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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特朗普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总统
李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26日下午做客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智库报告厅”，与深圳的专家学者和普通民众畅谈了世人眼中特立独行的特朗普总统。 李成认为，如果仔细了解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的行为模式，就会看到他为什么在选举以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对中国的强硬。在《交易的艺术》一书中，特朗普讲到这样三点：首先你必须在谈判的时候把对方最在乎的东西亮出来，而又先前不在谈判桌上的内容放到谈判桌上来谈。第二开始谈判的时候你的出价要近乎荒谬般的高，而且你逐渐下来，你永远不会输的，你是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地域，对方还觉得你已经妥协了，实际上你早就处于不败之地的谈判手段。第三，所有的议题应该是相联系、相关的，不要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安全，所有的东西要放在一起，这样可以扩展你最后讨价还价的余地，使你能够赢得主动。 “特朗普也许是一个多变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实际上挺简单的，你仔细看他没什么秘密，他就是这个思路。”李成说，他强调跟中国的关系其实是不突然变化的，而是早在理念当中。他有很多的东西希望中国跟他配合，以前在一定理念上进，他对中国人的想法可能比前任几届的总统更了解，他对中国人来讲是全方位思考，他也是全方位在思考，把很多似乎没有关联的东西都连在一起。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上，作为一个商人，也许特朗普跟前几届总统不一样。 李成说，特朗普的执政特点确实有扑朔迷离的方面，他确实把这些东西都当成交易，犹太大商人索罗斯说他没有什么原则性，但是太大的原则性也解决不了问题，会变得非常意识形态。特朗普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或者说是机会主义、民族主义。他对意识形态输出不感兴趣，他大胆选用金融商业的领袖、退休将军，包括有争议的人，包括班农。谈判时候的蛮横、极度地要价，他不在乎形式，像基辛格说的那样，他着重于结果。非常重视大国关系，雄心勃勃，渴望有所建树，并且青史留名。 李成认为，“特朗普要么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要么可能会失败得非常凄惨，但就是不会介于两者之间”。他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来改变这个状况，也许这是美国的最后一个机会，但是由于他的价值观念的理念，他失败的可能很大，因为从总体来讲，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总统，但是有很多东西他讲到了，他反其道而行之到底能够走多久、走多远，都是一个我们无法知道的事情。 最后，李成引用了卡特时期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讲的一句话“发展速度的明显加快及发展轨道的不确定性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特点”。文章选自光明网，2017年第4月27日
2017年5月2日 -
张蕴岭：共赢发展 “一带一路”为世界提供另一种选择
专家简介张蕴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央视网消息（记者 李祎男）4月27日，中国记协在北京举办第106期新闻茶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以“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阶段为主题与中外记者和驻华使馆新闻官进行交流，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王冬梅主持此次新闻茶座。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与之相关的消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在人们的视野中。张蕴岭表示，一带一路不但是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现在也已成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的必谈话题。“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声望越来越大，联合国和诸多国际性机构也对倡议非常重视”，他表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与5月中旬在北京举行，各个相关国家将在此次论坛中将进一步达成共识，签订更多的合作项目。 倡议为中国发展提供新思路 张蕴岭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已经结束，目前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因此，中国的经济模式必须转型。与规模相对较小的经济体相比，中国产业规模大，接替难度大，转型不能走别国的老路，必须另谋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路。他说，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模式，不但对中国有利，对于相关国家而言也是加速发展的机遇与平台，因此，倡议提出伊始便受到俄罗斯以及中东欧各国等很多国家的欢迎。 “一带一路”倡议连接了东亚、欧洲、非洲等地，在为沿线与相关国家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中国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多年令我们意识到，单纯的开放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投资通常只去往最好的地方，由此造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需要通过新思路与新方法来解决。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国际化的视野与合作共赢的理念为中国发展带来新的动力。张蕴岭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不但有助于为中国提供就业机会，还可以有效解决中国国内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机会，“让中国企业也搭上了别国的发展快车”，无疑是推动中国发展的百年大计。 倡议促进区域共同繁荣 张蕴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出发点，与合作国家共商、共享、共建，并与当地的发展计划有效对接。 “‘一带一路’着重产能合作而非产业转移，这种合作不但加速当地发展，还可以有效培育当地自身发展能力。的从而真正实现共同繁荣。”张蕴岭强调，中国与他国在当地合作建厂，不但建设质量高，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也高，中国公司在设备制造、工程承包、架桥修路等方面的优势在当地“打得开、做得成”，给相关国家提供了发展空间，也促进了当地发展计划的顺利实施。 一带一路建设采用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模式，并建立了诸如亚投行等国际性机构，为现有金融体系提供补充，确保在建设过程中让参与工程的企业盈利，从而调动各方积极性。 “中国不走强则必霸的发展道路”，张蕴岭指出，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发展道路不同的是，中国奉行和平与共赢的发展理念，用一带一路的新方式为自身与世界发展作出新贡献。 他说，西方国家自从工业化以来，越是靠海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就越快，而内陆城市发展就相对缓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推进相关国家陆上交通的发展完善，高铁、高速公路可能在未来成为最便捷有效的交通与运输方式，再由政府推动相关国家间签订“运输便利化协议”，建立起高铁网络，可以极大推动内陆城市的发展水平，从而建立新的地区、世界秩序，重构地缘优势，使欧亚大陆联结发展，使相关各国成为具有相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 “共赢发展取代战争与博弈，这是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发展道路。” 一带一路论坛凝聚合作共识 作为参与“一带一路”构想初期讨论的专家之一，张蕴岭认为，未来由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增长，将占到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85%左右。一带一路方案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一种不依靠西方大国也能成功的方案，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是“一带一路”倡议落实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张蕴岭表示，下个月即将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可以有效凝聚共识，推动合作，使“一带一路”倡议的继续完善，继续创新。“志同道合者先行”，张蕴岭表示，目前对“一带一路”倡议还处于观望甚至不信任的国家可以通过此次峰会更好的了解倡议内容，了解中国推动国家间发展的新思路，从而推动新合作机制的建设，这也将有助与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文章选自央视网，2017年4月29日
2017年5月2日 -
郑永年：新加坡怎样应对房地产市场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一、房地产市场成永恒话题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管理者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房地产的市场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或者忧虑，甚至恐慌。 更为严重的是，对房地产投机的巨额利益，也正在促使企业大举进军这个产业。 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隐忧，而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 正因为如此，有关部门有足够的理由要担忧房地产。前面有日本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和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解体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20多年里没有走出阴影。海内外，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之后又有迪拜世界事件。房地产无疑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紧箍咒。因此，有关部门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多年来，尽管有关部门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必出手相救。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的庞大应付危机的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经济。 二、供求之外还有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房地产这种荒谬的局面呢？更深一步讲，症结的原因已经转向了土地供应市场。的确，就土地而言，长期以来，存在寡头式垄断，限制土地的供应量。同时，现有制度也阻碍着竞争性土地供应市场的形成，由此提高了土地价格，为了消化高价土地，发展商就抬高房价。这似乎很合乎经济逻辑。 多少年来，人们所听到的似乎也只有经济学家的声音，那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很简单，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大量的空置房了;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买不起房了。那么，在供求关系之外，还出了什么问题呢？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 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卖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 三、政府应扮演重要角色 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地方政府往往无视住房的社会功能，而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至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 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欧洲一些国家在早期也是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来源，也同样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随着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住房政策，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越来越变成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到今天，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房地产完全属于社会政策，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应当指出的是，那些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的救济的福利国家，公共住房也是不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公共住房最终变成了贫民窟。 四、新加坡的公共住房经验 新加坡是亚洲社会房地产市场发展得最健康的国家。新加坡学习了欧洲公共住房的经验，又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公共住房制度。如果说在西方社会，公共住房主要是为了社会弱势群体，那么在新加坡，公共住房是为全体社会成员的，80%以上的家庭住在公共住房。公共住房投资是新加坡社会性投资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当指出的是，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居者有其屋”的传统儒家思想。 如果房地产从一开始就被认定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或者说，房地产是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GDP主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则在GDP主义的指导下，房地产成为生产(建设)性投资，而非社会性投资，从而剥夺了房地产的公共性。房地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因为其直接关切到社会成员的空间居住权。同时，房地产也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和和谐。但在GDP主义构架内，房地产的唯一考量是利润，而非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这样，无论哪个角色，政府、发展商还是投资者，都想从房地产那里获得巨额的利益。如今在房地产投资过程中，带有极大的投机性。一些投资者甚至仅仅是为了投机。当房地产被投资者或投机者所操控时，其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就没有了任何关系。(类似的情况也表现在投机性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毫无关系上。) 五、警惕GDP主义 GDP主义盛行，有关方面就很难推出有效的房地产发展政策。因为房地产的唯一目标是“钱”而非社会大多数成员的需要，则房地产市场呈现出过度的开放性和投机性。在剥夺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的同时，各地的房地产不仅向国内的“炒房团”开放，而且更向国际资本开放。 从技术上说，要遏制炒房和投机并不难，例如可限制购房的数量、规定住房居住的最低年限、收取房产税(即是在宣称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美国也是征收房产及其房产继承税的)等。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发展商、投机者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技术来限制房地产。 很显然，就房地产而言，中国面临双重的挑战。一方面是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一旦破灭，总体经济就要遭殃。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在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大多数人非常认同居者有其屋这一说法，年轻人普遍认为幸福和房子息息相关。这两方面的后果都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 在西方国家，房地产从经济政策演变成为社会政策是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推动的。未来一定也要有强大的社会运动来促使房地产政策的有效转型吗？人们只能拭目以待了。文章选自《北京晨报》，2017年4月24日
2017年4月27日 -
王辉耀：推动公务员选拔机制创新
专家简介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公务员作为就业的热门选择，其选拔机制备受社会关注。从一般国际经验来看，世界各国根据其国情和发展特点，通过社会培养、考试选拔、民主推荐等多种机制有机结合，形成了适合其国家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发展的公务员选拔制度。 印度人口基数大，公务员选拔竞争激烈，采取与中国类似的“国考”方式选拔，但其制度相对比较灵活；德国、澳大利亚等采取了“按需招录”的方式，其中，澳大利亚的招聘方式更多元，既有随机招考，又有针对学生毕业季的成批招考，还有部分招聘工作则委托给专业猎头，其选拔对象呈现出国际化的特征，既对国内公民开放，也对国际移民开放。美国公务员选拔，特色之一是从社会各领域的精英中挑选人才充实公务员队伍：各级政府每年都要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聘用大批专业人才到政府机构中供职；政府官员需要充电时，往往回到大学进修或者到科研机构通过参加课题研究来提升自己。 近年来，通过不断的自我创新，我国公务员选拔制度也更趋规范化、专业化，尤其是在民主推荐、改进竞争性选拔办法、改进优秀年轻干部选拔机制、分类考录、提升公务员考录的公平性和科学性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进。从我国公务员队伍发展的情况以及未来社会发展需求看，我国公务员选拔可以也应该借鉴各国好的经验，多元化选拔。比如建立对体制外人才的选拔机制，拓宽海外高层次人才进入渠道，增加对金融、法律等专业性强的部门人员选拔的灵活度等。另外，还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按需招聘”，建立起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多方流动机制，增加公务员选拔的灵活性，推动公务员队伍与社会各个行业、领域知识和文化的有效对接，形成整个社会人才队伍的良性循环。当然，我们只能根据我国国情和体制机制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借鉴别国经验，而不是全盘照搬。 公务员队伍建设对于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水平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在我国当前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公务员队伍作为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创新者，更应该从提升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全局着眼，进一步加快选拔机制的创新。（作者为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4月26日
2017年4月27日 -
洪为民：拥抱大湾区 深港合作从“心”出发
“拥抱大湾区机遇，需要从「心」出发，摒弃互相争先的心态，在珍惜自己的优势和价值的同时，也看到对方优势和价值，才能一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品牌。我们尤其应以深港合作为切入点，以科技合作丶金融合作及专业服务合作为契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带一路」及世界舞台绽放光芒。”理事简介洪为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前海国际联络服务有限公司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笔者相信这对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常态化合作机制丶协调三地基建及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品牌有很大帮助。粤港澳大湾区由广东9市（广州丶深圳丶珠海丶佛山丶惠州丶东莞丶中山丶江门丶肇庆）及港澳两个特区所组成，总面积5.65万平方公里。截至2015年末，粤港澳大湾区区内总人口6765万，GDP总和约为1.3万亿美元，区内进出口贸易额达1.5万亿美元。大湾区亦拥有世界级的海空港群，机场年旅客输送量接近1.4亿人次，港口集装箱输送量接近7200万标箱。随着港珠澳大桥丶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珠三角区域逐渐一体化，有利形成高端丶开放丶创新丶具实力的「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体。大湾区的优势互补长久以来，香港和广州丶深圳丶东莞丶惠州丶江门等城市都有密切联系。2015年5月，中国社科院发表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指香港「创新不足丶守成有馀」。但是香港在法治程度丶制度建设丶基础设施丶衞生与教育丶商品市场效率丶劳动力市场效率丶金融市场发展水准等方面还是要比任何一个内地城市要高，只是近年一直找不到新的增长点。深港密切合作成为双子城，那就是强强联合。深圳近年致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已形成良性循环，是继美国矽谷後的全球第二个创新科技之都，在应用技术方面领先。香港是全球服务业主导程度最高的经济体。然而，香港现时依重传统的支柱产业，即贸易及物流业（23.9%）丶金融业（16.5%）丶专业服务及其他生产性服务（12.4%）丶旅游业（5%），在新兴丶规模较小但具潜力的产业投放资源却有所不足，加上高地价和工资使香港的营商成本高企，不利中小企（尤其是初创企业）健康发展。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融资市场上具有良好的结构及背景，香港在初创的天使投资，到A轮丶B轮丶C轮的投资，银行借贷丶上市融资，甚至私有化取消上市，以至私有化再估值再上市，都有充分的经验。香港的法律丶金融及市场体制健全，给予国际投资者信心，加上货币自由流通，是进行融资的好地方。融资又恰恰是科技创新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香港的设计，品牌市场化丶国际化也有很大的优势，能够和国际接轨。如果以香港丶广州和深圳的大学基础科研，香港丶深圳的融资，香港的品牌和设计，加上深圳的应用科技和创新，广州丶东莞丶惠州的高端制造业，香港的国际贸易配套和市场化，以及大湾区的空运和海运能力， 这简直是一条全球独一无二的完整产业链。过去一段长时间，粤港合作都处於一种不对等关系，粤港合作虽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但总的来说都是快餐式合作。有些时候香港给人的感觉就是粤港深港合作就是要对港资更加开放，但有没有想过你香港又带给人家什麽价值呢？而内地对香港的了解也是流於片面，文化的差异也影响到沟通的效率。改变城市本位心态曾几何时，香港人对深圳的印象是罗湖商业城和东门的「A货」与翻版碟；东莞就是一间又一间的加工厂。一觉睡醒，深圳和广州经济总量和香港已经不遑多让，东莞也搞起了高科技。虽然「软件」方面香港还是有很多领先，但是已经不容许香港带着歧视的眼光去看这些「小老弟」。如果粤港澳大湾区还是要以某某市为中心，为龙头的话，又会陷入以前的心结。广州人文荟萃，历史悠久，又是省会和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当然认为自己是「老大」；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又是「中国矽谷」，当然也不愿意做小弟。而香港过去长期是珠三角区域最发达的城市，做「老大」做惯了，那麽大家要怎麽实现精诚合作呢？笔者认为，要发展大湾区，最重要是改变心态，从城市本位变成大湾区本位；放下成见，以大湾区集体利益为依归，从「心」出发，才能达至共赢。香港这几年出现一部分人仇视内地，惧怕共融。反过来，透过传媒，这种反对内地合作的声音又被放大，引起内地对香港的不满和怀疑。但是，我们没有选择，面对全球竞争和中国走出去战略及「一带一路」，如果我们还是没有解开心结，还是看不到「合则双赢，斗则俱伤」的情形，如何面对全球的竞争？这需要有促成合作的勇气丶魄力与干劲。粤港两地政府必须掌握形势，加强联络协调工作，尤其是让港深双子城得到最好的发挥。要拥抱大湾区的机遇，双方要以互惠互利的区域思维去协作，在「一带一路」发展策略分一杯羮。在粤港合作上，从深港出发，是一个很好的组合。虽然香港和深圳在很多方面仍存在着一些差异（如人口结构丶产业结构丶社会体制），两地的优劣恰巧互补，可以发展成双子城市关系（twin-cityhood）。硬件上，两地应加强协调一些基础建设的规划，以机场发展为例，香港机场与深圳机场若能有效连接并作适当分工，相信双方中短期内都没有兴建新跑道的必要。软件上，香港虽然在若干领域上（如法治建设丶讯息流通丶国际联系）领先深圳，但当香港被批评创新力不足的时候，深圳则被评为国家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之一。香港是外商高度信赖的国际都会，深圳则充分掌握内地市场，故港深绝对有条件合力构建中外资金双向流动的最佳通道。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立足点，向「一带一路」国家走出去是粤港澳很自然的发展路径。经过多年岁月蹉跎，面对我们今天资金驱动（capital driven）的经济模式，不少问题如物价地价高企丶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问题一一涌现，香港实在需要透过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机会，藉着区域发展合作，向创新驱动（innovation-driven）的经济模式转型。我们不应错过这个黄金机会，我们不是要再争大湾区内「谁是老大」，而是整个大湾区和其他湾区经济体，如纽约湾丶东京湾丶伦敦湾比试。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品牌湾区城市群经济在世界上不是新事物，只要我们自己改变城市本位的思想，对外宣传的时候突出大湾区，就能够逐渐建立起「粤港澳大湾区」的品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即使在今天就已经比纽约市和三藩市湾区高，将来如果建立起「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专业服务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智造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中心等品牌，决定有机会争做世界第一的湾区品牌。要加强大湾区合作，必须在人流丶资金流丶物流和讯息流四方面加强流动。由於「一国两制」及国家金融还没有完全开放，今天路路畅通还未实现。一些历史的原因，大湾区内的基建设计也不完全科学。要建设好大湾区，中央和各地政府应该在基建方面更科学的规划和加强投入，建立真正的「一小时生活圈」，并对大湾区居民的出入境提供便利。广东省和各自贸片区，也应该携手港澳，向中央争取更宽松的金融政策，便利资金流。科技合作笔者认为深港科技可以从多方面深入合作，例如大数据丶智慧型城市丶移动互联网丶云计算丶电子政务丶数码娱乐丶电子商务丶互联网金融等。过去深圳欠缺世界顶级的大学去培育优良人才，基础研发机构也相对不多。香港有10间大学，当中有数间更是世界排名100大的大学。在科技合作方面，港深可以发挥协同效应，把全国乃至全世界优秀的科研人才集聚在一起。港深无论在人才上丶企业上，都有一定的合作空间，互补长短。我们下一步应一同思考，如何加大丶加快大湾区在人才丶科研丶产业丶企业之间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借助香港这个平台协助人才更市场化丶国际化；在产品的科研丶服务的创新方面多作投放，协助企业及产品「走出去」。专业服务合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2016年香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的讲话，特别提到了香港服务业专业化优势。「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海量的商业活动及跨境贸易，需要专业服务配套以作保障。香港有良好的制度，在法律丶会计丶金融丶工程等领域均设有与海外标准接轨的严谨监管机制，通晓两文三语的人才具备国际视野，受到中外机构欢迎及信赖。国企和民企走出去，需要做可行性和顾问报告，而商务谘询丶协约丶纠纷调解丶投融资等亦需要专业服务的支援。现时有愈来愈多的内地企业准备回应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对香港而言这是一次历史性机遇。但是香港土地和工资相对较贵，而且人口基数少，而专业服务其实是「知识型劳力密集」的，所以不少香港或者国际专业服务机构，都会在深圳建立面对内地客户的中心，配合香港的国际窗口，从事融资合并等服务。长远来说，打造出「深港『一带一路专业服务中心』」的品牌，成为协助内企走出去的跳板，并船出海。拥抱大湾区机遇，需要从「心」出发，摒弃互相争先的心态，在珍惜自己的优势和价值的同时，也看到对方优势和价值，才能一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品牌。我们尤其应以深港合作为切入点，以科技合作丶金融合作及专业服务合作为契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带一路」及世界舞台绽放光芒。文章选自丝路智谷研究院，2017年4月25日
2017年4月26日 -
[China Daily]Seizing the opportunity to recruit more foreigners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 9,April, 2017 / Photo provided to chinadaily.com.cnChina should make the most of the flow of capital and talent across the world driven by globalization, says Wang Huiyao,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leading Beijing-based think-tank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following is an excerpt from Wang’s speech at the 3rd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Roundtable Forum.The WTO and IMF are two organizations which were designed to regulate global trade and finance, while apparently an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authority is far from a requirement. There is no such agency right now to manage the flow of talent worldwide.Attractive destinations like the US have the largest talent inflow, topping the world, while China,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cific Ocean sees the least pop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as the ratio of foreig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is among the lowest in the world.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re crucial to attracting smart brains to enlarge our high-level labor pool. Those companies like Huawei and Alibaba, now have adopted the idea of "using the talents instead of owning them". Such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could consider establishing research centers overseas to attract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talents to work there.With the tightening immigration policy of the new US administration, China faces an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recently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talent policies. In January 2016,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announced Beijing city would ease rules to facilitate foreigners’ coming in and out and provide favorable terms for them to acquire permanent residence.The new regulations will also allow short-term internships in Beijing for foreign students and permit them to run their own start-ups. The same policy has also been adopted by Shanghai,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Apart from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attract more international talents, we also need to figure out a way of to attract and nurture more foreign students. We also need to send more national talents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From China Daily，2017-4-24
2017年4月25日 -
黄仁伟：“一带一路”是纠正全球化中失衡现象的重大举措
专家简介黄仁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中国要带头克服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目前全球化出现的问题是全球生产力布局和全球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结果。三十多年来的全球生产力布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西方国家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转化为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共同的产业链、资金链、供应链。这样一个转变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的时候，全球大的生产关系没有发生变化，控制资金、控制技术、控制高端技术的国家还是在那里按照50年前的规则办事，这个矛盾现在非常尖锐。 全球化产生了全球的财富转移。全球财富转移里面很大的一块，是发达国家的财富向非发达国家转移以后，发达国家得到利润的比重减少了。这个比重减少以后，出现了发达国家内部中产阶级和社会保障系统这两个支柱的削弱，这两个削弱恰恰是现在发达国家黑天鹅现象的根源。发达国家既不能调整自己的各种生产关系，也不能调整它的上层建筑，所以民粹主义以及产生民粹主义的这些国家的政客在这一段时间就得逞。但是这些人或者这些现象不可能解决全球化的根本矛盾，所以这是当前全球化中“逆全球化”的一个核心问题。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带头克服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样我们就站在战略的制高点上，就主动了。如果美国不能调整自己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美国就在这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战略上被动了。“一带一路”是纠正全球化中失衡现象的重大举措 “一带一路”是针对全球化中严重失衡的一种重大的平衡措施。导致全球化严重失衡的很大破坏因素就是热钱。全球热钱流动达到了几十万亿甚至上百万亿资金的规模，但是它们不到实体经济去、不到基础设施去、不到发展中的穷国去，而是哪里有利可图到哪里去，然后再席卷财富而走，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泡沫，离开哪里，哪里就是金融衰退和危机，这个矛盾没有办法解决。 中国把资金流向基础设施、流向发展中国家。我们用1万亿左右的资金，带动全球几十万亿的资金向基础设施、向实体经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对全球化来说是莫大的贡献。现在暂时还没看出这么大的效果，但是美国也认识到不加入“一带一路”是美国的战略失策。特朗普这样的一种态度都转变过来，在我们全球化、“一带一路”面前表现出某种积极的姿态，不用说，现在“一带一路”是世界上在全球化的逆流面前唯一一个亮点。 中国既是一个战略倡议者，又是执行者，是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竞争者。中国只在基础设施领域掌握了全面的比较优势，我们有资金、有装备、有技术、有人力，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些要素都掌握的。所以“一带一路”既在战略上是重要的，在微观上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总之，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的转折点。“一带一路”是纠正全球化中失衡现象的一个重大举措。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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