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
- 首页>
- 活动>
- ������������
������������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汪潮涌：中国未来需要四种人才满足新经济需求
汪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我觉得李克强知道人们所创造的所有的工作。上周他去了中关村，在3W咖啡馆喝咖啡，他认为促进创业精神，特别是通过新的企业是很好的方法来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这样会减少低端的制造行业的机会，减少房地产业的空间，我们需要创造新的空间、新的工作去满足新的需求的空间。 李总理提到新创企业就是创造新的工作的机会，他很清楚有哪些行业会创造新的工作。对于创业资本来说，对于风险投资家来说，我们向后期创立的公司进行投资。我们也创造一些新型的行业，这些方面在新能源、TMT、大数据、高端制造业方面都创造了很多投资机会。 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需要四种人才来满足新经济的需求或是经济升级的需求。 首先新一代的企业家具有创业精神，有很多好的想法来进行创造性的行业，特别是一些新兴行业。 第二点，我们需要新一代的服务业的劳动力人才，他们有很好的技能、很好的培训，效率非常高。因为服务业、消费促进的经济发展，需要和制造业不同的劳动力的人才，和过去不同。 第三点，显然，我们还需要全球化意识的人才，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产品都不断向海外扩展。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促进，我们需要一种新兴的全球化的人才，会讲英语、会讲外语很好的人才。 第四点，是需要专业化的管理型的人才。大家都考虑去创业，但是却很难去找到一些忠实的职业化的中等层次的管理型人才。 可以说我们所碰到的每个人都想到去辞职创业，实际上这让我很担心。并不是每个人都适于去创业，我们还需要比较稳定的管理层的工作。 新型的行业会创造出海量的工作机会。比如说在中国，如果我们看一下农村地区的话，新增的工作在环保行业很多，比如说园艺行业，我们需要很多的园艺技工，如果使中国想去发展农业，特别是赶上美国、欧洲来发展农村地区，我们需要2000万到3000万园艺工人，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在服务业创造出来。 此外，电子商务行业，创造了不只两千万的新就业机会，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和提高了服务效率，而这些就业机会在此前是不存在的，现在因为移动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的发展，才有了很多企业的发展。新一代的人才也喜欢这种类型的工作，很自由，也让他们有机会干多份工作。 实际上这些新型行业创造的机会是海量的。比如十年前当我正投资华谊兄弟的时候，当时私营的电影公司在中国刚刚开始。在当时，整个票房收入少于10亿人民币，而现在则是40亿，事实上，当时互联网的收入也是非常小的，但现在却可以说是数以万亿计的数额。所以，新兴的行业带来了很多工作机会。 两周之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清华大学演讲，提到目前的《劳动法》过于不成熟，对于用人单位施加了很多的负担，但却没有对员工形成足够的保护。此外，养老金制度以及《劳动法》也需要在中国进行改革，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在新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经济的发展要求。 还有则是关于教育方面，我觉得职业教育、技校教育非常重要。 在中国，确实有像蓝翔这样的技校是技术类型的培训学校，他们可以培训高质量的工程师，以及技术人员，这使得我对于制造业的培训并不担心。然而，我更担心的是大学每年生产700多万的毕业生，怎么能够让他们的毕业生找到适当的工作。大学需要改革，他们的教育课程设置需要改革。 在上周，我们有两个与教育相关的项目，旨在帮助大学毕业生寻找夏季的实习机会。通过夏季的实习，可以让他们更多了解真实的世界，可以很好的桥接学校所学到的和公司所需要的。譬如说像软件工程师，在学校学生学到的和现实的需要没有那么完全一致。通过实习项目可以让学生在IBM、思科、苹果公司找到实习的机会，然后了解公司实际的需求，从而在他们真正找工作的时候会有更好的经验。 我们投资的另外一个公司是新的一所学校，他们一方面培训的是无人机的操作员和飞行员；另一方面培训的则是未来的护理人员，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的护理照料人员。中国的老年人照料护理行业现在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行业，整个中国的缺口是1100万，在这个方面的机会是非常巨大的，有很多新的就业的创造机会。 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让大学的毕业生改变心态，能够愿意去接受这些服务类型的就业机会。 我们要授之以渔而不是授之以鱼，而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人在哪里可以找到鱼，我们需要告诉投资公司、潜在的初创企业家如何去找到新的机会。最近，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寻找一些关于体育方面的投资。四个月前，国务院通过了一个新的政策和规定，就是促进体育行业的发展作为新经济的经济发展机会。李克强总理给了一个特定的目标，就是在2020年体育行业在中国应该达到5万亿的总收入额，所以这对于新的公司来讲会面临着巨大的机会，会带来更多新的工作机会的创立。 我觉得，对于大学毕业生，如果他们想去创业，这是一个新的行业，理应被考虑。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互联网平台、新的APP来教人们如何去找到更方便的体育网球场，如何找到好的教练来进行体育锻、健身，这些新的机会可以说每天在各种地方都存在。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领先一步”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7月28日 -
徐小平：创业将改变中国未来社会秩序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在天使投资领域，我们能看到整个中国的新经济欣欣向荣，中国人的创造力波涛汹涌，充满希望，而他们往往都是一个人在一年之内创造起来的。真格去年投了120个项目，一年之内能够创造三五十个。比如有去年刚上线的，到现在已经雇了600人了。这600人在统计数据看不到的，李克强总理看不到，但我看得到。 从用电量，从火车皮是看不到的，他们只是一个电脑，但是他们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这些人甚至在之前都看不到。在新经济的情况下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被创造了，社会需要很多新的工作技能，工作技能每天都在被创造出来。目前政府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政策来鼓励创新，鼓励创业，这是我看到有如此多的希望的原因。我看到了这么多工作增长的机会，也看到对于年轻一代来讲的机会，尤其是对于受到教育年轻人来说他们正面临巨大的机会。 而对于人们的雄心壮志，通常是对于新的机会来说，人们的预期是不一样的。大学毕业生可能会渴望成为公务员，但是现在在新经济的电子商务或者是互联网经济领域也有很多的机会，也有很多的迅速致富的故事，所以人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想去进入这些领域，比如传统的政府部门、国企或财富500强公司。但是在过去的三到五年内，人们的心态改变了，变化非常快，从政府、从大公司、从财富500强公司转到了初创公司，比如到小米，甚至是顺丰。 我投资了一家公司，五年之前都不存在。当时只有一个人，从斯坦福毕业后，他想开始创业。而现在他有5000个员工，它是一个电子商务企业，是一个40亿的企业，这就是聚美优品。所有的这些制造业的企业可能在韩国、日本，韩国人、日本人的化妆品在那里生产，然后由聚美优品进行销售。 现在中国有一个优势，即全世界为中国的消费者打工，而高级的都留在中国。 从教育框架来说，我觉得在过去二十年当中，中国的大学生对于职业的认知和工作未来的预期，也有着非常大的变化。 现在我看到了一种新的趋势，原来，一个毕业生毕业后倾向于去咨询公司、投资公司或大公司。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像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清华、北大的学生都不想找工作，想自己创业，和朋友一起创业。或者他们希望能够加入别人的初创企业，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惊叹的。历史在发生变化，趋势发生变化，人们的认知、概念、观点都在发生变化。 这是整个一代中国人思想的解放，这个会真正并且彻底改变中国社会未来的秩序。 此外，这种创业社会所带来的结果则是劳动力的创新。几天前，李总理在中关村，有人给他一杯卡布奇诺。他说，里面有很多泡沫，但是泡沫之后你会喝到很好喝的咖啡。在创业社会的泡沫下面我们看到的是新劳动力的创新、新一代人才的出现。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看到的是希望，看到的是机会，希望和机会是真实的。从教育框架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新的类型的思想解放运动。 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工作保障是一种新的认知，我们需要鼓励人们去拥抱风险。 过去在上海沿线的工作，现在则在成都、重庆、西安那一带，比如说富士康在重庆有最大的电脑制造商。并且就在过去几年间，我们看到在成都、西安、重庆甚至兰州这样的地方，也开始迅速崛起。 虽然我的投资大部分在北京、深圳、上海，但是越来越多地看到来自于成都等地方的力量，有很多好的游戏公司都是成都那里出现的。还有重庆，特别是在最近两年当中有好多O2O企业的崛起，用移动互联网连接人和服务。这是非常典型的传统机会，通过互联网进行连接。 比如，有一个公司叫功夫熊，是按摩型的企业。每天他们有几千单，很多人原来是做工厂工作的，现在变成按摩师了。这个转变没有那么困难，原来是生产手机，现在可以按摩人们的身体。 最后，我觉得这些初创公司的公司可以说是最好的鱼船，让人们去学习捕鱼。我们要赋权给年轻人去做自己的想做的事情，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要赋予他们力量。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领先一步”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7月28日 -
张亚勤：“一带一路”可通过互联网企业提升影响力
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一带一路”战略恰逢其时 其实谈国际化，一个是跨国企业怎么样在中国成功，一个是中国企业怎么样“走出去”，谈了很多年，至少有15年、20年。现在提出“一带一路”这个大的战略，时机是最好的，条件也比较成熟。我觉得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互联网产业为例，这么多年来中国企业整个的品牌也好，影响力也好，全球影响力大大的加强。10年前、15年前在美国只知道几个品牌，现在有一大批的企业“走出去”，相对比较成功。刚才谈到互联网企业全球前10名有4个是中国企业，另外6个是美国企业，所以中美在互联网整个产业上可以说是在都起了全球的都有领导作用，在中国讲BAT。我到了百度差不多10个月，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五一的时候说要偷偷的去到菲律宾几天和朋友们去玩，是没有工作的，三天休息一下。结果去了之后，也不知道谁说出去了，来了一批人，他们说中国搞“互联网+”，能不能把我们“+”一下。中国企业在外面品牌影响力已经打出来。 第二，中国的市场本身，特别是互联网，是充分竞争的，竞争的强度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厉害。互联网的每一个行业在中国的打法和竞争的程度，包括一些创新，其实在出去也都管用。比如我们在巴西买了一个团购的公司，一开始和GroupOn，它是做团购的鼻祖，一开始有竞争，我们只有35%的份额，后来经过半年左右我们把国内做团购的方式，比如电影票可以订到座位，简单餐饮出行的方式，介绍之后，半年左右，现在占55%。所以很多东西中国的一些策略，中国的一些应用方面的创新，运营的创新，都是可以输出的。 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必须的，因为企业做大了之后，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资源的一种优化和配置。不管是人才也好，技术也好，还是以市场为资源。比如说我们发现往往在美国雇这种高端的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比中国可能还便宜，可能流失率还低。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我15、16年前回国的时候，当时在北京来建立微软的研究院，招中国人才做全球的技术的产品。现在百度在硅谷建立了一个研发机构，雇美国的人才做中国的产品，这很有意思，全球范围之内的人才在大的优化和配置。可能也有很多坑，公司出去有很多的挑战和很多的坑，一会儿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企业走出去要充分考虑本地化 企业“走出去”之后，肯定不能用在国内一样的打法。比如说百度在国内是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在伦敦、在英国为什么有优势呢？显然优势很小。到了东南亚优势也不大。做PC搜索，如果跟国内的同样的打法肯定很困难。有很多东西可以输送出去，比如说移动的应用，移动有一系列的应用，包括安全的、省电的、加速的、文件管理的，这些应用在国内开发很快优化到全球，这也是互联网的好处。所以我们做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移动的产品现在全球已经有2.2亿的用户，这2.2亿我们所用的市场的费用比搜索要小得多。如果在国外还做同样的搜索方式，建数据中心肯定不行，我们通过更轻的方式，用移动和全球运营的系统，我们在国外有很多的合作，跟Facebook的合作和微软的合作。再比如说在巴西做团购，在日本我们有一个产品叫“好123”就做得很好，包括输入法，在东南亚我们走移动的产品，每一个国家不一样，但是和百度本身都基于百度现在的产品技术，也不能脱离母体。陈永正陈总在这儿，我们当时在微软的时候，一块儿管理微软，亚太大中国区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微软在全球做得很好，到中国怎么本地化、中国化，我到日本去说百度是中国的公司，全球的公司，到日本就是日本的公司，必须要考虑本地的生态、本地的合作伙伴、本地的用户习惯。互联网是一个全球的技术，是一个本地的现象和服务，我一直讲四个现代化，技术人才可以是全球化，但是市场一定是本地化，服务是个性化，产品是多样性。更多发挥互联网企业的作用 “一带一路”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其对中国整个的发展都有决定性的作用，绝对是一个好事。现在“一带一路”出去的公司基本上都是重资产，包括交通的、物流的、基础设施，这都挺好。我希望也能带上我们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其实有很强的竞争力，在整个大战略当中也会起到一些作用。跨国公司也是中国企业 我在跨国公司工作了16年，在微软工作了16年，在总部工作过，在中国也工作过，有很复杂的这种感觉，讲到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中国的新常态下，跨国企业的早期优势现在已经没有了。比如说早期在10年前是有绝对的人才优势，最好的特别是在IT这个领域，最好的人才是到跨国企业，五年前有相对优势，现在其实都没有了。现在最好的、最顶尖的人才是创业了。当然还是有很优秀的人才，这个优势已经没有了。资金优势也没有了，政策优势更没有了，进入一个新的常态。好处是整个中国的环境越来越市场化，法律越来越清晰，市场空间越来越大。这是有好处的。 第二、跨国企业也是中国公司，也纳税，也为中国贡献力量，要公平的对待。现在我看到现在很多正面的一些迹象，就是政府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是支持一个产业或者是支持企业，政府的法律法规越来越清晰。所以，不管是国内公司也好，跨国公司也好，希望运营的成本、沟通的成本越低越好，有越来越多的可预测性。现在最害怕的是搞不清楚政府有什么变化，我们有一些部门，包括百度也是，一个部门忽然说由于上面一个什么政策就停了，业务不能做了，这一定要更清晰一些。中国企业出去和国外企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越来越对称的。我们怎么对待别的国家在中国的企业，人家就怎么对待我们。所以说市场化、法律化、公平是我们未来政府所做的重点。 （本文节选自其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专题论坛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7月28日 -
王辉耀：互联网全球化给中国带来巨大机遇
2015年7月25日，首届中国国际“互联网金融+”生态构建峰会在京举行。本次活动由众融中国总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作为学术支持机构参与峰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先锋、商界领袖、创客代表、众融公众投资人代表参与峰会，共话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性开局与生态性发展新局面。 2015年是“互联网+”元年。本月18日，国务院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一次从中央政策的角度肯定了基于互联网的金融创新，政策利好的大背景下，必将有助于互联网金融平台更加快速的发展。本次峰会旨在探讨互联网+如何规范发展，并深入挖掘企业互联网+的政社、教育与企业自身构建的问题。 CCG主任王辉耀受邀参加本次峰会，并发表“抓住互联网时代机遇 积极推进互联网金融国际化”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能参加今天的论坛，感谢大家来到北京。今天我来讲中国与四次全球化的机遇问题，其中，我将重点讲一讲互联网全球化的机遇。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机遇问题 改革开放37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排名世界第二，中国也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国家。 中国第一次全球化机遇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是1979年。第一个开放的政策是恢复高考，派出留学生。接下来进行四个经济特区的试点，在广东和福建。然后又进行了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开放。这一拨全球化浪潮带领中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比较保守的状态，从文革，经济走向崩溃边缘的状态，变成了经济大发展的状态，特别是1992年南巡讲话带来中国的市场性。这次改革开放是中国第一次全球化的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共有四百万的留学生。中国到海外的人士八到一千万。每年出去旅游的人超过一个亿，第一拨改革开放带来很多的机遇。 第二拨我们把它定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第二次全球化的机遇，参与全球化的机遇，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2015年中国加入WTO十四年的时间，中国的GDP翻了八倍，中国的对外出口也是翻了七八倍，所以说中国整个开放，抓住全球化的机遇，中国三亿多农民工和全世界的几十亿消费者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的辉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贸易国。中国经济在过去这几年迅猛的发展起来。 还有第三次全球化机遇，互联网的机遇。互联网时代也是中国发展一个大的机遇，也是全球化的给中国带来很好的机遇。这个中国抓住了，而且中国抓住了具备这个后发的优势，人口众多，市场巨大。一下子中国就上来了。当然还有第四次全球化的机遇，就是中国最近这一两年提出来的“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的建立，包括私募基金。这些是新一轮的中国全球化，过去中国的全球化改动中国是内向型的开放，内向型的引进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主动走向世界，中国主动走出去。中国要参与全球化的竞争。 所以说这四个全球化的机遇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大幅度的经济发展，每年GDP保持在8%的规模，与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问题是分不开的。 这里面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就是中国如何抓住互联网这次浪潮，从世界传到中国，实际上互联网就是全球化。互联网就是互联互通，我们就是一个地球。互联网这个全球化的机遇我想分几个点来讲： 第一，中国大跨度的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中国互联网发展很快，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利用了国际互联网技术的效果。中国坚持开放很重要，互联网必须要坚持开放。追赶世界科技发展。到今年6月份中国网民达到了6.68亿，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48.8%，移动互联网也是发展的非常迅猛，到今年的6月份，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5.94亿。这一年就增加了三千多万，2015年上半年中国在手机支付、手机网购，手机旅行、预定规模达到2.7亿和1.6亿。增长也是非常迅猛。互联网的快速增长让中国这种规模效益和后发的效益得到巨大的发展。 不光是在互联网，中国实际上后发的优势直接跳过了固定电话的时代。我们原来装一部电话非常难。80年代装电话的时候，要交五千元人民币的预装费，还要排队申请。中国跳过了固定电话时代，直接进入手机时代，经历了很短时期的2G和3G时代，立刻进入了4G时代。后来者居上的速度非常快。 风险投资在海外产生了二三十年后，才被中国了解，三十多年后才被引入中国，中国也发展非常快。众筹的模式兴起就几年的时间，就被中国国内投资人采用。这方面后来这种后发优势非常快。中关村是引入众筹模式的第一地区，京东、百度等大型互联网企业纷纷于2013年推出众筹项目。 第二，互联网金融面临巨大发展机遇 中国的服务业比例只有50%左右，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占到80%，这里面有巨大的增长空间。靠着互联网金融仍然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金融体系有待完善，市场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讲，市场要起决定性的作用。互联网金融有利于市场化，有利于中国市场化。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革新，也促进了金融创新，金融机构更要重视用户体验。实际互联网金融就是大家在用，用互联网的服务在投票。互联网金融需要加强推动，还有很多挑战。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互联网金融的趋势正在越来越迅猛。 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改变我们思维的方式，中国未来青少年一代（80后、90后）都是互联网的一代，更加依赖互联网的产品有更优要求。这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便是佐证，中国也将拥有最大的互联网金融市场。 第三，互联网金融促进创新创业 互联网金融促进创新创业。现在国家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互联网是最好的帮手，最好的工具，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极大的促进了资本人才、商业人才和技术的背景，众筹的模式打破了传统融资的模式，甚至超过了风险投资的局限，所以和这些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等各种模式融合在一起，创作一个完整的体系。 第四，中国的互联网也要走出去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应加大互联网产业走出去，我国能源企业，制造业都走出去了，但互联网企业还没有。互联网企业具有规模小、高密度人才的特征，要走出去，更加灵活方便。 中国在互联网方面，前十名的互联网中国占了好几家，互联网不光在中国运行成功，也要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互联网的企业走出去了没有？我认为机会是非常大。这方面的要求我们要抓住互联网全球化的机遇，把中国互联网企业推向国际，互联网企业和世界接轨，互联网行业更新换代急剧迅速。互联网和产业的结合，互联网+的精神在中国这种提倡，所以说是非常适合中国在跨越过去这些发展的阶段，直接进入21世纪。甚至进入22世纪。 最后，关于互联网行业的未来趋势预测 互联网行业未来在这个发展是巨大的，特别是在中国。中国要抓住互联网的发展前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有十四亿人口，市场巨大，互联网创新的速度极快。所以说要通过互联网来扩大市场，扩大企业创新能力。而且要走向世界。通过这个走向世界，包括“一带一路”动向，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利用好互联网是非常重要的。 要想把市场，把这个服务各方面做好，要做大做强一定要用互联网的帮助，更好的注重互联网企业+。中国创造了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引领中国，会带领中国的企业走向更大的未来。 互联网+会产生更多的互联网创业+、互联网企业+。我们应该关注互联网创业的教育，互联网精神的教育，互联网众筹的教育。今天这个会非常好，是不断的推广，借助国际智慧，借助国际经验，在众融、众包、众智的时代，这个是我想分享的内容。 我谈到了四个全球化的机遇，其中最大的一个机遇就是互联网全球化的机遇。今天有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互联网的，包括金融众筹方面的专家。是一个很好的分享机会。谢谢大家！
2015年7月28日 -
【青年参考】创业遇挫 海归如何从头再来？
最近，一则“海归创业屡失败，心理失衡走上贩毒路”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湖南吴姓男子，早年留学加拿大，在留学期间就开办公司赚得第一桶金，回国后“水土不服”，创业屡次失败。眼看身边的朋友事业有成，心理失衡的他竟冒险走上贩毒路，只求一夜暴富。近日，武汉警方将其缉拿归案，以其为首的4人贩毒团伙随之落网，警方共缴获毒品52公斤。 近几年，海归回国创业一直是热门话题，媒体上也经常出现“‘90后’海归创业团队3个月公司估值破千万”、“留英海归舍弃CEO职位，开启公益创业之路”之类的报道，海归创业成功的故事层出不穷。 但创业难免失败。在一些项目顺利运转的同时，更多的人正在经历创业失败。即便当下顺遂，也不意味着未来能一路高歌猛进。对每个海归创业者来说，遭遇各种困难和障碍，几乎是创业过程中的必修课。海归回国创业遭遇“水土不服” “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优厚的国家扶持政策，是近两年海外人才纷纷回国创业的关键因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告诉《青年参考》记者，但商业环境的差异也让海归创业“水土不服”的现象屡屡发生。很多人在国内创业不利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脚下的市场认识不足。 “我们的技术还算牛，但面对市场确实很为难。”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创业经历，“80后”鲍刚（应本人要求使用化名）露出一丝遗憾的神情。2011年从英国学成归来后，他加入江苏一家移动广告初创公司，企业的创始人兼CEO是他留学时认识的学长，“做技术出身，人靠谱，信得过”。 “当时移动互联网的概念很火，加上我们在国外学的技术还算过硬，投资人愿意出钱，产品一上线反响非常好。前期通过烧钱，我们把开发者稳住了，但一直不见广告到位，我们用尽了各种营销手段，甚至不惜降价吸引客户。”鲍刚对《青年参考》记者说。 “CEO召集员工天天开会，用最快速度进行产品迭代，可情况依旧不见起色。慢慢地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前后一年多，技术骨干一个接一个离开，广告销售团队最后也解散了，资方随即停止注资。”在鲍刚看来，当时同期发展的移动广告公司，诸如多麦、唯一等后来进展都不错。而他们吃亏在销售和推广，没有精准的市场策略，更没有专职且精通的销售主管。 “创业，对的位置一定要有对的人。海归的技术和管理背景占优势，但市场方面一定要有熟悉本土的人，才能接地气。”据鲍刚介绍，目前公司还在，两位最早的开发人员仍奋战在创业路上，但他已经离职。从美国带回的开发团队出师不利 在美留学的徐敬程创立的公司目前正常运转，从去年驻扎中关村到现在，他见过不少创业失败或放弃的人。“放弃创业的人中，员工要比CEO多，很多人刚开始是想加入一个团队，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创业，但后来发现工作不稳定又辛苦，便产生了退缩情绪；而CEO和创始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创业梦，即便遇到难题，也会想办法解决，要么改变产品思路，要么加紧研发迭代。”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放在创业上同样适用。从《青年参考》记者接触到的创业出师不利的案例看，市场、管理、文化差异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海归创业项目夭折。 徐敬程向记者坦言，公司虽然融资到位早，运转一直正常，但自己从美国带来的技术开发团队，回国后遇到了种种难题。“周末加班对于很多中关村创业者来说再平常不过，我的团队却很少这样。我尽力为伙伴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租很好的公寓，公司出钱为他们办健身卡，但事与愿违。”最终，两名技术骨干相继离开。好在徐敬程早有准备，请到一位在技术领域摸爬滚打数十年的人员接手。 在初创公司待过、现已进入集团公司就职的魏瑶告诉《青年参考》记者，一些海归习惯了国外的生活节奏和步调，回国后马上创业，会面临和中国社会脱节的情况。“拿我之前的例子讲，公司创始人太nice了，每次让我们加班都解释好久，说加到晚上8点，一到点儿人就走，甭管手头儿的活儿做没做完……创业公司，尤其在中国，加班是不可避免的，太人性化反而会滋生懒惰和不负责任的问题，企业还是需要一些狼性的。” 总结经验最重要 创业是自负盈亏的买卖，从海归踏上创业之路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身兼数职，还要具备全盘意识和极强的抗压能力。 鲍刚说：“刚开始创业风生水起，我们豪情满满，后来渐渐难以为继，CEO动员全员降薪，我们也配合，但最后，公司连薪水都发不出……要说中间不想退出是假的，可看着一手打造的产品就这么没落，总觉得可惜。我是在最后才决定退出的。” 徐敬程认为，支撑自己一路走来的是创业的热情。面对巨大的压力，一定要及时调整。“我选择和团队一起分担压力，而不是一个人忍着。”徐敬程创业团队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是在国内读大学的宋航。两人虽不是同学，但交情甚笃，“我负责技术部分，和工程师沟通；宋航对国内熟悉，又在京津念过大学，负责管理市场和对接”。 “健身是我保持高效率工作的核心原因。说实话，创业很辛苦，而且生活工作很难平衡。重要的是你的精神状态，如果一个人变得不在乎自己、不关心身边人，那是非常可怕的。”在徐敬程的朋友圈中，每天都能看到他分享的健身图片。在他看来，这不是“秀”，更像是变相督促自己。 回顾2012年从第一家创业公司离开的那段时间，鲍刚说“自己的状态比想象得要好”，失败其实不可怕。“客观地讲，现在创业的成本相对较低，大多数时候是投资方在担负亏损。”项目失败了，总结经验最重要，败在经验不足还是缺乏对市场的精准定位，需要重新审视。 “是为了解决问题创业，还是为了赚钱创业”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的创业挑战赛上，真格基金的投资经理刘元介绍，他们每天能收到300多份商业计划书，其中海归创业项目占了绝大多数。但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创业者，成功的几率也非常低。 “对于创业失败或有创业想法的年轻人来说，再出发不如先进入资质完善、规模较大的创业公司积累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再创业，办事风格会成熟很多。”刘元表示。 有过一次失败后，鲍刚并未放弃，现在在北京再度创业，这次还是在熟悉的移动广告领域。“一年是新手，两年是熟手，三年到六年就是行家。”他向《青年参考》记者提到，身边已有不少二次创业或多次创业的人。 “是为了解决问题创业，还是为了赚钱创业？出发点不同，日后的结果截然不同。”“90后”徐敬程的公司去年年底起步后，今年遇到一些产品定位困难，“项目平台已经开发好了，但究竟上不上线，内部意见不一，上线的话情况不敢确定，后期维护成本很大，花费精力也很多。可如果不上线，有什么出路？”最终，他们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方向调整，决定另行开发一套产品，两个项目并驾齐驱。 在跟《青年参考》记者聊天时，他明确表示，在北京创业的这段时间，自己无论是对商业布局的理解还是待人处事，都有了很大进步。“感觉忽然之间懂得什么叫商业模式了。创业，意味着你要放弃稳定的工作，去追求不确定的东西，但这正是创业者与众不同之处。” “那些真正为解决问题而创业的人，在我看来非常了不起。即便中途遭遇坎坷，甚至失败，暂时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到时机成熟时，他们也会出来创业。”徐敬程说。文章选自《青年参考》，2015年7月15日
2015年7月27日 -
【第一财经日报】对话非行行长：非洲需要“非投行”
正在中国访问的非洲开发银行（非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行程非常紧凑，因为这几天他要见多位和他角色类似的财经界同仁。 他不仅要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外交部专管非洲事务的副部长张明举行会谈，还要在北京会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两个新兴开发机构的两位重要人物——中国提名的亚投行行长候选人金立群和21日刚在上海正式上任的金砖银行行长卡马特。 在卡贝鲁卡看来，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非洲发展的标志。非洲开发银行作为非洲最大的地区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到2013年底，贷款和援助款总额的近三分之二都投向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领域。 尽管如此，卡贝鲁卡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交流会上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非洲仍然需要一个AIIB(亚投行)——非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简称“非投行”)。 亚投行自2013年筹建至今的一个重要现实动力是，当前已有的国际或区域金融开发机构无法满足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 卡贝鲁卡告诉本报记者，非洲基础设施的缺口与与亚洲差不多，或许稍微大一点，大约有每年500亿美元的资金需求。 “目前，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正在变得更加积极有为，我们正在努力撬动私人市场，但也只是杯水车薪。当下，就算把国内税收、从资本市场转移过来的资金、从国际金融机构借来的资金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也只有5000万美元，但是目前的缺口是500亿美元。”卡贝鲁卡说。 曾任卢旺达财政部长、主导卢旺达内战后国内经济金融体系重建的卡贝鲁卡表示，当下我们需要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一个“蓄水池”性质的机制。 为推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缓解资金缺口，非洲开发银行在2014年9月正式成立了专注于非洲未来50年基础设施建设的非洲50基金(Africa 50 Fund)。 卡贝鲁卡介绍说，非洲50基金就是一个类似的机制，在非洲做着和亚投行类似的工作。 但卡贝鲁卡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强调，非洲仍然需要一个非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需要各种这样的机构来填充非洲500亿美元之巨的基础设施建设缺口。除了建立像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这样的机制，还应该尝试吸引私人资本进入“蓄水池”。 自2005年担任非洲开发银行行长的卡贝鲁卡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交流会上还说，当前的国际体系并不能适应今天全球化的问题，当前的多边体系建立于1945年，而且至今演变很少。今天管理着全球化的机制落后于现实的发展进程。这对发达国家、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非洲这样的贫穷国家都是如此。 卡贝鲁卡表示，这次来中国，就是想与同仁探讨“如何能为我们自己，也为这个世界更好地管理全球化进程，进行更好的全球治理”。文章选自《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琳
2015年7月27日 -
郑永年：中国出类拔萃之辈在哪里
针对中国近来的股市危机及其政府救市扑朔迷离的过程，有中国学者感叹道，最出类拔萃之类已经不在政府里面。学者这样说，指的是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对付市场的变化。有人更预言，中国共产党能够对付任何危机，但对付不了资本和其所带来的危机。这样的观察是否正确，见仁见智。但这场股灾的确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执政党是否选拔得出和留得住出类拔萃之辈，来统治和管理国家和社会。 统治和管理社会无非就是两个要素，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人。这两个要素必须互相配合才会有效。从前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这一看法只对了一半。如果没有一套好制度，最有能力的人也难以治理国家。但是，如果说有了一套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也不符合事实。随便浏览一下世界的治理现状就不难看出，那些被视为制度很健全的制度(包括西方民主)，一旦权力落在平庸的政治人物手里，最健全的制度也难以治理国家。因此，尽管在大众民主时代，也就是平民政治时代，如果再谈论政治人物的平庸和卓越，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但实际上，每一个社会都在呼吁出类拔萃之辈的出现。一旦平庸者掌权，无论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其他方式，大家只是有无奈之感。 中国具有数千年贤能政治的传统。在大多数情况下，皇帝必须挑选最聪明的下一代来接班。但即使皇帝没有那么聪明，他也会选拔聪明的大臣来治理国家。传统社会的出类拔萃之辈，主要表现为儒家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通过科举考试等方式向全社会录用人才。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个统治集团，如何统治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国历史上，只有在革命和造反的时候，才会诉诸于草根阶层。造反者一旦掌握了权力，登上皇位，又会恢复儒家统治集团。中国这个开放的文官传统，也深刻影响了后来西方的治国理念，尤其是近代以来。 当代东亚模式(包括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的成功，其中一个关键要素也是出类拔萃之辈统治国家。学界所说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实际上就是专家治国。在所有这些经济体，权力相对高度集中在精英统治集团手中。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有效社会政策的制订，或者更重要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成功，都和这个精英统治集团有关。精英集团在经济上把这些社会从低度发展经济体提升为高收入社会，在社会方面通过社会政策等手段培养出庞大的中产阶级，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通过整合东西方的最优实践，构建了一整套基本政治行政体系。在这些社会的经济到了高收入阶段，政治发生变化，民主化开始。在一些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尤其是大众民主的出现，出类拔萃之辈开始离开政治舞台，转入其他领域。今天，一些社会的治理出现了问题，和出类拔萃之辈离开政治舞台、政治庸俗化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类拔萃之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执政党录用的大都是革命者、或者“继续革命者”(即各种类型的造反派)。尽管毛泽东也强调“又红又专”，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有“红”是资产，“专”不可避免成为负资产。邓小平一代领导人把执政党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相应地，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提出了“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革命化主要指的是对共产党的忠诚，而年轻化是针对当时干部老化的问题，知识化和专业化指的是专业能力。邓小平把科学和生产力等同起来，尽管在学理上并不见得说得通，但可以看得出当时领导层对专业知识的重视程度。 最重要的就是干部 邓小平强调，在路线确定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干部。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各种研究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除了好的政策，主要就是干部录用和管理制度的变化。学界把这个时代称为中国的“技术官僚治国”时代。技术官僚的特点就是用科学和技术说话，实事求是。他们能够把握事物的真相，不仅不会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化所迷惑，而且能够把很多似乎是意识形态化的东西，简约成为技术手段而加以应用。 “出类拔萃之辈”的变化和中国各种制度改革分不开。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经历了诸波行政体制改革，而伴随每次行政体制改革的便是吏治制度的改革，即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今天中国的治理问题面临多种挑战，其背后也有多重原因，但不可否认吏治是其中一个要素。今天的“出类拔萃之辈”去了哪里?中国的吏治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今天吏治的最大特征就是腐败了。从这次大规模反腐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说，人们对吏治的腐败已经深信不疑。好像没有一个官员是不腐败的，一旦被查，没有一个嫌疑对象是清廉的。当然，腐败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腐败，它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例如在干部队伍中，不作为的庸人多起来了。一些人尽管占据重要的干部位置，但无所作为或者消极怠工，效率低下。 吏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几个因素尤其突出。最重要的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型。传统上“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农业社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很快向商业社会转型，官僚集团优越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对官僚集团的社会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中国仍然具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对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来说，商业社会意味着他们多了一条选择途径，除了做官，还可以“下海”。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波干部“下海潮”。此后，商界一直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商界吸引“出类拔萃之辈”表明政治领域出现了竞争者。对政治领域来说，如果要吸引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就必须具有竞争力同商界竞争。实际上，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薪政策不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商界竞争人才。政治不是商界，从政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不过，重视道德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就不重要了。如果没有一份体面的薪水，最高的道德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会对中国的吏治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其次，在最初的几波吏治改革之后，就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最明显的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没有区分开来。在1980年代，人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思想不够解放，认为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野是西方制度，从而被当时的领导人否决。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都需要这个分野，仅仅是因为治理所需。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制度，并且是当时最先进的，后来西方人学中国，并且加以改进。如果不能把两者区分开来，很难通过政务官的途径，把社会上的出类拔萃之辈吸纳到政权中来。 公务员工资仍低 再次，官僚体制的工资制度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除了一些经济部门例如国有企业，大部分公务员系统仍然表现为低工资。低工资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干部的基本工资远远低于其实际收入，他们的收入的大部分表现为非工资形式的灰色收入;其二，干部工资可以七八年停滞不变。纵览世界，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找得到具有这两个特点的干部工资制度。如果工资七八年不变，干部肯定没有活力和干活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其他灰色收入，甚至寻找腐败途径。 也可以把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理解为吏治改革运动。但吏治改革的前一部分比较容易，即反腐败，后一部分则非常难，即建立新制度。在反腐败过程中，民粹主义开始抬头，过去一些很左的意识形态因素抬头。一个最显然的例子是工资制度。过去因为受华尔街模式影响过深，国有企业老总的工资水平过高，现在很有必要纠正，目标是为了建设新制度，在确保企业运作不受影响的同时，使得老总的工资回归合理水平。但实际上，纠正的目标演变为去满足民粹主义的情绪。在今天普遍的“仇官”“仇富”的民粹心态下，很多人希望的是官员不吃不喝，就能够为社会提供无偿服务，并且是优质服务。这是乌托邦。当然，民间的这种乌托邦和执政党过于强调干部道德，而忽视物质保障的传统思维，也有很大的关联。如果一种制度不能符合基本人性，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这个制度很难有效运作，更不用说具有可持续性了。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这个问题，从长远看，政治必然会沦落为二流政治，政府沦落为二流政府。这样一来，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制度建设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几乎在所有国家，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国家制度的建设，都看“关键的少数”，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都是需要人来推动的。没有“出类拔萃之辈”，哪会有高质量的国家制度建设，正如没有设计师，就很难出现伟大的建筑一样。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华盛顿一代对于美国、明治维新一代精英对于日本、朴正熙一代对于韩国、蒋经国一代对于台湾、李光耀一代对于新加坡的意义。 在中国处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的意义变得如此重要，没有人会去否认。近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提出了“关键的少数”的概念，更针对干部不作为的现状提出了“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在中共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宏大计划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改革计划，把计划变成现实。而改革计划的落实则需要“出类拔萃之辈”的干部。不过，如果在操作层面不能纠正民粹主义路线和改善意识形态环境，“出类拔萃之辈”的录用和使用不仅会继续是个大问题，而且会继续流失。如果中国要建设一流的社会，就还需要一流的人才。如果平庸主义流行开来，一流社会便是空想。（本文选自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