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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一带一路”是新型全球化的有效推进方案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一带一路”绝非中国的独角戏，而是新型全球化阶段的世界大合唱。我们就此提出了二十条建议。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中国发起并主办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系统阐述了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指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解决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治理滞后、发展失衡的三大突出矛盾。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正是建设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化所迫切需要的有效推进方案。“一带一路”绝不是中国的独角戏，而是新型全球化阶段的世界大合唱。为了让世界各国真正地参与进来，共同唱响这首大合唱，我们就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实施路径提出了二十条建议。 一是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共同体，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治理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脉相承，我们应协力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共同体，使“一带一路”倡议真正成为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共同方案；建立“一带一路”国际治理机制，加强共同治理、政治互信和文化交流，完善和提升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二是设立“一带一路”常设机构，在各国轮流举办“一带一路”年会。 设立“一带一路”倡议的常设机构，将有利于“一带一路”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还可以借鉴G20、APEC的经验，定期在各国轮流举办年会，过协议、规划、机制、项目等方式，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循序发展。 三是成立联合国“一带一路”机构，加强与联合国现有机构的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当前工作及未来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成立联合国“一带一路”机构，加强与现有机构合作，可以充分发挥联合国的桥梁作用和国际影响力，推动国际合作共赢。 四是加强与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经贸投资、人员往来等众多领域，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与现有各类国际多边机构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五是邀请包括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同参与“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提供的一份公共产品，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还要邀请发达国家参与进来，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的外延。 六是建立与重点国家在“一带一路”的合作。 建立与重点国家在“一带一路”的合作，有助于打开国家层面对“一带一路”的引领。例如作为英联邦国家的核心角色，英国的加入可以使“一带一路”建设在一些沿线国家拥有语言、法律、金融和制度方面的优势。 七是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联盟。 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联盟，打造“一带一路”企业平台，吸引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时为“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核心区提供全方位服务。 八是动员世界一流跨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合作峰会下建立工商界交流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离不开企业主体的参与，需要动员世界一流跨国企业共同参与，发挥其网络和资源优势。同时，还应借鉴“B20”，在国际合作峰会下建立常规的工商界交流机制，邀请企业界代表共同参与相关议题讨论。 九是形成“一带一路”示范国和示范工程。 “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实施需要打造示范国和示范工程，从而为持续推进提供借鉴，打消有关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疑虑。 十是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一带一路”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 十一是以海外产业园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 海外产业园区在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带动了所在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促进当地产业链的形成与完善。 十二是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作用。 广大华人华侨是连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天然桥梁和纽带，他们的参与能带动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十三是让旅游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先导。 旅游能够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促进百姓之间的沟通交流，增进国家之间的友情与互信，可以成为沿线国家协同合作的先导。 十四是加强“一带一路”留学交流与教育合作，着力培养技能人才。 我们需要切实加强“一带一路”留学交流与教育合作，为“一带一路”长期发展储备人才；还可充分依托海外孔子学院，以多元化的方式开展文化交流和学习；还应加强与沿线各国的中等技能教育合作，为当地培养更多技能人才。 十五是提供“一带一路”人员往来便利，鼓励向沿线国家移民。 我们应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对话与合作，积极实施签证便利化政策，推进人员顺畅流动，同时还可以鼓励向沿线国家移民，促进文化经贸的互融互通。 十六是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跨境电商，建设“数字丝绸之路”。 跨境电商有力地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商品流通，带动了沿线国家电子商贸、交易平台、支付结算等技术发展与应用，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新的商业格局和产业链形成，形成了新的“数字丝绸之路”。 十七是打造国际资金池，吸引国际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开发。 “一带一路”开发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除丝路基金、亚投行等确定的资金来源外，还需要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参与，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 十八是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各国法律体系，以便于法律纠纷的解决。 “一带一路”建设中难免产生各类争议，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制度、政治环境等情况存在较大差异，需要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各国法律体系，妥善解决相关纠纷。 十九是充分发挥会计师协会、工程师协会等专业人士国际组织的作用。 我们应充分发挥这些专业人士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设立“一带一路”专业人士联络服务平台，集聚关注“一带一路”建设的专业人士，同时与参与或计划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建立合作。 二十是充分发挥智库、NGO等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 智库通过开展“二轨外交”，有助于促进政府间共识的形成，增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一带一路”的理解以及相互间的信任。同时，我们还需要重视并加强与标准化组织、环保组织、劳工组织等各种NGO的对话与沟通。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7年5月15日
2017年5月16日 -
黄仁伟：“一带一路”落地还少些什么？
专家简介黄仁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站在21世纪的新起点上，“一带一路”要建立将欧亚大陆两端连接起来、陆海相接的世界新交通枢纽体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航路或商路，而是包括陆上、海上、能源、通讯等各种资源的立体综合大通道。它将欧亚大陆两端连接，而不是将大西洋两岸连接，可谓“老大陆的新发现”。众所周知，欧亚大陆腹地已经被闲置了500多年。原来的中心地带，变成了世界的边缘。“一带一路”将欧亚大陆重新连接起来，欧亚大陆腹地由此有机会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 当年的新航路是以炮弹、鸦片、黑奴等为符号的硬实力来开拓的。当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用西方话语来说是空白的、无主的。在没有宗主国的情况下，谁有硬实力谁就能去占领和开辟市场。现在我们要建的这条新欧亚大通道，是在一个有许多国家并充满地区争端和冲突的欧亚大陆里打开大通道，必须更为重视培育和运用软实力。这是“一带一路”和当年新航路的根本区别。 如果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具有较强的全面能力——资金、技术和人力三样都具备。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可能是有资金的没技术、有技术的没人力、有人力的没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领域，如普通公路、普通铁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桥梁、隧道、港口、机场、变电站等，中国也具备这种全面的能力。 而从国家软实力来看，它是指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塑造力，具体表现为这个国家的理念、文化、规则以及这个国家所影响的国际体系，如何为别国所接受。在当下中国，国家软实力具体体现为话语权、影响力、亲和力和治理能力。已有的实践表明，缺少这些东西，“一带一路”是难以落地的，或者说即便落了地也不可持续。所以，软实力与“一带一路”的结合，是“一带一路”实施的一大关键问题。“一带一路”的软实力如何加以体现？ 第一，体现为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中国文化有天生的包容性，“一带一路”涉及的不同文化在中国文化里面都是可以被包容的。此前，一些国家也曾提过类似新丝路的倡议，但都没有成功，原因在于其文化包容性不够。新形势下，中国要用好文化多样性、文化包容性这个软实力，去具体分析“一带一路”沿线每个国家的文化特质，进而把握这些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共同性，以及思考如何进行互动与包容。 第二，体现为遵守当地的制度选择。西方规则和中国规则的起源有所不同，由此西方治理和中国提倡的全球治理存在很大区别。西方规则以西方价值为核心、以西方制度为治理模板。比如，不管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实行的都是标准第一、投资第二的原则。“一带一路”也会遇到与不同国家制度结合的问题。但它的最大不同是中国能够遵守当地的制度选择，并在当地可接受的条件下实行有关规则。 第三，坚持哪个国家愿意合作就先合作、哪个国家不愿意合作也不强求的理念。通过合作与共建，让先合作的国家先得利、后合作后得利、不合作不得利。 第四，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予以积极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句乌托邦式的空话。特别是，当一些国家越来越走向利己主义、宣称退出全球化潮流的时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更显得重要。如果大国都搞利己主义、保护主义乃至种族主义，那这个世界必将一片混乱。所以，中国主动承担起一定的责任，用“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有效载体，推动人类社会实现从局部到整体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第五，以亚洲为核心，不做无谓的超越。“一带一路”还是要以邻国为主，重点在中巴走廊、孟中印缅走廊，海上应注重跟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结合，等等。文章选自《解放日报》，2017年4月11日
2017年5月15日 -
薛澜 张帆：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术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建构
【核心提示】为重新确立其合法性身份，改变其碎片化与空心化的研究现状，公共管理学科亟须立足于中国当前的社会语境，重新确定核心命题、界定研究边界、规范研究方法，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学术话语体系。首先，语境是话语的意义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特征，任何话语只有在特定语境中才有意义。其次，回溯公共管理学科的起源与范式转变，坚持公共治理的核心职能与基本规律，回应治理体系演变的现实，是重塑其合法性身份的根本途径。再次，学术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最后，研究方法的局限是制约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比起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其他学科，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原创性缺失”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自20世纪80年代公共管理学科恢复和发展以来，公共管理研究几乎始终停留在“引进、消化与吸收”的层面，而未能达到“创新、重构与输出”的高度，诸如委托—代理、问责、多中心、网络化、企业家政府、学习型政府等国人耳熟能详的管理学理论与术语，几乎都是西方“舶来品”。相形之下，能成功输出并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的、具有中国“印记”的公共管理学话语则寥寥可数。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话语逆差”，其原因固然有西方学界长期主导国际学术话语权，也有中国学者难以摆脱在研究中“以西方概念来裁剪中国现实”的路径依赖，更重要的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长期处于碎片化和空心化状态，难以为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公共管理研究的碎片化与空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管理学科独有的“身份危机”造成的。众所周知，在西方，行政学是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治理背景下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出现的，公共管理学科则经历了从传统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再到（新）公共管理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以管理学、政治学、法学为基础的综合应用性知识体系。但在我国严格细分的学科体系下，公共管理的综合应用性知识体系特点却难以体现，只能作为管理学的分支而存在，公共管理学的“尴尬”身份暴露无遗。尽管在整个发展中，中国的公共管理学也努力吸纳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框架、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但始终没有形成独有的研究范畴和话语体系，因而未能获得稳固的学科地位。为了回应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挑战、顺应公共部门的改革发展需要，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日益呈现出“包罗万象”的特征，学科体系越来越缺乏明确的目标指向、严谨的逻辑体系和共享的研究命题。 因此，为重新确立其合法性身份，改变其碎片化与空心化的研究现状，公共管理学科亟须立足于中国当前的社会语境，重新确定核心命题、界定研究边界、规范研究方法，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学术话语体系。 首先，语境是话语的意义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特征，任何话语只有在特定语境中才有意义。当前，中国的社会语境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已经历了经济系统、产业结构、社会形态和治理模式等几大转型。为了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重大实际问题，中国已经启动了由国家治理现代化引领的国家制度建设的重大转型。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中国的改革发展越来越与全球问题治理及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转变紧密联系。因此，“既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扎根于本国实际，突出中国视角，“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立足于时代前沿，具有国际视野，便成为构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 其次，回溯公共管理学科的起源与范式转变，坚持公共治理的核心职能与基本规律，回应治理体系演变的现实，是重塑其合法性身份的根本途径。公共行政在发展之初，以科层制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理论基石，以行政效率为最高目标，主要关注政府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律。“多中心理论”的提出，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由此，公共管理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政府部门的组织与管理，而转向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及个人在内的整个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公共管理成为公共部门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实践的总和。但是，无论“治理”的理论框架如何拓展了公共管理的研究视野，把研究公共部门的行为规律作为公共管理的核心命题仍不过时。目前，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很多正是政府的组织和运行方式违背了理性政府体系的一些基本规律。例如，政府职能定位与其运行资源不匹配，部门运行逻辑与其组织结构、管理模式不匹配，由此引发政府行为扭曲，造成低效或责任缺失等问题。从本质上说，国家的转型即政府的转型。因此，遵循行政体系运行规律，改革公共部门，建设更有效率性、责任性和回应性的理性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国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和完善的现代国家运行体制，关键在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工作重心从推动国家发展经济转移到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上来。 再次，学术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缺乏积累性的知识体系，建构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就无从谈起。要获得系统性和积累性的研究成果，就需要完善学科体系，界定研究边界，明确重点领域，促使重要论题获得集中关注。目前，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与公共部门的改革实践，正不断对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提出全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为回应这些挑战，“十三五”期间公共管理学科应持续关注政府改革与治理、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公共组织理论和政府工具等传统研究领域，针对重大基础研究问题激励原始创新，适应深化改革的需求，推动重点突破；还应重点关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国家发展战略及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等新兴研究主题，把握未来趋势，支持前端战略布局，加强全球网络建设，推动研究方式转变。 最后，研究方法的局限是制约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因素。自公共管理学科诞生以来，围绕规范理论还是实证理论、价值取向还是实证取向的争论从未停歇。近几十年来，实证研究已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这种实证主义传统无疑对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试图以简约的模型设计或逻辑说明来解决错综复杂的行政或政策问题，几乎成为学界的一种风尚。必须指出的是，对实证研究的推崇，不应沦为对模型和数据的过度迷信。能陈述某一问题却不能解释其意义，更不能提出实践建议的研究，只会加剧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碎片化与空心化，使之沦为一种“精致的平庸”。事实上，重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制度的理性化程度以及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多元协作亟须整体性、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也意味着当前我国公共管理改革实践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需要建设性的规范理论作为指导。而真正的规范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式的文献推演，而是旨在紧贴于本土实践发展脉络、服务于本土问题分析并应用于本土问题解决的研究模式。同样，只有在这种深深根植于本土实践的研究探索中，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术话语体系才有生长发育的土壤和空间。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正在激励着广大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为构建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不懈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文化自信，寻求公共管理问题的解答同样需要研究者的信念与信仰——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并非朝夕之功，却是历史必然。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文章选自中国学派，2017年5月5日
2017年5月15日 -
钱颖一：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
专家简介钱颖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我对教育问题有极大的兴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我的求学经历（清华、哥伦比亚、耶鲁、哈佛），二是我的执教经历（斯坦福、马里兰、加州伯克利、清华），三是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至今八年多的经历。 由于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系统的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我今天讲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中国教育的“平均水平”较高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因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 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在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这从“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可以看出一斑，他们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更说明了问题。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 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 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在引进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的、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 “拔尖创新人才”太少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凭借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表明了一种问题。 还有其他证据说明问题。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 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国公司中，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 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 我在2010年8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在2011年2月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问题。这个讲话被广泛传播，这个观点受到广泛认同。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 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结论是，我们培养出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的。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 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核心问题：“均值”低，“方差”高 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以领略，那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 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 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我在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中的主题，就是“人”重于“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和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三个观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来概括： 一是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这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 二是我们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这就导致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 三是教育除了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功利作用之外，教育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更为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文章选自新浪网，2017年5月10日
2017年5月12日 -
李稻葵：金融格局的四大变化
李稻葵，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要谈中国金融的新格局，就离不开对最根本、最基础因素的判断，我觉得未来一两年影响金融走势的无非是三大因素：中国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政治和金融格局的变化、科技。强势美元回归 关于影响金融走势的第一个因素——中国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个调整对金融有什么直接影响？其一，从1992年到2007年，中国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从2007年开始，这一比重逐渐回升。这一变化对金融有什么影响？劳动收入比重上升了，资本回报在整个宏观经济中的占比必然会下降。其二，实体经济的负债率还不算高，未来一两年债务重组将会加快，但我们也没必要担心，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其三，总体上讲，中国百姓的经济兴奋点已经从买汽车、买房子变成了投资理财。中国人对理财的需求迅速高涨，这反映在GDP中金融服务业的占比提升了，百姓储蓄高就会产生投资。 为了判断未来金融格局的变化，我们必须考虑第二大因素——国际政治因素。2016年，由英国脱欧事件开始，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量“黑天鹅”事件，这对我们的金融有什么影响？怎么判断影响的大小？英国脱欧等事件在很多人看来是全球化的倒退，而在我看来这些事件最根本、最核心、最基础的影响是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社会人口组成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思维变化。因此，就金融方面而言，我认为很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内，我们将会面临一个强势美元的局面。为什么是强势美元？因为欧元肯定会被削弱，尽管英国不是欧元区，但是整个欧盟经济一体化会受挫。科技让金融服务更加精准 影响未来金融格局的第三大因素是科技和金融的结合。我认为科技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会改变金融。 第一个方面，筹款更容易。过去我们要把老百姓的钱筹集到金融系统中来是很难的，需要建一个经营点，建一个支行，并且每天派一帮工作人员宣传各种投资方案，这是传统的办法。现在不一样了，建一个网站，编一个宣传册，设计一个APP，资金很快就进来了。 第二个影响是交易变得更快、更简单。这一方面我是外行，但在我看来区块链的技术很安全，现在能够一步一步做出来，交易可以在互联网上进行，每一步都可以给客户看。与此相关的是交易平台会成长起来，比如蚂蚁金服、陆金所，所以这对平台化建设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金融行业将会出现像淘宝、京东这类的平台，这是科技对金融带来的第二个变化。 第三个变化是很多实体经济的交易，比如采购、话费充值等很快会通过大数据的方式聚集起来，被金融交易所用，金融产品和交易将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因为有了大数据，我们可以很精确地知道一个工厂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服务，知道这个工厂是不是靠谱，运营得好不好，这些都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设计金融产品，精准地提供金融服务，这有点像农业上讲的因田施肥，这就是大数据使得金融服务更加精准。 第四个冲击是什么？这个还没有完全开始，就是二级市场的金融交易会逐步智能化。目前人工智能受到热捧，在金融交易方面，我相信肯定会有人尝试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减少人工的二级市场交易。对于这个技术，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我相信肯定会有人做这件事。科技与金融结合发展 那么未来几年，这些影响因素究竟会给中国金融格局带来什么变化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无风险的投资回报率会下降。我先前提到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上升，但中国现在是资金富裕的国家，因此无风险的金融投资回报一定会下降。所以，大家进行理财的时候，如果看到流动性很强的金融产品就一定要珍惜，恐怕以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第二，我们的债券市场还会进一步发展，目前债券市场上的公司债、地方债，及政府债占GDP的比重还不够大。为什么这样讲？到目前为止，中国主要的融资方式还是银行贷款。但是这几年已经出现变化，银行贷款的增长低于整个融资的增长速度，而债券增长速度在上升。目前中国的债券业发展缺少的是交易平台。现在大部分债券是在银行间交易，从长远来看，这是不行的。如果引导大众参与，债券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是会出现债务的破产重组。 第三，金融产品将会多元化。举一个例子，现在保险业是中国金融行业增长最快的一个行业，因为保险提供的是精准的金融服务。保险的受益者可以精准定义，所以老百姓发现买保险产品比买其他金融产品更能够体现存钱的目的，比如存一笔钱给未成年的女儿，购买保险可以定向给她，不管是否结婚，这份保险的受益者永远只是她本人。未来，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也将会出现。 第四，科技金融公司会蓬勃发展。过去几年，中国在金融方面的科技创新已经超过美国。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比美国更快，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市场大，而且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可以跳跃发展。加上中国工程师多，而且相对便宜。同时，我们的金融服务本来就短板较多，缺口较多，这为科技和金融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空间。当然，科技和金融的结合发展，一定要管控风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中国科技金融就一定能够跨越式地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亮点。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论坛，2017年3月
2017年5月12日 -
陈十一：伟大大学都在自己的时代新兴创新
专家简介陈十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一所大学是否重视本科生教学，可以去看看这所大学的教师是否愿意在本科生的培养上投入时间、舍得花多少时间。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我们学校师生间的互动和交流，活跃程度已经不输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陈十一昨天来到上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由于南科大2017年上海招生启动在即，陈十一此番来沪，用意明显：为学校在沪招生“摇旗呐喊”。陈十一曾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于2015年初出任南科大校长。 创办至今5年多时间，已经有两届本科毕业生的南科大，目前的办学进展如何？ 承担着“中国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试验田”使命而诞生的这所新兴公办高校，如今在人才培养上有哪些全新的探索？ 就这些公众关注的问题，陈十一昨天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南科大师资已跻身国内顶尖大学水平 此番为南科大上海招生组“站台”，陈十一有备而来，带来了两张亮眼的成绩单。 第一张成绩单是关于师资。从南科大的师资结构看，高水平人才占比已经可以比肩国内顶尖大学。截至2017年2月，南科大已签约引进专任教师约300人，其中90%以上具有海外工作经验，60%以上具有在世界排名前100名高校工作或学习的经验。两院院士14人，国家“千人计划”学者36人，“青年千人计划”学者60人，教育部“长江学者”12人……南科大何以在短短5年多时间里吸纳如此多的高水平人才？ 在陈十一看来，不仅是因为这些学者个人有“服务国家、想做点事的愿景”，更重要的还是环境。 “每个伟大的大学，都是在自己的时代新兴与创新。”陈十一坦言，南科大所扎根的深圳，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之一。除了政府部门对于高等教育的大力投入，南科大在师资上也很舍得投入。他透露，目前该校在人才引进方面，除了给高水平人才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的薪酬，还结合人才办学定位，给教师很大的发展空间。 放眼国内，目前打出“高水平”“国际性”“研究型”旗号的理工科名校已有不少，南科大区别于其他院校的办学个性是什么？陈十一说:“希望南科大致力于成为最具企业家精神的大学。” 为此，南科大特别鼓励教职工创业，允许创业教职工每周在企业服务1天。此外，学校明确，教职工可以获得以职务发明成果及技术作价入股企业进行转化收益的70%。“和国内兄弟院校相比，我们的这些制度安排有利于激发教师创新的热情，在理念上是比较领先的。” 陈十一带来的第二张成绩单，是两届毕业生的去向。其中，2015年首届39名毕业生中，超过75%被牛津、耶鲁、加州理工等世界名校录取为博士研究生。2016年167名毕业生中，超过60%赴世界名校深造。 打造一流本科，不可忽视对学生的“全人培养” 在南科大的议事日程上，很多和本科生培养相关的教改还在持续推进。用陈十一的话说，“南科大是用尽全力在培养本科生，愿意脚踏实地做事，不搞忽悠。” 据介绍，南科大目前实行学分制，新生入学时不分专业，通过一定量基础学科的修习，结合导师制，帮助学生识别自己真正的学术兴趣和志向，在确立发展方向后正式进入专业学习。去年7月，南科大已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签约合作筹建医学院，首次探索中国医学教育国际版的新模式。 陈十一认为，虽然南科大是一所理工科大学，但培养未来的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打造一流的本科教育，除了专业发展，大学不可忽视的是对学生的“全人培养”，即要实施一流的人文教育，让学生有爱国情怀，有审美品位，有想象力。为此，南科大在目前设立人文中心的基础上，正在酝酿开设人文综合实验班。“我希望在我的任上，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成。”陈十一说。 根据南科大的发展目标：2020年，该校力争有5个学科进入全国前10；2025年，10个学科进入全国前10，5个学科进入全国前5。（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文章选自《文汇报》，2017年04月6日
2017年5月10日 -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
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一）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 我以前写过一本小书叫《中国改革三步走》。我认为，从总体上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都可以分成政治、经济、社会三大方面。从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改革实践中，我提出一个思路： 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也就是先生产、再分配、最后才是民主。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从很多社会包括西方、亚洲日本和四小龙改革发展成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也属于东亚社会的一部分，我觉得中国有可能也往这个方向走。这（三步走）意味着某一阶段会有一个主体性的改革，比如第一阶段先经济改革，但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要配合。第二阶段主体是社会改革，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要配合。如果是革命，那么可以全面推行，因为革命往往是破坏。改革的理想也是要全面推进，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任何一个国家碰到的问题都很多，不可能几百项改革一起推进，（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改革只能以某一方面为主。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从历史上看，先进行经济改革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现在看到了西方民主，但（很多人并不懂）西方早期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觉得还是先发展经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实际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才开始的。西方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都是在精英民主的时候进行的。一战之前基本上投票权属于极少数的有财产的男性，工人阶级是没有投票权的，妇女更不用说了。比如瑞典，这个国家被亨廷顿教授视为是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到了1971年女性才有公民投票权。再比如我们现在视为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奴隶制，到了林肯时代才废除。1970年以后通过（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才开始有政治权利。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并不是历史上就存在的，它产生的时间很短。实现“一人一票”民主之前，西方首先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是“先经济”的时代，是原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后，工人阶级慢慢进入政治过程，到了二战以后大众民主才快速发展。根据欧洲的经验，我们可以认为，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必须在一个国家民主化之前建立好，否则以后就没有机会建立了。这是事实不是理论。我们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大部分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包括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福利制度等。比如，法国的教育制度是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德国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福利政策是在俾斯麦时期建立的。当然，民主化以后，民主政治确实对这些制度尤其是福利有很大的推进。一般上，我把基本的国家制度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民主化以前必须建立的制度；第二类是必须在民主化以后建立的制度；第三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民主化以后会转型的制度，转型可以往好的方面转，也可以往不好的方面转。东亚社会的成功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东亚社会在很长时间里出现了我们政治学里面讲的权威主义政体。比如李光耀的新加坡。在权威主义政体下，新加坡把经济从“第三世界”走向了“第一世界”（李光耀语），在此过程中再进行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福利建设。很多人说日本是亚洲的经济奇迹，但是别忘了，日本、亚洲“四小龙”更是一个社会奇迹。日本在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以后，不仅经济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社会发展上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0%多。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当然每一个经济体在发展中产阶层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日本采取工资倍增计划和社会政策，台湾大力中小企业，新加坡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政策，香港也是在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基础上推行社会政策。在社会改革获得推进后，这些经济体才开始进行民主化。从简单的投票行为来说，一个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可以投票，一个人均GDP10000美金的社会也可以投票，但人均GDP1000美金跟人均GDP1000美金的民主行为完全不一样。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就像我们从中国农村选举所观察到的，人穷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一块肥皂就影响了选票。这不难理解，人均GDP1000美金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投票的行为很容易受左右。到了人均GDP10000美金的时候，投票行为就不一样了，大部分人已经受过高等的教育，可以理性思考了，而小恩小惠就很难影响选票了，至少人们不会采用暴力的形式。所以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和平的，避免了欧美早期发展所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改革如果按照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这样“三步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每一个社会不见得一定会按此三步走。比如亚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就开放政治，结果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这些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说的那些条件，多党制、宪政、法制、开放的媒体等，但都是名不符其实。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每一个政党都想分大饼，而不是做大饼，因此社会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二战以后一百几十个国家，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是中东那些拥有能源、石油的国家，能源价格涨上去了，人民就富裕起来了。除了这些国家之外，其他的五个经济体都在亚洲，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就是按照“三步走“进行的，做得非常成功。上世纪50年代，在西方的眼中，亚洲有两个民主的“明灯”或者典型，一个是缅甸，一个是斯里兰卡。这两个国家当时开始实行西方式民主，经济开始发展。但结果呢？到现在，它们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到了60年代，西方说亚洲又有两个民主“明灯”，一个是泰国，一个是菲律宾。不过，这两个经济体到现在也面临诸多问题。前两个国家仍然处于低度发展阶段，而后两个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研究，改革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发展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二）中国自身的改革实践与路径选择对中国而言，也可以在任何阶段开放政治。不过，如果从西方的经验，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还是三个阶段论比较好一些。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中国实际上可能也是在这样进行改革。我们从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中国都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体。80年代中期中国也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碰到了很多问题，所以没有继续下去。90年代的改革把经济层面的国家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连300美金都没到，现在已经到了8000多美金。我们的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了，从那么小的一个经济体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今后十多年里赶上美国的经济总量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与经济优先的GDP主义相伴随，也出现了环保、社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可以看出十六大以后，社会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通过社会改革来培植社会力量。这个思路，我认为非常正确。同时，鉴于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所以制度建设我们也必须践行，但制度建设是不是马上就像西方那样开放政治呢？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我觉得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现阶段还是要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建设。 二、十八大以来的改革进步这里，我主要想讲讲十八大以来我们做了些什么。十八大以后的改革思路有很多变化，这是积极的变化。正因为此前我们一直抓经济改革，忽视了政治上的变革，忽视了社会的变革，很多问题积累起来了，尤其在政治上。也不难理解，十八大以来的变化首先发生在政治领域。（一）以集权推动顶层设计十八大以来主要做了什么？一是反腐败，二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而背后最重要的是集权。“集权”是一个中性词，不见得是不好的，关键是要看怎么去做。十八大以后，至少有一段时间，集权是非常有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好几次，说中国的改革是先易后难；肉都吃完了我们要啃硬骨头了，就需要集权一点。以前我们的改革是比较分散化的，现在需要全国一盘棋；要顶层设计，就要集权；要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就要集权。当然，这一波的集权和此前的集权是很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十八大以来中国集权的表现形式，即在政治局常委这一级成立了几个新的领导小组。清华的一位教授写过一本书，说中国有九个总统，美国只有一个总统，中国九个总统比较好。从学者的角度来讲，现在的集权就是为了纠正这种现象，非常有必要。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集权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实生活中，九个总统其实到最后是一个总统都没有的，集体负责就是没人负责，集体领导到最后就是没人领导。在胡温时代，出现了九个常委，一人一票制，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九头鸟制度”，每个人负责一块；并且光有分权而没有协调，这样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责任，谁来负政治责任。我们这样一个体制下很难说谁在负责。一人管一块，缺少协调是很不好的现象。这种现象，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可以将其称为“顶层分封制”，一个人分封一块，在这一块他说了算。后来出现了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那样的事情，我们就需要做制度反思。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因为这些人坏还是因为这个制度的缺陷，我认为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制度的缺陷是有的，因为没有制约机制。比如在政法系统，就是周永康说了算，没人能够制约他，他当然会做坏事。就像邓小平从前说过的，没有好的制度，最好的人也会做坏事。当然，十八大以后就有了改进。以前是一人一票，后来成立了几个领导小组，除军事方面的领导小组外，习近平是组长，李克强是副组长，其他的几个常委都分到不同的组里面，这样权力的协调性就高。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协调机制。也有一些外国朋友在批评，认为设立这些领导小组是不是搞个人集权？实际上，现在成立的四个领导小组跟以前的领导小组很不一样。以前的领导小组我们在外面是不知道的，很大程度上都是暗箱操作的，不知道谁是组长、谁是副组长，组织成员是谁，他们有没有开会，讨论了什么，等等，我们一切都不知道。而现在的这些领导小组是正式的、公开的、透明的，每一次开会都会告诉公众，开了什么会，做了什么事情，都会报告给公众，这是开放的。正式的和开放的组织是可以制度化的。以前的是非正式的，好像是在搞地下工作。这种变化是一大进步，制度化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东西。就顶层设计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发布的两个改革文件，海内外一片叫好。三中、四中全会之后我在新加坡做了一个演讲，我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所计划的并不是他两个任期之内的事情，他做的规划是后三十年的事情。两个改革文件加起来一共五百多项改革，哪是两届能够做得完的？尤其法治改革是很难的改革。所以，我当时说是规划三十年。现在看来三十年都太短了一些，是规划三十五年。毛泽东思想管了三十年，邓小平理论管了三十五年，习近平在规划后面的三十五年，刚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这个规划就是顶层设计，一方面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些是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围绕法制和法治的制度建设。这几年我们不讲“政治改革”了，这很容易理解。一讲到“政治改革”，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无穷尽的争论。“政治改革”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被高度的意识形态化了。左派有左派的解读，右派有右派的解读，没有一点共识。我认为，四中全会提出的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改革，中国需要好几代人努力往这个方向发展。近代以来西方也是花了150多年才把法治制度建设起来的，更不用说他们还有古希腊的法律传统。（二）反腐败、反寡头反腐败更为重要。我认为，十八大之所以开得很难就是由于当时的腐败。尽管这次反腐败是打老虎和拍苍蝇，但主要是打老虎。在政治学里面，人们会把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这一类人称之为政治寡头。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会把这几个案子做案例学习，在新加坡我们是把他们做案例研究的。看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的例子，他们从中央到地方、横跨中央几个部委，是非常典型的政治寡头案例。军队里面的腐败更厉害，徐才厚、郭伯雄，两个都是军委副主席。习近平总书记有很好的条件来反腐败。他反腐的条件是历史形成的。如果他不反腐败，那么这些人在五年、十年之后又会怎样呢？无论从利益链条还是制度化方面就会变得非常牢固，一旦这样，腐败就再也反不动了。如果这样，中国会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或者今天的乌克兰。这里要多说几句乌克兰。大家都认为乌克兰问题是由于北约跟欧洲、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乌克兰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政治寡头，一些寡头亲俄罗斯，一些寡头亲西方。寡头之争产生了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不过，建立在寡头之上的民主是最恶劣的民主政治形式。如果不解决寡头政治问题，乌克兰很难有好的希望。还有一个我非常关注的国家是越南。越南政治会怎么走？很多人认为他们的政治格局比较好。我们的顶层是“三合一”制的，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合一的。越南的顶层是四驾马车，人们发现，四驾马车背后是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些亲美国，有些亲中国，还有些跟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乌克兰特别像。前几年，因为越南不满中国在南海搞石油钻探，发生了针对中国的抗议运动。后来越南共产党还是认识到了，如果再不压下去，共产党说不定就要被推翻了。不过，我认为他们寡头的基本政治架构已经形成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南也不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中国要怎么改？我觉得还是要仔细研究。反腐败主要是反寡头，这个任务要完成。反寡头就是最大的政治。好多人说现在反腐败是选择性的；其实，从世界范围来说，所有的反腐败都有选择性的。反腐败是一个政治任务，政治就是有选择性的，有选择性没有什么错，关键是怎么样走向未来，是搞制度建设，还是个人专权？在这方面，俄罗斯就没有做好。大家现在很崇拜俄罗斯的普京，特朗普也崇拜普京。但普京之后的俄罗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什么？俄罗斯从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即搞激进变革。叶利钦时代完全听西方的，但最终被西方所抛弃。普京有一点做对了，就是一上来就反寡头。他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寡头也确实被他反下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他用新的寡头替代旧的寡头，把不听话的寡头打下去了，扶持的是听话的寡头。并且所有做的事情都围着他一个人转。现在俄罗斯甚至有人说要不要恢复君主制度？普京也不表态。人们觉得普京就是一个现代君主了。这非常危险。他不是像我们这样搞制度建设，从制度上探索一条未来道路。因此，他一会儿当总统，一会儿当总理，这种做法有些不可思议。前些天一位英国非常有名的教授（昆廷·斯金奈）在北大演讲，讲马基雅维利。我觉得，马基雅维利这个人能够回答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很多问题。现在世界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问谁去呢？我认为一个是问马基雅维利，一个是问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是搞个人权威的，而霍布斯是要把个人权威转化成为制度的。普京就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他忽视了霍布斯。霍布斯要建立制度。普京反寡头非常重要，但反寡头之后呢？建立预防寡头的制度也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现在，主要的寡头都被反下去了，如果发现了大老虎还是会抓的。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制度建设，预防新寡头的出现和形成。不过，今天，拍苍蝇也已经变得很重要。从政治的功效来说，现在打大老虎甚至不如拍苍蝇的功效大。现在社会对哪一个中央委员被抓起来已经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但是社会上发生一件事情，比如，山东的高利贷、四川学生自杀等，都会引起全国性的群情激愤。所以，人们希望王岐山书记要把拍苍蝇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现在走到哪里都是“霸”，校霸、村霸、水霸、电霸等等，什么都是“霸”，非常影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十八大以来，各方面的改革进程都在进行。但是为什么大家感到不满？为什么“改革”一词变得那么敏感了？改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近来也跑了很多省份去看。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还是跟反腐败有关系。这是一个矛盾。首先，反腐败必须进行，因为中国可持续的发展总不能建立在腐败基础之上；如果不反腐败，我们以后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过，客观地来说，反腐败也会影响下面的很多干部，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行为。现在的经济改革深化很难，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任何经济体不可能永远都是两位数增长，今天的下行是必然的。但是，我们需要比较稳定的下行，如果从10%到7%到5%，这样一直下去是非常不健康的。我们要怎么样实现稳定下行呢？中国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我觉得，中国经济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只有25%取决于经济要素，而75%取决于政治要素，一些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引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一直是四条腿走路，中央政府始终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真正的具体执行是四个主体，即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但是这些年来这四个主体发生了什么？国有企业跟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太作为。我上次去一个地方考察，地方领导跟我讲了一件事情，说天津发生大火后，一个荷兰的公司以前在天津，现在待不下去了，想搬到本地，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非常好的项目。他做完了程序，就让领导去批。领导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明年就要退休了，你这种事现在不要做了，这里有风险。”反腐败总体上非常健康，但有些地方有一点做得不好，就是下面的互相举报。互相举报是很有效，但互相举报是让大家非常心寒的一件事情。因为互相举报，大家就互相制约不做事情。互相举报有很多问题。中国人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中有不好的心态。竞争并不是说我要比你做得更好，而是我先要把你拉下来之后，再干活。有好多人都希望别人犯错误。这种文化心态也是阻碍我们进步的。因此，好多人现在都选择“软着陆”。有些干部说，反正我不干活、不接电话，坐在办公室好好学习。这不是说反腐败本身不好，而是反腐败里面有一些细节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又如，政商关系非常重要。政府需要用企业家来推动经济发展。但是，企业家怎么发挥作用呢？以前的政商关系当然不行了，现行的政商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发展出真正有效的新型政商关系来。现在去地方做调查，要跟政府官员吃一顿饭大家要躲来躲去。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规定吃饭的标准。像新加坡，政府只给一个标准，例如午餐一个人可以多少钱，晚餐多少钱，但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吃饭，是五星级酒店还是大排挡。这样做可能更好一点。（三）意识形态我跟很多外国企业家交谈，发现外国企业家看中国政治就是看意识形态的变化，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变化非常敏感。事实上，中国因为法治程度仍然比较低，意识形态的变化就变得重要起来。我们得承认，我们在法治制度上有进步，但还不像欧美社会那样制度化。欧美社会哪怕出现了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或者法国式的民粹主义，还是会有对私有产权和财产的保护的。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很成功，就是因为他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说，市场经济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是一种工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能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有信心搞经济。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又有一些极左的东西出来了，外资见了，就担忧中国的未来。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批评李嘉诚不爱国，因为他从大陆撤资。但如果你到香港和企业家作些交流，就会发现，李嘉诚的心态其实就是很多外资企业的心态。今天，很多外国资本家都在讨论如何从大陆安全撤资的问题，而不像以前那样讨论如何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的这些意识形态看起来只是左右派之争，可能是一些小事情，但是对国际社会影响非常大。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意识形态是人们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我们内部觉得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到了海外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大问题，以后该怎么解决？需要思考。我们需要意识形态，问题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是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出现真空。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不允许有其它我们不能接受的意识形态进来。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意识形态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跟搞宣传工作的一些官员交流过。我说，我想象中的宣传部门跟现在的宣传部门是不一样的。我想象中的宣传部门应当把全国13亿人中最优秀的学者集中起来，来讨论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共享价值观是什么，国家意识形态是什么，而不仅仅是管控。如果是管控，这一功能交给其它权力部门，根据法律来管理就行了。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皇帝很重视意识形态。我觉得，在现阶段，可以适当地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分开来。在新加坡，这两者是分开来的，党的意识形态放在党内讲。党的意识形态是精英意识形态，精英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让每一个社会人员都接受，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可能都像共产党员那样有认识。所以，我们建设国家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层面对党的精英意识形态理解不了，但又没有什么能够让大部分的老百姓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缺失的条件下，现在农村的各种邪教多得不得了。前天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开会，提出了三个关于基层治理的问题：第一，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在统治基层？第二，现在统治基层的是不是我们传统所认识的共产党？第三,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共产党？从学术的角度，我们可以提出这样大胆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想一想，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我们国家那么大，出现那么多问题，怎么才能把这13亿人口整合起来。现在社会的分裂，比如说台湾社会的分裂，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外，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现在中国的左、右派从来不对话，网上吵、互相吵，现实中还约打架。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内战早已经开始了。现在是共产党有能力控制；一旦控制能力变低，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混乱。 三、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一）发展经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集权，我觉得十九大以后应该做一个转型了。十八大以来是救党、反腐败、反寡头的政治，十九大以后还是要救经济。我非常认同“四个全面”的提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还是很重要的，也是不容易的。中国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我们必须逃避这个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情况是很糟糕的。泰国、菲律宾以及拉美的很多国家，现在的收入跟几十年前的收入差不多，政治腐败、社会衰败、暴力横行等现象一直存在，这些都是由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导致政治社会太过于分化的结果。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中产阶级非常重要？我不认为现代的政党是整合社会的力量，政党是分化社会力量的，社会只能自己整合自己。西方社会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中产阶级变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是因为中产阶级做大了。现在特朗普要在美国搞的那些东西，尽管你对他有意见，但我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至于是否做得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有70%—75%左右的中产阶级，但现在已经掉到了50%以下。这是说不过去的。欧洲也是这样。从前中产阶级很大，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但现在中产阶级普遍变小。如果中产阶级占到75%左右，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但如果一个社会，就像泰国，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所以，中产阶级是一切，中国今后考核干部官员的指标的应当是能不能把中产阶级做大。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人均GDP差不多2万美元了，但中国总体人均GDP是8千美元左右。从现在的8千美元到2020年的1.2万美元，这本身就要保证以后每年6.5%的经济增长。但是，从1.2万美元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即2.3万美元，仍然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还是硬道理。现在老百姓过惯了好生活，如果工资不增加，生活变坏了，就会非常不满意。为什么以前抓大老虎的时候大家激动人心，现在不那么激动了呢？这是因为，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抓了那么多的大老虎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老百姓去找政府办事情反而不方便了。官员不腐败了，可是商人们的生意更难做了。很多老百姓支持反腐败，但是他们也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是不是越过越好。无论对国家还是普通老百姓，今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何从十八大以来的救党转型到十九大以后的救经济？这要求适度地分权。一定要把发展经济的四个主体——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如果不发挥出来，中央的顶层设计只能放在上面，很难落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他们有利的条件。首先他们的经济体量小。以前我们说日本的经济体量很大，但是现在日本的经济总量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第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很好的国际环境，他们基本上是西方的一部分，西方美国一直对他们开放市场，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日本和“四小龙”上升时期，西方也处于二战以后长时间的上升时期，它们借了这个世界发展的“东风”，基本上没有受到很大的阻力。但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西方的阻力就非常大。如果我们的地缘政治搞不好，以后这种阻力会越来越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好，以后还有可能会变得更糟。当然我们应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保持乐观态度。比起其他国家，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有很好的人力资源，创新精神强劲。从所有经济要素来说，我们并不差。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政治上的和政策上的调整，重新把经济推上去。（二）推进制度建设，发展内部多元主义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强调如何评价我们的制度进步。长期以来，我们光是用GDP来衡量我们的进步。GDP总量和人均GDP，这些当然很重要。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在制度上的进步。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制度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到今天邓小平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对整个国家的贡献就是制度建设。今天，我们很多好制度都是邓小平先生建立起来的，包括国家主要领导人两届任职、退休制度、集权领导制度等。这些是避免大部分一党制国家形成个人专制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有现在所说的法制和法治，尽管还没有完成，但也是从邓小平开始建立起来的。如果邓小平没有所有这些制度建设，光有一个“南巡讲话”，他就不会对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们要用制度来衡量。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建设，胡温时代对社会建设、社保制度的建设，都有诸多贡献。这一代领导人在十八大以后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所有条件都具备了，接下来就是要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实际上，他们也在这么做。就拿反腐败方面来说，制度建设这几年进步不少。从前，中国的反腐败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建设的方向不那么对，反腐败机构太多，太分散、太分权了。十八大之后，王岐山书记做得很好，一切权力归中纪委。现在，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跟国务院平行的监察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监察委是国家广义政府的一部分，具有法律的权威和中纪委的政治权力，可能解决双规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双规制度有一定的缺陷，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觉得，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要文明一点、友善一点。如果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不友善、不友好，共产党的干部对老百姓的态度和方法会更恶劣。党员干部也是人，好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并非他们的天性就坏。我们要从制度开始，要友善对待，他们也是人。如果你对他们不好，他们对老百姓肯定不好，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文明，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考虑未来政治怎么走的问题。我在开头说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要走的最后一步，但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呢？这也是我思考很多年的问题。我最近提出一个概念，我把它称为“内部多元主义”。我把西方的多党制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你不认可这个政党就可以脱离这个政党，组建反对党。我对西方基于“一人一票制”之上的多党民主持悲观看法。以前，英国的反对派是忠诚的反对派，英国议会下面两个政党，就像中国传统的左丞相、右丞相，两个人提的意见不一样没问题，但都是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而现在的反对党，是互相否决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根本不讲任何道理。凡是你主张的，我就反对，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两党什么都做不成。90年代初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政治制度。但现在福山不这样认为了。西方民主下一步怎么走对西方来说非常关键，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近年来，我们和一些欧洲、美国学者（包括福山）开讨论会的时候，也会把中国模式放进去讨论，看看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怎么样解读？我自己把它称为是“内部多元主义”，我们走的是开放的一党制。当然，我们有民主党派，不过民主党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有点像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我觉得不是。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党权”有点类似于以前的“皇权”，区别在于，皇权是基于个人和家庭之上，而党权是基于集体和组织之上。我写了一本书，把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一个“组织化的皇权”。这个概念并没有贬义，只是一个分析的概念。这是我们的现实，我们应该在这个现实之上回答未来的问题。党内利益多元，这是客观的现实。以前，传统的皇权是不可以民主化的，但现在的党权是可以民主化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所以，我们说党内民主要做好。内部多元主义就是党内民主，党要开放。像从前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党是铁打的营盘，而领导则是流水的兵。领导人、党员都是流水的兵，营盘要对所有社会成员开放；如果不开放，封闭起来，社会就会有很多麻烦。为什么现在西方出现了那么多麻烦？理论上说，民主是有助于开放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现在的民主体制下都是强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是既得利益，也是为既得利益服务的。特朗普很聪明，他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也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但为了获得政治权力，他就“脱离”了建制，转向支持体制外利益。所以，美国的这次总统选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竞争，而是体制内外的竞争。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我觉得，西方民主不是像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而是还会有大幅度的变化。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观察，因为任何政治体制的有效性是由其它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中国现在怎么走？我个人是反对走多党制路线的。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为什么我那么反对寡头？如果寡头政治形成了，就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寡头政治差不多。我们的制度建设远远不够。我最近在思考我们50后、60后这两代人的政治责任。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怎么做制度建设？怎么实行党内民主？现在，我们重新提出了核心的概念，这非常重要。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体制要求有一个核心，第一代是毛泽东做核心，第二代是邓小平做核心，第三代是江泽民做核心。核心并不是简单的权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表明谁来承担政治责任。如果真正认识到中国政治的逻辑，那么核心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政治的责任。下一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核心如何和集体领导找到一个切合点？如何和党内民主找到一个切合点？这些方面，我们要做很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1994年分税制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一直在变化。现在，在一些方面，中央、地方呈现一种紧张关系，地方缺少有效的发展动力。毛泽东以前说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现在中央和地方也要一起走路，那么怎么走呢？现在的体制下，钱都收到中央去了，但是责任却一直收不上去；中央政府有钱，但是没有多大的责任，地方政府没钱但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怎样责权联动？从权力的逻辑来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要放下来很难，唯有怎么使中央多承担一些责任。（三）重视社会建设，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我们的社会建设这几年进步并不大。社会建设应该是今天中国头等重要的改革领域，决定了下一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会不会成功。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都是因为社会改革、社会政策没有做好或者做得不够。我们的经济一直在说要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社会，建立内需社会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那么，为什么内需社会建立不起来呢？简单地说，我们的中产阶级太小。我在前面说日本、亚洲“四小龙”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5%左右。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有多大？大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样，但一般比较合理的估计是25%左右。经济增长40来年了，增长率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高，为什么我们的中产阶级比例还是那么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消费社会跟中产阶级是等义词，互相可以替换。为什么中产阶级还小呢？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没有社会制度基础。比如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主要用于消费。他们干嘛要存款？房子很便宜，看病不要钱，读书不用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北欧社会更是这样，企业家的税收很高，达到60%，甚至更高。他们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家住的房子差不多，小孩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富人跟穷人唯一的区别是可能出差坐公务舱，红酒喝好一点，就这样一点点的差别。北欧国家的社会政策更是保证了清廉政府。新加坡、香港是高薪养廉，但北欧社会政府官员的薪水并不高，可以说是低薪下的廉洁。这里社会政策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探讨怎么反腐败的问题。反腐败不能光靠反腐败机构的设置，而是要通过包括公务员制度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完善一整套的政策来保证一个清廉的社会。朱元璋的反腐败够厉害，但是没用，因为没有一整套的系统。所以，社会改革是最重要的反腐败方法。为什么现在中国老百姓仇富仇官？还不是因为贫富差距大，社会不公平。而这也是社会建设问题。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可怜，买了房子变房奴，小孩上学变孩奴，一个人生了大病一家人几乎可以倾家荡产。而在欧洲，社会被社会政策保护起来了。其实，无非就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做呢？我们算过，如果不包括农村，即使在不增加新房子的情况下，存量房就足以让每一个城市居民有40多平米了。现在还要大盖房子，为什么不像新加坡那样做公房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房价涨得一塌糊涂，而房地产的泡沫仍然巨大。我最近一直在提倡中国要走分散的城市化道路。世界上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德国的城镇化非常高，但80%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我们过去的城市化道路方向错了，即把所有的优质资源全往那几个城市堆。有一位退休的领导给我说，在优质资源这样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中国要做好医疗改革，门儿都没有。所有人都想去北京上学，上北京去看病，因为最好的教授，最好医生都在北京，他们想去北京，这是人心所向，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的资源太过于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大城市化的弊端很难破解。大城市的资源要分散，至少不能再继续往大城市堆了。农村现代化也势在必行。如果现在农村的情况继续下去，农村流出性的衰落不可避免。农民有钱了就到城市去买房子，哪怕家里有房子也不住。政府对农村就那么一点投入，而且没有社会资本的流入。农村现在是单向地流出。要有双向流动，让社会资本也可以到农村去，这样才会平衡一些。光靠政府一家，政府资本进去了，能好一阵子；政府的资本一抽出来，情况马上变得糟糕。这不是可持续发展。所以，社会建设是重中之重。社会建设做不好，以后政治开放更麻烦。中产阶级是很好的一个社会主体，但我们现在把它高度政治化了。“公民社会”也是很好的一个概念，现在也把它政治化了。总有人觉得“中产阶级”一定要跟政府分权，如同在西方。但实际上则不然。像在日本和新加坡，中产阶级都是支持政府的，因为中产阶级是政府培养出来的，肯定是支持政府的。这跟西方的模式不一样。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东亚社会，只会把一些现象做简单的“政治化”。公民社会是很好的，深圳的公民社会就挺好。社会成长了，政府的负担就会减轻。欧洲的一些国家，几个月没有总理也没有关系。日本大灾难的时候，政府并不作为，但老百姓自己很作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为主体的，但我们老是忘了建设社会。我觉得，我们对公务员、干部的很多考核，其它什么标准都不重要，就看看他们的社会建设做得怎么样。社会建设好了，我们就会有非常大好的明天。所以我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谢谢！文章选自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2017年4月27日
2017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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