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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中国智库：站在春天 遥望政策
“内参为王”的时代，与官方的直接联系依然是智库影响力的决定因素。政策细则待定，体制内智库希望打破僵化的人事财务机制，民间智库则盼望鼓励企业捐赠以维持生存。 2015年1月20日，智库们奔走相告“春天真的来了”。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 回首近几年对中国各类智库所做的长期跟踪观察，中国网智库频道原负责人张林告诉财新记者：“《意见》公布我们就安心了，至少证明我们之前围绕智库所做的研究、报道和呼吁不是‘自嗨’。” 连一直抱怨民间智库被歧视的大军咨询创始人仲大军也感受到了温度的变化。“政府制定了新的政策，主要是注册管理方面。以前我们办民间智库想去民政局注册很难，没办法都跑到了工商局注册成企业。现在民间智库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来注册有思路了。前几天民政部还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文件起草讨论会。” 春天并非忽如一夜来，被智库研究者们挂在嘴边的《意见》，在公布前经过了长期的酝酿。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当时官方文件还更多地使用“思想库”而不是舶来词“智库”。2013年4月，习近平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把智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此后，媒体持续聚焦“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美国著名智库的名字一时成为媒体报道中的高频热词。 正如《意见》的结尾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按照本《意见》精神制定具体办法”，欢呼进入春天的智库也意识到，真正更实质性的改变可能还要等些时日。 春天里的烦恼 影响力是智库的生命和价值所在，但如何界定一直缺乏标准。今年初由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联合发布的《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希望采用客观指标来构建公允的智库评价体系。报告将智库影响力分为专业影响力、政府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等四项，比如国际影响力是根据该智库与国际机构合作的频次、合作的国外智库数量、智库主要研究人员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次数等数据综合计算得出；而政府影响力，具体指标包括智库为政府人员培训的数量和级别、承担政府委托项目的数量和级别、获得政府领导批示的数量和级别，以及参加政府部门座谈会的数量和级别。 基于这一整套评价体系，《智库影响力报告》排列出了中国综合排名的前二十名，以及各分类榜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名列智库综合影响力前五；北大国发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分列高校智库影响力前三名;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分列民间智库前三位。 在零点-中国网版《智库影响力报告》发布之前，行业内已有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智库排名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智库排名，后两者都是采用同行专家提名和主观打分的方式。 毫无疑问，在中国，智库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其对权力的影响力。很多智库并不愿透露自己获得高层批示的数量，作为《智库影响力报告》参与者， 张林感叹，“即便这一指标没有分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也可以稳居智库综合影响力前两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直属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成立于1981年，其官方网站显示，2014年该中心报送各类研究报告483篇，中央领导对其中121篇报告作出批示301次。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977年，官方网站显示，社科院现有研究所31个，研究中心45个，全院总人数4200多名。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曾透露，作为中央政府最主要的高端智库之一，社科院有自己的上报系统，有多种报告呈送，其中最重要的报告只送给40多人看。 中国智库的整体状况大致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所说：“目前我国有近2000家各类政策研究机构，约90%是体制内的，主要设立在各级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系统和企业。长期以来，它们是我国决策咨询体系的主体。” 学界、媒体对这2000家大大小小智库的分类方法有很多种。大致都是按照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社会科学院和高校）、民间智库三分天下；也有的因为社科院系统体量巨大，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 但人们逐渐发现，这些标签对于说明智库的影响力意义不大。“做得好的民间智库基本上还是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受访的智库研究者都向财新记者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很多体制外智库的高层渠道让我们这些体制内智库望尘莫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项目组执行组长李凌说。 被称为“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2009年3月成立，拥有包括理事长、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内的超豪华阵容。2013年，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中心的终极目标是建成中国民间智库的旗舰。本次采访期间，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又向财新记者做了修正：“国经中心的定位是社会智库，不叫民间智库，也不叫半官方智库。”对于过去媒体报道大都将国经中心称为“一家政府智库”一事，魏建国表示，“外面怎么看是外面的事情，财政预算里面没有给我们的钱，我们也没有编制。” 但在谈话中，魏建国并不讳言国经中心强大的体制内运作背景，“我们有的理事可以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我们会安排研究人员到地方挂职副县长，回来之后写出来的东西明显更接地气”。 很多近年新崛起的民间智库都有类似的特点。盘古智库的发起人易鹏曾是国家发改委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会长王辉耀担任着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等职务。 体制内智库（包括党政军、社科院、高校）的烦恼大致相同，而民间智库各有各的烦恼。 体制内智库大多受限于公务员、事业单位体制的人事和财务管理限制。一位体制内机构的研究人员举了几个例子：“领导干部每年出国的次数、每次出国的天数、每次出访的国家都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要考察‘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可能就要反复回国重新申请”“如果我们外请一个同声传译，要支付人家工资，有时候会议有保密要求需要用自己的同志翻译，却不能支付报酬”。由于人才激励机制不足，体制内智库人员跳槽到公司的现象时有发生。 民间智库则因为吃不上财政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经费问题。即使进入了智库的春天，智库研究学者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依然认为，对于中国的非官方智库来说，首先是要活下来。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2000年成立的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它的创始人仲大军下海前曾在新华社和《中国经济时报》工作。由于在民政部注册受阻，仲大军将自己的智库在西城区工商局登记注册为股份合作制公司。自成立以来大军咨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是仲大军一个人进行的。 经过十几年的艰难求生，64岁的仲大军坦承现在“有些懒了”：“这些年就靠写文章，哪里能发就发，有没有影响政策，我们也不太去管了。我们也在观望，形势不好就不干了。”当然并不是每个非官方智库都担心生存问题。之前有媒体报道，被称为“超级智库”的国经中心在成立之初就有5亿元基金作为后盾。对此，魏建国澄清，“只筹到了3亿元”，“每次办论坛、峰会都要单独筹集资金，就几百万元”。 知识到政策间的鸿沟 智库被称为知识到政策之间的桥梁，对不同智库来说，桥有长有短。参与智库报告制作全过程的张林和李凌都认为，现今，智库影响决策的主要方式还是内参系统。 作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罗援少将，对自家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十分清楚：“内参批示也有，不便说，对决策层也是有影响的。作为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曾经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的身份提了一些建议，有些已经被国家采纳了。当时我们一共提了25个提案，其中10个提案已经落实了，包括在南海设立特别行政区、成立国家海警队、国庆游行设立老兵方队等等。” 清华大学教授朱旭峰在《中国思想库：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研究》一书中，通过构建模型、定量分析发现：理应成为智库核心能力的专家知识运用能力，无论是在社科院、高校还是民间智库，对实际智库影响力贡献都是次要的；智库通过提高本机构的综合研究能力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效率并没有通过政府关系来的高。简而言之，就是搞好学术效果不如搞好政府关系和人脉——当然这是针对所有类型的智库。 也有智库工作人员和研究人员不同意这种说法。一位社科院研究人员分析认为：“选择民间智库还是官方智库，跟买方有关，如果是政府机关要委托智库做课题，当然交给官方智库更放心，出了问题承担的责任也小。”他同时强调，官方背景较弱的体制外智库即使缺乏“内参”渠道，也可以通过媒体影响公众和知识精英来发挥影响力，并最终获得官方的关注。 很多情况是桥梁的两端都很茫然，智库不知如何找到需求方，需求方也不知道哪家智库可靠。罗援告诉财新记者，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也会把一些研究课题委托给其他智库来做，或者合作，但“不知道哪个是正儿八经的”，或更有权威、更有实力。他建议“梳理一下智库黄页，分门别类列一个名单”。国经中心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魏建国表示，民间智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时候不知道找谁合作。 一旦打通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者民间智库得到了官方的好评，市场反应常常很明显。 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负责人郭维维告诉财新记者：“去年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了一下零点调查，之后负责政府项目的部门业务涨得很厉害。零点的公共智库部门以前做社会性的、公益性的调查，都是自己花钱做，所以都是微亏或者持平，去年一下就变为盈余。” 郭维维这样看智库春天带来的变化：“如果说是影响宏观政策制定的能力，零点是很弱势的。偶尔也能拿到批示，但是很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几年宏观环境也没有变得更好。但如果从拿到政府的调查项目的角度，现在环境好了很多，只不过可能有的项目不方便以零点的名义发布。” 探索与观望 2015年6月，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微信公众号上挂出了特约研究员和研究助理的招募信息。从招募信息可以看出，公共政策中心正在调整自己的研究团队，跨学科、跨单位甚至跨体制的研究合作在被引入传统的研究机构，而人才流动的入局很有可能将搅动原有的用人格局，为原有的研究人员带来一定竞争的压力。 虽然《意见》从组织管理体制、研究体制、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国际交流合作机制五个方面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但大都是原则性的。半年来，高端智库们已开始探索如何将原则付诸实际。 所谓“高端智库”，是指《意见》提出的重点建设50-100个国家亟须、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意见》明确提出支持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科协、中央重点新闻媒体、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军队系统重点教学科研单位及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扬向财新记者透露：高端智库试点的选择是采取点名的方式，比如由中央点名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一些智库领军人物，之后成立相关的监管理事会，制定高端智库的管理办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央党校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本机构的高端智库试点方案已经上报正在等待中央批复，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中央党校方面强调，“试点方案有1万多字，方方面面都有，到时候就知道了。” 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意见》颁布后不久，较早参与中央党校智库建设工作的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梁言顺就对《光明日报》表示：《意见》强调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特”，较好地处理了智库发展与政治敏感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基本原则上，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强调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政治红线、法律底线和努力方向。 从高端智库负责人之前透露的零星信息看，高端智库试点的改革热点集中在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曾表示，人才是智库的根本，人事制度是高端智库建设最核心、最关键、最先要做的制度设计。 李凌利用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的平台了解过很多智库的改革想法。“最重要的一个是人、一个是钱。现在人才的评价还是按照高校的体系，看发表论文数，但是智库和学术机构不一样，评价要看咨询建言的质量。而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很多机构都在不停地报课题，课题费使用上又容易出违规行为。这个状况需要改变。各地都在制定细则”。 《意见》中针对社会智库的论述，集中在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文件中，社会智库的定位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要求坚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由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若干意见，确保社会智库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给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 虽然《意见》中未曾提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盘古智库等民间智库都在接受采访时呼吁企业捐赠民间智库。王辉耀提出，建设新型智库，首先要为民间智库争取参与权，尤其是政府的公共政策采购，要严格遵循采购制度，政策课题的招投标一定要对所有智库开放，而非包干给体制内的单位；其次，要建立支持智库经费的渠道，鼓励企业捐赠智库事业。 根据企业所得税相关法规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民间智库呼吁，智库生产的是非盈利性产品，企业捐赠智库也应该具有抵税资格。 即便面临生存问题，民间智库依然大多选择回避境外资金。中国社科院下属某研究所也透露，不太敢接国际项目，怕有事说不清。 “智库需要提供的是关于公共政策的建言献策，而不是改变政治体制。”上海社科院李凌认为，民间智库有很多可以研究的，“没有必要去碰这些敏感的话题”。本文选自《财新周刊》2015年7月30日
2015年8月4日 -
【和讯智库访谈】苗绿：中国应建立国家猎头机构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做客《和讯座谈会》栏目，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发展设想、中国社会智库格局、中国绿卡制度与人才国际化等话题进行了剖析。苗绿指出，全球已经打响了人才战争，中国政府应建立一个国家猎头的机构，因为很多人才是需要去三顾茅庐的，需要由专门机构负责国家人才库、全球人才库以及人才地图的维护。 在国际上高端人才引进方面，很多政府都非常重视猎头的作用，像美国、新加坡、德国、印度、韩国等国都有非常完备的政府猎头体系，中国在该方面具有很大差距。苗绿博士认为，世界上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移民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直都建议中国政府也要做这类机构，可以不叫移民局，叫人才局，还可以在海外使领馆中建立移民人才处。 苗绿鲜明指出，中国政府还真没有一个国家猎头的一个机构，因为很多人才是需要去三顾茅庐的，也需要国家人才库、全球人才库和人才地图，要统计这些东西需要由专门机构负责，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很积极，在中组部的倡导下他们很多都走出去，在全球猎取一些人才。 针对人才签证机制中存在的壁垒，苗绿博士指出，人才签证的原则要跟公司和税收挂钩，也希望把现在已有的人才签证做实做好，并破除壁垒，让绿卡更容易拿。此外，中国还要扩大外国人申请绿卡就业单位的范围，无论是在体制内的机构还是跨国公司研究所，只要能在中国找到比较好的工作，我们可以设定一个限制，什么样的工作你能找到。此外，还可以出台一些就业单位的职位清单，这样根据我们市场导向去找国际化的人才，这些都是需要做的。 苗绿现在担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执行秘书长，同时也担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副总干事。苗绿博士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当代中国研究的博士学位，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等机构担任访问学者，并曾参与多项国家部委以及中国社科基金的研究课题，出版的专著包括《大国智库》、《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以及《国际人才蓝皮书之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本文选自和讯网，7月30日
2015年8月4日 -
【城市化发展】中国最具潜力城市强势洗牌的秘密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竞争力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源于它的性价比，人们会“以脚投票”，尤其是越来越壮大的中产阶级，都愿意到性价比高的城市生活。 在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里，北京、上海常住人口都已超过2000万，广州、深圳已经超过1000万。而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数字还要变大。 目前，中国很多人口增速最快的城市都是中国的省会城市或者在经济增速最快地区的大城市，这些城市拉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 然而，任何城市都具有跨越的可能，随着城市的地位和实力不断变化，有些新兴城市崛起，有些城市不断失色，在竞争中落后。在短短五年里，中国最具潜力城市已出现了“洗牌”。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中国新兴城市排名”中，位于中西部的贵州贵阳、湖北襄阳、湖南衡阳占据了三甲的位置，位列前十名的城市还有重庆、宿迁、淮南、淮北、株洲、郑州、成都等城市，其中只有江苏宿迁位于“东部地区”。 据了解，早在五年前，经济学人智库就设计了新兴城市指数，指数以增长指标为基础,统计城市GDP、人口、居民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变化。 此次新兴城市前三强分别是贵州省贵阳市、湖北省襄阳市和湖南省衡阳市，而在五年前的城市排名榜单中,几乎难觅这些城市的踪影。 经济学人智库表示，这些城市的发展主要受到投资和基础建设发展的推动，但都辅以创新政策措施。 贵阳曾经也是充满争议的城市，但最近几年，贵阳以大数据中心的形象出现。几大国有电信巨头都已经在贵阳投资建设大数据中心，阿里巴巴、富士康等企业都在贵阳投资建厂，并带动新兴的数据分析等产业发展。 其它信息技术公司和中关村科技园等也落户贵阳。刘倩解释说，这带动了贵阳产业结构的转型，一改以往依靠采矿业和重工业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投资还转变成消费能力，使其脱颖而出。 贵阳的变化也适用于西部的成都、重庆等城市。新兴城市排行榜前20强中有18个城市不属于原先占据领先地位的东部省份。经济学人智库的研究显示，包括襄阳、衡阳在内的中西部城市都抓住了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建立专门工业园，走出了过分依赖房地产的周期，吸引新的投资，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中国内陆城市的不断崛起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到2019年，武汉市的经济规模将超过葡萄牙或捷克。 22日，武汉市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发布上半年武汉经济数据：GDP比上年同期增长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增速最快，领跑武汉经济。 具体来看，上半年，武汉第一产业增长4.2%，第二产业增长8.3%，第三产业增长9.3%，第三产业增速高于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对武汉经济的支撑非常明显，在8.7个点的GDP增幅中，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4.8个点，超过一半。”武汉市统计局副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应小莉表示，第三产业当中，金融市场稳定增长，房地产上半年销售情况回暖，盈利性服务业增速也较快。 据了解，贵阳将自身定位为国内领先的“大数据”中心;襄阳建造了专门的产业园来吸引企业;而台湾合约电子制造商富士康的投资也促进了衡阳的经济发展。 经济学人智库的报告预测，中部省份的城市表现将最为强劲，主要得益于产业转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未来还会产生新的红利。 与之相比，东北城市面临人口外流和固有经济结构的难题。鞍山、齐齐哈尔、抚顺等城市到2019年的市辖区人口预计都会出现平均年度负增长。 传统上依赖资源和原材料的城市，比如包头、呼和浩特、太原等受到价格走低的冲击，排名后移。采矿业和重工业基地城市发展前景恶化，这明显地集中在东北地区。 以吉林省会长春为例，2010年时尚在前20强，2015年已跌至86位。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在振兴东北政策下，长春搭上了政策春风，在本世纪初一向发展顺利。但2012年起，受到占据该市工业总产值近60%的汽车工业消费低迷的影响，长春的经济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长春在事先经济多元化和鼓励创新方面进展缓慢，没有摆脱对国有企业的依赖。长春的人口问题也很突出，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就业机会，吸引高技术人才。2014—2019年长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出现下降，限制产业发展，并影响到消费能力。 “东北城市以国企为主，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如大宗商品变化带来的工业产品价格下降等冲击，反应相对滞后。”经济学人智库中国研究总监刘倩指出，东北城市应该努力解决不利的人口发展和结构经济带来的影响。 东北也不是全部“失意”，辽宁的锦州和营口依靠大力发展港口提升了竞争力，位居新兴城市前20位，这也显示出各城市适应新政策和产业调整能力的差别。 “中国内陆城市的不断崛起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刘倩称，排名前20的新兴城市再也不会是让人忽视的“小市场”：它们市辖区人口总和将在2019年达到5000万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在2013年的水平上增长60%，年均收入超过10万元的居民人数将从不足50万人增加至440万人。 新兴城市竞争力的秘密就是告别单一，拥抱多元。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告别“黄金年代”，全国各地楼市都火爆、所有产品都热销、所有房企都赚钱的时代，一去不返。“分化”已成为关键词。 例如，沈阳与贵阳这两个城市在过去5年间倚重房地产开发。沈阳楼市的库存量与去化周期向来是业内所关心的重要数据，一直以来，沈阳房地产市场较高的库存成为楼市正向发展的巨大压力。 数据统计，2014年底，沈阳楼市库存量为29328888平方米，而如今沈阳楼市库存为27796682平方米，库存量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2015年开年至今，商品住宅库存量逐渐减少，从年初的接近2900万平方米，缩少至现在的2700万平方米左右，一是销售量在回升，同时，新增供应量减少，其中销售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5%，而新增供应量同比减少了27%。 在政策利好叠加下，特别是沈阳市政府房交会“购房补贴”的大力刺激，商品房、商品住宅成交量同比去年明显回升，可以说有了“复苏”迹象。 但同时由于沈阳整体“商品住宅库存”尚需时日消化，所以是否彻底“转暖和复苏”尚待持续观察。从目前的库存量和销售量来看，沈阳商品住宅的去化周期大约在27个月左右。 另据数据统计，截止到2015年3月，贵阳楼市库存907.14万平米。按照贵阳一季度楼市每个月44万方的消化速度，贵阳楼市库存量为20.6个月，属于健康范围。 在中国，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扭转并主导了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口变动的方向，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随着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很快将陷入“抢人大战”。 即使中国已进入“新常态”，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等地区等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GDP已逼近某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仍保持在较高速度。 因为有另一只无形之手在拨弄经济的脉搏——流动人口。在中国，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扭转并主导了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口变动的方向，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人。这意味着，全国有超过18%的人口离开本地或本省在外生活。 东北地区是人口流出最明显的区域之一。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只有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人口净流入，但远比不上北京市40万至80万的年人口流入量。 按照六普数据，黑龙江总和生育率1.03，吉林1.03，辽宁1.0，远低于全国1.5%，比江苏、浙江等经济更发达地区都低，仅高于北京、上海等极少城市。甚至比基本同纬度的韩国和日本要低，2013年韩国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19，日本为1.34。 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整个人口结构自然也更快老龄化。如2013年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0.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3个百分点。 不夸张地说，多年人口净流出加上明显的老龄化，使得东三省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甚至陷入人口危机。 目前，东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全部低于1‰，其中吉林在2012年降至0.36‰，黑龙江在2013年降至0.78‰，而辽宁省2011年至2013年已开始负增长，2014也仅回升到0.26‰。 人口压力带来经济潜在增速的下行。东北地区经济从2012年开始大幅下滑，2014年黑龙江省、辽宁省GDP增速不及6%，吉林省也仅6.5%。 对东部人口流入省份而言，“人口顺差”也是其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北京、上海等地每年由人口净流入导致的GDP增长可能达2个百分点，使得其GDP仍能达到7%左右。 “农民工是东部劳动力的重要补充，甚至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主体”，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不过，目前青年人绝对数量下降，而中西部工资上涨很快，年轻人回内地工作动力增大”。 在进入21世纪后的近十多年来，规模扩张型的城镇化和土地财政愈演愈烈，如果再对各个城市的扩张计划进行加总，在至2020年的发展规划中，各个城市的人口需求恐怕也是以数十亿来计。 这种情景假设再清楚不过地揭示出，中国各地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规划，将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资源抢夺大战。如果各地的发展规划都得以落实，中国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恐怕会被消耗殆尽！ 眼下，各大省会城市、发达地级市及县城都在大张旗鼓地建新城、设新区，但面对即将到来的和一二线城市抢人的局面，他们准备好了吗？ 为长远计，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早建立起吸引劳动力的优势，就能在城市间抢人大战中占据先机。或许，下一个中国最具潜力城市就是你。文章选自智谷趋势，2015年7月29日
2015年8月3日 -
【人民日报】丘成桐：创新来自对学问的真正尊重
选自《人民日报》第5版，2015年7月30日，内容为丘成桐教授在CCG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的演讲，作者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从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出发作出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达到文明意义上的创新，进而实现有益于民族与世界的成就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创新的时代。从一个学者的视角看，大学的创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因为，创新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文化问题。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生产文化的场所，理应是创新的源头。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从政府官员到大学校长的一个普遍心态，或者说，很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中国学者能够拿到诺贝尔奖。当然，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世界上很多大学学者的愿望。但一个学者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得大奖，或者受到外界的重视，而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目标，即人类对大自然的了解，对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探究等。从这样的出发点作出的研究，才有可能达到文明意义上的创新，进而实现有益于民族与世界的成就。 今天我们谈中国的创新，改革开放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实际上，开放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称得上创新时代的重要条件。比如，明代、清代的创新能力就比不上汉朝、唐朝和宋朝，因为后者的开放程度更高。我们今天讲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离不开和国外优秀文化之间的交流。 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离不开扎实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国外一些名校对经费也很看重，会花很大工夫筹措资金，但这些经费往往并不用在那些立竿见影的研究上，而是用在一些基础研究方面，因为这是创新的真正基础。 中国要实现世界意义上的创新，要以兼容并蓄的胸怀、相应的机制吸纳人才。这里所说的人才不仅指中国自己的人才，还包括世界各地的人才。回顾其他大国的创新历程，都离不开对世界范围内人才资源的调度和使用。然而，我们有些大学在机制上还不能营造吸引人才的环境。比如我刚刚知道，在国内通不过体检就不能做教授。有一位教授，因患糖尿病，国内某大学就不能聘请他。这实在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而类似的制度还有不少。如果这些令人费解的制度不改变的话，我们的大学恐怕就难以吸引世界一流学者，更不要说使全世界最好的人才到中国来。 创新的另一个基础，则是学术道德。通过一定的机制，针对从大学生、研究生到教授的创新过程进行规范，以保证他们的理想和贡献是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完成的。如果一个大学没有一定的制度，对自己的教授和学生进行道德行为的约束，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目前，抄袭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国大学的一个现象，需要正视并解决。包括“合理借鉴”应如何界定，也应在制度上规定清楚。对原创思想的尊重，是创新的起点。 另外，对于鼓励创新而言，合理的考核方式也很重要。中国是一个重视考试的国家，公平的考试制度让无数平民子弟进入高等学府。然而，如果只是用考试的方式考核人才，对创新并不利。比如，现在国内的很多奖项基本上都是某种程度的考试。拿奖要去口试，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在国外拿过不少奖，但从来没有要口试拿奖的。国内几乎所有的荣誉和课题等都要自己申请，包括院士都要自己准备所有的材料，我做过很多国家和学术机构的院士，从来没有准备过这些材料，这是需要改变的。只有真正尊重学者，尊重学问本身，才能够将好的学问做成。有了这些学问，创新成果才能真正汇入国家发展的长河。（作者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文章选自《人民日报》第5版，2015年7月30日
2015年7月31日 -
《环球时报》重点报道：龙永图、吴建民、郑永年解读“中国如何适应全球化新阶段”
以下内容摘编自“2015 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大会发言。该论坛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龙永图：全球化体制面临无所作为的窘境 从微观层面讲，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涉及人才的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以及资本的国际化等多个层面。但在讨论这些具体层面之前，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全球化在宏观方面的重大趋势。 就我所熟悉的经济领域而言，表面上看全球化确实处在倒退之中，国际贸易体制正在被空前削弱，世界贸易组织从未像现在这样弱过。与此相反的是，现在各种双边多边自贸协定、区域贸易集团和区域贸易安排蓬勃发展。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其中很多贸易协定都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TPP就是其中一例。那么，这种区域贸易的发展会不会是短暂的退一步、进两步，将来还是重回推进全球化的主流呢？这可能还有待观察。 不仅经济和贸易领域如此，整个全球化体制现在也是这个样子。联合国成立70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削弱联合国组织。尤其是在无法控制联合国以后，它们搞了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等。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会形成一种循环，使全球化体制变得毫无作为，这对全球化肯定是极大的打击。 总的来看，现在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名声并不是很好，某些世界性重大贸易或金融会议举行时经常引发举办地民众的游行示威。这就反映出一种奇怪现象，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些工人阶级或普通民众是反对全球化的，真正支持全球化的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的商业利益集团。那么，类似西方这种反全球化浪潮，未来是不是也会发生在中国呢？要防止这类事情发生，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切实夯实全球化在民众中的基础，而不仅仅是体现在政府的努力和支持层面。▲(作者是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主席)吴建民：“走出去”的中国要警惕封闭惯性 第一，虽然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并且面临困难，但我认为其大趋势不可逆转。一个明显例证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时很多人感到震惊，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就这样完了，将来怎么办呢？可谁都没想到，苏联解体之后形成了全球统一市场。回顾过去20多年的历程，1991年全球GDP是23万亿美元，去年则达到了大概74万亿美元，这就是全球化大发展之路。 第二，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去”，这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化的具体行动。对此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必须重视欧洲，这也是亚投行给我们的众多启示之一。设想一下，如果亚投行没有14个欧洲国家加入，还能叫成功吗？美国国内有人说未加入亚投行是个错误，但若欧洲国家也没参加，美国人还会有这般反思么？ 当然，欧洲确实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现在金融危机中心仍在欧洲；欧洲代议制民主陷入危机，希腊危机就是从代议制民主危机开始的；欧洲的福利社会包袱背不动了，而且改起来也很难。但这不能构成我们轻视欧洲的理由。对于中国崛起，美国的警惕性要远远高于欧洲。根据我在欧洲工作长达15年的感觉，欧洲国家在科技领域比美国、日本对中国开放多了，比如中法两国搞了P4实验室，那是非常先进的，在美国那里根本不可能。现在欧洲尽管面临困难，但其潜能不可低估。 第三，警惕封闭惯性。阴谋论近年来在中国舆论界非常盛行。比如在全球产业链问题上，总有人说中国处在低端，挣的都是血汗钱，而大钱都被人家挣去了。这些言论乍听起来振振有辞，但其指向基本就是说改革开放错了，接下来的逻辑可能就只有关门了。中国在历史上大多时期都处于封闭状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出现的494个皇帝除个别外眼睛都是向内的，而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眼睛向内、不看世界，现在的中国千万不要低估这种封闭的惯性。 对于外来威胁，我们当然还是要重视，毕竟过去我们因此吃过大亏，但在对其进行估量时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在夸大外部威胁的基础上封闭起来，那对自身非常不利。根本上讲，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如果内部出现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身。简单说是外国人搞的阴谋而自己不想办法解决是不行的。封闭这种惯性害人害己，现在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走向世界，但封闭惯性的危害仍然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作者是原中国驻法大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郑永年：加强内部制度建设适应全球化新阶段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形势很好，但现在却遭遇了困境，这主要是因为欧美国家在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开始搞一些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过去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并实现了跟国际接轨。但现在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中国也需要为此做出主动调整，尤其是在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方面。 对于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崛起，总体而言我是比较乐观的。但要想发挥这种潜力，使其转化成为实际成功，还是需要中国做好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谈到中国崛起，我总想到明朝。其实明朝最初是积极走向世界的，比如当时朝廷下令开展的郑和下西洋。除了政府层面，民间在这方面的能力也很强大，当时东南福建地方的海商就是如此。但明朝后来推行的错误政策使中国失去了海洋的机遇。 任何制度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不充分了解国内情况，相关制度不可能完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为例，它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一样，跟亚洲或其他国家也不一样。这套制度很有独特性，这与适合新加坡国情的细致设计密不可分。 除了设计本身，对于制度的建设和调整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及时跟进。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那些极具智慧的企业家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西方先进经验与中国具体国情和实践经历结合起来，打造符合自身且能促进自我发展的良好制度。▲(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王辉耀：智库走出去是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国家，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发展迅速，而且已经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也正加快步伐，包括最近亚投行的成立、“一带一路”新构想的提出以及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等都是中国积极投身全球化的例证。 中国真正的崛起是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的，中国入世的15年中，无论是中国的GDP还是全球的贸易额都有了大幅的增长，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积极性来维护全球治理机制，支持全球化。过去中国可能错失了一些机会，但未来，中国将在全球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深入全球化进程，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包括联合国系统的建设，发挥新的引领作用。一带一路也是加强全球化机制的具体体现。 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来算的话，30年为一个阶段。建国前30年是一个和前苏联合作的阶段；后30年是一个改革开放阶段，中国向海洋开放，诞生了沿海的经济特区，但这是一种被动的开放。中国真正开始有一种国际视野、国际担当是一带一路所体现出来的。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相通之处，马歇尔计划对美国二战以后扶植欧洲、日本，战后70年稳定世界地位、成为世界领导曾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担当。而一带一路所提出的是一种很具体的政策和愿景，为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30年、50年的发展支撑，对未来的经济走向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在全球化进程中，智库可发挥的作用很大。政府间的领导人无法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研究，政府与政府之间了解程度不深，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很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更明确了。 我们不仅要提倡中国企业走出去，还要提倡中国智库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是硬实力的提升，而中国智库走出去是软实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一要促进人才的国际化；二要与国际智库进行合作，沟通交流、合作研究课题、互派访问学者等。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转变，这一过程中要面对的问题正是智库的重要研究方向。▲(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5年7月30日
2015年7月31日 -
【青年参考】创业遇挫 海归如何从头再来？
最近，一则“海归创业屡失败，心理失衡走上贩毒路”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湖南吴姓男子，早年留学加拿大，在留学期间就开办公司赚得第一桶金，回国后“水土不服”，创业屡次失败。眼看身边的朋友事业有成，心理失衡的他竟冒险走上贩毒路，只求一夜暴富。近日，武汉警方将其缉拿归案，以其为首的4人贩毒团伙随之落网，警方共缴获毒品52公斤。 近几年，海归回国创业一直是热门话题，媒体上也经常出现“‘90后’海归创业团队3个月公司估值破千万”、“留英海归舍弃CEO职位，开启公益创业之路”之类的报道，海归创业成功的故事层出不穷。 但创业难免失败。在一些项目顺利运转的同时，更多的人正在经历创业失败。即便当下顺遂，也不意味着未来能一路高歌猛进。对每个海归创业者来说，遭遇各种困难和障碍，几乎是创业过程中的必修课。海归回国创业遭遇“水土不服” “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优厚的国家扶持政策，是近两年海外人才纷纷回国创业的关键因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告诉《青年参考》记者，但商业环境的差异也让海归创业“水土不服”的现象屡屡发生。很多人在国内创业不利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脚下的市场认识不足。 “我们的技术还算牛，但面对市场确实很为难。”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创业经历，“80后”鲍刚（应本人要求使用化名）露出一丝遗憾的神情。2011年从英国学成归来后，他加入江苏一家移动广告初创公司，企业的创始人兼CEO是他留学时认识的学长，“做技术出身，人靠谱，信得过”。 “当时移动互联网的概念很火，加上我们在国外学的技术还算过硬，投资人愿意出钱，产品一上线反响非常好。前期通过烧钱，我们把开发者稳住了，但一直不见广告到位，我们用尽了各种营销手段，甚至不惜降价吸引客户。”鲍刚对《青年参考》记者说。 “CEO召集员工天天开会，用最快速度进行产品迭代，可情况依旧不见起色。慢慢地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前后一年多，技术骨干一个接一个离开，广告销售团队最后也解散了，资方随即停止注资。”在鲍刚看来，当时同期发展的移动广告公司，诸如多麦、唯一等后来进展都不错。而他们吃亏在销售和推广，没有精准的市场策略，更没有专职且精通的销售主管。 “创业，对的位置一定要有对的人。海归的技术和管理背景占优势，但市场方面一定要有熟悉本土的人，才能接地气。”据鲍刚介绍，目前公司还在，两位最早的开发人员仍奋战在创业路上，但他已经离职。从美国带回的开发团队出师不利 在美留学的徐敬程创立的公司目前正常运转，从去年驻扎中关村到现在，他见过不少创业失败或放弃的人。“放弃创业的人中，员工要比CEO多，很多人刚开始是想加入一个团队，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创业，但后来发现工作不稳定又辛苦，便产生了退缩情绪；而CEO和创始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创业梦，即便遇到难题，也会想办法解决，要么改变产品思路，要么加紧研发迭代。”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放在创业上同样适用。从《青年参考》记者接触到的创业出师不利的案例看，市场、管理、文化差异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海归创业项目夭折。 徐敬程向记者坦言，公司虽然融资到位早，运转一直正常，但自己从美国带来的技术开发团队，回国后遇到了种种难题。“周末加班对于很多中关村创业者来说再平常不过，我的团队却很少这样。我尽力为伙伴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租很好的公寓，公司出钱为他们办健身卡，但事与愿违。”最终，两名技术骨干相继离开。好在徐敬程早有准备，请到一位在技术领域摸爬滚打数十年的人员接手。 在初创公司待过、现已进入集团公司就职的魏瑶告诉《青年参考》记者，一些海归习惯了国外的生活节奏和步调，回国后马上创业，会面临和中国社会脱节的情况。“拿我之前的例子讲，公司创始人太nice了，每次让我们加班都解释好久，说加到晚上8点，一到点儿人就走，甭管手头儿的活儿做没做完……创业公司，尤其在中国，加班是不可避免的，太人性化反而会滋生懒惰和不负责任的问题，企业还是需要一些狼性的。” 总结经验最重要 创业是自负盈亏的买卖，从海归踏上创业之路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身兼数职，还要具备全盘意识和极强的抗压能力。 鲍刚说：“刚开始创业风生水起，我们豪情满满，后来渐渐难以为继，CEO动员全员降薪，我们也配合，但最后，公司连薪水都发不出……要说中间不想退出是假的，可看着一手打造的产品就这么没落，总觉得可惜。我是在最后才决定退出的。” 徐敬程认为，支撑自己一路走来的是创业的热情。面对巨大的压力，一定要及时调整。“我选择和团队一起分担压力，而不是一个人忍着。”徐敬程创业团队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是在国内读大学的宋航。两人虽不是同学，但交情甚笃，“我负责技术部分，和工程师沟通；宋航对国内熟悉，又在京津念过大学，负责管理市场和对接”。 “健身是我保持高效率工作的核心原因。说实话，创业很辛苦，而且生活工作很难平衡。重要的是你的精神状态，如果一个人变得不在乎自己、不关心身边人，那是非常可怕的。”在徐敬程的朋友圈中，每天都能看到他分享的健身图片。在他看来，这不是“秀”，更像是变相督促自己。 回顾2012年从第一家创业公司离开的那段时间，鲍刚说“自己的状态比想象得要好”，失败其实不可怕。“客观地讲，现在创业的成本相对较低，大多数时候是投资方在担负亏损。”项目失败了，总结经验最重要，败在经验不足还是缺乏对市场的精准定位，需要重新审视。 “是为了解决问题创业，还是为了赚钱创业”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的创业挑战赛上，真格基金的投资经理刘元介绍，他们每天能收到300多份商业计划书，其中海归创业项目占了绝大多数。但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创业者，成功的几率也非常低。 “对于创业失败或有创业想法的年轻人来说，再出发不如先进入资质完善、规模较大的创业公司积累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再创业，办事风格会成熟很多。”刘元表示。 有过一次失败后，鲍刚并未放弃，现在在北京再度创业，这次还是在熟悉的移动广告领域。“一年是新手，两年是熟手，三年到六年就是行家。”他向《青年参考》记者提到，身边已有不少二次创业或多次创业的人。 “是为了解决问题创业，还是为了赚钱创业？出发点不同，日后的结果截然不同。”“90后”徐敬程的公司去年年底起步后，今年遇到一些产品定位困难，“项目平台已经开发好了，但究竟上不上线，内部意见不一，上线的话情况不敢确定，后期维护成本很大，花费精力也很多。可如果不上线，有什么出路？”最终，他们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方向调整，决定另行开发一套产品，两个项目并驾齐驱。 在跟《青年参考》记者聊天时，他明确表示，在北京创业的这段时间，自己无论是对商业布局的理解还是待人处事，都有了很大进步。“感觉忽然之间懂得什么叫商业模式了。创业，意味着你要放弃稳定的工作，去追求不确定的东西，但这正是创业者与众不同之处。” “那些真正为解决问题而创业的人，在我看来非常了不起。即便中途遭遇坎坷，甚至失败，暂时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到时机成熟时，他们也会出来创业。”徐敬程说。文章选自《青年参考》，2015年7月15日
2015年7月27日 -
【第一财经日报】对话非行行长：非洲需要“非投行”
正在中国访问的非洲开发银行（非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行程非常紧凑，因为这几天他要见多位和他角色类似的财经界同仁。 他不仅要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外交部专管非洲事务的副部长张明举行会谈，还要在北京会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两个新兴开发机构的两位重要人物——中国提名的亚投行行长候选人金立群和21日刚在上海正式上任的金砖银行行长卡马特。 在卡贝鲁卡看来，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非洲发展的标志。非洲开发银行作为非洲最大的地区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到2013年底，贷款和援助款总额的近三分之二都投向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领域。 尽管如此，卡贝鲁卡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交流会上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非洲仍然需要一个AIIB(亚投行)——非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简称“非投行”)。 亚投行自2013年筹建至今的一个重要现实动力是，当前已有的国际或区域金融开发机构无法满足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 卡贝鲁卡告诉本报记者，非洲基础设施的缺口与与亚洲差不多，或许稍微大一点，大约有每年500亿美元的资金需求。 “目前，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正在变得更加积极有为，我们正在努力撬动私人市场，但也只是杯水车薪。当下，就算把国内税收、从资本市场转移过来的资金、从国际金融机构借来的资金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也只有5000万美元，但是目前的缺口是500亿美元。”卡贝鲁卡说。 曾任卢旺达财政部长、主导卢旺达内战后国内经济金融体系重建的卡贝鲁卡表示，当下我们需要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一个“蓄水池”性质的机制。 为推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缓解资金缺口，非洲开发银行在2014年9月正式成立了专注于非洲未来50年基础设施建设的非洲50基金(Africa 50 Fund)。 卡贝鲁卡介绍说，非洲50基金就是一个类似的机制，在非洲做着和亚投行类似的工作。 但卡贝鲁卡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强调，非洲仍然需要一个非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需要各种这样的机构来填充非洲500亿美元之巨的基础设施建设缺口。除了建立像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这样的机制，还应该尝试吸引私人资本进入“蓄水池”。 自2005年担任非洲开发银行行长的卡贝鲁卡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交流会上还说，当前的国际体系并不能适应今天全球化的问题，当前的多边体系建立于1945年，而且至今演变很少。今天管理着全球化的机制落后于现实的发展进程。这对发达国家、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非洲这样的贫穷国家都是如此。 卡贝鲁卡表示，这次来中国，就是想与同仁探讨“如何能为我们自己，也为这个世界更好地管理全球化进程，进行更好的全球治理”。文章选自《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琳
2015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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