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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爽：战略先行，顺势而为
理事简介陈爽，CCG常务理事，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战略先行，顺势而为，是陈爽历来信奉的哲学.机遇面前，他总是尽心尽力做到最好；困难面前，他又总是勇于接受挑战，寻求创新与突破.一路走来，有艰辛，更有辉煌，然而陈爽则认为，无论获得的成就如何，未来仍需要不断地加强学习。 陈爽，光大控股的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从2001年空降光大集团香港公司至今，陈爽在香港成就了自己的金融事业，成为香港最活跃的金融人之一。但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这位金融人的本行却并非金融，而是一名“中国制造”的法律人才。 上世纪90年代初，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本科及民商法专业硕士毕业后，陈爽进入交通银行，负责法务工作。“当时交通银行并没有法律部，我从无到有建立了交通银行的法律部和全行的法律管理体系。” 法律部是防火墙也是灭火队，身在其中的陈爽参与了包括交通银行从多法人到单一法人的转变、香港分行从中国银行分离、太平洋保险和海通证券从交通银行分离等关系大局的重大事务。 陈爽说，虽然做的是跟法律相关的工作，却要配合业务，这就要求让他比业务部门的同事更懂得银行业的运作，为他日后的“转行”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学法律专业教会了我思维方式，也使人变得严谨、守信，而在交通银行的九年是法律与金融实践结合，积累金融业深厚的业务基础的九年。”2016年5月陈爽先生参加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涉足金融，缘定香港 1995年，陈爽以交通银行法律事务负责人的身份，第一次来到香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协调交通银行香港分行的重建事务。由于历史原因，1949年解放后交通银行香港分行归属中国银行托管，陈爽和同事要完成的是如何将这香港分行从中国银行中剥离出来。 这一年的香港，尽管仍在英国政府的管辖之下，但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收回其主权已成定局。 “那时候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第一个感觉是香港文化有中西合璧的气息，金融体系成熟，全球大型的商业银行、保险、资管和投行都进驻香港，觉得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是个有活力的城市。” 陈爽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初识香港的感受。 从1997年初次到香港，到如今以香港为家，陈爽见证了香港从一个转口贸易中心，向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转型，更亲身经历了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这些历练，让陈爽更加透彻地了解了金融行业的风险与机遇。 陈爽的声名鹊起，与金融危机相伴。2008年9月14日，美国金融巨头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同一天，美国银行宣布收购美林证券，从而引发美国次贷危机，激起金融动荡，并迅速发酵，导致全球股市暴跌。 距离纽约一万多公里的香港第一时间受到波及，股市之外，楼市、就业市场也一片暗淡。 这个情形是陈爽万万没想到的，一年多以前的2007年8月，他才被正式任命为光大控股的行政总裁，精心构思的公司发展计划尚未来得及逐一展开，一场关系公司存亡的“保卫战”却意外出现。 回忆起当年的情形，陈爽说，光大控股当时持有5笔共计39亿港元的累股期权面临重大风险，涉及股票、期货、石油等多种资产，市场剧烈波动时，这种衍生产品无从对冲，也难以抛售。 “2008年，整个金融市场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仿佛天要塌下来。这五笔累计期权极有可能亏损35亿港元，而那时光大控股的净资产仅有70多亿港元，无法跟现在的400多亿相比，如果当时亏损30多亿港元，意味着我们难有翻身机会。” 那段时间，陈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回想说，当时巨大的压力足以使人一夜白头。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权衡、分析，陈爽意识到，全球金融市场的下跌远未结束。于是，光大控股果断将两笔累计期权平仓，虽然即时亏损4.7亿港元，但同时卖空另外三笔累计期权，盈利2亿多港元。最终，光大控股以约2亿港元的亏损换得重生的机会。 在这次危机前，陈爽主导清理了光大集团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遗留问题，而这正是陈爽的事业得以在香港“开花结果”的起因。 2001年，在曾经的老上司、时任光大集团董事长王明权的邀请下，陈爽加入了光大集团，担任法律部主任，职责就是处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光大集团产生的大量不良资产。 “当时香港总部投资项目从百万美元到上亿美元不等，加上集团业务多元化，牵涉的行业众多，单是香港总部已经拥有470多家公司，处理不良资产是非常艰巨的任务，而我还要兼顾在港大专业进修学院的学业和家庭，压力可想而知。这漫长的四年时间，提供了锻炼的机会，也拓宽了跨行业的视野和知识。” 陈爽说，当时光大集团面临一系列法律诉讼，整个集团在流动性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濒临破产边缘。为了将光大集团从破产边缘拉回，陈爽花了四年时间，清理了集团旗下的不良资产。 除了在金融危机中练得“真功夫”，陈爽也从金融危机中淘得真金。从两次险象环生的金融危机中成功“逃脱”，陈爽现在觉得，做金融风险控制是第一位的，刚干必须可控，以盲目的加大杠杆获取盈利，公司不可能持续发展。 他以跨境资产管理为切入点，让光大控股得以在香港生根发芽，近十年间，该公司净资产由70亿港元，攀升至400亿港元。 工作之外，陈爽也是香港金融业界最活跃的高管之一。他是香港金融发展局成员，也是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名誉主席，以及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如今，陈爽已在香港生活十余年，早已视香港为家。经历过商海的大起大落，陈爽对香港资本市场也有着自己看法。 “我在香港已经16年了，于我而言，心态上香港已经是个「家」了。我观察到香港受到中国内地经济改革开放的影响，主要的中资金融机构都到来香港，成为香港金融行业的新动力，在香港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H股和红筹股的市值占主板市值总量超过50%、占交易量超过60%。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起飞对全球带来巨大的影响，香港正好像一个缩影。” 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一样，陈爽关心着香港的未来。“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外围经济的影响无法避免。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对于香港的影响很大。香港四大支柱产业，包括贸易及物流业、旅游业、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中国内地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经济处于调整期，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一部分会向香港传导。” 但无论如何，他始终相信，香港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保证了它独特的竞争力，只是，香港需要调整看待内地发展的眼光，多点理性，少些情绪。 “这并不等于香港没有机遇，多年来积累的优势，结合全球经济中的机遇，可以形成新的发展条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年代，香港充分吸纳了中国经济开放连接世界的机遇，成为中国对外的贸易中心，进而发展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回归中国之后，香港同样吸收了来自中国的庞大机遇，反映出香港和香港人灵活变通、适应力强的特质。” 在他看来，香港需要推动创新，可以为发展高科技产业创造发展条件，透过高科技提升支柱产业的技术含量，继而提升经济的附加值，打造新的增长动力。 此外，陈爽认为，在金融方面，香港拥有国际化平台和“一国两制”的优势，长久以来中国超过50%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都到来香港，超过50%的外来直接投资经过香港进入中国。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下，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对接国外高科技的诉求明显，但是海外融资和投资遇到不少困难、对于国外市场也比较陌生，香港可以思考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经验，解决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遇到的困难。陈爽先生参加人人全球CEO会议勇于创新，寻求突破 时间退回到2007年8月，陈爽刚刚被任命为光大控股首席执行官，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尚未爆发。那时的陈爽正在忙于如何改造光大控股，从而得以在日益繁荣的香港金融市场获得立足之地。 “2007年我开始担任光大控股的CEO，分析了当时全球经济形势和自身的优劣，我及时调整了光大控股的战略，针对国外资金「引进来」中国和中国资金「走出去」的实际情况，决定全面拓展资产管理业务。直到现在，光大控股的跨境资产管理业务已经形成了明显的优势，布局在国家重点产业上的产业基金、开展连接中国制造业和全球高端制造业的海外并购板块、培育服务飞机全生命周期的中飞租赁，并且大幅舒缓长期依赖光银和光证分红获利的问题。回头看，进到金融行业是缘分，能在众多角色中快速融入，持续学习和多年积累是不可少的。” 光大控股的投资侧重于金融与产业的结合。如今，光大控股旗下的31个基金覆盖从私募、创投，产业投资和并购整合等各个投资阶段。截至2015年底，基金募资规模至490亿港元。光大控股与首誉资产管理合资成立的首誉光控，经过两年多发展，资产规模达542亿元人民币，两项合计超4亿元。 “机会不会天然有，要把握市场的变化，我们在投资一些行业时，往往是行情不好的时候，这就考验团队的判断能力，管理、盘活项目的能力。团队里的每个人是公司最重要的财富，要尊重他们的价值。” 光大控股的跨境和国际化优势明显，资产管理业务也已迈向成熟。最近光大控股与IDG共同设立了2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IDG光大产业并购基金」。未来，光大会逐步推动基金管理业务向「大基金」的方向走，进行规模化发展，同时，透过多策略另类投资基金引进内地大型机构投资者成为LP。 “秉持这个发展方向，我们将致力于逐步推动光大控股致力成为在中国国内具有黑石般领先地位的资管机构。 战略先行，顺势而为，是陈爽历来信奉的哲学。机遇面前，他总是尽心尽力做到最好；困难面前，他又总是勇于接受挑战，寻求创新与突破。一路走来，有艰辛，更有辉煌，然而陈爽则认为，无论获得的成就如何，未来仍需要不断地加强学习。 “必须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时代发展太快了，总感觉自己落伍了。除了从自己的实践中学习，也要从别人身上学习，从朋友、企业家、同事的身上学习，没有学习就没有未来。”人物简介 陈爽，CCG 常务理事，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中国飞机租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非执行董事。陈爽曾任交通银行总行法律事务室处长、诺亚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和中国有色矿业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现为香港金融发展局非官方委员、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名誉主席及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副会长，香港中资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并担任华东政法大学客座教授。陈爽持有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衔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之法律文凭，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并为高级经济师。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9月刊总62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24日 -
亚投行是中国抛弃WTO另起炉灶? 龙永图如是说
►中国是现有规则坚定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也是执行者，WTO就是中国愿意遵守全球规则的最好例证。►中国现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投资国和投资目的地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理所应当也要关注投资领域规则制定者的利益。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享受“入世”红利已近十五年。在此期间，中国高速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对外投资国。但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引发的新一轮保护主义，不同形式的区域协定兴起，英国脱欧等事件折射出的内顾倾向抬头，全球化面临新的挑战。 近日，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表示，在此国际新格局下，不少人认为中国要“另起炉灶”，事实上中国愿意加入WTO并从中受益，非但不会颠覆现有秩序和规则体系，还会成为坚定的、负责任的建设性成员。 他认为，G20杭州峰会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积极推动在投资领域的规则指导原则并获得大家的认可，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不应总将国际间的经贸现象政治化。以下根据其发言整理： 全球治理也是讲全球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全球规则制定、修改和完善。目前现有的全球机构，有些是常设机构，比如世界银行、WTO，还有一些是非常设的对话机构，包括G20、APEC，这些机构并不是制定规则，而是为制定规则做各方面的准备，制定一些规则体系的指导性原则。 大家讨论全球治理的时候，在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还应进一步丰富全球治理的内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定修改完善全球规则；二是丰富制定规则的机构，执行机构的规则，还要有机构来监督实施。 对中国来讲，在规则问题上也有几个判断和观点。中国是现有规则坚定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也是执行者，WTO就是中国愿意遵守全球规则的最好例证。花了15年时间就是要加入这套全球既定的规则贸易体系，参加谈判的人很清楚，当年很多人都不同意，为什么我们要戴上这个枷锁，为什么要用这个套。 后来经过长期沟通，不参与这个体系就得不到全球包括政府和商业界的信任，而信任在国际经济贸易当中是最重要的，只有承诺遵守规则才可能在国际经济贸易的交往中得到信任，只有成为被信任的一员，才可能成为在全球经济贸易中迅速发展的一员。 中国加入WTO承诺遵守这一规则后，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遵守了规则，承诺国民待遇，承诺开放市场，我们的外贸以22%的速度在过去十几年发展，还有大量的外资进来。所以事实证明，中国加入WTO正是中国愿意遵守全球规则的最好例证。中国从遵守国际规则中也确实获得了利益，但我们也会继续遵守全球规则，成为全球规则最好的参与者和执行者，这也是中国入世15周年对全球来讲很重要的一点。 中国崛起后，有相当一部分人质疑中国是不是要“另起炉灶”，是不是要把全世界的规则体系搞乱，当然不会。中国花了15年加入这个规则而且得到了好处，为什么要颠覆现有的规则和秩序？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建设性成员，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也非常重要。 做“加法”，不做“减法” 但是也要看到规则在不断的变化着，全球新的经济现象也会不断出现。比如十年前国际电子商务发展没有现在这么快，全球新技术发展也没有现在这么快，全球气候变暖等方面大家形成了一些新的共识，这在十几年前都没有过，所以现在我们是需要不断制定新规则的。 在规则问题上，我们总的原则是愿意参与做“加法”，基本不做“减法”。我们不会把这些现有的规则去掉，不会按照中国利益，按照中国现有的发展水平甚至意识形态来挑选哪些规则我执行、哪些规则我不执行，规则就是规则，这一条也很明显。 但我们可以做“加法”，因为我们不做“加法”，不对全球新的治理体系做最新的建设性意见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在全球经济体系中还有很多领域根本没有规则，只有一些惯例、先例、律师和案例来规范，根本没有清晰的规则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需要制定全球很多领域的新的规则体系，这点在投资领域就非常明显。 这次杭州G20峰会，中国积极推动在投资领域的规则指导原则并且获得大家的认可，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当然G20不是中国一家来起作用，但中国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会做一些引领。中国现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投资国和投资目的地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理所应当也要关注投资领域规则制定者的利益。 做“加法”，现有的国际机构，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在多少回合后一直没有大的进展，这时候有很多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就成了空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像美国和其他国家搞起来的TPP，我们认为是建设性的。因为到目前还没有制定这方面的规则，如果你也不让其他国家来制定，这也说不过去，中国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不认为TPP是针对中国的，对于做“加法”，我们都会采取开放的态度。 建亚投行“合情合理” 还有从结构来讲，世界银行也好，亚洲开发银行也好，资金已经不能满足全世界对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世行的钱很有限，两行的钱也很有限，中国搞亚投行又有什么可非议？这是建设性的，是做“加法”的。 我们并没有想建立一个新的世界银行，我们还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重要的成员，也是建设性的成员。只是因为现在钱不够，大家又都愿意，所以我们就愿意，包括金砖银行和其他一些银行，都是为了补充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不足。这正是在做“加法”，有些国际机构满足不了现有的需求。 所以，中国愿意在过去没有国际规则，或者一些国际规则还不完善的地方往前走两步，并不是要推翻和颠覆现有的国际规则，这一点是合情合理的。 不应把国际经贸现象政治化 关于一些反倾销案例，打官司，并不是被人家告就是坏事。被人家告恰恰提醒你在这方面有问题，通过律师或通过WTO，我们败了我们就接受，也有胜的时候，互有输赢，这都是国际贸易间的正常现象，不要把它政治化。 所以，看到美国、中国、印度都是被人家告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的贸易量大，当然被告得多。马尔代夫谁去告？这很正常。再加上你的规则上还有很多问题，中国那么多企业不是每个企业都做得很好，反倾销也不是只针对中国，而是针对中国的某些企业，所以不要把它政治化。 中美要建立“命运共同体” 中国和美国在制定新的全球规则和新的全球治理方面应合作起来，碰撞起来，这一点我是非常赞成的。因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反映不同阶段国家的要求和诉求，这两个国家发挥重要作用和关键作用，是历史的选择。 这次G20杭州峰会，中国发挥的作用大家还是很支持的，因为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中美两国元首在G20杭州峰会中一起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巴黎协议也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但要说还要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中国和美国有很多共同利益，现在我们也提出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就是利益共同体，只有利益共同了，才有共同的利益，有了共同的利益才可能制定相似的规则，在制定规则方面才会有很多共同点。 所以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大的合作潜力，美国大选不管谁当选，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两国间5600亿的贸易量，上千亿美元的相互投资，这些基本面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所以我相信，中美两国在全球化治理方面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文章选自一条财经，2016年10月20日
2016年10月24日 -
郑永年：“一带一路”的具体项目 可建立评估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三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8月举行的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中国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态度积极，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逐步落地。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以来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在宁波市政府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日前举办的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期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进行了专访。郑永年表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应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充分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对项目的影响，可将项目化大为小、化整为零，更具灵活性；同时，他建议，“一带一路”倡议应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在项目开始前后大量研究，争取提高效率达到效果。“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逐步落地 《21世纪》：在不久前举行的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有哪些提法值得关注？ 郑永年：“一带一路”倡议从概念的提出到政策的确立用了较长一段时间，中国的领导人、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也一直在变化，这次的会议实际上也是一个深化：我们究竟如何来定义“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如何，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 在这次“一带一路”倡议座谈会上，习近平更强调了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来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这是一个新的认识高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产物。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沿岸沿途的经济、开拓新的市场，从而推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沿岸沿途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其中一些国家还是很穷的，迫切需要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有资本、有产能和技术，可以帮助它们实现。所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一直强调的共同发展的道路，是包容性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正在逐步落地，实现从政策到现实的转变。 《21世纪》：国家发改委网站日前公布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第一个多边合作规划纲要正式启动实施。对此你如何看待？ 郑永年：我认为中蒙俄经济走廊非常重要，现在蒙古的经济不景气，俄罗斯也一样迫切需要发展经济。中蒙俄三个国家经济具有互补性，蒙古、俄罗斯有丰富的资源、能源，而中国在生产日用消费品等方面是世界领先的，所以这个项目从经济上来说非常有必要。其重要性还在于它是在中国的北边，以前我们说“一带”只是中亚、中东到欧洲，如今“一带一路”倡议的概念拓展了。但是，从长期来看，也要注意地缘政治的影响，需要进行现实主义的评估。现阶段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 《21世纪》：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郑永年：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要坚持现实主义，项目可以化大为小、化整为零。大项目能做到就去做，没有的话中等项目甚至小项目都可以做，可以灵活一点。 另外，在宣传方面我们要继续强调“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另起炉灶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而是对现有的世界秩序、区域秩序的一个补充，互补性强于竞争性。 《21世纪》：中国资本借助“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似乎成了重点，还有哪些领域可介入？ 郑永年：“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有很大的伸缩性，它的组织形式有双边的、多边的，在项目和内容方面也应当是开放的。传统的丝绸之路就是进行贸易,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除了基础设施之外，也还要重视贸易领域的拓展，尤其现在产品、服务、跨境电商等贸易内容非常丰富，都可以做。将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贸易等一步一步做下去的话，以后“一带一路”倡议甚至也可能做到像欧盟那样的经济整合。所以“一带一路”倡议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现在这个阶段的重点可能是基础设施建设，下一个阶段可能是别的。可三年一小评五年一大评 《21世纪》：“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面临怎样的困难和挑战？ 郑永年：“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和挑战难以避免。我们需要大量投入去进行“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每一个项目最好研究透了之后再去操作。计划最好做得更周密一些。“一带一路”倡议也应当有一个评估机制，比如三年一小评，五年一大评。 另外，要对当地的社会力量、政治力量了解清楚，对政治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有清醒的认识和心理准备。“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很多都是发展中国家，法制建设比较薄弱，应当做好风险防范。 《21世纪》：如今极端势力猖獗，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时如何保护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安全和利益？ 郑永年：中国应该用区域组织规则、贸易规则或全局性的规则来解决问题。西方建立了一套国际经济体系的制度规则，我们可以继承下来。中国如今是联合国安理会、WTO等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中国可以根据需要倡议提出新的规则，以保护中国和其他各国的利益。另外，中国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制定具体的操作方案，比如建立与巴基斯坦等国的双边规则。 目前这样的区域规则还远远不够，一些组织的功能需要扩大，一些空白的领域要尽快建立起来。比如，在中亚，以前上合组织主要是反恐合作，可以再扩大它的功能，进一步提升到经济、战略层面，也可以与相关国家建立一些经贸合作组织，一些“一带一路”倡议的联盟。另外，我们与各国民间商会的交流非常重要，一些商会相对于政府更加稳定，要多跟当地社会组织打交道。(编辑：辛灵)文章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10月19日
2016年10月24日 -
龙永图：入世15年后中国要对全球规则“做加法”
龙永图在会上发言。 王诗堃摄 南方日报讯（驻京记者 王诗堃）“中国将会继续遵守全球规则，成为全球规则的一个好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同时，“中国要对全球新的治理体系做一些最新的建设性意见。” 18日下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该智库主席、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做出了上述发言。 今年11月，正值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5周年。回顾入世15年对中国的贡献，龙永图表示，加入WTO，承诺遵守国际规则后，中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遵守了规则，承诺国民待遇，承诺开放市场，我们的外贸以22%的速度在过去十几年发展，而且有大量的外资进来。”龙永图说，“事实证明，中国加入WTO是表示中国愿意遵守全球规则的最好的例证。中国从遵守国际规则中也确实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说明中国将会继续遵守全球规则，成为全球规则的一个好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他表示，中国“不会另起炉灶，不想颠覆现有的秩序，不想颠覆现有的规则体系”。但是，中国“不做减法，但我们可以做加法”。龙永图认为，中国要对全球新的治理体系做一些最新的建设性意见。“实际上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有很多领域根本没有规则，只有用一些惯例、先例来规范，根本没有清晰的规则体系。” 龙永图举例说，如亚投行的成立，即因为既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无法满足全世界对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中国愿意在一些新的领域出现以后没有国际规则，或者国际规则还不完善的地方往前走两步，这不是推翻和颠覆现有的国际规则，这是合情合理的。”文章选自南方网，2016年10月18日
2016年10月21日 -
陈宁： 具有社会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才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
2016年9月23-24日，“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在宁波盛大举行。本届论坛是G20杭州峰会后首届关注投资中国和全球化企业发展的论坛，以“世界大市场--谋转型发展促产业融合”为主题，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共同主办，1000余位来自国际国内的知名企业家和跨国公司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CCG常务理事、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陈宁在本次论坛平行论坛一“工业互联网与中国智造”的发言中指出，在数字化经济这样一个共享经济的时代，将来的消费者要买一个产品时，看到的是我到底买到一个什么样的价值或服务。所以我们谈的智能制造就是根据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来营造产品。以下是陈宁先生的发言实录对于工业制造和互联网，我想谈两个观点，一个是技术，一个是商业竞争。我是做人工智能的，我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是推动智能制造和工业物联网逐步走向成熟的核心底层技术。对于底层的技术，通过国家资源资本的大力投入带动社会资本的投入，去推动这些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技术的逐步成熟。今年3月份的一盘围棋的人机大战让人工智能跃入大众视野，但是背后的深度学习和深度神经网络技术在2013年才逐步走向成熟，并带动了语音识别、图片分类等等技术点，有了一个本质的量变引起质变的飞跃。其实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也是依靠黑盒子的理论，真正对人工智能的掌握和理解以及大规模的产业化，还有一条非常漫长的路。而中国在今天，其实并不比欧美的这些科研巨头有太大的差距，这是我们形成一个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人工智能这个词不断涌现。确实，它将会颠覆我们所看到的各行各业，而智能制造只是其中一个行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会催生一个新的物种--机器人。机器人是否会取代人，或者机器人是否会消灭人，这是一个伪命题，可能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会有一个人机混合的新物种，很有可能在有生之年我们都可以看到。你可以想象，现在的很多行业都不会存在，人工智能将会把人类一些重复性、烦琐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又会催生今天根本不存在的行业。比如说年轻人现在去开发APP，在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个行业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人工智能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去摧毁现有的行业，产生新的行业、新的格局，甚至去摧毁人类原有的生活习惯，产生新的生活习惯和新的生活方式。而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突破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技术层面我们有必要去重视。技术不是我们的目标，而产品和具备社会价值的服务才是所有人工智能企业，包括智能制造的一个最终的目标，这就涉及到产品的服务形态、商业模式以及市场竞争。在技术层面国家需要大力投入去推动扶持以外，在市场竞争层面，我认为有必要产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去培育一个良好、健康的、靠市场竞争的一个环境，能够让真正具备核心技术和产品竞争力、以及具备像共享经济这样形成良好闭环商业模式的新兴企业和业态，可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逐步沉淀为一个行业的标准。比如说，也许在未来，我们今天的这些2C的产品，不再是在工厂里把玩具生产好，交付到客户手里。也许在未来，家里都会有一台3D打印机，可能设计人员给设计好，甚至由用户如你的子女，互动地进行设计，直接可以在家里把这款玩具打印出来，那也许生产玩具的流水线、生产线就会消失。工业互联网也好，移动互联网也好，物联网也好，这些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使我们今天的生产线和工厂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商业模式产生剧变的过程中，我们现在的企业怎么去顺应未来的发展的趋势，重新定位，并且进行一个有效的技术和模式的转型，很多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而最终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来形成一个淘汰，形成一个行业的标准。这是我在技术和市场竞争方面的两个观点。 （根据CCG常务理事、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陈宁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20日 -
王辉耀：如何打造中国特色智库人才“旋转门”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在美国，智库与政府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人才交换通道——“旋转门”。思想者与行动者、学者与官员通过“旋转门”机制实现身份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学界与政界、思想与权力，实现了两者的相互渗透。一方面，智库人才进入政府任职，从政策研究者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增强了智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智库大量吸纳政府离任官员，成为高级人才的蓄水池和引力场，提升了智库政策研究的质量。 中国智库同样面临人才流通问题。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推动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据此，应逐步打造中国特色的“旋转门”机制，促进党政机关与智库之间的人才双向流动。 今天，我国已有部分优秀研究人员由体制内智库进入政府工作，部分离任官员进入智库从事研究或顾问工作。但这种“旋转门”机制并不完善，政府和智库间尚无法实现真正的人才双向流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到智库工作的政界人士多为退休官员，且即使是退休官员，包括大使、参赞这类国际化人才，也大多进入各种协会机构，只有很少一部分选择进入智库。另一方面，由于现行公务员制度限制，由智库或学界进入政界的机会比较小，少量成功案例几乎都是党政智库人才到政府部门任职，社会智库等则极少有人才直接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情况。 如何打造中国特色智库人才“旋转门”？特提出如下建议： 试点探索，逐步建立政府官员与智库学者间的轮换、挂职机制。选取与智库研究关联度较大的相关政府部门作为智库学者挂职锻炼或借调工作的试点，把部分关键职位在一定时限内提供给智库学者。同时，选择符合一定条件的智库作为交流试点，选拔相关岗位的政府官员到智库担任访问学者等研究职务。这样可以极大增进智库与政府间的理解与沟通，有助于培养具有学术素养的政策制定者和熟悉政策制定过程、更加务实的智库学者。对于成功的试点经验，可探索将其制度化，并加以推广。 建立健全政府和智库、学界、企业间的人才流转机制。改进公务员聘任政策，规范聘任人员的选拔方式、标准、程序和任期，完善保障措施，鼓励和吸纳社会优秀人才到政府部门任职，向政府输送新鲜血液。同时，逐步建立健全公务员等体制内人才向智库、学界、企业流转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相关保障措施。 创新智库运营机制，避免智库建设行政化。党政干部，特别是退休的政府高官到智库任管理职务，在提升智库对政策把握水平的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智库的公众影响力。智库应一方面吸纳符合条件的党政干部任职，一方面切实创新运营机制，避免智库建设的行政化色彩，同时明确边界，规范党政干部向智库管理者和研究者转型，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优势。 打造国际人才“旋转门”。随着对全球治理的参与日渐深入与广泛，我国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愈加突出。应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政府机构、智库与国际组织间的人才流转，广泛邀请符合条件的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人才、归国留学人员和外国专业人士加入智库。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从公共部门的个别专业岗位开始探索吸纳国际人才，提升公共治理的国际化水平。同时，还可以通过交流、实习、挂职、专家顾问等方式加强向各类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利益。 充分发挥前外交官员的专业优势，推动智库“二轨外交”。西方国家通过“旋转门”进入智库的离任官员，其重要作用之一是推动了智库的“二轨外交”。中国也需要在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国际交流中与其他国家加深相互理解。应促进前外交官员、前商务参赞等富有经验的国际化人才向智库流转，充分发挥这一群体具有全球视野、熟悉海外情况、了解外交工作的专业优势。文章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10月19日
2016年10月20日 -
Wang Huiyao: How Should China Change Its National Brand? | Knowledge@Wharton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CG.Few are as qualified as Huiyao Wang to analyze China’s future. He is 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 Chinese think tank on global talents, returnees and migration, and he has also been a Ministry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official. Today Wang i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mong other activities. Ahead of his October visit to speak at the Wharton Nation Brand Conference, Wang spoke with marketing professor David Reibstein about the best future course for Chinese business and the nation’s brand.Wang Huiyao: How Should China Change Its National Brand? | Knowledge@WhartonDavid Reibstein: What is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nd its mission?Huiyao Wang: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is the largest independent think tank in China. We have been established almost nine years now, and we are lucky that we are ranked by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s Think Tank and Civil Society Program as 110th out of the top think tanks in the world, No. 7 in China and the No. 1 for independent think tanks in China. We’re fairly large and have almost 100 people in research and on staff. We have several locations in China, including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The mission for the CCG is to become a bridge and a platform for the exchange of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and policymakers and the business academic community, in terms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cess of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lso, its mission is to serve better the policy community, both i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We want to be a bridge and focus particularly on the globalizing of the talent and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mi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Reibstein: You have been a consultant to many global companies such as GE, Siemens, ABB, Westinghouse, Mitsubishi, and so on. And I’m assuming you have worked with them to better connect them with China. But you have also been responsible for numerous Chinese firms going global. Is that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center?Wang: Yes. CCG hosted a large conference in Zhejiang Province, which just concluded the G20 Summit there. We had people from several hundred countries to talk about globalized enterpris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 basically how to invest in China and invest globally. We are having another conference called China Outbound Forum, which will have several hundred Chinese firms come regarding Chinese investment overseas. So, our center does involve a lot of exchanges and also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enterprises, multinationals, foreign enterprises and Fortune 500 companies. We do involve quite a bit of business exchanges and collaborations.Reibstein: Let’s talk about how China is perceived globally and how you’re trying to promote the image to better attract businesses to China, as well as acceptance of China’s businesses overseas. China is well known for its low-cost manufacturing. But I’m curious about what other characteristics you think should be better understood about China outside of China.Wang: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thank you. I think since China has opened up, gradually the image of China, particularly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 past, 30 years ago, all businesses in China wer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ow, at least half of the enterprises are privately owned. That’s probably the image that China should show the world, that China is not only a country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with a very vibrant and actively rigorous private sector as well.“Thirty years ago, all businesses in China wer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Now, at least half of the enterprises are privately owned. That’s probably the image that China should show the world.”For example, the private sector employs about 70% of the Chinese workforce. Multinationals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have employed over 60 million to 80 million of the labor force at one point in time.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good stories that should be told. For example, Wal-Mart, one of the biggest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China producing $20 billion a year of different products that are made in China that keep consumer prices low in the U.S.I think the dialogue and 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Chinese companies and outside foreign companies sometimes are less well understood. When a Chinese company is buying a company in the U.S., sometimes it would be regarded as negative. But some are good example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calling for Made in the U.S.A., and trying to attract back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We know that some U.S.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come to China. We know that one of our friends, a company like Fuyao Glass, one of the largest auto glassmakers in China and probably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now has invested $600 m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they have several facto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king all the glass for the American industry.Examples like that should be well talked about and the story should be told so that they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y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y begin to create jobs, they begin to offer employment, they’re going to generate income. I think this kind of a story on both sides, like Wal-Mart being one of the biggest foreign employers in China, is really good. The globalization benefits both countries, both countries’ people and the companies. I think in order to promote image, maybe those stories should be well told and explained.SPONSORED CONTENT:Reibstein: Wal-Mart is an interesting story. By the way, I should let you know that my first time going to China was 1981.Wang: Oh, that’s very early.Reibstein: It’s very early. I’ve got all sorts of stories I could share about that, but I’ll do that when you’re here in the U.S. But I know that Wal-Mart got into China fairly early. I find Wal-Mart a really interesting example because when they were operating before going into China, their trademark was that all of their products were made in America. Then they dropped that. Obviously, they get a large number of products from China. But if I think about a global brand for a company, it become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re known as very low price. But in China, Wal-Mart is not the lowest-priced retailer.Wang: That’s right.Reibstein: It’s interesting how they have a different image within China than they do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lsewhere in the world. I suspect that’s true for the brand China itself. Since you mentioned Made in the U.S.A. as something that at least our current political candidates have been bandying around, there was the Made in China campaign that has been advertised quite broadly. Do you have any thoughts about that particular campaign, whom it was really targeted toward and whether it’s been successful?“Fuyao Glass, one of the largest auto glass makers in China and probably one of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now has invested $600 m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Wang: I’m not too familiar with that. But I think that one thing about Made in China is that there are also image and brand changes. In the past, Made in China meant cheaper — maybe quality-wise not really very good, but affordable. But now Made in China is trying to change that into also meaning quality and good service. I think there’s another sense, too. For example, all the big automak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re in China. They’re selling probably more cars in China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now Made in China can be a good example. Now you have all those big brands made in China and mostly selling in China as well.Reibstein: Let me sort of tiptoe on what might be a delicate subject. The notion of Made in China might have translated to not necessarily the highest quality, not necessarily reliable. What is being done to try and change some of that image?Wang: One of the things that could be utilized is that we have so many American companies in China, like Microsoft, GE, GM or Ford. GM cars are now made in China, and Ford cars made in China are really of a very good quality. Microsoft has several research center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There’s a center in Beijing. It’s probably recognized by Microsoft a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that they have utilized the R&D talent and and there are a lot of good products out of China. I think Wal-Mart has opened more Sam’s Stores now in China.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made in China that are of good quality. I think that the story can probably be better told by those U.S. companies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Thi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China hasn’t realized. But if you really tell the story of these Fortune 500 companies that are coming to China and Made in China, and then we can demonstrate the products are of good quality, that can help change the image.Reibstein: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re are some great products that are made within China, and the quality of many of the examples you just mentioned are excellent. But I’m wondering how China is trying to capitalize on that. I suspect that those companies that are making their products in China tend not to promote that very much because of this legacy reputation. What can be done to overcome that?Wang: I think there are probably several ways to tackle that. First, I think the domestic companies really need to do a good job of the design of the brand and making them understood outside China. For example, Lenovo used to be called Legend. They changed their brand and redesigned their logos.We often se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the spokesperson or the local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companies is from China most of the time. Just like multinationals do in China, they hire local Chinese. They have a Chinese base in China, and then people felt they are part of the companies that belong here. Whe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probably don’t see that. You see a lot of Chinese representing Chinese companies. Maybe it’s a good idea to have Americans representing Chinese companies, so that like the Japanese have done, you can see a Toyota ad and you don’t see a Japanese talking there, you see an American representing Toyota. That could be the same method that the Chinese companies can adopt to tell the better story and explain better the quality and the product.Reibstein: One of the examples you just mentioned is Lenovo. I believe Lenovo today is the largest PC provider in the world. They could have selected a name that was very Chinese sounding. I often joke that the name Lenovo almost sounds Italian. It’s not, I think, the best ambassador for brand China. I think it is a great example of a company that’s doing exceedingly well with a great product, but I don’t know if it’s carrying the brand China on its shoulders.Wang: Well, they had a Chinese name in the past, Lianxiang. They’d been using that for quite some time, but they changed to their English name to reflect an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the past, their old English name was Legend. But there were several brands already associated with Legend. I guess they wanted to try to demonstrate maybe innovative, novo, new. Like you said, a little Italian, a little French or European style stuff. But that’s a good example that they used that English name before they embarked on thi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ompany.Reibstein: But I’m worried about trying to help bring brand China up and who is carrying that banner. I’m wondering if there are any lessons that could be learned from Japan. At one point, Made in Japan had some baggage with it, as well as we could think about Made in South Korea. But the companies that we could think of, like I know you have worked with Mitsubishi, that is a very Japanese-sounding name. Samsung and Daewoo, both of those are not English sounding names. I’m wondering if there are some lessons for China that could be learned from Japan and from South Korea.Wang: I think there are really good lessons to learn from them. And I think sometimes it’s difficult to change the name. But to make the name, even in its own language, whether it’s in Korean or in Japanese, when they’re translating it into English, it’s at least pronounceable. That’s probably important. If a Chinese name is too difficult to pronounce, maybe it’s good to change into a pronounceable name, like Lenovo.“In the past, Made in China meant cheaper — maybe quality-wise not really very good, but affordable.”The second thing I think is that they could use the English alphabet. For example, TCL, one of the largest TV producers in China, or BYD, one of the largest battery and automakers in China for clean energy, is also using the letters of the English alphabet. Those are trying to suit the market. But I think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when they do the ads, when they do the brand promotion, when they do the image, they should really use a lot of local representatives. I can give you a good example. At one time, they had an advertisement in Times Square. They flash all [famous] faces from China. But for the audience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y don’t know this particular figure or that particular figure….Reibstein: What do you think China’s global image will be in 10 years?Wang: I think we see that China’s image is really changing quite rapidly; probably every decade there’s a big shift. For example, when World War II was finished, we saw the Western companies going global, multinationals emerging. Then in 1964, when the Tokyo Olympics happened, Japanese embarked on globalization. And in 1988, when the Seoul Olympics happened, Korean companies started the globalization and going global. In 2008, the Beijing Olympics happened and Chinese companies started going global. For the last ten or 20 years, we’ve seen China surpass Germany, surpass Japan, and now it’s quite compatible with the U.S. with still some years to catch up on the GDP side. But maybe in 10 years’ time, China will be the largest GDP country in the world. I think China has to really project its image as friendly for the climate now that China has just signed in Paris the climate change agreement with the U.S. We hope that we have maybe a clean and better China, and a more globalized China in 10 or 15 years’ time.We see China has half a million students studying in foreign countries every year. About 300,000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ccount for about one-third of the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now is the largest country with 110 million people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spending $100 billion outside China. I think the purchasing power, their GDP and their industrial processes will continue.But I think what may be more important is the soft power. China has to match the soft power with the high power they acquire. What I really hope in the next 10, 20 years is that China should gain soft power, gain its compatible global image that other reputable countries have, try to be big stakeholders of this international family and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to maintain, strengthen and upgrade the global government system.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o expect.From Knowledge@Wharton, Oct 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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