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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美国64个亚裔组织联手告哈佛
在美国，让亚裔群体郁闷的一件事是经常遭遇哈佛等常春藤名校招生的“潜规则”。在美国亚裔看来，存在于名校入学申请的“种族配额”是一种侵犯人权的隐形做法，“违背美国精神的本质”。当地时间5月15日，共有64个华裔、印度裔、韩裔和巴基斯坦裔的社团和组织参加了亚裔团体就哈佛招生歧视进行维权的联合行动。这是近20年来美国亚裔在追求平等教育权益方面最大的一次联合行动，不仅引起美国联邦议员和教育部的重视，也被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哈佛大学的法律顾问不得不赶快在当天作出反应。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华裔维权人士和专家认为，亚裔社团联合对哈佛提出申诉具有特殊的意义，在美国，“声音大的孩子有奶吃”，亚裔为避免陷入恶性循环和竞争，就应该发出团结的声音。亚裔诉求被美国主流媒体广泛关注 “亚裔团体联合就哈佛招生歧视提出申诉初战告捷。”16日，《环球时报》记者收到亚裔申诉哈佛活动发起人之一、美籍双语作家赵宇空发来的邮件。他在邮件中说，经过亚裔申诉哈佛组委会成员和很多志愿者数月来的无私奉献和努力，在美东(华盛顿)主战场和美西(尔湾市)分战场，来自华裔、印度裔、韩裔和巴基斯坦裔的64个亚裔团体联合申诉哈佛的活动“取得巨大的阶段性成果”。据了解，该组委会15日向美国司法部人权司和教育部人权办公室正式上交申诉书。14日和15日，先后有三位联邦国会议员分别在华盛顿接见亚裔哈佛申诉代表团。会见时，罗拉巴克议员强烈支持亚裔团体的诉求，并责成助手帮助联络其他议员争取帮助。申诉哈佛组委会15日还举办新闻发布会，罗拉巴克到场并发表支持讲话。美国《侨报》报道说，在“哈佛大学被指在录取中有歧视亚裔学生的行为”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华裔平等权益协会(HQH)总监唐先生(Arthur Tang)对哈佛大学在录取程序中涉嫌使用侵犯人权的隐形配额制度以及提升亚裔学生申请难度等做法进行说明。报道说，亚裔团体此次维权不仅针对哈佛，也希望通过此事对其他美国名校起到警示作用，并呼吁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此事。发布会上，有华裔学生家长表示，不希望美国名校采取不平等的录取制度，这样做“违背美国精神的本质，长远看对美国精英阶层人群的质量也很不负责”。 美国亚裔不再沉默，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仅一天，就有20多家美国媒体对申诉哈佛进行报道，让申诉代表的意见广为传播。据福克斯新闻网等报道，哈佛大学的法律顾问当日做出回应，对哈佛在录取时歧视亚裔学生的说法予以否认，称“完全符合联邦法律”，并会进行“强有力的辩护”。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这是近20年来亚裔为争取孩子平等教育机会最大的一次联合行动。据赵宇空介绍，每年大学录取发榜，不少品学兼优的亚裔孩子都会接到来自常春藤名校不公正的拒绝信。赵宇空说，亚裔学生进入美国东部名校的门槛越来越高。很多出类拔萃的亚裔孩子，有着申请美国大学所需的高SAT、高GPA，并有参赛得奖、优异课外活动的资质，但还是被常春藤名校屡屡拒绝。这是因为亚裔在申请进入很多美国一流名校时还面临着严重歧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著名犹太社会活动家、争取大学平等入学权益的领军人士布鲁姆组织和代表亚裔学生，于2014年11月17日正式起诉哈佛大学。随后半年，在一些华裔和华裔团体的努力下，组建亚裔申诉哈佛组委会，相关行动在亚裔社团里得到广泛共鸣。美国巴基斯坦裔志愿者协会主席迈特鲁卜·汗就说：“对常春藤大学提出申诉的勇气值得称道，我将尽全力和其他亚裔组织一起阻止常春藤大学对亚裔学生的歧视。”一家美国越南裔社团的领袖说起申诉十分激动，他的孩子就受到常春腾学校的不公正拒绝。赵宇空分析说，这一申诉将对布鲁姆先生的起诉作出支持，并给常春藤大学普遍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尽快停止对亚裔的非法歧视。入学歧视给亚裔学子造成伤害 据赵宇空介绍，近十年来，亚裔学生难入美国名校的残酷现实已引起美国学者和舆论的关注。普利策奖得主丹尼尔·金在《大学潜规则: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一书中说，哈佛等美国大多数精英大学在招生方面一直有“三重标准”：给亚裔学生定最高标准，其次为白人，最低的是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普林斯顿大学两名教授也在《不再隔离，未臻平等：种族与社会阶层对精英大学招生和校园生活的影响》一书中说，亚裔在任何一个SAT分数段的录取率都是最低的，在同样分数的情况下，录取率比白人低67%，比起其他族裔则更低，“亚裔进一流名校SAT要比白人高140分，比西裔高270分，比非裔高450分”。《纽约邮报》今年曾披露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消息，一个印度裔学生爆料自己15年前在申请名校医学院时曾剃光头，加入黑人学生会，并在申请材料中自称黑人。让他吃惊的是，这个恶作剧居然真的一试就灵，让他沾了“种族配额”的光，以相对低的分数申请成功。 2012年，还有美国社会活动家以“美国唯才是举的神话”为题披露说，1993年亚裔在哈佛大学的份额超过20%，达到最高，随后立即下降，“尽管亚裔人口自1993年以来增加了一倍多，但哈佛对亚裔的录取率基本保持稳定，停留在比20%低3到5个百分点这样的水平”，“哈佛对亚裔的相对录取率直线下降，在过去20年下降超过一半，类似的下降也发生在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大多数其他常春藤大学。” 需要强调的是，在过去这20年间，亚裔(特别是华裔)学生不但数量增加，学生的素质也显著提高。亚裔学生在上世纪80年代只占美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的10%，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达到58%。亚裔学生在上世纪80年代占美国计算机奥林匹克国家队的20%，到2012年已达到75%。今天，美国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奥林匹克国家队，基本由亚裔包揽。在过去5年中，亚裔学生获得31%的“总统优秀学者奖”，其评选是根据学生的学习和考试成绩、个人品质、领导能力和社区服务综合评比得出的。 在过去20年亚裔学生增加了将近一倍，学生的素质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常春藤学校对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基本持平，停留在14%至18%的固定比例。这是明显的种族歧视和隐形的配额制。早在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就禁止在学校录取中使用配额制。赵宇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可以说，这些学校对亚裔的歧视和隐形配额制已形成对我们孩子成长和教育的最大枷锁。是亚裔和华裔在美国所面临的最大民权问题。” 亚裔申诉哈佛组委会认为，造成这种歧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美国为了照顾教育落后的非裔和西班牙裔，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强制行动法案”，要求对这些种族在大学录取时进行照顾。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强制行动法案实施50多年来，没有实质性改善非裔和西班牙裔的教育，却造成种族之间在机会面前的不公平。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一直在不断限制以种族为依据的强制行动法案在大学录取中的使用。而且，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等8个州已禁止其使用。但在常春藤名校聚集的美国东北部，强制行动法案依然有效。这就造成亚裔和白人学生在这些学校受到歧视。更重要的是，亚裔在常春藤录取中受害最深，远远高于白人。这就引出第二个原因：常春藤名校对亚裔在文化认同方面的不接受和歧视。早在20世纪初，哈佛大学就对犹太新移民勤奋好学的精神反感，设置了所谓的“全面评估方式”来加以限制。后来经过犹太人几代人的努力，常春藤名校终于停止了对犹太人的歧视，但勤奋好学的亚裔又变成了新目标。在录取过程中，一些美国名校认为亚裔只懂数理化，不会交流，没有创新和领导能力，并常常给亚裔学生在交流和领导能力这些主观评估方面打低分。亚裔认为，这种偏见与亚裔在科技创新和创业方面的卓越成就早已大相径庭。 亚裔团体联合申诉哈佛招生歧视的行动让很多华裔深有感触。有的亚裔认为，常春藤名校在入学方面的歧视已对孩子造成身心方面的巨大伤害，导致很多优秀、勤奋的亚裔孩子在一个很小的录取份额内相互残酷竞争，而不是与其他种族的考生公平竞争。因此，学习压力大，没有充分时间从事其他方面的活动和休息。赵宇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最近一个被哈佛录取的华人孩子，竟在高中毕业前修完20多门具有大学二年级水平的课程，可见学习压力之大。有些幼小的心灵还因此被压垮，产生心理健康问题。同时，这种歧视还使亚裔孩子常有一种不被社会接受和公平对待的感觉。 移民美国多年、目前担任一家中资企业驻美国公司CEO的刘晓莲认为，亚裔要用集体智慧攻克美国名校的“配额壁垒”、拆掉“配额天花板”可能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亚裔应向当年的犹太人学习。同时，刘晓莲呼吁，亚裔孩子家长对名校和教育终极目标要有正确认识，不要“唯名校是举”，习惯性地认为“千军万马闯过独木桥”的才是人才。一名旅美近20年的华侨说，不光在中国国内，在美国也一样，名校教育都是稀缺资源，完全的公平公正是不可能的，但亚裔必须发出应有的声音。 一名来美已18年、在某保险公司任精算师的华裔母亲说，她的两个孩子生在美国，她不希望他们以后在申请美国名校时还因为族裔问题而受到不公正待遇。还有的华裔认为，过去亚裔学生毕业后多从事医生、律师、金融等收入较高和稳定的职业，参政意识不强，对美国的决策影响力不够，相反，美国名校更愿意招收未来能更有作为、更有影响的政治精英。在美国，“声音大的孩子有奶吃”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亚裔在美国仍属于相对边缘化的群体，自然权益较少。此外，美国人对亚裔的固有认识影响了哈佛等名校对亚裔的招生政策。如果这种偏见和现状发展下去会越演越烈，将造成亚裔的恶性循环：僧多粥少，招生比例低，亚裔传统上又重视教育，都拼命重视学习，无暇顾及综合素质，被迫陷入恶性竞争，同时，大量优秀的亚裔青年无法享受最优质的精英教育，最终会严重影响亚裔未来在美发展。苗绿说，亚裔组织起来发出呼吁很有必要，美国社会很多时候是“声音大的孩子有奶吃”，并对种族偏见和人权问题有很高的敏感度，社会团体的呼吁会有效影响舆论和政策。 苗绿说，美国应考虑到近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非美国出生的亚裔越来越多地报考美国高校。以华裔为例，过去5年仅中国大陆赴美就读高中的人数就增长了60多倍，目前每年有3万中国学生赴美读高中，另外还有十余万中国高中生从大陆直接申请美国大学。她认为，亚裔站起来呼吁取消“隐形配额制”正当其时，合情合理。华人群体在美不仅要成为最勤奋最守规矩的族群，还应成为维护自身利益、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族群。赵宇空也向《环球时报》强调说：“亚裔是美国教育进步的重要贡献者之一，并且他们一样关心美国落后社区的教育问题。我们认为，根据经济收入，而不是种族对贫困家庭适当照顾才能更好地提高他们的教育。”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5年5月18日
2015年5月19日 -
【人民网】国内智库启动“一带一路”国别研究
人民网北京5月18日电 致力于企业国际化研究的国内前沿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18日在京举行发布会，正式成立“一带一路研究所”，启动“一带一路”国别研究，以期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中国企业将迎来新一轮‘走出去’大潮。那么，企业如何走出去并有效防控风险，成为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发布会上指出。 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介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将以企业国际化为主题，聚合国内外中青年学者专家和企业代表，对企业走出去开展有指导意义的研究。 研究所执行所长黄日涵在发布会上展示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他表示，其所在的研究团队已先期发布“一带一路列国投资政治风险研究”部分成果，对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投资风险等进行了概述和分析。他指出，研究所将进一步研究和描摹“一带一路”路线图，推出完善详尽的版本。 据悉，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长期致力于企业国际化、国际人才、海归创业、出国留学和国际移民等领域的研究，在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多部蓝皮书，包括《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等。
2015年5月19日 -
【光明日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在京成立
本报北京5月18日电（记者张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今日在京举办“‘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机遇与风险研讨会”，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启动“一带一路”国别研究项目，并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列国路线图”。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表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进全方位互联互通建设中，中外企业将获得广阔合作共赢空间，企业将成为“一带一路”伟大愿景的现实承载者和推进主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将在“一带一路”命题指引下，以企业国际化为主题，聚合国内外中青年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对接企业走出去实际需求，推广经验，防控风险。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规避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多种风险，应从各国发展的具体情况中汲取经验。有专家建议分区域、分议题、分国家进行案例搜集整理工作，以信息集成方式编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案例集，搭建研究平台，充分发挥好智库在“一带一路”合作愿景推进过程中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经验借鉴和现实指导的作用。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5月19日
2015年5月19日 -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政策东风吹绿“民间智库”
今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专门针对智库出台相关意见，标志着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我国真正开始着手发展智库。 在国家倡导大力发展的特色新型智库中，有一群体贴上了“民”字号标签。这些散落在全国的民间智库，正沐浴着政策东风茁壮成长，同时也呼吁更加完善其发展的生态环境。政策东风扑面而来 “这次出台的《意见》将解决民间智库长期遇到的注册难、资金难、人才难、被边缘化等问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介绍，民间智库一直存在上述问题，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实现对民间智库进行有效引导与规范。 记者了解到，此次《意见》特别提到“由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若干意见”。一些专业人士预测，在民政部门下一步的“若干意见”中，注册难问题将会提及，并给出目前大量民间智库无法注册的“解答”。此外，《意见》还提出，要“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 量参与的决策咨询服务供给体系”、“凡属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均可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建立按需购买、以事定费、公开择优、合同管理的购买机制，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 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等多种方式购买”等，这对民间智库来说，都是利好消息。 记者了解到，对于缓解资金难、人才难，《意见》提出“落实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智库建设”。专家表示，这将极大地推动我国捐赠文化的形成，让民间智库获得“源头活水”，民间智库难以留住人才的难题也将随之缓解。此外，《意见》在“加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中，还特别提出“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以人才为纽带，进一步加强智库和党政机关的联系。民间智库借势雄起 5月5日，刚刚成立的深圳民间智库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首设300万元大奖重奖改革创新项目，以此推动政府体制机制创新、企业商业制度和管理模式创新以及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在新生智库如此大动作之前，扎根中国20余年的民间智库——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召开了智库发展头脑风暴会，对新形势下智库发展进行了重新梳理，将自己定位为新经济专业的咨询公司，并且确立了“企业—产业—区域”咨询业务轴心和全球化、创新化、信息化、生态化四个特色业务领域。这一定位包括了新经济的核心应用，即创业、瞪羚、集群的企业咨询，也包括相应的公共政策咨询。 “下一步智库发展会越来越热，我们不应追随时髦，而应深入思考，在影响力方面更加具有中国智慧。”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表示，如果想在智库方面发挥更有建设意义的作用，不在于声音的高低，也不在于一时一事的影响力，而在于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发挥更根本、更基础的作用。尤其是在创业、瞪羚和集群方面，应该发挥更积极主动和独立的作用。 “民间智库通常是指可以通过自己的第三方调查、客观中立的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的非政府社会组织。”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研究会秘书长宋捷介绍，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高新区已认识到民间智库的重要支撑作用。鉴于此，在长沙高新区就职的宋捷，召集多个国家高新区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同仁，于2003年3月筹备成立了一个“民办官助”性质的民间智库——国家高新区发展战略研究会。目前，该研究会已在长春、重庆、武汉、无锡等地的高新区连续成功举办了12次年会和相关创新发展高层论坛。每次年会都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科技部工作以及国家高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结合国家大政方针和各地实际向会议提交论文，开展学术交流，建言献策。宋捷坦言，在新形势下，该研究会将在年会和论坛之外，探索并增加更多“智库课题”，充分发挥这一群体的智囊团作用。期盼生态环境更加开放 “研究会采取怎样的管理模式和工作机制来运行是我们开始筹办时就反复思考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宋捷认为，如果研究会完全按照行政事业体制来运作，很难达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效果；如果按照专业委员会方式运作，就要到国家民政部登记，但国家管理严格很难获得批复，又要建立法人机构，收取会费，定期换届，难以管理。而研究会与其他专业委员会相比，专业性没有那么强，队伍没有那么稳定，经费没有保障，也很难运作下去。因此，研究会就由长沙等国家高新区倡议发起，争取科技部、科技部火炬中心等单位的指导和支持，成为了一个“民办官助”的新型民间智库。研究会不收会费，一直采取“谁承办谁补贴”的方法来落实每年的年会，但真正要在年会之外围绕一些课题随机组建智库团队进行“攻坚”，也会遇到资金瓶颈和人才队伍凝聚力不强的问题。 在此方面，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经验值得借鉴。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以“双面”示人：既是研究所，又是咨询公司。“这是因为保证机构运转的主要资金来自市场。”王德禄表示，保证资金上的自给自足，是为了保证研究所及研究成果独立性。据了解，为了保证经济上的独立性，1993－1994年间，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与希望集团、四通集团等企业进行咨询合作；1995－1996年间，又与湖北劲酒、联想集团、北大方正和清华紫光等企业展开咨询合作。时至今日，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仅咨询业务每年就收入上千万元。 咨询业务让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解决了最基本的“吃饭”问题，也让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更有心情和精力去完成民间智库的理想。凭借认真、高效率和快速反应能力，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打开了与政府机构合作的大门。“（北京试验区）一区多园发展模式调研”、“增强中关村地区区域创新能力调研”、“中关村西区开发战略规划”、“中关村创业环境评估和创业政策研究”、“数字中关村规划”、“‘京沪深’三地创新经济活力比较研究”等一系列研究课题都曾经产生过广泛深远地影响。 “智库与咨询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智库通过发表的报告影响政府决策，进而影响社会发展。”王德禄表示，智库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独立性，与政府部门没有隶属关系且研究水平越高的民间智库越有独立性。这些高水平的民间智库对政府的决策更有价值，因为其声音来自民间、来自市场，这才是政府决策真正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特别需要有保持一定独立性、民间性与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机构——民间智库，以集聚各方面贤能达人的合理论证和声音，提升中国政府对内对外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民主化。” 王辉耀认为，中国智库要真正繁荣成为一个产业，不仅仅要“政府以及政策重视”和智库本身能“集结智慧之士”，还必须形成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应该鼓励更多的智库保持独立性、民间性和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本土智库不能把视野局限于国内，国际化智库要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要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文章选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记者：郭涛
2015年5月19日 -
【人民网】CCG举办智库圆桌会：公益组织慈善战略
随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的公益组织建设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为公益组织制定筹款策略？如何根据捐赠人的兴趣引导他们做出符合个人和公共利益的投资决定，如何引导他们体会“公益消费”的乐趣，获得公益捐赠带来的社会价值最大化？围绕社会关心的上述热点话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5年5月13日在北京总部举行CCG智库圆桌会：公益组织慈善战略。这是CCG近期举办的第四场智库圆桌会。来自各大公益机构的代表包括世界动物保护协会中国首席代表赵中华、救助儿童会项目总监张红霞、陈香梅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陆建娣、陈香梅公益基金会基金发展部总监祝琦纹等出席圆桌。 CCG主任王辉耀出席介绍了CCG举办本次圆桌会的意义，CCG副主任孙玉红具体介绍了CCG在公益领域的研究成果。作为国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 CCG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公益事业，从事中外公益事业的研究之外，还为中外慈善领域专家、机构搭建交流平台。2015年2月，CCG分别在纽约的Harvard Club、波士顿哈佛大学成功举办两场慈善研讨会，广泛邀请中美两地的四十多位慈善专家及学者出席论坛，他们从自身实践出发分享了成功经验，对中国即将启动的慈善立法提出了建议，并就如何形成全社会的慈善氛围、政府的角色和功能、慈善组织的自我管理和激励等议题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与见解。研讨会形成了1个总报告，6个分报告，分别就国际慈善法与慈善环境进行分析比较，对美国及其他国际慈善组织的成功经验及模式借鉴研究进行汇总，向全国政协和相关部委提交了中国慈善立法相关建言献策，形成关于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事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若干建议等相关报告。 随后，CCG研究员、美国公益问题专家卢咏专门分享了她近年来在美国顶级慈善机构的管理和和慈善捐款经验，并介绍最新出版的著作《公益筹款》。卢咏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在美国顶尖的非营利机构有着长期的管理和研究经验。 卢咏谈到，美国的现代公益体系已发展多年，美国最伟大的地方体现在民间公益的发达，其现代管理经验对中国有很大意义。在美国，筹款是一门艺术，也是科学管理的过程。美国大城市几乎每天都有筹款晚宴，是社交夜生活的一部分。在美国，个人捐赠远远超过企业和家族基金会的渠道。来自个人的捐赠无疑是美国公益的领头军，这与中国不同，捐赠不只是富人的特权。在美国，50%的家庭会捐赠，捐款数额50%-80%来自于中产阶级。 参与嘉宾就公益组织如何制定筹款策略，如何获得公益捐赠带来的社会价值最大化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CCG智库圆桌会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系列圆桌活动，在CCG北京总部举办,针对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慈善研究、国际问题等话题，汇集政策制定者、学者、CCG理事、相关产业精英等召开的经常性的圆桌研讨会。讨论内容将整理成建言献策，供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参考。近期，CCG连续举办三场圆桌会，分别就“跨国公司发展新阶段”、“‘一带一路’、亚投行及人才战略”、“日本企业‘走出去’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启示”等议题展开讨论。
2015年5月18日 -
【中国网】中国如何“领先一步”？重视职业教育至关重要
（中国网讯记者张林 实习生蒲俊）5月12日，摩根大通与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京成功举办了“领先一步”系列研讨会的第三场，主题为“中国人力资源储备：缩小经济转型期的技能缺口”。会上，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一致认同培养并提高人才技能，尤其是重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应加快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挑战：高学历与高失业率并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晓初在其主旨演讲中详细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就业市场面临的特殊挑战：2012年，2500万城市新增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其中半数以上拥有大学学历。然而，当年城市新增就业岗位1310万个，同时还有900万到1000万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城市失业率为4.1%。每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从2000年的100万上升至目前的720万。但是，快速增长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并没有解决技能缺口的问题。很多企业都表示，大学毕业生缺乏胜任工作的必要技能，供需双方之间的差距仍然不断扩大。多项调查显示，无论是高等院校毕业还是职业学校毕业生，企业对于他们的工作技能都表示不满。2013年的一项调查还显示，35%的中国企业面临如何填补岗位空缺的难题。同年，麦肯锡公司的另一项调查则显示，1/3的企业在招聘熟练劳动力方面困难重重，其中61%的企业将此困境归咎于劳动者缺乏就业所须的技能。更为复杂的是，2014年全国约有2.7亿农民工居住在城镇，由于普遍缺乏当地户籍，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到包括教育在内的诸多社会保障福利。经验：重视职业教育缩小技能缺口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指出，清华大学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有2.7亿农民工从农村迁往城市，而90%的农民工仅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而未接受职业技能教育，绝大部分农民工也没有获得职业技能证书，而乡镇一级往往谎报职业技能培训情况，并未严格执行中央政府的技能培训政策。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指出，中国目前累计有350万出国留学生，其中170万选择留在国外，而180万选择了回国。出国学习涵盖了高中、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而中国高中毕业的劳动力占到了全部劳动力的86%，中国的劳动力质量有明显提高。但是目前，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1900万学生有89%来自农村，5%来自城市贫困家庭，来自问题家庭的超过40%。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仍然得不到社会和家长的认可和重视。而在欧美国家，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已经十分普遍，“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或可作为借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先生认为，我国现行的教育改革应考虑企业需求，这对于缩小中国人才的技能缺口十分重要。王辉耀主任还提到：“国家应当给予高等职业教育同等的关注，建议实行双轨制教育体系。这就意味着在教育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行业组织等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下，企业和学校将以提高学生全面就业能力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共同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①政府和社会要创造高端服务性工作。②原是职业高等学院后升为大学的，可恢复成职业高等学院。③引进更多外国学生，对国内学生进行技能培训。④保障务工人员的社会福利，取消地区歧视。⑤大学生改变观念，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接受服务型经济。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认为，要缩小技能缺口，一是应重视智力教育而不仅是技能教育，提高学习能力和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二是要反思公共教育体系，社会应向劳动者提供技能培训和终身教育。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的丁晓良博士认为，要使毕业生技能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就要改变过去的单向传授的知识体系，大力发展“生本”教育，培养学生表达、交流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通过“过程管理”改变对学生的评价体系，鼓励教师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能力。他还号召中国进行“第三次思想启蒙”，引进“制度先生”。转型：从投资主导到消费主导过去十多年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年均8%左右，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对各行业、尤其是服务业，带来更大的高技能人才需求。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制造业。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企业的用人需求削减，收到的应聘简历却急速增加，令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堪忧。真格基金创始人、董事合伙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认为，新经济下的电子商务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就会，在此过程中很多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想去传统的政府部门和国企，而是转到初创公司。同时政府积极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创新、创业，这种观念的转变和政策的刺激将改变中国的经济秩序。他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信中资本集团创始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汪潮涌认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一是要增加新的服务行业；二是要培养新一代服务业劳动力人才；三是要培养管理人才。而樊纲所长认为，对于新经济下的电子商务不应盲目乐观。随着新经济的产生，大批劳动力转移到电子商务，虽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这只是劳动力结构性转变，中国仍然需要大量制造业的劳动力。中国将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完成这个结构性变化，实现高质量人才的充分就业。这还需要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
2015年5月15日 -
【中国经济网】摩根大通:缩小技能缺口 应对中国转型期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网5月12日讯 （记者李春霞） 日前摩根大通与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共同举办“领先一步”系列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围绕“中国人力资源储备：缩小经济转型期的技能缺口”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报告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从制造主导向消费主导模式转变，经济发展将对人才技能提出新要求。当前，高技术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显著，对中国而言，人才技能缺口这一问题在信息技术行业尤为突出。报告认为，中国迎来信息技术行业蓬勃发展期，很多中国科技公司急需大量高技能人才，以维持公司业务的高增长，企业需要采取创新策略来吸引并保留高技能人才。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晓初认为，招工难、就业难，一线普工与技术工人双短缺仍是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难题。面对就业新形势，宜以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王晓初指出，从长远来看，解决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的根本手段是加大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最大限度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充分释放人力资本红利，尤其是人才红利。要打破知识教育、精英教育的传统思路，以就业能力为核心，以职业能力为重点，大力转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方法，加快构建符合产业需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健全覆盖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人力资源储备项目全球主管 chauncy lennon认为，摩根大通的客户经常提及他们很难找到能胜任工作的人才，这样的问题存在于各个行业各种规模的企业，缩小技术缺口对各方都有益。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先生指出，我国现行的教育改革应考虑企业需求，这对于缩小中国人才的技能缺口十分重要。国家日益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建议实行双轨制教育体系，这就意味着在教育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行业组织等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下，企业和学校将以提高学生全面就业能力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共同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据悉，“领先一步”系列研讨会旨在集合商界、政界、学界领袖，共同讨论全球性问题以及亚洲地区面临的关键挑战，并提出可行性解决方案。该系列活动由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办、摩根大通集团赞助，一年举行两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合作伙伴联合举办了此次研讨会。下一场“领先一步”的系列研讨会将于今年11月在新加坡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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