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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报】人民币国际化还须苦练内功
人民币国际化虽已取得不小进展，但要真正实现在贸易项下、资本项下以及储备货币方面的国际化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日前，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于北京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与会专家指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必将是漫长的，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切忌操之过急。其间，关键是要在法律体系、信用建设、风险防范等诸多方面做足准备。成效显著 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光大控股首席执行官陈爽给出了“远超预期”的充分肯定。 央行数据显示，2014年，人民币国际使用继续较快发展，人民币跨境收支占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重上升至23.6%。 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中的使用规模稳步上升。2014年，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金额6.55万亿元，同比增长41.6%。其中，在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金额为5.9万亿元，同比增长42.6%，占中国国际贸易结算金额的比重接近20%。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金额1865.6亿元，同比增长117.9%；外商来华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金额8620.2亿元，同比增长92.4%。 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进一步简化，2014年，沪港通的推出使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更趋便利，意义重大。 在国际合作方面，截至2015年5月末，我国央行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3.1万亿元，并在1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尽管货币互换并不意味着对方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而是更多承担贸易结算过程中流动性提供者的角色，但国外央行持有人民币数量的增加也为未来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提供了契机。任重道远 尽管成绩喜人，但目前美元和日元仍处相对强势，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专家特别提醒，人民币国际化切忌急于求成，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而在这场持久战中，必须练好内功，做足准备。 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14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赵庆明看来，在肯定人民币国际化成果的同时，也不能简单地以排名论英雄。 货币国际化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走出国门，行使部分或者全部的货币职能。“如果只能在国内用，走出去不能用，就称不上国际货币。”赵庆明指出，衡量一种货币国际化的硬指标包括其在全球外汇市场的占比和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在国际清算银行每三年针对全球外汇市场的调查中，自1998年开始，美元在全球外汇市场中的比重自有统计以来没有低于85%过，最高的时候接近90%。这也意味着非美元货币的最高占比是10%～15%。在全球外汇储备市场，美元的占比也在60%以上，加上占比逾两成的欧元，给其他货币留下的空间极为有限。 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王俊峰认为，在推动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法制建设尤为重要。他强调，“现代文明是以法制为基础的，在法制思维下才能谈可预期。否则，外界就无从预期其未来的行为。只有建立和完善法制思维，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有更好的发展和未来”。 陈爽认为，作为货币发行国，除了加强法律体系和信用文化建设，还应考量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程度、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程度等因素。这也涉及到货币国际化后，发行国抵御做空等相关风险的能力。从接收国的角度来说，是否愿意持有人民币，更多涉及对发行国经济成长性和经济稳定性的判断和预期，跟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密切相关。 专家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除贸易投资先行外，国内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也须齐头并进。“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如果没有本国银行提供相应的服务是很难实现的。”赵庆明解释道，本国的银行总是更愿意参与到本币的清算系统中，这是一个路径依赖。因此，应该鼓励国内的银行加速提高国际化程度。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坦言，在助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中资银行仍聚焦在贸易结算和内保外贷等贸易融资等传统领域，而在人民币债权的海外发行等人民币资本项下的产品创新开发市场，中资银行目前发力较少，汇丰、渣打等外资银行做得更多。文章选自《国际商报》A7版，作者：汤莉
2015年7月21日 -
【南方日报】王辉耀：东西两翼可发起“海丝港口联盟”
无论是粤西的湛江、茂名、阳江；抑或粤东的汕头、潮州，它们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太平洋和非洲等地的最近出海口，历史上始终处在中国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大大小小的节点，绵延千年，长盛不衰。奠定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追古抚今，广东当前正处于加快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常态发展阶段，在“一带一路”的战略的实施中，深化与海上丝路各国的经贸合作将是突破广东发展瓶颈、攀升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战略选择。 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如何发挥粤东西北的地缘优势？在提升广东在亚太区域的经济中心地位中，粤东西北如何拥抱珠三角和港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与东盟等地区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专访，阐述了他的观点。 因地制宜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南方日报：最近发布的《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已经出台，涉及重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对外贸易合作水平等九项内容；以及确定湛江、汕头支点城市的战略定位。你怎么看待粤东西北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中的使命？ 王辉耀：“一带一路”是面向世界产业格局的新规划，将我国产品“卖出去”，升级为生产链“搬出去”。概括来说，“一带一路”将以前的内向型开放转变为外向型开放。“一带一路”要充分利用中国参与全球化物流、资本流、人才流动红利，推动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治理创新体系。 粤东、粤西是广东到东南亚、太平洋和非洲等地的最近出海口，历史上始终处在中国对外贸易和海上交通的前沿之地。其中，东南亚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重心所在。可以说，从东盟开始推进“一带一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项，而是必然的选择。 从地域上看，粤西的湛江、茂名等地，堪称是我国通往东盟的桥头堡，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站；从经济上看，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当前，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一直是驱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与东盟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且当前中国与东盟正在积极推进自贸区升级版谈判，计划今年底完成。 广东要积极参与沿线国家出口加工区、工业园区、海洋经济尤其是渔业、海上互联互通、海上环保等领域，以及其他项目的合作。湛江、茂名等沿海城市，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其使命不言而喻。 南方日报：在地缘优势上，粤西的湛江、茂名市堪称是东盟的桥头堡。在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中，如何发挥地缘优势并将其价值最大化？ 王辉耀：湛江、茂名的港口群，是我国大西南地区的出海口。在我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单靠广西的力量显然不够，如果把广东与广西、云南、贵州结合起来，将更有利于与东盟合作，有利于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要发挥地缘优势并使其价值最大化，粤东、西的港口群可考虑更主动地去融入珠三角城市群区域腹地辐射大通道，通过打通内外部通道及珠三角的功能辐射和产业转移，把珠三角、港澳、“海上丝绸之路”、东盟等连接在一起，提升广东在亚太区域的经济中心地位，实现地缘优势的价值最大化。 建议发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 南方日报：《方案》的九项重点任务中，促进重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重中之重，广东提出了面向沿线国家，构筑联通内外、便捷高效的海陆空综合运输大通道。其中，包括加强广州、深圳、珠海、湛江、汕头等港口建设，建设世界级港口群。对广东港口群的壮大，您有哪些建言？ 王辉耀：“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人口超过40亿，占全球总人口的2/3。其中，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巩固海上货运通道、加强沿海国家经贸合作、推进降低贸易与人口流动壁垒、推进港口城市建设等重要意义。广东提出的重点任务，与国家的战略是吻合的。 壮大广东沿海的港口群，建议研究沿线港口与城市联盟合作模式。以新加坡等海上丝路沿线国家或者城市的经贸和港口合作需求为出发点，以国际海运航线为纽带，对广东港口城市早前建立的友好城市中的港口城市，以及广东沿海港口航线到达的国家和港口为起步，整合沿线港口资源，发起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联盟”。 南方日报：我们注意到，朱小丹省长向泛珠十一个兄弟省区倡议，联合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物流枢纽。是否可以理解，包括粤东、粤西港口在内的广东港口群，现在迎来了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历史机遇？ 王辉耀：是的。我们看到，从对内的开发来看，泛珠三角里面的中西部省份，今天正在吸引东部产业转移，建设以东盟、南亚等目标市场的加工贸易基地。譬如，泛珠三角的西江流域流经的地区，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包括农副产品、热带水果、生物资源、医药资源等都非常丰富；云南、四川、湖南、贵州等地的有色金属、能矿资源开采程度低，加工程度低，产品附加值低，因此要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利用先进技术，解决优势资源开发中的“三低”问题。 从对外投资的角度看，中国企业正在加快走出去，加大对东盟国家招商引资力度，拓展对东盟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工程承包业务；对东盟欠发达国家输出资金、技术，开展劳务派遣，参与对方农业和其他种养殖业合作。 随着两个市场开发力度的加大，大力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开辟与东盟、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新格局，粤西港口群的红利就自然显现出来了。 南方日报：也就是说，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同时能带动泛珠全方位的开放？ 王辉耀：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泛珠来说，全方位的开放，通过开放来促开发，促进资源转换、转型升级，这在不同地区面临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沿海地区主要是通过开放来转型，来腾笼换鸟，来优化结构，中西部地区也在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来加速资源转化，促进发展，特别是内陆沿边、沿江地区。 南方日报：在你看来，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包括粤西、粤东在内的广东港口群，还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能力建设？ 王辉耀：如果说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的血脉，那么港口就自然成为注入国际新鲜血液的重要血管。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要通道和通往亚洲、欧洲、美洲的必要门户，港口对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意义不言自明。 我认为广东的港口群需要加强软件能力的建设，要重点发展服务功能。比如，海关通关的便利化；国际化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既能跟东南亚陆衔接，又能跟英美衔接等等。 充分发挥粤裔华侨华人作用 南方日报：粤东西北的发展离不开广东自贸试验区有效对接“一带一路”带来的红利，在您看来，广东有效统筹海内、海外两个市场，需要哪些制度创新？ 王辉耀：“一带一路”不仅是基础设施接轨，更多是制度接轨，就像WTO此前的作用，现在要建立新的“一带一路”的游戏规则。广东自贸区的战略定位也在于创新贸易规则、投资规则等等。而广东是中国最熟悉国际游戏规则的省份，能够引领中国在游戏规则方面的建立。当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由经济特区开启的，其中有三个在广东，新的一带一路开放，我相信广东同样能发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因为中国最国际化的企业大部分在广东，华为、中兴、TCL走出去的外向型大企业都在广东，他们可以带领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 具体而言，“一带一路”需要具体化，说得太大反而不好实施。现在需要将概念性的东西进行丰富和厘清，从基础设施先入手，接下来进行国别对接、企业对接。首先应赢得其他国家的响应和对愿景的支持，应听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意见。 南方日报：广东也是华商最多的省份，如何充分发挥华商“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 王辉耀：积极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建设，确实要充分用好东盟各国粤裔华侨华人的作用。我注意到，最近四川成都和罗兹结成友好城市，同时在白俄罗斯等地又有产业园，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中国各城市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还可以以城市对城市形成交汇点的方式合作，以省和市为中心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不光是基础设施，还包括产能、文化等方面的融合，以点对点的合作方式推动。 南方日报：《方案》突出广东与港澳的合作。重点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合作发展航运、跨境基础设施，也包括依托港澳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等，为经贸发展提供支撑，也包括依托港澳来对接营商规则，使广东的营商环境更加国际化、法治化。对此，您具体有哪些建言呢？ 王辉耀：中国整个“一带一路”大战略中，广东最具对接港澳台的优势。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占香港GDP的86.5%，是香港最重要的比较优势，特别在金融、物流、咨询服务、旅游等行业。香港的优势与泛珠三角经济圈各省区有互补性，它具备引领“泛珠三角”与国际接轨，迈向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粤港的合作，可以进一步推进两地资源的更充分整合，提升合作水平，进而带动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的国际化。 香港要拓宽经济腹地、商品市场、中介服务市场和内地原材料、半成品对香港供应，成为内地走向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物流增值中心。因此，从泛珠三角的国际化看，广州、深圳与香港密切配合和互动、甚至竞争，共同带领整个区域走向世界。 首先实现人才“互联互通” 南方日报：《方案》强调产业投资和经贸交流合作。粤东西北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在您看来，当下需要探索哪些方面的建设？ 王辉耀：我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降低人才流动壁垒可以作为切入点，带动其他国家参与讨论人员流动、互联互通、资金、技术等。配合“一路”的陆上“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海上沿线国家的“软性”互联互通。 南方日报：就是说，海上丝绸之路未来发展，应该从人才的“互联互通”入手？ 王辉耀：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我国企业走出去将实现新一轮的走出去浪潮，急需大量国际化人才，但我们的人才储备依然不足。中国的外国人口只有0.0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2%。我国的外国在华留学生比例也仅为0.04%，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比例8%，也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美国很多模式之所以能够转换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留美学生，带回了先进的科技和商业模式。中国也需要培养对中国产能、中国经济等有大量了解，深入研究的留学生。我们需要加大吸引“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留学生大量来中国留学。 南方日报：实现人才的“互联互通”，你有哪些建议呢？ 王辉耀：比如，广东自贸区可以开办国际学校，培养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可发挥广东大学城的作用，在暑假期间举办一带一路夏令营，发挥其在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 此外，要放宽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证受理条件，拓展申请渠道，简化办理程序。比如，上海最近出台的“人才新政20条”，对市场化人才申请永久居留证，建立由市场主导、门槛透明简洁的申请渠道，进行了规范，值得广东借鉴。如，取消就业单位类别和职务级别限制，放宽居住时限要求，在沪外籍人员只要已连续工作满4年、每年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6个月，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工资性收入和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规定标准（今年定为工资性年收入达到6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年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12万元人民币以上），经工作单位推荐，可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文章选自《南方日报》2015年7月17日T8版，记者:龙金光
2015年7月21日 -
【光明日报】王辉耀：中国智库走出去是软实力提升的标志
2015年7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办了“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硬实力的提升，而中国智库走出去是软实力的提升。 我们不仅要提倡中国企业走出去，还要提倡中国智库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是硬实力的提升，而中国智库走出去是软实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一要促进人才的国际化；二要与国际智库进行合作，沟通交流、合作研究课题、互派访问学者等。 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转变，这一过程中要面对的问题正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主要研究方向。这次论坛提出了很多大的命题和方向，对今后用更好的叙事模式讲述中国故事很有意义。（记者：杨谧）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7月15日
2015年7月20日 -
【光明日报】吴建民：公共外交，智库大有作为
2015年7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办了“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中国原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CCG顾问吴建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智库要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帮助国家去化解国际上的不同声音，打消国际社会上对中国发展的疑虑。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智库在公共外交方面可以发挥四个方面的作用。 出点子。公共外交是为了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化解中国和平发展的阻力。可以预见，“中国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发展的全过程。所谓出点子，就是智库要在中国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帮助国家去化解国际上的不同声音，打消国际社会上对中国发展的疑虑。 讲道理。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表明中国的发展会给世界带来新机遇。讲道理，一要别人听得懂，二要别人喜欢听，三要能够打动人，这都需要智库发挥作用。 挑毛病。在向世界各国表达中国主张的过程中，也要反思中国本身实际存在的问题。智库作为研究者，不要避讳讨论问题，而应该积极客观地找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促进国家进步。 重实践。智库研究者要积极践行研究成果。例如，在国际会议中传播自己的观点，通过与会者的反应检验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对于高校智库建设，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要选准题。高校智库有时对国家现实需求了解不够，因此，在选题过程中要加强与政府和企业的沟通，多进行调研，选准研究方向，服务国家的短期、中期、长期需求。二要发挥高校智库的人才优势、研究优势和对外交往优势。（记者：杨谧）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7月15日
2015年7月20日 -
【经济观察网】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当前的全球化形势正在变化之中，而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参与度一直在拓展和深入。随着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野心日益膨胀，中国的海外投资正在大规模增长，“中国投资人”成了各国争相拉拢的对象。但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应该如何更好的参与全球化？ 2015年7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了“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在变化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龙永图表示，现在中国提出的共同体概念实际是过去双赢战略的升级版本，是参与经济全球化重要的思想基础。表面上，全球贸易体制被空前的削弱，全球化处于倒退的状态，而多种贸易协定、区域贸易等却蓬勃发展，但从长远看，如果区域贸易是开放而包容的协定，可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谈到，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目前则有了新常态。国家间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速度和规模不断扩大，各国已经结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但同时，去全球化的趋势也在发展，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则在不断发酵。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对全球化治理体系的改革、补充和完善，以适应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新常态。 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提及，在全球化的过程里，中国要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文化创新和慈善、智库等等这些领域。中国崛起之前，世界上缺了20%人的脑力和创造力。而现在，中国经济的崛起、政治的崛起，也开始带动在其他的领域的创新和崛起，从文化、慈善、智库等方面逐渐影响世界，和世界融入在一起。 原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在发言中表示，全球化尽管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推动全球化的具体行动。但“走出去”的过程中，要警惕封闭的观念。中国应重视外来的威胁，但不宜过分夸大，而应实事求是地估计。夸大外部威胁容易促成封闭的倾向，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于外因只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谈到，在全球化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跟建设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中国全球化对国际崛起有其潜力，但最终能否把潜力转化为实际的结果，还得取决于国内制度的建设，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进行。把脉全球化路径 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在铺设着一条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路径。 谈及“走出去”的经验和注意问题，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表示，在美国投资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学会与美国工会和平共处，善于营造互利共赢的局面；中国中车公司副总裁余卫平认为，企业成功走出去需要把好五个关：一是标准关，二是文化关，三是社会责任关，四是品牌关或信誉关，五是环保关。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走出去的国家行动。中国已宣布为丝路基金注资400亿美元用于即将启动的“一带一路”项目，未来中国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能否以最大程度锁定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和产品的流动方向，从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在国际货币一揽子替换权问题上，美金与日元相对还是比较强势，一带一路的推进，以及非洲战略是否能够成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需要本国银行起主导作用，而以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程度远高于中国银行的国际化程度，中国的银行需要在一带一路战略上发挥重要作用。” 光大控股首席执行官陈爽、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王俊峰、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赵庆明、CCG 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等人表达了以上观点。智库将发挥更大作用 “为什么今天中国应当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必须发出中国声音，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论坛上表示。 他以全球化议题为例，指出了亟待智库加以研究的突出问题：“例如，新形势下全球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今天，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益处非常明显，但也带来了诸如关税水平不一致等现实问题。如何扬长避短，使其为企业营造更加便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这就急需智库贡献智慧，提出方案。”（记者：孙琦子）文章选自经济观察网，2015年7月14日
2015年7月20日 -
【人民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圆桌论坛 把脉中企全球化
人民网北京7月16日电 （记者 杨牧）近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举行。80位官、产、学界人士参会并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主席龙永图指出，中国与全球化问题，微观层面上是关于人才、企业和资本国际化的问题。 企业国际化既需胸怀大局 也需精耕细作 “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企业‘走出去’是推动全球化的具体行动。”原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在发言中指出。 国务院参事、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在全球化格局中，中国企业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走上去，真正占领海外市场。 2015年3月，中国南、北车合并为“中国中车”，成为国际高端装备市场上的巨头。中车副总裁余卫平在会上自豪地表示，中车“要做世界高铁圆梦人”。 但是豪情壮志背后，这位企业家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高端装备走向世界要过的关口很多”，“从微观来讲，装备企业走出去有五关：一是标准关，二是文化关，三是社会责任关，四是品牌关或信誉关，五是环保关。” 他说，经过多年发展，中车业务已覆盖六大洲。走出去的方式逐渐变化，产品等级从低端向中高端提升，市场也从亚非拉国家拓展到欧美。“目前唯一没进去的是西欧。”余卫平说，下一步，我们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业务。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认为，企业国际化，要走得好、走得快、走得可持续，必须把握大势、胸怀大格局，并从中寻找商机。 他特别强调“一带一路”的引擎作用。“‘一带一路’是在新基础上对外开放的新举措。沿线国家有大约44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3%；有1万亿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量的大约1/4。”崔明谟指出，这是世界上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 他还指出了加强产能合作的重要性。“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产品输出。如今开展产能合作，就是产品和能力的输出。我们不但要把产品卖到国外，还要把产业输出到不同国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制造能力。”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15年至2016年全球直接投资额将平稳增长。崔明谟指出，一些发达经济体为了经济回升采取刺激措施，例如开放一些敏感投资领域。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资本流动不断扩大，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非常迅速。“他们都非常希望中国去投资。” 中国全球化人才匮乏 亟需引进和培养 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人才流动的全球化。王辉耀认为，全球化分三个浪潮：一是货物流动，从15世纪发现美洲大陆起至今；二是资本流动，目前发达国家仍有很大优势；三是人才流动。 “提高对全球治理的参与水平，就要提高参与者的素质，加强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何亚非指出，“全球化在新常态下的竞争，说到底就是规则竞争、人才竞争。我们需要一大批在各领域精通国际规则、精于国际谈判的人才。” 但是与会嘉宾都指出了中国目前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不足。 真格基金创始人、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徐小平说，如今美国人对中国的发展很好奇，都想与中国开展合作。但是外国人来中国会遇到许多问题，“中国没有工作签证，没有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徐小平忧虑地指出，如果中国不能把全球的人才引进来，那么他们对中国的热情一定会受阻。“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国际人才通道变得空前重要。每一个小企业的创新创业是了不起，但是最重要的还在于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引进。” 王辉耀指出，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在全世界很低，只有0.06%，而目前发达国家的国际人口比例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为1.6%。留学生也是类似局面，外国留学生在中国读学位的比例现在是0.5%，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都是10%。他举例说，香港科技大学85%的教授来自世界各地，“未来我们的创新需要广纳天下英才”。 法政集团董事长、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王广发则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才的培养要有长远规划。今天的培养必须指向20年后国际产业结构的变化、应用技术的变化。提前做好规划，“这样我们国家在各个发展时期的人才才不会断档。”背景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由国内新型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打造。该智库成立于2008年，以“用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为宗旨，致力于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 本次论坛主要议题有：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全球化创业浪潮、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新阶段等。该智库将整合论坛研讨内容，以建言献策形式提交相关部委，助力国家决策、推动政策进程。文章选自人民网，2015年7月15日
2015年7月20日 -
【环球时报】精英出国“蒸发”令单位无奈人才流失对国家有损
“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近些年国内很多科研单位、高校、医院对滞留海外的自家“人才”发出类似的喊话声--在党报、省报、都市报上张榜公告，对故意躲着单位的出国人员按辞退或自动离职处理。被“喊”回来联系的滞留人员多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自费或公派去发达国家留学的骨干人才，现实情况是，多数人已定居海外、为人所用，这对中国来说就是人才流失。如今国内单位集中清退出国逾期不归人员，从表面看，是用人单位对不守规矩者早该进行的了断。但《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公告方式喊话、处理是用人单位的无奈之举，他们了断的是法律规章层面的人事关系，却仍期待和这些在海外的人才保持“血脉联系”。一名要求隐匿身份的高校人事处负责人坦言：“我倒不希望有人看到公告，别伤了感情。这些在外成材的人哪怕回来短期交流和合作，对单位也是有益的。” “科教单位最怕伤了感情” 7月初，一则中国某科研单位在全国性日报刊登的“出国逾期不归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公告颇让人感慨。公告写明，该科研机构赵某等40余人因自费出国留学、探亲及移居国外定居等原因逾期不归，并长期不与单位联系，令单位无法寄送有关人事处理文件，故根据国家与单位相关政策，对这些人按自动离职处理。公告写明：“在公告发布一个月内，上述人员应主动与单位人事部门联系，办理档案转递手续。”这40余人中，有一半的人上世纪90年代出国，有16人的自动离职时间是按2000年或2001年起算，只有5人是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逾期不归。无独有偶，《陕西日报》今年6月也刊登过西北政法大学、西安工程大学的辞退公告。两所高校先后回应媒体询问，确认辞退的均为长期在编不在岗的教职工，其中多数人离岗超过十年，其中包括出国逾期不归的情况。 《环球时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2005年以来，国内至少有数十家科研单位、高校、医院、机关以发公告形式，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进行辞退或按自动离职处理。记者采访中，有相关单位人事处负责人透露，今年上半年的集中清退，和国务院2015年2号文所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 这意味着，部分单位在新一轮整理上报编制内人员名单的节点上，要对长年出国不归人员有所决断。一家科研单位人事处处长李灿觉得这事处理起来挺棘手，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保险要调整，我肯定不能给他(不归人员)留编制，那等于虚报‘吃空饷’呀。这些人我们联系不上，怎么算了断人事关系、如何转递档案，都需要有个依据。” 发公告“隔空喊话”，成了这些被出国人员滞留不归问题困扰的单位最常采用的方式。李灿遇到过一名上世纪80年代出国、一直滞留海外的同事，到退休年龄突然回来，向单位要待遇。李灿说：“这种情况我很难处理。其实也不知道有多少法律效力，只希望能在人事关系上有个了断。”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有的单位3年前刊发公告，但至今无一人主动与原单位联系。李灿无奈地表示：“其实我们也知道，99%是不会回来的。他们大多去的是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 人才出国逾期不归的话题每见诸舆论，触发的往往是民间两种情绪：一，没良心没爱国热情的逐利者算什么人才？二，“吃空饷”太可恨。然而现实中，用人单位与出国逾期不归人员的关系要复杂许多。 《环球时报》记者针对科研单位、高校的采访过程中发现，用人单位虽然采取公开辞退或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做法，但内心还是希望被辞退人员终能回来做些贡献，这样的矛盾心理普遍存在。对约定留学期满不归、不打招呼甚至彻底失联的人，用人单位往往在一定时期内持容忍态度--停薪但保留编制、档案和公职。为什么？答案就两个字：惜才。 中西部某高校人事处处长王赟告诉记者，其所在学校编制内教师出国时间最长的已有27年，“走的时候都是高端人才”。前几年，逢年过节，王赟还会和人事处的同事到这些人在国内的亲属家拜访，能联系上本人的还时常发邮件联络感情。“盼着能有人回来，但这么多年过去，没人回来，占着编制又不教学，于法于情于理，确实到了必须清退的时候，否则对在校老师也不公平。” 李灿说：“当年出国的人，现在很多在国外相关科研领域已具有相当的成就，当然，也有混得不好的。从内心讲，我们不希望辞退，更不想发公告，还是希望彼此合作，哪怕是短期回来授课和开展科研合作。” 一所高校的人事处负责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该校发公告辞退海外滞留人员是为排除人事纠纷，走下程序。“科教单位最讲究开放包容，伤了感情，这些人才不回来，或者回来去了其他单位，损失比给他们留编制更大。”记者采访中，“怕伤感情”“影响人才吸引”被科研单位和高校人事处负责人反复提及。 对逾期不归人员要不要追究 王赟所在高校，出国逾期不归人员超过半数滞留美国。“出去这么久，很多人在国外混得不错，拿了绿卡，也不在乎国内的编制。”王赟说，单位本意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回校授课。王赟所在高校有这样的兼职教授，主业在海外，家人都在国外生活，逢假期回校授课做项目，“大家按合同来，他以后愿意回国退休也有保障，这样关系处理得挺好”。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看来，滞留海外不归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因素，一些老的政策和滞后的机制影响了人才回流。接受采访的多家单位的人事部门负责人也有同感。以李灿所在的科研单位为例，大半出国逾期不归人员是上世纪90年代自费出去的，按相关规定可保留公职一年，但自费留学和公派不一样，没有回国服务的约定。王赟所在高校的出国不归人员，大半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公派出国，仅有少数自费留学或以探亲名义告假。一般来说，公派留学未经批准逾期不归的，一年内停薪留职，一年后是否保留公职，视不同情况由派出单位决定。 多数派出单位的选择是，再等一等。过去几年，李灿和本单位在海外的人员有过接触。“他们出去的时候，也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科研环境，当时国内很多领域的研究是有断层的，出去才能得到专业指导，当时出去的都是精英。”但时间一长，这些精英就拒不接听单位的电话，或者找些理由搪塞。有的是迫于家人的压力留在国外，有的是自己在海外有更好的发展，有的与原单位关系闹僵后更不愿回来。 王辉耀的观察是，在中国政府“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下，过去用人单位一般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的过往行为不做追究，对人才回流持欢迎态度。 国内知名移民法学者刘国福提出，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一概不予追究，并不合适。刘国福说：“不管你成长为多高级的人才，也要尊重法律，尊重国家，尊重单位和同事。有些人长期不与国内联系，把单位保留的公职视同儿戏，在滞留海外期间占用国内资源，这些人如果只要回来就不究过往，是不是对其他人有所不公呢？” 公平比优待更能留住人才 很多单位刊登的公告显示，2010年以后出国逾期不归者明显减少。特别是过去十年的留学制度建设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科研投入增大、基本待遇改善等因素，使公派出国逾期不归的现象大幅减少。按照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中国公派留学生规模从1996年的每年不足2000人增长至2015年的2.5万人，同期回国率从约70%提升到目前的98%以上。 李灿强调其所在科研单位的滞留不归者都是自费留学的人。2010年之后的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无一人滞留海外。李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制度约束之外，国内科研环境的改善、科研经费的提高、与国外收入差距缩小，是根本原因。”李灿所在单位近年吸收了多名“千人计划”归国人才，“早年出去的现在很多有回国发展的想法，或是年龄到了，想落叶归根，发挥余热，国家现在有很多特殊政策，包括给家属待遇，让人才安心发挥所长”。 众所周知，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2013年的一个权威数据显示，中国科学和工程领域人才出国滞留率平均达87%。当前国际人才竞争越发激烈，如何以灵活的政策和机制积极参与竞争，对中国来说越来越迫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国际人才竞争的大环境下，政府应积极针对归国人才的工龄接续、社会保险等作出特殊政策安排。 刘国福认为，现阶段国内给归国、来华人才特殊政策，是现实之举，然而特殊政策带来的是短期结果，并可能形成一定的既得利益群体。他认为，如果一直把引进海外人才的重点放在特殊政策上，总是强调提供特殊优惠待遇，那是舍本逐末。刘国福说，国家要制定有长远目标的人才战略，把特惠推向普惠，“很多人才要的不是你给我多少特殊待遇，而是要公平待遇”。 本文刊于《环球时报》第7版，2015年7月14日
2015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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