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道炯：全球化的道路上，中国下一步如何走？道炯：全球化的道路上，中国下一步如何走？
文|查道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 “全球化”这个名词在中国的媒体和学术界开始流行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国际政治和中外关系的时代背景影响着我们对相关话题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存在“中国（如何，甚至要不要）参与全球化”这个命题。其中隐含了某种全球化和中国的变化是两条平行线的认知。 近几年，在中国在全球的国别经济总量、货物贸易进口和出口总量、跨国投资流量中的国别地位上升的背景下，出现了“中国（如何）引领全球化”的命题。如今的讨论，基本剔除了“要不要”的成分了。例如， 2016年G20杭州峰会前后，在中国的媒体和一些智库报告里出现了不少以“中国药方”、“中国模式”解决全球面临的问题的表述。在回顾和归纳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试图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所贡献，是一个正常且正面的发展。国外也有这种需求。但是，假如我们沾沾自喜、用“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态度对待既有的国际经济规则，那将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其实，当代中国的发展（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与全球化不是两条平行线。不论如何定义“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并坚持不懈的改革开放过程，也就没有今天的全球化。至少在跨国经贸往来的量和幅度上，全球化的程度不会有这么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经常性地发布数据显示不同国家为全球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2016年的相关数据显示，此前五年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5%。 根据预测，在2020年底前中国经济有望继续贡献30%的全球经济增长。类似数据为我们描述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分量；同时也提醒我们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程度。 我们粗线条地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轨迹，也不难看出: 中国在1978年12月举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向，是全球化道路摸索的一部分。在联合国框架下于1948年成立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其基本运作逻辑是让“比较优势”的跨国效应得以发挥。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的增长战略，集中经营矿产、农业等原材料产业；初级产品出口运往北美和西欧，对那里的加工业和金融业做出贡献。而北美和西欧则作为拉美市场的金融和投资来源以及机械和日常消费品的提供方而与之对接。巴西等数个拉美国家的GDP增长率，一度是长期在两位数区间。但是，以1973年发生的秘鲁军事政变，将矿产等资源收归国有为标志，“全球产业分工”的实验开始结束。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世界经济危机从在巴西、墨西哥等有过高增长记录的国家开始。“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就源自对二战后拉美的经济后劲乏力的总结。 在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走的是“出口拉动”的增长道路：通过进口应对原材料的稀缺、引进机械设备并创新研发、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有价格竞争力的加工品，向全球消费者出口。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起飞。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提供了一种惊醒：东亚的增长模式也是脆弱的，更何况其经济规模和潜力也有限。 二战后三十年，非洲大陆依然饥荒和战乱不断，是唯一占全球贸易比例比战前萎缩的大洲。当时对非洲发展前景的评估，基本是悲观的。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以冷战两大阵营划线的“东西贸易”格局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明显迹象。 这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使得当时的全球经济增长找到了新的增长机遇。从当时的中国经济所能做的贡献而言，微不足道。但是，开放给“向每个中国人多卖一寸布料”的跨世纪梦想创造了空间。中国所选择的增长模式，与日本和“四小龙”的道路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大陆。这样，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因此而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各方互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在全球化的道路上，也是充满争议的。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还是新的经济融合？中国的经济主权如何保护？引进外资后，如何“与狼共舞”？ 围绕如此等等的问题的讨论，在过去四十年的学术和政策辩论过程中进行了多轮回合，都很严肃。1986年，中国要求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当时用的政策表述是要求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而不是申请或者是需要谈判的问题。1998年出版的一本名叫《收购中国》的书，比较详尽地描述了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参与程度，记录了诸多中国人的忧虑。 在2016年，类似词汇已经变得有些生疏了，因为它听上去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自从2002年中国成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以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贡献者和受益者，这一点是国内外都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在经历一些重大的挑战，中外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一些做法，在国外被称作“逆全球化”，也是可能的。 今天在一些国家和社会出现民众反全球化的示威活动，出现一些减少与外资互动的程度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个新的现象，也不足为怪。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所处的全球化的过程的一个环节。“一带一路”是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的贡献 实事求是地说，“一带一路”的构想是国际层面众多类似举措的继续。战后数十年间，中国的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参与了由众多的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牵头组织的中亚地区经济发展以及联通亚洲和欧洲经济的项目。至少就知识背景而言，中国自己的“丝绸之路”构想设计，从中得到了启发。 更为重要的是，由国际机构或其他国家推出的中亚经济发展规划和项目，成功的部分，为中国推动自身的构想提供了先例；失败的部分，为中国的相关机构提供了教训。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需要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中方并不具有能快速改变状况的魔力。也许正是出于类似认知，中国的领导人强调中方期望与认同这个构想的国家一起，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就“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架性内涵而言，中方的倡议与既有的倡议并没有区别：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实，中文里用来表述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特别是与邻国）之间的“互联互通”一词，便是从英文中的connectivity翻译而来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一个“西进”或者说“告别太平洋”的战略。这种观察的基础是：传统上的依靠太平洋经济圈的发展战略遇到了麻烦；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贸易协定(TPP)谈判不包括中国，更为严重的是，围绕东海和南海的争议使得中国与美国及其在东亚的盟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长期、全面对抗的时代。这是在国内外新闻评论中特别流行的解读。 其实，中国没有降低依赖太平洋经济圈的选择，这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和人文地理所决定的。中国也只有继续经营好它与太平洋地区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才有基础去牵头推动“一带”或“一路”的建设。因此，2012年以来，中国采取了包括在上海、天津、福建等地设立自由贸易区，与韩国、澳大利亚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中国、日本、韩国自贸区谈判，加快美国谈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经济外交措施。与此同时，正因为中亚国家有着长期的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交往的历史，中国要想看到它推动的项目在这些国家取得成功，就必须与其他大国之间找到利益交汇点。 所幸，中国与美国围绕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已经展开了多年的合作，而且双方都需要对方的持续合作。同样，中国与俄罗斯，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已经在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形成了一套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习惯性做法。 与联通亚洲和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相比，未来“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景如何，中国更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海洋所提供的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竞争条件。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可以选择的合作伙伴非常广阔。哪怕是在港口、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只有在当地的各种力量都感到舒适的时候，来自境外的资本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今天我国之所以有能力推出“一带一路”的构想，重要的物质基础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而这个成就得益于过去几十年来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未来，我们还是需要依赖一个稳定的境外经贸环境。所以，我们所说的“中国方案”、“中国药方”，不能是理解成也就中国能解决全球的问题了。在我看来，中国没有必要去牵头建立一个“一带一路”组织、“小联合国”。同样，一项多边活动、一个议题的讨论，不由中国作东，我们也应该去努力找到共通点，让它成事，“一带一路”是个对全球化有贡献的构想，但是，对这个构想的推进，不能太急。现在有些观察和评论，有点像隔一天数一下，有多少项目或者多少钱花出去了。另一种情绪是看到一些国家很乱、很穷，因此而怀疑整个努力是否会有效果。回想一下四十年前的中国，那个时候我们也很穷很乱。我想要有耐心。 第三种情绪是走进了“地缘政治”的极端，把“一带一路”就是理解成一堆朋友来应对美国牵头的TPP，然后去建设出一些战略支点国来。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对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来说，中国不是它唯一的伙伴选择，而且，对它而言，伙伴越多越有利，其中包括TPP（或者其他的组合）成员国。 从长远看，“一带一路”用的不是军事手段，也不是操控货币政策手段，更不是大国间争盘割地的手段；它对全球化的贡献在于立足于促进国内需求的增长。从本质上而言，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来中国从事基建、加工业生产的情形是一样的。慢慢地，中国也就从一个资本净流入国转变成了一个资本净输出国。未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的发展进度不会一样，其中所取得的成功，有多少成分是来源于与中国交往的贡献，也不容易甚至不可能量化。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促进发展对方的经济，我们就能在“全球化”这部大历史书中站稳脚跟。几个值得跟踪研究的课题 在国外，特别是欧美社会，全球化受到广泛质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崛起”。这个表述，在欧美社会的国际局势语境中，隐含了欧美在全球的地位和福利因此而受损的意思。那种思维有没有道理，不是我们要去争辩的。体现在中资企业到一些发达国家去投资时，“国家安全”审查的话题越来越突出。例如，英国的欣克利角核电站扩建项目，虽然反应堆是法国企业提供的，中资仅仅是出了资金，而且持股的比例也不高，为什么项目立项波折过程中，“中国”被突出出来？ 出现这种情形的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抱怨中国的市场对它们的投资不再友好，限制太多。当然，不同国家市场的开放程度，没有可用来对比的标准。但是，我们也有必要回答外国政府和企业对中国的抱怨。一个途径是做一些统计，做一些基准的分析，比如外国的资本、企业和人员在中国的存在，包括对这些存在的历史性回顾。这样做，有利于回答一个问题：外国（企业、人员、资金等）在中国经济中，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存在。有了这些基础性的信息，“同舟共济”的逻辑就比较容易引起国际上的共鸣。 围绕中国如何把握下一个环节的全球化过程的话题，我想，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做跟踪性研究。 一是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问题。欧美目前的这一轮“反全球化、去全球化”思潮，落实到它们政府的国际经贸政策，很有可能归结到开放对等(reciprocity)的要求。达成双边或少数多边的自由贸易和投资促进协定，是应对途径之一。那么，在（还）没有自贸区的情形下，也被要求对等开放，怎么办？面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我们都要求“包容性发展”，能不能形成足够的应对力量呢，特别我们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 二是人才和人口流动的问题。中国这方面已经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2016年，中国加入了国际移民组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为此做出了努力，发挥了重要的政策智力支持作用。联合国大会也通过了决议批准该组织成为联合国系统的相关机构。中国举办G20时推出的“共享”发展理念，有必要惠及中国和外国的精英人才。中外关系的稳定，也有赖于进出中国的跨国精英自身的利益和对中国社会友善程度的口碑。 三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全球经济合作中的道德问题。不能是有生意就做。例如，在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和进口，需要终端用户核实。再如，为了应对人工合成毒品的泛滥，对药品和半成化学品的出口和进口都需要更严格的管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四是跨国贸易条件中的环保问题。 五是劳工标准问题。 可以列的问题还很多。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道德成分越来越高。不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必由之路。如果问我在“中国与全球化”这个话题上有什么需要强调的话，我想，在一个广义的财富追求的道德层面，我们必须扩大中外之间的认同。唯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话不投机半句多”、有了钱生意却做不成的局面。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著的《全球化VS 逆全球化》。
2017年5月8日 -
叶雪泥：“中国制造”的未来发力点在于当地视角
理事简介叶雪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华也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CEO。叶雪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2016年，我们的业绩中增加了35家中国企业的客户，中国市场收入首次过亿。作为一个纯软服务的企业，什么样的企业需要我们的服务呢？一般来说，当一家的产品和服务收入超过四分之一来源于全球市场的时候，需要这种服务。 非常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服务的这些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已经走出了产品翻译的模式，走进了产品深入本地化的阶段。他们不光把产品翻译到当地的语言，还把当地用户的文化习俗融合到产品设计当中，所以我们叫做当地的视角。 去年华为的手机有很多超越项目，让当地的语言专家和文化专家帮助他们了解当地的视角，进行很深度的分析。所以不光是用户上有很好的体验，把情感也融入在产品当中。 “中国制造”在过去30年完成了规模的扩张，未来30年的发力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发现，在接触到的100多个中国品牌当中，有一些共同的误区点。第一点是只要有质量就有品牌，只要有技术就有质量，只要有质量就可以卖高的价钱，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在我们接触的大量的企业家当中，还是以理工科出身的CEO为主，他们对文化和语言的敏感度和相关的投入往往不足。 最后提一个建议，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怎么才能被对方真实地感受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讲故事的时候，能够从当地的视角开始阐述，这样的交流是比较有效的。 希望企业和国家能够增加投入，增加我们软实力的硬指标。大家对R&D--研发都很认可，怎么能够在L&C--语言和文化研究上也加大投入，这方面也很重要。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5月4日 -
张首晟：完善科研机制 提升青年人才学术品味和独立性
张首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丹华资本董事长张首晟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一、中国科学家缺少“品味”与研究空间 我想我们国家人才计划里面最成功的是我们的“千人计划”。“千人计划”有两层意思，一部分是像我这样，我虽然不能完全离开斯坦福，但是过去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年都在中国待几个月，和清华大学对接。我们比较了解国际学界在哪个领域现阶段最容易取得成果，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给国内提供很好的价值和帮助。 现在中国研究方面的人才储备很好，有非常优秀的学生；从国际竞争力来讲，我们在科技方面投资很大，在科技仪器方面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科学家们还缺少什么？我想是一种品味。他不知道在十条路里面哪一条路最终能够取得成功，这是大科学家和一般科学家最大的差别。中国过去的一些科技项目往往指导性太强，可攻方向非常特殊，这些研究产出的成果不太容易形成国际影响。我个人在研究一个新的材料----锡烯，我在全球范围开创了这个学科，有一定国际影响力。我把这个领域带到了中国，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一起研究，在短短的几年内，我们已经取得了国际性的成就。所以从比较资深的“千人计划”交流当中，我想我们作为专家，能够起到重大的作用。 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更成功的一个计划可能是“青年千人计划”。因为我不是全职回到中国，但是我的学生辈已经全职地回到中国，他们都是非常有创意，非常有活力的年轻科学家。国内在某些科研领域支出的经费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甚至欧洲。但这些青年科学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们的确有国际工作经验，也有优秀的学生和好的科研经费。他们在国内碰到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完全独立的科学研究空间。往往年轻人回来之后，就把他们编到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甚至有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里面，这样不利于年轻人发展。 我想这一点是美国在科研规划方面做得最好的。比如我们在斯坦福大学考核一位年轻教授的终身教授职位，这位教授差不多要做7年教授。这7年里，我们不主张他和我们系的一些资深教授合作，他一定要完全独立地做自己的科研项目。这7年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考察他学术上的独立性。如果能提一个建议的话，就是中国的科研机制还不够健全。青年千人学者或青年科学家很容易被编进一个比较大的学术组，这样不能体现出他的品位和自主选择学术方向的能力。 二、吸引国际人才来中国 总体来讲，我们还是要吸引国际的人才来中国。以我个人的了解，这一点中国做得非常不够。可能在五六年以前，“千人计划”也是吸引了一些国外专家，据我所知，他们五六年以前到中国，现在基本上又全部离开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太了解，但是好像中国大学的包容性还是不够。 中国在国际化层面，在美国或欧洲国家缺少领导性的人才。在硅谷最近碰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很多跨国公司，像思科、微软、谷歌都请了印度籍CEO，请我们华人的不多。这一点在我们文化教育方面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现象。有一种解释说，中国本土的发展远远好于印度，真正有才学的人都回到中国了。我觉得这也不足以解释。 我的结论是，中国教育体制还是有欠缺。可能一开始中国的人才在理工方面容易体现出他们的才能，但是一旦到领导层，他们人文的背景和情怀不够，使他们不能更上一层楼。这可能是中国教育体制文理不通导致的问题。另外，中国现在走向全球化和国际化，我们需要把很多人才吸引到中国，但在国际舞台上也需要很多人才，尤其需要在美国、欧洲的政府和跨国公司里能做到高层的人才。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5月4日 -
周华龙：“一带一路”合作呼唤多维度交流
理事简介周华龙，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东和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华龙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我主要想表达四点内容。 第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对话，“一带一路”的分区域合理布局，统一管理，避免中国企业内部竞争，互相残杀。在这个领域，有很多民营企业和央企互相竞争过于激烈，对于整个中国企业的竞争是不利的。 第二,按照“一带一路”区域发展水平，分层次梯度合作，优化节点。刚才有的嘉宾讲到，我们在关键技术、制造、销售、服务和品牌等不同领域分工合作。我们的企业在“一带一路”过程当中，要分析当地这个国家在 “微笑曲线”中所处的位置。中国已经脱离了“微笑曲线”的制造环节，而巴基斯坦，可能刚刚达到微笑曲线的制造分工。 第三，加强全球化的扶持力度，以政治影响和财政政策引导资本，重于疏，轻于堵。我们有时候往往是“一拥而上”，而不是通过优化资源配套来决定。所以我认为，应该加强全球化的扶持力度，以政策引导资本的流向。 第四，加强文化与宗教的作用，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巩固“一带一路”多维度的交流，而不是单纯依赖经济驱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包括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进行多维的交流和引领。单一关系的交流和引领是不牢固的。通过慈善，通过文化，通过宗教，通过经济合作，一定会形成多维度的交流和引领。人民之间是这样，企业跟企业之间是这样，国家跟国家之间也是这样。所以,“一带一路”合作在于百花齐放，而不在于孤芳自赏。 对于我们做企业的来讲，最关心的是国家在“一带一路”里面给企业提供什么实实在在的平台支持和政策支持。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5月4日 -
王辉耀：如何更好发挥社会智库的作用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要“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顶层设计的利好下，我国社会智库发展迈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政策影响力不断扩大，国际知名度稳步提升。中国社会智库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吸引了国际智库研究者的眼球。在201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发布的“全球最佳社会智库”榜单中，7家社会智库榜上有名，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智库上榜数量最多的一次。 社会智库由于管理灵活、研究独立，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可以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地方利益，增加了政府决策的可选择性、科学性与民主性。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智库正在成为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智库发展面临的困境 在社会智库取得各项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社会智库发展中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还需宏观与微观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发挥社会智库的作用。 信息匮乏，获取成本较高。信息来源是中国社会智库持续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难题。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开始实施，但是，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与信息资源大多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数据库中，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数据垄断”，社会智库很难从公开渠道获得。为保证拿出客观独立的研究成果，大多时候社会智库只能依托自己的团队、国内外的战略合作伙伴，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研究获取这些重要的研究数据。 建言渠道不畅，缺乏政策影响力。完善的决策咨询机制是智库能够发挥政策影响力的法律依据。比如美国法律规定，政府项目从论证开始，到投资、运作以及完成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而我国，目前尚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决策中的咨询程序，政府仍然主要依靠传统的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大部分社会智库都缺乏向党委政府建言的直接渠道，这就造成社会智库参与决策的渠道不畅，从而制约了社会智库的政策影响力。 资金匮乏，可持续性较差。一方面，中国尚未形成捐助智库的慈善捐赠文化。在美国，法律鼓励慈善捐款，并且对非营利组织实施免税优惠，所以，作为非营利组织的智库，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可以获取源源不断的经费，这也是美国形形色色的智库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而在我国，不论是企业家，还是基金会，大家关注的领域大多集中在救灾、助学等方面，对智库的捐赠可谓凤毛麟角。另一方面，相较于体制内智库的优势，社会智库获得政府项目的难度较高，政府咨询方面的财政拨款也大多流向体制内智库。社会智库多元化筹资机制尚不健全，是导致中国社会智库可持续性差，难以发展壮大的重要障碍。 人才匮乏，人员流动性较大。智力资本是智库的核心资本，智库需要的人才主要包括领军人才、高端智囊人才、独立研究型人才以及新型综合人才。一般来说，影响力较大的社会智库都会有一定的核心人物在起主导作用。然而，相对于政府部门或大专院校的“铁饭碗”，多数社会智库往往无法为人才提供类似体制内的各种保障，其对高级人才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很难留住优秀的研究人员，造成人员流动性较大。CCG主任王辉耀介绍新著《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努力的方向 社会智库具有创新意识强、竞争意识浓、运营机制灵活等优势，深具市场基因，是建设中国思想市场、助推大国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为更好发挥社会智库“辅弼国政”的重要作用，当前需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和加强。 建立公开、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在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非涉密信息的公开力度，消除由于体制机制障碍以及部门利益掣肘造成的“信息孤岛”现象，健全社会化的政策信息网络，逐步建立公开、透明、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为社会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升信息保障。 完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打通政策影响力的“最后一公里”。各级政府对体制内外智库应一视同仁，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为各类智库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力度，打通社会智库研究成果抵达决策层的“最后一公里”。 完善公益捐赠制度，打造“自我造血”机制。研究制定针对社会智库多层次的支持办法，完善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社会智库建设。对社会智库来说，短期可在明确智库定位并对捐赠者群体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筹款战略。长远还需踏实做研究，打造智库的思想创新力，并在此基础上做好研究成果的转化与传播，为社会智库的“自我造血”机制打下坚实基础。 建立“旋转门”机制，打造人才聚集平台。尽快建立社会智库与政府之间常态化的旋转门机制。可通过定期留出政府职位，让社会智库专业人士挂职锻炼。同时，也可定期派出政府官员去社会智库任职、指导工作；允许有条件的社会智库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等办法，解决社会智库的高端人才难题。 社会智库恰似思想领域的一群鲶鱼，是搞活思想领域的关键力量，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搞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现在如果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的发展，同样可以搞活中国的政策市场，促成可持续的国家繁荣。文章选自《学习时报》，2017年5月2日
2017年5月4日 -
俞敏洪：互联网+教育将是发展重点
俞敏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传统教育要与互联网融合,我们已看到互联网带来的教育变革。”近日举行的寻找中国创客第三季启动峰会上,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表示“互联网+教育”模式与人工智能产品将是今年的发展重点,“我做新东方的时候必须赚钱,必须发展,新东方任何一个板块都要和中国孩子的健康发展,以及中国教育的创新变革连在一起。” 新东方教育集团从传统课堂教育入手起家,但身处互联网数字时代正在完成“互联网+教育”模式转型。“新东方教育已经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相结合,我愿意每年投入十几亿在这些领域做研发,”俞敏洪称,“新东方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就像我们从来不会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样,但只要你活着你的生命就必须燃烧。” 接受科技智能创新,运用国内青年人乐于接受的互联网智能化方式开展授课教学,对新东方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传统教育必须“求变”。 “只要有任何的科技的新动向和新项目,我就愿意追逐。”俞敏洪认为,教育企业家要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与年轻人保持同步,“你不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就意味着你已经放弃中国教育这个大市场中间最有消费欲望的至少是三分之一以上的群体。” 中国教育市场从传统教育出发,正在经历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际的洗礼与变革。俞敏洪在现场回顾了中国教育,他直言:“我觉得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在整整12年教育中间把中国孩子的好奇心全部磨掉了,中国教育里没有一个学科和任何一种教育方法能够鼓励孩子保持自己的好奇心和特长。” “推到中国教育,中国有大量的老师跟家长是一模一样的态度,当孩子给出的答案不是他们心中设想的标准答案时,他们只有一句话‘你错了’,还不许孩子争辩,这种做法极大挫伤了孩子们探索未知的好奇心。”俞敏洪进一步称。 据了解,新东方教育集团在2017年将向K12网络教育等互联网教育领域集中发力。作为新东方旗下的专业在线教育网站,新东方在线的课程形式以数字化的音视频内容为主,全面展开“互联网+教育”的创新教学模式。 与此同时,新东方教育集团将积极投入人工智能教育产品的研发设计工作。今年2月,新东方在线宣布与“印象笔记”合作,共同推出了百天学习计划效率手册Planner+,定制出可数字化学习的Planner+智能学习笔记。文章选自企业观察网，2017年4月6日
2017年5月3日 -
施一公：当年放弃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职位，很多人认为我疯了
专家简介施一公，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副校长。 今年是我回国工作的第十个年头。10年前，我的实验室刚刚启动，首批学生还懵懵懂懂。2007年3月我的清华实验室开始了第一个科学实验。而今，我们于2015年发表的剪接体结构已经登上了国际经典生物化学教科书的封面，我在清华培养的博士生已经在中外研究机构开始独立领导实验室。2006年当我决定放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职位全职回国的时候，有很多人疑惑不解，认为我疯了；可是今日回头看，我想再没有人会怀疑这个决定的正确性。这十年，我亲身见证、经历、更重要的是亲身参与了中国的高速发展，深切感受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切切实实正在发生的进行时。 然而这十年，当中国国内稳定发展时，世界大势却发生了巨大变迁，特别是近几年的变化可用“目不暇接”来形容。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中，“打铁还需自身硬”，科技强国、人才兴国。运用科技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为人民的幸福安康保驾护航是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习近平总书记3月4日看望政协委员时的这番讲话既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激励和鞭策，也恰恰道出了我们的心声。 过去十年，中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很多领域拉近了和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可是作为工作在国内一线的科学家，我却反而有了更多的紧迫感，原因很简单：我国已经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如无意外，跃居第一大经济体也只是时间问题。之前我们的心态多为追赶，前方的路或多或少有迹可循、有经验教训可以借鉴；但是现在我们要开始调整心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在若干领域要思考如何“引领”的问题。从割地赔款落后挨打到励精图治重新崛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于华夏整体而言在五千年的历史上也属首次。我们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必须要面对错综复杂的挑战。所以，我对总书记讲话中连提三个创新心有戚戚：“不断强化创新意识，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不断攀登创新高峰。”秉持创新的精神锻造自身实力，运用创新的思维应对不可预测的挑战。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作为创新的主力军，责任重大！ 结合自身实践，我以为，作为一线的科技人员，创新体现在对于本领域科研工作敢为天下先的追求，发挥才智，探索未知，为人类文明书写新篇章，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引擎。而另一方面，2008-2015年间，受学校信任我负责清华大学生命医学建设，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科研教学几个方面同时进行改革尝试，今天清华大学已经成为备受国际瞩目的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回顾这期间的经验教训，我充分认识到作为一个机构的管理者，创新体现在对新机制体制的不断探索，以及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智慧、不忘初心推进改革的勇气和韧性。 中国的发展和强大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六年前，我在“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成立大会上曾经呼吁我们每一位专家要“树正气，去私心，敢担当，有作为”，要把个人奋斗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升华人生价值。这是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会一直努力践行的准则。总书记讲话中体现出来的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信任与倚重更是一剂强心针，让我们为了国强民富，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的美好明天而心无旁骛地努力，轻装前行。惟行胜于言，直挂云帆济沧海。（图片来源网络）文章选自澎湃新闻网，2017年3月29日
2017年5月2日
© Copyrigh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2008 — 2025 京ICP备0903046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7417 Site Designed by MONOKE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