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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理清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要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安排，要梳理清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共治的关系，政府作用是为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运行提供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发展重大命题 薛澜指出，在中国经历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城镇化快速推进、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与拓展之后，中国社会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格局：社会利益分化，价值观念多元；社会发展充满活力，碎片化倾向凸显；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质量能力亟待提升；社交媒体广泛普及，有序社会参与亟待建立；社会心理失衡突出，群体性事件多发；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失灵，社会资本补充乏力。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中国社会发展新常态。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决定》特别提到要创新社会治理。 薛澜表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最核心的是怎样处理好一些重要的关系，这包括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政府—市场—社会协调共治的公共治理体系。 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公共管理问题是市场失灵。如果这个市场运行得很好，没有国家干预市场，市场自身就可以很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提供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在特殊的情况下会出现市场失灵，常见的市场失灵包括公共产品、外部性、信息不对称、资源垄断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需要通过政府公共政策去解决。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也有内在失灵的问题，比如票决制、官僚体系、委托代理问题等，因此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有时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能同时存在，在发达国家，这个时候通常会通过社会的有效治理去解决市场和政府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社会是广义的，包括范围不同的特定群体或社区。 再看中国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我国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存在市场失灵问题，比如医疗体制问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等。同时，与他们相比，我们还有新问题，就是我国市场发育不成熟。由于在很多方面产权不清晰，市场运行面临诸多挑战。政府治理也存在同样的失灵问题，而且中国现在的治理体系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一方面政府部门特别多，但是真正具体落实到某个责任往往找不到人。社会层面也一样，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社会发育不足。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不但要解决传统的市场、政府、社会失灵，还要解决市场不成熟、政府不完善、社会发育不足的问题。 政府作用在于提供良性发展环境 薛澜指出，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要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制度安排，要梳理清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共治的关系。在这种和谐共治的关系中，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运行提供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 一是要建立社会机制运行的基本法律体系，也就是确定各类社会机制的地位和职能的法律法规。近年来，这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与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方面，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进步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例如，早在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就通过了《外资企业法》（并在2000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修改通过），为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经营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然而，直到201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开始审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比《外资企业法》晚了28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来得太迟。 二是保证社会良性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 三是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方面还有很多基本制度需明晰。例如，各种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以及如何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方面都需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 薛澜表示，如何发挥中间桥梁作用，将社会需求和民众心声传达给政府，将中国理念和文化带给世界，实现微公益与大公益的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文章选自经济参考报，2016年11月30日
2017年1月9日 -
王广发：“一带一路”人才教育要先行
王广发，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 “一带一路”为中国和世界创造了很多机会，我们要善于把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推进“一带一路”，公共配套要先行。中国需要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共配套的投资力度，不仅依靠国家投资，还需要民间投资。我们的战略合作投资大多都是访问期间签署的文件，之后应当有一个机构联合评估、联合执行、联合监督、联合到位给所在的国家。所以我们投资的落地需要接地气，真正让沿线国家分享中国这趟“高铁”的财富、发展、投资，从而真正受益。另外我们还需注意，所有涉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配套的投资，政府间签订的文件，是具有持久性的，不得因领导人的变更而变更，这也是投资的安全问题。 同时教育文化必须配套进行。要植根当地所在地人民，投资必须夹带着公益事业进去，把中国的留学生人才培养关注好，同时把中文教育关注好。从卫星教育、移动教育改变世界教育、改变中国教育，改变“一带一路”中国文化的传播方式。我们的教育、教材、教学、教师、教法等等各方面都需要改革，这才能实现我们中共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全面建设。 另外财政支出应转向基础设施的投入，让我们国家的模式变成国际的模式。投资一开始不管境内还是境外都要面对自信和风险，要有胆识，敢于挑战风险。“一带一路”的投资不仅需要中国，当地政府也要积极参与，我们可以提供贷款支持。过去我们是以资助的方式，但受惠国有时会出现腐败等问题，资金并没有落到实处。今天我们改变方法，帮助当地建设基础设施，不仅是向当地伸出了援手，更是造福世界的工程。单是安全保障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政治上、经济上、贸易上、人才上、产业转型上都需要稳定，所有的投资合作都应该在平稳的轨道上进行。 从战略格局“走出去”的新思维看，我们的智库研究要走在前面。不仅是政府机构，还有很多民间智库，例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都可以给中央提供决策的依据。“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情况调研起来时间相当长，工作量大，我们等不及，必须抓紧时间推进相关进程。一定要以法律的思维，按照法律的规定去投资、合作、收购、兼并、调查、研究，不调查充分不决策，不研究彻底不行动。真正地让中国和沿线的“一带一路”国家的人民得到实惠。 过去，国家很少参与、涉足、合作设立的国际事务，现在我们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当中，例如上合组织、亚投行、中国东欧“16+1”、中国东盟“10+1”、金砖五国等，自然高端顶尖人才培养的问题就上升到了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人的因素是第一要务。全球人才培养的战略、高端人才培养的战略、顶尖人才培养的战略、海归人才培养的战略，未来人才培养的战略必须要达标。不然在“一带一路”国家，甚至这些国际组织当中，我们很难掌控强大的话语权。 最后，我们新型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调整与转型，投资结构也在转型。我们需要借“一带一路”的经济圈，同时完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贸易生态、华人华侨生态，以及中国和中国所有合作伙伴生态。我们要站稳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走进世界中心，集聚未来人才。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1月9日 -
黄亚生：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是人类经济思维大倒退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的欧洲一切势力都为驱逐这个幽灵结成了神圣的同盟。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成今天的话，一个民粹主义的幽灵在美国和欧洲徘徊，美国和欧洲一切知识精英的势力都在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神圣的同盟。 2016年将是未来历史记录的宏观历史的转折点，比如英国的脱欧和意大利最近的公投，但对经济民粹主义最大的冲击是2016年特朗普被美国的选举制度选为美国第55任总统，我们如何解释和面对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浪潮？ 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 首先应该给他做一个定义，至少对于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来说，它的经济的内涵和传统意义理解的经济民粹主义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经济学里最相关的讨论叫做民粹宏观经济学，主要是针对1970年代和1980年代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模式，拉丁美洲的民粹宏观经济学倡导政府要加大开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富再分配和进口替代政策。 在制度上，这些国家要实现所谓制高点经济战略，对国家的命脉部门实施国有化，限制外资和本国私营企业的发展，这些政策最关键的部分是要进行大规模的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是为了迎合下行的社会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求。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有相当强的民粹性质，比如，他强调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规模，他要逆转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对进口提高关税。他有可能会加强对美国命脉部门的外资管理，他会更强调美国制造，限制美国企业资本的自由流动，他会比它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前任更积极地干预经济。他最近在印地安纳州留住了一家生产空调的美国工厂。 但是，特朗普也和传统的经济民粹主义有一定的区别，他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对公司的减税刺激投资，而不是通过政府增加开支。他的经济政策里没有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内容，如果有，那也会是财富和收入逆向的分配，他的减税会大幅度向高收入人群倾向，中产阶级的税负也可能会增加，而不是减少，他虽然会增加政府对市场的干涉，但一般来讲可以排除特朗普实行经济公有制的可能性。 经济民粹主义是失败的 总体而言，经济民粹主义是失败的，从历史证据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研究1970年代和1980年代拉丁美洲两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民粹宏观经济学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他们做了一项研究表明，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审核，造成了这些国家货币的升值，通货膨胀，宏观危机和经济长期的停滞，民粹经济学的业绩是非常糟糕的，社会业绩也没有提升，贫富差距在民粹经济政策期间没有下降，反而上升。 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在我看来，也不会成功。虽然美国需要大量的基本建设投资，但是美国可能已经错过了投资的最好时机，美国最佳的投资时机是在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后，那时总需求不足、失业率高达8%、9%，最需要的是凯恩斯性质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但是因为共和党的阻力，无法实施。 美国经济已经复苏，大规模的财政动作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预期，美国需要投资，但不应该采取特朗普这种破坏财政平衡的方式，希拉里提出的5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而特朗普提出的是10000亿投资计划，希拉里提出的是适当提税，特朗普提出要美国制造业就业回流，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天方夜谭。 近几年，美国制造业本身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可观的，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特斯拉在加州生产电动汽车的工厂，但制造业的回流不等于制造业就业的回流，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不仅仅受全球化的影响，更大的影响是技术的发展，比如人工智能，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在下降，主要是因为美国的蓝领工人的技能和知识结构不能符合新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经济的发展。 特朗普要逆转全球化根本不会解决美国制造业就业的问题，只会增加成本，只会增加生活成本，而增加生活成本和增加赤字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预期，通货膨胀的预期又会导致中长期利率的提高，这恰恰是经济民粹主义的最大问题，短期的增长是建立在牺牲长期发展经济的基础上的。 经济民粹主义是倒退 特朗普经济民粹主义的危害将是全球范围的，特朗普整个政治和经济的纲领就是排外，他要全盘的否认全球化，要抛开多方框架而采取单方面的措施解决贸易整顿，特朗普的经济民粹主义代表的是人类经济思维的一个大倒退。 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否认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来的经济思想的最基本的共识，就是经济和国家的发展可以是一个正和博弈的过程，如果一方的利益增加至少要超过另一方利益受损的程度，因此整个社会利益是在增加。 特朗普现在的经济思想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零和博弈的方式，国际贸易更像战争，是一个你死我活的过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面会有损失，整个社会没有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损失相加总和永远是零。如果他的措施真正实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进入紧张的状况，贸易战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特朗普民粹主义带来第二个全球范围的风险，是美国退出国际事物和国际经济法律、政治、军事框架的建设，特朗普的思维是一种简单的美国第一的思维方式，他把美国的目光转向国内，特朗普是一个高度分级式的政治家，他的执政将会把美国带入一个种族分裂、阶层分裂和党派分裂的高度不稳定时期，他也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美国国内的事务。 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没有起到霸权的作用，结果是灾难性的，发生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直起世界霸权的作用，经济有所发展，贸易有所发展。 所以，我们今后四年将面临这么一种非常不确定的局势，刚才我讲了这么多，特朗普是不可预测的，也有可能他完全不会实行这些措施，我们中国怎么面对这么一个领导人，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中美关系不明朗 中美关系，最诚实的回答是不知道。但是从特朗普当选以后，看他任命的这些部长、局长等等。有一种说法，特朗普嘴上硬，实际上他内心的价值还是比较温和的，他是一个商人，他比较习惯的做法是先提高条件，从高的条件往下走。 但是，你看他任命的这些人，负责国内政策的，负责美国环境保护政策的，都是死硬的美国右派，意识形态极其僵硬的这些人，很难从他任命的这些人里得出一个结论，说他在治理国家和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是一种比较有伸缩性的态度，我是看不出来的。 最近，他跟蔡英文的电话上的交谈，本来大家认为特朗普不知道，姓蔡的一个人给他打电话，他就接了，而且他跟各个国家领导人谈话都是非正式的。但是，后来揭示出，他已经做了两个星期的准备，这是共和党党内一个大佬刻意安排的，是他做出的在特朗普的标准上来看，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举动，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错误，他就破坏了中美在过去40年建立的非常有可行性的互相理解的框架，从美国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框架，美国希望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现状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特朗普也不希望台湾过度地寻求独立，也不希望大陆过早地实现统一，对两边都是非常非常战略暧昧的态度，在军事上帮助台湾建立它的防守能力，但在政治上，跟台湾是要保持距离的，因为他担心的是什么？在军事上帮助台湾，在政治上跟他缩短距离，就会鼓励台湾寻求独立。 对于中国大陆，他也给这么一个信号，我们不鼓励台湾独立，但也希望中国大陆理解，我们跟台湾是有一种关系的，如果中国过早实行统一的话，可能美国也会做出举动。 这是40年两党执行的非常好的，特朗普把这个关键的事情给破坏了，而且他破坏了以后，他的几个助手出面讲话澄清的时候，都是不屑一顾的。所以，我是非常非常担心中美关系的，对于中国来讲，台湾问题是不可谈判的，这也是过去50年中方在这方面对美国历来表达的一个立场，他把这个底线突破了，他能够突破这个底线，就可以想象他会突破很多其他方面的限制。 当然很多事情要往最好的方向去想，也许他在试探中方的立场是什么，他最近又任命了一个州长（当驻华大使），据说这个州长跟中国政府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但要仔细看这个州长的背景，跟特朗普任命的这些人是一脉相承的，特朗普竞选的时候，有很少共和党的人物支持他，但这个人是第一个支持他的，在我看来更可能的解释，就是他在奖励第一期对他支持的这些人。 到现在为止，后一个解释更能够解释这个任命，而不是说他对与蔡英文通电话有所反思，我觉得这个人是没有能力进行反思的。文章选自澎湃新闻网，2016年12月16日
2017年1月6日 -
赵斌：企业应通过共享协同来推进全球布局
赵斌，美国高通公司法律及政府事务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中新网1月5日电 在全球化高速前行的快车上，企业作为生力军在战略布局的过程中遇到不少“水土不服”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直以来行业和企业纷纷着力于区域协同发展问题的探索与研究。近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美国高通公司(以下简称高通)法律及政府事务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赵斌认为，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应该从当地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环境出发，通过共享协同来推进企业全球化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多赢、共融的境界，并肩作战才能应对共同挑战。 提起高通大家并不陌生，然而关于高通的具体业务可能多数人的认识还仅局限于芯片供应这块。事实上，高通在推进世界各地通信技术协同发展方面也功不可没。赵斌介绍，高通是高科技的公司，是专注于创新的企业，并且非常专注于研究高通所在的市场。这其中，首先，高通要确保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与所在国国家主要发展方向是保持一致的。比如说高通公司在贵州投资成立的新的合资企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国进行研发服务器的芯片，而且它有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把这些重要的技术分享给中国，让中国的同行能够在尽快的时间内，具备自己研发的实力。 其次，高通加大力度与合作伙伴配合，高通公司和其他的高科技公司一起极力地配合中国的同行、伙伴一起来开拓新一代的无线通信技术领域里的标准。此前在3G、4G的时候，有多个国际标准，所以造成了一些浪费和分歧。不过赵斌表示，现在高通与合作伙伴有一个共同目标，尽最大的所能去协同发展和推进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让全世界标准统一起来。 这其中，赵斌还特别指出在统一标准这个过程中，确实有争议、有讨论，但是最多的还是合作，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个过程不需要一味地针锋相对，大家的目标是要有一个让全世界都能够共享的高速率、高效率的新一代的无线通信技术。 另外，赵斌还介绍，高通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商业模式，就是知识产权许可体制，这个许可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协助了很多中国同行走向世界，这也是高通在不断摸索过程中，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协商以后形成的良好的和谐经营之道。 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同时，外国的企业也是在同样经历着全球化的进程。对此赵斌表示，高通更愿意大家一起更好地合作，达到合作共赢、多赢、共融的境界。商业竞争本身是很激烈的，但国际化是大家共同的挑战，需要大家更加紧密地合作，找出共同的解决之道，让中国的企业能够更顺利地走向世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 ，2017年1月5日
2017年1月6日 -
丁学良：恐怖主义的“准、狠”战略：瞄准德国！
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2016年已经过去，但2016年年底发生在柏林“大裤裆”圣诞市场的恐怖袭击，依然是全球谈论的一个主要话题。此话题并不仅仅聚焦在这次恐袭本身，尽管它造成的伤亡也挺大。好在凶手被很快击毙，没有让他在西方最大的节庆期间连续作恶，算是不幸中之万幸了。柏林市中心库达姆大街附近的圣诞集市发生货车碾压人群事件事发现场一、柏林恐袭的政治蔓延效果更可怕世人继续谈论这次恐袭，主要聚焦在它可能引发的政治连锁效应上。我们浏览一下这次恐袭前欧洲多国的政治舆情调查表，便可以领略其深层脉络。根据英国脱欧之后与此互动密切的五个主要国家的民意调查，以民粹主义政党的势力而言，奥地利最旺，FPO（自由党）在2016年12月4日的总统大选中，得票率达到49%。荷兰其次，在2017年即将举行的大选中，PVV（为了自由党）得票率可能高达30%。然后是法国，2017年总统大选中，The National Front（国民阵线）可能赢得29%的选票，位居第一或第二大党。再其次是意大利，Five Star Movement（五星运动）得票率在2018年或提前举行的大选中，可能达到27%。只有在德国，民粹主义势力显得薄弱，2017年的大选中，Alternative for Germany （德国选项党）得票率估计是12% （“The Euro’s Latest, Greatest Threat: Populism”，Wall Street Journal, 1 December 2016，A2）。换言之，这次德国恐袭之前，大多数欧洲主要国家都面临着民粹主义政党抢占本国政坛显要位置，乃至有机会组阁的前景。唯有经济实力最大的德国，依然是欧洲最坚挺的国际自由主义堡垒。这不仅体现在德国对经济贸易问题的自由开放政策取向——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进外资流动、积极参与多边合作等等，也体现在德国对最敏感的社会文化政策的取向——奉行文化/种族多元主义、容许居住在德国的穆斯林社群依法自主管理事务、常年接纳大批中东和北非的合程序移民、率先对战火下的中东难民敞开大门、同时要求其它欧盟国家也做出类似的人道安排、持续推动伊斯兰和基督教等西方教派的和平对话等等。仅仅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德国就接纳了一百多万的中东难民，外加数量可观的各类移民，他们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信众。二、德国故事和美国故事的深层逻辑恰恰是德国这些宽容开放的政策和人道主义安排，使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鼓动的好战伊斯兰分子下定决心要对德国发动恐袭——如果德国能够这么做，并且影响更多的西方社会群体，极端主义穆斯林好战组织就很难让普通穆斯林民众相信，欧洲各国一直是在密谋发动“新世纪十字军东征”，旨在彻底摧毁伊斯兰教派。这些极端主义好战组织正是靠着这样的宣传，招纳“圣战勇士”，吸纳“圣战财源”。越是不同的教派和民族相互敌视和仇恨，就越是为极端主义好战组织准备沃土。以恐怖袭击造成西方社会的惧怕和民意分裂，分裂又为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造就大好机会，继而民粹主义政党获得本国更多的选票，左右政局。这套战略战术是好几波极端主义穆斯林好战组织的实践手册。眼下的“伊斯兰国”（它宣称对这次柏林恐袭负责，恐袭分子阿姆里Anis Amri宣誓效忠该组织的视频已经公布）只不过是最新的奉行者。在笔者为教学而收集的资料中，此类做法反复出现，仅举几例。2008年10月16日，英国 《金融时报》发表了约瑟夫• 奈（哈佛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一篇评论，题为《要提防10月份本 •拉登可能的突然动作》。文章提醒美国人，现在看起来美国大选中共和党保守派的麦凯恩越来越不利，民主党的奥巴马势头大增。在这个关键时候，要特别提防“基地组织”的突然动作，因为此前已有先例。上一届美国大选期间的2004年10月29日，总统职务竞争最关键的时刻——四天以后就要开始投票，本·拉登的激进伊斯兰组织通过《半岛电视台》发出了一盘录像带，警告美国人：随时会来报复你们。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后，小布什迅速超过了对手民主党的John Kerry凯利（他就是后来的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事后讲，本 • 拉登为小布什顺利连任总统，帮了一个忙。约瑟夫·奈本 • 拉登非常不希望小布什下台、民主党的凯利当选总统。因为后者一上台，会采取非常不同于小布什当局的外交政策。“基地组织”看得很清楚，小布什政府的政策有利于他们赢得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拥护，在穆斯林世界得到更多的同情和资助，有利于招纳新的圣战战士。而凯利若是当选，会大大缓和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那样一来，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敌对态度将会显著下降。奈教授的文章说，现在（2008年10月下旬）看来又到了这样的时刻。奥巴马若是当选，将会是第一个非洲裔的美国总统。黑人是弱势群体，曾经被当作奴隶，这样的人当选为总统，不仅会在美国历史上翻开新的一页，而且对全世界都有进步含义。奥巴马若上台，会改善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形象，使得它在穆斯林社会招惹的敌意降低，因为奥巴马要采取很多偏向和解的政策。所以，奈教授警告说，在美国选举前的这几天，绝不能大意，本• 拉登会非常着急的，他们如果再来一次突袭恐怖主义动作，又会使美国人在安全问题上猛增忧虑，从而会使主张强硬外交政策的麦凯恩得分，使奥巴马丢分。几乎是一样的“此一极端主义与彼一极端主义相反相成”的政治辩证法，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也有展现。这一年恰好是“9.11恐袭”十五周年，9月初美国发生了几乎同时的几个恐袭嫌疑事件，德国驻美国的资深记者评论说：在离大选不到两个月之际，新近的袭击事件很可能让特朗普受益。“若在平时，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携手合作的成绩定会得到一片叫好声，因为在新泽西和纽约的炸弹袭击发生不到24小时内，犯罪嫌疑人就被锁定并抓获。但公众舆论却不为这样的成绩所动，其原因只有一个：特朗普。这位总统候选人对美国人就本土再次发生极端伊斯兰主义袭击的担心，又一次给出了简单的答案：用种族归类代替政治正确……希拉里繁复的分析没有人喜欢听。许多人不想知道远在天边的叙利亚或伊拉克战争和极端穆斯林在美国本土制造的袭击有啥关系。他们缺乏安全感，心存恐惧，想要解决办法，而且是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InesPohl：“恐袭将助特朗普一臂之力”，DW 2016年9月20日）。特朗普的当选，大大得益于不同类型的威胁——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想象的——对美国选民情绪的激化。三、美国的特朗普加上德国的民粹派美国大选的以上案例，使我们能看到其中深层的共性:一个社会里极端对立的情绪，是造成对抗、并由对抗升级到动荡、直至造成严重冲突的要素。无论是极右还是极左，两极是相通的。宗教极端派、政治极端派最希望的，是其对手方也成为极端派。如果对方不是极端派而是温和派，这反倒对自己大为不利。只有敌对方走向更加极端，才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极端主义变得更加理直气壮。穆斯林里的宗教极端主义，比什么都更有力地刺激了西方社会里的政治极端主义从边缘走上前台，民粹主义眼下是其主干。当地时间2016年12月20日，德国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前往发生恐袭的圣诞市场，献花悼念遇难者。这次柏林恐袭一发生，国际观察界异口同声担忧，它将对德国大选造成严重冲击。英国偏左的《卫报》12月21日评论指出：必须看到，伊斯兰恐怖极端分子和在西方方兴未艾的民粹主义右翼构成联盟关系，“他们相互补充、互为犄角”。荷兰《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同日的评论聚焦于默克尔总理，指出：她将被指责，要对德国失去了对难民危机的控制负责。她将很难消解民众的疑虑，“她的政府早已强化了难民政策，今年以来进入德国的避难申请人数锐减，她在相关问题上仍处于守势”。而这一情况正发生在对她和她的党生命攸关之时——2017年将举行大选。假若默克尔的执政联盟被选下了台，西方主要国家里，基本上就是民粹主义连成一片了。特朗普当政的美国，加上民粹派左右大局的德国，再加上多家欧洲政府里的民粹派得势，西方发达国家的2017年，会是一幅非常不吉祥的图景。文章选自腾讯思享会，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7年1月5日 -
茅忠群：无为无不为，缔造了中国厨电业的奇迹
茅忠群大学毕业时，本可以当个安逸的富二代，当时他父亲已经是世界点火枪大王。但倔强的他却选择再创业，从零开始，一举创出方太这个家喻户晓的厨电品牌。如今，方太抽油烟机不但卖得比洋品牌贵，销量还遥遥领先，在4000元以上的高端市场，方太占有率高达45%，堪称中国厨电行业的一个奇迹。骨子里很倔1994年，茅理翔的点火枪已经做到全球出口第一，但他却高兴不起来，由于技术含量低，竞争激烈，点火枪的价格已经从1美元降至0.3美元，基本上赚不到钱。他把希望寄托在即将硕士毕业的儿子茅忠群身上。但小茅从小就是个有主见的孩子。高中时，他获得全国物理竞赛二等奖，本来可以保送浙大，却放弃名额，坚持高考，最后如愿考入上海交大，学习电力技术。茅忠群对父亲的生意兴趣不大。那年寒假，他在家含糊其辞就是不表态。父亲急了，宣布召开家庭会议！于是，年夜饭的餐桌上，充满了火药味。“我不想守业，我要创业。”茅忠群亮明了自己的态度。父亲没辙，只好答应。+接下来，茅忠群花了大半年时间做调研，最后选定抽油烟机，并跟父亲约法三章:第一，另起炉灶，老员工不要，亲戚不能进；第二，从乡镇搬到城里去；第三，方向性的决策，他说了算。开明的父亲再次妥协，但两人很快又在品牌名上僵持不下。父亲希望沿用“飞翔”，茅忠群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这个名字太普通，满大街都是。父子俩为此争吵不休。一天晚饭，吵至激烈时，茅忠群饭也不吃，赌气走掉。他已经想好一个名字——方太，灵感来自一本叫《方太世界》的杂志，其创办人是香港亚视烹饪主持人方任丽莎。“当时我觉得就是它了。方便太平，多好的寓意，听着还洋气，一定能叫响！”茅忠群的想法得到母亲的支持，母子联手，最终以2︰1说服了父亲。当时，市场上基本是薄型机，虽然销路不错，但缺陷也很多。茅忠群决定做高端，拿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产品，以先行者姿态抢占先机。他将目光投向了国外很流行、国内还没有的深型机。为了做出满意的机型，方太调研了500多用户，总结出他们对抽油烟机的六大不满，包括外观难看、吸力小、噪音大等。同时，方太还开业界之先河，找到浙大的学生，为抽油烟机的外观做工业设计。很快，一款样子新颖、功能强大的抽油烟机诞生。其新产品比同类产品贵20%，可依旧挡不住消费者的热情，当年就卖出3万台。1997年，茅忠群再接再厉，请来方任丽莎做代言，随着一句“炒菜有方太，除油烟更要有方太”的广告词，方太抽油烟机一年狂销40万台，销售额破亿元。从那一年起，在竞争激烈的厨电市场，方太几乎年年赚钱，其业务范围不断延伸至灶具、消毒柜、水槽洗碗机等厨房电器，到2015年销售额已达65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同行第一。对于当初的坚持，茅忠群说：“我骨子里很倔强，我有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并且坚信这是对的。”不打价格战方太做抽油烟机时，市场上已经有250多家厂商，他们大多挤在中低端打价格战。这种格局和其他家电行业一样，但有一点不同，抽油烟机没有洋品牌，因为国外产品搞不定中国厨房的油烟熏天。这意味着，高端市场几乎是空白。茅忠群敏锐地抓住了机会，他立志要打造中国家电行业第一个国产高端品牌。因此，从一开始方太人就确立了专业化、高端化、精品化的路线。最初几年，方太走得顺风顺水，销售额节节攀升。但情况在1999年发生了变化。当时，厨电行业爆发了价格大战，新老企业流血混战，不断压低价格，方太的高价策略受到严重冲击，产品销售连续5个月没有增长。各地销售经理心急如焚，不断催促茅忠群降价。在遭到拒绝后，他们把电话打到他父亲那里：“董事长啊，你要管管啦，总裁他不听我们的！”“那是我创业以来，压力最大的一段日子。办公桌上的电话每天响个不停，好像全世界都站在了我的对立面。”他后来坦言。+面对下属的“逼宫”，茅忠群考虑再三，决定不妥协！理由是：高端的路刚走通，如果自降身价去厮杀，之前的努力将变得毫无意义。为了安抚人心，他加紧研制新产品。在一次出国考察中，茅忠群被欧式机优雅的外观深深吸引，决定给它装上一颗“中国芯”。不久，一款“欧式外观中国芯”的抽油烟机应运而生，引领了当时的潮流。新机型的价格不降反升，比之前的机型贵10%，即便如此，销售依旧火爆。茅忠群用独到的眼光和执著的坚持，捍卫了方太在高端市场上的地位。从此，不打价格战便成为方太的一个基本原则。耐得住寂寞做高端最重要的是耐得住寂寞，确定好一个方向，就踏踏实实去做。“你必须像少林学功夫一样，没有十年就不要下山，不要心浮气燥。”茅忠群说。这些年做下来，方太面临很多诱惑，也曾走过很多弯路。上世纪90年代，饮水机刚出现时，售价比冰箱还高，茅忠群带人闯了进去。但很快价格就从几千跌至几百，方太铩羽而归。后来，他们又涉足电磁炉、热水器领域。虽然小有斩获，茅忠群还是觉得不对劲，最终果断撤出。2006年以后，方太开始做减法，砍掉饮水机、电磁炉等项目，专注于做厨电专家。“要把产品做成精品的话，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儿都不为过。”茅忠群说。有一段时间，政府希望方太站出来，整合当地的家电品牌。面对6000家配件厂和2000家整机厂，父亲茅理翔动心了，但茅忠群坚决反对。不仅如此，他还拒绝了上亿元的海外代工订单。对此，茅忠群的回答是：“如果我们做自主品牌又做代工，有些矛盾，我们只能专心做一个。”+茅忠群对资本也保持着足够警惕，在他看来，一旦融资，投资方就会指手画脚，迫使你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品牌定位，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到现在，还有投资公司三天两头给他打电话，茅忠群始终不松口。“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沉下心来，然后专注于做一件事情，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为了专注于高端，茅忠群甚至拒绝快速成长，他把每年的增长目标定在20%。尽管看上去不快，但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到最后销售额还是行业最大。“做高端品牌，既要抵住短期的诱惑，又要长期的坚持。”茅忠群说。把产品做到极致高端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在茅忠群看来，制造企业的根本只有一个，那就是产品。只有做出让消费者安心满意的好产品，品牌才能持续做强。为此，方太自成立伊始，就将精益求精当做不懈的追求。对方太人而言，产品就是人品，不但要做好，还要做到极致。一款抽油烟机可以拆分成无数个细节，每一个细节，方太人都会用心去推敲。抽油烟机上的缝隙并不影响机器的性能，但方太会竭尽全力将其变小，因为这体现了精湛的工艺；为了给用户带来完美体验，质检员会用丝袜检测产品表面是否光滑，一旦丝袜有破损，说明产品有毛刺，要立刻停掉。茅忠群特别推崇工匠精神，在他看来，企业不在大小，而在是否卓越，能不能让用户安心。在日本和德国，有很多隐形冠军，虽然规模不大，但做得非常卓越。+这种工匠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方太对产品的态度。为了研制风魔方抽油烟机，方太做了不下千次实验，炒掉1000公斤辣椒，实验室地板上的油渍能把鞋子粘掉；在开发云魔方抽油烟机时，研发团队将挂钩的螺丝隐藏起来，并为弹簧卡扣设计出“咔嚓”声，以便放回油杯时有一种真实的感觉。这两款抽油烟机因为吸力强，四面八方不跑烟，很快成为方太的拳头产品。水槽洗碗机是方太的一款创新产品。之前，欧式洗碗机在中国推行十多年，家庭保有量不到1%，主要原因是中国厨房面积太小。针对这一特点，方太用三年时间，走访了25个城市、1000多个家庭，最终开发出集水槽、洗碗、果蔬净化三大功能于一体的水槽洗碗机，一举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茅忠群不但抓细节，对研发更是不惜血本，有求必应。成立至今，方太每年将销售额的5%投入研发，建成业内首个国家级技术中心、全球规模最大的厨电实验室。据华商韬略（微信号:hstl8888）了解，截至目前，方太拥有800多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80项，比行业第二名到第十名的总和还要多。强大的研发投入为方太注入延绵不绝的动力，从深型机到嵌入式厨电，从风云魔方组合到水槽洗碗机，方太不断引领行业的潮流。如今，方太抽油烟机不但卖得比洋品牌贵，销量还遥遥领先。最新的数据显示，在4000元以上的高端市场，方太占有率高达45%。全员身股制要造出好产品，光有技术和细节还不够，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方太是家族企业，没有上市，无法进行股权激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让员工有归属感，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干呢？茅忠群从《乔家大院》中找到了灵感。在那部电视剧里，乔致庸给员工发身股的做法深深吸引了他，在他看来，晋商的成功，身股制功不可没。2010年5月，茅忠群模仿乔致庸的做法，在方太内部推行身股制：凡是在集团工作满两年的员工，都可以根据岗位和绩效，拿到一定数量的身股，参与年终分红。对于这项规定，刚开始争议不少。有人认为，身股制只要覆盖高管团队即可。茅忠群坚决反对，因为这跟他在公司内部推行的儒家文化背道而驰。“儒家讲把员工都当成家人。不同职位的员工贡献肯定不一样，数量上可以区分，但是不能说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没有。”茅忠群说。最终，方太实行的是全员身股制。+为了避免吃大锅饭，茅忠群还对身股制做了调整，增加中高层的持股比例，其目的是将他们从职业经理人变成事业经理人，与公司同呼吸共命运。这项开创性的制度为方太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以前没有身股制时，工人们抱着打工的心态混日子；如今有了身股制，他们开始关注质量和成本，次品率和浪费大幅减少。孙恩华以前在一家台资企业上班，那里制度森严，为了防止员工偷物料，仓库里到处是监控。但在方太，他惊奇地发现，这里不但监控少，物料也几乎从不丢失。后来他才明白，因为身股制，方太人都有一种股东思维，身上责任感很强。别说自己浪费，就算看到别人浪费，也会主动站出来制止。有时候，库管员配料配多了，生产线的员工会责问：为什么配这么多？浪费了怎么办？有这样的员工，造出好产品也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制度再先进，也有漏洞和许多少壮派一样，茅忠群一度对西方管理很痴迷。1999年，方太从世界500强引进大批高管，并根据他们的经验制定了20条企业规章制度。次年，茅忠群又到中欧读EMBA，学习西方的管理模式。然而，学得越多，茅忠群就越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他发现，在制度和流程面前，“外国人看到的是规矩，中国人看到的却是漏洞，并想着如何去规避。”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茅忠群很头疼，也很困惑。后来，日本式管理启发了他。通过考察，茅忠群发现，日本人将西方管理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精益生产、5S管理等一大批影响世界的方法。日本文化的背后，是以道德教化为基础的儒家思想。西方管理强调制度和流程，但制度再先进，也有漏洞。因此，光抓制度还不够，还必须从信仰和价值观上入手。茅忠群以闯红灯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人们开车看到红灯时，因为担心受罚，才停下来。一旦路口没有摄像头，还是会闯红灯，因为内心没有羞耻感。“与其用法制管理人，不如让人在内心建立道德标杆，用道德和礼法来约束自己。”抱着这样的想法，茅忠群先后到北大、清华去学国学。经过八年的思考和实践，茅忠群最终形成了“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的八字管理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方太于2008年建起了孔子堂，请国学老师来给员工讲课。不仅如此，公司还规定，早上8：15～8：30为固定的读经时间，公司上至高管下至车间工人，都要大声朗读《论语》《弟子规》等儒家经典。+茅忠群相信，这种做法虽然刻板，但时间长了，就会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并非一厢情愿。之前方太按照严重程度，将员工所犯错误分为A、B、C三类，诸如迟到或早退的C类错误都要扣钱。如今C类罚款一律取消，代之以主管谈话。结果，违纪行为在一年内减少了近一半。事实上，通过推行儒家管理，方太的监督成本大大降低，送礼、吃回扣等腐败行为也少了很多，公司派出去的第三方审计师都调侃，自己就快要失业了。做一家伟大企业在宁波商界，茅忠群以不爱交际出名。他不烟、不酒，甚至没打过高尔夫，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当别的企业家在酒局上觥筹交错时，他却宅在家里看论语，听越剧，研究稻盛和夫。这种沉静的性格使得他身上更多了几分书卷气。对于时下流行的狼性文化，茅忠群并不认可，在他看来，狼的形象太凶残，不友善，他希望方太在金钱和利益之外，更多地体现人性的光辉。长期学国学，让茅忠群心如止水。在方太，他以温文尔雅著称，很少对员工发火，更没有骂过人。他喜欢授权，对下属很信任，连几万吨钢板都不会亲自批。不仅如此，茅忠群还有很强的底线思维，做事很克制。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老子的名言——无为而无不为。对此，茅忠群解释说，无为就是不妄为，尊重客观规律，不办违法的事。方太每年交的税比利润还多，有人笑他傻，说避税有很多方法，茅忠群却认为，税交的越多，说明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只要心中有信仰，就不会为此纠结。+就是这样一个内敛得有些沉闷的领导，内心却有着笃定而远大的抱负。从方太创立第一天起，茅忠群就立志打造中国高端家电第一品牌，2001年他又提出要做一家受人尊敬的世界一流企业。但这两个目标并不能让他感到满足。长久以来，他的内心一直有个困惑：为什么很多受人称道的企业，却推出让人沉迷的游戏、充满负能量的影视作品、危害健康的食品？企业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后来，通过学习儒家文化，茅忠群逐渐意识到：企业不能仅以盈利为目标，还要向社会传递一种正能量，“通过自己的垂范导人向善，唤醒人们沉睡的良知。”在这样的感悟下，茅忠群于2015年提出：方太要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什么样的企业才称得上伟大的企业呢？茅忠群提出了四个标准：顾客得安心、员工得幸福、社会得正气、经营可持续。简单来说，“优秀的企业满足人的欲望，伟大的企业导人向善。”对于方太的未来，茅忠群并不关心规模，他说：我们不做500强，要做500年。文章选自华商韬略，2017年1月4日
2017年1月5日 -
郑永年：“一带一路”与经济和安全的“再平衡”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领导层很快就放弃了毛泽东时代对东南亚国家推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把重心放到了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上。正是这一战略转移完全改变了中国和东盟（亚细安）的关系。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了一个被称之为黄金发展时期。 中国和东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受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影响，东北亚的其他两个国家，即日本和韩国也分别和东盟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在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10+1”机制，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10+3”机制。尽管期间也会产生了一些问题，但中国和东盟能够互相调适，不断提升双边的关系。 在西方，甚至在一些东盟国家内部，中国的崛起经常被视为是对东盟的威胁。很早就有人预测，一个崛起的中国迟早会和东盟国家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但中国把重点置于发展经贸关系的战略，不仅打破了这种西方式的预言，更取得了中国东盟双边关系上的实质性的进步。中国考虑到一些东盟国家传统上和美国具有战略关系这个事实，容许这些国家在和美国保持战略关系的同时和中国发展出深层的经贸关系。 再者，中国也考量到美国在本区域的实际存在这个事实，没有出台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区域；相反，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在本区域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在冷战之后的数十年里，美国所卷入的很多区域（主要是南欧和中东），冲突和战争不断，但唯独亚洲保持着和平发展的势头。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和平是双方互相调适的结果，而中国的“重经贸、轻战略”的战略为这种和平提供了前提。 但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不仅导致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导致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尤其是那些和中国有南中国海主权纠纷的国家）之间的高度紧张。美国明言，其“重返亚洲”是针对中国的崛起的。尽管中国并没有要把美国赶出亚洲，但中国的崛起被视为是对美国的亚洲霸权构成威胁。这一（抱有恶意的）意向从一开始就决定了“重返亚洲”不会成功，因为这是美国西方国际关系“零和游戏”逻辑的延伸，并不符合中国本身的国际关系逻辑。 首先，鉴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和其文明的特点，中国具有不可围堵的特点，并不是美国可以围堵和遏止的。历史上，中国曾经被北方少数民族所“征服”，但征服者最后反被中国文明所驯服，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地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但唯独征服不了中国。中国没有成为西方的殖民地，如毛泽东所言，中国是“半殖民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西方曾经想围堵中国，但即使在很穷的情况下，西方仍然围堵不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美国也并不是没有想围堵中国，只是有心无力罢了。诚如李光耀先生生前所说，西方围堵不了中国；西方的围堵只能给中国制造一些困难，拖延中国的崛起，但很难遏止中国的崛起。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更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围堵中国了。 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过于仓促，呈现病态。美国这一战略本身没有能够做到经济和军事之间的平衡。理论上说，美国的战略由经济和军事两部分组成，但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具体地说，经济上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美国并非是TPP的发起国。当新加坡等国家发起TPP时就邀请区域所有国家都来参与，只不过是没有多少国家感兴趣。但一旦美国进来成为主角时，TPP具有了排他性，主要是把中国排挤在外，并且美国也明确扬言，TPP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尤其是中国的国有企业。 因此，美国接手TPP之后，至少对美国来说，这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协定而非经贸协定。也正因为此，TPP没有对美国内部的因素有足够的考量，遭到美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尽管从经济上说，人们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退出TPP感到可惜，但从政治上说，美国的退出是必然的。 从军事上说，美国为“重返亚洲”战略寻找到了一个错误的基点，那就是南中国海问题。南中国海是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而不是整个东盟）的古老历史问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包括人造岛礁）仅仅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同样行为的有限反应。但美国“错误”地估计局势，不仅把这个问题搞成了中国和东盟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搞成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美国的出发点是典型的美国逻辑，即要通过南中国海问题把中国塑造成东盟的“敌人”。 不管怎样，尽管美国的政治经济力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强大，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而这个事实促成了美国战略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经济“重返”很难，但航母军舰很轻易地在本区域耀武扬威。也就是说，经济不行了，美国就过分强调军事上的“重返亚洲。”而这必然导致中国军事上的强烈反应，南中国海局势因此加剧。 再次，美国有意或者无意地向东盟国家传达出极其错误的信息。对中国的崛起，美国有恐惧，因此一直要防止各种来自中国的“威胁”。但同时，美国也有现实主义的一面，在逐渐缓慢地向中国的崛起作调整。很简单，无论在双边关系上还是在国际层面，中美两国一直在合作，也需要合作。不过，对东南亚国家，美国所传达出的信息则完全错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说，“你们可以大胆地对抗中国，而美国必将站在你们这一边。”美国的这种错误信息也导致了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错误判断。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带来的挑战 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因此对亚洲区域的和平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尤其动摇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很多年来，尽管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呈现紧张关系，但双方的经贸仍然进行。即使与越南和菲律宾，中国也没有中止和这两个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毕竟不是美国，没有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制裁的传统。不过，在话语方面，安全问题则成为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主流话语，而经贸话语消失了。反映在实际层面，人们越谈安全，越感觉到不安全。 很显然，如果美国把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重点脱离经贸而引导到战略上，那么不仅中美之间而且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冲突，从长远来看就会不可避免。经验地说，安全（尤其是基于军事之上的安全）往往是零和游戏，而经贸则是双赢游戏。或者说，军事安全是绝对的，一个国家的绝对安全就是另一个国家的绝对不安全；而经贸关系则是相对的，是钱多赚少赚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再平衡”战略，意在把中国和东盟关系的重点再从安全方面拉回到经济贸易上。通过这些年中美两国的较量，不难看出中美战略之间的巨大差异。简单地说，美国是军事为主，经济为辅；而中国则是经济为主，军事为辅。美国军事为主是因为经济相对衰落，而军事仍然强大。中国经济为主、军事为辅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总是商贸大国，而没有军事扩张主义的文化基因，其军事发展仅仅维持在有效国防水平。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美国军事上的“重返亚洲”，中国在进行了有效的反击的同时进行了有效的管控，防止发生公开的冲突。这些年来，中国的重点是“一带一路”，即经贸战略。在今天看来，这一战略在有效抵消了美国“（军事）再平衡”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双赢局面创造了条件。 中国近年提出提升中国东盟现有的自由贸易水平，在过去“黄金十年”的基础上再创造“钻石十年”。这既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也符合东盟的利益。就中国本身来说，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要在今后数年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且要尽快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的发达社会。这需要国际经济合作。在西方经济走下坡路的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一带一路”针对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就东盟来说，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有些甚至是低度发展国家，它们的要务也是发展社会经济。这些国家的很多政治问题都是因为社会经济的不发展而产生的。而中国所具有的产能、资金和技术等要素，都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在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很难发展起来。 “一带一路”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为自己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济发展而精心打造的。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银行、东盟基金等等都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工具。随着围绕“一带一路”各种项目的落实，这个战略正在给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人们对“一带一路”沿岸、沿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非常看好。 也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很多观察家已经指出的，“一带一路”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本区域的地缘政治的变迁。不过，由经贸发展促动的地缘政治变化，可望避免西方从前通过军事手段而实现的地缘政治变迁。至少可以如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来化解美国安全再平衡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可以预见，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还是会凭借其军事优势对中国构成压力。但是，从近年双方的较量来看，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会大大抵消美国的军事再平衡。一个显然的原因就是，没有经济实力支撑的军事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甚至是虚假的。再者，对东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而非军事。其实，对美国本身来说，也是如此。今天美国所出现的内部困局就是因为经济因素。 第二，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把和美国的竞争再次引导到经济上来。在军事上，从历史上看，中国从来没有军事帝国主义传统，也就是说，中国不会有意图和美国搞军事竞赛。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军事竞赛不仅不利于两国关系，也不利于区域其他国家。中国当然会发展军事进行有效国防，但中国所能使用的更有效的办法就是把美国拉回到经贸轨道上。经贸轨道上的竞争也不可避免，但经贸竞争不是零和游戏。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经济再平衡而追求自身和他国的安全。这和西方美国传统上通过军事扩张的道路全然不同。经贸关系促成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互相依赖，而互相依赖则有助于和平。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7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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