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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制造企业要有国际化眼光
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中国的制造业也在积极向国际接轨。作为制造业大区的顺德，昨日也再次成为国家经济研究团队考察的对象。近日，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指导的华南理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到访顺德，开展珠三角企业发展状况的实地调研。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南都讯 记者卢凯阳 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中国的制造业也在积极向国际接轨。作为制造业大区的顺德，昨日也再次成为国家经济研究团队考察的对象。昨日，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指导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到访顺德，开展珠三角企业发展状况的实地调研。 昨日，郑永年团队对千亿制造业企业美的开展调研，他评价美的能够坚持“以我为主”，通过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大技术升级的投入，以及开展全球化布局等手段发展实体经济。 调研结束后，郑永年接受了媒体采访。他认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应该开始扮演领头羊的角色，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实体经济应该借助互联网、金融等手段，开展全球化的布局。他还提到，广东作为经济体量大省，佛山的制造业企业应该更积极地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号召，“有更大的潜力、更大的动力借此去推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谈实体经济制造业应鼓励技术升级 上月，郑永年发表署名文章，谈到了中国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问题。他认为，至少在国内一些地区，改革目标是发展实体经济，但结果却走向了“脱实向虚”。 昨日，郑永年再次谈到了制造业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研究欧美发达国家、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历史时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是需要制造业实体经济。 “目前我们都在横向比较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去和美国的金融业、互联网看齐，这是不科学的。”郑永年举例，欧美发达国家现在的人均G D P达到4万美金，中国才8000美金，要填补这样一个空白，靠金融和互联网填补不了，只有实体经济才能填补。如果仅仅都靠金融业，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郑永年看来，金融业、互联网赚钱快，就像一个气球一下子被吹大了，可吹大容易，破灭更容易。他认为，中国这么大体量的国家，肯定需要互联网和金融，但不管怎么发展都必须和实体经济结合起来，“不能说实体经济倒过来为他们服务，中国的实体经济要做到+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这一点中国应该向德国学习”。 “相反实体经济是没有泡沫的，有的只是技术升级问题。”在调研了顺德企业之后，郑永年表示，很高兴看到作为制造业企业的美的仍然是“以我为主”，“也有和电商结合，但美的是用这些平台来发展实业，而不是转向互联网或者金融。”郑永年说，美的大量投入于技术升级，这是实体经济应该发展的方向，也是国家所鼓励支持的。郑永年认为，佛山制造业基础不错，要想巩固这个基础，就要鼓励企业往技术升级、技术服务去努力。谈“去产能”企业产能布局要有国际眼光 今年5月，郑永年研究团队成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金澄博士在参加南都举办的关于制造业未来的讨论中曾提到，在走访调查东莞制造业之后，他发现在机械制造和机器人企业中存在扎堆式的行业振兴，“中国制造出来的机器人，目前全世界都消化不了。” 对此，郑永年认为，中国本身的体量很大，不管是钢材、煤炭，还是现在提到的机器人，只要进行集中生产就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又往往与中国的刺激政策有关系。 “政府的刺激政策对企业很容易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令到企业不看市场需求就进行大量生产，所以我们现在才提出要‘去产能’”。郑永年认为，企业进行产能布局的时候必须要有全球性的眼光。 郑永年举例，董明珠在新加坡考察时就发现当地竟然没有格力的产品，“东南亚作为热带亚热带国家，对空调的需求量其实是很大的，很多都是日本的品牌，这就是中国制造业企业需要思考的地方。” “欧美的市场也都先是国内市场饱和了，才想到要跨国，要走出去，这些都是企业拓展的一种本能。”郑永年说，在大数据时代，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一定要有国际化眼光，“看西方怎么进入中国，大概也知道中国企业应该怎么走出去。”谈“全球化”全球化公司不仅是跨国公司 关于全球化的问题，郑永年认为，世界新兴国家现在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时候，作为金砖国家的领头羊，虽然中国还处于全球化的起步阶段，但在思考世界经济的时候，中国也要慢慢成为全球化的领头羊。 “以企业的全球化为例，以前都叫做跨国公司，现在开始叫全球化企业，但全球化企业和跨国公司还不一样，包括美的在内，现在也还只能说是初步的跨国公司，还没能成为一个全球化企业。”郑永年还提到，当美国的google等科技公司正在进行全球化布局的时候，“中国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科技型企业却大多在想着攻占国内市场，比如百度在做外卖”。 郑永年称，并不是不能抢占国内市场，而是应该更多地放眼国际市场，这时候政府应该引导企业向更高层面发展，培养更多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公司。 中国从资本短缺国家变成资本剩余国家，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家，“以前是要融入世界经济，现在可以提出自己的立场和方案。”郑永年认为，在这个阶段，广东也要思考自己能做什么，佛山的制造业能做什么。 “中国现在提‘一带一路’，我认为广东的企业应该表现得更加积极。”郑永年称，真正的“一带一路”需要像广东、浙江、山东这样的经济总量大省才能支撑起来，“一带一路”不是简单的边贸问题，制造业佛山应该有更大的潜力、更大的动力去借此推动中国的国际化进程。文章选自《南方都市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1月8日 -
王辉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人才充分交流
2016年10月18日，主题为“与世界对话”的2016年凤凰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所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是如何让中国与世界有一场真正交心的对话，如何传播中国好声音。在其中的软实力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共同就“中国外交理念与海外社会形象”展开探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论坛发言中指出，为了打造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提升软实力，必须要和全世界的人才和人口充分交流和沟通。以下是他的精彩发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中国的外交理念与海外社会形象，特别是软实力，对于中国当下还是很有借鉴意义。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硬实力增长很快，现代化、全球化的速度非常快。中国的货物流通规模居全球首位，全国的高楼大厦占到全世界每年在建的绝大部分，这些硬实力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切实需要反省的是软实力，从外交理念到社会形象。 从历史来看，中国非常包容和开放。今天，中国需要延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及“中庸”的思想，包括共同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打造软实力方面具有优势。一方面，我国拥有逐渐成长起来的全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去年出国旅游人数达到一亿两千万人次，按照世界旅游协会统计，我们的海外旅游消费达到两千亿美元，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据。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还要记得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国家要继续保持开放，以开放促改革，提升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我国出国留学的人数最多。人才在全球环流，是巨大的软实力。我们还有遍布全球的六千万华人华侨，以及二代、三代的七八千万华侨，这些都是中国的软实力。例如东南亚三四千万的华人华侨群体，他们都会对我们妥善解决南海和东南亚问题有所帮助。 更好地结合传统文化优势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开放思想，对于发展中国软实力是非常必要的。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38年，中国的硬实力有目共睹。现在全世界能不能认可中国、从内心尊重中国，我认为这是中国软实力需要解决的问题。 打造命运共同体 今天这个论坛很有意义的地方是提出了“我们如何提升中国软实力？”这个问题。我们要更多地真正践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观点，即海纳百川，发挥中国传统优势和亲和力，坚持开放，推进全球化。用巧实力、软实力配合硬实力，真正打造一个海纳百川的境界，这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 对于如何让人成为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我认为这需要一两代人去解决。中国的硬实力刚刚强大起来，涉及几亿农村人口的文化教育还需要更大的改善。提升公民“走出去”的形象，是一个综合教育、开放和人才往来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 此外，我认为中国软实力还有一个很大的欠缺。习主席强调“广纳天下英才而用之”，“一带一路”仍需要人才先行。如果没有培养出一大批“一带一路”的相关人才，“一带一路”建设就无法做好，我认为中国需要培养大量的相关人才。 推动全球人才流动 我们现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缺乏和全球人才充分的交流。我们提升软实力，必须要与全世界的人才和人口充分交流、沟通。 中国有一亿多的人才流出，但是中国的国际人才比例是全世界最低的，只有0.04%，而发达国家的国际人口比例是1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是3%，印度是0.5%。 中国吸引留学生也是世界最低，吸引留学生的比例不到1%，在3500万的在校大学生中大概仅占0.5%、0.6%，发达国家则普遍是10%或者8%左右。 北京的国际人口比例是0.5%，香港、东京、纽约都是百分之几十，巴黎也有很高的比例，新加坡是40%。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员的时候也交流过一次。李光耀总理在回答中美之间最大的差距时指出，中国是在13亿人里面选人才，而美国是在70亿里面选人才。这是软实力最大的差别，是我们今后需要加强的一个方面。我也呼吁中国建立移民局，国家也在考虑。真正做到像习主席所说的广纳天下英才，重回盛唐时期八面来朝的繁盛局面，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全球化的源动力 现在我们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有几个方面：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理念；二，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要继续推进全球化；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四，王阳明的观点“知行合一”。这些都是推动全球化的源动力。 （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6年10月18日）
2016年11月7日 -
王俊峰：创业始终在路上
▼ 毋容置疑，“国际范”的王俊峰在创业之旅上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不仅在国内名列前茅，创造了中国法律服务业的多个第一，而且驰骋海外，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发展的少有的法律专家，本人也被誉为“最有责任感的中国律师”。这些成绩得益于他一直以来的进取心，也与他谦虚的心态有关，王俊峰认为，自己的创业始终在路上。 创业不是儿戏，不是过家家。创业是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后的成功是不断纠错的过程。◎“人的心中始终都要有一颗进取心，这在什么时候都很重要。” 当年进入吉林大学法学系学习时，选择法律专业还算得上是“无奈之举”，因为学习文科专业的选择范围有限，王俊峰笑称自己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小时候的梦想是成为解放军或者文学家。尽管年少懵懂，他的自我要求却很高，学习非常认真，“我心中追求与众不同的生活目标，很朦胧，但是始终有”，同时怀着强烈的进取心，“人的心中始终都要有一颗进取心，这在什么时候都很重要”。他积极付诸于行动，“我那时候就对带‘国际’两个字的比较感兴趣，经常去国际法系听课”。 虽然王俊峰认为上大学的时候还“傻傻的”、“糊里糊涂的”，之后他的发展之路却越来越明晰，越来越有主见。毕业后，他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在法律部做涉外法律服务工作，这时候他的进取心又被民族精神激发出来了，“在贸促会我主要从事涉外较大尖端项目的谈判，经常和国际大型律师事务所打交道，看着那些外国律师充满优越感的样子，心里很不服气，就想着总有一天要和他们平起平坐，和他们直接竞争，为中国人争气”。这种“争一口气”的想法，是他1993年创办金杜律师事务所的重要初衷。 “很多人说王俊峰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实际上我并不是追求高的人，但是有一种民族精神激励着我”，王俊峰谈道。2002年4月，北京奥组委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法律顾问机构，金杜获选为北京第29届奥运会组委会惟一中国法律顾问，当时奥组委指定了两家律师事务所，国内和国外分别一家。 最初，奥组委把80%的业务都给了那家国外的事务所，但之后由于王俊峰团队精益求精的服务，让本来是“配角”的金杜被委以重任，直到奥运会闭幕，金杜都一直承担着80%以上的法律事务。这正是他创业的进取心和民族精神的体现。◎“为什么说创业在路上，是因为如果你不跟着走，你就落伍了。” 在业界看来，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几乎让人不可思议，没有一个国家的律师事务所能在短短十几年里发展到这个规模。金杜不仅在国内飞速发展，还积极在海外扩张。2001年，王俊峰收购了硅谷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成立了金杜在美国的第一家分所。2008年，“金杜纽约分所”成立，由此成为唯一在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如今，金杜在全球16个城市成立律所，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律所”。 但是，王俊峰并不认为他可以满意于目前的成就而松懈下来。他提到一段经历：“留学期间有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新。我在伯克利分校读博期间常常跑回国内，一次回美国见导师，导师问，你不好好留在学校写论文，在忙什么？我回答，在忙金杜的工作，金杜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了。导师头也没抬，说：你知道吗？在美国，最大的事务所不一定是最好的。这句话令我震惊，让我意识到未来的路还很长，目光应当更远。” 事实上，王俊峰一直抱有“在路上”的创业心态，再大的成绩都是过去的事情，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变化，创业也不应该陶醉于过往，而是应该有忧患意识，积极面对变化的形势，鞭策自己前进。“每一天都面对一个变化的市场，过去了就归零了，创业要不断去面对新的市场。现在是大变革时期，科技的发展带来颠覆性的改变，也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到的变化，没有现在科技导致的人类文明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大，这些影响还远远没有显露出来。所以，为什么说创业在路上，是因为如果你不跟着走，你就落伍了。”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1月7日 -
沈南鹏：炼就顶级投资术
理事简介沈南鹏，CCG资深副主席，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沈南鹏的投资断标准有三个：创始团队是否优秀、产品市场空间是否足够大、公司未来商业模式是否足够有吸引力。但挑战是每个问题都不容易回答，也常常没有标准答案。 凭借数据和直觉的组合，沈南鹏在错综复杂的投资领域独树一帜。 三年多以前，当沈南鹏面对大疆时，他的判断依据并不清晰可见。彼时，无人机是一个几乎无人关注的市场，无法判断究竟有多少人愿意花费5000元高价购买一台无人机，更无人料想其市场规模如今已经超过百亿美元。 尽管无法量化数据，但是最终红杉中国决定投资大疆。如今看来这笔投资极其成功：当下，大疆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一大消费级无人机制造商，估值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在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份额种超过70%。 而投资大疆只是红杉中国团队的众多投资决策之一。在外界看来，作为红杉资本仅有的三名全球执行合伙人之一，沈南鹏似乎掌握近乎神奇的“顶级投资术”。在他的投资清单里，充盈着阿里巴巴、京东、美团-大众点评、滴滴出行、今日头条、唯品会、大疆等一批耀眼的明星公司，但沈南鹏却说：“对于投资，没有标准答案。” 或许从旁人眼中能够将沈南鹏看得更加清晰。聪明与勤奋，应该是业界对沈南鹏的一贯看法。“沈南鹏是中国股权投资业界最聪明的人，没有之二。”清科集团董事总经理符星华如此描述，“他每天工作18到20个小时，很多项目都会亲自见。”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也认为，沈南鹏投资眼光独到。“腾讯这几年做投资看很多项目，基本每一个都会发现沈南鹏的团队早在1~2年前就已经进入。”马化腾不久前在公开场合如是表示。 抑或他本身就是一个综合的多面体：理性如沈南鹏，他关注数据，精通财务，做出精准判断；感性亦如沈南鹏，他尽量多与创业者接触，仔细观察创业团队中每个人的性格，凭借直觉做出投资决策。 “相信直觉”这一难以量化的指标，被沈南鹏称为风险投资行业里“最迷人的地方”。这也的确符合红杉资本的创始人唐·瓦伦丁的投资理论。瓦伦丁曾经告诫别人：要信任自己的直觉，这样就不会陷入传统思维，也不会试图取悦别人。时至今日，沈南鹏深得精髓。 然而，最模糊的“感觉指标”需要耗费最多的精力和时间。为了能够与创业者更多相处，沈南鹏常常把被投公司的整个创业团队请到红杉办公室，提出问题，并且仔细听取创业团队里每个人的答案。他与红杉团队也会前往被投公司，花时间观察创业团队成员之间的讨论，从而做出判断。 “投资者与创业者相互之间互动和交流，不是在一个点上，是在多个点上，需要时间积累。我认为这样才真正可能让双方互相了解，进入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婚姻’状况。”沈南鹏说：“我避免与创业者时间太短的接触，否则就容易判断出偏差。” 为了寻找感觉，沈南鹏还会特意找到曾经与创业者共事的伙伴，询问创业者的“成长”曲线，以此作为判断依据之一。比如，对于一名新接触的创业者，沈南鹏会询问创业者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离开大学那一刻他做了怎样的工作？为什么又离开？他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今天他的创业原因是什么？问题看似简单，却可从答案里判断出创业者的动机和性格。而在项目投资过程当中，红杉中国都会有几位合伙人或者团队成员参与其中，沈南鹏也会认真听取他人意见。 一旦做出投资决定之后，红杉中国则会不遗余力地帮助被投公司，从而完成一段长达5至10年的长跑。诸如大众点评、诺亚财富、奇虎360等公司红杉中国已经投资近10年，而在红杉中国投资的创业企业里，有十几家的投资超过三轮以上。 当然，沈南鹏并非完人，有时亦会错过最佳投资机会。比如，2008年他曾经遗憾没有更早投资京东商城。当时金融危机的气氛弥漫，京东的运营数字受到影响，加之竞争对手异常强大，京东的商业模式不被外界看好，企业到底是否能够脱颖而出，红杉中国有很多问号，也由此抱憾。幸运的是，也是由于早期的接触，让红杉中国在2010年成为了京东的投资者。 时至今日，沈南鹏并没有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判断与11年之前有多少差距。他的判断标准还是原来那三个：创始团队是否优秀、产品市场空间是否足够大、公司未来商业模式是否足够有吸引力。但挑战是每个问题都不容易回答，也常常没有标准答案。 在如今的创业大潮下，创业者往往会携带项目，主动寻找投资。可沈南鹏更相信“自上而下”的投资哲学。他认为，投资机构应该对某一行业有成型的判断和观点，带着这些观点与创业者接洽更为高效，更加容易找到行业价值观相同的创业者。 对此，美团的创始人王兴深有体会。他依旧记得自己与沈南鹏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沈南鹏并没有要求王兴拿出具体的商业计划书，相反主动介绍自己以及红杉，并且解释了为何红杉能够帮助到王兴。 “那次我才知道真正厉害的投资人，他们在见面之前已经做了很多功课，对商业模式有非常清晰的看法，甚至比创业者有更清晰的判断。”王兴说：“你不用去讨好他，只需要做好公司，这样才能符合他的判断。” 对于初创企业，沈南鹏指出，一定要专注和聚焦。他告诫创业者：创业早期千万不要去做不必要的核心产品以外的扩张与消耗，而这恰恰是创业者容易犯的错误。 对于红杉中国来说，投资的节奏与平衡至关重要。这家基金应该保持着稳定的投资频率，关注“精品”：它既不会因为经济低迷而减少投资，也不会因为某一行业的爆发性增长而投资过于频繁。沈南鹏认为，往往爆发性机会的背后存在隐患。 “比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家发现消费结合互联网后好像有很多创业机会。但是当进入壁垒过多、创业者之间的竞争加剧时，也不太容易出现顶级企业。” 投资机构之间对于优秀创业公司的竞争在所难免，但是沈南鹏并不惧怕，相反他认为投资只是水到渠成而已。“很难说有绝对意义上的竞争。”他认为，投资者与创业者在有高度认同感后便会互相吸引，从而完成投资。所以，认同感有时比估值、投资金额更为重要。 一个悖论是，红杉中国并非一味追求耀眼的明星公司，但沈南鹏的投资理念却往往与顶级创业者不谋而合。 “我们不想去追那些所谓非常耀眼的公司，我们投资好公司的同时，价格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给投资人带来优异的回报。” 沈南鹏明白，过去虽然成功，但未来挑战更多，更加重要。目前，红杉中国投资的企业超过300家，涵盖了科技传媒、医疗健康、消费品与现代服务、新能源与清洁技术等多个领域，每一个领域红杉中国都有细分的投资图谱，要形成团队独有分析和采集数据的能力，从而做到深度专业化。 迄今为止，沈南鹏更愿意把自己和红杉中国的团队称为“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始终保持创业心态也是沈南鹏一直倡导的重要文化。正如红杉中国的另外一位合伙人周逵所说： “红杉中国的团队就是一个创业者。我们创业的驱动力一个是中国机会，一个是精彩过程。能够与众多优秀创业者一起实现梦想，这种动力和激情让我们难以掩饰。”（本文部分内容选自财富中文网）人物简介 沈南鹏，CCG资深副主席，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现任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天津股权投资协会会长、北京股权投资协会副会长、上海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嘉兴商会会长和上海青企协会副会长。沈南鹏1992年获得耶鲁大学的硕士学位，1989年获得上海交通大学的学士学位，是福布斯2012-2014年度全球最佳投资人榜单中排名最高的华人投资者，自2010年起连续四年蝉联福布斯中国最佳创投人，曾被亚洲风险投资杂志评为2010年度风险投资家和2004年度亚洲年度企业家。他还被评为CCTV2006年度中国十大经济人物，2010年十大华人经济领袖。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10月刊总63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1月7日 -
黄亚生：为什么第一代大陆华人支持特朗普？
专家简介黄亚生，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在中文的网上和微信上似乎支持特朗普的声音非常强大。我看到的很多的帖子都是支持特朗普的。但从统计上来看，现在没有看到任何强烈的证据表明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整体而言，是支持特朗普的。下面这张图做的是亚裔美国人的调查，做得很细，把中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日本人、韩国人都分开。是今年9月份UCLA的一个团队做的。美籍华人对希拉里的支持率是54%，对特朗普是19%。 再看另外一组数据，这是2016年10月30日《纽约时报》的数据，把选民分成几类。亚裔在1992年时大部分都是支持共和党的，但逐年在改变。我跟真正搞美国政治的人聊过，他们的结论跟这个数据完全一致，亚裔美国人以前是支持共和党的，现在变成不支持。但有没有可能大陆的第一代移民更支持特朗普呢？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下面这个图表是一位朋友转给我的，据说是文学城上的数据。你一听是文学城就知道这里选择偏差了，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二代华人天天在家里上文学城的。这一组数据确实表明第一代华人似乎很多是支持特朗普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解释所谓的“特朗普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第一代华人支持他？ 我在下面提出几个假设，不是结论，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不能做出结论。我的数据是针对美国人的数据但是我认为这些针对美国人的数据实际上有可能解释第一代华人的政治倾向。有一个对“特朗普现象”的解释认为支持他的人都是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失利者。这个解释显然不符合第一代华人的情况。第一代华人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最大的赢家。第二个流行的解释是教育。这个解释是有很强的实证支持的，在美国白人中教育程度低的支持特朗普，教育程度高的支持希拉里。但这个解释也不符合第一代华人的情况。第一代华人的教育程度是很高的。我马上会回到教育这个题目。我看到对“特朗普现象”有三个其他的解释我认为可以解释第一代华人的政治倾向。这三个解释都是围绕社会和心理因素，和经济因素无关或者联系不大。这三个因素是：１）种族单一性， ２）社会活动，ＮＧＯ和公益活动的参与，３）对权威和权威主义的认同。这三个变量是我看到统计研究里解释“特朗普现象”最有力的变量。对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的研究是盖勒普的一个经济学家做的。他的名字是Jonathan Rothwell. 这是他的文章：这是他的研究结论：支持特朗普的美国白人多居住在种族单一的选区。种族的单一性，或者表现在种族歧视或者表现在种族自我隔离，比经济和其他变量更能解释“特朗普现象。”（这是他文章的原话：“In the primary models and throughout this analysis, segregation was measu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hite non-Hispanics,since those constitute the bulk of Trump’s base of political support. Yet, as shown in Table 10,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egregation and support for Trump remain using an alternative measure of segregation, which compares the diversity of one’s CZ to the diversity of one’s zip-code.People living in relatively less diverse zip-codes, whatever the racial categories, are more likely to view Trump favorably.”）Rothwell发现另外一个解释“特朗普现象”是社会资本， 就是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程度（比如每次选举都参与投票），参与社区，民间团体，NGO,志愿组织活动， 所谓 “civic engagements.” 他发现那些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越高的选区就越不支持特朗普。Robert Putnam在他的书里对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这种类型的些社会活动、这种社会资本跟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成正比的，自由主义越强的地区越不支持特朗普。第三个解释“特朗普现象”的变量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政治心理学家在60年代发明了一个概念，叫“right-wing authoritarianism scale”—可以翻成右翼权威主义指标。这本书，Our Political Nature，对这个概念有很详细的阐释。大量的研究表明具有右翼权威主义倾向的美国人更多地支持共和党，在欧洲多支持保守党。研究也表明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人是具有右翼权威主义倾向的群体。请看下面这张图。在共和党党员中右翼权威主义倾向最强的最支持特朗普， 52%，次强的是42%， 再次强的是33%， 再下面的是38%。我们现在可以提出解释大陆第一代移民为什么会支持特朗普的假设了。第一，很多大陆人在中国肯定都生活在一个高度种族单一的环境下， 对其他种族的文化，习惯没有起码的认知。在这种环境长大的人经常缺乏一些应该如何在一个种族多元的社会运行的基本意识。比如教育程度高的美国人对牵涉种族方面的言论是很小心的，但我自己认识的中国人里面，即使有各种高等学历的中国人，发表和种族有关的言论时可以完全没有任何顾虑和忌讳。这就是所谓“政治正确”的问题。特朗普和好多中国人认为政治正确是一个荒唐的规矩，是禁锢言论自由的。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一个种族多元的社会，特别是美国这种过去有过很长的种族压迫和冲突的历史的国家，政治正确是维系一个社会和谐，种族和睦的一个工具和方法，是有它的社会价值的。（必须要指出的是，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行为在其他种族单一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也很普遍。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固有的特征。）和这个假设有关的假设就是有可能大陆的中国人有一定的种族歧视倾向性。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想种族歧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其他种族缺乏接触，缺乏了解。肯定不是中国人天生是种族歧视，是因为我们来美国以前可以说对种族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意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我们也缺乏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历史。我们历史上有大规模的内战和血淋淋的政治运动，但我们一般不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种族之间的冲突。你和犹太人交流各自国家的历史时你马上就意识到这个区别。今天西方社会之所以如此刻意强调种族平等我认为是和它有一个很不光彩的压迫非洲人，残杀印第安人，和它几百年的丑恶奴隶历史有关系的。可能有一定的负罪和负疚感。而我们中国人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因为我们大陆人种族意识不强（如果强的话也是歧视性的），没有“政治正确”的感觉，特朗普就显得很有感召力。这里又点出我们和白人的一个区别。在白人群体里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支持种族平等，越反对种族歧视。但在中国的教育里面完全没有这个内容。这也能解释下面两个事。一个是我发现在美国受过本科教育的大陆人一般在这个问题上更接近美国主流意识。另外一个是在美国的二代华人肯定不支持特朗普。我在上面已经提供数字了。 华人整体是不支持特朗普的。第二个解释第一代华人支持特朗普的假设是我们大陆人普遍缺乏Putnam强调的那种社会资本，就是参与社区活动，志愿组织，另外积极参与政治。我认识的很多人加入美国国籍后从来不投票而且也不关心政治。我估计相当一批支持特朗普的大陆人可能是这辈子第一次对政治这么着迷。另外也是因为我们中国大陆本身就缺乏任何实质意义的“civic engagements。” 中国第一代移民有很高的人力资本，教育很好，博士学位、硕士学位。但我们这些人在中国没有参加过任何真正意义的选举和政治参与。我们没有形成参加社团组织活动的传统，到美国以后我们一般也不去参加这类的活动。所以我们大陆人的政治行为更靠近教育程度水平比较低的白人。教育在白人里绝对是个分水岭，受教育程度越高，政治参与程度越高，而这个群体是支持希拉里的，而不是特朗普。但政治参与在中国人里，教育不是一个没有分水岭。教育高低和我们中国人参与不参与政治无关。我们中国人在中国根本没有这种长期的政治参与的传统，也根本不可能有政治参与传统。特朗普对这类人－－政治参与程度低，社会团体参与程度低――是非常有感召力的。我们大陆人，即使是教育水平很高的大陆人，就是属于这个群体。第三个假设是我们大陆人长期在一个集权的国家，我们很多人是很崇尚权威、奉行权威主义的。我上面已经讲了支持特朗普的人在权威主义指标上得分很高。也就是说更支持民主的人更不支持特朗普，而是支持希拉里。那有没有可能大陆人具有这种右翼权威主义特征，使他们感觉到特朗普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大陆人之所以支持特朗普，之所以更支持共和党是因为我们带有中国集权体制文化很深的烙印。我大胆的假设就是支持特朗普的大陆人可能他们自己本身就根本不认同民主的价值和概念。他们信奉的是普京和特朗普这种强人政治。我这里说的权威主义不光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威主义，还有家长和家庭层面的。我们在大陆接受的是虎妈式的教育模式。家长和老师对孩子严加管教，对孩子规定这个，规定那个，不给孩子探索和发现的自由。这种师道尊严，严父严母的教育观念本身也会造就政治上的保守。我上面提到的那本书，Our Political Nature，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是斯坦福在60年代做的。研究者从小孩上幼儿园开始收集他们的数据，然后跟踪他们二十多年，研究他们的政治行为，看他们投谁的票。在幼儿园的时候，在小孩4、5岁的时候，老师会给这些孩子划分，说这个孩子调皮捣蛋，不听话，说那个孩子非常安静，非常听老师的话。研究者发现调皮捣蛋的孩子，长大以后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安安静静的、听老师话的都是支持共和党的。我本人从小就调皮捣蛋，所以今天对于我自己的行为不感到奇怪，但我估计那些在中国属于三好学生，课代表，班长的那拨人到了美国以后可能都投奔共和党了，他们可能会倾向支持特朗普。 文章选自凤凰新闻，2016年11月4日
2016年11月7日 -
戴志康：我做这件事有渊源也有责任
理事简介戴志康，证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2016年10月31日，九间堂新中医功能医学中心开业暨肿瘤康复研究中心挂牌仪式在上海喜玛拉雅中心隆重举行。证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戴志康在致辞中表示，决定做新中医，有冥冥中个人命运和经历的一些渊源，有自己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还有作为投资家的理性分析。在国家鼓励复兴中医的大背景下，九间堂将通过传统中医和生命科学的结合，改变中医式微的现状，从大健康方面做利国利民的事业。以下为戴志康董事长在九间堂新中医功能医学中心开业暨肿瘤康复研究中心挂牌仪式上的致辞，阐述了他为何要做中医，以及做怎样的新中医的想法。“做新中医产业的决定有渊源 是我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大家下午好！今天本来是想找三五十个朋友来见证一下我们的开业活动，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这个活动我们筹备了相当长的时间，九间堂公司今年上半年就挂牌注册了，办中医这件事我们则想了几年了。但是不敢轻易说开门营业，因为没有一点点真正的本事不敢说开医院。而且医院运营也是管的很严的一件事。对我来说，我本来是一位金融地产商，现在出来做一个中医馆，朋友们会问，做这件事干嘛？把过去房地产这么大的产业都放弃了。所以我今天和大家汇报一下，虽然我们做的筹备工作还不是很充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想要做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要做一个大健康的新产业，而这件事我决定要做，是因为我发现里面有我必须要承担的责任。中医中药这个行当现在不是很景气，很多病医院里看不好，中医院比西医院有时候更弱，但是我要下定决心干这件事，我要给大家汇报一下我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为什么做这样一个决定。大家看我的名字，五十多年前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叫戴志康，这就打下很深的渊源，家族历史的渊源，告诉我应该进健康产业，所以我前面所做的所有工作所有积累都要跑到这个地方，这是命中注定。昨天我经过我们的九间堂，看九间堂当时设计的标识是一个葫芦，我突然想到，我做九间堂别墅的时候，用一个葫芦，悬壶济世，这是中医的传统标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事啊。所以今天我开中医院用九间堂这个名字，实际上十五年前就打下了伏笔，除了这些渊源，十年前我在干什么？十年前我开始跟着李定老师一起创办无极书院，我们研究易经，我学了十年的易经，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它和中医是一个文化的源头，中医的道理结构和易经是一回事。所以我在学习易经的这十年里面，给我一个比较基础的意识形态认识的基本功底，使得我一年前开始说我要开中医院的时候，我在进行医疗资源研究的时候，有能力能够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好的、有效的医疗资源。所以做这么一件事业，它不止是心血来潮，也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牵引，有老祖宗老天爷的指引，当然也带着我作为投资家理性的分析。 当代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算是富裕起来了，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发展带来了很多后遗症，尤其带来了环境和生命系统的污染，造成了很多新的现代疾病，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传统的方法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都有一些束手无策，而且往往是花很多钱还不一定有效果，我们整个国家说要搞医疗保障，让大家都有医保，可是真正得大病以后又要花很多钱，实际上国家没有这么多钱给大家来做真正全面的医疗保障。所以要把病治好，不但要有真正的治病能力，还要有足够的财政支撑，从这两点来看我们都有问题，那怎么办？我觉得中医是一个资源，是一个未开发的资源，我们能不能用中医比较低成本的方法来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在医疗方面国家财政的问题，国家虽然有一些钱，但是实际上是不方便用进口的设备和技术包括进口的方法道理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人要解决问题，必须要从自己的传统领域里面找到方法，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行业做这件事，从大的国家宏观背景看，从习大大开始已经讲了好几次要复兴中医，习大大说没有人民的健康就没有我们的小康，健康和小康都需要中医来保障，这是他今年提的，从国家行政最高层现在开始要关注复兴中医，知道需要有中医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现有中医行业现状：体制内太弱受束缚 体制外良莠不齐”接下来我们讲中医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状态，有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怪毛病，医院里碰到这种问题都说是不治之症，对于平民而言，即使给你开刀化疗也不认为这一定能治好，比如说给你延续几个月的生命，偶然活了多年，也不知道是开刀开好的，还是这个人就有这样的生存能力，所以医院里会告诉病人有很多的不治之症，但是我发现中医学里面从来不提哪个病是不治之症，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中医这门学问解决过历史上出现过任何的毛病，它们都被中医征服过，包括我们现在说的那么多的不治之症，在中医的历史上都被征服过。但是这个说法在我们当下的医院体系里面得不到体现，是我们中医院、中医生没有很好的掌握好我们中医学里面完整的学问，使得很多的医生没本事，治不好病。当然，当代出现过很多新的问题，怪的问题，出现很多新的普遍性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医生能够跟进，但是我们的医生，尤其是我们的中医非常弱，而我们体制内的中医，不止是弱，还被捆住手脚，遇到大毛病，手脚根本伸展不开，实际上这个问题我观察，就是在引进西医的一百多年历史里面，整个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基本上对老祖宗的东西越来越不认同，越来越崇拜西方的东西，同样崇拜西医，我们整个国家的医疗管理系统和体系，管理规定和法规全是由西医制定的，他们所制定的这套管理体系，使得我们中医里面很多的医生和医药是不能拿到医院里去用，中医现在这套管理体系被西化以后，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好的方子，过去五年十年里面都弄不成一件，几十年出不了几味中药，很多有效的方法由于没有投入、没有经过西医所需要的程序和过程，这些药这些方法只能在乡野江湖郎中里面流传，而江湖郎中圈子因为没有规制没有管理的市场，造成良莠不齐，所以江湖郎中又等于骗子，这就是中医的现状。体制内被捆住了手脚，体制外又被视为骗子，好的东西，对于真正有效的、好的中医的方法方子，就是碰运气，你有这个运气，碰到一个好的医生好的药，那你就治好了，你碰不到就治不好，你就等死。在这种状态下，很多有聪明才智的人也不会到中医行业里边去混。“新中医方向：从生命科学领域衍生出来的信息医学”经过十几年的研究，我认为中医是世界上唯一的最先进的生命医学，而西医是基于物理化学生物，还没有上升到生命这个学科，从近现代所有自然科学的发展里面，还没有承认生命运动是独立于自然科学的另外一门科学，对于生命，要研究生命运动和生命科学。做一点简单的类比，生命科学可能更多的像在计算机里面的软件应用，用这样的一个学科方式研究，西方医学更多的是硬件研究。我们人从细胞开始长成，一个细胞发展成身体，相当于软信息指挥着细胞的生长方式，才让我们长成这样的身体结构，而如果解剖身体结构会发现有心肺脾胃等器官，但是如果器官出了问题，中医告诉我物理器官的变化变异是生命信息系统出了问题，生命信息系统在给细胞指挥的时候，让你的胃多长了一块或少长了一块，是信息系统紊乱下才出现的问题。而像癌细胞，是信息系统给细胞错误的信号，使这个细胞变异，堆积出来癌细胞。人是一个有意识的特殊的生命体，细胞、器官和身体三者是相互之间的窗户关系，从中医的角度理解，我们呼吸空气需要有能量，需要吃东西，还要与人交往，有亲情有爱情，生命是在与外部环境交流，所以健康和不健康是让自己和自己平衡，还有整个内部和外部的交流方面。 所以我们传统的中医用望闻问切，像盲人摸象一样，摸病人是什么状态，不是简单的看一个器官来诊病，我们希望看看你整个生命力构成的整体，生命运动方式是不是出问题了。但是传统中医里面很少说这个，而我要做的新中医，中医的发展新方向就在这里，我们希望的不是研究西方人做的物理的、化学的、解剖的医学，我们还是研究生命，在中医望闻问切方面下决心。还有我们中医里面讲的气血，实际上这里面的气是指血液流通的能量，如果有比较好的充分的血液循环，就需要气压。我们还要说到经络，中医里面说到经络，在身体的生命运动里，这个不管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有这么几个系统。我们有血液系统，有神经系统，还有经络系统，这几个系统是一个宏观的运动的系统。我们以前用有线电话，现在用无线手机，通讯非常重要。而生命系统的连接里面最高的通讯系统，就是经络，我把它叫做磁场生物波的传输系统。电波可以传输到很远的地方，手机打开通了电就能够把电波传到很远的地方，人只要是还活着，就像电通着，就有这个磁场有这个生物波，就会帮助人体传输各种各样的信息，所以我们的新中医就是从信息和细胞两个方面来建构我们未来的新中医。它要集成的是中医的生命科学，需要现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物理学最新的是量子物理学技术来帮助我们提升中医学的水平。西医虽然是现代的，但是缺少对生命科学的研究，而我们想做的是在生命科学领域生长出衍生出来的信息医学，尤其怎么建构整个组织架构。 我们新中医的方案里面，要解决传统医学望闻问切、开药方的问题，怎么对一个病人用望闻问切来诊断，有没有比望闻问切更精确的方法来测定一个病人得了什么病。望闻问切主要想通过生命的一些现象，一些外在的表现来看生命医学，我们不但可以测宏观的，我们还可以知道细胞里面什么元素缺少，什么元素过分。所以首先怎么解决食品问题，解决测试这也同样重要。对于药品来说，药吃到身体里面，都是一种物质，过去我们讲药材药性，既有可能包括不同的生物波，也有可能包括不同微量元素的含量，我们能不能在吃药之前就测定这个药对某个人是好的有效的还是不好的。我们还要解决吃药前吃药后，不断的吃药过程当中效果如何，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我认为新中医在临床上将会极大的提升治疗效果。药要通过你的肠胃消化系统，很多人消化系统有问题，治疗你们的病首先要解决外围的问题，然后再让你治病，我们这里的配方实际上是需要配合的药。我们需要把这个药变成科研投资，让它变成政府医保上的药，过去的程序起码五年，我们希望趁着现在鼓励中医复兴，用大概三年左右，把这个配方做成食品、营养品。通过一个技术我们可以举一反三，不断地研究开发从癌症肿瘤领域到中医的各个领域，我们希望通过三年时间，在新中医这个领域，把传统中医和现代中医结合，迎来生命科学，中国人在生命科学里面建立新的指导理念。谢谢！文章选自证大集团，2016年11月3日
2016年11月4日 -
张蕴岭：亚太自贸区可行吗？
专家简介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2016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即将在秘鲁召开，有关亚太自贸区（FTAAP）的建设将成为令人特别关注的议题。在2014年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启动FTAAP进程，并成立战略研究专家组，就有关FTAAP建设的问题开展联合战略性研究。按照计划，该研究报告要提交今年的非正式领导人会议讨论。但面对当前复杂的形势，各成员经济体还能够就实质性推动FTAAP进程达成共识吗？ FTAAP的产生 亚太经济合作进程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0年9月，成立了官产学一体的区域对话与合作机制——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1989年，成立了亚太经济与合作组织（APEC），1993年召开首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94年，制定了推进亚太地区经济开放与合作的“茂物目标”（发达经济体成员到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成员到2020年实现市场完全开放）——把亚太地区建成一个开放的区域大市场。为落实“茂物目标”，1995年制定了《大阪行动计划》，1996年又进一步制定了《马尼拉行动计划》和推动经济技术合作的《马尼拉行动框架》。当年，真可谓一年上一个新台阶，令人振奋。 但是，此后亚太地区的合作进程并没有按照预先设定的路径勇往直前。到了2010年，该是发达经济体成员完成茂物目标落实规划的时候，但他们却拿不出达标的证据。这样，落实“茂物目标”的第一步就落空了，而此时，脱离APEC框架的双边或者次区域自贸协定（FTA）快速发展，成为主流。 诸多因素对APEC的进程产生制约，其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巨大。在金融危机面前，APEC表现得无所作为，迫使东盟启动东亚（东盟+中日韩）合作机制。由于东亚成员把主要精力放在应对危机和推动东亚合作上，美国也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推动APEC进程上，此后数年，APEC几乎一蹶不振，失去了之前的那种活力。进入新世纪后，推动APEC合作进程的势头有所加强，如2005年提出了落实“茂物目标”的《釜山路线图》，次年制定了落实《釜山路线图》的行动计划。然而，美国对这些安排并不满意，于2006年提出了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的倡议，不过，美国的这个倡议并没有为大多数APEC成员所接受。2008年始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使亚太地区的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APEC原定行动议程被搁置。2009年美国宣布加入由四个APEC成员（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开启的自贸区框架，推动与领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TPP的推出对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路径影响极大，美国把它作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渠道，希望最终吸纳所有或者绝大多数的APEC成员加入。 在美国加大推动TPP谈判的同时，2012年在东盟的领导下，由16个国家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开启进程。至此，亚太地区就有了两个大的自贸区框架，一个是美国领导的TPP，另一个是以东盟为中心的RCEP，且有八个国家同时参加了两个框架。这样，本来经济上紧密相连的亚太地区被分割为两个大自贸区，而以APEC为主渠道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被边缘化。面对这种形势，2013年，有关FTAAP建设的问题再次被列入APEC领导人会议议程，当年发表的领导人声明强调，要积极推进FTAAP的建设，并要求为此提出方案。以此为基础，2014年，中国藉举办APEC领导人会议之机，把推动FTAAP建设作为议程重点，推动成员经济体达成了共识。应该说，经过多年的反复，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推进FTAAP建设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 由于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别很大，要通过有约束力的谈判协议整体推动地区市场开放难度很高。鉴于此，尽管有APEC进程，各方还是把实际的努力放在有选择性的自贸区（FTA）建设上，这就导致了亚太地区多重、多向、多样的FTA大行其道。目前，尽管在APEC框架下就推进FTAAP建设有了基本共识，但是如何推进并没有共识。鉴于此，先要开展战略研究，提出可推进的方式和路径，为启动实质性进程提供依据。 事实上，推进FTAAP建设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是FTAAP的定位和方式。从定位角度来说，FTAAP是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统合框架，在现有的各个自贸区协议基础上，特别是TPP和RCEP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目前，两大自贸区（TPP和RCEP框架）并存，涵盖了APEC大多数成员，TPP已经完成谈判签署了协议，RCEP仍在谈判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两大自贸区框架都出现了新的情况。原来，美国力主把TPP作为主渠道，奥巴马决心在2016年推动国会批准协议，然而，两位新总统候选人均表示反对TPP协议，这不仅使得国会批准该协议的希望落空，也为大选后TPP的命运投下阴影。在RCEP进程方面，原定2016年底完成谈判，但由于谈判难度很大，进程被推迟。因此，FTAAP的建设以TPP和RCEP为基础、寻求二者之间最大公约数的设想出现了未知数。从方式上看，APEC是一个推动合作的官方论坛，并不具备组织自贸区谈判的功能。因此，若要开启FTAAP谈判进程，要么对APEC职能进行调整，比如，赋予经济委员会一定的谈判功能，由其进行组织；要么在APEC支持下，单独组织和协调FTAAP的谈判进程。从原则上来说，是否参与FTAAP谈判是APEC成员的自愿选择，FTAAP并不一定需要“全家福”式的安排。同时，FTAAP并不能终止其他FTA，也不能替代APEC，不能承担区域合作的综合功能。因此，也许需要有两个“双轨”：一是多重FTA进程与FTAAP进程并行；二是APEC合作进程与FTAAP进程并行。 再则，尽管FTAAP要考虑APEC设定的“茂物目标”，但是，现实地看，到2020年只剩下五年的时间，实现原定目标是不可能的，必须进行调整。按照2014年达成的共识，关于FTAAP的战略研究到2016年完成，如果顺利的话，可于2017年开始准备，于2018年开始谈判，因此，把目标设定在2025年或更后一些比较合适。从结构上看，FTAAP如要把高标准作为谈判和落实的目标，比如货物贸易市场的高度开放（零关税）、投资和服务市场的完全开放、执行负面清单原则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原则、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涵盖广泛的新议题领域、实现货物单一窗口通关、统一的检验和认证标准、统一的原产地规则、有效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经济技术合作安排等，就必须考虑分步实施，差别安排（对欠发达成员给予更长的过渡期等）。这些都是需要审慎规划、细致安排和艰难谈判的。 中国在推动FTAAP建设进程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借助2014年承办APEC系列会议的时机，中国在推动FTAAP建设进程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开启了FTAAP建设的进程，推动了战略性研究。下一步还要做更多的工作，包括加强中、美、东盟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就涉及FTAAP建设的重要问题，如路径问题、方式问题、结构问题、启动谈判问题进行深入商讨，争取达成共识。显然，在差别大、政治共识弱、各方的战略与实际利益考虑存在很大分歧的情况下，推动FTAAP进程所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由中国和美国领导的战略性研究报告定什么调、提出什么样的可行性建议，至关重要。 亚太地区合则利，分则损，各成员在APEC框架下推进市场开放与开展经济合作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面对新的形势，亚太地区需要大战略、大手笔，FTAAP就是这样的选择。尽管通向FTAAP成功之路上障碍多多，但“好事多磨”，贵在坚持，中国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当然，美国的态度也很关键。目前，美国正值大选，TPP似乎成了一种“原罪”，在此情况下，要美国支持开启FTAAP进程更难。考虑到这种形势，在今年的APEC领导人会议上，一种可能是APEC成员下定决心，齐心推动FTAAP进程，为构建亚太地区统合的开放大市场走出一大步；另一种可能是大家对FTAAP等待观望，看TPP和RCEP未来的发展情况，为此只做一般表态，没有实质性推动。估计，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是这样，FTAAP的建设就会一拖再拖，前景难测。文章选自《世界知识》，2016年11月
2016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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