，因为一个字都听不懂。我忽然想北大当年教学太失败了，怎么都学标准式英语呢?那不是人说的。当时我们学的都是国王英语。那时我还见不到国王，见到了国王的仆人。我当时想录取太简单了，只要40分钟就拿到了，但是这个漫长的时间让我怎么过。我当时特别冲动地想拉开他的那块白布，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你说的我怎么就听不懂呢?但是想想，英雄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该出手的就住手。 我怎么会爱上编程语言呢?我觉得学这个跟哲学没区别，它为什么C?最后还要C++?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之前C一直通到机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指(就范机器)的，所以人通过所有语言的东西来逐渐接近机器的思维，最后一层一层地降低，降低，通过中间的编译器，一步一步让机器知道，怎么变成固定的东西。 后来真实世界可以按照功能性分开后找关系，C++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它又重新离开了计算机，真正让人第一次面向世界了，这是C++纸带的开始。 所以我又发现计算机语言要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很喜欢，跟文学没什么区别，我就一竿子扎下去，用一个学期恶补了所有数学课程。最后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毕竟当过老师，读书确实比其他人厉害，我往后一看这边是C，那边是C++，它们共同分享的是什么，差距是什么，C领域能解决什么，不能解决留给C++是什么，C++能解决将来留给未来是什么? 我迅速进入这个状态。以至于后来我非常有意思地发现——由于我学数学，高等数学一上来就是英文学，所以我没有任何和汉语交叉的可能性，以至于我补完微积分后，我是以A获得这门课的。 有一次，一个台湾学生非常兴奋地让我去帮他解一道函数题，他说你的微积分很好，帮我解一道函数题。我说我没学过函数?他以为我噎他。我说你帮我写出来。写出来后，我说，这个叫函数啊?我天天在美国解的FX，我还不知道这两个是一回事。 等明白这一刹那，我发现汉语“函数”两个字挺美。函是什么?装进去的意思，这相当于括号。X太牛了，在英语里，我知道它是功能，方式，但是在数学领域，我们翻译成函数。所以功能、函数，在汉语中面对是同样一个英文，但是英文更加明确了。 在那一刹那，我悟到了人文和科学有惊奇的相似之处。我发现我喜欢上了计算机科学。后来又花了两年时间，我一共读了两年。因为在美国，读两年就能读完，最后还不错，我GPA非常高。 后来在美国找到工作了，也令我非常自豪。因为我当年学完计算机，我想我总得在计算机比较牛的公司展开人生。 那个时候比较牛的，有一个叫贝尔实验室。它以前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1984年前整个北美只有这么一个公司。但是1984年颁布《反垄断法》，美国政府强行让它一分为二，只能做跨州电话。分拆出来的七个公司，有一个实验室，就是它分拆另一半，不做技术做研究的，叫贝尔传讯公司，我就到了这个公司，成了一个软件工程师，开始了我真正的计算机工程师的生涯。 本来我做的还不错，但是当我干了一年以后，觉得这个不是属于我的东西。我面对两台工作机器，尽管工作环境非常好，旁边只有一个印度人。我越来越觉得魂不守舍，尽管我非常游刃有余地做这个工作，然后人生发生了变化。 就是老俞打来电话，我说干吗呢?他说暂时保密。我以为什么高精尖的东西。他到美国后说，我办了一个新东方。我说新东方是什么东西?他说它不是东西。我说你想做什么?他说把想出国的人送出去。我说全班就你一个人没送出去，你有什么资格把别人送出去。他说正是因为我没送出去，我才有了这方面的经验，能让学生们通过考试。 佟大为演的泡洋妞，其实是与我不同的。这我顶多想想，而他帮我实现了。 06年之后，随着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了，我和小平离开了新东方。离开不是因为老俞不要我们，或者我们不跟他玩儿了。这是我们非常有眼光地提早做出的决定。我们认为我们还在新东方，年轻人上不来的，我们就退。结果退退退，就什么都没有了。对我们来讲，就到了人生新的谷底。 但是人生不能到40多岁就停止。那干什么呢?逐渐我们就进入了投资。我们先是个人投资。当时由于我比较懒，但是现在看起来做事情，如果有懒的时候，恰恰可能给了你足够大的沉淀的空间，这叫做耐心。 伏尔泰说过一句话——天分就是持续不断的忍耐。我想，这就是成就很多人的原因。文章选自投资界，2015年4月13日
2015年8月6日 -
毛大庆：决定中国转型成败最后的15年
海涛院长，各位长江商学院MBA的同学们，还有相关的很多青年才俊： 大家好，我一般参加论坛都是讲房地产调控之类的，很少谈人生、谈理想，这都是王石才有资格干的事。我今天更想谈一个跟企业不是那么直接的关联，可能跟我们每个人，尤其是你们的未来和命运很有关联的一个话题——青年和年龄有关的内容，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的论坛分享这个话题。 这个报告某种意义上说很沉重，可能还带着一些负面色彩，但是我更想告诉大家，可能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压力甚至于危险才能使得我们更有勇气和欲望跟未来抗争、奋斗或者挑战。 一、决定中国转型成败最后的15年 第一张PPT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未来和你们的未来。我经常说其实你们的未来好像看起来不如我们当年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看我们的未来。 现在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现在是1.8亿-1.9亿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再加上儿童和残疾人有将近5亿被抚养人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处在9亿人抚养5亿人的状态中，今天是中国劳动力和中国创造力最好的时代。 我和海涛院长今年45岁，再过15年、17年，到2030年我们这一群人都到62岁（日本标准的退休年龄），中国有多少62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呢？大约有4.7亿。再过15年，基本上是一个5亿人要养活9亿人的状态，怎么解释？ 因为在1966年-1973年的中国，中国的人口生育高峰就是我跟海涛教授的时代，一共出生将近5亿人。意味着到2033年，这5亿人都会变成60岁以上的人口，全部退出工作岗位，再加上2亿的被抚养人口，也就是7亿人被7亿人抚养，这是非常沉重的话题，人口学里抚养比1：1的状态和时代。 抚养比1：1的时代有很多国家都已经经历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已经没落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意大利都经过这样的阶段，我们临近的日本在1992年步入这样的状态。日本有一个失去的20年，到今天也无法重新启动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中国什么时候会迎来非常可怕、压力很大的时代，就是在2030年前后。 在这时候你们正好在45、46岁，也就是我今天的年龄。这时候大约是7亿人在养活7亿人，养活人的这7亿人包括你们在内，恐怕还要乘70%的系数，也就是其实只有70%的有效贡献率，还有30%的无效贡献率，意味着今天跟你们同龄的和比你们还小的人，他们无法享受正常教育或属于贫困边缘的儿童以及青少年，这些人在15年-17年之后是很难形成跟你们这些领袖们一样的社会贡献力。 到了2030年我们就会出现天平的逆转，就变成大约在5亿人养活9亿人的国家。 今天既然讲青年，我们要看看青年在社会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于青年人口对社会的贡献，其实基本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大家只是需要看罗梅尔的一句话，内省的经济增长模型，人口规模的增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得更多人从事科研创新工作，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这此科技成果将为全世界所用，推动整个经济发展。 我们说中国年轻人的高峰，我跟海涛教授过去的10年，应该是我们创造力最旺盛的年龄阶段，也是中国的劳动力和人才的高峰阶段。 比较可惜的是事实上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创造力高峰的人口结构下错失了引领世界不论是科技还是文化的机会，由于社会变革的滞后，制度设计的落后，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在人口创造力高峰的时代抓住世界领先的钥匙，使得我们今天一直在谈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型，一直在谈如何摆脱房地产或者资源垄断行业对于中国经济的控制，而我们今天还深陷泥潭不能自拔。 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我们的机会不多，我们还有未来10-15年的机会。今天我们开青年人的论坛谈什么变革，谈什么创新，谈我们自己的成长，都要从这个地方进行我们人生的设计。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利用我们的人才和人口的结构优势，人口红利的最后一点点机会，能够真正的找到中国创新发展的道路。 1、年龄和能力的关系 过去100年里，人类最伟大的300项发明，72%的发明家在30-49岁。分析美国专利获得者的年龄分布，专利生产力40岁以后开始走下坡路。一个老龄社会，年轻人的机会少，在论资排辈的社会制度中，年轻人很难发挥创造的空间，这是年龄对于一个社会发展很重要的相关联的东西。 2、年龄和创业的关系 事实上30来岁、40岁是一个分水岭，超过40岁创业的时间和创业的可能会衰减。 在知识经济的年代，旺盛的创造力和创业活力就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去的中国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人口结构，但是我们没有最大限度的利用人口的创新能力。我们一直有一个误区，中国所有的问题是因为人太多了，这句话每个人都听过，“我们就是人太多了，上不了学，看不了病，马路拥挤，资源稀缺都是因为人太多了”。 无论是人口学家、经济学家，还是党中央都已经否定了这个观点。因为人口多不是问题，关键是什么年龄的人口多，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老年人口占主导的社会，人口多真的成问题，而创造力旺盛的年轻人多，社会是非常有希望和活力的。 简单看几个国家，日本经济的“老年病”，日本经济的周期非常短，二战之后大概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人口的高峰，国家也搞了各种政策，鼓励生育。到20世纪的80年代科技和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先进的地步，这30年里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竞争力第一的国家。 然后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率开始急剧下降，原因大约有几项：妇女就业率提升，全人口的教育程度提升，社会的科技文明程度提高，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导致生育率大幅度下降。日本那时候的生育率在1.4、1.5，之后开始衰退到1.1、1.0。 今天中国的生育率是多少？如果再不解决计划生育的问题，我们今天的人口生育率已经达到1.2左右，上海的生育率只有0.7到0.8。事实上我们的生育率跟当年日本经济衰退时候的生育率非常类似。到了这之后的日本，创新能力、创造能力都在衰退，就业和工作岗位也在衰退。 但是日本的底子远比今天的中国厚得多，日本在1992年的GDP增长拉动力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占比占了总拉动力的49%左右，那时候更多是靠科技的拉动。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今天的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占比远远比不上1992年的日本。 我们再看日本的社会老化现象非常多，包括啃老和就业岗位的衰减，包括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创造性行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使得今天的日本从世界竞争力的第一位掉到世界竞争力的二十位左右。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日本在陷入老龄化社会时的经济增长结构远远强于15年以后的中国，那么我们怎么办？ 我跟吴敬琏先生前两年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让人觉得非常无奈的一张表格，在中国的十大行业，投资拉动中国的前十大行业里几乎找不到科技，科技对投资的吸引非常匮乏，我们能够非常可怜的排到前十大里面还有一点点教育和公共管理、社会组织，剩下的社会发展真正依赖的行业就是我们的行业，房地产，土地财政。 大家看制造业里面占了34%的拉动力，但是制造业里面的70%还是房地产相关的制造业。基本上房地产行业成了中国经济绑架式的行业，变得毫无可替代性，这是这个国家非常危险的命脉所在。 1、几乎看不到未来产业、科技创新、第三产业和现代服务。 2、即便在国际经济环境如此严峻，房地产调控如此水深火热的11年，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投资仍然有较大增长，并且投资比重呈现此消彼长的集中。说明什么呢？ 3、是没别的投资渠道？是为了保增长而增长？产能过剩了？ 二、21世纪不是中国的时代 我们看看“明日之星”对我们的压力。21世纪亚洲是不是中国的时代？我一直非常怀疑这个命题，我认为恐怕还不是。从人口年龄结构，教育结构和科技拉动以及跟世界接轨来看，恐怕印度对我们的压力最大。 过去五年印度在世界上是一个发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经济增速很高，开放行业管制，民营企业充分参与竞争。印度人聪明智慧，我到硅谷走访了两次，硅谷大的包括制药厂、化学工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它的研发中心基本上你看到中国的人的机会很低，印度人的比例特别高，但是在实验室里中国人的机会很高。 印度在未来30年里人口会成为我们巨大的压力，研发能力、英语环境包括跟世界上很多法律制度等等沟通的便利性导致其实在亚洲印度未来的增长对中国的发展是造成巨大的挤压。 在国防战略里，我们国家对中国西南部地区的稳定，一直非常担忧，因为印度的崛起会使得西方的势力在印度的整个国防包括军事领域的战场上会一直长期不懈进行布局。如果我们的西南部地区的不稳，使得那个地方对中国的整个国防带来重大的危险，而印度的崛起恐怕这件事情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 谁来挑战美国的人口优势？美国的人口优势很难挑战，海涛主任在美国待了多年，我们有理想，有教育理想，从国外回来的人都是希望在教育上，在人才上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助力。 我在美国的大学走访了好多次，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美国的人口优势除了生育率挺正常之外，移民优势太厉害，用移民的杠杆不断在补充有创造力的、有思维活跃能力阶段的人口，通过大学乃至于中小学都成为移民的杠杆。 这样的过程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压力是很大的。美国的整个年轻人创造力在全人口占比一直是持续维持在非常健康的状态。如何能够在人口的竞争优势上跟美国抗争，这也是未来的中国和你们这一批年轻人持续不断碰到的话题。 不确定的“高度”，21世纪真的是中国的世纪，其实我们很重要的问题是在面临人口结构迅速恶化的过程之中还要同时快速改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跟发展结构，以及克服不要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非常严峻的话题，其实我们会面临经济陷阱、社会陷阱、技术陷阱、效率创新和内需的陷阱以及能否真正通过理性的城镇化来逐渐的改变中国未来的产业布局以及人口的格局问题。 这个问题是会持续在未来十年的中国被一直讨论的问题，如果能够越过去，会获得新的增长，如果不能越过去是非常麻烦。时间很短，只有15年。15年如果不找到发展的道路，肯定会被社会挤压到很难堪的境地。中国潜在的风险，习主席讲得比我多得多，贫富分化、政治改革、环境资源，这是三大中国面临的潜在问题。 三、中美印俄 我们拿中美印俄四国人口对比，我们未来是负增长的状态，印度会成为人口第一大国，2050年印度的人口总量将会超过中国4亿左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21世纪谁更老？ 未来的50年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俄老年人口比例分别为21.2和23.1，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在未来的50年里，印度65岁以上的比例仍将在14左右，不会出现人口的倒金字塔的现象，而中国在这里是最为麻烦的状态。 人才的资源谁更富有？这里比较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劳动力的峰值出现2015年左右，达到10亿，随后持续下降，2030年下降到7.9亿左右，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而同时这里在崛起的仍然是印度。美国持续稳定在一个非常稳定健康的水平下。 2030年这个数字7.9亿，告诉大家是我们只能按5、6亿来算，因为里面还有很多今天是贫困的和不能享受正常教育的人口。今天关注贫困地区的教育事实上是为未来的中国制造有效地发展能力很重要的内容。 哪国更有活力？未来四个国家里，中国老年抚养比例最高，社会负担最重，其次是俄罗斯，再次是美国，印度抚养比是最低的国家，最具活力的国家。 人才的聚集效应，长江MBA搞这样的论坛，我更希望大家未来是一种知识和智慧的碰撞，我们说美国的三个最有活力的城市，可能海涛教授也知道，一个是波士顿、一个是纽约，一个是旧金山，波士顿是最有意思的，是大学之城，100个大学在这个城市里，波士顿聚集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在这里，纽约是非常有活力的经济枢纽，旧金山硅谷是知识聚集的地方。 我发现年轻人和聪明才智的聚集，其实叠加效应是最大的，对社会的推动是无比大的能量。长江也罢，北京这样的地方也好，事实上是聪明才智的聚汇之地，能不能用这样的气场激发我们的创造能力，这是我们的学校和商学院的使命所在。 结语 回到人生的高度、高度和长度上，最后跟大家讲两句话，我们能不能成为领袖，能不能成为一个对中国未来有用的人才，更多的是在个人的素养和个人的修炼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在长江商学院也罢，就业过程当中再回炉也好，大家通过启发和启迪式的教育方法，来激发大家对人要怎么活着，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高度的人，有什么样的眼界，有什么样的耐力，有什么样的智慧和有什么样人生的思想的宽度，在这些方面可能要更多的修炼和学习。 最后一点，我一年半跑了好几个马拉松，给我最大的启迪可能还真不是对身体的锻炼，更多是对心理的磨炼。我跑了马拉松以后有特别深刻的体会，我们干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人生真的像一场马拉松，在很多地方都会碰到撞墙点和极限值，会碰到你真的不想干的时候，但事实上你越过这些以后，感受到是一种新的领会和新的境界。 因为长江很多人在跑马拉松，我希望更多在马拉松的赛场上见面，更多希望我们一起通过这样的运动，包括登山来体会更精彩的人生。谢谢大家。
2015年8月6日 -
毛大庆：透明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男生很少有人敢穿白色裤子。初秋时分，在朝阳公园南门外的北京万科总部，我见到毛大庆的时候，他就穿了一条白色的亚麻裤子，配着海蓝色的衬衫，显得干净、清爽、自然，穿着上就流露出北京人特有的个性和不同，这是毛大庆给我的印象。 实际上，接触多了，大家也会发现，干净、清爽、自然、有个性，不仅是毛大庆的外表，也是毛大庆的本性。60年代末期，出生、成长在北京国防科研大院的毛大庆，青年时代刚好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毛大庆在理想与激情燃烧的八十年代度过了中学与大学、在中国经济跨步迈入全球化的九十年代初期，毛大庆第一次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出国学习、深造、工作。后又作为海归重返北京，在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万科做执行副总裁，成为中国房地产行业第一批有海外背景的高级职业经理人，一路走来，顺顺利利。 经历的丰富多彩，以及国际化的工作背景，让毛大庆少了很多“50后”房地产大佬身上的复杂和沧桑，而多了不少国际化的职业感、责任感和现代感、透明感，这是时代赋予毛大庆的符号和色彩。 很少有人知道，毛大庆的父亲杜祥琬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的核心人物之一，著名科学家，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国家最早派到苏联学习国防科技研究专家，如果说邓稼先、钱学森、王淦昌、郭永怀等前辈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海归，杜祥琬也就是新中国送出国门的第一代海归。在之后的国家“863计划”中，又成为中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863计划激光专家组的首席科学家。 毛大庆的母亲毛剑琴也曾经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留学人员，回国后成为国内航空航天领域第一个女博士。后来，毛大庆的母亲长期进行航天设备的推进系统和控制系统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培养的博士、硕士很多都在神五、神六等国家航天事业的工作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父母有这么神圣的工作，让小时候的毛大庆觉得“自己跟父母离得很远”：首先，父母的专业自己听不懂；其次，因为工作的保密性质，别人家的孩子都知道自己父母的工作，而在家里父母很少给自己讲。毛大庆记得，小时候，家里是有规矩的：父母的房间，自己几乎很少进，父母桌上的纸自己也从来都不敢碰。 小时候，爸妈经常不在家，甚至三岁以前，自己只对父亲略有印象，对母亲几乎没有印象——在那以前，自己和父母经常不在一起生活，父母一直在四川绵阳的大山里工作。以至于自己三岁多，母亲回家时，把妈妈叫做“阿姨”。 对于母亲，毛大庆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已经年逾不惑时，还要每天晚上熬夜写博士论文。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用钢笔手写的。 提起父母，毛大庆会想到的词语是敬重、敬佩、敬仰、崇拜，反而不是普通人家常有的亲情、温馨、关爱这类词。但是，毛大庆依然深爱父母给了自己另一种形式的爱，比如做人的价值观、眼界、看待社会的角度、人要有追求、有韧性、以什么为快乐等等。比如有一个在火车上的故事，让毛大庆重新认识了人生。 那年，高考结束后，毛大庆与父母出差去大连，父母坐软卧，理论上可以帮自己也买一张软卧，但是父亲并没有这么做，而是给自己买了一张硬座。父亲说白天可以在软卧玩儿，晚上睡觉必须自己回到硬座车厢去。那时候的火车，硬座车厢环境很差，和软卧车厢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结果，由于毛大庆白天没在，硬座座位也被人占了。自己回到硬座车厢时，只能让乘务长给自己找个地方挤一下。那个晚上，毛大庆只得拿两张报纸坐在厕所门口。那个地方很臭，睡不了觉，自己只有看车厢里面的人来打发时间，发现大家都是满脸“不高兴”。 第二天，自己跟父亲说起昨晚所看到的。父亲说：“你看得角度很好，中国很多人其实是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很多人是贫穷的，生活很糟糕，很多人的生活和你大不同……”这件事情，到今天毛大庆还记得非常清楚。 毛大庆在大学学的是建筑设计。一毕业，就去了泰国和新加坡。经历了不同文化感染的海外职业生涯后，从1996年开始，进入到新加坡嘉德集团，而且一呆就是14年之久。 嘉德置地是目前东南亚最大的上市房地产企业，总资产超过190亿新币(约120亿美元)，已经在新加坡、中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马来西亚、印尼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在嘉德的14年，毛大庆参与了房地产各个产品类型的开发，包括住宅、酒店式公寓、写字楼、商场等各种业态。毛大庆也由最初的集团旗下的雅诗阁北京首席代表，成长为嘉德置地环渤海区域总经理，全面负责环渤海区域的整体市场开发，先后主持完成了包括北京来福士在内的十余个大型房地产项目。 2009年7月，毛大庆离开嘉德置地，转任万科集团副总裁和北京万科总经理。说起嘉德置地，毛大庆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自己曾写过一篇《有这样一段岁月让我永生难忘》的文章，来记录那段经历和对嘉德置地情感。 文章中写道：“嘉德之于我，已非企业和个人的关系，而是我最好的青春年华的寄托；与我相伴多年的同事们，更非领导和下属的关系，而是我人生里最值得珍惜的兄长和伙伴。” 在嘉德置地工作的这些年里，毛大庆深刻感受到，作为世界领先的房地产企业，嘉德在先进的内部管理机制、完整的体系化运作、高效的资金利用等方面，具有国内房地产企业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特别是嘉德置地拥有成熟的产业链条，以及强大的房地产金融支撑，既规避了产业发展的风险，又有着发展前行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嘉德汲取的营养让自己对嘉德充满感恩。毛大庆说，在凯德，自己永远是一个学生，自己的身上，也永远都有嘉德的影子。自己清楚地知道，嘉德给予自己的，比自己回报的多得多。 毛大庆在嘉德期间，先后取得了同济大学管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区域经济博士后资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房地产融资及伯克利大学EMBA研修证书。因为在新加坡公司工作的时间久了，毛大庆对新加坡的感情也很深。2011年，毛大庆出版了《一口气读懂新加坡》一书，《一口气读懂新加坡》从古代新加坡“淡马锡”开始追溯，详细介绍了新加坡的发展史，以及新加坡护照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国家落地签证待遇的奥秘。这个奥秘正是毛大庆理解的“新加坡”智慧：制度、规则、文化。 鉴于对人生和事业有着更深入的认识，毛大庆本着“将跨国公司国际化的视野和国际化的管理经验，嫁接到中国的本土企业之中，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的目标，毛大庆于2009年8月，加入万科集团担任集团副总裁兼北京万科总经理。 实际上，这也正是万科希望毛大庆加盟的原因。王石曾经坦言，拥有国际视野、具备中西方管理经验的毛大庆是万科心目中理想的管理人才。邀请毛大庆先生加盟万科，正是希望充分发挥毛大庆，多年在房地产开发运营领域的专长，将国际化的视野和管理经验引入万科，帮助万科进一步丰富市场格局。北京是中国消费能力最强的房地产市场之一，也是万科北京区域的中心城市，相信毛大庆的加入，能帮助万科进一步推动产品线领域的创新发展，不断开拓新的市场空间。 拓展万科的北京房地产市场“谈何容易”。几年前，董事长王石曾亲口承认：“万科1993年最早进入北京楼市，但业务一直做得不成功，地产销售排名十名之后，从来没进入过北京销售的前十。”有房地产资深人士也提到过，从1993年北京万科第一任总经理算起，到2004年，北京万科总经理梅开八度，总经理10年换了8个，这在品牌企业中实属罕见。 斯文、儒雅的毛大庆能不能给北京万科带来“突破”？最初，很多人都替毛大庆捏一把汗。但就是这个不温不火的“白面书生”，悄无声息地给北京万科带来奇迹，让北京万科成功占到“第一军团”的位置。2011年，在楼市调控之下，不少房企集团业绩呈现不同程度的同比、环比下滑，但北京万科的销售业绩继2010年之后再度冲破百亿元，成为2011年销售“老大”；2012年10月，北京万科的销售额再突破100亿元，提前3个月完成了2012年全年销售任务。 在很多人看来很难的事情，让毛大庆看似举重若轻地实现了。有人说毛大庆“大智无形”。他自己却从不关注这些，依旧认真、用心地做好自己的本分。 也正是基于此，一些人觉得毛大庆没有架子，没有地产“大佬”气质，而了解的人则知道，这其实正是毛大庆独特的智慧所在，只不过有人不了解罢了。 毛大庆说自己更重视制度、规则、企业文化等团队意识。现代企业要靠制度管人，而不是人管人。制度要让人有激情有活力，而不是束缚人。这样企业才能“透明”、干净，才能长久发展。 这种职业经理人的理念，可以让自己摆脱了“复杂的”人际关系，一切化繁为简。自己也因此而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跑步、骑自行车，写作，做公益活动。很少人知道，多年来，毛大庆一直资助汶川地震中的芭蕾女孩李月，并把这个孩子带到了北京，帮她治病，同时为她联系学校，在背后默默地支持她，与李月情如“父女”。 显然，毛大庆的生活要比工作精彩得多，“工作很重要，但那仅仅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毛大庆，也是很多中国优秀职业经理人的人生态度。 毛大庆告诉我，自己将抽时间把多年来，自己记录老北京生活；和自己童年记忆的随笔博文《童梦京华》整理出版。文章选自《凸凹楼市·人物》
2015年8月6日 -
毛大庆：在北京，单薄的经营思想很危险
毛大庆认为，北京万科必须学会经营资产的能力，哪些产品需要“货如轮转”，哪些产品需要“金屋藏娇”。房地产在北京还有很长的未来，但一定要立体经营，多元化发展。 在一座围合式布局的矮层办公楼中央，是一片塑胶运动场。每天中午休息时间，都有乒乒乓乓的声音传来。这片运动场既可以打篮球也可以踢足球。办公楼离朝阳公园很近，下了班换上装备就可以去跑步。食堂在地下一层。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北京万科总经理毛大庆用“漂亮”二字来形容食堂。 费口舌向记者们介绍万科在北京的办公楼，并不是炫耀福利，而是想说明一种新理念在写字楼产品上的运用。毛大庆透露说，北京万科打算做一个让工作在其中的人不想下班的写字楼。可健身、可洗澡、可娱乐甚至是可以住宿的，可能还会有胶囊酒店。新理念将在顺义天竺万科中心首先尝试。 除了天竺项目以外，万科在北京还操盘了9个写字楼，分归于不同的产品线。万科打算将做社区商业的理念，服务写字楼人群。 从零售商业到写字楼，从物流地产到养老地产，和百度合作，与对外经贸大学成立万科区域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眼花缭乱的动作背后，掩藏着“老大”的生存焦虑。“在北京这样一座城市，单薄的经营思想很危险。”毛大庆说。 多元化路径 “如何定义和规划北京万科的未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 毛大庆加入万科后首次在公开场合回答这个问题。他告诉记者，“大约两年前，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对我说，北京万科要立志成为一家优秀的房地产公司，而不是万科集团中优秀的一线公司。”王石的话对毛大庆触动很大，毛大庆称对北京万科的所有希望和规划都在沿着这个思路走。 他进一步解释说，优秀公司的出发点首先是经营健康的公司。北京万科努力在几个维度上提升能力。首先是以现金流为核心的经营思路。“原来的想法是，集团在上，什么事不行就往集团怀里躺。”毛大庆说。截至2014年6月28日，北京万科(不含京外项目)今年上半年已完成117.3亿元的销售额。这个新记录，不仅是万科的，也是全行业的。“一线公司不能再啃老，‘儿女’当自强。”毛大庆说。 如果仅仅是卖住宅、快速周转，无法适应北京的土地市场。事实上，不仅仅是北京，一线城市的纯住宅用地供应量都在急剧萎缩。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2013年北京市成交土地中，仅有11%左右是纯居住类地块，45%左右是含住宅用地的综合地块。 毛大庆认为，北京万科必须学会经营资产的能力，哪些产品需要“货如轮转”，哪些产品需要“金屋藏娇”。房地产在北京还有很长的未来，但一定要立体经营，多元化发展。 在社区商业板块，万科在努力追赶领汇模式。商业综合体和写字楼在学凯德的经验，与资本市场结合以及整体退出。养老地产产品将在明年推出。除了熟练的住宅开发以外，其它新板块都规划新的未来。 复杂的业务条线，纷繁的合作背后，北京万科进入新领域的操作逻辑实则简单。结合万科的现状，模仿或学习最优秀的公司。建立新的管理团队，内部人转型和外部招聘相结合。万科也从万达、绿地等公司挖角了一批专业人才。借助外脑，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合作研究养老地产，与对外经贸大学合作成立万科区域经济与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与百度、从事写字楼认证的BOMA公司(国际建筑业主与管理者协会)合作等。 建立产品线，标准化后再进行复制。万科的写字楼产品有三条产品线。北京万科副总经理肖劲称，一是万科中心系，为最高端产品，主要为甲级或超甲级写字楼，是多业态纯商业综合体，包括首开万科中心和天竺万科中心2个项目；二是金域国际系，定位于中型城市商业广场和区域商务配套中心，一般紧邻产业园区或传统商务区，布局在融合住宅、商业、办公的城市综合体中，包括住总万科·金域国际中心、金第万科·朗润国际中心2个项目；三是万科天地系，以服务小微企业、创业家微乐园为目的，讲究SOHO办公，户型灵活实用，企业购置门槛低，包括万科长阳天地、长阳半岛V公馆等项目。相似的是，在进入零售商业时，万科也划分了产品线。 越大越危险 今年1月21日，万科B股转H股媒体见面会上，万科总裁郁亮称，万科甚至没制定新一年的目标，“房地产企业越大越危险”。在他看来，小企业实现一个具体的经营目标很容易，但企业大了，不能只用销售收入来衡量。 万科财报显示，在万科前十名全资附属公司中，2013年，北京万科的营业收入排名是第7，净利润排名第2，总资产排名第1，净利润率排名第1。但另一面，万科北京区域的销售利润率排名倒数第一，资产周转率排名第三，权益乘数排名倒数第一，净资产收益率排名倒数第一。 房地产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性，投射在全国化扩张的公司中，确有一些区域公司的利润，无论职业经理人怎样努力，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但从公司大的战略布局又无法舍弃。它也同时意味着，要达到优秀的标准，北京万科亦有需要提升的地方。 毛大庆相信，学习能力能弥补万科进入新领域欠缺经验的短板。但一位曾在万达等公司任职过、在商业地产领域从业超过15年的同行在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交流时表示，无论是万达还是万科，从公司的DNA来看，他们都是售卖型的公司，和持有型公司的企业文化有本质性的区别。售卖型公司做到60分就已不易，而持有型公司以做到100分为目标。在增量市场上，60分就可以完成任务。而存量市场上，越优秀的公司活得越好，风险越小。随着城市化进程进入尾声，存量市场迟早会到来。 北京万科2014年总体业绩将超过2000亿，其中35%来自于非住宅。据21世纪经济报道了解，非住宅部分三分之一打算经营，三分之二打算散售。经营并不是等于长期持有，有些项目可能会学习凯德模式，持有一段时间后，在资本市场上寻找退出渠道。 北京万科面临的首要困难，是目前散售型写字楼销售状况不佳，中小投资者一直在观望。从布局来看，万科的10个写字楼项目全部位于非核心商务区和新兴产业区。这些项目几乎全部是综合性地块的一部分，万科进入写字楼领域有被动的成分。 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看好偏远地区的散售型写字楼，因其难以保证出租率和收益率。北京万科需要研究产业布局，甚至是主动引入一些企业。毛大庆称，北京万科也在努力学习华夏幸福能卖会租的模式。（文章选自21世纪网）
2015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