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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美国认为世界只有一个老大 没有老二
专家简介王缉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除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以外的多数美国人并不这么看。美国认为世界只有一个老大，没有老二这个说法。当年日本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时，美国也没有认为日本是世界“老二”。如果有老二，那老三、老四在哪里？ 【编者按】当下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国家关系错综复杂。中美关系作为焦点之一，其博弈合作，未来走向备受外界关注。中美两国领导人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又会如何发展?对世界格局带来哪些影响? 作为著名美国问题学者，王缉思曾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著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美国霸权的逻辑》、《美苏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崛起道路》、《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大三角”》等文。其中，2012年，他与美国学者李侃如共同发表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报告在两国学界和媒体引起关注。 访谈恰逢美国东部遭遇暴风雪之际，但这丝毫没有遮掩住普林斯顿大学这座美国古老学府的魅力。在这里,凤凰财经驻华盛顿特约记者张璐与王缉思畅谈了二个多小时，除中美关系话题，王缉思教授更透露了很多外界鲜味人知的外交插曲，向外界展示出中美间大国外交的错综复杂。 奥巴马的外交特色：“不干蠢事(DDSS)” 凤凰财经: 您能谈一下奥巴马自2009年上台后，外交战略，对华政策的走向和未来二年趋势吗? 尤其是近五年中美关系的变化? 王缉思： 奥巴马上台后，主要将经济振兴和社会变革计划置于首位。奥巴马执政六年来最重要的外交调整，是将对外战略的关注点从以反恐，防扩散为中心的军事安全议题，转移到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并带动世界经济经济复苏为中心的经济安全议题。奥巴马真正的外交特色，是奉行一项简明的外交原则，用奥巴马本人的话来说，叫做“不干蠢事”(Don’t do stupid stuff，或者Don’t do stupid shit,简称DDSS)。奥巴马所摒弃的“蠢事”，包括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为展示其重塑美国国际形象的决心，奥巴马上任总统后立即宣布在一年内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将对外援助增加一倍等，并决心切除布什政府遗留下的“战争肿瘤”，“负责任地”从伊拉克撤军和打赢阿富汗战争。 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后，中国力量是有很大上升的。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削弱了美国力量，因此，中国在美国的整个战略棋盘上所占的重要性也是在上升的。 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2013年和2014年，奥巴马政府对亚太地区的外交战略“中规中矩”，既接受了中国关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也没有忽略亚太周边其他伙伴关系。 未来二年，如果没有大的意外，这种外交政策不会有大的改变。 美国的国家实力在继续上升 凤凰财经：刚刚您提到了奥巴马的“DDSS”的外交特色，您怎样看待美国国内对奥巴马“不作为”“平庸”的负面评价? 王缉思：奥巴马的批评者认为， 所谓“不干蠢事”，实质上是一种“无所作为”的保守思想。但实际上，我认为，美国并没有放弃它的全球领导地位，而是“从背后领导”，以及动员盟国和伙伴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分担风险和责任。在我看来，其实，这是美国式的“韬光养晦。在英文里， 叫”keep a low profile”。至于美国二党的评价不一，这也属于正常。 美国的“对冲”策略 希望中国担更多国际责任 凤凰财经：奥巴马政府2016年结束任期后，您认为新的政府可能对华政策有哪些改变? 王缉思：我认为，不出很大的意外，基本不会有太大改变。经贸上，美国希望保持和中国更多合作，比如气候变化，能源方面与中国达成更多合作;同时，欢迎中国到美国投资。 另一方面，在国际安全事务上，比如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中东伊斯兰国崛起问题等等，美国希望崛起的中国担任更多的国际责任，期望中国担当起美国所希望担当的角色。 但同时，美国对中国也会继续提高警惕，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军事力量的上升，美国也是高度防备和警惕的，并且在某些领域，美国是希望“抑制”甚至“牵制”中国的。这也是美国国内所说的对华“Hedge”对冲政策。既要利用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共同合作，也要警惕防范中国的崛起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就是所谓的又要约束，又要平衡。这也是你一开始提到的中美战略”互疑这个问题。之后我会详细说到这个问题。 凤凰财经：就您刚刚说的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让我想起上周布鲁金斯的一场关于中国崛起对美国国防战略影响的研讨会上，提到了中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包括海洋军事的布局和预算增加。这是否说明中国已逐步调整了过去“韬光养晦”的战略，在地区内甚至世界舞台上，主动谋求担任大国领袖的角色? 王缉思：从研究国际政治理论上说，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取决于国家力量，国家实力上升了，谋求世界格局中的利益也上升了，同时，国家的外交策略势必也会随之改变。自然而然，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中寻求利益的诉求也会增多，同时也会去担当更多国际责任。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也明显增强，在某些方面已经可以傲视周边甚至美国，如果还继续奉行“韬光养晦”策略，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中国外交战略做出调整，似乎势在必行。 另外，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也在上升。爱国主义，老百姓的民族情结也在上升。政府需要给予民众相对的回应。 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下降 凤凰财经：中美在世界格局中是否发生了变化? 王缉思：美国的国家力量还是在上升。美国的经济当下也在复苏，甚至复苏的速度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的，特别是2014年的经济增长，还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可以这么说，美国的硬实力还是在上升。另外，美国的军事实力，科学技术力量， “软实力”-比如高等教育质量，吸引人才的能力等等都是在上升的。和过去的美国比较，美国还是在上升的。 横向比，中国总体实力上来了，但如果和俄罗斯，日本，欧洲国家比，美国的实力还是在上升。只有中国，印度和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是超过美国的。关键还是看参照物，和谁比较。实际上，美国力量没有下降，这是很多舆论的误区。 但我需要补充，并且强调的是，美国的全球政治影响力和控制力在下降，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和新兴大国力量的上升，相对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下降了。 第二，美国的盟国力量的下降。我主要说欧洲国家和日本的实力在相对下降。 西方世界总体实力下降，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霸主，单个来看，就显得孤立无援。 第三，世界格局的变化，新的话题越来越多，包括气候变化，能源问题，网络安全，太空安全，反恐等等，这些议题的出现，美国掌控世界局势的能力在下降，甚至很多事件都不是美国所能控制的，比如斯诺登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第四，世界政治模式多样化，发展模式的多样化。 第五，美国不想去管太多世界上的事了。比如911以后美国参与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问题等等。而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希望盟国或者新兴国家参与的更多，希望盟国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也就是美国不想再做唯一的“世界警察”。这里美国有力不从心的原因，也有心不从力的一面。 美国认为世界只有一个老大，没有老二 凤凰财经：美国的领导者对于中国的崛起一直有不安。美国国内的媒体一直在讨论，美国的日趋衰落和自省。美国向来是务实的国家。您认为美国真的做好了准备，愿意中国和它共同来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么?中国具备了“领导世界”的能力了么?中国的“软实力”差距到底在哪里? 王缉思：没有，我认为美国没有做好准备。美国也不愿意中国和它共同来承担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中国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并不代表美国愿意承认中国作为世界“老二”。中国很多人自己这样认为我们是世界第二，这个想法有问题。 除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以外的多数美国人并不这么看。美国认为世界只有一个老大，没有老二这个说法。当年日本经济总量世界第二时，美国也没有认为日本是世界“老二”。如果有老二，那老三、老四在哪里? 世界秩序包括二部分：一是世界各国力量的比较，另一个是设立什么样规则办事，比如美国制定核不扩散规则。而中国在很多问题上对规则没有想清楚，比如网络安全的规则，太空安全规则，能源定价标准等。 除了没想清楚，中国还不并熟悉和明白如何去制定这一系列规则。还有市场经济规则，包括贸易规则，投资规则等，我们还都不具备很大发言权。因为中国很多规则和世界不接轨，并且这些问题是长期存在的。 我们有那么多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运行制度和西方私营企业运行制度是有巨大差异和矛盾的。所以，美国对中国的很多疑虑就产生在这里。难道说，让中国运营国有企业的体系来掌管美国的私营企业么?说到底，还是美国对中国价值观的不认可。美国不信任中国的这套制度和游戏规则能成功，即使成功了，美国认为这套规则也是对美国产生威胁的。所以，美国不认可中国国企的“市场化”竞争规则。 中国在科技创新，人均GDP， GDP的质量，经济实力还是远远不如美国的，还有包括生态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这些都涉及到“软实力”。更大的“软实力”体现是国家的宽容度，包容度。中国往往强调的都是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特性。所谓的软实力，是能够彼此协同具有共性的。而目前中国仅仅停留在，传达的价值和特色都是仅仅适用于中国的，比如我们谈论的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特色”。这些都不具备普遍意义, 不是真正的“软实力”体现。 中美最大的战略互疑是“两个秩序” 凤凰财经：您刚刚提到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互疑”“猜忌”“不信任”，在2012年，您和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合著《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时隔二年，您觉得目前中美之间存在哪些分歧，哪些冲突?中美最大的不信任点在哪里? 王缉思： 中美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安，各自的疑虑。 根本上，我认为中美最大的战略互疑是“两个秩序”，即：中国国内的秩序是否会挑战美国所倡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美国是否会尊重中国国内的秩序，美国是否会破坏中国的政治秩序。 除此之外，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上升的疑虑比起过去更大了(比如中国在南海加大了军事部署，美国对此有更多猜想)，网络安全问题也更加突出，以及美国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疑虑。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了更大的疑虑。 中国对美国的疑虑，本质是担心美国要在世界上搞颜色革命，担心美国是不是用西方价值观来影响改造中国。比起二年前，这种怀疑是更加深刻的。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雷声大，雨点小 凤凰财经：美国对“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否会继续延续? 中国官方在许多场合表示，美国不应该涉足亚洲事务。您如何看待? 王缉思：中国没有说美国不属于亚太，中国说美国不属于亚洲。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观念 ，是亚太还是亚洲。美国认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奥巴马说自己是历史上第一个太平洋总统(PACIFIC PRESIDENT)。美国濒临太平洋，这是真的。而中国认为美国是一个域外国家。 美国喜欢参合到亚洲事务，从没把自己当外人，这就是矛盾。 历史上如此，1898年美国同西班牙打菲律宾战争，把菲律宾掠为自己的殖民地。同年，美国占领了夏威夷。然后美国打了三场太平洋战争，第一次和日本，第二次朝鲜半岛，第三次和越南，非常惨烈。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太平洋霸主，是亚太国家。中国说它是域外国家，它是不会接受的。 我认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很难真正实施和继续。我认为 “亚太再平衡”是雷声大，雨点小。 第一个重点，美国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他的战略不可能仅仅只是在单一的地区。战略也是根据形势发生改变的。历史上，美国自己都很难说清自己真正的战略重点。美国作为一个大西洋国家，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同时又是美洲国家，包括南美洲是美国传统势力范围。 比如冷战时期，很多观察家认为美国战略重点是欧洲，也确实在欧洲设置了很多军队。但是真正打的二场战争是在亚洲。所以如果认为战略重点在欧洲，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海湾战争时期，很多人认为战略重点是中东。随后又发生了911，虽然在中东发生了很多事情。但美国为什么又在科索沃进行战争了呢? 如果今天说战略重点是在亚洲，美国又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矛盾。伊斯兰国的问题，巴以冲突等等这些问题，美国都在处理，甚至伊拉克还没有平静下来，叙利亚问题也没解决。所以，美国的战略布局是全球性的。它想转移重点，但中东和乌克兰的事情把它缠住了。 另一个重点是，亚洲是相对平静的地区。亚洲国家并不爱“惹事”。但我需要说的是，“亚太再平衡”中，TPP协议是一个实际的事情。亚洲的经济增长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东南亚，韩国，印度，日本的增长还是很快的。所以，我认为TPP主要不是针对中国的，是美国考虑自己的利益来设定的。 今日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MIDDLE STATE) 我们不仅仅是东方国家 ，我们现在的地缘地位有很大改变，中国应该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介和桥梁”，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反应过度。中国战略上也不应该仅仅把眼光放在东亚地区。 美国制定TPP这些标准，目前就是没有想让中国加入 凤凰财经：刚刚您提到了 TPP, 您认为是美国制定了高的标准，故意刁难中国?还是确实目前中国不具备实力?现在对于中国不是一个最佳时机? 您认为TPP会在最近的二年内达成协议么? 王缉思：美国目前没有想让中国加入，这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的综合考虑。 首先，美国制定这些标准，对美国的利益肯定是有利的。其次，这样的标准也确实有牵制中国的想法。同时，中国目前自身确实不符合有些标准，比如劳工标准，环保标准，人权标准，包括对国有企业是有歧视。但不是说中国不想朝这个标准去发展。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对劳工标准的改革，都是在努力中。 TPP从长远来说，是符合中国的意愿的，中国也是在往这个标准靠拢。换言之，美国制定了这些标准，目前就是没有想让中国加入。美国的高标准本质是提高了市场高准入，设置有利于美国自己的市场规则。 我认为TPP在最近二年内达成协议还是比较困难的。谈判的艰难程度是高出美国想象的，特别日本 ，日本对本国的农业保护等等都让谈判比预计难了很多。 TPP从政治考虑上来说，美国也的确有“刁难”中国的意图，比如美国同越南谈判加入，而没有同中国谈判，这里面或多或少有政治意图，但更多还是从经济利益出发，考虑美国自己的经济利益，才设定这些标准。 中国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释放何种信号? 凤凰财经：中国领导人上台后，一个重大的外交举措就是提出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我在采访包道格(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时，他提到，中美对新型大国的认识和官方解读是不同的。中国方面所指的新型大国关系，具体来说，内涵是什么?中国想透过此构思传达什么样的外交信息? 王缉思：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包含了十四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美国对此，是选择性的作为回应，但并没有把 “新型大国关系”像中国一样作为国家战略来实施。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过去三十年中美关系都是在不冲突，不对抗中，平稳过渡的。显然这个时候提出，反而正说明中美有潜在的冲突和对抗的因素存在，或者说明中美近一段时间的关系和气氛比起过去的三十年，存在冲突的风险系数变高了。中国想传达的信息是，中国不想对抗，不想冲突。这就是我之前谈到的中美之间的“互疑”表现。 作为一个构想提出，这正是说明，中美之间互相存在的不信任，也就是两国战略意图上的互相怀疑。奥巴马说答应不冲突，不对抗。中国担心的是：美国国会能通过么?2016年后新上任的总统认可么?这代表了中国对此的疑虑。所以，中美用这样的一个“共识”，以此加强中美对“不冲突，不对抗”的双方认可。 中国不会与俄罗斯结盟 凤凰财经：中美俄三大国，从地缘政治，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三国关系? 中国是否会联合俄罗斯抑制美国的亚太布局 ? 王缉思：战略上，中国是希望借力俄罗斯，对美国有所约束，但和俄罗斯不可能有战略同盟关系，俄罗斯也没有这个意图。中国是军事不结盟国家。在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中，中国目前处在一个有利位置。 凤凰财经：您研究中美关系三十年，作为中国顶级学者，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些外界所不知，但在中美关系中，又极富有戏剧性或者比较微妙特殊的事件? 王缉思：我在这里就说一个，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当时中国的媒体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美国故意谋划的，是出于美国长远利益摸中国底牌的“战略侦察”。但是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曾担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也是奥巴马政府的中国问题顾问之一，在“炸馆事件”发生时是克林顿政府国安会亚太事务主任)一直在解释说明这个事件属于误炸，不是美国故意所为。当然这个至今还是个谜。 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类似突发事件很难设想是一方出于战略考虑而操纵出来的，更大的可能性是美国的中低层官员做出的私自决定。可能他们认为中国大使馆内藏有不可告人秘密，所以决定了这样一个行动。有的突发事件则是“误操作”的结果。但是在媒体和公众眼中，却往往把所有事件都串起来加以猜测，说成是有某种长远战略意图的。想要公众去了解细节本来也不可能，因为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中有很多事情不适合公开，有的永远不会为公众所知。 凤凰财经驻华盛顿特约记者张璐报道，刘静/编辑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5年6月18日
2016年12月27日 -
王石：企业国际化的四种国际语言
理事简介王石，CCG资深副主席、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中国国际商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2016年中国国际商会年会于12月22日在北京举行。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出席并演讲。王石在演讲中提到了万科在国际化当中用到的“四种语言”。分别是产品的竞争力；讲契约精神、讲信任；打造企业的形象和品牌；摆脱路径依赖。他特别提到，两次登顶珠峰的经历让他成为“话题人物”，得以非常成功的融入人群。此外，还鼓励旅外的人士多吃西餐，以便和周遭朋友更好交流。以下为演讲实录：王石：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企业家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就万科国际化的感受与各位交流。应该说万科国际化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如何做国际化的呢？我认为中国本身已经是国际的一部分了，实际上在中国做业务，在中国市场取得的经验在国际上都是非常有借鉴和帮助的。所谓的国际化实际上是国内化的延续。我这里用的题目是“既然要国际化就要用国际语言”。我是2011年60岁的时候只身一人去哈佛留学，一待就是两年半，之后又到了剑桥和牛津。当然到那里学习知识很重要的一个是语言，我过去有些英文基础，但其实是哑巴英语，到那交流首先要学会听，这是非常重要。但是今天所说的国际语言指的不是语言交流。我主要想说四点。一、企业最重要的国际语言是产品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主要是质量和价格。最近一段时间我去了两次福建的一家制造企业，它的总部在福清，这家企业就叫做福耀玻璃。这几天曹德旺关于中国企业产品的成本和竞争力的问题引起了网上的关注。在我参观福耀玻璃厂的时候，这家企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这么几点，第一是质量把控非常严格。第二，土洋结合，在产品竞争力方面走的是一条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符合的道路。以电子行业来讲，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非常快，很多企业家不敢投资，因为要更新换代就要大投资，如果投资早了可能就颗粒无收，如果投资晚了可能就会被淘汰掉。很多中国电子制造业，无论是IT还是家电产品已经非常现代化和自主化了，汽车业也是这样，你在参观工厂的过程中很难分辨这个厂和那个厂的区别。汽车玻璃的质量要求非常严格，全世界基本上就被6-7家企业垄断了，但你到了福耀会发现这就是中国企业，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在质量上控制住，而土洋结合又是他的中国特色，第一是符合中国国情，第二是成本控制好。现在都说工业4.0，我和曹德旺先生对话过程中，他说了一段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现在都讲工业4.0，都在讲德国制造业，但是他认为现在进化到工业4.0做的最好的不是德国企业，而是以丰田制造为代表的日本企业。我们现在都太强调4.0的自动化、机器人。曹先生认为在未来的发展可能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工作是两百年以后的事情，但是在这之前一定还是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工业化的系统管理如何强化人的作用，丰田制造业做的最好。当然，福耀玻璃的竞争力是如何建立的，请福耀玻璃的代表来讲比我讲合适的多。所以今天我还是讲万科，那我们再回到质量。我们知道房地产是非常传统的行业，在黄金发展时代，挖个坑都能赚钱，质量就被放到了可有可无的地位。因为土地价格在上涨，不动产在上涨，所以消费者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及时买到房子，至于开发商盖的房子质量好不好关系不是很大。所以，房地产企业在强调质量的时候，消费者本身是会忽略的，甚至企业一线工作的老总也是忽略的。因为大家认为你讲质量就要增加成本，你讲质量就有很多的条条框框等等，所以万科在黄金发展时间就思考过一个问题，消费者不在乎质量的情况能持续多久？是不是你房地产就是看如何设计，如何销售，如何玩出花样来就赚钱了，显然得到的结论不是，应该看长远点，一定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所以，在房地产的黄金时代，万科就制定了“千人亿计划”，可就把一千名工程师花一亿人民币的代价分批分期送到日本学习，“千人亿计划”实施两年之后继续开展了第二个“千人亿计划”，后来又进行了第三期，现在也还在进行当中。在日本泡沫破灭之后，在国际上包括中国在内都认为日本没有什么可得学习的地方，但万科是非常认真的每年一批一批的派人到日本去学习。2013年，万科在一次新产品发布会上，由万科的CEO郁亮发布，万科的房地产质量已经从厘米误差降到了毫米误差。据我所了解，马上2016年过去了，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敢宣布产品是毫米误差的，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第二家。毫无疑问万科现在在全国有400多个地盘，自然也成了所在城市的建设局、省建设厅指定参观要学习的样板工地。显然，质量是“国际化”的前提。很多商会和行业在质量方面，已经比房地产行业早走了一步。比如家电、IT领域早已经是国际化竞争非常激烈的了，质量上也已经向国际上看齐了。房地产行业还正在解决“质量”问题，这是国际化的第一语言。第二点国际语言是讲契约精神、讲信任。万科虽然在海外投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自己感觉还是很顺利。实际上真正在海外建立投资平台的是2009年，这个平台建立了两年，首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海外融资。按照惯例如果大陆企业在海外投资，首先要由外管局批准，商业部还要批准投资项目，如果资金平台建立在海外，显然就减少了很多的手续，也减少了不必要的风险。所以，万科首先在海外建立了融资平台，首先要建立对冲，你贷外汇投的是欧元区，一定是和欧元贷款之间的对冲。我现在所讲的不是技术层面，是讲的在海外投资为什么这么顺利？我们2012年决定在美国投资，2013年2月份签订了一项合同，6月份就开工。2014年就开卖，市场非常的好，紧接着第二个项目、第三个项目、第四个项目、第五个项目，当然我们所在的第一个城市是旧金山，第二个城市就是纽约，现在万科在美国主要的投资地是纽约，项目进行的非常顺利。万科为什么投资这么顺利呢？我想讲这样一个故事。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万科引进了一家美国公司进行合作，光合同我们就谈了一年，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已经是一本非常厚的书了，合同里面不仅包括双方的契约，还包括了结束时怎么办？对方承担什么责任？我们承担什么责任？我气愤的是一般在国内签合同只有半页纸，三页纸就很多了，他们怎么还没有合作呢一本厚书就出来了，还没开始合作投资呢就把如何分手的条款先列出来了。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吸引人家来，我们既没有钱也没有技术，所以这个合同还是签下来了。但是实际上无形当中我们积累了如何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再讲一个例子，我们一般建立合资公司总是要互相制约，对方派董事长我们就派总经理，董事会谁占的股份多谁就说了算。但是，我们和新加坡一家公司建立了合资公司，双方各占50%，董事会的构成中有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名额平均分摊。在管理公司上，对方两个公司都没有派人。国内一般是这样的，我们派总经理，对方就要派财务总监，一般的合资公司是这样制约的，但我们和新加坡的合资公司，对方什么都不派，完全信任万科团队。我们合作下来五六年，合资项目有30多个，现在还在顺利进行。实际我们体会到两点：一、何为契约？合同在你合作之前法律上约定的清清楚楚，甚至在你合作的时候都把结束后的事情也讲清楚，法律的条款签署出来。二、就是签约。万科这种经历第一个故事是80年代发生的，第二个故事是21世纪初2000年之后发生的，万科出去投资就把握这两点原则。1、契约精神；2、信任。所以，到了美国一样经历同样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和对方要合作时对方也拿出了非常厚的合同文本，我们在纽约请了家律师事务所帮助我们进行判断，他的合同哪点是过分的？请教怎么样保护我们，最后双方律师一谈很快，合同签了。和纽约公司的合资公司，我们占90%，对方占10%，但是管理权都交由只占10%的团队管理，现在运营很顺利。所以，第二点国际语言是讲契约精神、讲信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怀疑。第三，在国际上要打造企业的形象和品牌。我本身喜欢登山，两次登顶珠峰，作为个人来讲，我是很占便宜的。社会交流当中，讲究话题的关注度，我登过珠峰，在交流当中就有资源了。我两次登顶珠峰在哈佛的交流中很占便宜，因为一谈起来就说你曾经登过珠峰，第二个问你登顶吗？我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我说我登顶了两次，这个效果就不一样了。一个企业不能把领导人是否登顶珠峰当成企业的品牌，那万科是如何在国际上宣传品牌的呢，其实是从国内开始的。奥运会是全世界各个民族的体育精神、体育能力的竞争，而世博会就是企业间的奥运会竞争，显然上海世博会给万科带来了很好的契机。我们连续两届世博会建立了万科馆，我们没有宣传自己造的房子，在上海世博会上，宣传的是关注环保、关注气侯变化、垃圾分类，保护珍稀动物、保护热带雨林资源，塑造了一个绿色企业的形象，我认为，这个形象得到国际上的充分认可。尤其是在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又成为第一大碳排放国的大背景下，一个中国企业在国际上讲环保、讲绿色，显然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住建部2007年公布了中国的绿色建筑标准，这个标准叫绿色三星，当然级别最高的是三星。一星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达到，二星比较困难，三星特别难。这个标准是2007年公布的，按照当时的指标去做差不多要一年半的时间，也就是说2008年是没有企业申报三星的。到了2009年，拿到绿色三星住宅项目称号的企业，100%是万科的，因为那一年就批了一个项目，那个项目是万科的。当然到了2010年-2013年慢慢很多的公司申请三星了，但是2015年万科的绿色三星项目占了全国绿色三星住宅项目的一半，也就是说两套住宅就有一套是万科建的。每年评奖大会时，到了绿色三星时几乎成了万科的专场。由于万科讲绿色讲环保不仅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成为一种竞争力，这是我想说的国际语言。第四，国际语言是什么呢？就是吃西餐。你不会讲英文没有关系。现在的谷歌包括百度的翻译很方便，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而是胃，基本上是拒绝吃西餐的。出国的人，无论是旅游团还是考察团还是谈判团，三天不吃中餐感觉没法活下去。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就是出国不吃中餐，为什么呢？很简单，实际上国际语言的交流中很重要的是文化交流，饮食是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是2013年从哈佛到剑桥，到了第一学期去正好三个院系开院会，那些教授、院士、讲师、访问学者、家人都聚一块有300多人，其中有两个中国人，除了我还有一个中国的访问学者，他非常惊讶的发现我比他认识的人还多。他问我原因，我说很简单，我虽然到这才三个月，但天天晚上在这吃饭，但是我没有见过你。因为你有个中国的胃，必须要回家吃饭。你会发现西方人晚上吃饭更多是为了应酬，吃饭最多不超过30分钟，剩下的时间不是喝酒就是聊天。我在那一百天的时间，天天晚上就是吃饭聊天，我很高兴，心里想可逮着练英文的机会了，所以就都认识了。而这位中国的访问学者除了自己的教研组外，其他人都不怎么来往。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很多人讲英文，如何融入国际化如何尊重对方的文化，显然如何适应调整我们的胃口很重要，这里说的是饮食，实际从管理学来讲有一个词叫“路径依赖”，我们往往依赖习惯的东西，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就是因为对过去成功的依赖。实际面对未来万科更警惕的是过去30年成功的经验，我们主动把让我们很成功的东西丢掉，面对未来。中国在全球化的地位正在提升，我非常希望我们的会员继续在中国国际商会、贸促会的大家庭内，互相交流、互相促进，摆脱路径依赖。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强联系，现在更多的是弱联系。什么叫强联系？就是一滴水滴在湖里，出现一圈一圈的涟漪，你会发现强联系的关系很窄，越往外发散越弱。中国的强联系更多是血缘、地缘和行业上的互相联系。弱联系现在所谓的互联网时代，各个企业联系都不很密切，但是互相沟通着。我也希望万科在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和更多的不熟悉行业和领域进行联系，让我们一块为未来，为中国梦而努力，谢谢各位！文章选自中国国际商会，2016年12月22日
2016年12月27日 -
马蔚华：新形势下深商应具有四大精神
理事简介马蔚华，原招商银行行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 【深圳商报讯】（记者 余璐）“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世界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精神应该包括四大方面：因势而变的经营观、创新创业的进取心、诚实守信的价值观、报效社会的责任感。”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在昨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深商大会上表示。 马蔚华表示，因势而变的经营观也是当时招行的理念，必须根据形势来决定经营方向和手段。招商银行在20年前就决定发展零售业务，虽然那时候根本不具备条件，但是从世界发展中预测到未来10至20年，中国将出现直接融资兴起、间接融资衰弱情况，其中将有全社会财富管理这个巨大的市场。 “深圳是个创新的城市，不断创新是文化所在。”马蔚华说，过去说创新都是中小企业的事，都是年轻人的事，实际上对于大企业和成功者，创新同样重要。同时，做企业也要有诚信，例如，本来互联网金融是个很好的概念，P2P也不是生来就有问题的，但却因为个别案例使所有的互联网金融都蒙上阴影，一提互联网金融好像都是个负面的概念了，这正是不诚信所导致的。 “一个好的企业可以向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要提供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还要使这个世界更美好，这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马蔚华说，中国遇到了很多“成长中的烦恼”，比如贫富差距大、一些城市环境污染严重，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会全力以赴，但是光靠政府是不够的，必须由社会各界包括企业家一起行动，做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文章选自《深圳商报》 ，2016年1月9日
2016年12月27日 -
王缉思：世界政治的五大目标
专家简介王缉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是自古以来世界政治的永恒主题、基本价值和终极目标。权力、国家、民主、法治等等，都是达到这五大终极目标的过程、手段和方式。研究五大目标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理解区域国别政治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缩小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学术分野，明确国家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深入了解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1997年发表的中共十五大报告重申了这一判断。直至今天，中国的对外关系仍然建立在这一战略观念的基础之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与列宁当年提出的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样，是一个政治论断，可以基于这种判断决定党的方针路线。但是，从学术上看，何谓“时代”，一个时代大概有多长时间，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哪些个时代，这些时代分别有哪些主题等等，都是难以界定的。 关于时代主题的讨论能给政治学者研究以启迪的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在近代资本主义促使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越来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之后，世界政治是有潮流或趋势可言的，是有规律所循的。比如，19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就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全球政治趋势。 考察世界历史上的帝国兴衰、朝代更替、宗教冲突、殖民扩张、阶级革命、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民主改革等等现象，可以发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确实存在不同的政治主题。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在这些现象和主题的背后，能否在不同时代、不同政治实体中发现共同的原始驱动力，在推动世界政治的发展？换言之，在政治研究中能否找到所有国家、所有社会、所有文明载体都追求的、跨越时空的主题，即我所称的“终极政治目标”？如果有，这些目标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一、五大永恒的政治目标 一般来说，“和平”主要指的是避免战争以维护国家安全，而“发展”主要指的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和平与发展，即“安全”与“财富”，是自古以来世界政治的永恒目标。几年来我通过阅读、国外考察、访谈和思考，发现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是世界政治的五个永恒主题，也是五个终极目标。其他政治主题，基本上是达到这五个终极目标的过程和手段。政治目标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构成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世界政治的基本内容。 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这五大政治目标，在世界各国的宪法和官方文件中都不难找到。美国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誓了美国人的宗教信仰，而美国宪法的序言只有一句话：“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巴基斯坦宪法阐明：“伊斯兰教所规定的民主、自由、平等、容忍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将得到彻底的实行。” 1．安全。 安全是个人、群体和国家生存之必须。战争和暴力冲突，以及传染性疾病、饥饿、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伤害的突发事件等等，都构成对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威胁。 在列举政治的终极目标时我之所以用“安全”的概念取代“和平”，是因为“安全”含义更广更深，包括从个人安全到国际安全的各个主客观维度。和平的对立面是战争即大规模武装冲突。当今时代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战争不是最大的安全威胁，其他形式的暴力和安全事故造成的威胁更大。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维持了和平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避免战争也很有希望。但是，造成伤亡的国内暴力事件和各种非正常死亡却每天都在发生，危及国家与社会的安全。 有中国学者指出，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中国古代各个王朝始终把政治安全特别是统治者的政权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切以维护统治地位的安全即政权安全为转移。先秦时期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是一种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战略。历代王朝内忧外患并提，而以内忧为主。梁启超在1896年写道：“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 2014年4月，习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最关注的安全问题，还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的内涵，同战争或暴力不一定直接相关。 在当代世界上，国家是唯一能够合法使用暴力手段的组织。这一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试图通过暴力方式推翻政府或者宣示政治意志的个人或组织，不论其理由如何，都会被指为“非法行为”或“恐怖组织”。例如，西方国家不认可巴沙尔·阿萨德总统领导下的叙利亚政府的政策，但要支持近年来叙利亚反叛组织的暴力行为，还是有许多顾虑。然而，世界历史上的武装起义、暴力革命或反对统治者的武装斗争，如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20世纪50—6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等等，都被广泛认为是正义或合理的武装行为。20世纪70年代后，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浪潮基本结束，以暴力为手段的政治斗争的合理性遂被质疑。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再支持各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在政府方面，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非暴力的国内政治纠纷，或者在国际战争中伤害平民，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谴责。 现代社会的暴力行为，就占人口比例而言，同前现代社会相比大大减少（只相当于其五分之一）。冷战结束后世界上战争减少了，受暴力伤害的人口比例明显下降。美国评论家扎卡利亚注意到：“我们似乎生活在疯狂的暴力时代。但是别相信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我们在传闻中得到的印象其实是错误的。战争和有组织的暴力在过去二十年间急剧减少了。”按照尤瓦尔·赫拉利所著《人类简史》的统计在“9·11”事件发生后的2002年，世界死亡人数5700万，其中17．2万人死于战争，56．9万人死于暴力犯罪，即共74．1万人死于人类暴力，而当年世界上死于自杀的人数为87．3万人。德国统计公司Statista的一项统计显示，2014年全球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为3．2727万人。据“国际交通安全协会”统计，若干年来，全世界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数每年都在130万以上，平均每天约3300人；2014年，世界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数超过120万。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上死于车祸、自杀和艾滋病的人数，大大高于死于战争和暴力袭击的人数。 美国学者平克指出：“无论你是否相信（我知道大部分人不相信），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今天，我们也许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暴力下降的过程肯定不是平滑的，暴力并未全然消失，这一趋势也不能确保会持续下去。但无论我们观察的是人类数千年的历史，还是短期事态，大至发动战争，小到体罚儿童，暴力的下降趋势有目共睹，无可置疑。”对于暴力减少的大趋势，平克给予了复杂而深入的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解释。 由此看来，在世界范围内的安全问题中战争与暴力（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的危害，越来越少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产安全、食品安全、传染病、毒品、自然灾害等问题的严重程度，应引起安全领域研究者的更大重视。当然，在看到人类暴力活动减少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地缘政治回归、战争危险卷土重来的现实可能性。 2．财富。 财富的创造、占有和分配，也就是经济发展，是世界政治史上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当代经济发展总是与财富增长、发达、工业化、现代化等概念相联系，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是经济量的增长，第二是经济结构的优化，第三是经济质量的改善。 人们获得财富的强烈欲望，是政治活动的强大动力之一。中国俗语中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英语俗语中的“money talks”（金钱万能），都指向了财富的社会和政治功能。《论语》有言：“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说的是孔子认为只要给的报酬高，连执鞭赶车的活儿都可以干。金钱政治，在国内可以拉选票，在国际上可以影响他国的政治意向。从反向看，经济惩罚或制裁，也是最常用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手段之一。 人类物质生产不断发展，财富不断增加，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据英国经济史学者麦克洛斯基统计，两个世纪前，全世界人均每天的收入折合成现价是3美元而且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而现在，这一数字增加了10倍，达到33美元。这种规模的“财富大爆炸”（The Great Enrich－ment）是空前的。她还指出，收入成倍增长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在古希腊、古罗马，或是北宋时期的中国、莫卧尔王朝时期的印度都曾出现过。不过在那时，收入水平的大规模增长并不能持久，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很快跌落到今天阿富汗平民的境地，即每人平均每天的收入不足3美元。但是，当今世界的财富积累已经不会整体上大起大落了。 世界银行2015年10月公布的报告也令人宽慰。根据世界银行采用的每天1．90美元的最新国际贫困线标准，2015年，全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减少到了7．02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降低到9．6％，这也是全球贫困人口首次降低至10％以下。世行该项报告显示，在过去数十年里，东亚及太平洋、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三大地区占了全球贫困人口的95％左右。但是，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占全球贫困人口的一半，东亚只占12％左右。人类发展和财富积累是无止境的，但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基本解决。 3．自由。 与其他许多政治术语一样，“自由”也是被广泛使用并且歧义颇多的一个概念。英国思想家哈耶克认为，自由是指个人在社会中不受他人武断意志强制的一种状态。这里主要关注的是政治自由，即公民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自由，通常表现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些都是中国宪法所规定的自由。除此以外，中国宪法还提到了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婚姻自由、通信自由。 个人自由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1789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通称“权利法案”，其主要内容是：国会不得制定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和平集会和请愿等自由的法律；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非法的搜查或扣押；非依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自由、生命或财产，以及司法程序上的一些民主权利。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广为人知，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of Speech，Freedom of Worship，Freedom from Want，and Freedom from Fear）。 1993年制订的《俄罗斯联邦宪法》亦高度强调个人自由：“人、人的权利与自由是最高价值。承认、遵循和捍卫人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国家的义务”；“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不可让与的，属于每个人与生俱有的”；“保障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当代西方思想家伯林所做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对理解自由的概念很有帮助。伯林说，坚持消极自由的人所关心的是“政府干涉我多少”，“我可以自由地成为什么，自由地做哪些事？”；主张积极自由的人则关心“谁统治我”，“谁有权决定我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应该怎么样？做什么事？”简言之，消极自由争取的是不让别人妨碍我的自由，积极自由则以做自己主人为要旨。坚持积极自由的人，不会甘做政治上的“逍遥派”，而是会通过选举等方式参加政治活动，以图在更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命运。 人们选择政府及其领导人、参与立法和行政，实际上是把自由的原始意义运用于作为整体的人群，从而形成一种集体自由。一个民族或者国家要摆脱外族、外国的奴役，决定自己的命运，就是将自由的概念用于集体，形成所谓的民族自由或者国家自由，也就是民族自决权和国家独立权。不言自明的是个人自由的倡导者也会怀着同样的热情来支持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运动同民族主义运动相融合，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的追求并不必然增进个人自由。一方面，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对抗，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宁可牺牲个人自由，选择一个本民族的专制君主以获得民族自由，而不欢迎一个由外族构成的民主政府以保障个人权利；另一方面，追求民族和国家的自由权利，还可能成为专制政府恣意限制个人自由的借口。 如此看来，民族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可以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即个人在本民族、本国家内部谋求自由平等的尊严，与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谋求自由平等独立是一致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这时的民族主义也必然受到自由主义的限制，不至于走向对内专制和对外侵略。 第二种是以名义上的民族自由、国家尊严为先导，而并非以个人自由为先决条件。统治者要求国内的个人自由服从于民族和国家的自由（实际上是统治者的自由），甚至于把个人自由视作对于民族国家尊严的威胁，将个人自由的诉求斥责为“叛国行为”用不干涉内政原则压制国内的言论自由。这样，表面上的国际自由平等，就掩盖了国内的不自由不平等。 第三种情况是民族受到外族或外国政府的压迫，未获得自由，而且民族内部的统治者又为自身利益而投靠外族，反过来还压制本族内部的个人自由。这时的个体自由和集体自由双重缺失，造成人民的深重灾难。 由于当代世界上战争和暴力行为减少，而人均个人财富明显增加，个人自由度肯定也相应增加了但是自由度的历史比较难以量化和统计。不过，当代西方国家对世界各国经济自由、言论自由、媒体的自由度等，都做过不少研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一年一度的《世界自由度》概览。该组织的2015年概览称有85个“自由国家”，59个“部分自由国家”，50个“非自由国家”。其评价尺度是否客观，自然是众说纷纭。 4．公正。 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它以个人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是政治的根本价值理念之一。《吕氏春秋·贵公》有言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这里的“公”，应是公正的意思。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正义所保障的各种权利，不受政治交易或社会利益的考虑所左右。”罗尔斯的代表作《正义论》，在西方思想界关于公正问题的探讨中影响很大。另一位美国学者桑德尔写道，公正涉及的是社会如何分配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桑德尔指出，考量公正的角度有三种，第一种是功利主义的角度，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主要指物质财富）为标准；第二种是自由的角度，主张给予每个人以通往成功之路的平等机会；第三种是德性的角度，涉及堕胎、同性恋等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困境问题。 一般人心目中的公平或公正，大多同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有关。上文提到，当代世界的财富大幅增加，贫困问题得到缓解。但是，脱贫同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并无直接关联。比如，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甲原先平均月收入只有100美元，现在每月收入增加一倍，达到200美元，超越了贫困线。乙原先月收入1000美元，现在也增加一倍，达到2000美元。从增长倍数看，甲乙之间是平等的，但两人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却从原来的900美元增加到1800美元。由此看来，如果不通过税收级差等方式调节收入分配，全社会的财富增长将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就是相对不平等的扩大。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梳理了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的40多年里，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同劳动收益之间的增长变化。他发现，资本收益的增长明显高于劳动收益的增长，以此证明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有资料显示，在1820年的世界，最富裕的20％的人口占有世界总财富的60％。1950年，这一比例是70％，到2010年时上升到85％。今天，世界总人口中最贫穷的20％只拥有总财富的1．5％。 最富裕的国家同最贫穷的国家人均拥有的财富之间的差距，从19世纪初的3倍，扩大到21世纪的100倍。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整体上高于发达国家，于是制造业和财富逐渐从发达国家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二者之间的财富差距在缩小。从这一意义上说，“富国愈富、穷国愈穷”的现象有所缓解。但与此同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 经济学上通常用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s）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基尼系数也是一系列社会不平等指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各国(地区)官方与民间机构，经常按照基尼系数对各国(地区)财富分配等情况进行评估。丹麦、日本基尼指数最低（即贫富悬殊较小），挪威、瑞典、澳大利亚、德国等国次之但近年来也在升高；南非、巴西、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全世界的基尼系数从1820年的0．43一路攀升到2005年的0．68。习主席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开幕词中说，“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教育平等、机会均等、收入流动性等，也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随着经济收入差距的扩大，其他方面的社会不公现象也在逐渐加剧。 平等并不等于公正。建立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建立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努力缩小收入的两极分化，为全民提供相对公平的获取和占有财富的机会。 在国际社会中，“公正”也是关键议题之一。“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主权意义上是正确的，就像“人人生而平等”一样。但是在实践意义上，大小国家、强弱国家之间的平等既不现实、也不公平。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设立，就说明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中国主张“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其中“公正合理”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尚待阐述。 5．信仰。 信仰是对某种理论或概念的坚定认同或相信。信仰建立在人的主观意识之上，任何有意识能力的人都可以具有宗教信仰、政治信仰，以及文化信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信仰都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信仰既是主观意识，就不一定需要基于客观现实的论证，而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先验的，在很多情况下是“非理性”的。也有的信仰是后天形成的，“皈依”的。 宗教信仰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信仰。世界信教人口比例统计众说纷纭，最低的说法是59％，最高的达到85％。中国大陆信教人口比例估计是11％—14％，但是不同说法也很多。什么叫“信教”，本身很难定义。近十几年来，世界发展趋势是发达国家信教人口比例下降，发展中国家信教人口比例上升。美国信仰基督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口比例高于欧洲。由于基督教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信仰基督教的非白人，比例可能很快将超过白人。据说韩国的基督教徒占到总人口的30％，高于传统很深的佛教，韩国的海外传教士人数仅次于美国（距离韩国很近的日本，却没有类似趋势）。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十分成功。这些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世界上的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宣扬自己是扬善抑恶、爱好和平、倡导道德高尚、主张自由平等公正宽容、凝聚社会团结推动不同种族和民族相互融合、引领人类进步的。但是，宗教和教派之间却往往是相互排斥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和一个群体不能同时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只能择一而从。 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信仰一般是合一的，都想改造、建立和维护某种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无政府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都属于政治（意识形态）信仰的范畴。政治信仰多数具有排他性，但某些信仰体系之间是可以相通的，比如，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有相通之处。不过，法西斯主义者可以认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但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却未必认同法西斯主义。 世界上的不同文化一般同民族相联系，于是民族信仰或国家信仰往往也是文化信仰。对于尼泊尔、丹麦这样的小国来说谈不上单独的文化信仰。但对美国、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在客观上产生了、主观上也需要一种凝聚内部团结统一的民族文化信仰。 美国的民族信仰即“美国信条”和美国主流价值观，最重要的内容是个人自由，由此引申出对民主、法治的崇尚；美国信条又从基督教信仰引申出自己是“山巅之城”“上帝选民”，有通过推进民主来领导世界的责任。 俄罗斯的民族信仰同斯拉夫主义相关联，也同东正教相关联，它一方面强调俄罗斯同欧洲的联系，另一方面强调它有别于西方的独特历史定位。俄罗斯人相信其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怀有某种“上帝选民”的救世主意识，要求维系一个领土辽阔、令人敬畏的中央集权国家。 对于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来说，民族信仰需要同文化传统相一致，其特点之一是对国家统一的恒久追求。在传统文化中，统一象征着光明与进步，而国家分裂则意味着灾难和黑暗。自古至今，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一统天下的事业都是受到颂扬的。《史记》记载了秦始皇登上琅琊山后，立碑刻辞，其中说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过：“两千年以来，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一直是达到大一统之下的所有中国人的团结。”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也注意到，“不论在中国政治思想或是历史记忆当中，帝国时期似乎都成了秩序和正义的黄金时代。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义的世界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但古代中国的概念却正好相反，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公义不行。”理解中国的这一国家信仰、文化信仰，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大陆对台湾、香港的态度和政策。 无论是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还是文化信仰，其政治功能都是区别“我们”和“他们”，甚至暗含着“我们”在道德和文明方面高于“他们”。由此产生了关于“我们是谁”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理解认同政治，对深化地区国别政治的研究非常重要。在中东、非洲等地区，了解人们对教派、部族、民族、种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是理解国别政治的一把不可缺少的入门钥匙。二、五大目标的相互关系 人类共同追求的五大基本政治价值之间，理论上应当是相互促进的，实践上却往往不能融洽共存。为了自由、平等、公正、信仰（或以这些价值为借口）群体之间、国家之间往往不惜诉诸武力，牺牲和平、安全和财富。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也经常不能兼得。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可能有不同的信仰体系，但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信仰是最崇高的、不可剥夺的。政治的团结和谐与冲突对抗，也因信仰而巩固或加剧。 五大目标之间，可以列出十对双边关系。实际上，这五项之间在内涵外延上都有交叉重合，有的可以成为三角关系或多边关系。为简便起见，这里只分析几对双边和三边关系。 安全与财富可以相互促进，也就是和平与发展可以相互促进，是显而易见的。习总书记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 反过来看，人们很容易想到贫穷与暴力的相互关联。“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说的是一无所有的穷人，很容易诉诸暴力来表示不满。因此，要减少暴力的发生，加强国内安全，应当发展经济，减少贫困。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通过研究发现，政治稳定的国家，多数是相对富裕的国家；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国内暴力事件较少。但他同时指出，贫穷与动乱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贫困造成暴力是表面现象。其实，贫困国家想致富，走向现代化，才更容易产生暴力和动乱。亨廷顿说，动乱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处蔓延，是因为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想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完成欧洲和北美洲在几个世纪里才完成的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安全与财富这两大目标，也可能产生矛盾。首先，财富是有限的，安全需求是无限的。一个国家要动用多大的物质财富来满足自己的国防需求，即“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问题，是每一个国家政府都需要考虑的问题。朝鲜是个穷国，却花费了大量资源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武器；俄罗斯近年来经济下滑，但却不肯减少国防开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费开支一度是所有其他大国军费的总和，然而还是在本国领土上遭到了“9·11”恐怖袭击。其次，历史上的财富积累过程，特别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充满了暴力掠夺、边界纷争和战争。大国“和平崛起”的先例不多。再次，增加财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发展现代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都需要扩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耗费大量自然资源，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危及人的安全。正如上文所说，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已经超过了传统安全问题。 安全与自由、公正这三大目标之间，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在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人身自由、经济自由得以促进，社会公正通过民主法治得到实现，反过来又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但是必须了解，要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然要约束个人自由（比如对网络的管理）；在社交媒体和其他交往中，个人权利的扩展极易产生对他人名誉、权利、自由的损害，从而造成不公正现象。 在世界政治史上，个人不自由、民族不自由、社会不公正导致的暴力抗争、武装革命、国内和国际战争，比比皆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宗教迫害、殖民统治，都引发激烈的反抗；统治者则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进行暴力镇压。几十年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以暴易暴，带来了双方的无数伤亡和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对抗和冲突的双方都说自己的暴力行为是维护自身安全，追求公正和平等自由。近年来在东欧、中亚、中东发生的“和平演变”和“阿拉伯之春”，也都体现出自由、公正的诉求与国家安全稳定之间的紧张，以及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 十字军东征等欧洲和中东历史上野蛮、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凸显了和平、安全、财富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宗教战争背后往往有争夺资源和财富的动机，但是近年来一些“圣战组织”的残暴行为，却未必有明确的物质利益考虑，而是用某种信仰来蛊惑人心，达到政治目的。受到某种“信仰”驱使的极端分子，心目中只有他的“神”藐视任何其他道德标准和物质财富。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以宗教信仰来界定“文明”，特别描绘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冷战结束后重新燃起的对抗。“文明冲突论”的谬误之处已经越来越明显，但是亨廷顿关于宗教信仰对国际政治产生巨大冲击的论点，仍然振聋发聩。 政治（意识形态）信仰与暴力的相关性，在冷战结束前也很明显。美国在越南进行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战争，造成上百万人的伤亡，理由是“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一段时间内，“暴力革命”在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受到推崇，主张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看法，则被批判为“修正主义”。 人们往往把自由与平等、公正相提并论其实在学理上和实践中，三者之间存在很多悖论与不和谐之处。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说：“‘自然’对我们梦想中的自由与平等的结合付之于一笑。因为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长，就必然要牺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国那样。……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最终的结果总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偿所愿。” 为什么杜兰特说“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解释说就生物学中的自然法则而言，人人生而不平等，性别、体力、智商都是有差异的。如果每个人都自由发展，而社会不对天生的弱者进行某种照顾，平等就无法实现；倒过来看，如果要实现平等就必须限制某些人的自由。 因此，弱者和弱势群体往往主张平等，而强者要求自由。哈耶克说，个人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其中经济自由是第一要件，经济自由即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自由，也就是谋取自身利益的自由。不仅民主政治是个人自由的手段，而且政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自由的手段。但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哈耶克的思想忽视了平等和公平问题，可能引向错误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提出了著名的“自由悖论”，认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自由如果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受任何限制，那么，一些人就会‘自由地’支配、甚至奴役其他人。‘自由’反而成了‘不自由’的根源。……但是不能用牺牲自由来换取平等。为了控制经济上的不平等而取消自由竞争不能达到实现经济平等的目标。因为自由比平等更重要。……假如自由失去了，那么在没有自由的社会中也不会有平等。”罗尔斯提出的正义原则，概括起来是：第一，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自由权利；第二，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官职和职位。这两项原则给人的启示是：政府和社会组织必须公平地安排权利和利益的分配。 在现代世界政治中，左派主张维护社会中下层利益，创造更为平等的财富和基本权利分配，而右派支持建立在经济自由、财产私有之上的市场经济。更简单地说，即左派强调平等，右派强调自由，而左右两派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公正而理性的。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欧洲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分歧，都可沿此思路而展开。三、研究五大目标的意义 首先，研究五大目标，有助于区别政治的目标和手段。安全、财富、自由、公正、信仰，是政治的终极目标，而其他为人熟知的中心概念，包括权力、民主、法治、秩序、制度等等，以至国家本身，都是达到这几个终极目标的过程、手段和方式。这样看问题，并非想抹杀权力、民主、法治等主题的意义，而是想说明它们服从、服务于一些更具根本性的目标，破除对权力、民主、法治的某种迷信。 在中国，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展开的。按照上文的分析，这一观点是错误且有害的。国家和政府服务于安全等政治终极目标，而不是相反。毫无疑问，“权力”特别是国家政权是一切政治活动的中心和最重要的因素。只有掌握一定的权力，才能从事和影响政治。但是“获取权力”并非政治组织和从政者所宣称的最终目标。无论是希冀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党、革命者还是当政者或民主政体中的在野党派，无论其内心怎么想，都不会把“我要夺权（掌权）”作为自己的革命运动或竞选活动的最终目标，而是把维护安全稳定、发展经济、保障社会福利、促进自由公正、践行信仰等等，作为夺权或继续掌权的目标，以获取大众的支持及合法性。 民主是表达个人自由意志的一种方式，法治是实现公正的一个手段。在古代社会，自由和公正也是政治目标，也可以在某些地方得到某种程度的实现，但却不是通过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实现的。从理论上说，如果有民主以外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实现政治自由，有法治以外的手段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公正，就可以摈弃民主和法治。在当代世界政治中，这个理论假设似乎不能成立。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考察，验证或证伪这个假设，而不是先验地坚信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说，“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它本身不足以成为目的；民主方法是为达到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上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精英人物通过竞相获取人民选票而得到做出决定的权力”。熊彼特还说，“没有哪个社会容忍绝对的自由，即使是宗教信仰自由或言论自由；民主方法不一定比类似环境下的其他政治方法能保证更大的个人自由”。 其次研究五大目标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世界政治中的多样性和同一性。全球化趋势加强了各国政治的同一性和相互渗透，而信息化趋势下的认同政治则突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多样性。各国政治都追求上述五大目标，但推进的重点、实现的方式和步骤会有很大不同。古代世界及至20世纪中叶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性别歧视、奴役、专制、酷刑等等，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许多社会被视之为合理合法。当今世界，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已成为普遍接受的政治原则，尽管其实现方式多种多样。 这里的难题在于，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来说，虽然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但在诸如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澳洲）、族群和宗教多元化（美国）、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日本、俄罗斯）等新的挑战面前，普遍存在“再民主化”的艰难选择；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推翻现政府的暴力革命基本上失去了合法性，以街头政治为工具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无法使民主法治一蹴而就（特别是在多族群国家），西方式民主的“榜样”光辉褪色，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政治转型更为艰难。 第三，研究五大目标有助于将区域和国别政治研究与国际政治（IR）研究加以有机地结合。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指出，在当今时代，已不可能只谈“国家的发展”：“在政治学中，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明显的分支。前者涉及国内发生的事情，后者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但现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被当作一个综合体。”当今各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普遍面临着中国人所说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互动所带来的挑战，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越来越相互牵制。国际战略问题的专家往往对地区国别政治不甚了了，而地区国别政治的专家通常对国际战略全局和本国总体外交需要理解不深。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区域国别政治方面在解释“伊斯兰国”、中东乱局、暴恐活动、乌克兰危机和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早已捉襟见肘。创建新理论来解释如此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绝非我力所能及，只想在研究实际问题时摸索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和一些建构主义分析框架，尽管各有不足，但都把国内政治、认同政治和国际关系相连接，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国际秩序中的公正问题，中国、俄罗斯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早已提出，主要针对的是西方霸权。但在何种国际规则更为公正合理方面，还需要建立更充足的学理依据。 第四，确定世界政治中的若干终极目标，也许有助于对各国政治进行比较研究，确立“成功国家”和“失败国家”的衡量标准。福山心目中的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即成功国家由强大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所组成。福山称赞丹麦说，它“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家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腐败极低。”在我的指标体系里，丹麦在安全（和平）、财富（繁荣）、自由（包容）、公正（基尼系数低，腐败少）信仰（86．6％的居民信奉基督新教路德宗）这五个方面也都比较成功。不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丹麦（以及日本、挪威、捷克、斯洛伐克等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它的制度，还在于它是单一民族国家，对吸收外来移民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丹麦人约占95％，外国移民约占5％）。假设丹麦大量吸收外来移民，尤其是欧洲以外的移民，而在福山所说的国家制度方面保持不变，它还能如此成功吗？我很怀疑。 用五大目标来衡量，一个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国家应当是：（1）没有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国内政治稳定，暴力犯罪率低；（2）国家和民众都比较富裕，经济稳步增长；（3）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同民族、国家的自由相一致；（4）公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较好体现，社会不公能够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整得到矫正，抑止官员腐败；（5）国家有相对统一的信仰体系、道德准则和主流价值观，同时包容少数人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对国家认同度高。这就是所谓“良治”的国家。 应当承认，任何一个指标体系都无法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政治，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各个国家的观察者在看其他国家的时候，都难免带着自己认为适合的标准。比如，美国人习惯用自由、民主、多元化的标准衡量他国；欧洲人除法治标准外，对公正（通过社会福利体现）情有独钟；一些伊斯兰国家把宗教信仰写入国名和宪法，表示它高于一切；非洲人对于种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和国家道路的自由选择十分敏感。中国人衡量其他国家的优劣，除了它们的对华态度以外，主要看其政治稳定、经济增长，而非政治制度、信仰体系、人权状况、基尼系数或其他指标。 从政治哲学意义上来看，能达到五大政治目标均衡实现的国家，是最完善的“理想国”。但在实践中，国家将政治终极目标中的哪一个或哪几个置于更为优先的地位，是随着国内外环境和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倾向而不断变化的。世界各国、各区域政治目标的转换及其相互影响，使国别区域研究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满趣味。 以中国为例，在“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时代，颂扬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政治意识形态信仰的地位极高；在改革开放时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维护社会和谐，安全与财富两大主题凸显。著名的“白猫黑猫论”，指的是一切工作要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出发，也可以理解为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一时优先于其他政治目标。1993年，中共中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体现了当时的政治重点。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一原则逐渐受到质疑。经过多年讨论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调整。直到今天，这一两难问题仍然没有能完全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解决，同时还出现了更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十八大以来，再一次出现微调。强调的是高扬政治信仰的旗帜，增强政治安全、政权安全，而不再强调“一切要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 美国国内的政治主题或目标也是不断变化的。“9·11”事件以后，美国政治关注的中心一下子转到了国家安全问题。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国家政治的重心调整到经济复苏、增加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016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凸显收入不平等、社会公正缺失的主题。美国学者福山指出，“这次选举透露的真正信息是，几十年过去了，美国民主终于开始回应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不平等扩大化和经济停滞问题。‘社会阶级’这个主题重回美国政治的中心，压倒了那些在近几次选举中占据核心的议题（种族、族群、性别、性取向和地域）。”福山从美国政治主题的这一调整中，看到了美国民主涅磐重生的新希望。社会不平等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的重心，势必将影响其国内政治目标调整的幅度和方向。 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后，一个在英国生活了多年的中国大陆学者在私人通信中感慨道，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政治一体化带来分配不均，引起得益不多者和担心国家主权和民众自主权被削弱的民众联合起来，投票造反的结果。可以说，英国和欧洲今天的政治目标，涉及更多的是利益分配不公，以及民族认同和文化信仰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的缓慢，或者公民自由的缺失。 最后，研究五大目标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当代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上文提到，国家间的大规模战争已逐渐远去（尽管这一趋势并非不可逆转），极端主义驱动的暴恐行为和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造成的威胁愈发突出；全球范围的贫困问题有很大缓解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同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和财富差距在缩小。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冷战结束后的政治多元化趋势，使各国人民获得了更大的经济自由、迁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尽管许多国家的自由度还有待提高。简而言之，安全（和平）、财富（发展）、自由这三大难题虽然仍旧突出，但总体上呈现缓解趋势。 于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中引发最大矛盾和冲突的问题，集中在社会平等、公正的领域，民粹主义应运而生。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跨国移民和大批涌现的难民，使几百年来在地理上相互隔绝、持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并不情愿地相邻而居矛盾丛生，社会治理越来越困难。一些国家内部不同的宗教和教派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侵蚀着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族群、教派间的不平等和民族分裂倾向更加严重；社交媒体的发达，个人权利意识的膨胀社会公德的缺失，更威胁着这些国家内部政治信仰的一致性。不难看出，同“安全”“财富”“自由”相比，当前世界政治中“公正”的缺失与“信仰”引发的矛盾，显得愈发严重而突出。 在这种新环境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属于相辅相成的同一套话语系统，其政治正确性毋庸赘言，亦不容置疑。同时，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和新趋势，需要其研究者开拓视野，关注和平与发展之外的其他主题，寻求综合分析的新框架。文章选自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2015年12月16日
2016年12月27日 -
郑永年：西方政治向右转，中国怎么办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在郑永年看来，如果理性克服了恐惧、焦虑和自大，西方政治极右化对中国而言便是机会；如果反过来，则是危机。】 这是2016年12月的N-TALK。 这一次，它汇聚了商业、经济、人文、科学等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一些代表人物。我们希望每一场talk，都可以成为一次奇幻漫游，它会引领我们重回这一年创造力的滥觞之地，然后以某种身临其境的方式激发更多的共鸣。我们无法给你一个明确的路径，但也许他们能帮你找到，在这个大时代里最主动、放松的状态。 2016年在世界政治史上具有指标性意义，因为所有的重要迹象都指向巨大的（如果不是革命性的）政治变革。英国进行脱欧公投，尽管两大政党（保守党和工党）的精英们都希望英国留在欧盟，但老百姓投了反对票。美国富商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使得整个建制惊讶不已。意大利宪政改革公投失败，大大巩固了右派“五星党”的力量，即使“五星党”不能赢得全国选举的胜利，但也具有了足够的力量来制约左派力量。而明年即2017年更是关键。人们等待着更多的选举，更多的政治不确定性。首先是法国的选举。无论是内部因素诸如经济不振、恐怖主义、社会分化，还是外部因素，法国极右派国民阵线力量继续壮大。政治左派已经出局，即使中间派也不得不向右派靠拢。德国今天被西方视为西方自由民主的最坚强堡垒了，但总理默克尔也在积极调整其政治路线了，或者说为了保持政治优势也不得不向右派妥协，例如大幅度调整早先坚持的难民政策。如果法国国民阵线赢得胜利，那么就有很大可能步英国的后尘，进行脱欧公投。欧盟承受得了英国的离去，因为英国本来就和欧盟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但绝对承受不了法国或者意大利的离去。一旦法国离去，欧盟便会解体。欧盟是二战以后欧洲进步左派的最大的政治项目；欧盟一旦解体，必将造成欧洲的大变局，也是世界的大变局。 一句话，西方政治极右化。问题在于为什么极右化，极右化意味着什么。今天西方政治向右转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在西方，左派一直代表进步力量，也是西方的变革力量，而右派则被视为保守力量的主体。一战、二战可以说是进步的力量打败了右派的力量。二战以来，左右派政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左派的变化非常显著，其立场几乎和右派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例如英国的工党，在很长时间里走“第三条道路”。同时，很多右派政党也往中间靠，能够容纳劳工阶层的利益。左右派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上的趋同现象主要是因为二战之后西方中产阶级的庞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在中产阶级庞大的情况下，一个政党左一点，一个政党右一点，不至于走向极端。 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状态下，无论是左派政党还是右派政党，都成为了“资本党”。用中国的话来说，比较容易理解，即唯GDP主义。左右派政党都屈从资本的利益，结果经济发展了，但政党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全球化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但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左右派政党也都变成了既得利益，忙于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而遗忘了社会底层、小城镇和农村。不仅社会底层尤其是少数族群的利益被忽视，而且西方社会的主体即白人的利益也被忽视。而这种“忽视”便是今天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根源。 极右派政治在欧洲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最典型的便是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美国在冷战期间也有麦卡锡主义的出现。所有极右政治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对内控制，即控制反对力量和批评者，对外侵略，例如搞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帝国主义。二战期间亚洲的日本也有同样的历史。 那么今天的情况如何呢？尽管时代变化了，但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忽视今天的极右政治所能带来的冲击。从特朗普开始竞选美国总统到现在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来看，方方面面都具有深刻的不确定性。 就内部来说，或许人们并不否认特朗普要复兴美国的良好愿望，但能否做得到是另一回事。西方和美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技术结构变化和全球化两方面因素结合的产物。技术进步所产生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有效地减少着就业；而全球化又促动着资本和技术超越主权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特朗普的右派政治如何改变这种技术结构呢？对外来说，又如何控制资本而去逆转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呢？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所“说”的，违背了美国人一直所持有的价值观，例如保护少数族群，保护社会底层的权利，自由贸易等等。特朗普的内阁是由亿万富翁和将军组成，有观察家甚至说其是“军事内阁”。 特朗普的做法，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外交，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说，如果特朗普搞他所说的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或者通过税收或者货币政策的调整来吸引资本回流美国，那么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又比如说，如果特朗普要改变美国政府已经恪守了数十年的“一个中国”政策，或者在南海方面制造新的事端，那么中国的国际环境就会变得更加严峻。 那么，中国应当做什么呢？邓小平生前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话在今天仍然适用，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内部，中国必须继续沿着中共十八大以来所确定的改革路线往前走；在外部，中国既不用恐惧于特朗普的各种“勒索”或者“恐吓”，更不应当错失因为特朗普犯“颠覆性错误”而为中国提供的机会。 对中国来说，内部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美国和西方出现了极右政治，是因为社会出现了严重问题和危机。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是通过民主方法产生的，就是说，也是当时的德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选举出来的。因为社会面临巨大的危机，人民感到无望了，希望出现一位“救星”。 中国的问题仍然必须通过发展而得到解决。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只要在发展，所有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一停顿，问题便会永恒化。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已经往制度化反腐和治党这个方向走了实质性的一步。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更可以整合原先过于分散的反腐败机构而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政策落实需要动员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这四种主要经济力量，它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今天仍然如此。没有这些经济主体的积极性，经济很难得以好转。尽管一些干部、一些企业家在以往也犯过一些错误，但应当创造制度和法律条件容许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再为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在这方面，各级领导尤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会不惜一切维护核心利益，尤其是主权利益，包括台湾、南海、东海等。台湾尤其重要，因为这表明中国国家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因此，一旦台湾当局误判形势，犯“颠覆性错误”，例如搞“台独”，那么中国也不应当，也不会放弃追求国家统一的机会。在南海方面，中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可以消耗美国力量。中国没有任何计划把美国驱离亚洲，而只是要求美国在亚洲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而非麻烦制造者。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积极推进新一波全球化。美国、欧盟、日本等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中国不要低估中国市场本身的力量，因为话语权往往来自市场实力。西方话语占据主导地位，仅仅是因为西方市场的力量。中国本身可以通过有效使用市场的力量来塑造话语权。而且，西方的保护主义压力也并非全是负面的。2008年以来，中国在努力拓展内需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两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面临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有能力推动新一波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这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经济的利益。 因此，换一个角度来看，西方政治极右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理性克服和取代了恐惧、焦虑和自大等情绪，那么便是机会；但如果是后者克服和取代了前者，那么便是危机。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12月22日
2016年12月26日 -
龙永图：美国退出WTO不现实
作者简介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 特朗普虽然扬言退出世贸组织，但美实际操作性不强，因为退出需要走很多的程序，退出需要国会三分之二的通过，即使特朗普本人想这么做，实际上做起来还是很困难。 今年12月11日是中国入世15周年。眼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在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碰到一些波折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怎样坚定地“走出去”，怎样坚定地参与全球化进程，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预测，到“十三五”末期，中国海外投资可能达到2500到3000亿美元的水准，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原地不动的话，我们将超过美国。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挑战。面对挑战、面对困难，我们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最重要的是要按照不同地区、不同情况进行创新，比如说非洲投资，在新兴国家投资，在发达国家投资，不同地区的投资策略都应当有不同的设计。 中国对美投资增加 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因为最近以来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大幅度地增加。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月份到10月份中国的对美投资增加了173%，增速很高。尽管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可能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但中美经贸关系整个势头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这其中包括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总的来讲不会受太大的影响，中国对美投资甚至还会有增加的可能性。 中美双方在经贸方面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特朗普特别注重在美国发展制造业，实际上搞制造业是中国的强项，而且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也希望能够在美投资，这在某种意义上正好形成中美投资互补的基础。如果他坚定不移地推动这两条大政策的话，对美国是有利的。 但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需要做到三点，第一，一定要抱着双赢的目的，一定要抱着为当地政府、当地百姓谋利益的角度，而不能从企业自身单方面的利益出发。如果有这样一种比较厚道的想法，就成功了一半。第二，一定要依法办事，一定要做好“家庭作业”，不要匆匆忙忙就出去搞项目。第三，希望双方的政府在政治上少进行干预，这样的话我们的双向投资，特别是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就会有一个蓬勃的继续高速的发展。 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他的竞选活动中讲了一些大家听起来非常震惊的话，比方说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特朗普提出退出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不令人担心，令人担心的是他提出了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言论。事实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美国百姓带来了很多好处，比如说中美谈判当中，美国重视的就是农业问题，恰恰是在中国入世以后，美国对于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大幅度的增加，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 特朗普虽然扬言退出世贸组织，但美实际操作性不强，因为退出需要走很多的程序，退出需要国会三分之二的通过，即使特朗普本人想这么做，实际上做起来还是很困难的，除非把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掌握住。 全球化趋势不会逆转 今年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周年纪念日，世贸组织的成员地位在过去15年中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总的来讲是正面的。但是有一些行业和一部分百姓肯定要受到一些伤害。这些年中国政府一直抓扶贫的问题和西部发展问题，就是要解决改革开放，即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以后就还会有人反对改革开放。 全球化大的趋势不会逆转，因为全球化给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很多利益，我们不能盲目地指责全球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确实给中国的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百姓得到了甜头，政府也从当中得到了一个结论，只有改革开放，只有遵守国际规则中国才有可能在全球有自己的地位。 当然，中国也要继续改革开放，只有这样，才能从WTO的体制中得到好处，中国一旦关上大门，WTO就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加入世贸15周年得出的一个结论。文章选自《新京报》，2016年12月15日
2016年12月19日 -
毛大庆：社群思维是后互联网时代最高段位的思维方式
理事简介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内容”会迅速取代“功能”谈城市空间的内容再造，城市空间的内容重组以及城市轻资产运营的时候，我们发现三个大的背景，一个是城市变了，一个是消费的人群变了，第三个是消费的方式和我们的消费组织模式变了。第一个我们说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进入下半场，房地产现在开会没人去了，赵何娟开会来了这么多，房地产开会屋里没有人。我以前从事房地产开会的时候比这多，现在没人了。现在听轻资产比听重资产的人多。房地产有哪四个变化，一个是量变到质变，第二是从销售红利在逐渐走向服务红利。第三个大都市圈的变化取代了人口向单一城市聚集的趋势，最后一个是存量。我所在的行业里面有7次大的国家级调控，但是这一次调控才是真正房地产市场向着新的房地产再造过程的调控，而且这也是在整个国际金融形势，中国面对的整个经济裂变的过程中一次必然的国家性的手段。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向存量而不再是增量要价值。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服务红利，“存量”这一些词都会变成下半场的关键词。中国房地产150万亿的存量市场，将会再造出难以想象巨大的新经济模式和新消费模式。刚才我们三个中年创业的人，无论是亚萍、郎永淳还是我，其实我们选了三个都是行业空间市场巨大、变革空间巨大、原来的消费能力巨大的三个行业。 无论是金属消费、无论是体育消费还是我们的空间消费。中国的房地产150万亿的存量房产将面对的巨大的内容再造的过程。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内容”会迅速取代“功能”。我刚才跟亚萍谈了一个精神的问题，其实我们最近在谈真正的消费升级，我们说商业消费的升级已经开始从功能型消费向精神型消费转变，所以精神型商业将会逐渐取代功能型的商业，在这过程里面，内容的再造，将会变的非常重要，场景创造将会为差异化的内容空间带来新的发展。我最近在欧洲走访，看到了从联合办公到联合剧场、联合会议、联合医疗、联合教育种种对空间再造的新模式，这里面为不动产插上翅膀的，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社群的产生和社群思维的产生。我个人认为社群思维其实才是互联网思维之后，真正的取代互联网思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维模式。再看看人的变化，我们说城市的消费主体或者我们社会消费主体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首先第一个消费主体从60后、70后，变成了85后和90后，乃至00后进入我们的消费市场。这一批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总结他们是有屏幕的一代，他们是对互联网像水、像电一样熟悉的一代人，这一代人对于资源的再利用，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再组织和传统的这一批消费人群是完全不同。所以新生代的消费者将会成为城市消费的主力军，这也是刚才亚萍谈到体育产业会被重新的再造和重新组织的必然性。当然老龄化社会，就是上一批的消费主体60后、50后或者是70后这一批人将会依托支撑起一个强大的银发经济消费的时代。二孩政策给母婴消费的增加，包括农村消费在不断的增长，这都是消费主体的变化。我们看看消费方式的改变，在新的消费人群进入市场之后，消费方式发生了如下的八种改变。一个是个性化，第二个定制化，第三个多种业态融合性的消费方式，我们昨天跟柳传志在谈IP杂交式的新的融合性消费的模式，线上、线下结合的消费模式。大家注意到最近阿里巴巴，特别是马云在若干次谈话里面提到，阿里巴巴不会更多谈电商，而会逐渐向线下转移，未来的消费线下和线上的结合会给不动产带来机会。社群思维，是后互联网时代最高段位的思维方式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单点式消费向网状的消费都会引出社群，这是第三个重要的话题就是社群。其实我们无论从联合办公、联合居住还是我最近在英国看了一个很好玩的项目，类似于798的园区改成了90多个剧场，我去走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没有一个剧场是他们真正用来卖票演戏，他们汇聚了一大批喜欢表演的人，每一个剧场其实都是可以为你自己去定制一场演出，你可以拿这剧场表演自己喜欢的歌剧，给自己孩子组织音乐会，你可以给自己的妈妈演一场他爱听的戏剧等等，所以的空间里全部是爱戏剧的人，他们是主角，他们是共享者，所以这样一个空间其实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于是他们组织了最大线上社群，就是所有爱表演的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戏剧表演的IP场地。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精神型商业在逐渐取代功能型商业的时代。我们说精神为王的时代到来，人的精神追求成为了主流，社群思维是这时代，特别我认为社群思维是后互联网时代最高段位的思维方式，甚至于没有之一。社群里面共同价值观组成了具有精神内核的品牌，我想这在创业，特别是生活方式的创业上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感悟，首先你能不能打造一个具有特定的精神内核的品牌，第二个能不能让这品牌逐渐成为具有穿透力和凝聚力的商业IP，在商业IP之后，你能不能为你的客户不断强化它的商业精神标签，从而产生强大的复制力和传播力。这是我们在做各种各样空间产品的时候，寻找人群非常重要的方向。所以在社群经济的层面上，我们特别注重精神互助和家人的氛围。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在美国，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Wework、联合办公，实际上都是在组建社群，通过社群把这一群人更有效的联合在一起，社群再造才是给空间赋予经济价值重要的来源。连接和交互这里面需要空间，也需要精神性的连接体，更需要我们说空间的场景的再造，所以说当网络是一个节点的时候，孤立的是没有价值的，当我们能够把各种节点通过空间和内容联系在一起这力量是巨大的，我们想我们过去传播一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单点，比如通过买中央电视台时段的宣传，通过大的广告获得更大的客户群。但是今天我们组建发现IP群，它的传播力远远超过买一时段的广告，所以今天能不能创造IP，找到IP跟组建IP群是我们今天做空间产业非常重要的内容和抓手。过去一年，我们从联合办公逐渐走向联合社区的时候，我们注意这三点，一个是创造力，第二个是存在感，第三个能不能带来幸福感。这三个点里面又分了六个比较大的主题，新鲜感成长感、安全感、重要感和连接感、共享感，当IP打造精神组合体之后企业将和用户形成护城河式的深度联合关系，我们在这六点上都能找到空间运营上面的具体的案例。比如说新鲜感跟成长感，在空间社群里面有点像我们把学校的社会组织关系，延伸到城市的生产关系跟城市的生活关系，我们联合办公里面经常可以感受到，不同的专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组织方式下的人，能够通过一个空间的重新的组合，让他们产生新的社群关系跟人之间的连接关系。安全感和重要感可以在空间里面可以相互背书，互相被依靠、互相被需要。我们在过去这一年里头做了很多试验，比如说优客工厂入驻一千家企业里面，我们寻找到了11个用户量超过2千万的企业，11个企业为其他的企业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价值，比如说他们的流量，被其他企业使用，给其他企业带来新的福利，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推广和背书，所以我们看到连接感和贡献感是在新的社群里面具有重要的吸引力。二房东可以盈利，做了一个项目三个月开业就盈利了在用户群之上，会产生和倒逼出来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C2B的模式，我们最近做一些尝试，当企业拥有了社群之后，跨界衍生的能力不断的增强，即使跨界也不需要亲历亲为的倒逼供应链，这一些东西其实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反向的采购，这在我们社群组织里面我们最近在采用这样的模式。用户的核心关注点是什么？我们说原来的空间，我们在买一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叫客户，其实今天都是空间的用户，当客户变成用户的时候，他们关注点什么，我们看到最近一些在空间利用上，一些较未成熟的案例U+国际社，我们跟他们采访的时候他们用户最核心的价值和优势是获得安全感、归属感和标签化。当谈到桌子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跟谁坐在一块；我们谈联合居住社群床不是重点，重点是跟谁睡在一起。我们最近在旧金山在伦敦，在特拉维夫在日本寻找了四个对标项目，东四共享际的公寓只变成了睡觉的地方，而所有的空间都是你的客厅，都是你会客的地方，你学习的地方，都是你交友的地方和工作地方。所以当一栋房子里面所有的功能被共享的时候，其实居住的方式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当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第一个空间的综合性产品共享际，我们在北京东四胡同里面改造了酱油厂，这北京是属一属二的网红的目的地，这里面所有的商户全部是自带流量的IP，我们有六个商户五个都是用户量超过一千万以上的IP，他们在IP跟IP杂交在一个空间的时候，读书的社群变成了美食孵化器的客户群，美食客户群变成了读书社群的客户，所以每天在这空间里面，你可以看到无穷的活动组织再造，我们以前做商业地产最头疼找不到客户，现在改造完了以后人满为患，在楼上我们居住的空间里面，其实我们营造了一级的居住空间跟二级居住空间，所有的房子其实只是用来睡觉，所有的公共活动社交活动全部都在空间里被共享，所以这样的一解决的效率问题，第二汇聚的是社群。北京、上海未来会做一系列以社群和IP为主体的空间内容再造体。这项目我们做了三个月就盈利了，这也是让我非常的惊喜一件事情。其实二房东可以盈利，我们在过去一年老在争论，二房东是不是可以盈利，我们做了一个项目三个月开业就盈利，这项目一个月11900多个人次到访跟消费，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一个月之内。97个各种各样的团体。一共组织了大概177场活动，就是这样一个3千平米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传统大的购物中心，我就在跟他们谈，不是没有人来消费是客户群变化了。其实未来你能找到新的聚集体的时候，空间仍然是非常有用的。是不是能够在空间里头赋予新的场景设计，是不是能够在空间创造新的内容价值，是不是能让空间塑造具有人格化的品牌的产品，这三点大家记住，这是未来我说在生活方式里创业，无论是空间创业、体育创业还是别的创业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你能不能创造人格化的产品。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内部的场景，当工作、当吃喝玩乐、当睡觉混杂在一个空间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社群制造出来新的一帮人，当你找到人群聚集的时候你完全不担心生意从哪来。我们说去年我谈到这几个主题是谈联合办公，今天我们谈联合社区的时候，我再重复这两句话，一个我们说探索今天新商业社交的新路径，记住这四点就好，我们说体验、连接、社群跟大数据。这是定义联合办公和联合社区的四角坐标，同时我们说为什么空间能够塑造超级的商业IP有五个大的方面，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个是你是不是能够塑造一个具有独特内容能力的空间。联合办公是一个具有最内容的空间，我们当每入驻一家企业我们就多了一个内容，如果邓亚萍入驻就是多了一个体育内容，所以联合的内容会塑造出无穷的商业价值，这是联合空间里面最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有一批各个领域自己创造力IP在我们空间里的时候，其实它的自带的话语释能非常大，高效的流量变现，我们其实在联合办公APP平台上现在有很多人卖东西，其实我们的上面物理用户就是2万多人，但是背后我谈到1千家公司，这1千家公司超过1千万用户有11个，所以背后的流量被利用，就是能不能作为一个流量的入口，让各种各样的销售、商业的交换以及撮合交易在平台上进行搭载。持续化的人格演义，这是我刚才谈到人格化的场景在空间里产生很有意思的一件意思，当然联合办公也好、联合居住社区也好，未来的数据沉淀会产生非常大的价值。我谈一个我们同行Wework，实际上它是美国的情报部门的企业信息征信平台，以及个人的信息背书征信平台，所以这里面我谈到的说未来这一些平台沉淀出来大量的大数据，实际上会产生出很多新的衍生品。刚才谈到这四点里面，其实我们谈的就是说你的产品的生活方式的是不是能够让用户产生体验，体验为王是四角坐标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验。而体验是不是能够被感知，体验能不能超预期，这一些可能讲起来很抽象，大家可能去真正用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它无穷的魅力。我们今天在座还有好几个做联合办公空间的从业人员，实际上我们做这行业之后我们都有一个大的感觉，其实很多人在被教育，体验过这样的工作方式之后很难回到独立的办公空间里去了，问题是你的产品能不能被感知，能不能超预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社群的运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做任何一个空间产品，运营社群是极度重要的，社群的运营上非常重要的四个。人格化品牌、孵化小众社群、制造流行文化、定义生活方式。优客工场我们做到现在一年半，我们现在全国54个签约的厂地，使用者现在超过了2万多人，我们现在开始走向新加坡、走向美国、走向国际，这是一个非常通俗的连锁店的业务，但是它背后其实更重要的是人，是它的使用者。在联合办公之后，我们又制造了共享际的产品，我们希望把居住把线上的IP线下化，进一步加入到空间的丰富度和空间的厚度里面来。最后跟大家简单展示一下盈利结构：无论从空间的出租，到方案的输出，到连锁店的运营到加盟，到产品的经营跟资产的经营，到社群的连接和共享的收入，最后到人格价值的输出上，其实未来的空间的产品再造和经营结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多层次多元化的收入结构所构成的。所以我们最后说其实城市空间的属性和城市空间产品再造，必须要照应城市跟人的变化的需求。最终落脚到精神跟情感，这是我们觉得在未来的城市150万亿存量资产上，不断的制造出共享的新产品非常重要的精神指标，就是说能不能落脚到精神和社会需求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从联合办公出发到做联合社区、联合居住空间的时候，我们一直有一个坚定的口号，我们希望我们做的东西是为了能够让平行世界的人能够相互遇见，这是互联网时代大量谈人的力量，大量谈链接和交互的时候，物理空间迎来的非常重要的改良和变革的机会。文章选自2005委员会 ，2016年12月13日
2016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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