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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共建一带一路，中企该如何与华人华侨打交道？
一带一路“得到了广大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海外侨商和华人是“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天然的桥梁，也是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6月2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侨务经济科技工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庄荣文在答记者问时作出上述表示。 早在今年3月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提出 ：“发挥海外侨胞……独特优势作用，积极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海外侨胞有哪些独特优势？在与他们及他们的企业打交道时要注意什么？ 既是桥梁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是一个核心，东南亚地区集中了全世界80%的海外华人，这些华人的企业做的非常好，因为是祖祖辈辈打下的江山，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在日前召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成果与专题数据库发布会上讲道。 “对一带一路，华人华侨应该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纽带或链条的作用。因为他们自己有这种融入全球化（的经验），和当地国家有深入的一个（交流）基础。所以我们要利用他们的优势。”许利平今年早些时候告诉澎湃新闻说。 “目前居住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4000多万，以泰国、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居多，而他们正是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今年2月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著出版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就建议发挥海外侨胞作用助推“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要发挥沿途五六十个国家的积极性，必须要大家的参与，比如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几千万华人华侨要动员起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上述报告发布时告诉澎湃新闻。 印度尼西亚中国商会副会长张敏对澎湃新闻表示，当地华人华侨企业对一带一路非常感兴趣。 “他们蛮积极的，多方了解。他们关心的不是政治层面，他们关心的是经济层面。有多少项目？中国企业会不会来很多？他们有没有一些商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没有机会？是不是会有很多企业来建厂？能不能合作？这些问题他们都问得很多。”张敏告诉澎湃新闻。 张敏表示，华人华侨还很关心政府会给多少贷款，贷款会不会松一点等这方面的话题。 但许利平也提醒说，华人华侨最担心中国企业到当地国，会不会冲击当地产业，会不会对当地移民造成冲击，会不会跟当地企业形成竞争关系。 “所以我们要切记，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更多还是跟当地合作双赢，而不是一种零和游戏。”许利平告诉澎湃新闻。 “实际上现在中国企业在印尼好多都是跟印尼华人一起做，因为印尼政策要求有些产业，必须有当地股份，中国人跟华人合资，就比较有优势，语言也没有障碍，当地各种手续他们可以帮着办，也出一部分资金。”张敏对澎湃新闻说。 但陆上丝绸之路的情况稍有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副主任，2010年~2013年曾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二秘的张宁向澎湃新闻解释说，华人华侨在哈萨克斯坦分为汉族人、哈萨克族人、维吾尔族人等，他们的作用不太一样。 张宁向澎湃新闻表示，在中亚华人华侨有三五万人，企业主和劳工多是汉族人。中国跟中亚的合作，95%都是大型国企，民营企业极少，有也就是小饭店之类的小买卖。少数民族与当地人语言相通，也更受当地人喜欢，但开展经贸不行。 “发挥华人华侨作用，主要是指东南亚那边的海上丝绸之路。”张宁说。 也有风险 “华人华侨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跟中国是‘亲戚’，有亲近感，很容易接触，刚开始对当地不熟悉的话，华人华侨是一个桥梁；但是千万不能把桥梁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他们只是桥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告诉澎湃新闻说。 许利平表示，华人是很好的桥梁，但做生意，有很多游戏规则，还是要按商业的游戏规则来做。 “跟他们接触时，还是要按照法律条文来进行，而不是说，哎呀，都是华人，都来自一个地方，都是亲戚，然后就不谈那些东西了。”许利平表示，这样往往会使中方的项目受损。 “实际上华人华侨很多时候是一个中间商，他们是要赚钱的，这就需要评估。作为企业，特别是翻译的人才一定要有。不能认为跟华人华侨都能用汉语沟通，就直接用当地华人华侨来做沟通，这对企业来说就存在一定风险。”许利平告诉澎湃新闻，民营企业与华人华侨合作一定要甄别，最重要是不能想当然，还是要带自己的翻译去，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 “比如我知道的，中国有些民营的矿业企业，在某个国家开矿，30多家矿业企业找了同一个华人，都被这个华人骗了。他所持有的矿业准证都是真实的，但是因为中国企业对当地不了解，所以都被他骗了。”许利平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许利平表示类似案例很多，有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家，到当地投资几千万，甚至上亿，最终受骗，承受不了打击而跳楼；也有投资失败，到使馆去求助的，但因为只是遭遇欺诈，使馆经常也表示很难帮忙，只能建议通过当地法律，但这对企业家来说很难。 许利平提醒，即使是当地大规模的华人企业，中国企业跟他们合作，也一定要拟好合同。“大的华人企业在那边根深蒂固，中国企业要想想对方为什么要跟你合作？他能赚钱他为什么不自己做？” 如果想不通他为什么会跟你合作的话，就存在上当受骗的风险。“很多企业就是这样上当的，包括国有企业，包括援助项目。”许利平说。 许利平提到了前两年终止的中国援助菲律宾的北吕宋铁路项目。对于这个耗资5亿美元的项目遭到终止的原因，中国与菲律宾方面各有说辞，对此国内媒体也有公开报道。 据许利平介绍，其中一个原因是，由韩国政府单独援助的铁路南段部分，耗资仅为5000万美元，而南部铁路的地质条件比北部还要差，加上中国援助项目，还要由中菲两方各自负担一半费用，因此遭到菲律宾政府叫停，并把款项退还给中国。 许利平说，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找了当地华人在中间牵线，不断地加价、回扣”，最终给中国造成很大损失。 另外，“一部分华人华侨身份变了，他们已经在当地入籍，所以他们的政治认同不可能是中国，而是他们的入籍国。在大的原则上，他们肯定是站在所在国利益上，不可能是站在中国一边。这点一定要分清楚。”许利平表示。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5年6月30日
2015年7月2日 -
【中国青年报】对不起，大学不能教会你成功
文/ 储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 每到临近毕业季的时候，做老师的总是会被学生各种“约谈”，谈出国、谈读研、谈工作、谈当公务员的诀窍。然而，每次谈完之后，我却多少有些惶恐，因为大学老师本就是一个平平淡淡、踏踏实实的职业，若是我能教你成为马云，我为何不自己去做马云？也许厘清教育与成功的关系，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主题之一，因为它既让教育承受了太多不应该的压力，也让学生背负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扭曲。 在今天这个大众教育的时代，学位的含金量实际上已经大大降低了。考上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乃至考上博士研究生的结果，常常不过是让学生找到一份普通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有助于受教育者避免“失败“，而并非让受教育者获得“成功”。大学毕业，基本上能够获得一份温饱自足的工作，从某种意义来讲，现在的高等教育是一份托底的保险，它让受教育者有一个潜在的保障，而非给人人一个美好未来。 今天的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职业教育，它已经丧失了在计划经济时代，让受教育者成为“城市居民”的巨大作用，也并不具备与传统科举制度相同的“从政”意义。务实地讲，它给予受教育者的回馈是非常有限的。它提供的只是一个基础性的能力与智识，由于其一般性、规范性的特点，这种基础性的能力与智识，也并不会让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国外的高等教育其实也同样如此，除了少数名校与专业之外，大多数大学的就业情况，并不比专业性的学院或技校好。 大学已经成为大众教育、通识教育、基础教育，而不再是精英教育，更不是通向成功的教育。它面向的是普通人，培养的也多是普通人。对于国外的大学生而言，这只是一个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自然结果，但是对于中国的大学生而言，这却往往会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因为我们的许多家长和学生，并不是以普通人的心态看待大学教育。他们仍然保持着科举传统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心理惯性，要求大学成为通向成功的阶梯，甚至能够彻底改变命运。坦率而言，这样的要求对于大多数的大学来说，多少有些力不从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随着大众教育时代的来临，知识已经不那么稀缺了。以前的教育是让人改变命运，今天的教育可能更倾向于让你积极地面对命运。大学已经成为培养普通公民的场所，而不是贵族的摇篮。知识并不一定有助于通向成功，将是这个社会必须接受的事实。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要立足于让普通人的命运不再那么坎坷，让不能获得成功的平凡并不那么失败。让大学不再是千军万马挤向成功的独木桥，而是一条平凡却又平坦的普通人的幸福道路。 任何一个社会，都只有少数人才能成功，以追求成功为目的的教育，其实是把大多数人都变成失败者的教育。中国社会最应该做的，是让高等教育回归平常，让它服务于平凡，服务于人性，而不是让它成为塑造少数成功者与大多数失败者的角斗士学院。作为一名老师，我并不是很在意我的学生能成功，我更希望的是，他能够平静、坦然地面对生活。（本文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本文刊于《中国青年报》第2版，2015年5月29日
2015年7月2日 -
【国际商报】“一带一路”该如何东南飞
无论从经贸往来、风险评估的方面考量，还是从地缘、历史和人文的角度来看，东南亚都具备成为中国抢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机遇突破口的有利条件。日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系列研讨会之东南亚投资挑战与机遇”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纷纷肯定了东南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 优势凸显 众所周知，东南亚人口众多，购买力较强，经济拓展空间大，且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渊源深厚，其数千万的华人华侨也为开展双边合作提供了重要资源。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曾在2008年到2009年间参与了亚洲开发银行组织的一次自由贸易区利用率调研，针对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841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上述经济体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利用率最高，达28.6%。这也说明了东盟与中国在经贸领域合作的深度。 依据2004年～2014年的数据，沈铭辉从汇率风险、通货膨胀率、利率、经济风险、能源安全风险、财政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指标来测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4个成员国的经济风险，东盟十国的经济风险系数相对较低。在排名前五位的经济体中，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分列第一位、第二位和第四位，占得三席，而中东欧国家受政治因素和资金流的影响，经济风险相对更高，显示出“一带一路”建设在东南亚开展的较强现实意义。“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社科院亚太研究院、亚太安全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指出，东南亚是海上交通要道和亚洲主要经济体的集中地，其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不一而足。此外，中国—东盟是中国区域合作中的成功范例，这也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警惕风险 尽管东南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重要的地缘结点，但其中蕴含的诸多风险仍不可小觑。 目前对于海上丝绸之路能否顺利推行的疑虑主要来自于南海问题带来的政治风险。张洁认为，南海问题给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来的挑战是全局性的，但她亦明确指出，南海问题的大局总体可控，其间，中国需要谨防突发性事件可能对双边关系造成剧烈的影响，进而推高中企的海外投资风险。“中国对于海上防控能力的把握是低于陆上的，这决定了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将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任晶晶认为，除南海问题之外，东南亚国家政局动荡和相关国家对华关系的变化将会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最现实挑战。东南亚的恐怖主义暂时不会对海丝建设构成威胁，但其潜在的影响不容忽视。 任何一项战略倡议或者政策的推行，都应该是双向多维互动的过程。任晶晶表示，总体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普遍受到了东南亚国家的欢迎，但因欠缺对21世纪海丝建设的意图、目标、路径等的具体说明，造成了相关国家的困惑，如有舆论担心“一带一路”建设对于环境的破坏。对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厘清各种概念，明确21世纪海丝建设的看点、抓手、着力点和切入点。任晶晶建议，中国与东盟之间应着力推进在亚投行框架下的互联互通融资平台的建立；推进大型项目融资和结算项目的建设；加强青年间的人文交流和沟通。 鉴于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的现状，为保障“走出去”中企的权益，国家层面要做好沿线各国的政治风险预警和对中企海外资产的保护，企业则要进行详尽的调查，避免盲目投资，规避风险。如东南亚国家多为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当地对就业比较敏感，对劳务签证的管理较严，而中企在海外工程承包项目申报工期时往往依据国内的情况简单类比判断，没有充分考虑项目当地的差异性，致使工期延误现象十分普遍。此外，企业还要关注当地的外汇管制规定，实施动态可控的安全管理，注重人员的安全风险。 专家强调，作为地区发展倡议，“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不是中国自己的事，需要沿线各个国家的共同参与治理，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在其间共享红利、共担风险。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5年6月30日
2015年7月1日 -
【China.Org】Expert advises China to build innovative think tanks
James G. McGann,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d an expert on think tanks, spoke at a roundtable meeting in Beijing on June 24, 2015 on how to build more globalized think tanks in China. [China.org.cn]McGann proposed several actions that China needs to take to create global think tanks. First, McGann said that becaus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ink tanks are currently housed within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the government and focus primarily on government clients, China needs to embrace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and build sectorial, university-affiliated, independent think tanks.The professor, who spoke a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in Beijing, said China needs to recruit think tank staff with new skills and new ideas. He noted that think tanks need to harness technology and new tools that shape public policy and influence policymakers, asserting that every think tank should be bilingual and optimally multilingual with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CCG President Dr. Wang Huiyao and other executives also attended the roundtable.McGann said Chinese think tanks have to motivate their staff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and achieve policy innovation. He pointed out that think tanks must focus on rigor, relevance and impact and must not sacrifice rigor for accessibility.The think tank expert stated that the nature of bureaucracy-based think tanks is such that there is no incentive for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enovation. Such think tanks are thus designed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McGann said that think tanks must adopt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that ensure the quality and integrity of their research, allow themselves to adopt and adapt approaches from other sectors, and innovate thei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marketing methods.McGann suggested making good use of infographics, as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data and other information will help Chinese think tanks more effectively compete for the limited time and attention of policymakers.He advised that China create a national network of think tanks that encourages innovation and the exchange of best practices.McGann also said that because China is already the second-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China’s think tanks must become leaders in the global think tank community by creating meaningful partnerships and innovations.However, McGann also expressed concern that many institutions will "put old wine into new bottle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raised the expectations for think tanks, calling on them to help deepen the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of China, but Chinese think tanks may not act or innovate fast enough to answer Xi’s call.James G. McGann,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President Dr. Wang Huiyao and others pose for a group photo at CCG offices in Beijing after a roundtabl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hink tank on June 24, 2015. [China.org.cn]
2015年6月30日 -
【中国科学报】“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研讨会 南海问题成“一带一路”关键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了“‘一带一路’系列研讨会之东南亚投资挑战与机遇”。与会专家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普遍受到东南亚国家的欢迎，但南海问题将自始至终影响21世纪海丝建设乃至“一带一路”的进程，亟须引起重视。 东南亚是我国“一带一路”的一个重心所在。东南亚地区有4000万华人华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东南亚国家作为与中国经贸往来最为频繁、发展程度较高、华侨华人数量最多、改善基础设施需求巨大的区域合作伙伴，在“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发挥着互联互通的重要作用。东南亚地区也是“一带一路”的突破口，中国要与东盟进一步推动合作。 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外交研究室主任张洁表示，东南亚比较重要，而南海问题不仅对“一路”重要，对整个战略都很重要。“一带一路”推行过程中面临的政治风险中，南海问题具有全局性的挑战。未来“一带一路”的建设优于海上维权，沿线各国要进行海上合作。未来要加强中国与东盟的依赖程度，中国要发挥优势，加强经济紧密度，通过互利共赢，建立政治互信，为解决南海问题增加可能性。 文章选自《中国科学报》2015年6月30第4版，记者：彭科峰
2015年6月30日 -
【国际在线】麦甘教授：如何建设中国智库？
（本文根据 James G.Mcgann 教授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总部举办的智库圆桌会上的演讲和访问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中国如今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中国智库的数量也呈爆炸式增长的趋势，我们需要更多的智库来帮助政府更好地制定国内和国际的政策。然而，在中国，智库仍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概念，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来使中国智库更好地发展，也更好地走向国际化的舞台。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的发展与演进 我的研究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始的，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的学位。我的研究方向是公共政策的结构和策略，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在智库和数据库领域并没有相关的研究，于是我就创立和组织了美国智库的数据库，然后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大概在1990年的时候，我受邀又创建了全球发展网络，之后我们在巴塞罗那又举行了相关的会议，也是在那之后，智库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引起了关注。我游历了大概有94个国家，为智库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做咨询，为当地政府提供相关的参考。不久以后，我邀请了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对全球最好的智库作出鉴定，同时也造就了世界智库排名的出台，并且这个排名被广泛地认可和使用。 这份排名的制定标准是在咨询和采访了近120位专家之后得出的，排名依据则侧重于对其发展作出评估，从而有利于促进这些智库本身的发展。 这些针对智库的排名标准涉及了总共有50多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地域、功能性政策区域和特殊贡献的领域。而现在，我发现这些智库不但用排名来评估和参考自身的价值，还会从中寻找薄弱的点来加以强化，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及和榜单中的其他智库展开全球化的协作。 我们有时候会组织地区性的或是全球性的智库峰会来讨论智库的发展方向，到目前为止大概组织了有11次左右，每次会有60至90个智库的代表出席。也会讨论现今智库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以期提高全球各智库的研究水平和能力。还会研究怎样调整智库的组织战略和结构从而来更多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政策创新。一方面要加强行业合作，通过咨询的方式增强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使用创新性的设计来增强和保障政策的执行。 中国怎样创造全球化的智库 1、拥抱创新和增强制度多样性 创新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但是制度多样性有时候则会被人们所忽略。中国多数的智库总是政府官方管理的，或是主要由政府提供资金的。这与其他国家不论是亚洲的或是世界范围内的都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中国如果放开智库性质或来源的多样性或将从中受益。去年我曾讲过，中国如果允许不同政党的智库、商业化的智库、高校智库等不同类型的智库的发展，尤其是那些独立性的智库，那么中国的智库可能会有更好的前景和发展的空间。 2、招聘具有新思想和新技能的员工 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智库想要存活甚至是发展都需要改变固有的成员模式，尤其是要能掌握新的技术。我指的新的技术是指利用新的科技比如说网页技术、数据技术等等。这些工具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决策者的观念和塑造新的公共政策。我要说的一点是现在很多中国智库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他们的网站呈现的比较糟糕，很多的网站连接和更新速度很慢，还有一些并不是多语种的而只有中文的。我想说所有智库的网站至少都得是双语的，至少得有英文的版本，最好能有多语种的。如果你想要别人能读懂你的研究你的战略，那么你的摘要和标题必须得是有英文的。这些就需要你的员工你的成员具有新的思想和掌握多种技能，需要具有战略的眼光和营销沟通的能力。 3、激励员工提高生产率和加强政策创新 为了能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需要具有更强大的创新能力。我曾告诉我的学生为什么我们要创新，创新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创新对于智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时代在创新，技术在创新，所以我们的思想也要创新。我们的电脑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手机在变得越来越智能，也正因为这些变化，所以政策制定者的思想和沟通方式也在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一些想法来理解他们的想法，从而提高工作的效率和加强政策方面的创新。 4、智库必须注重严谨性，相关性和影响 智库必须要做到更加严谨，智库在进行相关的统计调查时必须更加地严谨，调查人数、调查方式、影响评估的各种要素都要全面并且严谨地加以考虑。 5、奖励具有激励创新和组织更新性质的智库 对于一些官方性质的智库而言，他们在被设计时就会有一些既定的规则和框架，而这些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这些智库本身会旨在保持现状，但却失去了对创新的激励。我们必须对创新有所鼓励。 6、必要的政策和程序，以保证研究的质量和完整性 有些程序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对于提升研究质量和保障其完整性方面，也是这方面工作的中心所在。 7、适应和采取其他领域的方法 比如新产品的发展和推广，传播学的一些基础理论和市场领域的一些技术与手段。马云调查了怎样增强商品的交易，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一些基础教育方面的智库也可以就此获得一些创新和发展的启示。智库只有借鉴了一些优秀的经验，才能更好地扩充和发展自身。战略沟通和市场营销方面的一些手段已经被证明了是很有效的。 8、利用技术来增加资源和智库间的相关性 科技手段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核心的手段，并且需要被智库所重视和采用。比如说信息图的使用，一张信息图所包含和可说明的信息有时候抵过千言万语。现在的人们都很忙碌，尤其是对于政策的制定者来说，他们的时间就更为有限。你需要利用更少的时间和更有限的精力去说服这些政策的制定者，这时候技术手段所能产生的影响就很巨大了，它可能是你实现这些的一种手段有时候也可能是唯一的手段。 9、创建国家智库网络是在中国鼓励创新和交流的最佳做法 中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比较完善的国家智库网络。中国在发展，中国的智库需要联合在一起去应对和处理一些问题，也迫切地需要提高智库之间合作和交流的能力。 10、通过提供合作和加强创新，成为全球智库社区的领导者 不仅是在排名或者是在会议层面，我发现中国智库似乎更乐于去做一个听众而不是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心态，对于合作而言可能是个益处，使得其更乐于去参与一些活动或者会议，但在真正的影响层面却十分有限。中国智库需要去努力成为一个领导者，需要去更主动地寻求合作，参与竞争。这也是我觉得中国智库需要尽快去转变和解决的。 提问环节 问：目前中国的大部分智库都在顺应时代潮流进行转型，您觉得这是智库自发的行为还是为了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 答：我认为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新瓶装旧酒的问题。许多智库只是做了表面文章，缺乏深入的变革和升级。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习总书记面临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比如全球化的人口流动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的大量人口和财富外流等。为了更好地深化中国的改革，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习总书记对中国的智库们寄予厚望，多次强调了智库对中国发展的战略重要性，希望它们能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但就中国智库目前的发展情况，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习总书记的期望。因此，这也是中国智库将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如何实现自我变革。 问：中国目前正有大量的智库兴起，政府和其他组织也给与了大力的支持，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答：我觉得中国的智库热潮是一个正面的信号。但政府和社会为智库提供支持，尤其是财政支持的行为我并不赞赏，其中很多支持提供得并不到位，提供的方式也不是很正确，我觉得中国智库的发展需要更多战略上和集中性的支持。 问：您觉得中国智库的发展是否需要汲取西方智库发展的教训和经验？ 答：我并不建议中国智库完全借鉴西方智库发展的模式，因为两者的背景环境差异明显。但中国智库们可以参考西方智库发展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从失败的案例中吸取经验，同时也可以总结西方智库发展的有效机制，避免今后发展从陷入同样的困境。在智库发展过程中，领导者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从我的研究经验来看，大部分成功的智库背后都有成功的领导者，而智库失败的原因中，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领导者的失败，领导者没有明白智库发展中一些基本的原则。我觉得一个成功的智库领导者应具备的三个素质：1是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和沟通能力；2是对政策制定者有充分的了解，能够抓住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目的，以及政策制定过程；3是具备财务能力，包括筹款和财务管理。当然，一个智库的成功除了领导者之外，还需要一个坚实的团队，和不可或缺的创新精神。 问：您觉得中国的智库有没有可能走出国门，服务于国际社会？ 答：智库作为研究机构，主要研究区域或全球层次的政策。许多国家和机构都在思考这些政策，做跨国，跨学科的研究。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足够关注学科整合或学科间的研究。事实上，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不难由一个单一的学科来解决。而中国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创建学科间的研究方法。 问：中国智库接受大量来自政府的资助，您觉得这会否影响其独立性？ 答：我觉得与其说是影响独立性，更应该说中国智库的资助来源缺乏多样性。许多美国和其他国家优秀的智库，接受的资助非常多元化，不仅是政府和个人，还有来自企业和其他组织的资助。在印度，有2%的社会责任税被拨给智库，用以智库的发展，同时也有大量的企业财团资助智库的发展。而中国则需要鼓励企业家们，比如马云等，承担起社会责任，推动智库或公民组织的发展。同时，智库应该建立清晰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规章，避免发生由各种资助所引起的内部混乱等问题。 问：您觉得中国政府要怎样才能更好地支持智库的发展？ 答：习近平说过，“智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中国特色的智库，除了鼓励建立更多的智库，更应该关注一些基础的建设，比如智库的网站，出版书的翻译，科学研究方法，战略性沟通和推广等。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智库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数据的可获取性需要得到彻底地保障。只有数据的来源透明化，才能增加中国智库研究产物的可信度。也只有做到科学研究和数据可获取这两点，中国智库才能走向全球，产生影响力。文章选自国际在线，2015年6月25日
2015年6月29日 -
【国际在线】中国智库热潮是一个正面的信号
2015年6月23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教授（James G.Mcgann）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总部发表“如何建设全球化智库”演讲。CCG主任王辉耀、副主任孙玉红、执行秘书长苗绿、高级研究员Daniel Garst、CCG各部门总监，以及国内知名媒体参加了讨论会。 麦甘教授是研究世界智库的著名学者，除了到CCG调研中国社会性智库发展模式，也带来他多年研究智库的最新成果及全球智库的新动态与新趋势，同时就智库建设话题与CCG研究员和国内媒体代表进行交流。 CCG主任王辉耀首先介绍了CCG成立以来的国际化进程以及企业组织架构，以数据形式展现CCG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贡献。CCG创建发展八年至今，已经成为沟通产学研三界的重要桥梁与平台，并在活跃度与影响力方面已成为国内最受关注的民间智库之一。 接下来，麦甘教授发表主题演讲，他首先介绍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的发展进程、战略构架以及研究成果。麦甘教授于80年代中期在美国创建智库数据库， 90年代受邀建设世界智库网络，并在巴塞罗那召开首届世界智库集会。此后，智库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关注，他邀请了一些相关领域专家来对全球最好的智库作出鉴定，鉴定标准涉及50多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地域、功能性政策和特殊贡献领域，造就了世界智库排名的出台，并且这个排名被广泛地认可和使用。麦甘教授提到，目前在他召集之下，宾夕法尼亚大学组织召开了地区性的或全球性的智库峰会，旨在讨论世界智库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会讨论现今智库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以期提高全球各智库的研究水平和能力。 针对中国更好地建设自身的全球化智库，麦甘教授提出十方面建议。一是在更多基于政府下属或大学下属的智库体制下，社会化智库更要接受创新和制度建设的多元性；二是智库要招募具备新技术与新观念的员工，智库应该是双语环境，甚至是多语言环境的，并且确保其中要有英语；三是应激发员工提高生产率和政策创新；四是智库需要集中关注精确、相关性以及影响力；五是政府的智库可能缺乏创新和组织革新，缺乏鼓励创新的机制，只是维持现状；六是工作准则上需要确保研究的质量和完整性。七是在战略沟通和市场营销方面，采纳来自其他领域的方法和新产品的创新。八是要善于利用信息图表从事研究，图表展现的方式优于文字；九是创建国内智库网络，以加强沟通；十是提供有意义的合作伙伴和创新产品，以成为全球化智库中的佼佼者。 麦甘教授随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在有关习近平对于中国智库推动力方面，麦甘教授认为，中国的智库热潮是一个正面的信号，但目前一些机构的研究仍然只是旧瓶装新酒，习近平主席表达了借助智库深化改革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愿景，而中国智库也许在创新方面还不足以回应习近平主席的敦促；有关中国智库如何吸取西方智库成败方面，麦甘教授认为，比起关注西方智库的成败，中国更应该关注自身经验的积累与成败，领导力+可靠的团队+创新是智库成败的关键所在。中国智库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数据的可获取性需要得到彻底地保障，只有数据的来源透明化，才能增加中国智库研究产物的可信度，也只有做到科学研究和数据可获取这两点，中国智库才能走向全球，产生影响力。 文章选自国际在线，2015年6月25日
2015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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