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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怎么找到有伟大格局观的创业者?
张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磊是中国“价值投资”领域教父级人物，他于2005年创办高瓴资本，目前管理资金规模达到110亿美金，投资过早期的腾讯和京东，长期持有并获得丰厚回报。 张磊致力于将高瓴资本打造成亚洲独有的“长青基金”（Evergreen Fund）模式，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因此，他一直在“寻找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以下是张磊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谈到的观点：做企业的超长期投资人 我的信念是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高瓴资本的模式是一家长青基金。 我们认为投公司就是投人，真正的好公司是有限的，真正有格局观、有胸怀又有执行力的创业者也是有限的，不如找最好的公司长期持有，帮助企业家把最好的能力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对所投公司从早期、中期、晚期、上市乃至上市后一直持有。而非投一个IPO，上市卖掉，再不停地找。长青基金的特点是投PE项目不用担心退出压力，公司上市后，只要业务发展前景可期，基金会继续持有。 超长期投资对出资人（LP）的要求很高，需要对投资人（GP）非常信任。我们选择的LP都是超长线资本，像大学捐赠基金、家族基金、养老金、主权基金，这些钱都是要传子传孙的。高瓴只给这样的投资者管钱，这些人也真正理解我们的战略。 只有你的资本是长期的，才有条件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才是具有长期前景的生意模式，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持有30年以上。 这种超长期投资人，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我要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这个人怎么找到呢？有两种模式，一是人海模式，到处参加各种会议，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另一种是我们采用的研究型模式，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哪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我们再寻找跟最好商业模式契合的最好创业者，我们一起发展。 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持续深入的跨时间、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跨线上/线下的行业研究，这种研究模式让我们对事物有了深刻理解。 如果理解的结果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实现，我们就买入股票长期持有，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司，我们就寻找私人市场，如果没有私人市场，我们就自己孵化。 我举个例子，2008年我们研究中国消费品升级，那时很多基础消费品品类都被跨国公司占领，宝洁、联合利华就占领了家用洗涤市场。我们看到这些跨国公司无法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就找到了当时做洗手液的蓝月亮公司创始人罗秋平，鼓励他做洗衣液。 我们现在是蓝月亮唯一的外部投资人。我们投资了以后，把它从一个赚钱的公司先变成亏损的公司，但这只是短期的亏损，今天赚的钱是原来的十倍。真正的护城河 我把投资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零和游戏，一种是蛋糕做大的游戏。 我觉得“真正的护城河”是长期创造最大价值的，而且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 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护城河也不可能不变。 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品牌是最大化、最快创造价值的“护城河”，而随着互联网对品牌的冲击，品牌价值的护城河又不见得是最高效的方式，有人说在网上通过意见领袖创造价值效率更高。 我最看重的“护城河”是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去挖造的护城河，这些人能不断地根据变化作出反应。那些赚快钱的人逐渐会发现他的路越走越窄，坚持做长期事的人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最大的风控是选人 财务上的风控是基本的。但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是选到最合适的企业家。这个人能不能既有格局观，又有执行力，还有很深的对变化的敏感，以及对事物本质的理解。 我觉得这种人很难找，大部分人都是在某一时期对某一方面会很好，但是有的人能够通过和外面的交流把自己提升。 这样的风控理念反而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走不到一起，对我们来讲反而省了很多功夫。 当然，有的企业家可能受不同的人影响，突然到了某个时间点不再把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目标，有的人想去赚快钱了，有的人选择了更安逸的生活，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 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大家互相很坦诚，你要有这种变化，就很坦诚地告诉我。好在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事情。文章选自搜狐财经，2017年4月
2017年5月9日 -
梁建章：要让更多家庭敢生二孩
梁建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过去的2016年，在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实施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一波生育小高潮，在人口红利消减的今天成为利好。人口新政亦成为近年来最显著有力的改革措施之一。 过去的2016年，在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实施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一波生育小高潮，在人口红利消减的今天成为利好。人口新政亦成为近年来最显著有力的改革措施之一。 不过，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一年多，效果未如有关部门预计中理想。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这在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此外，全面二孩放开，导致医疗、教育等社会资源供需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衡和紧缺。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托育资源缺乏和妇女的职业发展问题都影响着很多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因此卫计委下一步将推动建设标准化的母婴设施，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如完善延长产假、设立陪产假等措施。 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在此次采访里，他强调应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 呼吁尽早出台二孩配套政策 时代周报：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你就提出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措施，现在有没有新的想法？ 梁建章：放开二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开始，要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可以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具体来看，一方面，为育儿提供各种便利，尤其是教育、基础设施等规划更有前瞻性，未来可按城市整体规模来规划教育设施。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在就业等方面充分保障她们的基本权益。 另外，我建议设立“双子节”，并在未来将之逐步扩展为系列性的“育子节”，这有助于倡导健康的生育观念，营造生育友善的社会氛围。例如可把每年1月1日定为“单子节”，2月2日定为“双子节”等。 时代周报：虽然全面二孩政策已经放开，但到现在你一直还坚持撰文呼吁国家积极采取鼓励生育政策，你认为目前的生育政策还存在什么问题？回过头看过去这些年的呼吁，是否达到你预期的目标？ 梁建章：全面二孩政策面临着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的挑战，特别是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随着生育堆积释放结束，未来并不乐观。放开二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开始，要走出低生育率陷阱，还需要更多改革，并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5年增加100多万人。由于堆积生育效应弱化以及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的妇女数量锐减，中国人口大幅增长可能性不大。我们做的调研显示，70%-80%的受访者想生二孩，但真正敢生的人可能只有三成，养育成本高、计划生育对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因素都在抑制生育意愿。应尽早出台全面二孩的配套政策，让更多人敢生二孩。事实上，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得益于此，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国的生育率近年来都略有回升。 东亚文化圈共同面临的问题 时代周报：根据卫计委的统计，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约9000万对夫妻中，60%以上女性在35-49岁。这部分女性虽然生育意愿较强，但已经处于生育年龄的晚期，时间窗口相当小，这是不是全面二孩实施后效果未如预期的原因？ 梁建章：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时，会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这推高了育儿物品和服务的价格，而少子化又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规模效应，推高了平均养育费用。这让愿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对养育负担的判断来自对孩子平均养育费用的感受。若家庭普遍养育两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没有这么多顾虑。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 具体措施方面，可以向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减免税收，同时义务教育向下延伸，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并鼓励和扶助有条件的企业和单位试办托儿机构，以便切实减轻养育孩子家庭的负担。 另外，我认为还应该放开户籍限制，让更多外地人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生儿育女。这样不仅能促进中国的创新和经济发展，还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时代周报：从日本、韩国等地区的经验来看，大部分鼓励生育的国家最终也没能让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这是鼓励生育的措施效果不佳，还是说低生育率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方向？ 梁建章：即便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 一是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 二是东亚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在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下，东亚的生育率更低。可能原因是东亚文化更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现实和情感负担；东亚社会的道德规范也不接受在西方越来越普遍的非婚生育。 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已经让城市居民把一胎当成默认选择，而农村正在向城市看齐。综合过去20多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甚至还低于日本和韩国。文章选自《时代周报》，2017年4月5日
2017年5月9日 -
李稻葵：雄安新区成超万亿GDP大城市不现实
李稻葵，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千年大计”的未来雄安新区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制度探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体来说，其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探索方面，具有标杆性的创新意义。经济体制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开始定型，出现了一些在全球范围内值得回顾总结的创新点。但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现有的很多制度还必须持续地改革、不断地创新。首先，在土地管理方面，现有体制过分依赖市场化的土地出让机制，这使得各个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出让的收入。同时，土地财政推高了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房地产价格，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恶果。为此，雄安应该探索一种由政府管理与市场机制紧密结合的土地管理办法，比如说，可以探索一个三级土地和房地产管理模式。第一，政府可以长期持有相当一批房地产物业，通过出租的方式提供给在雄安长期生活就业的居民。第二，政府也可以建造一批“小产权”房，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卖给在雄安长期工作的人群，类似于像斯坦福大学给自己教授建造的住房。这种住房只能限于在本地工作的人员内部流转。第三，雄安的另一部分物业也可以完全面对市场开放，但其前提也是提供给具有雄安长期居住证的人员。通过这三种方式，让土地的使用能够长期支持本地的经济发展，避免房地产沦为投资和投机的工具，也为地方财政提供长期的财源。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方面，特别值得雄安进行大力的创新。在交通管理方面，公共交通应该成为雄安新区内的交通主体。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的公共交通方式之间需要进行快速、便利、无缝的接驳。雄安新区应该成为交通新区，有专门的智能交通的收费和引导方式。雄安应该向汽车限购、限行说不。在公共治理方面，尤其要探索建立基层政府（如街道）与居民的直接沟通的渠道，应该定期召开面向本地居民的公共政策讨论会、听证会，把很多重大公共事务交由居民来表决，部分基层官员岗位可以尝试差额选举；基层性的税收，例如物业税乃至个人所得税，可以交由基层政府管理使用。新区的教育经费应该由新区统一安排，新区内部各个学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应该相对平衡，避免学区教育质量苦乐不均的情况。生态文明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新区也应该成为全国的标杆。雄安新区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大气污染扩散能力不强，水资源相对短缺，这将逼迫着雄安新区在自然资源的管理方面建立一套严格的体制。为此，应该由政府设计和引导，建立一套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稀缺的自然资源。总之，雄安新区如果能够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以及生态文明制度上进行一些超前的、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探索，其将成为国家新的一轮现代化制度创新的标杆，从而实质性地加快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文章选自清华经管EMBA，2017年5月5日
2017年5月9日 -
郑永年：国际希望中国担当全球化领头羊 中国应如何回应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5月2日刊发郑永年题为《中国如何回应国际的期待？》的文章称，在西方社会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国家就希望中国来扮演继续全球化的领头羊角色。对中国来说，看来已很难推脱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了 文章称，由中国主办的首次“一带一路”大型国际会议在即，海内外已开始高度关注。 从国际背景来说，今天正处于全球化最不确定的时刻。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巨大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就业流失等，导致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迅速抬头。美国是上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但特朗普的当选表明右派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战胜了以往的自由主义，美国不仅不再扮演全球化领头羊的角色，反而开始扮演起“逆”全球化的角色。 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已经全球化了的国际企业，而且也势必影响全球经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都在进行选举，包括法国和德国，而英国则进入正式脱欧程序。如果欧盟继续弱化，甚至解体，那么不仅会促成欧洲内部的巨变，更会促成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巨变。 文章称，因此，世界期待着一个新的全球化的领导者或者领头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并且经济发展势头仍然良好；很自然的，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国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际社会再次给予中国很高的期待。对中国来说，因为西方和美国所面临的困难而出现的国际空间，如果把握得好，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国际舞台上提升自己。理性地说，这个机会也必须把握好。 那么，中国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呢？这既是一个能力问题，更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即中国是否把此视为一个机遇，要不要这个机遇。就能力而言，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如果中国没有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人们有理由认为，对中国来说，主要是认识论问题。要抓住机遇，中国的决策者们首先必须解决好几个有关中国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认识论的问题。 第一，中国下一步可持续发展，需要其进一步融入现存世界经济秩序。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也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发展机会。如果没有对全球化的参与，很难理解以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下一阶段，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那样更需要全球化。历史地看，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迫切需要全球化。因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的时候，就必须寻求开拓海外市场。 第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对国际自由经济秩序要有实事求是的认识，而不能过于意识形态化。简单地说，到现在为止的世界自由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容易，它是西方进步力量尤其是左派力量长期推动的结果。一些人对西方的看法经常过于意识形态化，不经意地把整个西方建立的制度置于中国的对立面。 文章称，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没有西方国家有能力帮助世界经济复苏，直到今天世界经济仍处于失衡状态，发展缺乏持续的动力。因为处于危机状态，西方现在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自顾不暇，不仅很难再推进全球化，还开始成为全球化的阻力。世界经济需要通过开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来达到新的平衡。也就是说，世界仍然需要全球化。 文章称，当西方不再能够扮演全球化推进者角色，人们的目光很自然地转移到中国。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最大份额的贡献。尽管近年来中国本身发展速度逐渐减慢，但因经济基数已经很大，中国仍保持最大的贡献份额。 文章称，今天，在西方社会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国家就希望中国来扮演继续全球化的领头羊角色。对中国来说，看来已很难推脱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了，因为这既是中国本身发展所需，也是国际发展所需。中国是否能够满足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当拭目以待。文章选自参考消息网，2017年5月4日
2017年5月9日 -
黄靖：特朗普政权是对美国形象的破坏
博鳌论坛聚焦“大选后的美国”，市场对特朗普新政寄予希望。减税、基础、放松管制，能否推动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新政实施会遇到哪些技术性难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在论坛上表示论坛实录 主持人杨锐：黄靖所长是否觉得特朗普当选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黄靖：其实我们没有觉得非常严肃，但是我同意你所说的。这个情况不仅会影响到美国，也会影响到其他地方。我先说几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美国政府有七八百个重要的职位，但是只有70个人现在当选了，而且只有15个人现在被国会通过。所以问题很严重。现在有90个大使的职位还是空缺的，整个亚洲地区只有中国比较幸运，现在有美国驻华大使。昨天才确认了美国驻日本大使。所以说美国是一个全球的领袖国家，但是对其他国家并没有大使派出去，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另外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国是一个非常分化的国家，不仅仅是民众，而且在特区也是非常分化的。 特朗普其实最严重的反对声音反而来自共和党，这对于他领导国家来说，并没有一个在主要问题上战略性的共识，这是会影响到美国和全球利益的。 这种政策框架需要通过长期的妥协来实现。特朗普和他的反对者，包括共和党内的反对者必须要妥协，才能够制定出未来的政策框架。即便是能有妥协，这个妥协也会非常保守。对于我们国际社会的影响就是特朗普政权下的美国，即便是妥协了，也会使单边主义会非常大的影响不仅仅是美国，而且还有国际社会会有很大的损失。 联合国是一个全球政治秩序的代表机构，还有WTO是全球经济持续的代表，还有亚行、世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国际金融秩序的代表者。美国在其中起到一些重要的作用，但是美国单边主义的话就不会利于这些机构的发展，所以我们会进入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全球秩序的建立者，在特朗普政权之下会变成这些秩序的破坏者。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美国是一个强大的领导国家，从1945年开始就是这样，那因为是美国主义。我们都知道所谓的美国主义是什么意思，但是特朗普是反对美国主义的，所以特朗普政权最大的损失或者破坏力就是对美国形象的破坏。文章选自腾讯财经，2017年3月26日
2017年5月8日 -
张蕴岭：需要走出“一带一路”六大认识误区
专家简介张蕴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种区域合作倡议，更是一种扩及世界的广义合作新理念与平台。它通过创新发展合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注入发展活力，从而为世界经济注入发展新动能；它有助于培养合作精神，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关注，得到越来越多的积极反响。如今，“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种区域合作倡议，更是一种扩及世界的广义合作新理念与平台。然而，对此仍然有一些认识误区需要澄清，本期思享一席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主任张蕴岭进行了独家专访。01误区1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战略竞争。答“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有利于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 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困难的调整期。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发展不平衡加剧，贸易和投资增速放慢，保护主义盛行。面对世界发展中这些问题，各种反应和对策都有。“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是开放、合作、发展的新风。它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创新，它是通过学习经验、分享资源、共享利益来激发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参与热情，动员其资源投入，改善其综合发展环境，调动经济增长的潜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推动世界经济走出低迷，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包容与平衡的可持续发展。 ■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有关国家和地区合作共赢，推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不是战略竞争，它有助于培养合作精神，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构建合作与和平的地区与世界。02误区2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答“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沿线国家可以参与，也欢迎世界上其他国家参与建设。■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处在一个新的调整期，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倡议，“一带一路”就是诸多新思路、新倡议中最有影响力的，得到的支持多，参加的国家多。“一带一路”不仅推动合作，也推动开放。通过实现互联互通，促进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通过推动沿线国家协调经济政策、开展更加深入和广泛的高标准区域合作，共同营造一个开放、包容、均衡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凝聚共同利益，实现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不搞“区域第一主义”，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不仅沿线国家可以参与，也欢迎世界上其他国家参与建设。以亚投行为例，其成员资格对真正有兴趣并愿意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家开放。互联互通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路线，涵盖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多种多样的连接。 03误区3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产能合作，是向外转移被中国市场淘汰的落后过剩产能。答“一带一路”下的产能合作，是中国与当地国家共同协商、设计、建造新产业，能促进当地产业提升和经济发展。■ 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下的产能合作，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发展方式。■ 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陆地网络把中国—中亚—西亚—俄罗斯—欧洲以及中国—东南亚—南亚连接起来；而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网络把中国—东南亚—印度洋—非洲—欧洲以及中国—大洋洲连接起来。中国这些为数众多的接邻和近邻国家，从地区上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地缘带，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需要跨境基础设施网络的支持，包括公路、铁路和航空，但现在所有这些跨境基础设施无论是在硬件上还是在软件上都很落后。“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改善陆地跨境基础设施网络，提高现代化港口的连接，发展港口区经济，构建海上物流网络。这不仅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瓶颈，而且能创造新的发展机会，促进各国共赢发展。■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既有设备技术能力，也有管理经验，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当地国家共同协商、设计、建造新产业，不同于以往的简单的产能转移，不是把过时的和污染的产能转移出去。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产业的扩展与提升，有利于其经济发展。因此，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下的产能合作，不是将被市场淘汰的落后过剩产能转移出去，是一种新型的合作发展方式。04误区4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种开发援助。答“一带一路”建设采取共同参与、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和共享成果的合作方式■ “一带一路”建设采取共同参与、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和共享成果的合作方式，不同于传统的开发援助，参与方都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建设遵循的原则是“在满足所有参与者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共同建设，努力整合所有参与者的国家发展战略”。■ 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都是发展中经济体，人均GDP水平仍然很低，任何单独的国家都难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基础设施网络。由于基础设施的发展需要长期的投资，公共资金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支持至关重要。预计在未来几年，基础设施投入还会进一步增加，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满足他们的基础设施需求方面都面临着巨大压力。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投资3.3至4.5万亿美元，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项目（电力、电信、交通、水、卫生）以及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具体项目（如食品安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健康和教育）。■ 在资金来源方面，过去的发展合作传统是通过双边和多边捐赠者资助。但研究表明，发展援助的份额在基础设施融资中仅占6-7%。这表明需要创新发展合作方式。“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共同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提供了新的发展合作框架。过去的经验表明，在电力、电信、运输和供水等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份额较少，现有的投资相对于满足可持续发展议程所需要的有效资源而言仍只占一小部分。亚投行是基础设施发展合作融资的新型模式。通过亚投行的自身融资、国际市场融资，以及调动国内公私部门融资的潜力，充分考虑伙伴国家项目的需求，将为其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技术帮助，为其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金砖国家”建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也是如此，功能主要是有助于解决发展融资的瓶颈限制，通过提供贷款、担保、参股或其他金融工具支持，以合作的方式实现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未来的角度来看，成立更多的以发展为导向的新型机构是必要的，它能为包容性发展带来新的活力。05误区5 有观点认为，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将取代现有机制。答“一带一路"构建的新机制与原有的机制是合作互补的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创新之处是构建新的合作机制，如建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但它们不是要取代现有的机制，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而是做增量，推动合作，与原有的机制合作互补。像亚投行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就是与亚行、世行联合开展融资业务的。 06误区6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经济合作议程。答民心相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公共支持。■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互联互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法规、规则和标准一致或者连接，以及人员流动。投资和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领域，旨在通过促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在沿线国家之间构建自由贸易区。金融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支撑。通过协同努力，促进货币的稳定，增强信用体系的能力，鼓励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民间资金参与重点项目的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包括了促进经济的议程，也包括文化和学术交流，培训、媒体合作，人才、青年和妇女交往，从而“赢得公众对深化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支持。在各种合作机制下，促进人才、旅游、体育交流，疫情信息共享，预防治疗技术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交流，提高科学和技术合作水平，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实践合作、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等方面的交流，加强相关城市之间的合作。文章选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2017年5月5日
2017年5月8日 -
朱民：美国进入加息周期 全球货币开始收紧
本文为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前副总裁朱民在“2017中国绿公司年会”上的演讲及问答实录。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想把我对世界经济的观察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民粹主义崛起会对社会经济的深层次结构产生影响，使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这个结构会影响五到十年的趋势。特朗普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故事。“人”是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动物，现在故事改了，所以世界经济出现了拐点。整个世界因为特朗普的当选会出现新的变化，我就这个观察做一个报告。一、特朗普冲击 特朗普的经济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的紧货币政策，希望通过强美元提高利率，吸引资本流回美国增加就业和工资，对全球影响特别大。 放松财政政策，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有供给的改革、税改、移民法的改革、监管的变化、让石油出口，这个变化冲击力都是很大的，美国现在每天生产五百七十万桶页岩油。美国今天生产的石油超过了沙特阿拉伯，因为页岩油的出现，使得石油的定价权从APCE重新回到美国，这是挺有意思的政策。贸易方面，特朗普想为出口制造一个空间；他的金融政策是放松监管，整体的目标是希望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增加就业，增加工资，然后在中长期增加美国的竞争力。 比如说基础设施，大家可以看到危机以前美国（左图蓝色），危机以后美国基础设施急剧下跌，美国的火车特别慢，纽约到华盛顿走三个小时，我昨天从北京到这儿高铁两个小时就够了。美国国内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从三十年前的占GDP的2.8%，跌到今天的1.4%，导致了基础设施老化下降，所以确实对基础设施投资有需求。 公司税，趋势总体是由高往下走，因为公司税具有国际竞争的原则，公司税下降10个百分点，可以增加10到15个点的利润，谁不到你这里设厂？全世界的公司税都在下降，蓝区从二十年前的32%跌到22%左右，跌了十个百分点。我们在座的有爱尔兰大使，爱尔兰的公司税是最低的，加拿大的公司税15%左右，美国35%。美国要把公司税降下来也是有想法的，所以它的这些政策，货币改革，宽财政都会做，贸易仗也会打，特朗普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靠谱。 说了无数的话要做，唯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的细节，因为不知道怎么做，结果每天都在胡说八道，所以这个市场开始猜测，这个世界就开始乱了。二、比起美元走强 更麻烦的是美元波动 美联储开始加息，这个是可能加息的轨迹，比如说到2021利息加到3%左右，这个绿的是美联储可能的曲线。但是这个市场从来不相信美联储会如此强烈的加息，市场的预期是红线，黑的点和红线有一个巨大的差别，这就是我们说的风险。为什么市场不相信美联储，因为美联储在过去从来没有实现承诺，2015年美联储加息，加了一次没有反应，2016年美联储加息市场没有反应。最终红的曲线要向美联储的曲线靠拢，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全世界的资产根据这个红线，这个红线的运动会改变全世界的经济。要把美国宽松货币政策放缓，引起了全球的金融市场的巨大的波动，资本流回美国，汇率大跌，理论上来说这句话动了什么，动了那根红线，动了市场预期，把这根线往上移了，特朗普的政策又一次改变了红线，这根红线会往上移。我们只是不知道这根红线以什么速度和强度往上移，如果是急剧的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全球金融资产的再配置不可避免，这个是影响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件事。 特朗普强势美元，美元太强。我把美元的走势，美元兑欧元，日元的走势，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放在一起了，所以说右边的指标衡量，这边红的最高八个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大家可以看到美元走强的第一个时期是八十年代，在那个时期发生了很多国家的金融危机，拉美危机，拉美危机以后美元走弱，又一次走强走到九十年代。这一次又有很多国家发生危机，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美元走强为什么世界会发生金融危机呢？因为美元走强，企业就必须用更多的美元负债，美国的资本会流回美国，市场会发生恐慌，这就是在拉美危机八十年代亚洲危机，九十年代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到现在为止美元走强还没有达到亚洲和拉美的危机，美元会继续走强。因为特朗普的政策以及美国经济的趋势，因为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但是我在后面讲到，比起美元不断走强，更麻烦的是美元波动。 特朗普说要减税、增加开支，钱从哪里来？美国会再次回到双赤字的高峰，因为双赤字世界会减少兑美元的信心，美国按照国会的协议，76.8%降到69%左右，现在的趋势没有的债务会不断上升，很大的挑战，美国债务的上升，美元的公信力在下降，所以美元在下降，矛盾的政策使得美元又会强势又会产生波动，波动的美元是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大家可以看到美元的汇率为什么会波动，特朗普希望增加出口，这两个是完全对立的，但美元的汇率增高的话出口是下降了，所以不断的经济好的时候美元走强，出口下降的时候说美元走弱，没有一个总统会像他这样货币的价格是不断下降的。这是美元的波动，这是我们面对最大的不确定。三、低迷是今天全球面临的基本格局 2010年全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一直缓缓的下降，今年到了3.3%左右，但是仍然处于低位，为什么全球增长会处于低迷状态，这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个蓝的线是07年全球GDP的，红的是我们做的调整的预测，黄的是实际的结果，危机是把全球经济的GDP水平平行的下压到了一个低的水平。这个缺口就是我们世界永久性损失掉的因为危机产生的缺口，1929年以来全球危机以来，反弹超过以前的轨道，第一次经济的水平远远低于原有的柜机，增长能力也在下降，我们做了预测，全球经济的潜在基础生产能力蓝的增长能力，红的劳动的增长能力，投资在下降，老龄化劳动力，增长速度在下降，所以未来五年潜在的劳动经济增长速度也在下降，所以危机的影响是在静态的经济水平压低了，把增长的势头给减慢了，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大的基本的结构，我们处在一个低的增长水平、低贸易增长、低油价、低利率、低通胀，这个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的一个大的基本格局。 在这个之下全球发生了一系列很有趣的问题。老龄化是一个典型的变化。我举个例子，美国的例子，一百个人中，今年美国是22个老人，十年以后就会增长到32个，从32%增长到33%，这个速度增长是巨大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老人的费用钱从哪里来，这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全球很多国家不断在面临老龄化。今年全球人口是75亿，我们2020年是120亿，全球人口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蓝绿的柱子，包括美国，日本，中国是绿的柱子，新经济国家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恰恰是2008年，往后逐渐是下降，出口劳动人员的负增长，一边是急剧的劳动力缺口，负增长，一边是大量的劳动力增长，怎么办呢？谁承担在非洲的年轻劳动力的教育，谁给这些年轻的非洲人教育？ 有人说可以移民，但是今天一百万移民就把德国经济搞的如此的混乱，二十年以后一亿的移民会对这个谁产生什么冲击。从这张图的意义上来说，崛起只是刚刚开始。经济学没有任何办法，第一个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第二个是需求偏好的变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贸易增长速度在下降，这个蓝的增长速度，绿的是GDP的增长速度，以前是GDP永远高于贸易增长速度，但是危机以后是低于贸易增长速度的，降关税，产业开始成熟，最有意思的是人的需求偏好发生了变化，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用一个概念对贸易商品的弹性指标，增长一块钱你用多少钱来购买物资商品，比如说你有一块钱的收入花两毛钱的商品，十年前是这个比例，十年后还是这个比例，这个弹性是不变的，我们衡量这两个弹性。 我们用03年和06年的数字比16年的数字，如果所有的都是都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几乎所有的国家，这个巨大的蓝球是美国，这个红球是中国，今天我们每增长一块钱的收入我们购买进口商品的比重在下降。我们消费更多的服务业，我们消费更多的国内产品，我们消费更多的医疗旅行，娱乐，电影等等一系列的服务，我们没法解释，我们证明我们的偏好发生了变化，我现在没法证明为什么发生了变化，美国不买车，买房，你怎么会买彩电，怎么会买冰箱呢，经济学有两个东西是没办法，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偏好的变化，现在这个偏好发生了变化，这深刻地影响全球未来的贸易，全球未来的经济结构，所以全球经济继续轻化。 都认为美国服务业太高，制造业太低，奥巴马让制造业回国美国失败了，欧洲服务业在巨大的上升，人们在消费服务业，消费旅游，餐饮等等，所以轻资产变得的值钱，人们不再关注重资产，就是产业结构的变化，所以投资急剧下降。整个投资应该有的轨迹和今天比较，和2007年预测，美国下降了25%，等于美国减少了3%GDP的投资，这又是一个轻资产很重要的一个结果。 当科技如此发展的时候，劳动生产急剧下降，最强的国家之一，九十年代，00年以后基本走到1.5以后，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劳动生产急剧下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人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没有劳动生产的提高，怎么生产蛋糕供给未来退休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四、世界经济政策和政治拐点 特朗普的政策是一个冲击的点，这个点的冲击使得全球经济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拐点。背离的货币政策和汇率变化包括人民币走弱，美元走强，英镑，欧元，日元，俄罗斯都在贬值，利率开始改变了，这是全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拐点。我做了一张几乎一百年的图，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利率水平下降，下降为零整个维持了六年。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利率水平逐渐下降，一直到这次危机又一次走到为零。 这个利率水平在最后一个尾巴在这个地方开始上升，在过去的几周里无数人问我，美联储今年会加几次息？加几次息不重要，重要的是美联储加息的通道，全球进入流动性拐点，流动性有极度的宽松，美联储进入加息的通道，不可能再减息，只能加息，这是全球流动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拐点，没有哪一点像利率政策，会如此影响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全球的经济。 美国的国债收益率一路上升，然后一路下降到这次危机，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的时候，美联储利率上升急剧强烈，美国的通货膨胀开始上升，美国的财政政策开始取代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具有长期性、透明性，财政是政治的工具，波动性很大，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及其严峻的挑战，进入一个新的拐点。中产阶级感觉到特别的不安全，不单是收入的不增长，全球的收入分配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今天整个水平又回到二战以前的水平，10%最富有的人重新拥有世界的40%，这是一个收入分配的拐点，这是一个产生危机的拐点。 所以民粹主义崛起。这一次民粹主义不断上升，而且和二战以前有很大的不不同，二战以前在德国和意大利，这次英国，美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涉及面更广，民粹主义的崛起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全球政治的不稳定的拐点，民粹主义的崛起意味着国内的政治生态的恶化。我们做了一个分析，我们用绿的颜色，表明是和谐的，浅绿到淡绿，黄到淡黄，浅黄，到桔红到红是极度的不和谐，2000年以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是绿的，仅仅十五年以后，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是绿的。 国内政策和谐的改变根本上改变政治生态，改变了关于地缘政治，我们讲的是中东，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冲击，伊拉克和阿富汗，今天最主要的冲突是国内社会的不安定，历史告诉我们国内社会不安定最终回引起国与国的冲突，国内政治不安定的因素急剧上升和谐度的下降是全球政治形势的拐点。所以我们面临一系列的拐点，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世界，这就是结构性的变化和这些推动结构性进一步的变化引导着我们走向一个未来的新的世界。那一定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当然会有无数的波动。 我把所有总结起来：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和实施是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整体继续低位运行；全球经济经历结构性变局；全球经济政策和政治拐点到来；政治风险和利率、汇率风险成为主要风险；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面临长期结构调整。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充满不确定的、特别有意思也高风险的世界经济。谢谢大家！观众提问日本大使：非常感谢你很有启发的演讲，但很悲观，你应该给我们一个梦，我们未来更好的一面？朱民：你说的很好，我觉得第一点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说我是悲观，我们观察形势不存在乐观和悲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是事实，没有乐观和悲观之分，我们只有接受，根据这个事实制订你的新的政策，如果一定抱着以前的观点，这个世界还是玫瑰色，那么你一定是输者，我只是把我观察到的事实给大家做一个报告。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实，把握这个事实，决定谁会成为最终的赢者。第二个，未来在波动，波动创造机遇，在这个大的格局中整个供给的改革是决定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面，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包括制造业的改革，包括退休金的改革，养老金的改革，加大开放，而不是单纯从总需求的政策拉动增长，会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个人的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未来的方向。第三点，当我说这个经济低迷的时候不是危机，我说是低迷的均衡，所以还是在低迷的均衡状态下缓缓的行走，因为没有危机的压迫，谁会主动的变革和改革？第四点，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是走出所有一切困境的根本，科技的发展在未来数二十年是一个根本，做人工智能到2035年会帮助日本把GDP速度翻三番。爱尔兰大使：我们有很多的措施来推动创新，创新有什么样的潜力？能够帮助解决什么问题？第二点，你如何评价英国脱欧对欧洲产生的影响？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观点。朱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对于英国脱欧这个问题，我们是不希望英国脱欧的，我想世界也不想看到这个局面，但是确实发生了，从长期来看我想是对欧洲或者是英国可以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可能会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目前我们关心的事情是脱欧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脱欧的进程会非常的复杂，有不确定性。我们知道梅姨会提前进行大选，如何减少这个风险和不确定性？总体而言，我认为对世界经济和英国经济不会造成重大的冲击，在这个公投之后，当时经历了波动，事后是出乎我们的意外的。我们现在要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化的创新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技术方面的创新和很多创新的产品，我们预计第四次会进一步再次改变人类的格局，会让我们的世界更好！我们会有更好的选择，很多我们还没有进行完全的工业化，最终技术的创新会给我们从生活方式到生活质量方方面面顶级的体验。可以涉及到经济社会娱乐文化，包括军事和国防，不光是一个地区的问题，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会影响到整个全球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开发会让机器更好的更深入的认识人类活动，会对我们未来人类的生活产生颠覆性的改变。主持人：以前大家都在担心中美之间贸易战的问题，但在今天很明显两国元首见面之后贸易战的整体危险性降低了，你觉得这是特朗普从某种意义上做转向么，会发生趋势性的变化吗？朱民：从中美来说，特别是两国元首见面以后，整个金融形势和政治形势有所缓和，现在美国不再说中国是汇率操纵者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经济决定，表明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在缓和，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能够坐下来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泛泛的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中美的贸易赤字大概两千到三千亿美元，现在开始具体讨论在一百天内拿出一个方案，这是很好的事情。第一点全球贸易格局在下降，而且会继续下降，特朗普特别强调贸易增长这是反趋势的，美国人要意识到这一点，中国也要意识这个趋势，在这个大的格局中国还要强劲的贸易出口也是不现实的，中美双方在起点上都需要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在经贸方面，贸易的协调，是有空间的，但是中美双方在其他的方面，服务，投资等等其他方面合作的空间更为宽广，贸易趋势往下走的时候，开展新的贸易合作我觉得是更有希望的。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7年4月23日
2017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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