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辉耀：中国应加快推动多边贸易机制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不少带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主张与口号，令不少人担忧下一步中美关系和全球化进程的走向。但在笔者看来，他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 特朗普带来的“挑战”，主要是短期内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双边关系磨合乃至全球化进程产生的负面影响。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些“问题”都可通过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话合作得以解决。 经贸是中美两国共同利益最多、互利最明显的领域。建交30多年以来，从建交之初的不足25亿美元到2014年的5551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额增长了200多倍。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是加工贸易，而该领域大多数企业是外商投资企业。例如苹果在华组装手机再输入美国市场，沃尔玛在中国采购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美国民众生活需要……这些既有利于美国企业在海外发展，也有助于避免当地的通货膨胀。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2014年中美两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分别达到27.8%和15.3%，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经济阵营的对立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受益者，应坚定支持和引领全球化发展，共同促进世界各国的包容性增长。 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G20提振世界经济中国方案的关键组成部分。现在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双重受阻、压力增大，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面临新体验和新思路。尽管特朗普不止一次声明反对TPP，但预计其就任总统后也将变相提出TPP的实质内容。 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加快推出更大范围的新多边贸易投资协定：基于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FTAAP)多边贸易机制，将TPP与中国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相衔接，以覆盖所有相关国家，引领推动新的、更大范围的贸易投资合作，让所有亚太地区国家都能从中受益。中国更可以藉特朗普就任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契机，邀请美国参与亚投行，以促进更大范围的共商共享共建。文章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11月21日
2016年11月23日 -
薛澜 赵静：激发人才活力 提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专家委员会专家。劳动力是经济活动中最宝贵的资源，鼓励创新和调动人的积极性是提振经济并释放新动能的关键举措。充分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和杠杆作用，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最近出台的《关于激励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收入分配的激励导向、分群体施策、支持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探索与创新，对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改善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象，提振整体经济环境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国内外需求疲软、产能过剩严重、低成本优势消失，适龄劳动力锐减，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呼唤新的动力机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是破解当前难题的不二选择。但是，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如人意，经济下行的压力也逐步向收入分配领域传导，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创新驱动及长期经济发展的问题，如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增收困难、懒政怠政不作为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意见》的出台，犹如一股春风，带来了改革创新的动力，体现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创新与共享的发展理念。劳动力是经济活动中最宝贵的资源，鼓励创新和调动人的积极性是提振经济并释放新动能的关键举措。充分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功能和杠杆作用，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拉动经济持续增长。政策特点——以点带面，分群施策 收入分配是一个重要的改革领域，涉及广泛的人群，难以一蹴而就，一概而论。因此，相关改革必须以点带面，确保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方能行之有效。《意见》挑选了7类国民经济活动中重要的劳动力群体，包括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层干部队伍、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代表了劳动者中的大多数和关键少数。例如，科研人员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缩影，技能人才是大量企业职工的典型，基层干部队伍可以辐射到各级干部与公共管理从业者。因此，政策选择的目标群体具有明显的带动引领能力，对全体城乡居民增收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体现了政策设计的合理性。 同时，《意见》针对7类群体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政策，采取了就业促进、技能提升、托底保障、财产性收入开源清障、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统计监测能力等6大支撑行动，涉及到解决收入分配的基础、能力、托底、源泉、环境、技术等方面。全方位、系统化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不同抓手，展现了政策执行的可达性，分群体施策和分类型激励的路径也可以推动政策精准发力。 可以看出，《意见》涉及的目标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在提升经济运行动能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有促进作用。7类具体的受惠人群覆盖面广，也将进一步激励劳动力创造财富，并切实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此外，《意见》提及的措施在部分现有制度下的积存问题上也有较强针对性，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聚焦分析——《意见》对知识技能型人才的影响 此次《意见》调整所针对的一类重要人群是“知识技能型”人才。知识技能型人才以知识、技能作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包括工程科技类和管理类人才。其中，工程科技类人才在本次《意见》中主要以科研人员和职业技能人才为代表，其科研能力和职业技能是难以替代的人力资本。管理类人才则主要体现为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企业家）和基层干部队伍，其核心竞争力为服务于市场与公共部门的管理知识和管理技能。 这几类知识技能型的人才不仅对国家创新能力和治理能力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将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工程科技类人才对经济社会转型、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制造业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人力引擎。管理类人才对于提高现代企业管理水平、提高国家基层治理水平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优化器。但是，当前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对于这几类重要的知识技能型人才来说很不合理，影响了他们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性。 首先、知识技能型人才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够完备，存在各种类型的信息不对称。知识技能型人才的知识资本的积累需要长时间的系统学习或实践积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内，这样的积累往往可以通过相关的高级学位和职业技能资格认证等方式来得到认可。但是，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的阶段，教育培养质量参差不齐，社会对同等学位质量的差别缺乏有效鉴别机制。对于技能型人才来说更是如此。一些技能型资格认证过程中出现的弄虚作假等问题，更使得用人单位无法通过这些证书来有效甄别合适人才。形成了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搜索成本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大量优秀人才的知识技能难以得到人力资本市场的认可。长此以往，将会大大削弱知识技能资本投入的积极性，难以适应知识社会对人力资本不断提高的要求，不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其次，即使消除人力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之后，也存在着人力资本市场上知识技能型人才工资体系不合理的问题。中国知识技能型人才的工资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后比较流行的是绩效工资制，其本质是很低的基础保障部分，主要依靠各种绩效奖励部分。这种绩效工资制对于一般重复性劳动，对于市场营销类型的工作都是比较有效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打破干和不干一个样的陈规，起到了有效的激励作用。但是，知识技能型人才以从事复杂的知识密集的脑力劳动为主，其工作成效往往是整体系统努力的结果，很难独立分解，对于大规模的复杂知识劳动更是如此。同时，很多知识技能型工作的成效需要多年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一些重大的高价值的工作也存在较大的风险，需要各种试错的过程。对于这样的工作，绩效工资制不但不能起到激励作用，甚至有可能提供扭曲的导向，影响重大创新成果的产生，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科研工作追求短期效应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说是绩效工资制导向的结果。 同时，中国公共部门工资制度改革迟缓，与企业劳动力市场的定价差别较大，形成了实际的双轨制，同样的知识技能型人才，在企业与在公共部门工作（包括科研机构、政府部门、或其它各种类型的事业单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尤其是在公共部门服务的基层干部队伍中有很大一批专业性人才，例如工作于质检、药监、防疫等部门的技术人员。这类人才与相应市场领域中的劳动者收入差距较大，难以保证人才队伍的持续稳定，影响了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甚至出现体制内优秀人才大量流失的情况。这类现象在金融领域最为明显，当前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人才收入差距多达数倍乃至几十倍，成为了大量具有金融专业技能的中高层公务员“辞职潮”的重要原因。在其它领域也有类似的现象。 《意见》对知识技能型人才收入分配的具体改革措施并没有“一刀切”，而是采取问题导向的方式，主要通过外部优化和内部激励两种方式，就影响四类人才背后收入分配的关键问题对症下药。 一方面，以提升人力资本积累为目标，通过创造公平发展软环境、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入手，提高技能人才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创新能力。针对技能人才，以完善薪酬激励制度、贯通职业资格、营造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等方式来实现“技高者多得”这一核心目标，加强技能人才对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继续学习的稳定预期，提高其人力资本投入。针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则采取产权保护法治化等措施来保障企业管理人员的预期，鼓励其扩大投资。 另一方面，以改革人力资本定价为方向，通过内部激励来改善基层干部队伍和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针对基层干部队伍，以完善工资制度、差别化激励办法和阳光福利保障等方式，明晰基层干部队伍的收入保障。针对科研人员，重点以改革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健全绩效和奖励机制等激励方面入手，通过实现工资项目收入、成果奖励一体化激励来充分调动科研人才的创新积极性，为经济持续发展释放动能。政策执行——值得关注的问题 历史上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多次改善都解决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动能问题，其中最核心的改革逻辑就是增加对人的激励。无论是放权让利，还是技术、管理参与分配，以激励导向的改革激发了全社会参与改革、推动创新创造的积极性。无疑，本次定位于精准解决多类目标人群激励问题的改革也将产生类似的效果，进一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带动广大居民增收。可预见的是，具有较强政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有望精准的解决当前各类人群收入分配背后的关键问题。尤其对于知识技能型人才而言，本次改革切实改变了激励机制，可以从源头上激发知识技能型人才的创造性。当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可持续性的重大工程，每一次增量式、渐进式的边际改进都有助于逐步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最终目标，但也不能期望一次性的改革就解决所有问题。 选择合适的改革方向和设计合理的改革方法是改革成功的开端，要确保改革真正取得成效更需要政策执行的不偏不倚，落到实处。笔者认为，《意见》在具体执行中还应注意以下问题：第一，避免过度许诺和全面铺开。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巨大的资金投入，政府需要分步骤、分情况，按计划实施，采取挑选重点、逐个击破的方式，配套措施要跟上。过度许诺和全面铺开并不利于有效的解决问题，激励需要作用于支点，产生撬动作用。第二，避免在具体政策的设计与执行中产生路径依赖，延续传统思维，简单涨工资，涨福利了事。政府应促进执行部门在政策方案的细化和配套措施的跟进方面进行政策创新，将涨工资的效果落实到促能力上来，为全社会营造知识创造价值、技高者多得的收入分配改革认知。让居民真正通过知识积累与技能提升来获得更多的收入，享有更好的生活，让国家和社会能够通过劳动效率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来适应经济新常态。（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薛澜 赵静）文章选自央广网，2016年10月21日
2016年11月21日 -
郑永年：特朗普与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开始讨论逆全球化对国际安全的可能影响。这个重要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如果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逆转，这种逆转对西方所建立起来的全球安全秩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如果中国成为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又会对全球安全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提出这些问题并非毫无道理。无可否认，迄今为止的全球化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尽管其它大部分国家也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它们毕竟是配角或参与者。同样，今天的国际安全体系是近代以来西方力量主导下的全球化产物。经济全球化是国际安全体系形成的重要因素。全球安全体系的形成和维持与西方力量在全球的扩张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西方建立全球安全体系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其全球经济利益。很多迹象显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在衰退。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长开始低于全球经济增长。在意识形态层面，因为1980年代以来的这一波全球化，导致了各国收入差异的急剧扩大和社会分化，西方社会开始怀疑自由贸易，民粹主义已经崛起。这也已经影响到西方的政治人物对全球化的态度。自由贸易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西方视为其软力量的核心之一，政治人物言必称“自由贸易”；但今天为了迎合快速崛起的民粹主义，“自由贸易”已经变成负面的概念，甚至是一个肮脏的词汇。这已经深刻地影响到西方各国的内部政治。英国公投脱欧、德国右派选择党的崛起、法国右派国民阵线的扩张、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无一不是标榜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全球化的另一产物）的。 出现地缘政治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在逆全球化的同时，世界各地地缘政治日渐重要。美国在中东力量的衰退，使得中东出现权力真空，不仅导致了中东秩序乱局，导致了大规模的难民潮，也导致了大国之间（主要是美俄）的竞争。亚洲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好、最稳定的领域，但随着美国所谓的“重返亚洲”，地缘政治竞争也越演越烈，东海钓鱼岛、南海岛礁主权争议等问题，本来只是有关国家之间的双边问题，和美国毫无关联，但因为美国的介入，就演变成为地缘政治竞争问题。即使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也开始出现地缘政治问题。东欧表现得很明显。苏联解体之后，东欧落入西方的怀抱，北约东扩本来已经挤压了俄国的地缘政治空间，导致了俄国伺机反扑（例如制造克里米亚危机）。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深刻矛盾，更是强化着那里的地缘政治气氛。长期以来，西方关切的只是那里的民主政治发展和地缘政治问题（亲西方），而非那里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但无论是对当地的政府还是老百姓来说，民主固然重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因为这攸关他们的切身利益。要发展社会经济，这些国家就必须寻求除了西方之外的发展动力，尤其是中国。但西方对中国在那里的发展，保持高度的地缘政治警惕。无论是西方内部的民粹主义还是外部的地缘政治，已经对全球化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即逆全球化。这种逆全球化会不会对国际安全体系产生负面的影响呢？一些人已经提出了“1930年代陷阱”的概念。二战之前，西方各国内部民粹主义崛起，表现在外部便是民族主义，再加上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最终演变成各国之间的对外战争，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欣慰的是，今天地缘政治的变动主因是西方，而在西方及其势力范围之外，地缘政治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主线。再者，新崛起的大国中国本身并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地缘政治概念，同时也具有了足够的能力，来遏止西方的地缘政治竞争。西方作为领头羊的全球化出现了逆转，并不是说全球化的终结或死亡。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充满着全球化的动力。尤其是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今天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下行，但较之其他国家，增长速度仍然很高。如果中国在今后十来年里能够维持6%至7%的增长，势必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也是今天全球最大的贸易大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必然会继续扩大内部中产阶级的规模，这使得中国有条件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家。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所具有的推动全球化的动机和动力。也就是说，尽管西方领导的全球化出现逆转，但全球化会继续进行。不过，全球化的推动力不一样了。所以，问题在于，不同的推动力会对国际安全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就国际经济来说，现存体制的延续和发展应当没有大问题。这取决于中国等新兴大国，对现存国际经济体系的态度和方法。在这方面，中国的态度可以概括为接轨、改革和补充三个过程。自1980年代以来，尽管中国不是全球化的引导者，但积极参与。中国通过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接轨”，改变自己，融入现存世界经济体，并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之一。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内在一部分。其次，作为这个体系内部的重要一员，中国所扮演的不再是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国通过改革现存体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也通过改革来改善现存体系。再次，中国也有能力来建设新的体制，补充现存体系。这表现在“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等方面。“一带一路”尽管是中国的倡议，但已经变成一个开放的多边体制。同样，中国也重复表示，建设亚投行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建设补充制度来弥补现存制度的不足。无论怎样的新机制，只要是开放的，就可以和现存体制对接。与现有安全体制对接在安全方面又如何呢？中国可以做到与老体制的对接吗？这方面显然要比经济方面来得困难。例如，在中国自己所处的亚太地区，中国就容易和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美日同盟等旧体制发生冲突。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这些旧体制的存在，一方面无能包容新崛起的力量（主要是中国），同时更阻碍着新安全体制的产生。不过，这里也有很多因素使得人们不至于过于悲观。第一，中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地缘政治概念。西方的地缘政治扩张的基础，是其具有宗教使命感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世俗的，没有扩张性的使命感。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真正意义上的，即只是为了国防，而非对外推行帝国主义。中国军队对外的有限卷入，发生在联合国的构架内，即维和部队。第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使得中国不会像美国那样排挤他国。中国从来没有类似美国那样的“门罗主义”，要把美国挤出亚洲，中国所要求的只是美国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而不是破坏性的角色。就是说，一旦美国的角色转变，其可以安然存在亚洲。第三，尽管美国一直在强化其排他性的同盟，但中国一直坚持“不结盟”政策，不会拉帮结伙来对付美国及其同盟。即使中国感觉到来自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的明显威胁，也没有显示出结盟的迹象。中国所强调的是和其它国家建设“战略性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和“同盟”具有不同的性质，“同盟”针对的是“敌人”，也需要“敌人”，而“伙伴关系”针对的是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气候、经济发展等等。第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具有了遏制美国地缘政治攻势的能力。这明显表现在这些年中国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和美国及其盟友的互动上。尽管有时候互动表现得剑拔弩张，但中国在没有“投降”的基础上，有效遏止住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势。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在安全方面遏止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势，下一个问题便是：中国主导的安全秩序会是怎样的呢？尽管中国主导的秩序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但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一贯坚持的国际原则和国际行为来判断，至少会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第一，不干预内政。尽管中国和他国发展着贸易等经济关系，但对其他国家的内政不感兴趣。这和西方不同。尽管西方干预他国内政并不总是成功的，有时还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西方的使命感文化，决定了西方干预他国内政的内在冲动。中国当然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其它国家触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也会采取行动，但仍然是以“不干预”为原则。这充分体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发展上。第二，开放、多元和包容性的秩序。上述“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都是这样的秩序。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中国所倡议的秩序（无论是区域的还是国际性的）的性质不会是排他性的。第三，没有制裁的世界。在国际关系上，西方只有两分法，即“朋友”和“敌人”。这种文化造就了西方的“同盟”（朋友），也造就了西方的“敌人”（被制裁的国家）。一旦被西方视为“敌人”，西方就会动用各种手段的制裁，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等。美国和古巴的关系就是如此。但中国没有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即使那些对中国不友好或者被视为不友好的国家，中国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动用制裁大棒。这些年来，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关系就是如此，尽管政治和外交上出现紧张关系，但经贸往来仍然继续。第四，中国偏向经贸关系的外交，更能够造就和他国的互赢局面。历史上，中国从来就是商贸帝国，而非军事帝国。中国只有在成为蒙古和满族人的殖民地的时间里，发生过对外的军事行为，在其余时间里，中国对外感兴趣的是经贸。这个文化延续到今天，并且随着全球化得到发扬光大。中国人深信，通过深化经贸可以创造国与国之间的互赢局面，无论是区域秩序还是国际秩序，也会变得更加有序稳定。秩序会不会继续是民主呢？如果是民主，会是怎样的民主？如果不是民主，又会是怎样的秩序呢？文章选自IPP评论，2016年11月16日
2016年11月17日 -
王辉耀：特朗普当选带给中国的机遇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当地时间11月8日晚，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公布，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出乎此前众多专业人士的预料，甚至有评论认为此结果是今年的又一大“黑天鹅事件”。由于近期世界范围内所谓“逆全球化”的现象此起彼伏，特朗普又在竞选过程中提出一系列具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色彩的主张与口号，其当选美国总统令不少人担忧下一步中美关系和全球化进程的走向。但是在我看来，特朗普的当选在给中美关系和全球化进程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美国总统大选和政治体系的一些基本背景。一是通过以往历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经验来看，竞选时的口号和主张不等于执政政策。正如里根在总统选举时说要升级同台湾的关系，但当选之后态度发生很大改变，在其任职期间，美国与中国建立了良好关系；克林顿在总统选举时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但当选后促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同时也在选举新的国会，国会能够对总统的权力构成限制，包括各种预算和重要的政策。三是美国是联邦制国家，50个州各自有独立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所以，特朗普当选新任总统后，需要代表国家意志，考虑整体社会利益，而不是完全按照竞选时的主张施政。 特朗普当选带来的挑战，目前主要是一定时期内美国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双边关系的磨合，以及可能对全球化进程产生的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这些问题可以在中美两国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上，通过管控分歧，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话与合作得以解决。 中美两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贸易总量占世界五分之一。经贸是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交集最多的领域，也是两国通过双边合作和管控分歧获得切实利益、实现互利的领域。自中美建交以来，从建交之初的不足25亿美元到2014年的5551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额30多年来增长了200多倍，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美双边贸易额和双向投资存量的高速增长，促进了两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而并非片面地说对华逆差造成了美国的低就业和经济增长放缓。实际上，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是加工贸易，而该领域大多数企业是外商投资企业，例如苹果在华组装手机再输入美国市场，沃尔玛在中国采购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美国民众生活需要，这些既有利于美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也有助于避免当地的通货膨胀。此外中国每年有约50万学生出国留学，中国是美国第二大移民来源国，中美之间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员交流，两国间的合作具有很大的集成效应。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2014年两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分别达到27．8％和15．3％，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两国共同肩负着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重要责任。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进入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经济阵营的对立趋势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中美两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和实际受益者，应该坚定地支持和引领全球化发展，共同促进世界各国的包容性增长。 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G20提振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的关键组成部分。现在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双重受阻、压力增大，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面临新的体验和新的思路，尽管特朗普此前也声明反对TPP这一构想，预计其就任总统后也将变相提出TPP的实质内容。在此背景下，中国获得了很好的机会，可以高姿态地提出新的更大范围的多边贸易投资协定。 中国应准备好新的替代方案，发起设立更加宏大的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FTAAP）多边贸易机制，将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中国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衔接在一起，以涵盖TPP和RCEP两个多边机制下的所有成员国家，引领和推动新的、更大范围的贸易投资合作，让所有的亚太地区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并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此外，中国还可以藉特朗普就任后的契机，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推动更大范围的共商共享共建，促进中美关系的更大进展。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6年11月14日
2016年11月16日 -
Who is the Likely Forerunner in the WHO Director-General Election?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Director-General Margaret Chan attends the 69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at the United Nations European headquarters in Geneva, Switzerland. (Denis Balibouse/Reuters)By Huang Yanzhong , a member of Academic Committee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 senior fellow for global health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his research associate Gabriella Meltzer.With the generous support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the Global Health program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osted a three-part roundtable series, “The Next Director-General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peakers were invited to discuss topics including the new election procedures, the performance of past WHO director generals, and the skills and qualities needed in the organization’s next leader. Following the convening of this series, we administered an online survey to individuals affiliated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onprofits, foundations, academia, and the private sector, all of whom have expressed interest in attending global health related events hosted by Yanzhong Huang at CFR. The questions in this survey covered the themes addressed in the roundtable series, as we were curious to assess the current opinion climate among those invested in the future of global health. By November 5, 2016, we received fifty responses, among whom a majority (68 percent) were affiliated with NGOs, foundations, think tank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Needless to say, the sample size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 respondents may not b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ntire global health community. But this “straw poll” can be illustrative of the political dynamics surrounding the WHO director-general election. There are currently six candidates nominated by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In no particular order, they are the following:▶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former foreign affairs and health minister, Ethiopia▶Flavia Bustreo, WHO assistant director-general for family, women’s, and children’s health, Italy▶Philippe Douste-Blazy, former health and foreign minister, France▶David Nabarro, special advisor to Secretary-General Ban Ki-mo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Kingdom▶Sania Nishtar, former health minister, Pakistan▶Miklós Szócska, former health minister, HungaryWhen asked to rank each of the candidates, the respondents highly favored Dr. David Nabarro.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e respondents identified him as their first choice. They commented that he is “qualified and able,” and “has the vision, the consensus building ability, the view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 and the technical knowledge required” to succeed in the position, particularly given his wealth of experience within the UN system. Some respondents highlighted the fact that Nabarro’s British nationality may work against him given the argument that the position should rotate geographically. Interestingly, despite their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neither Nishtar (8 percent) nor Ghebreyesus (15 percent) received particularly high rankings in comparison to Nabarro.It is compelling to no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qualities respondents seek in a candidate relative to those they identify with the candidates themselves. A large share of respondents (36 percent) ranked “vision and ability to set direction” as the most important trait, followed by “ability to build consensus” (16 percent) and “ability to take necessary action independently” (15 percent). Respondents deemphasized the value of “technical competence” (14 percent) and “demonstrated skills in managing, investing and raising large multi-billion dollar budgets” (10 percent). Many people’s comments cited Nabarro’s “vision” as the rationale for their choice, and only one mentioned the importance of fundraising capabi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Philippe Douste-Blazy), a necessity that has been strongly voiced by Flavia Bustreo. Clearly, those surveyed envision the next director-general as being an inspirational politician, a savvy negotiator, and stalwart advocate for the importance of global health rather than merely a technocrat with substantial public health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experience.The new procedures to elect the WHO director-general introduced this year have generated strong opposition from a number of prominent global health voices. Nearly half (47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expressed a moderate or severe lack of confidence in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secret, one-country one-vote system would result in the election of an exemplary leader. It does seem, however, that everyone is looking to the WHO election to produce a strong leader who can guide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 into its next phase. When presented with the statement, “Political leaders in member states, especially those from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prefer a WHO director general with weak leadership qualities,” half (50 percent) disagreed, compared with 26 percent who agreed. A large share of those (38 percent) who agreed were aforementioned roundtable attendees. This could indicate more nuanced knowledge of traditional power dynamics, as one commented: “Strong WHO leadership, which could lead to stronger world standards and eventually a stronger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 could negatively impact the interests of large, Western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companies, which wield strong political weight.”Given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that has accompanied waves of populism and isolationism throughout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global health community eagerly anticipates Margaret Chan’s successor to navigate the transnational tides of change and sustain the WHO’s leadership in global health governance.From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16-11-14
2016年11月16日 -
王翌：用英语改变人生
理事简介王翌，CCG咨询委员会理事，上海流利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EO。 从2012年在居民楼里创立英语流利说到今年突破3000万注册用户，王翌有哪些有趣的创业经历？请聆听他的故事 这一切都源自于2012年暑假，我和亚马逊前首席科学家Andreas Weigend先生，在上海一个足浴店的对话。他与我在足浴店按摩时，按摩师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他说希望能学好英语，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我问他：“如果有这么一个app，每天给你推送适合你英语水平的内容，不仅可以让你会念，而且会读会听会交流，每天3块钱，每个月90块，你愿意付费吗？”他说：“如果这个App真的能像你说的那样，能够帮我开口说，我愿意付费。” 那天晚上我和Andreas先生都非常兴奋，因为我们都感觉到，英语能力的提升对于很多没有像我那么幸运，能够通过自己的学业，找到很好的工作的人，就是帮他们打开一扇门，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和我的同学，好朋友——胡哲人、林晖一起，在2012年9月份创立了英语流利说。我们的第一个办公室，是在杭州的居民楼里，条件非常简陋，上面是卧室，下面就是办公场所。2013年5月份，我们搬到了上海的一个商住两用楼里，也是非常简陋，直到这个房间里坐满了22个同事，实在坐不下了，我们才搬到了现在更大的办公场地。 在我们的辛勤努力下，产品一上线，就获得了苹果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日本的新品推荐。2013年年底，我们被评为苹果的年度精选APP，2014年6月份开始，我们的产品在全国的苹果零售店里预装作为展示。 2016年1月，流利说迎来了苹果公司的全球资深副总裁Phil Schiller先生，我们三位联合创始人在给他介绍产品做演示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我请Phil Schiller先生试用我们最核心的功能——口语打分，他念了两遍，分别只有83分和85分，而且两次“are”这个单词都是红颜色，表明他读音不对。我在想，是不是我们的打分软件出了问题，于是我拿过来念了一遍是88分，分数比他还高。 Phil先生恍然大悟，“哦，因为我是波士顿人，波士顿口音里面，元音后面这个辅音这个“R”是不发音的。”我将信将疑去查了资料，发现真的是这样，那时我对我们的算法团队点了一百个赞。 临别时候，Phil Schiller说：“我觉得你们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们结合了世界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语音打分技术，同时你们的产品设计，你们的社区体验，是我在别的国家没有见过的，希望你们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帮助更多的人。” 得到Phil先生的肯定固然高兴，但是最让我高兴的，是来自千千万万用户的肯定。我们帮助了一位保安，突破了他的英语口语极限，成功地得到了一家外贸公司的工作机会，现在他的月薪从1800元，增加到了6000元。 我们还帮助了一位严重的自闭症患者，他说中文的时候，除了他的父母很少有人能听懂，但是他在流利说上找到了自信，找到了快乐。现在他每天在家自学英语，然后在全国巡回做演讲，分享他对生活的期待和梦想。 我们甚至到青海最偏远的果洛藏族自治州，帮助那边孤儿学校的孩子们，学会英语，连接世界。 “科技改变教育，教育改变未来。我们希望帮助千百万人说好流利的英语，和世界对话，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文章选自正青春ALLinBLOOM，2016年11月9日
2016年11月14日 -
金灿荣：特朗普是商人，中国最擅长和商人打交道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特朗普赢了，有人说这是底层民众的胜利，“啪啪啪”打了美国精英的脸。 也许没错，从“占领华尔街”开始，美国的99%就已经开始觉醒，底层草根对政治精英、金融大鳄的不满已经汹涌在美国的每条街道。只是上层选择性失明，看不到民众的怒吼。也正是这样的掩耳盗铃，让自己的代言人在通往白宫的最后一公里上人困马乏。 而今，恐怕全球都在思考，特朗普会带领美国走向何方？作为大富豪，他又如何代表美国草根阶层？入住白宫的政治素人，如何转变身份和思维应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作为商人的特朗普成了政治家，对于中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观察者网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问题专家金灿荣，且听他如何分析这些问题。 观察者网：您曾经在接受采访时称，“别看特朗普说话傻乎乎的，他真有可能赢得美国大选”。那对于他今天的胜出，您觉得意外吗？您怎么看美国人民的这个选择？ 金灿荣：老实说，我还是感到意外的。9号上午十点之前接受采访时我还说，希拉里获得多数选举人票的可能性大，现在看来预测错了。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原因，首先特朗普的胜利反映了美国精英对基层社会存在的愤怒估计不足。特朗普代表着基层造反，有人把他称为“反建制”，就是中国习惯说的造反派。因此他自然受到精英层的集体镇压，连共和党高层都和他翻脸，但是精英层集体镇压都压不住，说明基层的推动力太强大了，美国的社会结构真的有很强的阶级分裂，而且很深刻。这是特朗普胜选的结构性原因，也是根本原因。 还有技术性原因。一是希拉里本人的把柄很多，使人们很难信任她。特朗普是政治外行，没有政治禁忌，有时候会乱讲话，但又恰恰把很多基层百姓的心里话讲出来了，大家就把他当知音。第二，希拉里身体不好，曾在竞选过程中当众晕倒。另外，阿桑奇一直盯着希拉里，FBI局长詹姆斯·科米对她损害也很大，在距离大选还有一个礼拜时重启了希拉里邮件门调查，使得选民质疑希拉里不诚实。作为政治家，第一要赢得人们信任，第二才是展现能力。 这都是技术层面的原因，结构原因才是第一位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大量基层群众对政权不满，是他们把特朗普抬进了白宫。但美国的精英层恰恰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一直很自信，觉得希拉里会赢。从这点来看，中国的精英层现在也需要反省，我们还是太相信美国的精英，我们有点路径依赖，依赖美国传统精英，过度自信。其实这之前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比如社交媒体的声音和CNN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比如特朗普的集会现场总是人潮涌动，希拉里那里就很冷清。如果精英阶层能跳出来，注意到这些现象，注意到自媒体的声音，可能判断得会更准确一些，现在大部分精英都判断错误了。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特朗普现象表明美国社会有极端化趋势，反映的是底层白人的民粹主义，是草根对精英的胜利。现在特朗普胜出，美国社会内部矛盾会弥合还是更加尖锐？ 金灿荣：从常理上讲，特朗普上台的第一个任务是恢复社会团结和政治团结，有人说他上台就要把希拉里送到监狱里去，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大舌头，也就是说说玩玩。但是他有可能不是这样，特朗普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他没准会携胜利之威去整希拉里，整精英层。哪怕精英层集体沦亡，可是老百姓支持我，完了一兴奋发动美国文化大革命，那就麻烦了，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所以现在来讲还不知道，就看他以后的做法。 观察者网：特朗普本身在共和党内就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在党外和军方、民主党的关系也不是很好。他上台之后，对未来美国政治会带来哪些影响？ 金灿荣：特朗普对整个体制反感，他会对体制提出很多挑战。将来在美国可能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共和党总统吵起来了。这帮共和党人在选前都和特朗普拉开距离，他又是记仇的，说不定会和党内这些兄弟先打起来了。总之他会和现行体制发生矛盾，至于具体影响，还是要看后续。 观察者网：有人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总是讲美国利益优先，他的胜利是对全球化的反叛。他上台后，对全球治理秩序会有哪些影响？ 金灿荣：特朗普对过去美国精英主持的全球化会有所修正，对现在的全球治理会有一些冲击。具体来讲，现在世界经济本来就不好，美国在维持世界经济方面还是有些贡献的，它每年承担了8000亿美元的逆差，世界经济还是过剩时代，美国提供了很多需求。特朗普上台以后，要搞美国优先，不给你8000亿美元的逆差了，现在的世界经济就会更不平衡，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会增加，全球化的进程就会受到冲击，但这个冲击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也不好说，可能对中国也是个机会。 观察者网：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有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比如“中国让美国工人失业”、“中国操纵货币”等等，您怎么看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 金灿荣：中国首先要淡定，特朗普带来的影响首先是在美国国内，其次是美国的盟国。这些盟国依赖美国，整个战略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有很多盟国都不知道以后该何去何从了。特朗普作为孤立主义者，如果不愿意承担责任，那盟国还跟不跟美国走？他们就有怀疑了。但总体来讲，对中国冲击不大，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在美国体系内。 落到具体的中美关系上，特朗普上台对我们的贸易政策会有一定压力，竞选期间他把话说得很直白，中美之间将来会有贸易摩擦，但战略压力可能会小一些。因为希拉里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设计者，把中国当主要对手，而特朗普在他的表述中，是把中国、欧洲、中东平衡看待的。特朗普一上台，TPP就要临床死亡，亚太战略压力会小很多。而且他是个商人，从来没搞过政治，一定会把他的商人特性带进政治，中国很习惯和商人打交道，从这点来讲，可能比希拉里要相对好一些。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6年11月10日
2016年11月11日
© Copyrigh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2008 — 2025 京ICP备0903046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7417 Site Designed by MONOKE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