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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兴东:历尽艰难,愈战愈勇
理事简介陆兴东,CCG常务理事,国龙文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经历种种磨炼,陆兴东愈战愈勇。“好的商业模式是领先而孤独的,落地才是正视现实的开始,同道者难寻,创业更是马拉松,不计较一时胜败;走正路,追求阳光利润;立高志,遇困难更有力量。”。 陆兴东,1967年生于浙江,199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文学院,温文尔雅、传统文化底蕴丰厚的他曾任职于香港精通国际集团及大唐国际、总政天诚集团厦门公司等机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席卷中国的贸易热潮和当时巨大的南北差异引起了陆兴东的注意。陆兴东不愿再在机关中浪费时间,下海在流通领域为自己积累第一桶金。他坦言,当时的他,从进口三合板、棕榈油到摩托车,什么赚钱做什么。 很快,陆兴东意识到了时势的变迁。中国文化行业不够发达,而当时港澳台的影视作品正在对内地发起无比剧烈的冲击。陆兴东意识到这是一个靠智慧赚钱的领域,身为中文系出身的他对此更有自信。东西方版权市场的巨大落差,和人们如火山爆发般迸发出来的强烈文化需求,则让他嗅到金钱气息。 1994年,陆兴东创办北京唐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并成为中国第一位进行国际合作拍片的社会独立制片人,自筹资金投资合拍电视连续剧《爱在莫斯科》。陆兴东和他麾下的唐龙国际,势头之凶猛一度让人震惊。2002-2006年,作为“四大民营电视公司”之一的唐龙传媒,日生产量达到4小时,版权业务遍及国际40余个,国家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在内百余机构,制作发行如《大宝剧场》、《娱乐天下》、《科教剧场》、《环球新闻杂志》、《国际影院》、《幽默剧场》等十余档电视栏目。当时拥有年度几十亿广告刊例价,提出的媒介风险投资模式,成为国内外传媒学校研究中国传媒市场的重要案例。 按照陆兴东的说法,唐龙传媒的运营模式就是引进国内外或者自行制作电视节目或栏目,然后通过多年之功苦心经营的遍及国内500多个中心城市、近千电视频道的平台,发行和分销这些电视栏目,并由此换回版权收入。筚路蓝缕的创业故事 在陆兴东看来,创业是一种探险过程。从节目销售公司到制作公司,从广告公司到音像公司,乃至投资公司。陆兴东的阅历跟很多从事影视的不太一样,既不混迹于演艺人员中,也不参合在制作人员中。很多这个圈子的人是先努力成为艺术家,做出好作品,做到相当程度的业绩之后开始创办影视公司,而陆兴东是一个例外。 进入这个行业之后,陆兴东忽然发现其实自己身上很多优势和素质,恰恰是影视专业的人所缺少的,可以优势互补。 “我们制作人员很多是行业内的优秀分子,从我来说,可能更多的要给他们提供一些平台,资本、资源的平台,让他们做得更好,也能使我获得更多的资本支持。” 拍摄第一部电视剧是《爱在莫斯科》。当时俄罗斯题材的影视作品很热,但是拍摄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大概在8月底我带着百余人杀到了莫斯科,回来的时候是11月底,两个多月在莫斯科,非常辛苦,那时莫斯科物品供应水平比现在差很多很多,我们三个月几乎每天吃咸菜,咸萝卜加上黑面包。我去的时候,大概130多斤,回来的时候只有100余斤。剧组管理也非常麻烦,可能基于工作习惯的不同,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配合很不如意。不拖延拍摄进度带来的困苦更是始料未及。” 受当时行业及年代的桎梏,制作环境及团队条件的艰苦可见一斑。雪上加霜的是,莫斯科的景色已经从秋天变成了冬天,外景根本没办法拍,所以整部剧不能完成拍摄,用仅有的视频资料剪出成品节目后,陆兴东在办公室对着剪好的18盘带子发呆。 “怎么办?所有创业获得的资金都在这个带子里面,我不能眼见着它就这样无声无息没有了,于是乎就自卖节目了。” 背着这捆带子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不管电视台有没有关系,打了电话就往上上,老天有眼,结果各省台几乎全卖出去了,后来想想虽然没怎么赚钱,忙了近一年总算是把本钱拿回来了。最终陆兴东从精神上赢得了这场战役:“赢了这场战役之后,我觉得成熟了很多,面对影视项目更会理性判断。” 从1996年到2006年十年间,唐龙一帆风顺!为了拓展国际市场,与路透社、美联社合作,进军新闻资讯市场,把中国新闻集成对外交换,国内制作《环球新闻杂志》、《新闻60分》等各类新闻节目,同期与中国卫通集团合作覆盖全国500城市卫星发行系统,并在全国几个省市台开始电视频道或时段长年承包经营,该业务如果实现的话,是国内版权市场真正的辛迪加供片模式,可能对于当下的互联网版权交易具有深度影响。正在热火朝天拓展业务时,此时突然遇到政策限制中止频道式发行,禁止新闻发行业务,导致公司滑铁卢,国际版权违约,广告商毁约,一夜之间几百人的团队涣散。面对这场变故,陆兴东默默承受,没有被击垮,付出花白头的努力,化解着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走正路,立高志 2012年,因故远离影视行业六年之后,陆兴东回归行业,首创了“共创、共督、共享、共有”的全球合伙人制度,这在影视领域里完全是一种创新,科学的合伙管理制度聚集了120多位主流创作团队,试图形成规模化定制模式,促使公司产业发展具有不断的原动力,当年汇聚近千部题材,实现了20余部作品生产制作。其中《母亲,母亲》《野鸽子》《野鸭子》《战火中的花蕾》《刀影》《错伏》《老公的春天》《猎天狼》《特警力量》等剧均获得良好的效益。 至今,陆兴东从事文化行业经历了22年,2015年成立了国龙文产投资集团,主要业务已经遍及影视原创、电影发行、影视基金、移动视频、媒资系统、电影金融、主题公园等文化全产业链,国龙各业务公司进入发展快车道。 其中影业投资公司,现拥有四十位国内外主流制作工作室,保持年度十余部作品制作能力,在美国成立香格里拉影业公司签约好莱坞优秀制作人工作室,学习真实的好莱坞经营之道,已经参与投资好莱坞电影《时光尽头的女人》《天魔异种》等,探索规模化高科技合拍影片之路,已筹备的30余部合拍题材即将陆续拍摄,包括《731》《香格里拉》《雪域》《贵族》《我的新娘》等。以版权原创、国际发行、中国价值观理念等实施中国电影走出去方式。 影业发行公司是国内主流电影发行机构,年发行二十余部影片,立足第三方发行服务,应用观众大数据体系,倡导“电影管家”宣发模式,服务票务店商及影院,目前正实施虚拟院线投资模式。 老牌公司唐龙云媒公司正股改上市过程中,着力于全球节目版权集成,供应移动手机互联网视频业务,拓展中国电视节目国际市场多语种落地超过150国家,促进一带一路中国电视节目走出去。 国龙投资科技类公司初见成效,中广掌视公司应用先进的串流直播技术,即将上线[城市客厅]直播平台,融合移动店商、视频直播、智慧城市大数据运营等多项产业。另一家天马网视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媒资智能管理系统,获得科技部与广电总局嘉奖,成为大数据版权检索的领先者。 国龙也进入了电影金融领域,组建电视剧基金、合拍电影基金、院线并购基金,发起电影金融交易所及国际电影产业联盟,连接全球影视制作资源、创新版权证券化服务于广大众筹投资人,促进中国电影产业国际化。 面对电影市场的繁荣,而中国电影基础工业的落后,国龙世纪公司正落地多个城市建设电影产业园,建设高科技摄影棚系统, 拓展自主产权电影主题公园。 发展国际合拍影片及移动互联网业务是未来国龙的两个重要发展方向。国龙正建设的全球资讯平台——城市客厅直播APP,将实现各国人民共享发展,一网连结互联世界,对城市综合服务及展示进行深度整合,提供用户一屏在手,走遍天下游,享尽天下物。城市客厅直播平台应用先进移动直播技术及综合商务模式,服务于各国政务资讯、旅游管理、商务服务,为全世界搭建共用的综合商务平台,实现各国资讯、特色商品、文化节目连接成网,服务地球村命运共同体。 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甚至竞争无序的今天,国龙凭借二十余年经营经验及行业资源,正聚焦主要的文化领域,创新商业模式,结合资本市场规划,建立产业闭环模式。在影视原创、院线管理、移动直播、电影金融、产业园区、主题公园等方面发力,围绕文化创新、技术创新、金融创新,肩负保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责任,提升中国价值观全球传播力。 经历种种磨炼,陆兴东愈战愈勇。 “好的商业模式是领先而孤独的,落地才是正视现实的开始,同道者难寻,创业更是马拉松,不计较一时胜败;走正路,追求阳光利润;立高志,遇困难更有力量。”人物简介 陆兴东,CCG常务理事,国龙文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广电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产业商会副会长、美国艾美电视委员会国际委员。陆兴东于1994年创办唐龙文化公司,作为民营电视四小龙“唐龙传媒集团”创始人,2002-2006年先后得到李长春、刘云山、陈至立、吴仪等中央领导的接见;被授予“2003中国经济贡献新闻人物”;文化部授予“2004、2005、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新锐人物”等荣誉。2007年设立国龙投资有限公司。2012年创新影视行业全球合伙人管理模式重返传媒行业,深耕文化领域各业务板块。2015年成立国龙文产投资集团。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10月刊总63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27日 -
王琳达: 亦儒亦商两相宜 怀仁崇德善天下
理事简介王琳达,CCG副主席,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曾说过:‘真正的远见就是透过迷乱的现实看到未来世界的模样。’这是他2002年访华时在人民大会堂讲的话。从1971年他秘密访华迄今45年,每次中国领导人到美国出席的大型活动他必将到场,2016年月9月18日,这位可爱的老人再次在纽约聆听李克强总理的演讲。竞争中寻合作,争议中求共识,就在这样的中美关系发展中,从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到2016年9月李克强总理的纽约之行,美方邀请嘉宾的名单中多了这样一位亦儒亦商的中国人”——王琳达。2015年9月29日,王琳达受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邀请,在西雅图参加习近平主席访美欢迎晚宴,并与习近平主席及夫人彭丽媛握手合影。 在美国商界的华人圈中,王琳达并不算财大气粗的大佬,可她又是凭借何种吸引力进入阶层如此分明的美利坚上流社会并得到认可呢?毋庸置疑,她不仅仅是一位商人,更因为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儒商。从地产到教育,亦儒亦商两相宜 基辛格博士所讲的远见,即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掌握和未来趋势的预测。现在回头看:在1989年,王琳达选择从香港到广州发展,开发深州花园和广州世界贸易中心;在1992年,北京到香港的第一届招商会,开始进军大陆在北京投资怡海花园,并先后在上海开发金鹰大厦,在湖南长沙开发怡海星城,在山东临沂开发怡海国际新城并收购酒仙公寓。这些事情正顺应了中国房地产师从于香港,起源在深州,传播于大陆的发展历程。回头再看近30年前的战略决策,可谓着实具有远见。2016年9月18日,王琳达受纽约经济俱乐部邀请,在纽约参加李克强总理的欢迎晚宴,并与总理合影。 从香港到广州、深圳、北京,再到上海、湖南、湖北、河北、山东,怡海集团开发的800万平米住宅中,王琳达给她的团队一再强调,不仅要盖好房子,更要考虑住房人的吃、穿、行,尤其是教育与养老。就这样简单的一个初衷,1997年,怡海成立教育集团,这一干就将近20年,迄今已创办12所教育机构,其中包括北京市丰台怡海幼儿园、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怡海分校、北京第八中学怡海分校、北京第八中学怡海分校国际部、长沙怡雅丽中学、长沙怡海小学,长沙怡海幼儿园7所基础学校,在校生近7000人。2016年9月1日在北京第八中学怡海分校操场召开中小幼开学典礼。 王琳达不仅办教育,为了实现卓越,达到“办一流学校,施一流教育”的目标。2001年,她个人出资1000万元,成立“怡海奖学金”,用于奖励怡海优秀的高中学生;2004年,王琳达建立“怡海华夏精英奖”,主要用于奖励从怡海中学毕业并考上大学的孩子,激励他们完成大学学业;2007年,她又出资1000万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下成立“怡海教育专项基金”,为怡海在校学生、优秀教师、中国中西部优秀教师提供帮助。 在王琳达看来,仅仅是让社区里的孩子受到照顾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怡海在1998年又创办了老年大学,开设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兴趣类的课程,组织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让老年人老有所依。迄今,老年大学一直都在亏损运营,而怡海花园因为有老年大学,则有了马大姐50岁开始学跳舞,梁老师60岁开始学书法,赵大姐70岁开始学电脑,崔大爷80岁开始学画画……老年大学已经与数千位老人的夕阳红紧密相连。在怡海健康成长的孩子们的快乐瞬间。怡海花园、怡海星城鸟瞰图 与政府,想之所想,急之所急;与客户,家校共建,融合共赢;与员工,温情如家,共同成长;与民生,勇于承担,共享发展;与社会,社区办学,稳定和谐。这是王琳达提出的社区开发管理理念,这种教育社区模式也正实现“利”与“义”相统一的儒学价值观。从《论语·颜渊》的“克己复礼为仁”,到儒家经典《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正因为这样一种儒学思想的指引下,王琳达则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在社区办教育的企业家,也是将教育引进社区的第一人,最早将物业管理引进大陆的企业家。 怡海集团从地产发展到教育,是偶然也是必然。在王琳达亦儒亦商,以身示范的带领下,“怡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构建了企业的精神,这种精神,形成的怡海胸怀大爱,崇尚道德、追求卓越的风貌与价值追求。从商业到慈善,怀仁崇德善天下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说:“世纪之交,我们的地球上贫富悬殊越来越强烈,有钱又有权的人如果没有文化担当,没有一种为人类进步的责任感,地球就不会有和平与发展。”儒家文化是影响了中国2500多年的本土文明,儒商精神也是根植于本土的优秀商业文化。 二十余年,怡海集团在王琳达的带领下,积极投身于教育、卫生、社会文化建设等公益慈善事业。2001年向北京第八中学怡海分校捐赠1000万成立“怡海奖学金”;2008年湖南冰灾时,向湖南、湖北捐款捐物3500多万元,帮助灾民恢复生产、捐建学校;在海地地震、玉树地震、雅安地震和云南盈江地震中累计向灾区捐赠300余万……迄今,公益慈善捐款超过3亿元人民币。并在2012年,王琳达个人捐款200万元成立北京怡海公益基金会,向中国华侨公益基金、美国领袖基金会、北京市公安民警抚助基金会捐赠百余万,持续资助支教北川中学和中美教师、学生的学习交流;援建湖南吉首乾城侨心怡海小学;创办“怡海树人班”,持续资助甘肃景泰、江苏盐城、湖北沙市、四川西昌等地区贫困学生;组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中小学教师培训;出版、义卖《爱在北川学子吟》书籍……王琳达2009年秋看望还未搬入新校舍的北川中学的孩子们。 两年援建,六年支教。自2008年5.12地震后,怡海集团配合中国侨联,共组织12次北川中学规划设计研讨会,义卖《爱在北川学子吟》,先后捐赠约2000余万人民币。2009年8月到2015年7月,历经六年,王琳达带领怡海集团联合西城区教委分六批派遣共计73人次参与北川中学支教,直接性提高北川中学教学质量,实现北川中学高考成绩历史性的突破。 “怀仁”就是心地善良,胸怀大爱,以儒家学说为重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仁爱”是处在核心地位的。崇尚道德,是怡海的又一显著特征。怡海在王琳达女士倡导和推动下,“怡海”人爱国、孝亲;立志,感恩;诚信、守法;善良、文明的品德得到大力的发扬。 近两年,王琳达带领怡海集团20余次走进中东欧,14次赴塞尔维亚, 5次访问乌日策。2014年5月,她看到塞尔维亚因巴尔干半岛连降暴雨引发洪灾,立即以怡海集团的名义向其捐助了 30 万人民币。2015年6月组织侨商代表团考察塞尔维亚,并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塞中经贸论坛。2015年11月积极协调,组织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刘琦等9人赴塞考察并签订哈尔滨与乌日策《友好交流城市合作协议书》;并于当月在怡海社区举办中欧文化交流晚会。2016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塞尔维亚乌日策捐赠247.3万元人民币援建幼儿园。在2016年10月8日,王琳达再次受邀到塞尔维亚乌日策参加当地城市日活动并接受给予的最高奖项“乌日策城市贡献奖”。获此殊荣是华人在一带一路的骄傲,更为中赛友谊再添一笔。至此,怡海集团援建的Pora幼儿园将开设中文课程,计划每年双边开展一次教育论坛活动,让“中塞友谊长存”的画卷继续书写,同时中英文版本的《弟子规》也将走进塞尔维亚幼儿园。积极促进中国与中东欧的发展,助推国际合作,搭建中塞友谊之桥。2016年10月8日,王琳达(左二)在塞尔维亚乌日策接受当地政府颁奖,并赠送中国书法。 怡海集团作为企业,从事的商业模式本应是纯功利性质的商业,但创业到壮大发展始终存有超功利的道德追求。回眸而望,“怡海”的成功,“怡海”的业绩,“怡海”的赞誉,主要的不是来自“怡海”物质上的成功和房地产利润的多寡,而是来自“怡海”的文化,来自“怡海”的精神,其经商行为始终带有非常隆厚的道德色彩,这是典型的儒商经商理念,王琳达带领怡海人正是怀着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对世界商业文明的发展做着一个独特贡献。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10月刊总63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26日 -
路东:中国制造与工业4.0
2016年9月23-24日,“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在宁波盛大举行。本届论坛是G20杭州峰会后首届关注投资中国和全球化企业发展的论坛,以“世界大市场--谋转型发展促产业融合”为主题,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共同主办,1000余位来自国际国内的知名企业家和跨国公司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欧盟2020地平线(H2020)计划OASC智慧城市项目中国区首席代表、欧洲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主席路东在本次论坛平行论坛一“工业互联网与中国智造”的发言中指出,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之后,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是4.0热,我觉得还热得不够,我们早就该这么热。软件定义工业,有了数字化之后,我们的工业不是研究多少工艺,研究多少设备,研究多少产品,而是用软件把所有的制造环节全部数字化。以下是路东先生的发言实录我过去的经历是这样,我曾经在欧盟对外合作总司工作了15年,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协调欧盟的28个成员国,执行欧盟的亚洲投资计划,帮助欧洲的企业向中国的工业转移。我来宁波很多次,带了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的代表团,在宁波寻求投资合作,其中不少企业在宁波都有落地。最近两年,从2014年开始,我在欧盟的信息总司,负责信息化全球化的推广项目,将来数字将会进入经济时代,数据将在国与国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要自由地能够流动,这是比较新的概念。在2004年到2014年之间我主导了欧盟和意大利的合作项目,这个项目对于中国的数字化进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在2004年之前,是几乎没有什么国产汽车的,在那个时候,桑塔纳在中国跑了20年,又丑又难看,谁都不喜欢,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能力给它改型,因为我们没有数字化的制造技术。所以我负责的这个项目是帮助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学会数字设计、数字制造、数字总装、数字分析。什么意思呢,不需要去画图纸了,也不需要去准备几十个工厂去做汽车零部件,在电脑上可以把所有的汽车部件造出来,叫数字制造。也不需要先开一个工厂,把汽车总装起来,在电脑上可以把汽车组装起来,叫数字组装。再往后不需要汽车去撞击,可以在电脑上模拟分析,叫数据分析。我们中国掌握了这项技术之后,我们才开始制造汽车。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我来到宁波,参观过浙江的吉利、吉奥。当时这些汽车已经有优越性,但是这些汽车都是用非常原始的两维技术制造的。在这十年当中,中国70%的汽车制造厂都是在意大利做的数据库,学会了数字设计、数字制造、数字总装、程序控制的技术。学会了这个数据库之后什么结果呢?每年汽车组装厂都能做出新的产品,这就是数字创新。数据库的影响是,当我们掌握了四大数据库,设计数据库、制造数据库、测试数据库和实验数据库之后,所有的产品,所有的能耗都会存入数据库。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中国一汽的第一台汽车奔腾50在意大利做了数据库,数据库做出来之后,只需要三四个工程师,把外形改一下,就可以出奔腾的70、X80,这大大提高了研发效率,缩短了研发时间。这个就是虚拟仿真,程序控制,这一套技术大大加快了行业的进展。但是这一段时间,我感觉到数字工程师或者软件工程师参与工业太少了。在十年当中我们的软件工程师在做什么呢,我发现在为日本做动画,做一些动漫。可是在欧洲是什么情况呢?十年前,欧洲的工业已经是数字工程师的工业了,数字工程师占到一个企业的40%到60%,甚至到90%。这个很有意思,我记得前两天看沈阳机床厂厂长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他说2009年沈阳机床厂有两万多职工,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数字工程师。当他们争取国家专项基金的时候,他们在上海组织海归组成一个数字的研发团队。但是2009年在意大利是什么情况呢?意大利卖给中国最多的五轴机床厂,这个工厂没有厂房,只有一栋楼,有90%的人是数字工程师,只有10%是工人。他们在大楼底下安装,组装一台卖给中国一台。我们的距离相差就这么大。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之后,很多人都说我们现在是4.0热,我觉得还热得不够,我们早就该这么热。软件定义工业,有了数字化之后,我们的工业不是研究多少工艺,研究多少设备,研究多少产品,而是用软件把所有的制造环节全部数字化。就像当初我们向意大利学习汽车制造一样,我们画图纸、总装、实验,不行,再画图纸、总装、实验,我们几年没有造出一台汽车,几十年都搞不出新汽车,就是因为没有数字化。所以我们都应该去到工业里学习工业制造,用软件定义工业,把我们的工业2025,把我们的工业全部数字化。在国内我也参与了一些工作,就是做行业解决方案。因为我们的题目是工业互联网与中国智造,我们不能单纯地去学习,都要学,但是要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是什么?互联网。那互联网怎么样和中国智造结合起来呢?现在是我们研究的事情。我在调研当中遇到一个现实,很多的企业退出了互联网,制造业退出互联网,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互联网销售是为那些小商小贩做的,不是工业的,是我们的互联网没有把行业解决软件代入到企业去,所以我们的互联网是不能够传递实时信息的,这叫工业4.0。工业3.0是虚拟仿真,程序控制。但是工业3.0,去控制仓库、控制运输、控制包装、控制销售,控制每一个环节,它发明了分布式的控制。第二,最重要的是它的行业有一个突破,打通了纵向和横向,这是德国的发明。发明工业4.0以后,就是数字和物理世界的融合,我们中国也提了两化融合。2010年就开始了,但是我们没有实现,所以我们不知道融合到什么程度。德国人告诉我们融合到什么程度了,实时调整,机器自己可以监测,机器可以自己识别,机器可以自动地去调整整个的工业。我的身份是欧盟2020项目,数字化经济、数字化城市的推广代表。大家别以为时间很长,就5年,2020年实现数字经济,将有非常多的人从事数字有关的工作。什么是数字有关的工作,就是开发各类APP这样的事情。我们中国现实跟欧洲的距离有多远,我们什么时候能实现数字化的经济时代呢?有人说20年,我说开始从事数字化经济的工作大概是30年,现在大概多少年呢?我昨天到了宁波,参观了一家宁波的企业,我在这家企业看到了大型的铝合金机件制造。我在意大利工和欧盟工作的时候,最大的机械能造26公斤的产品,我看到这家企业造的是多少,40公斤,已经超过了意大利。据我知道世界最大的是45公斤。大家去评估我们和世界的距离有多远。第二个故事,也是在这家机械制造公司,我看到多工位的冷镦机,7工位。以前车间里所需要的上百个机床,需要几十位工人,现在只要十台机床,两个工人,这大大提高了自动化。它都装了数据接口,利用CPS系统,在宁波可以看到这个工厂制造的机床在中国各地、在世界各地的运转情况。大家明白,这就是GE的信息系统,CPS系统。好了,我们中国为什么把宁波定为2025的试点城市,我想我明白了,大家也明白了。我们离世界有多远,我们离数字经济有多远,我想大家来评估吧。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欧盟2020地平线(H2020)计划OASC智慧城市项目中国区首席代表、欧洲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主席路东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26日 -
郑永年:智库很难做到中立,但可以做到独立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016年10月14日,“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重庆举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郑永年在发言中表示,智库一般要为所在国家服务,所以很难做到中立,但可以做到独立。 共产党的经验非常有参考意义 郑永年指出,面对很多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好的思想,但有好的思想还不够,还要有执行者,要把思想转化为行动。今天世界面临的危机,不仅是经济治理危机,还有政党治理危机。从中东乱局到欧洲难民潮、英国脱欧等,都预示着时代的大变化,是一种政党治理的危机。 郑永年以英国为例,他说道,公投在西方看来是最民主的方式,但其实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方式,不能达成共识,比如英国脱欧公投,大家在投了票之后又后悔,这种情况导致了老百姓普遍对政治精英不信任,英国的公投被看成是平民对精英的惩罚。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部分西方政治人物都在谈自由贸易,所以全球化推进得很快,而现在,却都不愿意谈自由贸易,要搞保护主义,这就是一种政党的危机。在欧洲聪明人很多,有很多好的思想,却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政府,政党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薄弱,导致很好的智慧没有派上用场。而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则非常有参考意义。重庆为什么做得好?在郑永年看来,在于强有力的政党能把很好的思想转化为行动。中国的人均 GDP从300美金提高到8000美金,这就是共产党的能力,而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使得共产党更强大。郑永年表示,在本次对话会上,各个政党能分享彼此的执政经验,这一点特别重要。 智库很难做到中立但可以独立 智库需要在社会科学、知识和政策之间架起桥梁,要找到有用的、可转化为政策的知识。 “人类社会每天有很多好的idea(理念),但大部分的好idea都没有用、都是幻想,而智库要找到可行的idea。知识分子抱怨政府不听我们的话,但从政府角度说,你的话(是不是)有用,怎么落地,这很重要。”郑永年说,“我们智库所追求的知识,和一般学术界追求的知识不一样,知识要有用才能转化成政策,对政府产生影响。” 他还谈到,智库在体制上的设计也很重要。“像新加坡,智库的钱很多是从政府来的,但是政府从来不会管我们。(应当是)我们告诉政府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如果政府整天教你做这个、做那个,就没有了独立思考。”文章选自澎湃新闻、中国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0月26日 -
龙永图:入世15周年 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获得巨大利益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 龙永图 中国从遵守国际规则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说明中国将会继续遵守全球规则,成为全球规则一个好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今年11月,正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5周年。回顾入世15年走过的路,中国在全球治理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其实可以进一步丰富,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定修改完善全球规则;二是丰富制定规则的机构。一中国是现有规则坚定支持者 对中国来讲,在规则问题上有几个判断和观点。中国是现有规则坚定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也是执行者。中国花15年时间,就是要加入这套全球既定的规则贸易体系。当年参加谈判的人都很清楚,很多人都不同意,为什么要戴上这个枷锁。后来经过长期沟通明白,不参与这个体系就得不到全球包括政府和商业界的信任,而信任在国际经济贸易当中最重要。只有承诺遵守规则,才可能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中得到信任;只有成为被信任的一员,才可能成为全球经济贸易中迅速发展的一员。 中国加入WTO承诺遵守这一规则后,中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遵守规则,承诺国民待遇,承诺开放市场,中国的外贸在过去十几年以22%的速度发展,而且大量外资进来。事实证明,中国加入WTO是中国愿意遵守全球规则的最好例证。中国从遵守国际规则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说明中国将会继续遵守全球规则,成为全球规则一个好的参与者和执行者。从中国入世15周年的今天来看,这一条对全球而言很重要。特别是现在中国崛起以后,相当一部分人质疑中国要另起炉灶,把全世界的规则体系搞乱。中国花15年加入这个规则,而且得到好处,为什么要颠覆现有规则和现有秩序?中国不想另起炉灶,不想颠覆现有秩序,不想颠覆现有规则体系,这一点要让全世界都放心。中国要成为全球负责任的建设性的成员,这对中国的形象非常重要。 但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因为全球新的经济现象会不断出现。比如在国际电子商务、全球新技术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方面形成了一些新共识,这在十几年前都没有,现在要不断制定一些新规则。二中国只对规则做“加法” 因此,在规则问题上,总的原则是中国愿意参与做加法,基本不做减法,不想把这些现有规则删掉,不能按照中国利益、中国现有发展水平来挑选哪些规则执行、哪些规则不执行,规则就是规则。但中国可以做加法,否则,不对全球新治理体系做一些最新的建设性意见也不符合实际。 实际上,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有很多领域根本没有规则,只有一些惯例、先例和案例,根本没有清晰的规则体系,需要制定全球新的规则体系,尤其投资领域非常明显。这次G20杭州峰会,中国积极推动在投资领域的规则指导原则,并且获得认可,习近平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当然G20不是中国一家来起作用,但中国确实发挥了作用,一些引领性的作用。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投资国和投资目的地之一,理所当然,中国也要关注投资领域规则制定者的利益。 现有的国际机构中,有很多新的全球贸易规则目前还是空白。在这种情况下,TPP就是建设性的,不是针对中国,但很可惜在美国国会通不过。这说明不仅仅中国人做加法,其他国家做加法中国也支持,这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会采取开放的态度乐观其成。自己不去制定,也不让人家制定,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从结构来讲,不管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资金都已不能满足全世界对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中国做亚投行就是建设性的,是做加法,并没想忽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另建一个新的世界银行,中国还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重要成员,也是建设性成员。金砖银行和其他一些银行,也都是为了补充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不足。过去没有国际规则,或者一些新的领域出现以后没有国际规则,再或者一些国际规则还不完善,在这些地方中国想往前走两步,是合情合理的,不是推翻和颠覆现有国际规则。三经贸摩擦,不要政治化 反倾销并非针对中国。中国告人家,人家告中国都可以。打官司并不是坏事,被人家告说明在这方面有问题。通过律师和WTO,败了就接受;我们也告别人,也有胜的时候。互有输赢,这都是国际贸易间的正常现象,不要把它政治化。 美国、中国、印度都是被人家告得较多的国家,因为贸易量大,再加上体制规则还有很多问题。中国那么多企业不是每个企业都做得很好,反倾销也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中国的某些企业,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不要把它政治化,中国老百姓也就不会觉得老处在被告地位。其实美国和日本长期处在被告地位,日本人以前被告得最多。因此,去政治化,事情才会更好办。四中美关系基本面不会改变 中国和美国在制定新的全球规则和新的全球治理方面,会有合作和碰撞。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反映不同阶段国家的一些要求和诉求,这两个国家这时发挥重要作用和关键作用,也是一个历史选择。这次G20杭州峰会中国发挥很大作用,大家还是很支持的,整体还是很积极的。两国元首在G20中,特别是两国一起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巴黎协议,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但要说还要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因为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共同利益,中国也提出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就是利益共同体。只有利益共同了才可能制定相似的规则,同时在制定规则方面才会有很多共同点。所以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中有很大合作潜力,美国大选不管谁当选都不会改变这一点,不会改变中美两国关系的一些基本面,两国间5600亿美元的贸易量、上千亿美元的相互投资等基本面谁也改变不了。因此,中美两国在全球化治理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中美两边的智库可以给政府提出一些建议,共同加强双方在全球治理方面的作用。文章刊于《新京报》,2016年10月24日
2016年10月25日 -
陈新华:6D驱动全球能源转型,重塑世界能源格局
理事简介陈新华,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中国区总裁、CCG常务理事。本文按照作者在2016年10月18日凤凰国际论坛能源分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很高兴出席今天的凤凰国际论坛,和大家一起讨论“能源革命的突破:体制改革与能源互联网”。刚才陈卫东先生讲到了全球能源转型的三个峰值和三种模式,我很赞成。基于我本人的国际经验,我想就全球能源转型的驱动力作一阐述 –– 即是什么力量在驱动全球能源转型?我想借用6个以D开头的英文单词来描述这些驱动力:第一个D,是Diversification,多样化或多元化。这里主要说的是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在电力领域,越来越多的技术可以将能源资源转换为电力。以前我们用的资源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现在电力越来越多地来自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海浪发电,潮汐发电、等等。并且每项技术可以像树根一样再繁衍下去,比如太阳能,有光伏和光热之分,而光伏又有多晶硅、单晶硅、薄膜、聚焦等不同的技术分支。在石油生产领域,除了主要传统的生产国之外,还有新兴的技术,如页岩油气技术的成功开发,使得在中东之外的主要石油消费国也建立了极富活力的生产中心,开采巨大的非常规资源。加拿大油砂、委内瑞拉重油、还有煤制油等都增加了石油生产的多元化。在天然气领域,供应也越来越多元化。以中国为例,10年前,我们只有国内陆地和海上的常规天然气,加上少量煤层气。2006年我们开始进口液化天然气,2009开始进口中亚管道气,2013开始进口缅甸管道气,今年8月20号,还接受了第一船来自美国的LNG。国内,我们还有了页岩气和煤制天然气。总的来说,能源供应的来源越来越多,技术也越分越细,越来越丰富多样,能源行业的参与者也越来越多元。这对于能源供应安全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第二个D,是Decarbonisation,低碳化或去碳化。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从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一直到去年底签署的巴黎协议,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已经达成共识,每个国家都承诺采取积极的减排行动。CO2是主要温室气体,而能源领域又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没有能源发展的低碳化,就没有全球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能源发展的低碳化首先意味着节能,因为节约下来的能源是最清洁的,其次才是大力发展低碳或无碳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如太阳能、风能、水电、地热、潮汐与海浪发电等。第三个D,Digitalisation,数字化,或者说信息化、智能化。这里主要是信息与通讯技术对能源系统的渗透,通过对能源生产和消费各个环节、各个节点和各个时段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智能化,从而减少浪费,提高整体系统效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经常听说的能源互联网并不是让能源像信息在互联网上一样可以快速免费获取,而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息与互联网技术对能源系统的渗透,二是各种能源产业链之间的互联互通。能源系统的数字化正在加速能源领域的创新,但值得强调的是,能源与信息不同。最近我看到一部很好的书,《能源神话与现实》,是加拿大斯密尔教授写的,我还给它的中文版写了推荐词。斯密尔教授说,能源创新不遵守信息技术发展的摩尔定律,这个我很赞成。在数字化驱动下,能源领域的创新会加速,但能源不同于信息,能源创新不会像信息创新一样快。第四个D,是Decentralisation,去集中化,分布式发展。传统能源发展强调的是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我们的发电厂规模越建越大,输电电压也越来越高。通过建设集中式的能源生产基地,大容量运输通道,再向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所需要的能源。随着新能源技术和能源系统数字化的发展,包括微电网在内的新能源分布式就地利用、就地分享的模式发展迅猛。以德国为例,15年前,德国的发电厂数量只有上百家,现在每家屋顶太阳能发电商都可以参加发电,独立发电商的数量达到150多万家,去集中化分布式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第五个D,是Democratisation,民主化,也就是说,给能源消费者选择权。按照传统的模式,电力和天然气供应属于垄断行业,因为给你家供气或供电,不可能铺设多条管道或电线。在这个模式下,作为能源消费者,你只能被动地接受大企业集团的能源供应,价格也由他们来定,力量对比非常悬殊。现在,你不仅可以自己在家里发电(太阳能或燃料电池),你还可以选择电力或燃气供应商,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民主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老百姓参与能源投资的决策过程,比如说,在你们村旁边建一座核电站,你同意不同意?在你家后院安装一台风力发电机呢?第六个D, 是Depollution,去污染,或者说清洁化。这个大家都明白: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炭和石油产品,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雾霾的主要来源,没有能源的清洁化,包括煤炭的替代和清洁化利用,雾霾很难根治。对中国这样深受本地污染折磨的国家来说,需要发展的不只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而是同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本地污染的“低排放经济”:减少所有空气、水和固体污染物的排放。以上6D趋势就像6个轮子,驱动着全球能源转型,也重塑着世界能源格局。石油供应的多元化,特别是页岩油气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能源供应的地缘政治格局。本轮油价暴跌给中东、俄罗斯、拉美、西非等主要产油国造成了重创,正在改变着这些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改变着大国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讨论的能源革命, 在全球范围内,也就是在这六个方面的革命:多元化革命、低碳化革命、数字化革命、去中心化革命、民主化革命、还有清洁化革命。需要强调的是,能源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使得能源发展更加高效,更加可持续。以上6D革命也给能源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毫无疑问,能源发展的数字化、去集中化、民主化蕴藏着许多机会,然而,数字化和信息化也带来了网络安全对能源系统安全运营带来的巨大挑战,低碳化、去污染化和民主化也给能源发展形成了非常强大的约束。对于能源企业来说,我们不仅要提供清洁高质量的能源产品,还需要在能源生产供应上确保安全,在整个价值链上实现零污染物排放,还需要在运作过程中增加透明度,经得起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环保领域非政府组织(NGO)的质疑和挑战。在这样的格局下,一个国家能源发展的目标在原来的保障供应安全、保护环境、保证经济效益的三重目标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重: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无论在今天或者将来,每一种能源都有其不足之处。大规模、廉价、低碳环保而没有任何人反对其生产与使用的能源资源几乎不存在。因此,能源的选择也就成了全社会的抉择。能源决策者与企业需要加强与社会的沟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做了决策之后再与社会沟通。以上是我对全球能源转型的一些粗略看法,不当之处,还请各位批评指正。文章选自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2016年10月18日
2016年10月25日 -
北京智蹼共创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李文:用“混序”思想来创业和管理
▼[图片源自网络] 微博上的李文像是“愤青”,总是操心天下大事。然而,在谈到企业管理时,就能深深感受到他的“术业有专攻”。多年来,他的丰富实践、潜心思考和冷静观察,使其对如今变幻莫测的商业世界中的企业管理有着独到的洞察和深刻的见解。 在创业的不同阶段,要用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理念,随着自己事业的壮大不停修改企业文化和机制,不能一套方法打到底。总的来说,就是要以变应变,用“混序”这套思想和方法论,来陪着你从0到1,从1到N。◎“‘混序’管理是科层制管理和项目化管理这两种机制共存在同一个组织里面,‘混’是‘混沌’,‘序’是秩序。” “混序”是李文管理思想的核心,概念来源于一位美国银行家,李文却将其追根溯源,丰富发展。顾名思义,混序就是“混”和“序”并存,“混”是“混沌”,“序”是“秩序”,混序管理是一个组织体系里面同时存在混沌和秩序两个方面,也可以简单地理解成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管理与扁平灵活的项目化管理的结合。 混序管理的产生,与传统管理方法的诸多弊端有关。传统的管理方法为金字塔型结构,其严格的流程、规定、内部的官僚制、领导的地盘意识和小团体的观念,很挫伤员工积极性。项目制管理则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与活力,具体做法是把员工从各个岗位、部门抽调出来,成立团队,以项目为单位,大家相互协同和配合。“层级式的或金字塔式的组织采取严格的命令控制,要求令行禁止,下级完全地服从上级,而项目化的小团队要求平等、合作、共享,自发管理,团队没有中心,不是看谁官大就听谁的,而是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共同决定。” 与传统管理方法相比,“混序”管理最根本的是改变了分配机制。“这种机制下,其实团队成员每次创新都相当于一次创业,已经从本质上改变了内部项目成员的地位,这种机制好过了任何传统的激励、考核。”因为员工的身份和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项目团队机制里最关键的是把员工的身份改变了,员工不再是打工仔,而是合伙人,是内部的创业家或创客,最关键的是员工变成了一个合伙人,能够参与项目成果的分配,这种激励是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创业也分为‘混’和‘序’两个阶段,混解决从0到1,解决这个产品和服务怎么来的,序解决从1到N。” “混序”思想同样适合于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创业企业从0到1、从1到N的阶段也是从“混”到“序”的过程,用“混”来创生,用‘序’来发展。“‘混’解决的是从0到1的问题,在一个混沌的模式进行多元化的混合和碰撞里,不要用权力去控制或干涉,让创意自由地产生,主要特点是开放、透明、平等和共享。‘序’解决的是从1到N的问题,将创造出来的产品快速地成长及规模化运营,需要强有力的有秩序的组织和机制来使其落地,通过标准化的生产不断去复制,不断去扩大产量。” 这就需要创业者根据不同的阶段来调整自身的管理思想,不断去改变自己,调整公司的企业文化。“‘混’的阶段一定要放开心态,放下姿态,给创业伙伴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各抒己见,广泛地吸纳大家的意见,直接采取很简便的、很灵活的小团队的方式,不要那么多的层级,不要设那么多的部门”,通过放任自流产生创意和想法后,“就迅速进入序的阶段,这时候要用纪律、制度、流程规范大家的行为。有些创业者后期疏于管理,没有标准,没有制度化,没有进行规范化管理,弄得最后越来越乱。”◎“混序其实是要看员工的不同个性、特质以及能力差异,有的员工适合‘序’的体制,有的员工在项目制管理下会更能发挥所长。” “混序”的管理机制下,创业者需要根据员工的不同特点,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有些人适合序的形式,他们不爱冒险,只喜欢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专业工作,不太爱交际,喜欢由上级拿主意自己去做,不喜欢自己做决策,这类人比较适合在传统组织里、在固定的岗位工作”。项目制管理具有创新性强、挑战性高的特点,需要员工有很强的自信心、很高的情商和爱冒险、抗打压的性格,“项目制管理下员工要能够承压,善于应对变化,不能太脆弱,要经得起打压,抗摔打,最关键的是要有很高的自我管理能力和高度的成就欲望,一个没有那么高的成就欲望的人,很可能遇到困难就退缩。”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混”的阶段或者是项目制管理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但去的是权力的中心化,而不是影响力的中心化,“虽然去除了权力领袖,谁也不是谁的上级,但必须存在一个精神领袖,需要一个权威和领导者。”他的领导力来源不是上级授权,而是自身的能力、魅力和人品,“未来的创新创业可能不需要传统的领导、老板或者高级的官员,但是一定需要这样的精神领袖和灵魂人物,他是团队凝聚的核心,是团队在遇到困难还能不退缩的精神支柱,这一点是必须要强调的。”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