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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回顾2016年，世界仍不安宁，国际舞台上演了一幕幕生动剧集。美国大选乱象丛生，英国脱欧令世界震惊，欧洲难民危机激化诸多矛盾，恐怖主义威胁依然严峻，叙利亚内战、土耳其政变、巴西乱局等局部动荡此起彼伏…… 导致世界仍不太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是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当前，驱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有两个，即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新兴国家经济体。发达国家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等。美国经济正努力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更多。新兴国家经济体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等，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差距也很大。中国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增长，印度经济态势较好，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较为严峻。总体来说，世界经济正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康复阶段。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到2008年的快速发展后，当前正处在下行周期中，这个下行周期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二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比如，因为乌克兰、叙利亚问题，俄美关系非常糟糕。大国关系不佳，直接影响了国际合作。世界力量对比呈现历史性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三是“逆全球化”思潮日益显现，恐怖主义威胁进一步上升。恐怖主义活动严重破坏了世界秩序。2016年世界各地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抬头。当今世界正在面临开放与保守、合作与封闭、变革与守旧的重要抉择。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问题成为又一个重要国际话题。世界各国面临多个需要携手解决的问题，治理需求上升，然而大国间由于嫌隙不断，协调能力变弱。过去作为全球问题主要解决者的欧美国家，自身问题重重，显得有心无力。在这种局面下，世界期待中国有所作为。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一方面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一方面积极履行大国责任，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向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更多力量。 中国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世界瞩目。从国际趋势而言，过去500年的历史基调是西方主导的。但如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多层面改变着世界格局。全球的政治、经济重心将逐步向亚洲、向太平洋地区偏移。中国快速发展正在打破西方文明一元化的定论。过去被认为是唯一实现人类工业化的西方模式，遇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挑战。 快速发展的中国在外交领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中国是世界上大国中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由于各个国家历史不一样，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也不同。美国开始使用军事威慑、舆论批评、政治问题法律化等手段，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面对乱象纷呈的国际形势，我们加强引导塑造，拓展深化布局，与主要国家的政治关系更加稳定，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近些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主场外交，注重提升在各个领域的话语权。2016年9月份，中国成功召开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会议取得不少实质性成果，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推出一系列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已成为国际关系演变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者，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中国正在以更为成熟、稳健的步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文章刊于《人民日报》2017年1月3日第7版，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7年1月5日 -
王辉耀：中国企业“走出去”担负着建立“命运共同体”的使命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三年，继第一届聚焦“企业走出去”、第二届专注“全球化布局”，本届论坛本届论坛以“中国海外投资驱动力：加强合作，多元并存”为主题，聚焦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驱动力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以及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遇。除了在政策、文化、战略等方面进行深度研讨之外，更注重对参会企业实际业务的帮助与促进。本届论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是一场思想盛宴，还是助力大家更好地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有力平台，获得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高端品牌。 论坛举办以来，得到了论坛的举办得到了政界领导、商界领袖、全球化公司精英、跨国企业高管、商务战略专家以及三亚市委市政府的鼎力支持，在此，向诸位致以最深切的感谢！ 本次盛会嘉宾云集，包括政府政要、商界领袖和企业家等重量级人物汇聚一堂，发言嘉宾近百位，跨国公司代表400余位，分别来自制造、投资、金融服务、教育、能源、高科技、汽车、传媒等行业。设置三场全体大会，十场平行论坛，议题囊括战略性、高端性，全球市场战略，“一带一路”如何实施，海外运营成功案例分析等。会议期间，我们发布系列关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深度研究报告和蓝皮书，还向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典范致敬颁奖。 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化，企业“走出去”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中国企业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全球化的重要参与力量，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连续两年超过来华投资，对外投资流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在这一特殊时间点举办的本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呈现出新的态势，中国企业全球化的进程开始实现大跨度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投资连续两年超过了外国企业来华投资，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美国对华投资。虽然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与其他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也说明未来30年中国有很多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企业相较于过去，在投资领域方面也日趋多元化，过去能源资源类的交易，现在也向高新技术服务业多领域的发展。目前对于欧美的投资越来越活跃，包括私募股权也越来越积极。但对于社会责任这块是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个弱项，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也要为当地的制造业、当地的社会发展考虑，这样对于企业更和谐的“走出去”、更顺畅的“走出去”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实际上，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全球化的重要核心力量，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支撑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要深入考虑怎么样更好的“走出去”，怎么样提升我们的“走出去”质量。 中国的制造业不断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并将全球连在了一起。中国企业拥有在世界上投资建厂的能力，也具备全球化的软实力，这在各个国家都非常受欢迎。中国企业可以借软实力的优势锻炼队伍，包括在海外工作的人才回来后能够提升国内的技术能力跟管理水平。未来中国如果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形成制造业的优势，中国的投资受到他们欢迎的话，会对中国未来引领全球化的局面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也是一个中国软实力的象征。 特朗普发表了一次大型集会演讲，坚定了他的反全球化的立场，特朗普上台会不会退出WTO，不太好预测。他可能想回到双边的机制，因为国会的限制彻底否定多边机制不太容易。但是大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全球化到了今天的层面已经深入人心了。特朗普实际上也并不是反全球化，他只是觉得美国不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全球化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实际上全球化某种意义上也是市场化，中国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也是市场化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也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体现。所以，目前反全球化还处于全球化过程当中，全球化汇集了世界各国人民，如果中美两国抓住了这个新的机遇，就会造福于中美人民，也会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世界全球化进一步的提升。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逆全球化”此起彼伏的背景之下，我们中国企业应该更坚定地“走出去”，更坚定地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中国经济转型大方向，也是实现建立“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企业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希望通过这次论坛，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在对外投资当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能够提出创新的解决办法，进一步提高对外投资的成功率，为中国跟全球建立“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 未来，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将继续聚焦中国企业“走出去”，继续在这个领域潜心研究，继续倾心打造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国际会议的品牌！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1月5日 -
王绍光：“美国特色”政党制，真是最不坏的制度吗？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2016年美国的大选已经进行了三场激烈的辩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位高龄竞选人唇枪舌战，看得美国民众纷纷表示“蓝瘦香菇”。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王绍光在为《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一书做序时谈到，美国的政党可谓独树一帜，就算在西方国家圈子里，也极具特殊性，如美国政党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现如今，美国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而唯一隐于美国选举制度背后的活跃势力则是钱。“美国特色”的两党选举制民主，真是最不坏的制度吗？】一口气读完了忆宁这本书稿，感觉受益良多。在政治学领域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我自以为对美国政治是相当了解的。但这本书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一般所谓“学术”著作和新闻报导中很少提及的东西。为准备这本书，忆宁采访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县、州、联邦三级的精英达五十人之多。不要说在中文世界，即使在英文世界，这种书也十分罕见。没有深厚的功底、广阔的人脉、精到的采访技巧，写作这样一本书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是两党制。有些人认为，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安排：如果人民不满某党执政，他们可以把另一个党选上台。这样一来，所有政党都不得不对选民负责。据说，这便是现代民主的精髓。读完忆宁这本《探访美国政党政治：美国两党精英访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仍持这种天真看法的人恐怕会大大减少。一、美国的两党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本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党”（party）都是指议会内政客们拉帮结派形成的小圈子，与中文里“朋党”同义。不过，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随着底层民众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美国的政党政治出现了两个与别国显著的不同。一是美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党，或工党、社会民主党）；二是美国始终没有出现大众党（mass party）。这两个特点显然具有相关性，因为社会主义政党一般都是大众党。但其他国家的非社会主义政党往往也采取大众党的形态。美国的两大党却始终都是精英党（cadre party），将大众政治参与限定在十分狭小的时空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研究现代政党著称的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把美式精英党看作落伍的象征，因为在他看来，大众党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大众党一般有指导自己前进方向的党纲（constitution），有按时缴纳党费的党员，有经常开展活动的各级党组织。而美式精英党却是“三无”政党：它们没有党纲，只有每次为竞选临时提出的政纲（platform）；它们没有党员，只有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党候选人的“党人”（party affiliation）；它们没有严密的党组织，只有为筹备下一次选战而搭建的平台。美国政治教科书对政党的定义可能会让其它国家的学者觉得十分怪异，因为它把政党说成是一种“有组织的行动”（an organized effort），而不是一种组织。忆宁访谈的那些美国政治精英对此都见怪不怪、安之若素，显然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比较视野。本书中接受访谈的肯·马丁对此欣然承认。大众党的组织方式使得普通党员有可能影响党的走向，从而影响国家的走向。而精英党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它们只关心一件事，即在下一次选举中，本党政客能否上台。精英党希望看到的是粉丝型“党人”：选举时，召之即来，很热闹；选后，挥之即去，春梦无痕。它们为什么不要党纲、党员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约束？ 这大概就是奥秘所在。在美国这种两个精英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绝大多数“党人”的作用限于每隔几年在选举中投一次票，其它时间便几乎无声无息，留下党派活跃分子或精英分子为下一次选举进行筹备（其关键是募款）。对这些“党人”而言，他们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是在选举中，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候选人。在全国大选中，他们的选择其实十分有限，要么是目前台上这个党，要么是几年前下台的另一个党。这好比朝三暮四或者暮四朝三，选民到底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如果他们把票投给其它党的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那就等于浪费了几年才有一次的投票机会。而在绝大部分选区，“党人”的选择余地更小，因为两党通过调整各个选区的边界，划分出大量民主党人聚集区或共和党人聚集区（见对罗德里克·希尔斯、卡拉·希尔斯的访谈）。在“共和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民主党”是浪费；在“民主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共和党”是浪费。实际上，在绝大多数选区，选举结果早已在选区划分的博弈中就已经决定了。虽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也自称“政党”，但正如忆宁这本书所展示的，它们与其它国家的政党太不一样了。在政治学中，对各国政党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学者，他们比较的对象也往往集中在欧洲政党身上。在欧洲学者看来，美国的“政党”应该入另册，不应与其他国家的政党混为一谈。反过来，美国学者似乎也不太会从比较的视角来剖析本国的政党。二、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近年来，欧洲曾一度引以为傲的大众党也开始衰落了，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大幅下降，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大幅下降，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这种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如果这个标准可以用来衡量民主质量，美国民主质量可以说从一开始便不太高，因为美国政党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党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美国自己的标准衡量其民主的质量，危机的苗头也十分明显。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本身的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1972年以前，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independents）越来越多，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2009年以后，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独立人士”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也超过了民主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的45%左右。但现实是，“独立人士”无法形成一个政党。在书中的访谈中，密西根州前州长恩格勒说，独立选民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偏爱的候选人，受这些选民欢迎的候选人往往是选举的赢家。这种说法毫无依据，带有严重误导性。事实上，在美国那种“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下，第三党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不得已，独立选民只有面对两种选项：要么把选票投给自己并不中意的两大党中的某个党；要么把选票白白浪费掉。无论独立选民怎么做都意味着，美国近一半的民众无法用选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任何当选的政党或政客都不可能得到超过三分之一民众的真心支持。问题是，这样选出来的政府到底代表了谁、代表了多少人？三、哪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两大党一蹶不振，独立人士无力回天，这就是美国政党政治的现状。不过，从忆宁的访谈中，读者可能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这个表象背后，另有一股政治势力异常活跃，这股政治势力掌控着美国选举政治的命脉——金钱。几乎所有忆宁的访谈对象都会提到钱的重要性，不少党务工作者日常工作的重心就是筹款、筹更多的款。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选战主要在共和、民主两党之间展开，虽然两党的各级组织开足马力为选战募款，候选人的竞选经费主要不是来自他们所在的政党，而是直接来自那些拥有金钱的特殊利益集团。两党的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当然，金钱在美国政治中扮演决定性角色并不是新现象。早在1895年，身兼参议员的大富豪马克·汉纳就曾说过：“政治中只有两样东西最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样我记不起来了”。时隔一百多年，这句话似乎依然适用。今天，站在两大党背后的这股金钱势力俨然形成了一个法力无边的隐形政党。这个隐形政党似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政治的走向，连号称“独立”的最高法院对这个隐形政党也不得不退避三分。本书多个访谈对象反复提到“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在这个2010年的判决中，最高法院以保护言论自由为由，允许属于这个隐形政党的非党派组织无限制地花钱参与政治。1960年，当美国的政党政治如日中天时，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谢茨施耐德便在《半主权的人民》一书中指出，民主、共和两党的动员对象主要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几千万不投票的选民。他认为，真正人民主权的实现有赖于改造当时的政治体制，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政党政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谢氏的理想不但没有实现，情况似乎变得更糟。不仅美国如此，其他西方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2013年，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梅尔出版了一本题为《虚无之治》的书，副标题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在梅尔看来，今天，连“半主权”也似乎遥不可及，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换句话说，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西方政党政治正在衰落，西式民主的质量正在恶化。每当听到这种评论，就会有人像格雷戈里·史雷顿（本书访谈对象之一）一样，引用丘吉尔1947年说过的话为现状辩护：“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这句话听起来虽然俏皮，却毫无道理可言，他见识过多少政府形式？假设有一位没见过世面的英国乡巴佬信心满满地断言，“炸魚薯条（fish and chips ，所谓英国“国菜”）是天下最难吃的食物——除了其他所有被人试过的食物之外”，世上有多少人会把他的话当真？“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忆宁这本书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并摆脱这种狭隘的思维方式。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6年11月2日
2017年1月4日 -
花醒鸿：欧洲市场仍有空间，投资与挑战并存
花醒鸿，博龙投资集团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现在欧洲的发展态势，于我们投资者而言有巨大的市场。 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投资公司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由于欧洲,主要是西欧的经济处于调整期，有大量需要处理的不良资产，这同时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欧洲与美国银行相反，欧洲银行所有的资产都在资产负债表上，所以一旦出现问题，造成的结果就是债务危机，而不是美国经常出现的房地产按揭的危机。最近的欧洲之所以有这么多机会，首先是欧洲经济不景气，无论实体经济还是从整个金融业，进而带来很多的问题。还有监管政策的变化。所以现在欧洲银行要在几年之内去杠杆化、清理不良资产，挽回经济颓势。但是银行清理资产的时候肯定有顺序，首先是它最不在乎的客户：房地产贷款和房地产按揭，所以目前很多处理的资产都是和房地产相关的资产。再往后就是实体经济，工业企业、各个行业的企业，以及老的客户，包括很多家族企业。所以如果要继续去杠杆化，势必要增加股权的比例，要去吸引投资者，无论是来控股还是参股，所以对于国内的战略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良机。 而且现在欧洲整个政治前途不是很明朗，给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虽然对于欧洲来讲很不幸，但这实际上意味着很多潜在的机会。 第二方面，欧洲经济跟中国有巨大的互补性，既包括产业，同时贸从易角度来讲也是一样。最好的打破贸易壁垒的办法之一，就是要进入那些市场，形成一种真正的融合。让我们中国的市场成为它的市场，我们给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研发团队还可以更多地利用本地发挥他们自身的研发优势、创意优势，这在欧洲是行之有效的，有非常大的协同效应，可以更好地促进双方的经济体甚至文化的融合。再加上广泛的政治方面的合作，这样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对于我们双方在经济、商业领域的合作非常有用。 实际上在投资期间，我们会遇到很多挑战，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我们必须非常关注文化的区别，包括不同的商业习惯等等各个方面。在投资日本的公司时，我们公司为了更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延长了投资期，按照美国和日本政府的建议做有关企业的重组方案。 同时我们要非常谨慎地处理我们所买的不良资产。如果要是处理不当，不管是贷款客户还是银行本身，他们都会非常小心。所以我们在文化上要非常敏感，要了解，要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要知道处理的是什么，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不是靠短期的低买高卖。在处理团队、对于文化的理解，以及处理劳工关系、政府关系上，都需要额外的小心谨慎。这需要很多的经验和积累，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三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1月3日 -
王辉耀：中国对外投资共赢效果显著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当前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和投资疲弱，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显现。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大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上扬，推动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同时对东道国税收和就业贡献增大，对外投资的双赢效果显著。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亮点纷呈，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流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二，并超过了吸引外资水平，同时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关系发生逆转，对美投资首次超过了美国对华投资。 中国对外投资持续大幅增长多年，实现了历史性突破。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历史性突破，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并首次实现资本净输出。中国对外投资已大幅增长多年。自2003 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且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5.9%。进入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据商务部数据，2016年1~11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500多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金额1617亿美元，同比增长55.3%。 中国对外投资结构逐步多元化，并向着优化升级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对外投资的早期，投资主要集中于矿产、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当前，投资领域已非常多元化，涵盖了国民经济19 个行业大类。虽然中国对外投资在高技术领域和新兴产业的比重依然偏低。但当前这一趋势正在发生转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逐步向高技术领域、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倾斜，在制造业、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上出现了大幅增长。据商务部数据，2016年1~11月,流向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297.3亿美元，增长151.9%;流向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92.3亿美元，增长249.9%。 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势头强劲。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6)》蓝皮书显示，制造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中国制造企业正通过资本不断向价值链上游延伸并扩大全球版图，增强国际竞争力。中国对制造业的投资2015年的增幅达108.5%，投资额占当年流量总额的13.7%。在企业并购方面，制造业优势尤为明显。2016年1~11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项目561个，交易金额达824亿美元(包括境外融资)，其中制造业并购金额近230亿美元，位列各行业首位。制造业“走出去”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制造业水平，深化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布局，从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 当前，虽然我国面临一定的资金外流压力，但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对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和推动作用。 首先，企业的对外投资不断推动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与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一样，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促进中国经济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对外直接投资可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与东道国本土企业开展研发合作和交流互动，获取并掌握前沿技术和要素资源，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并创新研发思想，经由公司内部渠道转移至国内母公司，从而实现母公司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内边际产业转移到较国内产业层次更低、更具产业扩张空间的国家，以此获得成本优势，获取产业转移价值，同时，也为国内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腾出空间。通过这一过程，国内经济将会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当前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使得以产业转移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机遇。 其次，通过对外投资，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频繁，借此获得了先进技术、品牌、海外资源、市场渠道、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等。目前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更多的是全产业链上的全球化发展布局，使得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例如，紫光集团继入股台湾矽品精密和南茂科技后，于2016年5月收购惠普公司旗下新华三公司51%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通过收购，清华紫光逐步实现从芯片设计与制造，到设备研发、软件与系统集成的IT全产业链发展。 第三，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正加快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布局，推动企业的创新步伐。汤森路透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报告》显示，在家电领域全球排名前10位的创新企业中，有3家中国企业，位列前三，分别是美的、格力和海尔，发明专利数量远高于位列其后的松下、三菱电机、三星等企业。例如，美的集团全球化发展迅速，已拥有四级研发体系，在海外6个国家拥有7个生产基地，产品年销量近3亿台。在“走出去”过程中，为避免知识产权纠纷，美的将海外知识产权布局看得尤为重要，集团的知识产权战略从创新竞争力及品牌竞争力的布局、全价值链的风险管控、知识产权资产的管理及运用、信息战略指引等几个方面，为全球经营发展保驾护航。 此外，中国企业走出去更有利于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新秩序。当前以英国退欧、欧洲民粹主义抬头、反对自由贸易的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为标志的“逆全球化”现象，并不能表明全球化趋势正在或将要发生倒退。全球化经济规律是现代生产力的必然产物，不可能被逆转。我们应顺应全球化的客观规律，以积极的战略和行动来推进它，要包容以TPP、TTIP、RCEP等为代表的各类区域自贸协定谈判，推动包容性全球化。 全球化依然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方向，但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关键的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水平低;企业人才国际化水平不高;企业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工会沟通能力有待加强;企业品牌国际化战略受阻;应对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能力不足。 针对这些问题，需要从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入手，企业、政府和第三方机构合力加以解决，以使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并“走进去”，发挥对外投资对企业自身发展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仍需加强监管和引导。对外投资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的意义不容低估。要使对外投资发挥其最大效果，政府相关部门要在坚持对外投资“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的原则下，将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结合起来，密切关注一些非理性投资，比如金额较大的非主业投资，具有明显风险的投资，“母小子大”、“快设快出”等类型的投资，督促企业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建议企业审慎决策。对于那些对实体经济无益、主要基于金融考量和财务决策的大型收购项目，要采取一些必要的临时性的限制措施。在监管的同时，政府还需发挥鼓励与引导的作用，为对外投资制定宏观的战略或指引，引导企业以技术和效率寻求为主的对外投资活动，推动企业的对外投资向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发展。 企业要进行理性投资和必要的风险防范。在企业方面，在进行对外投资时要尽量坚持投资领域与主业的相关性，将投资向有利于企业技术提升和产业链布局的领域倾斜;在海外经营发展时，要不断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完善与当地工会的对话机制，主动履行当地社会责任;在投资前和投资后，都要增强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购买必要的法律服务，对项目和交易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尽职调查，还要健全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风险评估。 总而言之，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中国全球化的核心体现。未来中国全球化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取决于中国企业成规模、高水平地“走出去”。只有“走出去”，参与到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当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企业才能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推动中国全球化的发展。文章选自第一财经，2016年12月29日
2017年1月3日 -
张蕴岭：“一带一路”是个百年工程
【图片来源网络】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与沿线56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丝路基金成立……“一带一路”提出3年有余，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长足进展。尽管如此，我们更应谦虚谨慎，充分意识到“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不少专家学者包括政府官员对“一带一路”是倡议还是战略，仍不太清楚。事实上，“一带一路”内外有别，对内是大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快速，但西部发展一直相对落后。 我们搞过西部大开发，让沿海企业到西部去，充分利用东西部成本差异和市场纵深，但效果不太理想，因为西部还是缺乏外部拓展的空间。“一带一路”能让西部连接中亚、西亚和欧洲，成为连接外部的中心地带。 对外，它是合作倡议。通过“一带一路”可以周边为重点，实现地缘互联互通，构建开放的大地缘经济网络。我们一边连接有活力的东亚，另一边是发达的欧洲。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单靠开放不能解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础问题。譬如这些国家对外开放了，但是路谁来修？居民的综合设施谁负责改善？这些问题单靠市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需要政府间加强合作。 在国际舞台上，旧型国家合作关系常是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援助的形式支持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但结果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越来越少，所以并不成功，根本原因就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授予关系。而“一带一路”作为一种新型的发展合作关系，从开始提出到实施，一直都是立足于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享成果，根据当地需求来展开项目合作。 从具体实施层面来看，“一带一路”的新型合作关系需要不断创新，它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模式，而需大家一起去努力和探索。 “一带一路”首先提供了一个新平台，甚至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可以深入到政党合作、旅游文化、健康产业等各个方面。举个例子来说，中国的中医很有名，通过“一带一路”就可在沿线国家推广，让更多居民受益。 “一带一路”组建了一个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可以把不同组织机构的功能连接起来，让各种机制协同发挥作用。譬如亚投行的建立，直接推动新型融资机制的建设，它可以组织贷款、发行债券，也可以和其他现有金融机制进行合作。 与单纯吸引外资不同，“一带一路”更注重产能合作。“一带一路”建立了一种平等参与的新型关系，能够与当地的规划和发展需要对接起来，所以就有了产业园的构建。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一方面能够改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也能带动更多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国传统意义的企业走出去过程中，一般只有大企业才能构建全产业链，譬如华为、海尔等。如果能通过“一带一路”拉动产业的综合发展，很多中小企业就能走出去，参与产业园的发展建设。 总之，“一带一路”是百年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推进的过程中，其内涵、外延以及形式也都将不断发展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差异、风险等的确存在，但我们仍应“知难而进”，在推进时可让“志同道合者先行”，将困难少、风险小的项目先做起来。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6年12月7日
2016年12月30日 -
龙永图：明年经济形势平稳 不会断崖式下滑
前外经贸部副部长、CCG主席龙永图在2016全球川商年会上发表演讲“我是贵州人，俗话说得好，云贵川不分家，说的话吃的饭都差不多。来到四川，我感到很亲切。”说这句话的人是龙永图。这位73岁的老人有着傲人的头衔：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12月27日下午，2016全球川商年会在成都举行。龙永图受组委会委托，发表主题演讲。在他看来，2017年国内经济肯定会进一步稳定，并且在稳定中得到发展，不会出现断崖式下滑。面对台下200多位企业家，他打气称，明年政府会想各种办法来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特别是民营企业，不能垮，也垮不了”。谈及企业机遇与文化时，他说，若企业想得到长久发展，就必须重视产品质量和服务，同时还要重视环境保护，“一个企业，若因为发展把周围的环境搞坏了，金字招牌就砸了。”【谈经济】明年经济形势平稳政府会帮企业渡过难关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龙永图预测了明年我国的经济形势。“明年我国的经济形势以稳中求进为总基调。”他说，2017年国内经济肯定会进一步稳定，并且在稳定中得到发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形势都较为平稳，不会出现断崖式下滑。经济稳定，企业如何增收？龙永图认为，未来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将加大，只有企业稳定了，经济才能稳定，社会才能稳定。目前，国内很多企业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在税收方面，压力都比较大。他说，明年政府会想各种办法来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特别是民营企业，不能垮，也垮不了”。龙永图直言，经过四年多的努力，中国经济的转型正在加快，从今年后两个季度的发展来看，出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苗头，无论是企业利润、企业贷款还是投资增速等指标，都出现了回升，“虽然回升的幅度不大，但整个大趋势出现了”。经济转型后，市民会得到什么好处？他解释称，经济转型就是要把数量的扩张转移到质量的提高上，它的衡量标准就是老百姓关注的民生是否得到了提高。“比如经济增长后，我们的社会是否更公正了？贫富悬殊是不是变小了？地区差距是否缩小了？”从市民对国家的发展期望、产品质量和生活质量的要求上来看，国内经济转型必将继续进行。【谈机遇】好产品才有好机遇质量不好百姓不会“买账”当着200多位嘉宾的面，龙永图讲起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它与产品质量有关。去年3月，赴日游火爆，国内游客“爆买”日本产品的新闻不绝于耳。马桶盖、电饭煲等家用产品，成为游客们“抢购”的产品。在一档电视节目中，龙永图和另一嘉宾董明珠看完短片后，主持人抛出疑问，让俩人给予评论。“我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他还记得，自己的回答是游客买电饭煲和马桶盖，不能说明什么，更不能否认国内的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轮到董明珠发言时，她则表示，自己作为国内制造业的一员，心里很沉重，说明国内的企业没有做好，产品质量不如日本，未来还得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当俩人发表完自己的看法后，主持人让现场观众进行投票。“当时我还蛮有信心，认为观众肯定同意我的观点。”让龙永图感到意外的是，那次投票自己仅获得了25%的支持率。“这说明什么？”龙永图直言，这说明国内的老百姓实在得很，若企业的产品质量不好，就算吹到天上去，也不会“买账”，“百姓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有越来越高的要求”。未来，这种要求还会提高。他建议企业，一定要更加重视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谁要做出好的产品和服务，谁就能抓住机遇，得到长久发展”。【谈企业】若因发展破坏环境企业的金字招牌会被砸由于会上企业家众多，龙永图还现场支招，破解让企业感到“头疼”的企业文化打造难题。在他看来，企业文化决定着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龙永图表示，在企业文化里，最重要的就是法制文化。一个企业只有遵纪守法，才能走遍天下都不怕。在他眼中，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企业，但最伟大的企业是华为，最伟大的企业家是任正非，“华为能有今天的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遵守法律法规”。他建议，企业要把“法”这一观念牢记在心，这样企业才能有尊严。除了法制，诚信也必不可少。“企业应把诚信当成自己的生命线。”龙永图说，任何一个企业，不管业务发展到哪个国家，都要讲诚信，因为它代表了国家的形象。“绿色发展也很重要。一个企业，若因为发展把周围的环境搞坏了，金字招牌就砸了。”他强调，保护环境一定要扎根在每个企业心中，环境得到了保护，企业才会得到市民的支持，“如果我们的环评不过关，那么宁可不搞”。除了上述三点，龙永图还提到双赢共赢的文化，“我们的‘一带一路’就是鼓励沿线所有国家和企业都参与进来，目的是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开放，意味着竞争加剧。对此，他表示企业间的竞争早已升级为产业链间的竞争，在此过程中，大企业要善待产业链中的上中下游企业。“川商的本事都很大，但抱团能力不如沿海浙商。”他建议，川商间要精诚团结，不相互杀价，不搞内斗内讧，走出国门后更要团结，“我们一定要提倡天下川商是一家，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企业共赢”。文章选自《华西都市报》，2016年12月28日
201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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