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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到底要不要送孩子出国读书？
饶毅，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编者按： 他曾在中国和美国做学生、而后在美国和中国做家长、还在美国和中国做过教师，他是中美两国教育的亲历者与实践者，也是冷静的观察家与思考者。 要不要送孩子出国读书，中美两国教育各有何特点及优劣比较，应当如何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与批判力…… 这些众人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分享了自己对教育的一些想法，以下为演讲实录● ● ●如今，有些家长在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不要引进西方的方法，二是有些孩子要不要送到西方去进行教育，比如到美国或英国去接受学校教育。这些问题都与中美教育的差异有关。年龄太小不宜出国读书我不主张国内家长送小学生、中学生去国外读书。主要原因在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和家庭的关系、和家庭成员的亲密程度密切相关，与家庭分离对他一生会有很大的影响。我见过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之初，曾有一位中国外交官的儿子在那里读书，他在比较小的时候就被送到美国去，举目无亲，不能排除孤独对他的影响。他后来生了病，不是学业问题，回国探亲时自杀了。要考虑到家庭的温暖对孩子的一生很重要。家长能够不受孤独的影响不代表孩子也可以，每个人不同。除此之外，当然还要考虑教育的方式。美国和中国的教育当然有差别，但这些差别并不能简单概括为“美国的教育对所有的孩子好，中国的教育对所有的孩子差”，甚至反过来讲也不对。实际目前来说，美国的研究生教育比中国普遍要好，但中国有些机构，比如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某些学科，可能也不错。至于大学里的有些学科，是美国好还是中国好？可能美国好的要稍微多点，但也不是特别多，中国有些大学有些学科明显比美国大学的同样学科的教育更好。但中小学教育方面，两国差别很大，不过也不是简单的谁好谁差。不分科教育的美国中小学在美国的很多小学，同一位老师教英文也教数学。其实，不同老师的特长不一样，当他跨学科教学时，会影响有些学科的教学。一般来说，美国中小学老师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课程，不如中国——要强调的是，这种比较建立在中美两国的同等学区、同类学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中国的中小学，理科的教育其实普遍比美国的好。我儿子前后在北大附中和芝加哥的公立中学读书。在芝加哥公立中学时，他发现，这里比北大附中差得太远了，所以他有时候不愿意上课，认为还不如自己在网上学习，或者是自己拿本书看一下。他怀疑有些美国老师都没有搞懂要讲的内容。对一般人来说，中国的教育模式可以为自己打下比较好的理科基础，当然这也有缺点——当你的孩子理科就是很差，文科比较好的时候，如果逼着他学理科，他就会觉得心情很压抑，会怀疑理科学不好是不是意味着自己笨，所以会造成心理压力。我们其实希望社会、学校、家长都弄清楚，不同的人有不同特点，并不是说谁笨谁聪明，也不是说理科很好就是聪明，文科很好就是笨。虽然我偶尔也想这样说，可是我只是开玩笑，并相信这种玩笑是不对的。文科好的也是认知能力强，理科好的是另外一种认知能力强。分析、批判与思维教育的缺失我们的中文教学，对应美国的英文教。实际上，我们的中文教学比美国的英文教学要差，可能普遍差很远。原因在于，我们的中文教学主要是学习语言文字和表达，而英文教学在语言文字基础上，要教分析、批判、和创新。后几个层面，在中文里面极少作为课程内容。中文的考试，是理解文字、总结内容、举一反三，而不对文章进行分析、批判，更不谈在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思考怎么写得更好、更有创意。我在想，为什么2015年我在北大毕业典礼的致辞会得到很多人的喜欢，其实我的语文很差，但我写毕业典礼的致辞时专门想过如何有创意，在模式上与众不同，而在内容上又一定要真情实意。如果凭文字功底，我比大部分中国人差，与中国文科毕业的人比，我差得很远，不信仔细看看我遣词用句非常局限，因为我的中文词汇量不到现在小学五年级，而我吸收了后来接触的创新思维，把小学五年级的水平发挥好，不是靠语言文字本身。我需要分析：以前的中文毕业典礼致辞都是学美国人的讲故事，美国人讲故事有其道理，但也因为英文不适合写排比，可能在诗歌和平时一般文章之间很少其他模式，而中文应该有多种表达方式，我用的排比句，不是诗歌，但用了中文的一个优势。事实上我本来准备了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到最后无法用英文版，因为完全不能与中文版相比。而在内容上，我也放弃了讲故事，而是用一个概念，一个中国很多人会有共鸣的概念，这是在批判了已有的致辞的基础上进行创造，而不是模仿其他中文和英文的毕业典礼致辞。其实每年有很多毕业典礼致辞，我要给的时候，就是希望不一样，而且更好。如果这样的教育在中国的中学就被提醒，而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教学，恐怕很多中国的中学生都比我写得好。美国的中学教育，对孩子早期形成批判精神，养成理智的辩论的良好习惯，提倡创造性，都有帮助。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法，当然是中国的理科教育和美国的文科教育相结合，当然这也不是很容易。文科中所教的分析批判，当然在理科里面其实有一部分，但在中国可能没有很好地强调。在文科里面教批评和创造，中国中学生就能够得到相当大的促进，但如果是在大学研究生期间教，虽然晚了一点，也能学会。所以，不是说中学、小学没有学，大学、研究生就不能学，而是说中小学时期能很快学会。在一定程度上，大学、研究生补的这部分内容有效——因为中学期间学的分析和批判，如果知识积累、教育背景比较少，其实也无法较好地运用分析、批判和创造。年轻时不妨多学点理科通过以上比较，我希望老师或者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特长来分析，需不需要在这个时候给他补一补缺陷。另外，家长如果准备在中小学阶段送孩子出国的话，应该考虑到，他如果是理科很强的学生，到了海外，他的理科得到发挥、发展的可能性，也可能比在中国低很多，而不是高很多。在这里，我还要加一个我个人的“偏见”，当然，我必须强调，这是一个“偏见”：我认为，一个孩子如果能够学好理科的话，那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学点理科。小学、中学甚至大学，不学很多文科的话，到晚一点还能学，这是我自己的偏见，我自己所做的一些工作中，有与历史和文科相关的，我以前并没有学过这一方面，但感到年纪大了也能学会。而如果先学文，以后再想学理，困难恐怕相当大，但有过这样的人。著名的当代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Witten教授大学时学历史，后来他研究物理，数学非常好。这样的例子很少有，多数人先学文科再学理科会比较困难。⇥那么，如果孩子不出国，在中国读中小学，能不能培养创造力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学校能做的比较少，因为学校有比较大的压力，要保证学生升学（和有其他限制）。但家长可以做，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读一些文科的作品，包括中文的古文，或者是现代文，甚至是鲁迅的文章。家长可以把文章拎出来与孩子一起讨论，分析甚至反驳、批判鲁迅的观点，而提出哪些文章可以怎么写得更好，哪些想法还需要考虑其他方面，鼓励孩子在批评的基础上提出更好的想法、写法。培养创造性与理性讨论除了分析和批判以外，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的，需要家长注重对孩子的培养。家长如果在平时经常注意小孩子观察的事物，让他们对看到的事物提出自己的观点想法，甚至做一些课题，就可以鼓励孩子的创造性。家长甚至可以就近送孩子到大学研究所，或者是一些工作单位，让他去参加活动，让他培养创造性，让他参与，看看决策是怎样做出的。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强调——批判性不仅仅是批评别人，而是说也要批评自己，另外还要懂得理智地讨论。我们中小学缺乏批判性的训练，其实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不仅是不互相批评，而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一批评起来就没有理智。这也是美国中小学教批评和讨论时，为何一定要教如何理性讨论的原因。⇥理性讨论的过程，对于建设一个真正理性而又真正和谐而不是压制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部分，我其实很希望中国的中小学校长、中小学老师，到外国去学一些，然后把这些可以用的东西用到中国来，建设性的批评和理智的讨论，对增加我们社会的向心力会有很大帮助。结语我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教育也是很有趣的，因为我在看小孩，也在看学生的情况下，发现不同学生的特长。作为家长、同时作为老师去发现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关心教育的过程中，也把它作为一项乐趣。文章选自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2016年10月9日
2016年10月14日 -
王缉思：大棋局——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准确审视和充分利用国际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倾斜。中国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应当拉近而非疏远同俄印日美等大国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今日盘古君推荐盘古智库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院长的一篇旧文对当前中国外交面临的复杂局势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若干思考“地缘战略”是指基于本国地理因素、地缘政治地位和地缘经济地位的国家对外战略。国家地缘战略需要根据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而进行调整。（一） 东西方之间的中国古代中国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自汉代始，“中国”的名称含有“正统国家”的意味，即天下之中，统摄八荒。但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直到满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成为正式国名，“中华民族”才成为中国人的通称。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中国后，自视为“中央之国”的观念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受“欧洲中心论”影响的“东方”、“远东”、“东亚国家”的身份认同。日本侵华期间，大力在中国灌输“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二战后直至今天，美国、欧洲主要国家和俄罗斯的外交和国家安全部门都把对华关系归口到对东亚关系的框架内来处理。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毛泽东1957年做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论断。“东方”变成了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地缘战略概念。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主张，随后又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告别了冷战初期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地缘政治观。80年代中期，邓小平指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里的“东西问题”指的是苏美争霸，中国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东方阵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不复存在。但“东亚”仍然是中国的主要地缘归属意识。直至今天，对中国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仍然来自东亚和西太平洋方向；就单个国家而言，中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其同中国双边贸易额远超中国其他贸易伙伴。也就是说，中国的安全关注和对外经济交往均集中于“东方”。一旦安全形势恶化，其经济政治风险不言而喻。近十几年来，尽管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在快速发展，但“一体化”势头明显受阻。东亚各种组织机制叠床架屋却缺乏主导和方向，建立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东亚峰会加进了美、俄、印、澳、新（西兰）五个非东亚国家之后，已经名不副实。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整个亚洲大陆和印度洋同太平洋的交汇处转移，而不是仅仅向东亚转移。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对中亚、中东、非洲能源资源需求的持续扩大，中国同俄印两大国经济和战略关系的加强，亚欧内陆地面与空中交通的快速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的日益活跃与亚欧会议的扩大，都促使中国地缘战略定位必须超越东亚，面向整个“大周边”，向亚欧大陆的中心靠拢。亚欧大陆是地球上的“世界岛”，是全球政治、经济、人口、自然资源分布的重心。欧盟是“一洋一陆”的力量中心，美国是“两洋一陆”大国，而中国是“西方”的欧洲与“东方”的美国之间的“一陆一洋”大国。中欧美三足鼎立，各具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二） 南北方之间的中国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中国在地理上应被视为“北方国家”，但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2049年建国百年之际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意义上也就是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从1978年算起，中国现代化长征到今年整整走了一半时间。可以预料，当中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之时，世界上的南北鸿沟仍将存在。今天的中国虽仍然具备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但在若干方面已经同大多数南方国家拉开了距离。第一，中国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潜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远高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之总和。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是其他金砖国家总合的三倍，稳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激增，环境污染严重，需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第二，中国在人口结构上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鲜明的反差。南方国家人口普遍年轻化，而中国老龄化问题则日益突出。在社会政策方面，中国同发达国家共同关切将越来越多。第三，中国的经济结构同大多数南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而中国则已成为第一制造业大国，需越来越多地进口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然而中国制造业正处在“前阻后追”的境地：前有发达国家占据产业链高端和先进技术，力推制造业复兴；后有许多后进南方国家以低成本生产优势发展制造业的追赶。传统观念认为，只有打破和消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掠夺和剥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能缩小南北鸿沟。中国历史经验表明，这一观念是有缺陷的。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只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革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中国过去长期坚持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近年来进行了修正。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提法是“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三）中国的战略大棋局今日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以说是“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换一个角度，又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中国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是在人类历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中央之国”，是缩小南北鸿沟的“桥梁国家”。比之于古代华夏秩序里的“中国”，今日中国的视角要宽广得多，站位要高大得多。似可根据这样一种全球定位来设想中国的战略大棋局。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说，“欧亚大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亚欧大陆是中国同美欧日俄印等强权长期竞争合作的大舞台，中国应充分利用千载难逢的“中间国家”地位，以地理意义上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东亚）为地缘战略依托，承东启西，承南启北，纵横捭阖，在亚欧大陆乃至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调整和《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计划，可以清晰看出美试图掌握亚欧大陆政治经济资源、游戏规则、国际话语权的深谋远虑。美在东亚“搅局”，中日政治关系、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南海岛屿争端同时陷入僵局。美日等国合力牵制中国在东亚的战略空间拓展，使“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愈发远离现实。中国西部境外的地缘政治形势同东亚大不相同。东亚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来自国家间矛盾和大国战略竞争，而中亚、南亚、西亚、北非的不稳定因素更多地来自各国的内部政治纠葛、民族教派矛盾等国内和跨国问题。大国在这些地区发生直接对抗与冲突的可能性很低。这些地区能源资源丰富，市场巨大。从整体看，中国同西部境外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速度已超过同东亚各国合作的发展速度。同美日等在东亚周旋，同时眼光望向西边，“东稳西进”，可成为中国“大周边战略”的基本态势。“大中东地区”是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很可能处在不稳定状态，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国内冲突、地区冲突。这一地区的动乱如不加以控制，必将祸及中国，影响中国能源资源供应、经济权益，乃至西部民族团结和国内稳定。故中国不能作壁上观，而应以各种手段加大在巴以冲突、伊朗、叙利亚、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还应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与军事交流，为有朝一日中国不得不动用军事或准军事手段维护本国权益和公民的人身安全未雨绸缪。中国应积极开发建设从中国东部港口起，穿越亚欧大陆，直至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沿岸的若干“大陆桥”。同时，在构筑海洋战略时要超越传统的陆权思维，即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中国近海，而应加强国际合作，保持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畅通和海上安全。中国在孟加拉湾、波斯湾、红海、非洲沿岸，使用“珍珠链”式的若干舰船补给基地（而非永久性军事基地），是理直气壮的事。环印度洋地区应成为中国地缘战略大棋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以自己在南北关系中的“中间地位”为基础，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研发资源乃至政治资源和人脉关系，推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向国际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大的投资规模，让利益攸关方分担政治经济风险。开发能源资源，投资于基本建设和其他项目，需要考虑不同地区与国家在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劳动力成本、技术能力、政治和社会稳定性方面的相对优势，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全球地缘经济战略。大国外交的精髓在于准确审视和充分利用国际力量的平衡，使之向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倾斜。中国已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地位，可以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应当拉近而非疏远同俄印日美等大国关系的距离，将同它们的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并分别规划中国对世界各大区域的地区战略，把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绘制包含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技术等因素的“战略地理图景”，构筑“和平发展大战略”。同时，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谨防虚骄之气。文章刊于《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83期
2016年10月14日 -
周华龙：方法论角度解决资本与科技创新问题
2016年9月23-24日，“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在宁波盛大举行。本届论坛是G20杭州峰会后首届关注投资中国和全球化企业发展的论坛，以“世界大市场--谋转型发展促产业融合”为主题，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共同主办，1000余位来自国际国内的知名企业家和跨国公司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CCG副主席、东和昌集团董事长周华龙在本次论坛平行论坛三“资本、科技创新与新消费时代的企业战略”的发言中指出，作为全球化企业，在科技创新和时代金融的背景下，必须要把握三个能力，第一是资产管理能力，第二是资金管理能力，第三是数据系统处理能力。以下是周华龙先生的发言实录对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或者全球化放缓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科技创新惹的祸。因为资源整合是资源配置的过程，这个是制定规则的人在进行的，在有了科技创新之后，我们的信息交流快了，我们的数据更加透明了。当数据透明了以后，信息交流越来越多时，大家会觉得不公平，就想重新来修正这些规则。资本与科技创新，它是有相对关联性的，首先要了解资本和科技创新殊途同归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通常我们追求利润，比如一个是核心利润，一个是来得比较快的利润，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垄断，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但是资本也是追逐利润为主要目的的，这两者怎么结合？这个可以引用到方法论的问题，要知道资本是什么资本，资本愿不愿意跟科技创新结合在一起。不是所有的资本都追逐科技创新的东西，现在很多好的东西都消灭在萌芽状态，没有获得资本的投资，这是因为沟通不够、交流不够，或者大家的认识不够。我们所有做实业、做投行的，方法论一定要熟悉。面对科技创新与资本的关系，企业战略面临的是要追求什么样的战略，全球化的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个想明白了以后，科技创新和资本才可以结合在一起。全球化的企业必然是三个方面，它是追求资金、资本、产业三位一体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全球化企业对标的资本，它以什么作为入口的，这个入口很重要，当一个科技企业找资本的时候，他是什么起家的，他追求的是什么。有些企业是产业整合起家的，现在以产业整合和资本整合为主，而他最感兴趣的是银行、金融企业。他发展到什么阶段，比如它现在是以产业整合为主的，还是资金整合为主的，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它的痛点，把科技创新和资本结合起来，这里面有方法论的问题，一定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过去是干什么的。就像做投资一样，如果不了解人家的痛点，那肯定这个是做不成的。另外，科技创新和时代金融背景下，我们应该把握哪些方面。中国原来是三架马车为主，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中国以国际投融资为主，这个发生了逆转，发生了一些变化，最起码我们的角色发生了变化。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企业走出去，这个跟时代是吻合的。现在作为全球化的企业，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须要把握三个能力，第一是资产管理能力，第二是资金管理能力，第三是数据系统处理能力。 （根据CCG副主席、东和昌集团董事长周华龙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14日 -
王辉耀：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创新则是推动一个国家和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是“十三五”时期我国人才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回顾历史，我国各个时期人才工作布局，均是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判断作出规划。20世纪初期，我国急需培养集聚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国“十五”时期的人才工作以人才总量的增加作为一个主要目标。经过10年发展，我国人才工作按照人才强国战略的增总量、调结构、培养各类人才队伍的方向持续推进。“十二五”时期，我国出台《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人才工作推向新高度。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对内，我国GDP增速放缓，转型压力增大，需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对外，我国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我国“十三五”时期的人才战略，必将放眼于全球，不仅以人才培养为主线，更要辅之以人才集聚、人才引进等措施。 眼下，我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国际人才集聚能力依然落后，而发达国家人才政策不断开放，国际人才竞争愈加激烈，这些将进一步影响我国国际人才的集聚和发展。比如，日本参议院通过新修正案，规定拥有高技术的外国人，只要在日本居住满3年，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2014年，加拿大正式对中国公民开放10年赴加多次往返签证，每次可停留长达6个月；2015年，又与中国互发10年有效签证……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信号：各国对于吸引外来人才的热情依然高涨，人才政策的开放度不断提升，而相比之下，我国人才政策开放程度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十三五”期间，我国需要站在全球视野高度，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加快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从“十三五”规划纲要可以看出，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举措与创新息息相关，以人才作为未来5年经济社会转型的根基与希望。 其一，更强调人才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完善人才评价机制，增强人才政策开放度，广泛吸引境外优秀人才回国或来华创业发展。近年来，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制度改革。以外国人才制度为例，我国人才制度改革力度非常大。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实行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吸引制度，制定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的意见，加快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立法，规范和放宽技术型人才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条件，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提出，实行更加积极有效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政策,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健全政策法规,优化申请条件,简化工作流程,落实资格待遇,加强日常管理,形成更为科学合理、开放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工作格局。此外，2015年，公安部还扩大了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同时，一些新的、极具创新性的政策，已经开始在国内试点。在相关部门推动下，未来，中国的人才市场中将有越来越多的外国面孔。 其二，主基调更加开放。国家要走创新发展之路，首先要重视创新人才的聚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不仅强调“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而且提出“培养一批讲政治、懂专业、善管理、有国际视野的党政人才”，“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扩大来华留学规模”，等等。这些国际化制度的改革，将是“十三五”时期人才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 其三，重视打破人才跨界流动的壁垒。鼓励和支持人才流向西部地区和基层岗位一直是我国人才工作的重要方面。“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建立健全人才流动机制，提高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促进人才在不同性质单位和不同地域间有序自由流动。“十三五”期间，推进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其四，重视“高精尖”人才的推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支撑力。一方面，高层次人才需要在本土加大培养，同时也需要开发外来智力。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流失问题依然严峻。有数据指出，我国目前共有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400多万人。这部分海外人才大部分为高学历人才。如何吸引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是我国人才政策面临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高技能人才是我国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高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技术工人队伍的核心骨干。据麦肯锡的预测，到2020年，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中国将面临2400万的人才供应缺口。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重点的高技能人才工作体系，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鼓励创造的良好氛围，形成有利于高技能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推动技能劳动者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整体素质的提高。（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文章刊于《经济日报》，2016年10月13日
2016年10月14日 -
徐小平：一路荆棘，一路春光
理事简介徐小平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昨日种种，皆为财富 徐小平出生的年代正赶上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填不饱肚子是常态，贫乏的物质生活给年幼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谁知，“吃不饱”的状态也慢慢渗透到了精神领域，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革阻断了求学路，却没有阻隔徐小平汲取知识的强烈欲望。 “我们那代人是在精神食粮相对匮乏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对知识和文明有强烈的求知欲。改革开放前，我只能从有限的资源，如《唐诗三百首》《离骚》等中汲取知识。” 残缺不全的教育和强烈的求知欲构成了徐小平那代人独特的人格--对知识、文明、外部世界、新鲜事物都充满着渴望。1978年恢复高考，让徐小平等年轻人欣喜若狂，压抑了多年的求知欲如井喷海啸般迸发。就这样，徐小平如愿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五年大学毕业后，徐小平来到北京大学，成为艺术教研室的一名教师。也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两个同样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俞敏洪、王强，三人成为亲密无间的好哥们，一起吃饭，一起过节，相互照顾，为后来共同创业打下了坚实的感情基础。“三剑客”完美配搭，创富新东方 北大的工作生活虽平稳安逸，却渐渐不能满足徐小平了，他不想一辈子只当老师，不想搞学术，他想改变，他要离开，于是，他选择了出国。 1987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徐小平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美国滋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甜美，更多的是不易与艰辛。为了完成学业，徐小平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在中餐馆里擦桌子、洗碗、送比萨……徐小平在一份份工作中体味着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底层生活，逐渐具备了能上能下的气度与实际动手能力。八个月后，徐小平获得了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于1990年毕业，获得音乐硕士学位。 徐小平毕业时恰逢北美经济低谷，失业率极高，他的求职道路举步维艰。1993年，他决定回国创业。但由于缺乏经验，回国后的创业之路并不顺利，失败让徐小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他再次回到加拿大，而这次重返使得他与俞敏洪再度重逢。 1995年，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来到温哥华。相隔十年再相见，两人一连聊了几个通宵，俞敏洪的亲身经历与话语重新唤起了徐小平内心多年来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留学事业的那份执著，面对俞敏洪的真诚相邀，徐小平决定再次回国。 新东方是个英语教育机构，音乐专业出身的徐小平没有局限于英语教育，而是敏锐地察觉到英语教育背后的目的--出国。看着学生们一张张充满渴望的面孔，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我觉得应该把多年的经验传给学生们，我不愿意有更多的人在出国深造路途上不断地走着弯路。” 由于在国外多年，了解出国流程，徐小平选择为新东方的学生提供留学服务，做得很精彩。三剑客强强联手，王强负责讲基础英语，俞敏洪教托福、GRE，徐小平则提供出国服务，三个中国合伙人在产业链上的配合堪称完美。 1996年，徐小平创办了新东方咨询处，从事新东方出国咨询和人生咨询事业。他坚信，做留学要与众不同。他的目光决不局限于眼前，有时甚至会刻意避开生意的目的，着力打造个人潜能，突出人生选择，着眼人生设计。这不仅成为徐小平的咨询理念，也奠定了新东方的精神，化为新东方品牌里闪光的一部分。他在《新东方精神》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要参与改造、更新我们古老的文明!” 2001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成立。2005年，新东方大楼落成。2006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从1996年到2006年，整整十年，徐小平在新东方开拓出留学咨询的新天地，用人生规划的方式将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送往海外，在为年轻人圆梦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咨询梦、创业梦。为青春梦，动“真格”的 新东方上市后，持股10%的徐小平成为亿万富翁。 “后来,新东方上市了。它变得和其他企业不一样，这让我们充满了精神上的愉悦。但上市后，突然闲下来了，使我很有挫折感。我常批评俞敏洪，三驾马车本可以继续奔驰在祖国大地上，但上市后我们的工作转变了。如今，我每天谈项目，把所创造的财富打出去时，依然在播撒新东方的种子和梦想。我们并未摆脱从前的心态，充满好奇心、渴望、参与欲，希望证明自己，从未变过。” “不在新东方浇水，我就去全社会下雨”，这是徐小平的愿望。于是，徐小平逐渐淡出了新东方的工作，他要继续帮助青年人，只不过这一次，要以一种属于他自己的方式。他不再满足于撰写文章和书籍帮助或为青年人做人生职业规划，而力求用一种更直接、更大胆的方式，让更多的有志青年获得实现梦想的机会。 早在一年之前，徐小平在参加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教育与商业研讨会时，结识了一大批斯坦福学生，他们其中有些人后来毕业回国创业但缺钱，徐小平给了投资。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让徐小平开始注意到“天使投资”这一领域。 2006年，徐小平开始进行天使投资。他无比兴奋和激动：“天使投资是我在新东方之后继续帮助年轻人并以此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条路。” 2010年，徐小平正式对外宣布创立“真格”基金，进军天使投资领域。“真格”取自英文单词“Integrity”（完整、正直、诚实），他将其翻译为“真格”，“一个人要做成事，就必须要‘动真格的’”。 “青年人创业失败率是很高的，你可以丢了公司，但不能丢人；财务可以破产，但是你的人格和信用不能丢，‘真格’不能破产。所以我的基金就叫真格基金，我想通过这个倡导一种创业、创人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在国内的教育中是比较缺乏的。” 2010年，徐小平向陈欧的“聚美优品”提供了30万美元的天使投资。2014年5月16日，聚美优品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011年，随着王强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的加盟，“真格”基金正式进入2.0时代。 自成立以来，真格基金专注于TMT行业，包括物联网、移动互联、游戏、企业软件、O2O、电子商务及教育培训等领域的种子期投资。世纪佳缘、兰亭集势、聚美优品、一起作业、美乐乐、51talk等多家公司已经成为真格投资的明星企业。 2014年，在“第十四届中国股权投资年度论坛”中，真格荣获2014年中国最佳天使投资机构奖。 “我的钱来自于学生，也要用在学生身上。如果谈话谈到最后，我爱这个学生，我就想帮他，因为我会从他的身上看到我的影子。所以当我投资给他的时候，我相当于投资给我自己未遂的青春梦想。所以每当我决定投资，看到创业者欢乐的神情，那是我最大的快乐之一，我投资的是我自己心灵层面的一种东西” 在新东方的十多年里，徐小平做学生咨询工作、帮助学生求职求学，现在则是在帮助学生创业、创造财富，在帮助别人圆梦的路上，徐小平也渐渐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良师到天使，从就业指导者到创业指导者，”徐小平有些得意，“我还延续着新东方的光辉路径。” “不能纯粹为了理想去追求事业，但事业一定要有伟大的理想。”有着“老顽童”绰号的徐小平，年轻的心从未改变。这个把自己的心灵和灵魂都沉浸到年轻人世界中的非年轻人，与其被认为是投资人，不如说是一个教育家，与其说他是在做投资帮助年轻人，不如说他在每一个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自己青春的影子，实现当年的梦想。人物简介 徐小平,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随着2006年新东方成功上市，徐小平老师开始转向资助青年人创业，并荣获＂2010年度最受尊敬天使＂称号。在2011年11月，真格基金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步入全新的ZhenFund 2.0时代，旨在鼓励青年人创业创新。继新东方为莘莘学子筑起国留学的桥梁，真格基金希望能为海外学子搭建起归国创业的彩虹。帮助国内外有理想的青年人一起实现他们的创业梦想。投资领域主要涉及电子商务、移动互联、教育培训、娱乐媒体等广泛领域。在投资界，以“投得快、管得少”而闻名。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7月刊总60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13日 -
郑永年：西方之后 中国如何引导全球化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尽管西方总是批评中国的各种“墙”，但西方现在自己也开始筑墙。英国已经筑墙来堵难民，特朗普也建议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筑墙来堵移民。西方有更多的无形的“墙”抵制着全球化的进展，例如西方国家总是以“国家安全”“环保”“与我们抢饭碗”等理由，拒绝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投资者。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开始低于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这导致了人们开始讨论“逆全球化”现象。实际情况的确不容乐观。今天，欧美盛行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政治已经为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英国的脱欧、美国特朗普主义、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右派等无一不是反全球化的。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引导全球化。如果没有西方的推动，就很难理解今日世界的经济秩序。贸易自由一直是西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也一直被西方视为是软力量。不过，现在“自由贸易”在西方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人规避使用的词汇。 尽管反全球化现象一直存在，但从来也没有形成像今天那样的席卷西方各国的主流思潮。这种政治思潮的崛起必然影响西方的政治生态和经贸政策。尽管西方总是批评中国的各种“墙”，但西方现在自己也开始筑墙。英国已经筑墙来堵难民，特朗普也建议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筑墙来堵移民。西方有更多的无形的“墙”抵制着全球化的进展，例如西方国家总是以“国家安全”“环保”“与我们抢饭碗”等理由，拒绝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投资者。 不过，“逆全球化”并不是说没有全球化了，仅是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遭遇巨大的困难，甚至倒退，而西方本身也难以再充当全球化的领头羊了。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似乎方兴未艾。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并且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倡始的“一带一路”正在给全球化（至少在区域范围内）注入强大的动力。不过，较之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仍然比较小，西方全球化动力不足，必然对全球化带来负面影响。 领头羊角色是中国的机遇 从世界经济历史来看，在美国之前，大英帝国扮演了全球化的领头羊。现在美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中国需要也必然会扮演领头羊的角色。中国的领头羊角色既是客观使然，更是中国的机遇。从客观条件来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但即使是中速增长，也会在不远的将来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最大的贸易国家。中国也是近数十年来对全球化有良好经验的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不长时间里，中国的GDP增加一倍。尽管高速增长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但开放政策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中国的机遇，即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继续顺势和平崛起的机遇。 中国要引领全球化，必须直面几个重大的挑战和选择。首先是要从西方推动的全球化过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这里最重要的莫过于全球化过程的财富创造和分配问题。全球化无疑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但财富和利益在各国、各区域、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平等。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和利益流向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少数人，主要是资本，而很多社会群体没有得到好处，有些甚至成为受害者。因此，全球化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社会高度分化。更为严重的是，在全球化影响下，各国中产阶级急剧变小。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曾经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基石。但是，现在中产阶级减小，直接导致了内部政治生态的大变化，使得民粹主义崛起，以往运作良好的民主政治不可持续。 中国如果要引领全球化，必须重新构造全球化，使其更具包容性。至少，全球化必须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异，而非继续扩大。同时，各国政府之间也需要合作，节制资本毫无制约的能力，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初步平衡。当然，资本本身也需要自我节制。资本的流动性很强，在全球化中扮演主角。不过，一旦全球的社会动荡起来，资本也会是受害者。对政府来说，需要防止全球化成为资本逃避税收的有效工具。 第二，中国需要和其他国家合作寻找全球化新的动力。从技术层面，全球化具有了新的动力。金融和互联网表现得最为显著。不过，资本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构成新一波全球化的动力，政府必须为全球化构造平台。今天，在全球化遭受困难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开始强调新型区域性“全球化”，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以亚洲国家为主的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关系（RCEP）、和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都是类似的尝试。在美国主导的区域性贸易伙伴关系遭遇困难时，中国可以加紧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这方面具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可以进行升级版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把双边扩展到多边，也可以围绕着“一带一路”构造不同形式的经贸合作。 第三，中国需要更高级的内部开放。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已经初见成效。随着其实施，中国资本会加速“走出去”，促进沿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不过，“一带一路”是双向道，而不是单向道。中国的资本不能光是流出，还需要外国资本的流入；否则，“一带一路”就会造成中国本身的“空洞化”，经济发展就会不可持续。外国资本的“走进来”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中国必须扮演重要角色，正如美国在二战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样。这里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和消费市场。如果美国不开放庞大的消费市场，就没有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全球化。中国“走出去”和外国“走进来”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今天中国本身所遇到的全球化困难，例如贸易投资的下降，和国内的开放程度不够是有关联的。中国领导层推进中国自由贸易的决心毋容置疑，例如中国新设立了诸多自由贸易区，就是为了推进自由贸易。不过，自由贸易区没有重大的突破，主要还是内部的问题。例如负面清单仍然过长，自由贸易停留在“内部交易”，把左手的东西放到右手，右手的东西放到左手。因为同质性过强，很难有体制上的突破。这需要中国更大程度和更高层次的开放。通过引入外来因素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这已经为过去的开放历史所证明了的。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一些社会团体把外资视为“狼”。不管怎样，在主动“引狼入室”之后，中国经济大变样。同样，今天也不能简单地把外国资本看成是“狼”。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开放程度必然减低。可惜的是，在不少方面，开放度已经减低了。例如，一些人把“自主创新”做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解读，理解成为关起门来自己创新。更深度的开放无疑需要前瞻性的政治判断和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中国应接过“自由贸易”大旗 第四，中国需要处理好与现存全球贸易体制和规则的关系。在这方面，在西方已经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接过西方“自由贸易”的大旗。对自由贸易，不应作过度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化解读，就是说自由贸易不应当被视为是西方的，而应当视为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和价值。自由贸易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来自于西方的经验和教训。在西方经济发展的早期，所谓的自由贸易是和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关联，是西方用枪炮打开别国的大门。后来当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失去合法性之后，西方才逐渐发展出有关维护和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很显然，制度和规则远较枪炮文明。 从总体上说，自由贸易非常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较之其它国家，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需要全球化的国家。无论是经济体量、贸易规模或者今后的经济发展动力，各方面的客观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能起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再也不能去重复西方的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西方已经确立的“自由贸易”体制和规则。在合理的领域，中国需要改革自己的体制，继续“接轨”，而非拒绝；在不合理的地方，中国可以和其它国家合作来修改和改进规则；在出现新需要的领域，中国也可以引领制定新的规则。无论哪种情形，世界贸易规则不仅是“写”的问题，更是实施的问题。如果规则不被其他国家所接受，最好的规则也是毫无用处。要使得规则可以实施，不管谁写规则，都必须考虑到所有相关国家的利益。 现存规则既可以帮助中国“走出去”，也可以帮助中国保护海外利益。不过，中国并不能过分理想主义，幻想现存规则可以为中国开拓出一个世界市场来。在开拓世界市场方面，中国具有其他很多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即中国可以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担负了很重要的作用。海外开拓市场面临的巨大风险，是民营企业所不能承担的。在实行“走出去”战略以来，国有企业可以说是用“钱”砸开了海外市场。尽管西方国家总是把中国视为是新殖民地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但中国的“走出去”并没有使用一枪一弹，即使中国所去的地方都是具有高度政治经济风险的地方。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可以根据现存规则，进入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市场。较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规模小，较少被西方视为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具有更多的机会进入西方市场。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一旦走到海外，就需要保护，而现存国际贸易投资制度，则是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 在很大程度上说，承继西方确定的自由贸易体制和规则，在此基础上有所作为，继续推进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有效手段。刚在杭州结束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为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中国方案”不是推翻现存的体制和规则，而是对现存体制和规则的补充和创新。或者说，“中国方案”是探讨中国作为“领头羊”的全球化道路。中国要使世界变得更加自由，而不是相反。文章刊于《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0月12日 -
王志乐：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2016年9月23-24日，“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在宁波盛大举行。本届论坛是G20杭州峰会后首届关注投资中国和全球化企业发展的论坛，以“世界大市场--谋转型发展促产业融合”为主题，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共同主办，1000余位来自国际国内的知名企业家和跨国公司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在本次论坛全体大会一“打破边界--全球化进程的动力”的发言中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投资国，中国公司在投资时不光是要想怎么赚钱，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全球责任、诚信义务。以下是王志乐先生的发言实录为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有三点建议。第一是转变观念，适应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的新趋势，从投资输入国思维转变为投资输出国思维。根据商务部2015年对外投资报告，中国对外投资1457亿美元，商务部认为，2015年从统计上讲中国真正实现了从投资输入国向投资输出国的转变。然而遗憾的是，很多政府官员、学者和企业的思维还停留在中国作为投资输入国的阶段。政府部门比较关注GDP，投资输入既是是创造GDP的，也是国民总收入的来源，但它对地方经济收入影响不是那么直接，投资输入是被动融入全球化，投资输出是主动型的全球化。投资输出国的思维往往要求对方国家对我开放，减少外资准入，保护我的投资，给我国民待，这两个角度是不同的。所以投资输出的思维是更开放，更高层面的一种对外开放的思维。如果想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减少外国的准入限制，享受国民待遇，就得先给外国企业放宽准入，给他们国民待遇。投资输出不是单方面的出去，而是以更开放的心态引进来。所以要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首先必须适应这个局面，转变观念。第二，创新理论，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中国企业走出去常常面临一个问题，国外很多地方认为中国是新殖民主义者。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要求中国企业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从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提升到全球公司的理论。1992年以来，全球的跨国公司加速转化为全球公司，他们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和跨文化的管理模式，逐渐形成了全球性公司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成功吸纳、整合了全球资源，极大增加了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面对跨国公司的这种变化，中国企业显得是落后的，比如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里面，他们的跨国指数已经达到67%，也就是说他们在海外的资产、海外的销售、海外雇员比例占总销售、总雇员、总资产的比例达到67%。而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只有13%，只有4家企业超过50%。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像他们这样整合资源能力强和高竞争力的公司。在这种全球化的时代如果没有全球型的公司，我们在全球整合、全球竞争中就处于劣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刚刚走出去，没有经过跨国阶段，面临的就是全球竞争，这对中国企业来讲是一种新的挑战。因此中国企业需要跨越式的发展，超越传统的跨国公司的阶段，直接走向全球公司。这样的案例实际上在浙江也有，比如吉利公司通过收购沃尔沃，它全球的资产或者跨国指数达到67%，而且从研发设计、制造组装到营销服务，它都实现了跨国整合，所以它的汽车出现了新型的竞争力，既有自创的吉利品牌，也有收购的沃尔沃品牌，形成了自主品牌体系。所以中国企业应该学习借鉴吉利、华为等公司的经验，加快打造全球公司。第三点建议，要强化合规，提升企业的软竞争力。过去讲企业的责任是讲股东责任，要赚钱，后来提出要有社会责任、环境责任。最近这些年，全球型的大公司实际上在强化诚信、合规。为此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做了大量的努力。现在的国际竞争已经从过去的野蛮的不讲责任的竞争上升到诚信的合规的竞争。中国企业刚刚走出去就面临这样一种新规则的挑战。只有理论创新、观念转变，一直到强化合规，中国企业才有可能在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取得成功。 （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全球化企业发展中国论坛”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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