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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新：全球视野下的创新教育
▼关新，宽资本创始人及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光明网深圳讯（记者 党文婷）宽资本创始人及董事长，宽路全球联合创新联盟发起人、TEDx Global全球董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关新 11月5日在出席第3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的中国教育改革论坛时发表了题为“全球视野下的创新教育”的演讲。 创新需要与教育相结合 关新认为，创新需要跟教育结合，同时教育也非常需要创新。关新提到了最近投资的美国奇点大学，这所和Google一起创办的学校，花一个礼拜时间把全世界创新领域最好的知识和未来放进来。关新表示，投资这个学校最主要的目的是想知道新的传播思想、新的传播知识的方法是什么。 “以前是靠文凭、靠学历的。但是，现在美国大学遇到很大的冲击，像哈佛、斯坦福大学，刚才听到了斯坦福大学校长的演讲，说是最成功的公司，比耶鲁还要难进。过去哈佛、耶鲁教你大企业管理方法，教你如何变成企业的领袖，今天基本上拿这个方法很难找到工作了。现在最吃香的职业是什么？短短十年已经变成学经济学、做投行。”关新说，创新、新的技术、新的理念对新的语言的追求改变教育，语言的教育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追求，是人和机器语言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形成，很多的事物创新，跟传统的经济完全没有关系。 关新表示，今天可以把学校办到公司里去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美国很多的大公司在和学校办联合的创新实验室，联合培养人才。他认为，学校依然存在，学校是长期培养人才，而做企业、投资人很短期。作为一个学校、一个培训机构或者作为一个国家支持的幸福指数的培训机构，不可能今天投资明天就有效，因此，只要中国的能够坚持创新，中国一定会走在世界的前面 。 到底什么是教育创新 谈到创新，关新认为，当前出现了一些在本地化闭门造车的现象，所有的资源、投资、政策都是为了把自己本地的企业、经济、学校搞好，但是不知道真正的科技在全世界是怎么发展的。 对此，关新表示，斯坦福大学和硅谷互动、社会的互动、科技互动、人才互动一直走在前列，这是斯坦福大学办得最成功的地方，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最好的新移民城市， 将会成为办创新式的教育、创新式的大学最好的地方，而当前最需要的，是长久以来在不封闭、不束缚思想上自由创新的范围，因此提出中国与世界联合创新，把本土资源利用起来，把别的国家的新的思想、新的技术吸引过来和其一起创新。 “华为、华大基因等深圳很多公司不可能只是闭门造车的结果。我记得华为第一个海外研发中心是2006年西班牙开的，通过在一个欧洲小的国家有自己的联合实验室，就有机会去吸引那方面的人才，有机会从另外一个门知道全世界路由、全世界通讯未来发展怎么样。”关新举例说，“我们提出的联合创新是希望中国用自己的优势把别人最好的思想、把别人最好的经验、把别人创新的结果或者非结果带过来。” 对于创新的历程，关新表示，全世界的创新在真正技术上的大创新都是走在前人的铺垫上，“很少看到一个公司今天创一个新就会成功。例如引力波出现教授三十年带了这个团队失败了无数次才有今天的结果。把别人的结果拿到深圳，用我们的速度、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创新把这个事做好，再把它贡献给全人类。可以分享我们的智慧，分享我们的共鸣，在环保、疾病治疗、教育方面为世界做点贡献。”文章选自光明网，2016年11月9日
2016年12月29日 -
郑永年：与经济相比，中国文化更加危险！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当今中国文化的现状所谓文化，其核心的东西就是其价值观和道德体系。无论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还是东方的儒家文化，其本质都体现了一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们当代文化是很苍白的。我们有什么呢？与当代中国的巨大转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对此缺少体现和解释自己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的知识体系。当然这里也包括缺少解释道德和价值转型的知识体系。不用说1949年之前，更不用说晚清以来的转型，单是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转型，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转型，其内容十分丰富。我们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吗？经济社会的转型、社会道德的转型，有人去解释吗？没有解释。现在流行的，要么是对传统儒家的再解释，要么是贩卖西方的概念和理论。但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并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文化。对儒家的再解释，其典型是新儒家。但什么是新儒家？只是存在于几个人的脑袋里而已。新在哪里？没有人搞得清楚。儒家是农业社会的产物，逝去了的东西很难复生，更难创新。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自五四运动之后从来就没有出现生机过。到了工业社会，儒家已经无法与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结合起来。但是，儒家文化作为人们个人或者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没有问题，即便在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和我国的香港、台湾，儒家的意义也仍然体现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面对伟大的经济社会转型，试图用儒家去解释是行不通的。同时，如果你拿别人的东西来解释你自己，比如西方的概念和知识体系，那也不能说那是你自己的文化。用他人的东西可以“包装”自己，但不能解释自己。现在的文化界，喜欢贩卖西方的知识，这在本质上跟中国的加工业很类似。你用人家的技术加工中国的原材料，这样的产品对他们有吸引力吗？我认为，没有。一种文化要有吸引力，首先能解释这个时代和社会，不能解释这个时代的话就不能说是你自己的文化。你去看，欧洲文化为什么吸引你？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马克思和雨果的作品，其魅力都来自对社会转型的解释。中国模式就是当代文化的贡献吗？我们的转型实践与西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概念化和理论化。中国的转型，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成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和方向，向人们展示除西方之外，也可以有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事实已经证明西方那条路，也会经常出问题。即便是发达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也发现中国的经验可以有参考之处。他们发现，中国的宏观调控方式有可借鉴之处，在把握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如何增强政府的调控手段。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迫切地想认识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可是我们的文化界，不能提供丰富的有信服力的解释。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实践是有其成功的方面，但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概念还是远远不够的，就是说还没有提到一个文化的层面。中国和19世纪末的美国一样，发展迅速，也产生过很多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出现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完美的。中国模式不管怎么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它是客观存在的。作为客观存在，这个模式本身是没问题的，它的存在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比如，中国人对教育投资的重视，一家人为了子女的教育，有时候甚至可以做到倾家荡产。此类现象和中国当代的发展有关，都是文化的表现。但现在人们都不这么看，也不去总结这些东西。有很多东西需要人们去总结，就像当年日本和四小龙总结亚洲模式一样。至于说国内的争论，很多人已经把中国模式的概念意识形态化了。一群人认为它好得不得了，另一群人则很讨厌它。本来是好端端的一个概念，让他们弄得很糟糕。当务之急，不是去争论中国模式的好坏，不是简单地加上一个价值判断，而是去研究中国模式的来龙去脉，去解释中国的转型。文化创新要完成三个解放要实现文化创新，我认为要改变三种文化思维方式。首先，要从被殖民地的状态解放出来。自五四之后，中国开始引进西方的各种主义，即便是当代新儒家也大都是从西方出口转内销舶来的。但是你会发现，所有拿来的主义，没有一个是可以解释中国的。现在很多学者，依然拿着西方的东西去解释中国，思维被高度殖民化了。其次，从对权力的迷恋中解放出来。中国的文化人分为两种，一种是拥护权力，依附于权力，另一种是反权力，通过反权力来获取权力。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类人都是权力的迷恋者。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权力和使命首要是解释事物，而不是改变事情。但是五四之后，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都跟抢政治家的饭碗，要改造世界。问题在于，世界都没解释清楚，你怎么去改造世界呢？结果是，只能把社会改得一塌糊涂。这是文化人与政治家角色的错位的恶果。最后，还要从利益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传统的中国文化人，从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当代的反右运动，很多还是比较有骨气的。但现在商业革命汹涌而来，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投降了。到处都可以看到利益腐蚀文化人的现象。温家宝总理曾经问，为什么没有穷人经济学家？很简单，为穷人说话没有利益，但为外国大公司说话，为国企代言时，则有利可图。如果没有上述三个解放，我认为谈文化崛起很难实现。政府是掌权者，跟文化创造者是两类不同的群体。所以政府跟文化领域之间一定要有边界，政府要尽可能减少对文化的直接的干预。否则，文化领域就会经常挑战政府，而政府则要去控制后者，这样就容易导致恶性循环。文化的产生大都是自下而上的，很少有自上而下的尝试是成功的。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化是政府创造的。你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跟国家有什么关系？它是一种社会自觉和道德自觉。中国的历史也证明这一点。历代文化昌盛之时，当时的中央集权大都处于相对消解状态，比如春秋张国、三国、五代十国和清末。反观现在，政府控制的文化体系和符号，老百姓往往看不懂。更不用说出国了，这些东西怎么走出去？孔子学院算走出去的典型吗？不算，它推广的只是一种语言，而不是某种核心价值观。表面上看，中国的文化界是百花齐放，但实际上很贫穷，相互之间也缺少认同。这和我对当代文化的整体感知有关。在我看来，文化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关照中国的现实。如果大家都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那么就比较容易形成文化共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奉之为真理的东西，都是从西方拿过来的，人们总想着拿西方的真理去改造中国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去着力解释中国的现实，怎么能形成共识和认同呢？我这么说，很多人肯定觉得很受伤，觉得一棒子打死一群人。但事实就是如此。之前，费孝通他们那一代人，比如梁漱溟、晏阳初等，他们在解释中国上用力颇深，做了很大贡献，但他们走了就走了，没有人传承这个传统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上，从来就没有按照种族或者民族的原则（就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原则）来组织过国家。民族、种族等因素在中国是存在的，但中国并不把它们作为组织国家的原则。组织中国传统国家的是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儒家。近代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也发生了演变。例如，在孙中山先生那里，民族主义也只有工具价值。因此，在推翻满清皇朝之后，他就主张要“五族共和”。实际上，现在继续提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上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在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欧洲已经逐步告别民族国家，走向一体化的欧盟了。美国也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国家。美国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宗族和民族概念。所以，从长远看，中国要建立的应当是一个非民族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但我并不很认同，甘阳先生提的文明国家。文明国家强调的文化的聚合力，哪个国家没有呢？哪个国家不是文明国家呢？凭什么说人家不是文明国家？如果说中国的文明绵延时间很长的话，那也只是时间的长短不同而已，并不能说明其特质。我自己也在尝试，从非民族国家的角度，构建一个非西方的理论去解释中国。我的初步想法是提倡“共和国家”，强调公民权和国家认同。公民权面前，人人平等。在这里，不对一个种族有特殊的优待政策，也不对另一个种族有特殊的歧视政策，人为地将人与人是分开来，人为地创造等级和偏见。相反，一个国家的公民应该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节选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6年12月27日
2016年12月28日 -
王辉耀：中国急需科技管理人才
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技网讯(李浩)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把人才工作的重要性提高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日前接受中国科技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目前急需领军型能够和产业紧密结合的科技领军人才,特别是科技管理人才。 "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是一场"人才革命"。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我国海外移民数量超过900万,华侨华人达到6000万人,但外籍人员在华仅有84.85万人,十多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9%。对于中国来说,更好地留住资深人才,同时吸引海外经验丰富的资深人才,将有助于获取行业成功经验,推动科技创新。如何把握机遇,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2025",王辉耀表示我们需要信息技术、机械与自动化、能源与环保、新兴医疗制造、新材料制造等几类国际人才,因此建议借鉴"联系新加坡"模式,成立"国家猎头",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所需人才。目前,我们通过与各海外社团和国际机构的加强人才研究合作,成立一个专门在全球搜索、关注、接触、挖取人才的国家猎头部门,吸引世界顶尖人才到华发挥才智,吸引外国个人创业者来华创业,建立全球人才网络与人才库。 2016年,针对人才培育与引进,国家新出台的三个关于国际人才的文件,分别是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中办国办出台《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有力地支撑了科技创新人才的培育和引进。"目前制约这些人才引进的关键制约要素还有知识产权保护。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科技人才进来,特别是海外人才,创新成果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仅仅是很浮躁的抄袭文化,远远是不够的。"尤其对于吸纳高端科技人才的地方政府园区,王辉耀表示,不仅仅是引进人才,更需要开放民营企业和人才结合的创新模式,健全门类齐全的社会化的国际化人才服务机构,如律师事务所,为人才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提供支持;或者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介机构,承担寻找技术源、技术价值评估、寻找市场源、投入发明、技术生产过程服务等服务,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转移。 此外,增大对科技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也至关重要,王辉耀表示可以借鉴德国的模式,加大对我国现有技术类职业院校的升级改造,健全职校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同时对接收实训的企业提供补贴及减免税等政策支持,从产、学、研以及基础技能等各环节制定完整的人才培养计划,形成正金字塔型的人才结构,为社会提供实用型人才。文章选自中国科技网，2016年12月23日
2016年12月28日 -
茅忠群：企业革新之法藏于“儒家之道”
▼茅忠群，方太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俗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中国企业如果能补上儒家文化等经典传统文化这堂课，企业的管理水平或许会有大幅度的提升。不仅如此，如果能让所有员工按照传统文化去修身养性，这比企业赚多少利润更有意义。”——茅忠群（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氏家族第二代掌门人）早在2008年，茅忠群（EMBA2000）就开始在方太导入儒家文化，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步确立了“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的总方针，并在企业管理实践中不断进行有益探索。像他一样，中欧通过一系列课程设计培养了一大批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完美结合的企业家，茅忠群、黄怒波（EMBA1996）的名字一一在列。今天的校友分享，为你带来方太茅忠群的“儒家之道”。革新的法宝其实就潜藏于传承中国数千年文化的儒家之道中，将其有机融合在现代管理学中是一种升华也是精神上的盛宴。——茅忠群西风东渐已30余载，但近来却是东风日盛。中国企业不仅在经济上崛起，在管理中也试图结合本土文化走出一条新路。方太在此路上已尝试近10年，摸索出相对完善的中西合璧管理体系。这时我们回到原点去分析其寻找此路的初衷，为的是时时反思如何创造性的应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而不要走到模仿的老路上。破解难题当方太学了十年的西方管理之后，董事长茅忠群突然面临一个管理版的“李约瑟难题”，尽管西方管理对现代劳动密集型的大工业生产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依然未能管住人性？知乎上也有类似的疑问，“为什么西方科学这么发达，而人们还那么虔诚的信仰宗教？”且不说宗教唯心唯物，毕竟它在社会的运转体系中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在其中，天主教将傲慢、妒忌、暴怒等列入会遭到永劫的七种重罪，俗称“七宗罪”。在佛教中也有相对应的十戒，可见对人性原罪的认知，先祖们早有共识。这个“李约瑟难题”久久困惑着茅忠群。直到他有机会去日本考察，看到日本将西方管理与本土文化结合后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日本式管理，诞生了精益生产、5S管理法等影响世界的方法。他突然意识到，不是只有美式管理才是最好的。日式管理法背后的文化是“以和为贵”“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渊源颇深。茅忠群有如菩提树下开悟。作为理科生的茅忠群首先做的是补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课，于是报名北大国学班。但他与别人求得清心寡欲不同的是，他始终在苦思冥想，究竟该从何处取那一箪食、一瓢饮，将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西方管理之中，形成“中西合璧”之势？在此过程中，他渐悟到，西方商学只教管理之术，不教文化信仰的原因是，社会宗教体系已经代替了商学院对文化和信仰的教育，因此无需重复。而在中国，儒家文化衰败，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韩国、日本得到了很高的尊崇，并且儒教与佛教一样盛行。在儒家文化熏陶中长大的人懂得孝亲至善，强调德能配位，这些都是君子之本，“本立而道生”。立儒之本其实关于如何将儒家文化引入企业管理，孔子早已在《论语》中明示，但这些字句有如《易经》，需要经过王国维的三重境界方能得其门而入。自己学了四五年之后，2008年，茅忠群开始在企业逐步尝试推行，边实践、边总结、边摸索。儒家思想千头万绪，需要的是关键的纲领性思想，其核心为四条。第一条，中西合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不走极端，提倡中庸之道。此中庸之道即为中西合璧，只要是世界上优秀的文化，都要为我所用。扩展开即是“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具体的管理模式拿过来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框架指导下进行改造。第二条，人格领导。管理之术成功的基础是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茅忠群遇到的困境是，教习领导力的著作也是浩浩荡荡，但对成年人而言，诸多习惯已然养成，在领导力培训之后人们还是老样子，关键还是停留在术的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给领导者就一招，人格领导。当用德行来管理，一个有人格的领导者就像北极星，只要坐在那里，其他的星星就会围着你。第三条，管理之法。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是对管理的启示？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前半句话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法家用政令和刑法来管理，见效快，但老百姓只知道这个东西是法律禁止的，但是他不知道干这个事情到底是可耻的还是正当的，这会带来巨大的管理成本。而儒家采用道德跟理智来管理自己之时，结果就是“有耻且格”，即老百姓明白什么事情是可耻的，行为就能符合规矩。第四条，经营之道。做企业的根本是经营。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那么对企业而言，“以用户为中心，以员工为根本”是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掌握这四条总纲再去实施儒家管理，便会事半功倍。在落地实践中，茅忠群最忌全员学习流于形式，其落地实践之法谓之两要（阴阳，以顾客为中心，以员工为根本）、五法（五行，教育熏化、关爱感化、礼制固化、专业强化、领导垂范），形象些说，亦类似于京剧的“唱念做打”之功。练功之意在于利其器，工匠精神、以顾客为中心的创新莫不是儒家思想在具体实践中的体现。思化于行念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茅忠群考虑的是学与思，思与行动如何转化。每天早上8：15是员工的“读经一刻”，各种经典都读。方太用的是上班时间，而不是业余时间让员工学习交流。这表明两种态度，一，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二，企业首先不自私，拿出带薪工时让员工学习。茅忠群强调的是，教育和培训不是同一个概念。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打动人心，他要求员工读经后小组交流分享，而不是应付式的写读书笔记。不是所有的人都擅长写，一旦员工讨厌某种学习方法，学习就会打扣。同理，对于不走心的培训，不通过大脑去理解的培训越做越会招人反感。重要的是，茅忠群不信奉速生之道，育人是个渐变的过程。在日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吾师”的交流中，人们可以渐渐辨明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走上视思明，色思温，听思聪的“九思之境”。唱功。方太在2013年提出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精髓即是将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在平凡的岗位扎根，为此还推出每年一度的“工匠文化节”。这个节包括一系列的活动，有全员参与的工匠技能比武。举行传统的拜师礼，向先圣行拜师礼，将技术传承转化为品德技术的双重传承。方太员工还自创《工匠之歌》，形象描述各个制造环节。比如“钉枪舞动，工具交递，用一钉一铆扎根一线”（装配）；“叉车穿梭中，我们用专业承载毅力”（配送）等等。做功。戏曲中，做功强调的是手、眼、身、步。举手投足，既有内心的体验，又能通过外形加以表现。工匠的培养亦是如此，方太推出的云魔方吸油烟机采用无缝的工业设计，需要纯手工来进行焊接，难度非常高。企业专门为这个工艺进行讨论，最后的决定是，既然这样的设计是最漂亮的，也最能够体现方太高端定位就不能变。工匠们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方太倡导工匠精神，并设有“工匠”岗位，条件是员工从事于工匠类的备选岗位扎根超过五年，在技能比武中取得前三，每天工作内容重复性高，但仍可以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并不断优化革新。这就是方太对工匠的定义，极致和一丝不苟是工匠精神的灵魂。打功。“打”在戏曲中对演员的要求不仅要有深厚的功底，而且还必须善于运用高难度技巧。方太“打功”的最高境界就是“以顾客为中心”的创新。2010年央视新闻报道，厨房油烟加剧家庭主妇肺癌风险，这个问题引发了方太的讨论。创新的最大源泉是什么？那是仁爱之心，是良知。过去方太跟不少企业类似，以开发某些符合行业标准的产品为指标，但是这则报道促使公司改变方法，定下目标，“不跑烟，做世界上吸油烟效果最好的油烟机”。三年后，在这个理念下诞生的新产品两个月就打入中国新产品畅销榜。2014年再接再厉，把欧式机又做了改良，成为行业标准。方太感谢这次对创新目标的重新定义，一举解决了十多年没有重大创新的问题。这是儒家文化从普及到真正反应到经营管理中，以顾客为中心落地实践的最佳范例。儒家思想在推行之后，方太员工的幸福感大大提升，产品品质和创新能力也相应提升。儒家思想从无到有的推广中，茅忠群用的是“有决心、有办法、有文化”，在儒家的道义中便是“智勇仁信”，这四个毛笔字正悬挂在其办公室内。文章选自 明行足，本文原载于《商学院》2016年10月刊
2016年12月28日 -
张亚勤：中国互联网迎来发展时机
▼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现在是互联网企业“走出去”的大好时期，有三个方面：第一，品牌；第二，实力；第三，需求。从品牌来讲，中国的互联网产业目前是发展速度是最快、最有活力的，是竞争化程度、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不仅有传统的BAT，现在还有一批新型企业都在快速发展，走向海外。所以中国互联网企业整个品牌现在在全球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创新是永恒的主题，其实创新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可以是技术、商业文化、用户深度的理解等等，甚至是决策更加敏捷都可以是创新。技术往往是最容易的内容，而互联网就是中国发展的亮点。除了中国制造，互联网在国际上同样得到了很大关注。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等地区，他们觉得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更有借鉴意义。 第二，我们有这个实力。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发展，中国互联网企业竞争的能力是有的。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市场竞争可能比任何一个地方都激烈，甚至可以用“惨烈”表形容。而且每一个商业模式在中国都发生过，不仅仅在国内互相竞争，也跟跨国企业有很多竞争。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积累了很多资本。所以中国的企业出去之后知道该怎么做。拿百度举例，定位、导航早已不用赘述，关键是到国外依然可以无缝使用这种场景体验。另外，为了方便中国用户，还可以直接在百度上寻找中国餐馆，中文的司机，免税商品等。整体来讲，互联网的发展到今天很多是美国优势的，但是经过15到20年左右的发展，特别是物联网、大数据的发展，中国很多方面都是可以有优势的。 第三，需求。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有空间，但是有些国家可能空间更大。比如说在印度或者东南亚，它可能处于中国五年前甚至更早的水平。国内现在从流量来讲接近一个瓶颈，这时候在别的国家投资或许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但是在发展的同时，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就是最好跟中国比较相似的国家投资比较合适，这样的国家规模大、移动用户多，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可以直接利用。第二，搜索的产品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态，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延伸的产品和平台，这些要想全球化有难度。第三点，依据投资国家当地的模式选择相应的产品，我们应该在一些国家建立分支机构，更重要的是和本地企业进行合作和投资并购。融资其实分两种情况，一个是企业没有办法生存必须进行融资。另外一种其实是现代企业善于利用资本的一种方式。比如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资本，更重要的是找到战略方面的一些合作的骨干。所以企业发展过程中，不仅仅我们自己要放一些资金投资，另外也还要吸引一些战略合作伙伴，包括社会资金来共同承担风险，更多的交朋友也有助于企业之间建立同盟关系，共同扩展全球化。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2月28日 -
王辉耀：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形成新格局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跃升全球第二，并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对美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赴海外投资主体、投资领域和投资目的地愈发多元化。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当前正值中国企业大举“走出去”的黄金时期，CCG作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观察者、研究者和推动者，持续跟进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进程。继2014和2015年之后，今年我再次主编了《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蓝皮书中，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期从多方面对中国企业全球化过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迎来了对外投资的“黄金期”，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形成了全球化发展的新格局。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强劲复苏，国际投资政策趋于自由化与便利化 201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强劲复苏，达到1.7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8%，达到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跨国并购金额从2014年的4320亿美元增至7210亿美元，增长幅度高达67%，成为复苏反弹的主要牵动力。 同时，国际投资政策向着自由化与便利化的方向发展，直接促进全球对外直接投资。2015年共有46个国家出台了96项涉及外商投资政策方面的法律法规，其中自由化与便利化政策数量71项，相比2014年增长了51%。亚洲新兴经济体在推动自由化与便利化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并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56.7亿美元，同比增长18.3%，首次位列全球第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全球第一和第三。其中非金融类为1214.2亿美元，同比增长13.3%，金融类为242.5亿美元，同比增长52.3%。 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356亿美元。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超过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7亿美元。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中国开始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中国企业迎来对外投资“黄金期” 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持续增长，2015年达到了1456.7亿美元，是2005年的13倍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机与环境利好，是对外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首先是一系列的政策开放释放了企业海外投资的潜在活力。其次是在资金面支持方面，2015年下半年中国放松货币政策，信贷与社融投放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实体经济资金面整体趋于宽松。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6年前9个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为1342亿美元，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1214.2亿美元。因此，今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再创新高。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企业投资亚、欧及北美地区较多，对美国投资热情不减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对海外投资案例的分析，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欧及北美地区。从单个国别来看，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热情不减。2015年，不乏中国企业大手笔地并购美国企业的案例。例如，复星集团以近25亿美元收购美国保险巨头Ironshore Inc，安邦保险以19.5亿美元收购纽约华尔道夫地标性酒店等。进入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依然热情高涨，1月份，万达以35亿美元收购传奇影业公司；2月份，阿里巴巴入股美国团购鼻祖Groupon；6月份，海尔以55.8亿美元并购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领域愈发多元化，地产、高端制造业、文化产业等备受青睐。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CUSCR）联合举办“中美双边直接投资25年”研讨会，发布了《中美双边直接投资25年全景图》。根据此次研讨会发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从国别角度来说，美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目的国。从中美间相互投资的领域来看，中国在美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房地产及酒店、信息通讯科技等方面，美国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信息通讯科技、化学品及金属、能源等方面。 跨国并购不断攀升，绿地投资显著增长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对2000年～2016年上半年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案例的分析，跨国并购案例占总案例数的八成以上，可见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是为了获得资源、技术、品牌和市场渠道。相对于跨国并购，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绿地投资数目相对较少，但是投资金额超过海外并购金额，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企业选择在欠发达或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得原材料和劳动力。 企业参与境外经贸区建设，打造海外投资的大平台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积极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形成了企业集群式海外投资的重要平台和中国企业品牌国际化宣传的重要载体。2015年中国企业在建境外经贸合作区75个，其中53个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通过考核的13 个合作区中，10 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例如，泰中罗勇工业园的中策橡胶集团项目，总投资150亿泰铢，是目前中国制造业对泰投资的最大项目。再如，吉海农业有限公司进入赞中经贸合作区，截至2015年已投资2500万美元，在赞比亚建设食用菌工厂、吉林农业产业示范园等项目。 企业积极参与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已成为促进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合作双赢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合作区在不断推动中国企业“抱团出海”、形成海外产业集聚、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另一方面还为东道国增加就业，提高税收，扩大出口，从而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关系。 CCG调查显示，中国企业“走出去”意愿强烈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每年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行调查。2016年度调查采用问卷收集和企业访谈方式，着重摸清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影响因素。根据CCG对企业的调查，受调查企业均表示有“走出去”的规划，其中73%已经开展实施，27%处于拟开展阶段。 CCG调查显示，提升品牌成为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 在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因素中，“提升企业品牌”、“规避国际贸易壁垒”、“国内外政策支持”和“目的国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是关系最密切的因素。其中，提升企业品牌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通过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来实现的战略目标，是企业“走出去”的主要驱动力。 CCG调查显示，“走出去”的融资来源主要是企业利润积累、资本市场、银行贷款与投资伙伴参股 从“走出去”融资来源看，67%的受调查企业靠自身利润积累实施“走出去”。由于大部分受调查企业为民营企业，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有所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寻求合作伙伴，整合优势资源来获得投资；政府拨款和私募资金等正在发挥作用，但力度有待提升。 CCG调查显示，“走出去”企业倾向于与当地企业结成合作伙伴 大部分受调查企业在“走出去”的运营过程中对当地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在受调查企业中，三分之二的企业在目的国有当地企业作为合作伙伴，这项结果与受调查企业对当地企业的依赖度相吻合。在受调查企业中，与投资目的国内的中国籍企业（含港澳台企业）之间存在上下游合作关系、结成产业联盟的分别占比42%和38%。由此可见，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已逐步告别过去的单枪匹马和恶性竞争，“抱团取暖”逐渐成为主流。 CCG调查显示，企业投资意愿受目的国的法律审批、税收政策影响最大 目的国的法律审批环节是企业“走出去”的一道门槛，部分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不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而遭到阻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税收减免政策与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和盈利能力密切相关，如果目的国能够给予企业税收减免方面的优惠政策，则大大提高企业投资的意愿。 CCG调查显示，国际人才缺乏、文化差异大和政策不熟悉构成企业国际化经营最大的制约因素 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遭遇的对目的国政治经济形势缺乏了解、文化冲突、企业管理水平低下等，加大了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彰显出企业跨国投资经验的不足。解决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专业的国际化团队。人才问题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关键瓶颈。 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七大困难 虽然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快速发展，但是，在海外拓展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归纳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七大困难，具体如下： 一、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度低是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中国企业人才国际化程度低，严重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进程； 三、缺乏与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的良好沟通，成为“走出去”企业面临的问题； 四、东道国的工会活动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构成巨大挑战，与工会沟通不当导致海外利益受损的案例屡见不鲜； 五、企业品牌国际化战略缺失，削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竞争力； 六、法律风险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 七、政治风险是影响企业境外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应对能力尚需提高。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企业、政府和其他第三方机构协同应对。我在蓝皮书中都提出了具体的原因分析和解决建议。例如，对于企业人才国际化程度低的问题，建议企业在海外并购之后，对于企业本土员工，尽量保持原企业人员结构本土化，注重文化异质性整合。在政府方面，建议改革中国绿卡制度，为吸引更多海外人才来华，建议适当放宽绿卡的申请范围门槛，同时注重提供便利的途径。建议充分发挥中国前外交官和商务参赞的作用。中国在海外有数百个使领馆的成千上万的驻外官员资源，中国政府应充分给予企业利用这一部分人才资源的机会和平台，发挥其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咨询和参谋作用。在人才中介机构以及猎头公司方面，建议要在发挥中国“本土化”优势的前提下，积极跟随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为“走出去”企业提供人才寻聘等服务。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6年12月22日
2016年12月28日 -
郑永年：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门罗主义”？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01中国并不想把美国赶出本区域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领导层很快就放弃了毛时代对东南亚国家推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把重心放到了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上。正是这一战略转移完全改变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了一个被称之为黄金发展的时期。中国和东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受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影响，东北亚的其他两个国家，即日本和韩国也分别和东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10+1”机制，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10+3”机制。尽管这期间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中国和东盟能够互相调适，不断提升双边的关系。在西方，甚至在一些东盟国家内部，中国的崛起经常被视为对东盟的威胁。很早就有人预测，一个崛起的中国迟早会和东盟国家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但中国把重点置于发展经贸关系的战略，不仅打破了这种西方式的预言，更取得了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上的实质性的进步。中国考虑到一些东盟国家传统上和美国具有战略关系这个事实，容许这些国家在和美国保持战略关系的同时和中国发展出深层的经贸关系。再者，中国也考量到美国在本区域的实际存在这个事实，没有出台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区域；相反，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在本区域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在冷战之后的数十年里，美国所卷入的很多区域（主要是南欧和中东），冲突和战争不断，但唯独亚洲保持着和平发展的势头。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和平是双方互相调适的结果，而中国的“重经贸、轻战略”的战略为这种和平提供了前提。02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紧张但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不仅导致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导致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尤其是那些和中国有南海主权纠纷的国家）之间的高度紧张。美国明言，其“重返亚洲”是针对中国的崛起的。尽管中国并没有要把美国赶出亚洲，但中国的崛起被视为对美国的亚洲霸权构成威胁。这一（抱有恶意的）意向从一开始就决定了“重返亚洲”不会成功，因为这是美国西方国际关系“零和游戏”逻辑的延伸，并不符合中国本身的国际关系逻辑。首先，鉴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和其文明的特点，中国具有不可围堵的特点，并不是美国可以围堵和遏止的。历史上，中国曾经被北方少数民族所“征服”，但征服者最后反被中国文明所驯服，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地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唯独征服不了中国。中国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如毛泽东所言，中国是“半殖民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曾经想围堵中国，但即使在很穷的情况下，西方仍然围堵不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也并不是不想围堵中国，只是有心无力罢了。诚如李光耀先生生前所说，西方围堵不了中国；西方的围堵只能给中国制造一些困难，拖延中国的崛起，但很难遏止中国的崛起。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更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围堵中国了。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过于仓促，呈现病态。美国这一战略本身没有能够做到经济和军事之间的平衡。理论上说，美国的战略由经济和军事两部分组成，但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具体地说，经济上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美国并非是TPP的发起国。当新加坡等国家发起TPP时就邀请区域所有国家都来参与，只不过是没有多少国家感兴趣。但一旦美国进来成为主角时，TPP就具有了排他性，主要是把中国排挤在外，并且美国也明确扬言，TPP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尤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因此，美国接手TPP之后，至少对美国来说，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协定而非经贸协定。也正因为此，TPP没有对美国内部的因素有足够的考量，遭到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尽管从经济上说，人们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退出TPP感到可惜，但从政治上说，美国的退出是必然的。03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失误从军事上说，美国为“重返亚洲”战略寻找到了一个错误的基点，那就是南海问题。南海是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而不是整个东盟）的古老历史问题。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包括人造岛礁）仅仅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同样行为的有限反应。但美国“错误”地估计局势，不仅把这个问题搞成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搞成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美国的出发点是典型的美国逻辑，即要通过南海问题把中国塑造成东盟的“敌人”。不管怎样，尽管美国的政治经济力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强大，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而这个事实促成了美国战略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经济“重返”很难，但航母军舰很轻易地在本区域耀武扬威。也就是说，经济不行了，美国就过分强调军事上的“重返亚洲”。而这必然导致中国军事上的强烈反应，南海局势因此加剧。再次，美国有意或者无意地向东盟国家传达出极其错误的信息。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有恐惧，因此一直要防止各种来自中国的“威胁”。但同时，美国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在逐渐缓慢地向中国的崛起作调整。很简单，无论在双边关系上还是在国际层面，中美两国一直在合作，也需要合作。不过，对东南亚国家，美国所传达出的信息则完全错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说：“你们可以大胆地对抗中国，而美国必将站在你们这一边。”美国的这种错误信息也导致了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错误判断。04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带来的挑战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因此对亚洲区域的和平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尤其动摇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很多年来，尽管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因为南海问题而呈现紧张关系，但双方的经贸仍然进行。即使与越南和菲律宾，中国也没有中止和这两个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的传统。不过，在话语方面，安全问题则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主流话语，而经贸话语消失了。反映在实际层面，人们越谈安全，越感觉到不安全。很显然，如果美国把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重点脱离经贸而引导到战略上，那么不仅中美之间而且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冲突，从长远来看就会不可避免。经验地说，安全（尤其是基于军事之上的安全）往往是零和游戏，而经贸则是双赢游戏。或者说，军事安全是绝对的，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就是另一个国家的绝对不安全；而经贸关系则是相对的，是钱多赚少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再平衡”战略，意在把中国和东盟关系的重点再从安全方面拉回到经济贸易上。通过这些年中美两国的较量，不难看出中美战略之间的巨大差异。简单地说，美国是军事为主，经济为辅；而中国则是经济为主，军事为辅。美国军事为主是因为经济相对衰落，而军事仍然强大。中国经济为主、军事为辅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总是商贸大国，而没有军事扩张主义的文化基因，其军事发展仅仅维持在有效的国防水平上。在南海问题上，对美国军事上的“重返亚洲”，中国在进行了有效的反击的同时进行了有效的管控，防止发生公开的冲突。这些年来，中国的重点是“一带一路”，即经贸战略。在今天看来，这一战略在有效抵消了美国“（军事）再平衡”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双赢局面创造了条件。05东盟地缘政治将有大变迁中国近年提出提升中国东盟现有的自由贸易水平，在过去“黄金十年”的基础上再创造“钻石十年”。这既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东盟的利益。就中国本身来说，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要在今后数年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且要尽快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的发达社会。这需要国际经济合作。在西方经济走下坡路的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一带一路”针对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就东盟来说，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有些甚至是低度发展国家，它们的要务也是发展社会经济。这些国家的很多政治问题都是因为社会经济的不发展而产生的。而中国所具有的产能、资金和技术等要素，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在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一带一路”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为自己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济发展而精心打造的。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银行、东盟基金等等都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工具。随着围绕“一带一路”的各种项目的落实，这个战略正在给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人们对“一带一路”沿岸、沿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非常看好。也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的，“一带一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本区域的地缘政治的变迁。不过，由经贸发展促动的地缘政治变化，可望避免西方从前通过军事手段而实现的地缘政治变迁。至少可以如下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来化解美国安全再平衡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预见，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还是会凭借其军事优势对中国构成压力。但是，从近年双方的较量来看，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会大大抵消美国的军事再平衡。一个显然的原因就是，没有经济实力支撑的军事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虚假的。再者，对东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而非军事。其实，对美国本身来说，也是如此。今天美国所出现的内部困局就是因为经济因素。第二，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把和美国的竞争再次引导到经济上来。在军事上，从历史上看，中国从来没有军事帝国主义传统，也就是说，中国不会有意图和美国搞军事竞赛。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军事竞赛不仅不利于两国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其他国家。中国当然会发展军事进行有效国防建设，但中国所能使用的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把美国拉回到经贸轨道上。经贸轨道上的竞争也不可避免，但经贸竞争不是零和游戏。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而追求自身和他国的安全。这和西方美国传统上通过军事扩张的道路全然不同。经贸关系促成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互相依赖，而互相依赖则有助于和平。文章选自IPP评论，2016年12月21日
2016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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