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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留学报国的传统，如何继续
在美国2002年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中，中国大约有92%到2009年仍滞留在美国，在所有国家中比例最高。2014年，这一滞留率指标降至87%，但仍为最高。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渴求人才。”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表示，将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 在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将留学人员作为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 最大留学生来源国，“回家不需要原因” 随着留学人员规模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央统战部于2012年4月独立成立留学人员工作处。 中央统战部六局副局长张明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4年底，我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已达351.84万，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回国人数也已达到180.96万。 但另一方面，“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也居世界首位”，他说。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人才竞争已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中共十八大强调，要“积极引进和用好海外人才”。 王松涛是中央统战部六局留学人员工作处的处长，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于2013年带队开展了《关于进一步发挥留学人员作用》的专题调研。调查显示，留学人员回国的主要原因中：43%选择“中国是我家，回家不需要原因”；41%选择“国内发展形势好，个人发展空间大”；9%是为国家留学人员优惠政策吸引，仅4%因国外就业环境严峻。 对于政治参与的态度，54%的留学人员表示“非常关心”，21%表示“参与愿望强烈”。 关于政治参与的方式，37%的受调查者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22%以聘任方式在一段时间内担任党政部门领导职务，22%担任党政部门的顾问，还有8%进入公务员队伍长期专职从事党政工作。 越留学，越爱国 王松涛曾在海外求学，接触了大量留学人员。“几乎每个留学生都会唱《故乡的云》，因为有只身求学他乡的经历，所以他们更懂得如何挚爱祖国。”他告诉本刊记者。 张明则引用了习近平在2013年欧美同学会10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四个历史不会忘记”，来阐述留学人员的报国传统。 100多年前留日中国学生组建同盟会，发动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到陈独秀、李大钊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旅欧勤工俭学和留苏学习的进步青年相继回国，成为人民解放事业赢得胜利的重要力量；新中国建立之初，一大批留学人员回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改革开放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 譬如，邓中翰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星光中国芯，施一公成为首位获得爱明诺夫奖的中国科学家，丁列明研发出抗癌新药“凯美纳”，被誉为“堪比民生领域的‘两弹一星’”。 而2007年，万钢和陈竺分别担任科技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被称为“海归部长”。 张明说，正如习近平所言，一部中国百年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 “一带一路”和“万众创新” 在新的历史时期，留学人员应如何发挥报国传统？ 曾经的“海归部长”陈竺，现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在2015年7月初的中央统战部第二期归国留学人才研修班结业仪式上说：“留学人员具有国际化视野、中国梦情怀、现代化理念、专业化背景，能够在国家战略中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 中央统战部六局局长王永庆则鼓励学员们：“可发挥你们了解熟悉东西方文化、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的优势，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投资建议和预警信息、促进人文交流、积极建言献策。” 河北汤鸿汇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史阳曾在悉尼大学学习金融，他告诉本刊，将发挥自己的经济和金融知识，为国家宏观金融战略、多层级资本市场设计建言献策。 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邓亚萍是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作为奥运冠军，曾两次代表北京申奥。她的建议是，“政府可培养民间外交大使，用多维度、多层面的渠道来赢得国际话语权。”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她正计划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智库联盟。 韩中汇利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艾曙光曾求学韩国首尔大学，他向本刊表示，将围绕中韩自贸区FTA签订后未来十年的方向，积极引进韩国在高新科技、医疗、影视等领域的优秀资本和人才。 据悉，中央统战部将从高端装备、信息技术、能源化工，金融经济等领域挑选“千人计划”专家等高层次留学人才，组成“一带一路”留学人员服务团，赴沿线省份开展技术咨询、项目合作和社会服务。 “不仅是‘一带一路’，留学人员还将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王永庆表示。 欧美同学会干部张晓娅告诉本刊记者，8月将举办第四届欧美同学会年会暨海归创新创业（贵阳）峰会。据介绍，欧美同学会已于2015年4月成立海归创业学院，并已在天津成立首家分院。 苏州中科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夏金华曾留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回国后从事土地污染治理工作。“前辈们报国最成功的例子是‘两弹一星’。在新的时代，我们不仅要支持国家战略，也要考虑民生经济。”他说。 留学人员组织仍需补白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留学生来源国，面对数百万留学人员，如何做统战工作？ 张明告诉本刊记者，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是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是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 这个中国留学海外各国归国同学自愿组成的人民团体，成立于1913年10月。顾维钧、周诒春、詹天佑、蔡元培等知名归国留学人员是创立者和早期会员，现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中央统战部代管。 据统计，欧美同学会目前有32家团体会员单位，省级留学人员组织21家，副省级11家。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于兵是留学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海归”，也是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上海市留学人员联合会常务理事。 于兵告诉本刊记者：“上海有十万留学生，目前有40多个留学生分会，小‘海归’们都很积极参加活动。” 但相当多的基层组织开展工作难，举办活动少，有的甚至长年不组织活动，有名无实。 张明说，当前留学人员组织建设发展不均衡，内部建设上还存在组织体系不健全、工作力量相对薄弱、活力不强等问题，工作覆盖上还存在对青年留学人员组织、留学人员自组织关注不足等问题。 他告诉本刊记者，5月份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十八条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应当建立留学人员组织。留学人员比较集中的其他城市和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可以成立留学人员组织。《条例》的颁布为夯实留学人员组织建设提供了坚强的法制保障，相信广大留学人员将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文章选自《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融雪
2015年7月16日 -
【光明日报】迈向全球命运共同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命运共同体”的格局正在形成。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的领军作用，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如何顺利实施“一带一路”构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新进程？如何主动应对全球创业浪潮？7月12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来自政、企、学界的“智囊”们会聚一堂、出谋划策。 中国如何把握新阶段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与世界各国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双赢战略的升级版，是中国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思想基础。”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如此定义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意义。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针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提出了自己的“药方”：“要改革、补充、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尝试新的国际合作模式，重视发展议题、贫困问题。中国本身还需要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以中国思想为基础的公共产品。” 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强调了智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在今天的国际局势下有很多的挑战，但也面临很多的机遇。如何充分把握机遇、化解挑战，就需要智库进行研究，作出贡献。”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否能够把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制度的建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从制度层面提出建议，他强调，“任何一种制度的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进行，如果忽略了国内实情，制度设计不会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宏观把握了经济全球化的三大浪潮：“一是货物流动，中国做得最好；二是资本流动，发达国家占了很大优势；三是全球人才流动，这是非常需要重视的一大浪潮。”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企业必须坚持走出去才能够做大做强。走出去，必须明确目的，是为了从外面的市场获得收益。那么我们就应该了解当地的文化，找到正确的发展策略。”已经有着26年“走出去”经验的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 “我们要做世界高铁的圆梦人。”中国中车副总裁余卫平自信满满，而自信，来自于对国际市场的准确认知和对自身的严格要求，“企业走出去，一定要过‘五关’：标准关、文化关、社会责任关、品牌关或信誉关、环保关。”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提出了系统观点：“中国企业国际化必须把握大势，在大势和大格局中寻找自己的商机。首先，要认清国内的形势。其次，认真研判和了解国际形势，再次，要充分认识‘一带一路’战略引擎的作用。最后，加强产能合作，营造共赢局面。” 价值观：创新发展与命运共同体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对创新背后的价值观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创新的动力应该是崇高的，应当是出于人类对于大自然和整个世界的不懈探索，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不断思考。中国在创新之路上，需要更多的人才，建立更好的发展机制。” 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则强调：“创新的前提一定是诚实、诚信。同时，我们的教育也不能太模式化，应当鼓励每个孩子的个性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表示：“当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并不是完全在于追求一个共同价值，而是在追求共同利益，所以叫作利益共同体更为准确。中国提出了一些共同愿景以促进经济合作。” “中国要站到一个更高的高度，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去审视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中的盲点和难点。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应该有这种文化包容性和高度。”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说。 本文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7月15日，记者：杨谧，王斯敏
2015年7月16日 -
【全球化论坛专题篇】把脉全球命运共同体 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论坛，龙永图、何亚非、吴建民、陈启宗、曹德旺、王辉耀、王广发、王俊峰、徐小平、郑永年、丘成桐、崔明谟、陈爽、郭盛、莫天全、张亚勤、邱震海、金灿荣、査道炯等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开幕式：世界各国正在形成“命运共同体” 圆桌会开幕式由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原中国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圆桌论坛中分别致开幕词，洞悉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及全球化趋势。议题一：从本土公司到全球公司 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 圆桌论坛议题一以“从本土公司到全球公司：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为主题。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中国中车公司副总裁余卫平在论坛上发表精彩演讲。福耀玻璃集团与中车公司均是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杰出代表，其中福耀玻璃从1995年开始投资美国，目前已布局五大洲；而中车公司14年中标美国波士顿地铁车辆采购项目，中标金额近35亿元人民币。谈及“走出去”的经验和注意问题，曹德旺表示，在美国投资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学会与美国工会和平共处，善于营造互利共赢的局面；余卫平认为，企业成功走出去需要把好五个关：一是标准关，二是文化关，三是社会责任关，四是品牌关或信誉关，五是环保关。本场议题由CCG主任王辉耀主持。午餐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圆桌会午餐会“全球化创业浪潮”由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主持，搜房网公司董事长莫天全、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郭盛等几位商界精英，分享了他们在创新创业领域的经验，同时也提到企业应培养更多人才，更多重视实业，工匠精神更为可贵。现场十几位嘉宾思想激辩，互动气氛热烈。议题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推进，亚投行的成立，人民币国际化等话题在今年被全社会广泛关注，圆桌论坛议题二议题为“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等来自国内与海外顶尖学者与业界资深政经评论员发表演讲。 亚洲价值观并不具有排他性，东方与西方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审视彼此的盲点，从文化意义上解读亚洲价值观胜于从意识形态意义上进行解读。亚洲是地理概念，在利益共同体基础上形成命运共同体更具有实际意义。本场议题由CCG执行秘书长苗绿主持。议题三：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已宣布为丝路基金注资400亿美元，用于即将启动的“一带一路”项目，未来中国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能否以最大程度锁定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和产品的流动方向，从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第三场圆桌会就“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议题展开讨论。光大控股首席执行官陈爽、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王俊峰、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赵庆明、CCG 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等金融、法律界专家展开研讨。本场议题由CCG副主任孙玉红主持。总结与展望：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新阶段的创新与未来 在本次圆桌会的最后一场议题“总结与展望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新阶段--创新与未来”中，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丘成桐，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分别对中国在新阶段如何进行创新与引领未来做主题发言。丘成桐认为，中国要开放中国学者的观念，要让他们拥有自由的想法和崇高的思想，这也是整个创新的基础。张亚勤则对中国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态势发表了观点。在他看来，应用创新、规模创新、市场创新、用户创新等很多方面中国已走在前面，他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创新方面充满信心。本场论坛由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相关媒体报道：【光明日报】迈向全球命运共同体【光明日报】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京举办【光明日报】龙永图：智库要抓住强项“深耕细作”【新华社】积极开放的经济外交政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广阔空间【新华网】智库应如何发出中国声音？【Xinhuanet】Chinese diplomacy pushes local business toglobal stage: forum【中新社】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聚焦全球命运共同体【人民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圆桌论坛把脉中企全球化【人民网】高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圆桌论坛 把脉中企全球化【环球时报】张亚勤：模仿竞争倒逼出的创新【经济参考报】专家建议：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治理体系改革【环球时报】张亚勤：模仿竞争倒逼出的创新【国际商报】人民币国际化还须苦练内功【国际商报】培养国际化人才殊为关键【国际商报】中企“走出去”还须过五关【国际商报】“走出去”，大格局中抢商机【新京报】调查称大学生创业最爱“送外卖”【美中时报】把脉全球命运共同体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中国政府网】侨办副主任出席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央广网】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聚焦全球命运共同体【和讯网组稿】CCG在京成功举办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龙永图：“命运共同体”是双赢战略的升级版王辉耀：全球化已迎来人才流动浪潮何亚非：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以应对全球化新常态陈启宗：商业创新并非只有美国模式吴建民：中国“走出去”应警惕封闭观念曹德旺：“走出去”首先要了解所在国的文化崔明谟：“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新引擎王广发：人才培养要有前瞻性余卫平：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过五关莫天全：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创业”储殷：韬光隐晦和和平崛起永远没有过时丘成桐：崇高的思想是创新最根本的基础张亚勤：全球化是企业的一种心态和能力徐小平：创新时代“粮草未动，兵马先行”郭盛：拥有工匠之心 避免赌徒心态金灿荣：“亚洲利益共同体”才能带来亚洲的趋同邱震海：中国该如何跟世界相处查道炯：亚洲价值观最终要落实在提高亚洲人民生活水平上陈爽：人民币国际化速度远远超出预期王俊峰：国际化亟需培养现代法治思维与国际化人才程雁：人民币国际化亟待精细化管理赵庆明：人民币国际化要有持久战的准备【环球网组稿】龙永图：“命运共同体”是双赢战略的升级版王辉耀：全球化已迎来人才流动浪潮何亚非：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以应对全球化新常态陈启宗：商业创新并非只有美国模式吴建民：中国“走出去”应警惕封闭观念曹德旺：“走出去”首先要了解所在国的文化王广发：人才培养要有前瞻性查道炯：亚洲价值观最终要落实在提高亚洲人民生活水平上王俊峰：国际化亟需培养现代法治思维与国际化人才邱震海：亚洲价值观：中国该如何跟世界相处张亚勤：全球化是企业的一种心态和能力【新浪网专题】2015年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召开【澎湃新闻】何亚非：新一轮全球化需要的不是中美G2，而是“G2+”【经济观察网】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搜狐财经】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聚焦全球命运共同体【环球网】把脉全球命运共同体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中国网】CCG在京成功举办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中国网】论坛专题报道：CCG在京成功举办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新浪网】CCG成功举办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中評電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亞洲價值觀不具有排他性【中評電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全球在形成命運共同體【大公网】何亚非：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以应对全球化新常态
2015年7月15日 -
【澎湃新闻】何亚非：新一轮全球化需要的不是中美G2，而是“G2+”
“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工人阶级、劳苦大众是反对全球化的；真正支持全球化的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的商业利益集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原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仍记得2001年在美国西雅图参加WTO（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时的反全球化游行，“全球化在全世界的名声不是很好。” 与此同时，贸易领域的双边多边机制正在抢夺WTO的风头，全球治理领域的多边合作机制则日渐分化瓦解联合国的角色，在核武扩散、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日益加剧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去全球化”趋势似乎正在上升。 这种趋势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又该如何推进全球化？7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龙永图、何亚非、吴建民、陈启宗、郑永年、王辉耀等人士围绕上述议题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WTO基本已名存实亡” 全球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是在向前发展的，还是比过去几年倒退了？龙永图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体制被空前地削弱，世界贸易组织从来没有这样弱过，无能为力。”龙永图从他熟悉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体制角度出发，认为“表面来看，全球化确实在倒退”。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同样注意到了去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比如在贸易领域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我说句实话，WTO现在基本上是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为许多国家看到全球化存在很多问题，或者解决不了许多问题，就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于是，人们“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自贸区的安排在风起云涌，无论是TPP、TTIP也好、RCEP也好等等，以及双边的——我们最近跟韩国、澳大利亚都达成了双边的自贸区安排——双边的、多边的自贸区安排却发展很迅速……”何亚非说。 龙永图也提到了这样一种观点：“因为现在WTO无所作为，所以大家只好力求通过搞区域贸易协定的办法，来倒逼WTO能够有所作为”。 但是，“各种多边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贸易集团、区域贸易安排蓬勃发展”，“对全球化是一件好事，还是全球化的倒退呢？”还是说“目前区域贸易集团的发展也许是一个短暂的退一步、进两步的现象，将来它还是重回推进全球化的主流当中呢？”龙永图发出了这些疑问。 “更加严重的是现在很多区域贸易协定不是开放的。如果所有区域贸易是开放的、包容的协定的话，从长远讲对全球化可能是好事情。”龙永图说。 “TPP大家都很怀疑它是不是包容的、开放的，虽然我们中国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对TPP采取开放的态度，我们乐见其成，但这是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还是美国在真的达成TPP以后，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做法？”龙永图说。 虽然中国的政策是参加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参加区域贸易协定“两个轮子一起转”，但实际操作上，“两个轮子一起转，转不转得动？会转多久？最后转下来对全球贸易体制会起到一个维护的作用，还是一个消耗的作用？”龙永图再次提出了一些疑问。 全球治理方面的类似现象 贸易问题上是这样子，在整个体制问题上也是这样子，龙永图表示。“联合国成立70年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削弱联合国，特别是他们不能控制联合国以后，所以他们搞了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 “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了，会不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全球体制就会变成一个毫无作为的体制，这对全球化来讲肯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龙永图说。 “核不扩散的条约，我们叫NPT，它的根基其实也动摇了。”何亚非提到核不扩散领域的例子。 据何亚非介绍，由190多个国家签署的核不扩散条约规定，只有五个大国，即五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可以拥有核武器，其他国家可以和平利用核能，但不能拥有和研制核武器。 “但事实上现在有核武器的国家，你算一算可能有四五十个。而且核武器材料的扩散很严重，国际原子能机构，理论上是管这个事的，但是我看它的作用也在削弱。”何亚非说。 “像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只能通过临时性的机制——伊核问题是6+1，朝核问题是六方会谈——来解决。”何亚非表示全球治理方面的去全球化在同步发展。 同时，何亚非还提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核武器扩散我刚才讲了，气候变化问题同样。大家对今年年底的巴黎气候变化会议可能寄予很大希望，但是我并不乐观，我觉得要达成约束性的、重要的一些决定，很困难。” 何亚非表示，因为全球化，全球的挑战在不断增多，风险和危害跨领域、跨国界地传递速度很快，而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的决心则相对较弱。 何亚非认为，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单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常相互冲突，而现有全球治理的体制却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何亚非表示，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已经外溢到政治和社会领域。“经济停滞，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严重，这些经济问题导致许多国家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 如何提出中国的对策 既然有这么多问题，那么中国该如何看待全球化？ 主持当天论坛的中国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加入WTO后GDP和国际贸易翻了七八倍，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积极性来维护全球治理机制，支持全球化。中国应该加强对WTO建设的支持，加强参与全球多边机制的建设，包括联合国系统的建设，发挥新的引领作用。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加强全球化机制的具体体现。 龙永图表示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表明“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问题上不但没有动摇，而且有了更强大的动力和决心。”何亚非也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 原中国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表示认为，尽管全球化目前面临一些困难，但大趋势很难扭转，而中国企业走出去，正是中国人参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具体行动。 何亚非表示，在现有国际秩序体系出现一些无序或碎片化现象的时刻，中国“确实需要考虑对全球化的治理体系进行改革、补充、完善——不是推倒重来——以适应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新常态。” 何亚非认为，改革、补充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首先要“增加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包括在一些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要做实、做强G20、金砖、上合组织；要争取改革联合国体系。” 其次，要“加强大国的协商与合作，因为国际体系说穿了是大国的意志或者说大国的合作，这里面中美的合作尤其重要。”何亚非表示，他不是主张要G2，要靠中美两国怎么样；而是要G2+，一定要有中美的合作、协商、沟通，然后加上其他大国的合作才能做成事情。 另外，何亚非还建议要尝试新的国际合作模式，比如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及重视贫困问题，在国家内部和世界范围同步推进减贫、扶贫，缩小贫富差距。中国要更加广泛、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 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席主席陈启宗则表示认为，世界各大洲都参与了全球化进程，仅剩中国和欧洲中间那块区域，“一带一路”恰恰是要进一步推进全球化。 与此同时，吴建民还提醒，中国要高度警惕阴谋论盛行、夸大外来威胁的现象，以及由此引出的闭关锁国的舆论苗头。 在谈及西方的反全球化浪潮时，龙永图也提到，“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同样发生在中国？”如果政府极力支持全球化，“但是没有民众的基础变得会怎么样？” “中国能否抓住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趋势……还是取决于我们内部的制度建设”，“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制度建设的外延，没有一套好的内部制度的话，崛起不仅不可能，也很难持续。”郑永年说。
2015年7月15日 -
【光明日报】龙永图：智库要抓住强项“深耕细作”
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王斯敏、杨谧）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12日在京举办。来自全国政、产、学、研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共同把脉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探寻中国企业“走出去”新路径。会议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开幕式。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中国原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为期一天的会议聚焦热点难点问题，各界专家在“头脑风暴”中探讨激辩。2014年，中国企业在“财富500强”榜单中已占有100个席位，但上榜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呈下降趋势。中国企业与国际巨头差距何在？发言者着眼于“从本土公司到全球公司”，探寻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如何看待全球化创业浪潮和中国创业现状？创投人与创业家，深度解析“全球化创业浪潮”。“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备受世界关注，其具体实施中将面临哪些问题，如何切实为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带来福祉？专家们多维思考、深入解析，“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成为焦点所在。 曾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长期努力的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近年将大量精力投入智库建设中。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主席，他在亲历中思考着中国智库提质升级之路。7月12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他对本报记者畅谈了自己关于智库建设的心得感悟。 “为什么今天中国应当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必须发出中国声音，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龙永图指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智库研究要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智库专家必须提高研究能力与政策水平，善于前瞻研判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趋势性问题，更加理性客观地发出声音。 其次，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智库。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和全球最好的智库、一流的专家建立联系，对有些关系多国乃至全球利益的重大问题，可以与外国智库开展共同研究，联合发布成果。 最后，要用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逻辑和语言发出中国声音，“不仅要把问题搞清楚，而且也要把主张表达清楚”，从而避免误解，顺畅沟通，引起世界各国应有的关注与重视。 为智库发展营造良好生态，是龙永图同样看重的一大关节点。6年前，他曾就中国智库“市场需求不足”的困境发声，呼吁决策层更加重视智库作用。今天，他十分欣慰于“智库春天”的到来，也对进一步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抱以更大期待。“要营造一个智库成果能够得到充分应用的市场环境。智库产品也像普通产品一样，市场越大，智库发展越快；市场越小，智库的活力也就越来越小。”他认为，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智库研究成果，适时对优秀成果给予认可与激励，从而形成智库“供求关系”的良性循环，使智库驶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如何打造智库研究的“拳头产品”，形成品牌效应？龙永图主张，各级各类智库既要胸怀全局，也需脚踏实地，一方面积极思考具有全球高度的、关系世界发展的趋势性、战略性问题，另一方面，更要找准自身特色与优势，坚持在专业化领域深耕细作，持续提出务实管用的政策建议。“如果我们有几十个智库在不同领域都成为全世界领先的专业智库，那么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就会有很大提高。”他以全球化议题为例，指出了亟待智库加以研究的突出问题：“例如，新形势下全球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今天，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益处非常明显，但也带来了诸如关税水平不一致等现实问题。如何扬长避短，使其为企业营造更加便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这就急需智库贡献智慧，提出方案。”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7月13日第4版，记者：王斯敏
2015年7月14日 -
【中国经济时报】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之东南亚投资挑战与机遇研讨会，与会专家称，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中国应以单边开放、开发促地区合作，增强与东盟的经济依赖度，能源和新能源的合作可能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关系中的一个增量。 “‘一带一路’涉及六七十个国家，沿线情况复杂，但有了东南亚，特别是本身有东盟，10＋1、10＋3甚至还有10＋6，对进一步推动和东南亚的合作非常重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在研讨会上称，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东南亚与中国有非常近的地理关系，目前在东南亚约有三四千万的华人华侨，也是非常大的资源。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和中华文化有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1. 政治风险：南海挑战具有全局性 “南海问题对‘一带一路’的挑战具有全局性，未来的‘一带一路’要优先于南海问题，中国应以单边开放、开发促地区合作，增强与东盟的经济依赖度，为南海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表示。 张洁认为，东南亚是海上交通要道，在地缘政治上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加之还是亚洲主要经济体的集中地。在过去十年甚至二十年间，中国在区域合作中最成功的范例是东盟，从东盟开始推进“一带一路”是必然的选择。 “南海问题确实造成中国东盟政治互信的削弱，也导致对这个地区投资的政治风险上升。中国要考虑到未来在南海的战略部署，若是维权为主则势必会增加挑战，但若是以区域合作为主也许带来更多机遇。应分析东盟各国在经济一体化后是拥有协调性立场，还是仍然分散的自由市场。”张洁称，东盟正积极推进互联互通，中国可借助互联互通，让“一带一路”与当地形成更多对接。同时谨防一些突发性事件对双边关系造成剧烈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海外资产。 2. 经济风险：突出的是金融风险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表示，经过近十年的测算，风险从低到高的国家分别是阿根廷、马来西亚、墨西哥、中国、智利、秘鲁、泰国、爱沙尼亚、巴西、匈牙利、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南非、波兰、保加利亚、印度、土耳其、罗马尼亚、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QE改变了方向，整个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流也发生了转变，这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沈铭辉称，从短期外汇风险、能源安全财政风险等来测算，排除受特殊因素影响的俄罗斯，最安全的国家是菲律宾，其次是印尼。整个东南亚地区相对较安全。相对来说，中东欧国家的风险就比较大，从长远来说，将受到更多亚洲制造业的冲击。东南亚国家和我们的经济关系比较稳定。东盟是各个国家的集合体，整体和个体的区别很大，在经济上要更注重其个体间的区别。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龚婷认为，从历史传统外交关系来看，柬埔寨、老挝和中国关系比较近。能源和新能源的合作可能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关系中的一个增量。南亚国家在能源上都是较强的需求方，这个地区在能源安全通道、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以及地区能源交易机制，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交易上都有共同利益。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任晶晶表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能替代陆地经济带的建设，且重要性在陆地经济带之后。“海丝建设存在变数，关键则要看中国怎么应对。” 任晶晶说，东盟共同体的成立对中国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东盟问题或南海问题平添了新的变量。东盟共同体是一个集经济、政治、安全三位于一体的复合型概念。成立后相关成员国会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势必会增加中国与整个东盟共同体谈判的难度，进而解决问题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 北京军事科学院大校、研究员栾大龙则称，中国选择海上主要面对的对象是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强大且制造业能力强的前提下，我们必须在海上扩展岛礁。岛礁建设是基地，无论是从“一带一路”还是从国家安全亦或是未来领土问题的角度出发，这都是必须的。船舶建设也非常重要，以此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的通畅。 中国企业应谨慎进行安全评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孙玉红警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学会思考，除了金钱还能给对方带去什么新东西。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几十年间带来了新观点和新意识。在中国常常讲软实力，企业要获得别人的尊重，除了出资帮助修建铁路等基础设施，还有其它如文化的、价值观的附加值。 “东南亚经济面临的问题不大，主要是中国在缅甸丧失主动权，空间被他国占据。”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表示，目前中小型工程对于中国仍有很大空间，但中国企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管理员工、在当地建设中如何遵守当地规定及保护生态环境、中国员工的签证、外汇管制等。工期延误问题、安全风险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企业应谨慎对其进行安全评估。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王鹏则表示，“一带一路”要有旗舰，有样板工程和样板国家。如果把政治、经济、安全综合起来看，东南亚在可行性、可操作性等方面更具优势，中亚主要是能源和安全问题，但在经济发展上效果可能并不明显。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春岭称，“一带一路”只是个倡议，其推行和建设需要各国共同参与治理，国家间需要共同协调，分享红利，也分担风险。东盟国家的稳定是中国所乐见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黄日涵建议，针对不同企业、不同领域投资的行业，评估的方式要有细节性的操作。加强与海外华人华侨的联系，加强与沿线各国政府之间或更高层面的互动。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慧
2015年7月6日 -
【企业观察报】去东南亚投资：值得一试吗?
“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沿线情况复杂。东南亚国家地理位置与我国相近、拥有超过4000万的华人华侨。并且，很多国家和中华文化有着相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再加上原本就有的东盟组织，东南亚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的中心，很容易成为一个突破点。 近日，以“加强民间交流，共建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东南亚民间高端对话在印度尼西亚举行。 会上，来自中国及印尼、文莱、新加坡、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东帝汶等11个东南亚国家的200余名代表共同发布中国-东南亚民间交流合作倡议书。其中提到，以切实行动支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共建“一带一路”。 东南亚国家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作为与中国经贸往来最为频繁、发展程度较高、改善基础设施需求巨大的区域合作伙伴，在“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发挥着互联互通的重要作用。 不过，中国企业进入东南亚困惑不少。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一带一路系列研讨会之东南亚投资挑战与机遇”，这是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成立后的第二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聚焦东南亚，旨在对企业等走出去主体在东南亚区域将遇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探讨。 研讨会上，泛华集团李海波的疑问或许代表了一大部分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疑惑：“被日本企业垄断的东南亚市场，我们是否还有机会?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风险，尤其是在政治上和金融上?” 印尼马来经济风险低 随着美国QE方向的转变，整个新兴经济体的资金流也发生了转变。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分析认为，整个东南亚地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并不大，资金流比较安全。相反地，中东欧国家风险较大。 据了解，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利用2008年前后的数据，通过经济指标，如短期外汇风险、长期外汇风险、通货膨胀率、利率、经济风险、能源安全风险、财政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测算出2004年到2014年这10年的经济风险，按照从低到高排列，依次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阿根廷、马来西亚、墨西哥、中国，智利、秘鲁、泰国、爱沙尼亚、巴西、匈牙利、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南非、波兰、保加利亚、印度、土耳其、罗马尼亚、乌克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但是上述风险对东南亚一些国家而言有些是短期的，但更多的是长期风险。如印度受到通货膨胀、利率风险和能源风险比较严重，原因在于印度长期以来国内需求旺盛，但食品、安全、能源长期制约经济发展，特别是由于投资不足，导致印度长期以来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 另外，由于任何一项战略倡议的推行，都应该是多维互动的过程，总体而言，整个东南亚国家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沿线各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比较欢迎，但也有一些国家对此态度不尽相同，如以越南、菲律宾为代表的不积极有顾虑的态度，以马来西亚、老挝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希望共建共商共享的态度，以及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希望在其中有所作为的态度等。 业内人士建议，首先要了解每个国家的不同态度，在走出去时候才能有的放矢，采取不同的策略。 小型能源项目市场大 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是否还有市场，市场还有多大? 以缅甸为例，日本在缅甸已经主导了公路、铁路、电信、银行结算、网信系统等方面的建设，我国企业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空间已十分有限。因此，企业在选择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市场容量。那么，企业又应该如何选择合适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近期发布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共同发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亚太区域能源市场一体化》的主题报告，建议推动建设东北亚、中亚和东南亚三个区域性的能源共同市场，并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东亚、东南亚天然气交易中心。 东南亚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需求方，在能源安全通道、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以及地区能源交易机制等方面，与中国都有共同利益，发掘能源与新能源的合作是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中的一个增量。例如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通过中国--东盟技术交流中心，学习我国先进的新能源技术，在水电等领域已有成功合作案例。核电方面，近日中广核与东盟能源中心签署了关于核电方面的合作协议，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核电和清洁能源领域深入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奠定基础。中广核与东盟能源中心将共同为东盟国家开展核电能力建设活动，推动中广核设立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中心。企业可以紧抓此次机会，从能源与新能源合作方面着力，加快走出去步伐。 但是，由于大型工程的建设不仅涉及到经济，还涉及到国家战略的考量，实施起来比较复杂。另外，据调查，诸如大型水电站项目在东南亚国家已经饱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提到，而中小型工程还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小型火电站、小型水电站、电力工程设备等，这些项目容易受到相关国家的欢迎，且对于企业而言，这些新项目比较小，容易操作，收益快。而且，由于东南亚地区的购买力较强，政府对生物发电、清洁能源非常重视，企业可以在这方面动脑筋，例如，光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泰国是非常受支持的，企业很容易拿到相关项目。这些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选择项目时提供了参考。 应对与策略 “一带一路”对于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策红利，机遇远大于挑战，要抓住此次机遇，就要做好风险评估与防范的工作。 就政治风险，业内人士认为，从国家层面来看，虽然南海问题比较复杂，但大局可控。政府要对各国的政治风险做好预警，保护境外资产，谨防突发性事件对双边关系造成剧烈的影响;加强定量分析，从而评估和预测各国的政治风险度和双边关系。 对于企业而言，要对东南亚各国有更多的了解，从而选择性投资，规避风险。首先要解决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用人问题，做好人才准备的同时，也要解决工作签证问题。当地的人一般不适合做的工作，就需要中国工人随着项目走出国门，但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对劳务签证审批流程复杂，中国工人只能办理三个月期限的商务签证，要规避其中的陷阱。走出去的企业同时也需要提升本国员工自身素质，尊重当地习俗，保护自然环境，要从每个人做起。否则，很有可能带来大麻烦。 其次，可以充分利用东南亚的家族化体制，做到为我所用。储殷提出一些具体做法，例如，让当地家族垄断项目的下游产业，要有外包和合资的思路等。 同时，还可以借鉴其他现有经验。例如，在东南亚推进“一路”建设可借鉴日本经验。东盟是十国集合体，整体和个体的区别非常大，不可把它当做一个整体，中国往往把它当成一个整体。而日本签了两个协定，一个是把它当成整体与东盟签了经济合作伙伴协议，也就相当于FTA，同时日本和七国又签订了个体的FTA，这是它的聪明之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孙玉红认为，其实太阳地下没有新鲜的事情，中国公司走出去可以学习跨国公司来中国做的事情。其中一个可以直接利用的方面是，可以发现外企来中国做公共关系和政府关系都是用当地人，如果反向推的话，在东南亚和当地的安保、政府、NGO的关系，用当地人的话会取得很大的成效，直接化解了“是你还是我”，是外来的人还是本地人的冲突。 虽然我国企业投身“一带一路”面临许多不确定风险，但随着国家的针对性政策扶持，其中的一些问题已经或将逐步得到解决，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抱团不够，尤其是国有企业与民企，往往老死不相往来，个别企业之间甚至出现了恶性竞争。这对我国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建设，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有关部门在现阶段，应该引导、整合走出去的企业，组建商会等企业组织，让海外企业能够抱团取暖，守望相助。文章选自《企业观察报》，记者：武诗
2015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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