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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个人走红不代表创业成功
理事简介王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王强是投资界最善于总结分享和最有实战经验的老师之一。他曾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和俞敏洪、徐小平将英语教学从违章建筑里讲课开始，做成一家纽交所上市企业，成为“中国合伙人”的典范。2006年，他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和徐小平成立真格基金，开创了新的投资之路。这家基金的理念是——要当创业者的垫脚石。他们投资的红黄蓝幼儿园、世纪佳缘、聚美优品、美乐乐、一起作业网、品牌滤镜nice等效果显著。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王强，他分享了创业者应当有的理性和常识。年轻一代创业者要学会抓大放小 中国青年报：当前一些创业者注重营销胜过注重产品，您怎么看？ 王强：营销很重要，但它对于企业只是锦上添花。因为营销本身不构成价值，真正构成价值的是产品、服务。如果企业在短期内通过营销能够吸引一部分受众，受众又能够转化成为购买产品或服务的用户，那么营销是有效的。反之营销是无效的。个人营销是一次性建立短暂品牌的过程，如果在个人营销的过程中并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用户体验非常糟糕，那也是完全无效的，甚至会使品牌毁于一旦。 我看重的是总交易量。不管是粉丝经济，还是眼球经济，如果不能把吸引的粉丝转化为总交易量，那么它最终与生意无关。我特别想告诫这一代年轻的创业者，必须要认清楚商业真正的价值。个人走红不代表创业成功，只有产品和服务也跟着流行了，开始有扎扎实实的用户聚拢来了，那才证明创业起步了。 中国青年报：现在很多创业者一切向投资看齐，只关注项目拿到多少钱、获得几轮投资了。您怎么看？ 王强：创业分两类人，第一类人有清晰的战略，拿到投资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钱该往哪儿花了；第二类人有激情但还没有想清楚，大部分是被创业的热潮推着走，他们同时又想着要招兵买马、获得资本，所以就会想着如何在短期内吸引一个投资者迅速投资。 这时，如果没有获得投资，就必须要回归商业本质，你提供的服务、进入的领域、生产的硬件和软件有没有真正的价值，有了这一点哪怕你不会讨好投资者，投资者们也能看出这个项目是否有价值。实际的功能、效率、有用性、价格和壁垒才是最关键的。 不要为了投资者的思维去做事。例如最近看投资者们都去投资什么，也跟着做一个。其实真正火眼金睛的投资者不会跟风。跟风的成功率极其渺茫，相反进入很少有人做的领域成功率是很高的。到最后，不管是像董明珠做的传统商业，或者是雷军这些新兴巨头，支持他们的到最后就是市场。马云、俞敏洪即使再口若悬河，如果公司没有实际的营收也是支撑不下去的。 中国青年报：去年曝出了不少85后、90后创始团队闹分家的事件，感觉老一辈创业者们很少有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关注原因，还是新一代的创业者心态发生了变化？ 王强：这类事在存在人性的地方发生就不奇怪。如果说新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发生这些事情，我认为第一是因为新一代的个性，忍让力差一些。第二是和新一代在商业方面的政治智慧不成熟有关。只要超过两个人，总要花很多时间不停地适应对方，结婚、团队都是这样。如果创始者不能有包容、宽容的心态，那么只能自己干。有了宽容的胸怀，才可能和团队一起把事情做成，只有真正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才会有最后的回报。 新一代创业者总是难以超越自我感觉，总是有一种权利意识。大部分人不会想如果事情做成，哪怕自己所占比例很小，但是总额很大时自己也会多。马云在阿里巴巴上市后只占股8%，按照2000多亿的总市值算只值5亿，但这比他百分之百拥有一个5亿美元的公司更加有价值。 年轻一代应该有一种商业上的政治智慧，要学会抓大放小，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倘若一直把不重要的无限放大，那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触摸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你会频繁地找人、更换团队、追求权力的感觉，不停地循环。老大要学会包容，老二老三要学会认理，不要总是一味地挑战老大的权威。做生意就是依靠常识和理性 中国青年报：现在的公司普遍要比过去创业公司的估值要高出很多，会不会存在估值虚高的问题？ 王强：估值是一种感觉，CEO感觉企业值多少钱，投资者是否接受你的估值，如果一拍即合，不管估值多少投资就成交了。事实上，每轮投资并不是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出口，即被收购或上市，之前一切估值都是虚幻的。创业者的全部使命就是让你的真实价值不断符合这个估值。 现在很多创业者出于种种原因总是愿意虚报自己的融资额，例如只融到2000万却说融到1亿。可能自己会感觉很好，但其实他们没有想到会有副作用。最初估值越理性，未来越能显现增长的想像空间，这样投资人会更愿意投。 还有些人故意虚报是为了震慑对手，这更加愚蠢。企业从来不是靠震慑对手活着，而是依靠拿下用户才能活着，用户是不会在乎你公司的估值的。用户购买小米手机不是因为公司价值400多亿美元，而是因为它好用，这就足够了。 中国青年报：这是您所说的创业的理性和常识吗？ 王强：我一直呼吁大家的思维必须要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常识是事情在千百年来一直这么做，理性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这样的时候，你有思考的力度，觉得应该这样做，理性是进一步超越常识的东西。一只烤鸭如果不好吃，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人会去吃，这就是常识。理性就是当大家都告诫你不要再去做烤鸭了，因为有全聚德，你说不，因为我有杀手锏，我可以做好，于是大董就诞生了。做生意就是依靠常识和理性。 中国青年报：真格基金是做天使轮投资的公司，如何判断一个项目值得投资？ 王强：第一看人，第二看人，第三还是看人。我们看他是否有真激情，判断一下他是玩票还是较真；他是否有学习能力、创造能力，是不是够聪明；第三看这个人是否有包容和驾驭人性的能力，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团队。一个很牛的人同时能够接受比他更牛的同伴，同时有胸怀去和大家一起分享期权和股份，愿意和大家一起来完成一项事业，而不是单单满足自己当老大，这样的人才是可以的。 天使投资是在真正优秀的人自己对于梦想还懵懂的时候，投资人就开始帮助他，这才是天使投资最本质的东西，有精确数据支撑的那是VC、PE。天使投资，投资的是梦想，梦想怎么能审计呢？所以只要是你这个人的事业，不管你做什么事我们都会投资——哪怕是我们不理解的项目。 中国青年报：做天使轮投资面对的大多是一些年轻人，您和徐小平都是“大叔级”的人物，如何去理解年轻人？ 王强：我和徐小平是大叔，但是一线的所有VP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在二十七八岁。我们不试图去理解年轻人，毕竟有代沟，但是我们放手让年轻人去理解年轻人。管理真格基金团队和投资年轻人的哲学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比他们聪明，那我为什么要雇他们呢？正是因为他们比我聪明，所以我才雇这些年轻人。创业需要人性和生活积淀 中国青年报：现在国家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这种浪潮下一些大学毕业生有一种“只有自己去创业，才会实现人生理想、人生价值”的想法，如果去做一个好员工则会显得有点儿没追求。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您有什么建议？ 王强：创业是要比找工作更加严肃的一种选择，找工作实际上是有一半责任由别人替你承担了，创业全部的事情都要自己负责。倘若你是无意识地为了创业而创业，那你离成功是很远的。如果投入创业是你的自主选择的话，那现在起你就应该锻炼自己性格的自主性，只有做好这种准备将来才可能成功。 不要狭隘地认为自己做自己的事才叫创业，创业需要人性和生活积淀，找到一份工作仍然是为创业做铺垫。倘若你对人性没有充分的了解，压根儿没有接触过除了宿舍之外的其他人，那你又怎么有勇气搏杀在那个丛林般险恶的市场呢？市场实际上是复杂人性的多重组合。 中国青年报：这一波创业浪潮会给社会、国家留下些什么？ 王强：任何一次热潮过后，留下来的积淀都是十分坚强、有创意、为用户带来价值的企业以及企业家。2000年IT泡沫破裂，留下了新浪、搜狐、网易、百度，2008年金融危机后，留下了腾讯、阿里巴巴、京东。这一次浪潮我们留下的企业会更多，甚至是和世界级的创业水准持平的一些企业。在这一轮创业热或资本泡沫之后，留下来的会是那些真正有理性、有常识、有远见、有耐心、有价值观的实干家和投资者。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5月5日
2015年5月11日 -
简化旅游签证 减少旅游逆差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五一小长假刚过，关于中国公民境外旅游的数据就火热出炉。日本观光厅近日公布的一季度“访日外国人消费动向调查”显示，今年1-3月，访日外国人在日消费总额高达7066亿日元，与去年首季相比增加64.4%，连续5个季度更新最高纪录。其中，中国访日游客消费2775亿日元，占比达39.3% ，同比扩大2.3倍，位居首位。 这个首位对于已习惯“财大气粗”的中国公民并不稀奇。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自从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2013年我国出境旅游接近1亿人次，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国。我国的境外旅游消费达1020亿美元，超过美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对于目的地国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中国公民出境游为目的地国带去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种巨大潜力使得外国政府纷纷制定吸引中国公民入境旅游的政策。比如欧美国家简化签证申请手续，大力吸引中国出境客源。2014年，加拿大将普通签证改为十年有效多次往返签证，赴加拿大旅游的人数持续增加。德国也在中国开放更多的签证中心，并由提供专业服务的签证中心承担申根签证申请工作，最快只需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办理申根签证。 如此为中国公民开绿灯，除了显而易见的巨大商业价值之外，境外旅游对于一个国家也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公民出境旅游，见识目的地国的语言、服饰、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观，加深对目的地国的了解和认识，加深文化认同感，扩大目的地国的国际影响力。多种方式简化旅游签证 而另一个并不那么让我们骄傲的数据，与境外消费同样位列第一的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刊登的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自从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而入境旅游人数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2014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1.15亿，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超1000亿美元。可见，我国外国人入境游依然有增长空间，我国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其中简化旅游签证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毕竟，是否好签，是很多人选择旅游目的地时的一个重要考量。我认为，简化旅游签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将我国的签证便利化谈判对象国拓展至全世界发达国家对于已经给予中国公民免签、落地签、延长签证有效期等便利化措施的国家。今年4月，我国已在加拿大单方面给予中国公民10年多次往返签证后，予以了对等政策，实施了与中美签证相近的10年多次往返便利政策。在欧洲、澳洲，我国也有很多华侨华人及外籍人士，期盼类似政策的降临。建议我国进一步开展研究和谈判，将相应便利反向给予对方国家。简化针对外国人才的出入境手续，降低居留门槛增加我国72小时免签的试点，延长免签时间；延长过境免签时间。目前新加坡和阿联酋针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过境免签时间为96小时，韩国过境免签时间长达30天，墨西哥甚至长达180天。建议我国进一步延长过境免签的时间，延长至5天或者一周。扩大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将免签协议从外交、公务护照或因公护照扩大至因私护照。简化电子政务平台旅游团的口岸签证手续上海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前来进行贸易洽谈，办理口岸签证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目前的上海口岸签证法律制度存在一系列问题。建议一方面，在旅游团口岸签证注册环节应遵循非歧视原则。对于本省市与外省市的旅游团，都只需用本旅行社的《国际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号码进行注册。另一方面，电子政务平台可设置针对旅游团的申请材料提交栏。旅行社完成网上申请后，可在申请材料栏提交口岸团体旅游签证申请材料的电子扫描件，包括团签申请函件、团队名单及行程安排等文件，而不必专门邮递或传真至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口岸签证处。完善电子政务平台关于时限的规定关于上海自贸区的口岸签证，一方面，应当缩短电子政务平台关于审核期限的规定。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审核期限，对于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程序的口岸签证申请，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核口岸外国人个签的申请，在两个工作日内审核口岸外国人团签的申请。另一方面，合理规定《外国人口岸签证受理单》的相关事项。对于《外国人口岸签证受理单》的发送方式可灵活处理，以缩短外国人申请口岸签证的时间，适应口岸签证紧急入境的需要。发展电子签证，简化外国人抵中需履行的手续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大力发展电子签证。如韩国对经常往来的外国人就给予电子签证的便利，申请人不必到使领馆换发签证，只需从官方网站上下载打印电子签证纸即可，入境时边防检查官员凭电子签证纸放行。澳大利亚对外国旅游团则采取事先通过网络申请审批方式，入境时无需提供纸质签证。
2015年5月11日 -
隆国强：经济新常态下的“稳”与“进”
专家简介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在长期结构性因素与短期周期性因素叠加作用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针对经济发展新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定不移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因此，全面准确认识“稳”与“进”，就成为紧紧扭住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前提。 准确把握稳与进的关系。“稳”就是要稳住速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使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长率基本相符，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 “稳”是“进”的基础。新常态下，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持续降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但如果经济增速过低持续时间过长，会导致经济效率下滑，不利结构调整和效率提升。特别是经济减速若形成惯性，就会引发一系列风险。因此，必须把发展牢牢地握在手中，千方百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保持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是十分必要也是有条件实现的。但是，如果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水平，通过扩张性宏观政策实现过快增长，即使一时收效，但最终会造成大起大落，断不可取。因此，应对新常态，基础在于“稳”，才更利于经济结构与效率之“进”。 “进”是“稳”的保障。实现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靠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主要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稳”与“进”往往是脱节的。另一种方式是依靠经济结构升级和生产要素效率提升来实现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产出率的提升。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结构调整等方面的“进”可以促进经济运行上的“稳”。因此，通过调结构和转方式，以进促稳，才能实现“稳”与“进”的统一。 宏观调控贵在实现“稳中有进”。中央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确定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箱里还有很多政策可以运用。从当前实际出发，要实现稳中有进，宏观调控既要做好需求侧管理，又要注重供给侧管理；既要用好总量政策，更要用好结构政策。 提高投资效益是关键。从长期看，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短期看，投资又是需求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年我国投资率是最高的，然而投资效益却相对较低。应对新常态，稳增长离不开扩投资，关键是要引导投资投向高效益的部门。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尽可能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不仅要重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际基础设施投资，还要重视发达地区城市群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补课”；不仅要扩大对“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要更加重视对“软件”基础设施的投资。如劳动者技能开发、公共研发平台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社会信用建设，这些都属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领域，扩大这方面的投资对于提升投资效率十分重要。 树立底线思维是前提。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在房地产、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积累了较大风险，处理好稳增长与控风险的关系是当务之急。稳增长有利于防范风险爆发，但是在选择稳增长的政策工具时，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加剧风险积累或产生新的风险，在经济平稳增长中不断化解风险因素。 全面推进改革实现“以进促稳”。以改革释放增长活力，是以进促稳的根本途径。从历史经验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陷入低谷，银行不良资产大幅上升。面对困难，中央有序推进了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住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同时加快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释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与潜力，不仅克服了短期经济困难，而且有力推动了结构升级，迎来了此后的“黄金十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以体制的变革与创新推动结构升级、效益提升的要求更加迫切。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的重要来源是工业化的推进，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益的非农部门转移。随着我国跨过刘易斯拐点，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对外转移潜力已经不大，今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依靠非农产业效率提升（如技术进步、管理改进等）和资源在非农产业间重新优化配置，这就要求我们在相关体制改革上尽快取得突破。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体制、农村集体用地制度、国有企业、政府管理体制等重大改革，才能源源不断地释放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活力，推动结构升级与效益提升，实现以进促稳。
2015年5月11日 -
王广发：智库既要服务政府 更要“超越”政府
理事简介王广发，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院理事长，北京王府学校董事长、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专门针对智库出台意见，标志着十八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我国真正开始着手发展智库。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成立于2008年，经过7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在国内外众多城市有分支机构的国际化智库，位列在2015年初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智库排行榜中国大陆智库12位，民间智库第3位。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CCG副主席王广发长期研究智库并且身体力行，对当前新型智库和政府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政府决策忌“一刀切”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王广发认为，如果一个人政治不成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际上，办企业是不会成功的。而企业家要善于帮助政府思考、积极建言献策，依法提供科学、合规的建议。 智库的有序运行，通常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主旋律，里面包括大战略思维、大战略研究、大战略高端顶层规划设计三个方面。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更应当把智库建设得更加完善，作为向国家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个机构提供超前的、具有战略思维发展思路途径。 但是，我国的各种现实情况决定了，提供决策依据的当事人与决策层的当事人往往思维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各级政府在运用智库的能力上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从而造成了有的智库提出的建议是符合现实的，也有的仅符合本区域的现实。比如，东部、西部、东北部、四个三角洲和两岸四地，决策依据、政策需求、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定位都是有差异的。 王广发很欣慰，目前国家在出台政策前，往往有很多前期的调研问策，很多智库组织也有机会献计出力，但是有时候也难以规避最终出台的政策“一刀切”的问题。“这是调研不充分、研究不彻底、决策与区域发展脱节的结果。”王广发认为，智库建设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以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王广发呼吁，积极发挥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智库组织的作用，非常有利于规避“一刀切”问题。“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当前，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国家软实力对载体的需求，都将是新型智库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智库要考虑国家的新定位、国家大战略的转型发展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时局，从这些角度上要不断进行创新。”王广发说，习总书记提出建设新型智库智库，应当是“符合国家高端顶层规划设计”，符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作为智库，既要服务于政府，也要‘超越’于政府。”王广发建议，新型智库应该从大战略的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出发，给中央政府提出超前而务实的建设性意见。 只要是中国立场，只要是本质爱国的，国家应该包容智库组织有不同的建议和意见，兼听则明。王广发说，“对于智库的意见，政府既可以部分给予肯定，也可部分给予否定，面对这种结果，智库也要有坦然面对的勇气。” 王广发认为，基层提供给政府的建议，必须遵循“不调查充分不决策，不研究彻底不行动”的宗旨。“调查研究，充分决策”来自智库超前的思维。所以，只有大量的调研搜索、证据和反复论证，才能协助高层做出正确的决策。 “智库的作用主要是站在全局的高度，通过国际视野和国际大战略的思维方式，给中国政府决策层提供具有科学依据的建议，而且是先于提出，并反复推敲它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作为CCG副主席，王广发认为，“新时期新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就应当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王广发举例说，比如最近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和“亚投行”的大战略，一方面要有人研究过去的“丝绸之路”，另一方面还要有人研究当前我们国家的“突围”战略——美日等军事同盟在亚太的包围圈、封锁链，迫使中国必须突破外界掣肘，采用适合自己国情的方式，从中亚、南亚走出去——这就是大战略，新型智库在这方面应该有所建树。 王广发介绍，6年前王府学校在教育、教学、教材、教法、应用技术的改革，完全与教育部2014年12月10日提出的教育改革要求高度契合，其标准完全符合教育部提出的“全国实施中学学生必修选修学分课程”、“电子信息化的软件建设”、“分级教学走班上课”。“令人欣慰的是，教育部就这三个问题于2014年12月10日正式下发了文件——这就说明，北京法政集团国际教育产业，多年前即具备了超前的意识。”王广发认为，具有实践的超前判断，才能具有献策的超前眼光。 “除此之外，我参与撰写的一些国内‘动态清样’，很多也被政府采用了。”王广发说。理事简介王广发，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院理事长，北京王府学校董事长、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专门针对智库出台意见，标志着十八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我国真正开始着手发展智库。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成立于2008年，经过7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在国内外众多城市有分支机构的国际化智库，位列在2015年初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智库排行榜中国大陆智库12位，民间智库第3位。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CCG副主席王广发长期研究智库并且身体力行，对当前新型智库和政府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政府决策忌“一刀切”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王广发认为，如果一个人政治不成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际上，办企业是不会成功的。而企业家要善于帮助政府思考、积极建言献策，依法提供科学、合规的建议。 智库的有序运行，通常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主旋律，里面包括大战略思维、大战略研究、大战略高端顶层规划设计三个方面。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更应当把智库建设得更加完善，作为向国家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个机构提供超前的、具有战略思维发展思路途径。 但是，我国的各种现实情况决定了，提供决策依据的当事人与决策层的当事人往往思维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各级政府在运用智库的能力上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从而造成了有的智库提出的建议是符合现实的，也有的仅符合本区域的现实。比如，东部、西部、东北部、四个三角洲和两岸四地，决策依据、政策需求、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定位都是有差异的。 王广发很欣慰，目前国家在出台政策前，往往有很多前期的调研问策，很多智库组织也有机会献计出力，但是有时候也难以规避最终出台的政策“一刀切”的问题。“这是调研不充分、研究不彻底、决策与区域发展脱节的结果。”王广发认为，智库建设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以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王广发呼吁，积极发挥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智库组织的作用，非常有利于规避“一刀切”问题。“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当前，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国家软实力对载体的需求，都将是新型智库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智库要考虑国家的新定位、国家大战略的转型发展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时局，从这些角度上要不断进行创新。”王广发说，习总书记提出建设新型智库智库，应当是“符合国家高端顶层规划设计”，符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作为智库，既要服务于政府，也要‘超越’于政府。”王广发建议，新型智库应该从大战略的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出发，给中央政府提出超前而务实的建设性意见。 只要是中国立场，只要是本质爱国的，国家应该包容智库组织有不同的建议和意见，兼听则明。王广发说，“对于智库的意见，政府既可以部分给予肯定，也可部分给予否定，面对这种结果，智库也要有坦然面对的勇气。” 王广发认为，基层提供给政府的建议，必须遵循“不调查充分不决策，不研究彻底不行动”的宗旨。“调查研究，充分决策”来自智库超前的思维。所以，只有大量的调研搜索、证据和反复论证，才能协助高层做出正确的决策。 “智库的作用主要是站在全局的高度，通过国际视野和国际大战略的思维方式，给中国政府决策层提供具有科学依据的建议，而且是先于提出，并反复推敲它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作为CCG副主席，王广发认为，“新时期新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就应当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王广发举例说，比如最近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和“亚投行”的大战略，一方面要有人研究过去的“丝绸之路”，另一方面还要有人研究当前我们国家的“突围”战略——美日等军事同盟在亚太的包围圈、封锁链，迫使中国必须突破外界掣肘，采用适合自己国情的方式，从中亚、南亚走出去——这就是大战略，新型智库在这方面应该有所建树。 王广发介绍，6年前王府学校在教育、教学、教材、教法、应用技术的改革，完全与教育部2014年12月10日提出的教育改革要求高度契合，其标准完全符合教育部提出的“全国实施中学学生必修选修学分课程”、“电子信息化的软件建设”、“分级教学走班上课”。“令人欣慰的是，教育部就这三个问题于2014年12月10日正式下发了文件——这就说明，北京法政集团国际教育产业，多年前即具备了超前的意识。”王广发认为，具有实践的超前判断，才能具有献策的超前眼光。 “除此之外，我参与撰写的一些国内‘动态清样’，很多也被政府采用了。”王广发说。
2015年5月11日 -
简化旅游签证，吸引外国大妈来中国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五一小长假刚过，关于中国公民境外旅游的数据就火热出炉。日本观光厅近日公布的一季度“访日外国人消费动向调查”显示，今年1-3月，访日外国人在日消费总额高达7066亿日元，与去年首季相比增加64.4%，连续5个季度更新最高纪录。其中，中国访日游客消费2775亿日元，占比达39.3% ，同比扩大2.3倍，位居首位。 这个首位对于已习惯“财大气粗”的中国公民并不稀奇。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自从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2013年我国出境旅游接近1亿人次，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国。我国的境外旅游消费达1020亿美元，超过美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对于目的地国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中国公民出境游为目的地国带去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种巨大潜力使得外国政府纷纷制定吸引中国公民入境旅游的政策。比如欧美国家简化签证申请手续，大力吸引中国出境客源。2014年，加拿大将普通签证改为十年有效多次往返签证，赴加拿大旅游的人数持续增加。德国也在中国开放更多的签证中心，并由提供专业服务的签证中心承担申根签证申请工作，最快只需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办理申根签证。 如此为中国公民开绿灯，除了显而易见的巨大商业价值之外，境外旅游对于一个国家也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公民出境旅游，见识目的地国的语言、服饰、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观，加深对目的地国的了解和认识，加深文化认同感，扩大目的地国的国际影响力。多种方式简化旅游签证 而另一个并不那么让我们骄傲的数据，与境外消费同样位列第一的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刊登的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自从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而入境旅游人数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2014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1.15亿，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超1000亿美元。可见，我国外国人入境游依然有增长空间，我国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其中简化旅游签证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毕竟，是否好签，是很多人选择旅游目的地时的一个重要考量。我认为，简化旅游签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将我国的签证便利化谈判对象国拓展至全世界发达国家对于已经给予中国公民免签、落地签、延长签证有效期等便利化措施的国家。今年4月，我国已在加拿大单方面给予中国公民10年多次往返签证后，予以了对等政策，实施了与中美签证相近的10年多次往返便利政策。在欧洲、澳洲，我国也有很多华侨华人及外籍人士，期盼类似政策的降临。建议我国进一步开展研究和谈判，将相应便利反向给予对方国家。简化针对外国人才的出入境手续，降低居留门槛增加我国72小时免签的试点，延长免签时间；延长过境免签时间。目前新加坡和阿联酋针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过境免签时间为96小时，韩国过境免签时间长达30天，墨西哥甚至长达180天。建议我国进一步延长过境免签的时间，延长至5天或者一周。扩大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将免签协议从外交、公务护照或因公护照扩大至因私护照。简化电子政务平台旅游团的口岸签证手续上海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前来进行贸易洽谈，办理口岸签证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目前的上海口岸签证法律制度存在一系列问题。建议一方面，在旅游团口岸签证注册环节应遵循非歧视原则。对于本省市与外省市的旅游团，都只需用本旅行社的《国际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号码进行注册。另一方面，电子政务平台可设置针对旅游团的申请材料提交栏。旅行社完成网上申请后，可在申请材料栏提交口岸团体旅游签证申请材料的电子扫描件，包括团签申请函件、团队名单及行程安排等文件，而不必专门邮递或传真至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口岸签证处。完善电子政务平台关于时限的规定关于上海自贸区的口岸签证，一方面，应当缩短电子政务平台关于审核期限的规定。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审核期限，对于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程序的口岸签证申请，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核口岸外国人个签的申请，在两个工作日内审核口岸外国人团签的申请。另一方面，合理规定《外国人口岸签证受理单》的相关事项。对于《外国人口岸签证受理单》的发送方式可灵活处理，以缩短外国人申请口岸签证的时间，适应口岸签证紧急入境的需要。发展电子签证，简化外国人抵中需履行的手续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大力发展电子签证。如韩国对经常往来的外国人就给予电子签证的便利，申请人不必到使领馆换发签证，只需从官方网站上下载打印电子签证纸即可，入境时边防检查官员凭电子签证纸放行。澳大利亚对外国旅游团则采取事先通过网络申请审批方式，入境时无需提供纸质签证。
2015年5月8日 -
【民主法治】国家荣誉制度不能缺位
4月28日，一场以最高规格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盛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 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以节日的祝贺。 这也是继1979年后时隔36年再次对这一群体进行最高规格表彰。2968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荣誉证书，他们成为最新一批国家荣誉的获得者。 “国家荣誉为什么重要？在于荣誉能够激励人们、能凝聚人心，提高社会向心力；同时，获得国家荣誉也是公民的民主权利，是国家政治民主的反映。”中国人事科学院原院长吴江表示。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形成一套包括“全国劳动模范”等在内的国家荣誉体系。但是，与国外“功勋荣誉”类似的国家最高荣誉设计在中国仍是空白。与此同时，在立法层面建立和规范国家荣誉制度的迫切性日益提升。 就在“五一”前，《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从全国人大法工委了解到，已经被呼唤多年的国家荣誉制度法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吴江认为，“这意味着，首部中国国家荣誉法有望在近两年内出台。”“国字号”奖励多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原院长张树华的研究，中国现行奖励制度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开始建立，历经“文革”时期的停滞和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蓬勃发展，逐渐形成了多部门、多领域、多层次的奖励体系。 由于历史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军事奖励在体系内占据多数。如早前抗日战争时期设立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解放战争时期设立的“人民功臣”、“支前功臣”、“毛泽东奖章”等。 1955年-1957年间，国家设立和颁发了三类勋章，分别是“八一勋章（和奖章）”、“独立自由勋章（和奖章）”、“解放勋章（和奖章）”。这三类勋章颁发过一次后被搁置了30多年。直到1986年—1987年，中央军委决定向军队离休老干部授予功勋荣誉章。随后，该决定在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被通过。此次颁授的功勋荣誉章分为“红星功勋荣誉章”、“独立功勋荣誉章”和“胜利功勋荣誉章”。 而上世纪80年代后，奖章种类日益增多，授奖范围日益广泛。如“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先进工作者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三八红旗手奖章”等。不过，此时的授奖主体也更为宽泛，不止局限于国家层面。如“五四奖章”、“三八红旗手奖章”分别由团中央、全国妇联颁发，后两者都属于社群组织。 根据2010年《中国的资源人才状况（白皮书）》，目前中国“国字号”的荣誉和表彰奖励体系主要包括：设立“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设立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称号；建立全国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表彰制度，包括设立“全国接触专业技术人才”、“中华技能大奖”等。此外，政府特殊津贴制度也是国家荣誉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向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发放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荣誉证书。 “国家荣誉是对国家精神的一种衡量体现。”湖南商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明高说，“老一辈革命家把‘战斗英雄’、‘毛泽东奖章’当作传家宝。这种国家的荣誉认可是多少物质奖励都比不上的。”标准杂乱，权威不足 虽然中国已有不少“国字号”的荣誉和表彰奖励，但由于缺乏制度化以及相应法律法规，整体奖励体系存在着标准混乱、多头管理、过多过滥等问题。 “过多过滥就意味着权威性的下降。”吴江说。 据他介绍，国务院批准部门授予的奖项目前有300多项，“部门荣誉过多，使国家荣誉易被模糊混淆。”吴江表示，“近年来，国家一直在进行部门表彰奖励制度的规范工作，规范之后还有这300多项荣誉。显然，它们不能都作为国家荣誉界定。” 针对表彰奖励制度的规范工作约从2008年左右展开。第二年，如“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活动被叫停。 即便如此，不同部门与团体之间，奖项设置还存在同质化严重，荣誉评比层次较低等问题。张树华曾举例说明，中国有几十种科技类奖项，奖励范围相互之间多有交叉，奖励主体更是五花八门，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发改委、团中央，还有各种专业学会，例如物理学会、煤炭学会等。一位来自香港的政协委员也曾向媒体发问：在大陆，既有“茅盾文学奖”、又有“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哪一个才是最权威的？荣誉制度立法八年未果 “我们现在有两方面的工作在做。一方面继续规范部门表彰奖励制度；另一方面，从立法意义上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吴江说。 近些年来，每年全国两会，“立法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几乎都是热点提案之一。 在一些学者眼中，“制度”不能无“法”。 “我为何提议国家荣誉立法？”2008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公开表示，“提议制订荣典法，是希望国家能够正式建立起严肃的精神激励系统，让它与市场经济所固有物质激励系统并驾齐驱，使社会更加平稳地前行。”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首次当选政协委员后，也在呼吁，应当建立国家荣誉制度，打造国家文化形象。 “研究反腐课题时，我们比较过国外设立国家荣誉制度的效果。”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比如在英国被授予勋爵称号的优秀分子，他们对自身的要求会更高，社会责任感会更重。“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就是要传递正能量，促进国家进步发展。”王明高说。 事实上，中国国家荣誉制度立法2007年已经启动。时任人事部（2008年改为人保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中国正抓紧研究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框架，启动行政奖励法、国家勋章法的研究论证工作。 八年研拟，立法工作难在哪儿？ 吴江解释道，我国尚缺乏一个跨越行业领域、面向全体公民的最高国家荣誉。因此，“（立法意味着）要建立一种新的荣誉称号，这一荣誉评比到底包括哪些范围？外国人给不给？普通老百姓怎么评？要不要分类？现有奖项与它又是什么关系？等等。”公信力与含金量有待提升 张树华曾撰文写道，国家荣誉的奖章名称或者荣誉称号“都应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吸引力”，比如“祖国功勋”、“大中华功勋”、“长城勋章”等系列，从名称上就有响亮、权威的感觉。 “总体来看，我国现有较高公信力认可的国家荣誉还是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以象征最高学术称号的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评选为例，近两年，院士评选一度传出贿选丑闻；也曾发生过一位候选院士主动退选、继而揭发另一候选者“造假”的案例。 “你去看看历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含金量高吗？”王明高说，以前不少劳动奖章给了大企业家、老板，还有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作荣誉授予“杰出人士”的误区，这些做法都大大降低了各种荣誉本身的公信力。 今年4月，青海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发布消息，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吴国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吴国禄就曾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而本报记者查阅后发现，近年在“反腐”中倒下的贪官、企业家中常见全国劳模的身影。 吴江也承认，国家荣誉制度本身的立法并不算难，难的是，立法后，最高荣誉获得者如何选出？这涉及到如何建立健全与国家荣誉制度相配套的法律法规。 2010年，国务院法制办就《表彰奖励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表彰奖励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和时代性；面向基层、面向工作一线；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公开、公平、公正；依照法定的条件、权限和程序进行。 “关键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能不能落到实处？”王明高表示。他建议国家荣誉的评选每一步都需要在网上公示，使评选过程和结果切实得到老百姓认可。呼唤设立国家最高荣誉 或许是因为争议性较大，《表彰奖励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2010年之后便没有了下文。这份“征求意见稿”中，还明确提出了一个建议：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可以参照本条例给予“全国劳模”等荣誉。 “我觉得最高国家荣誉需要将国际友人纳入评比范围中。”王辉耀表示，一些外国首脑曾专门来到中国向中国人颁发他国荣誉奖章，在这点上，中国当然可以与国际接轨。“把中国的价值观传递到国外。”他说。 对此，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均表达了认可。同时他们表示，国家荣誉制度特别是国家最高荣誉应当面向全体公民。 就这一点，长期致力于“关爱老兵”的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深有感触。 临近“五一”，他正在为一位特殊老人“应得的荣誉”而奔走。这位老人叫刘春明，云南腾冲国殇墓园的修复者。上世纪80年代，刘春明几乎以一己之力坚持将安葬国民党数千官兵的国殇墓园“原样修复”。 “像刘春明这样的老人，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功绩丝毫不逊于冲锋陷阵的战士。他也是民族英雄，为什么不能得到一份国家荣誉呢？”现年81岁的刘春明已经当了30多年的“无名英雄”，戈叔亚很为他抱不平。 “我们现有的荣誉评选如‘五四青年奖章’等，还是以单位推荐的模式为主。这样，国家荣誉的评选其实还是无法覆盖到每一位公民。”王明高解释说。 在王辉耀看来，“关键是国家最高荣誉的指标如何设立，如何通过指标来衡量评选。”他说，“中国已经有了劳模表彰，未来是不是比‘劳动者’的范围再广泛一些，并且脱离荣誉中的‘传统革命’的味道？” 为了保证国家荣誉的质量，学者们还建议国家最高荣誉的获奖者“少而精”。 在国内，诸多荣誉奖项动辄评比百余人，甚至上千人。就连目前中国政府为专门表彰有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每年评选产生50名获奖者，国庆逢五逢十则评选产生百名获奖者。 “有时，少一点，会显得更加珍贵。”王辉耀说。在世老兵，都应获国家最高荣誉项 “一个个战友在我身边倒下了，我是代表千万个长眠在林海雪原上的抗联战友戴奖章啊……” 她曾是东北抗联6军的“红小鬼”，在林海雪原中参加抗战8年多；她还曾是中国第一批具备伞降能力的女兵，参加了苏军对日寇发起的最后一战…… 2005年，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巾帼英豪被俄罗斯政府授予“朱可夫勋章”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同年，在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李敏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当记者告诉她，中国这两年将要建立起国家荣誉制度时，李敏想了想，朗声建议道：抗战是全民的抗战，如果设立国家最高荣誉，应不分国共，向在世的所有老兵颁发。 年龄最小的女兵 李敏宏声大嗓，声如其人。虽然已90多岁，但思维活跃，精神矍铄。讲到动情之处，还情不自禁地唱起抗联歌曲。 “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就唱歌。”至今，老人已经收集了400多首抗联歌曲。 “九一八”事变之后，7岁的小姑娘李敏哼唱着《列宁诞生歌》参加了抗日救国儿童团。1936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李敏和小伙伴们正在搞宣传，一队日本骑兵远远冲来，大家赶紧分散跑开。几天逃亡之后，12岁的李敏和3个少年一起上山参加了抗联。 李敏说：“那时上山几乎是逃亡的唯一选择——日本人对地下工作者追捕得太厉害，跟着部队还安全一点。”从那时起，她就在李兆麟将军麾下转战白山黑水，成为抗联队伍中最小的女兵之一。 在李敏心中最难忘怀的人之一，就是抗联六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1938年4月初，由于出了叛徒，六军帽儿山四块石密营被偷袭。这天轮到李敏做饭。哨卡上枪声骤响时，这位六军最小的女兵，正在锅台前朝桶里舀饭。 她愣了一下，随即更快地舀起来，直到快舀干了，才发现自己提不动那只桶——连桶带粥，能有50来斤。这时，裴成春赶来了，一手提桶，一手抓她，两个人爬过后窗，钻进了林子里。 为了转移伤员，裴成春在阻击中身负重伤牺牲。“当时裴厂长对我说，‘你们快走，我在后面掩护’！”李敏说，没等她和战友冲出包围圈，身后便传来了裴厂长高呼“祖国万岁”的声音。 “那一天，烈士们的鲜血在茫茫雪地上染出了一条殷红的路……”老人含泪说。这个悲壮的故事后来被编写成歌剧《星星之火》，裴成春等英雄儿女的形象感动了千万人。 一次次死里逃生 李敏数次回忆说，如果没有自己的战友，她可能也等不到抗战胜利。 1938年农历11月，大雪覆盖山崖，“雪厚得没过膝盖”，李敏和她的战友们为开辟新的根据地开始西征。翻山行军途中，李敏所在的营地被敌人包围。身形瘦小的李敏，在下山逃跑途中，被敌人追赶。 “敌人用枪嘎嘎的一顿扫，我就卧倒了，回头一看敌人追上来了，由于雪深，敌人跑得慢，山坡上有棵树倒下了，形成了一个大坑，我钻进去，逃过了一劫。”李敏说，日军抓走了其他战友，被抓时我还听见战友唱着革命歌曲“坚持战斗”。 日军走后，李敏只身一人，寻找大部队，在雪地里走了两天两夜。当时天色已黑，她没跑几步，脑袋撞树上了，全是血。“这时候听见狼的嚎叫，我就赶紧跑，又冷又饿，头昏眼花，没劲跑了，就抓雪吃。” 跑到山下，李敏发现了一支部队，以为是找到自己人了，走近后，发现竟是日军。迎头就遇到一个日本兵，两人都掏出手枪，然而李敏的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了，只能转身逃跑，“多亏突然下起大雪，他没追上。”李敏又成功逃脱。 天黑了，李敏想找个背风的地方宿营，突然觉得有些异样，赶紧趴下，前面林子里传来踏雪声，一个山东口音挺重的人说：“同志们，起队！” 李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替倒下的战友们戴奖章” 经过数年苦斗，抗联3万余人的队伍只剩下千余人退到苏联境内休整，编为苏联红军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旅。李敏在那里接受了前线救护和无线电联络等训练，时刻准备打回国内。她还与一批女兵参加了跳伞训练，成为中国首批具备伞降能力的女兵。 1945年8月，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李敏参加绥化建政、建军、妇女群众工作。建国后一直从事领导工作和东北抗联精神宣传工作，并荣获了多项荣誉。 “一个个战友在我身边倒下了，我是代表千万个长眠在林海雪原上的抗联战友戴奖章啊……”李敏说，如果设立最高荣誉制度，在世的所有老兵都值得被授予。 眼下，李敏还惦记着一件跟国家荣誉同样重要的事。“到现在为止我最想解决的就是抗战14年的事，抗战不是8年，而是14年，希望把抗战14年的历史纳入到教科书，让我们的后代更多地了解抗日联军。”李敏说。 为了让人们更了解抗战的历史，退休后的她出版了抗联回忆录。她还尽可能多地外出参与各种纪念抗战活动。俄罗斯奖赏制度：颁发战争勋章数量世界第一 今年4月，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总统普京，向32名为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年）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 “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是俄总统普京2013年12月颁令设立的，是俄罗斯现有奖赏制度的一部分。 俄罗斯有一套延续三百余年的国家奖赏制度。国家奖赏由俄罗斯总统设立并授予，也可由总统委托的国家机关领导人、总统代表、驻外大使和师以上军事首长授予。俄罗斯国家奖赏具有标准化、系列化、规模化的特点，有英雄称号、勋章、特种徽章、奖章、荣誉称号和奖金等六类。获奖者可以是俄罗斯公民、外国公民或无国籍者。同一奖项一般不重复授予。 彼得大帝开国家奖赏先河 开俄罗斯勋章之先河的是彼得大帝设于1698年的圣安德烈勋章，共颁发约千枚。帝俄共设立10种勋章，多数分2-5级。颁发量最大的是圣安娜勋章，达数十万枚。 苏联时期废止了帝俄勋奖制度，于1924年首先设立战斗红旗勋章，此后陆续设立的有劳动红旗勋章、列宁勋章等，共21种，最后一种为1988年设立的“个人勇敢”勋章。 1942年，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设立了一级和二级卫国战争勋章，用以褒奖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军人。到1985年，颁发的一级卫国战争勋章超过200万枚，二级勋章超过500万枚，为世界史上勋章颁发量之最。 授予军人的最高勋章为胜利勋章，以表彰胜利完成一个或数个方面军战役的统帅。胜利勋章共颁发20枚，全世界获此殊荣的仅17人，其中5人为外国统帅和国家元首，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斯大林各得2枚。 在奖章方面，苏联共有56种奖章，第一种是1938年设的工农红军20周年纪念奖章，最后一种是1988年设的苏军70周年奖章。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还颁发了多种纪念章，用以奖励军人及作战辅助人员，其中数量最大的分别是于1945年5月和9月设的对德胜利纪念章和对日胜利纪念章，分别颁发1500万枚和150万枚。 车臣战争功臣曾拒绝英雄称号 苏联最高荣誉称号则是创设于1934年的“苏联英雄”。包括42位外国人在内，全世界共有12745人获此称号，其中11635人都是在卫国战争时期获得的。 俄罗斯现在的最高荣誉称号为“俄罗斯联邦英雄”和“俄罗斯联邦劳动英雄”，源于“苏联英雄”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于1992年3月20日设立，奖励为国为民立下英雄功绩者。这一称号由俄罗斯总统亲自授予，同时颁发金星奖章。 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是俄罗斯空军少将奥斯坎诺夫。1992年2月7日，他驾驶的米格-29战机发生故障。他放弃跳伞机会，驾机避开稠密居民区，以身殉职。是年4月11日，俄罗斯总统向他的遗孀颁发英雄称号证书和金星奖章。俄罗斯领导认为，一号证书不宜发给死者，所以奥斯坎诺夫获得的是俄罗斯联邦英雄证书第二号。 一号证书的获得者是在和平号轨道站胜利完成长期飞行的宇航员克里卡廖夫。 截至2012年底，有1002人获得“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其中459人为死后追授。获奖者多为宇航员、现役军人、卫国战争老军人、试飞员和特工。其中988人为军人，包括AK-47自动枪发明者卡拉什尼科夫，此前他还得过3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因车臣反恐战争而获得“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的有479人。但是，车臣战争功臣罗赫林中将却成了唯一谢绝领奖的俄罗斯联邦英雄，他的理由是“因内战而获奖，道义上无法接受”。 “俄罗斯联邦劳动英雄”称号于2013年3月29日设立，奖励为国为民立下卓越劳动功勋者。获奖者同时被授予劳动英雄金质奖章。 2013年5月1日和2014年4月20日，各有5人获得这一称号，其中4人为工人，6人为教科文卫工作者。年纪最大的是1933年出生的医学科学院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科诺瓦洛夫，最年轻的是生于1963年的矿工梅利尼克。 俄罗斯勋章也会授予外国领导人 目前俄罗斯有16种勋章、3种徽章、22种奖章。 名列第一的勋章是1998年7月1日恢复的圣安德烈勋章，授予立下非凡功绩促进国家繁荣昌盛的国务和社会活动家与公民，以及对俄罗斯有杰出贡献的外国领导人。 1994年3月2日俄罗斯恢复于1917年废止的圣格奥尔基勋章，奖励出色指挥保卫祖国的军事行动的俄军将校，分四级，一级最高。 名列第三的是1994年3月2日设立的“祖国功勋”勋章，共四级，授予为人民建立杰出功勋的公民。带有勋章链条的一级“祖国功勋”勋章是总统权力的象征物，俄罗斯联邦总统就任时直接获得该勋章。该勋章的授予依次执行，只有在曾经荣获过一级“祖国功勋”勋章的情况下，才能申请授予四级“祖国功勋”勋章。如果为祖国做出了特别杰出的新功勋，那些曾获得过“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勋章、“圆满服役”奖章或荣誉称号的人可以在未曾荣获“祖国功勋”勋章的情况下获得“祖国功勋”勋章。 由苏联时期沿袭来的勋章有：奖励对国家建设有杰出贡献的公职人员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嘉奖为和平和加强人民友谊作出特殊贡献的“友谊”勋章、奖励生养和领养7名及以上子女的光荣父母勋章，表彰在抵御外敌、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建功的苏沃洛夫勋章、乌沙科夫勋章、库图佐夫勋章和纳希莫夫勋章等四种军功章。还有朱可夫勋章、“勇敢”勋章、“军功”勋章、“海事功勋”勋章、“荣誉”勋章等。 此外，俄罗斯设立了三种特别徽章，分别为表彰抵御外敌勇敢卫国的格奥尔基十字徽章、授予慈善人士的善行徽章和表彰为祖国发展作出具体贡献的勤勉服务徽章。另有22种奖章包括祖国功勋奖章、勇敢奖章、苏沃洛夫奖章和普希金奖章等。（作者系俄罗斯问题专家）美国国家功勋荣誉制度：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奖项 授予平民的荣誉称号、功勋奖章名目繁多。和欧洲最大的不同是，美国的国家功勋荣誉称号除了功勋奖章和证书、称号外，基本上是纯精神鼓励，既没有奖金，也没有附加的福利待遇、优待 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国家功勋荣誉制度更注重表彰平民。美式国家荣誉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简洁明快，没有过多附加功能，甚至不直接以“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名称出现，而是以单一奖项的形式设立、存在和立法保障，最高级别的奖项为“国会金质奖章”和“总统自由勋章”。 获奖者需对美国做出杰出贡献 “国会金质奖章”号称美国能颁授给平民的最高荣誉奖项，但严格说并非纯粹的平民荣誉，而是既可颁给军人也可颁授给平民。 “国会金质奖章”是由美国国会所颁赠，授予对美国历史、文化有可能产生深远影响和重大贡献的个人，获奖者需对美国做出杰出贡献，取得杰出成就，并足以成为美国价值观的最高体现。该奖项形成于美国诞生之前的1776年，当年北美第二届大陆会议将金质奖章授予了当时的大陆军总司令、后来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此后直到美国－墨西哥战争，几乎所有获奖者都是军人，但19世纪后半叶，国会表决通过扩大奖章授予范围的决议，演员、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在航空航天、探险、救生、科学和医学、体育运动、人道主义事务、公务员职责等范畴内做出相应突出贡献者都有资格获奖，后来这一奖项又取消了“仅限授予美国公民”的限制。 根据现行法规，“国会金质奖章”由参院金融、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及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2/3以上成员赞成后颁发，获奖者会获得一枚金质奖章（不能佩戴）和一份证书。 虽然法则规定金质奖章“授予个人”，但历史上也曾有两次授予了群体（1979年，美国红十字会；2014年，美国民用空中巡逻队）。 纯精神鼓励，不和待遇挂钩 “总统自由勋章”是1963年设立的，用于取代1946年设立、1961年取消的“自由勋章”，表彰“为美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文化或其它重要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当年肯尼迪总统签发11085号行政命令，宣布设立这一奖项。 和“国会金质奖章”不同，“总统自由勋章”是货真价实的勋章，严格说是同时获得两枚勋章，一枚是所谓“大勋章”，佩戴在经典的斜跨式大绶带上，另一枚则挂在脖子上或佩戴在礼服左胸（仅限于同时佩戴“大勋章”时）。原先的“自由勋章”是由任意3名内阁成员提名授予，而“总统自由勋章”则由总统提名，是美国最高等级的、平民可以佩戴的实勋——目前分为金质、银质和总统公民奖章三等。 美国授予平民的荣誉称号、功勋奖章名目繁多，由总统或白宫名义颁发的除了三等自由（公民）功勋奖章外，还有公共安全官员勇气勋章、杰出联邦文职人员总统奖、国家艺术奖、全国人文奖、国家科学奖、国家技术创新勋章、优秀数学和科学教学总统奖、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总统奖、联邦能源管理总统领导奖、捍卫美国利益总统奖等；由国会名义颁发的还有国会金质、金质、铜质奖状，国会青年奖章和国会月度表彰奖；由情报部门颁发的荣誉勋奖也至少有十几种之多。 此外，农业部、商务部、国家标志与技术研究院、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教育部、NASA等十多个部委甚至各部委下属司局，都有自成系统的功勋荣誉体系，包括勋章、奖章、奖状、荣誉称号等。 和欧洲最大的不同是，美国的国家功勋荣誉称号除了勋奖章和证书、称号外，基本上是纯精神鼓励，既没有奖金，也没有附加的福利待遇、优待。在美式功勋荣誉制度下，荣誉就是荣誉，物质奖励当然也有，不过要“另算”，不能和功勋荣誉制度混为一谈。法国荣誉军团制度 40多华人曾获荣誉军团勋章 法国荣誉军团制度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荣誉表彰制度，见证了法国历史上最跌宕起伏的两个世纪，如今已成为法兰西最高荣誉的标志 今年5月8日是法国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法国总统奥朗德于4月10日签署法令，授予了30多位参与二战抵抗运动、二战老战士和近期法国对外战争中的军人“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表彰他们为法国作出的贡献。这些老战士在不同时期曾获得过战争表彰勋章，而此次被追授的荣誉军团勋章则属于法国最高国家荣誉的表彰系列。 拿破仑创立共分6个等级 法国荣誉军团制度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荣誉表彰制度，见证了法国历史上最跌宕起伏的整整两个世纪，如今已成为法兰西最高荣誉的标志。 1802年5月19日，拿破仑创立荣誉军团。当时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法国世袭的贵族制度，旧社会的各类勋章予以废止，金钱和武器的奖励效果并不佳，拿破仑仿效罗马骑士团设立法国荣誉军团制度，表彰手下战功卓著的将军和老兵以及知名人士（高官、医生、律师、企业主、科学家、艺术家等），最初表彰5000人，其中75%是军人。 荣誉军团勋章共分为6个等级，最高等级是“军团长勋章”，只能授予法国总统，随后是“大十字勋章”、“大军官勋章”、“司令勋章”、“军官勋章”和“骑士勋章”。其中，法国总统当选后自然获得“大十字勋章”，并被授予军团长勋章项链，成为荣誉军团的最高领袖。 法国总统从获得“大十字勋章”的成员中选择一名大臣领导荣誉军团委员会，另外总统还委派一名秘书长负责委员会具体事务。荣誉军团委员会由18名成员组成，除大臣和秘书长外的14人均享有“司令勋章”，另外从“军官”和“骑士”中各选择一名进入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颁发荣誉军团勋章的提名收集和审议工作，决定所授荣誉军团勋章的级别，最后将候选人名单提交法国总统批准。 荣誉军团成员只能为法国人 根据荣誉军团委员会网站介绍，法国荣誉军团成员只能为法国人，外国人虽然可以获得勋章得到表彰，但并不能成为荣誉军团成员。除了“必须是法国人”外，荣誉军团成员的标准包括：在某一领域持续20年杰出工作并取得公认成就；在服务公益、创造就业、发展教育、帮助弱势、科技创新、艺术成就等方面为法国作出重大贡献；公民楷模，为法国与世界交流和法国文化在世界发扬光大作出贡献的人士。而在工作年限上有例外，比如为法国捐躯和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等特殊情况可以不用工作20年。 荣誉军团制度也经历了不少次改革，拿破仑首次表彰的规模只有5000人，随后不断扩大，在整个19世纪维持在3万－4.5万人左右。但法国在一战和二战表彰了大量参战将士，二战结束后荣誉军团成员一度达到32万人。1962年，戴高乐将军对荣誉军团制度进行改革，控制其成员不超过12.5万人，并设立二级表彰勋章（如解放勋章、文化和艺术勋章等）。2007年，荣誉军团制度加入了男女比例平等和公民推荐制度。近十几年来，在世的荣誉军团成员一直维持在9.2万人左右，最近几年平均每年授予3000人左右荣誉军团勋章，其中外国人数量约400人。 外国人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规定也比较严格，必须由部长级人士推荐，并获得一定数量的议员、市长、协会、工会等支持，目的是为了表彰对法国文化、经济发展、对外交流、捍卫人权、人道主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另外，外国元首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有时也会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据不完全统计，华人约有40多人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其中包括巴金（司令勋章）、孔泉（大军官勋章）、陈竺（军官勋章）、范增（骑士勋章）等中国知名人士。 并非终身制，可放弃也可能被收回 在强调个性独立的法国，也有不少人士公开拒绝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最新的例子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据法新社报道，今年1月1日，皮凯蒂因为撰写《21世纪资本论》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而被授勋，但皮凯蒂表示自己无意接受勋章，称政府的角色并非决定谁值得尊敬……政府还不如专注于复兴法国及欧洲的经济增长。 历史上曾经拒绝接受荣誉军团勋章的人物，包括法国文学大师阿尔贝特·加缪、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以及被誉为“性感小猫”的法国女影星碧姬·芭铎等。 但据荣誉军团委员会介绍，实际上这些人并未真正被授勋，委员会在审议名单时考虑到他们的公开言论，就没有将这些人列入。但是历史上有过几次获得勋章几年后放弃的先例，只需在官方公报上发布声明即可放弃，勋章是否交回由个人决定，只是不能再在公开场合佩戴。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如果被判定犯罪或者作出有损法国国家形象和利益的行为，勋章将被收回，并在官方公报上通过法令形式公布。 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除了荣誉和勋章，并无额外的金钱奖励。较低级别的荣誉军团成员如果表现优异，可以在一定年限后晋升到较高级别。获得者在授勋和特别重要的正式场合时佩戴勋章，大多数情况仅佩戴长方条装的红色勋章带，在各种晚会上，佩戴这种勋章带的人士大都会受到特别的尊敬和礼遇。 法国荣誉军团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和知名度，其做法也让不少国家予以效仿（如美国）。建立国家级别的最高荣誉制度，对内可以凝聚人心、鼓励杰出、提高国家自尊和自豪感，对外也一定程度上宣传法国文化、塑造法国形象，这也是法国荣誉军团制度发展两百年带给人们的启示。专家视角：别让荣誉制度承载的待遇过多 国家荣誉制度应以精神奖励为主，适当的物质奖励。不要让荣誉制度承载过多的待遇。同时要提高透明度，防止滋生腐败行为 【作者】吴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国家荣誉是国家奖励的最高形式，国家荣誉制度是指以国家名义对品行与业绩优良且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做出杰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给予褒奖的制度安排。 在我国，建立国家荣誉制度主要依据宪法规定。根据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和规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通过表彰、奖励公民集体或个人，为全社会树立楷模榜样。这将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全社会积极向上的精神，增加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国家荣誉制度是人类精神文明进步的产物，是对社会人与人之间高尚道德关系的权威确立，它有利于矫正市场配置资源出现的不公正现象，遏制一切向钱看、过分强调物质利益的分配机制。 当前，我国的荣誉体系中，中低层次的奖励多且重复严重，而国家级高层次荣誉奖励少且知名度低。这样的荣誉体系很难起到应有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激励作用。 建立国家荣誉制度的前提是深化国家表彰奖励制度改革，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国家荣誉承载了部分民间非政府奖励的功能，公平属性不足。其突出表现是部分荣誉制度对长期综合表现考量不够到位、精神激励作用不够强、公平择优程度不够高，具有一定的稀缺资源属性。二是统筹协同与监督不够，国家荣誉的综合管理与宏观管理不到位。其突出表现是管理部门化、顶层管理不到位、评审专业化程度不高、监督较为薄弱。三是国家荣誉项目结构失衡与过多过滥并存，管理系统性与有序性不足，其突出表现是缺乏顶层荣誉项目。 设立顶层荣誉项目，应考虑该荣誉项目带有普适性价值。我曾在政协提案中建议设立的“民族复兴奖”，就是基于普适价值的考虑。从法律角度看，国家荣誉制度的对象应包括所有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本国公民或外国人，“民族复兴奖”也满足这一要求。 一旦设立国家荣誉制度，还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和法律。首先要加强立法，尽快制定出台《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国务院表彰奖励工作条例》等法规。要统一规范现有的各种荣誉制度，体现少而精的原则，防止过多、过杂、过滥的问题。国家荣誉制度应以精神奖励为主，适当的物质奖励。不要让荣誉制度承载过多的待遇。同时设立专门的、稳定的评价机构，建立公正的机制，在阳光下运行，提高透明度，防止滋生腐败行为。 文章选自《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5月5日 4月28日，一场以最高规格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盛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 七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以节日的祝贺。 这也是继1979年后时隔36年再次对这一群体进行最高规格表彰。2968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从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荣誉证书，他们成为最新一批国家荣誉的获得者。 “国家荣誉为什么重要？在于荣誉能够激励人们、能凝聚人心，提高社会向心力；同时，获得国家荣誉也是公民的民主权利，是国家政治民主的反映。”中国人事科学院原院长吴江表示。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形成一套包括“全国劳动模范”等在内的国家荣誉体系。但是，与国外“功勋荣誉”类似的国家最高荣誉设计在中国仍是空白。与此同时，在立法层面建立和规范国家荣誉制度的迫切性日益提升。 就在“五一”前，《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从全国人大法工委了解到，已经被呼唤多年的国家荣誉制度法即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吴江认为，“这意味着，首部中国国家荣誉法有望在近两年内出台。”“国字号”奖励多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原院长张树华的研究，中国现行奖励制度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开始建立，历经“文革”时期的停滞和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蓬勃发展，逐渐形成了多部门、多领域、多层次的奖励体系。 由于历史原因，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军事奖励在体系内占据多数。如早前抗日战争时期设立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解放战争时期设立的“人民功臣”、“支前功臣”、“毛泽东奖章”等。 1955年-1957年间，国家设立和颁发了三类勋章，分别是“八一勋章（和奖章）”、“独立自由勋章（和奖章）”、“解放勋章（和奖章）”。这三类勋章颁发过一次后被搁置了30多年。直到1986年—1987年，中央军委决定向军队离休老干部授予功勋荣誉章。随后，该决定在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被通过。此次颁授的功勋荣誉章分为“红星功勋荣誉章”、“独立功勋荣誉章”和“胜利功勋荣誉章”。 而上世纪80年代后，奖章种类日益增多，授奖范围日益广泛。如“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先进工作者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三八红旗手奖章”等。不过，此时的授奖主体也更为宽泛，不止局限于国家层面。如“五四奖章”、“三八红旗手奖章”分别由团中央、全国妇联颁发，后两者都属于社群组织。 根据2010年《中国的资源人才状况（白皮书）》，目前中国“国字号”的荣誉和表彰奖励体系主要包括：设立“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设立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称号；建立全国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表彰制度，包括设立“全国接触专业技术人才”、“中华技能大奖”等。此外，政府特殊津贴制度也是国家荣誉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向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和高技能人才发放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荣誉证书。 “国家荣誉是对国家精神的一种衡量体现。”湖南商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明高说，“老一辈革命家把‘战斗英雄’、‘毛泽东奖章’当作传家宝。这种国家的荣誉认可是多少物质奖励都比不上的。”标准杂乱，权威不足 虽然中国已有不少“国字号”的荣誉和表彰奖励，但由于缺乏制度化以及相应法律法规，整体奖励体系存在着标准混乱、多头管理、过多过滥等问题。 “过多过滥就意味着权威性的下降。”吴江说。 据他介绍，国务院批准部门授予的奖项目前有300多项，“部门荣誉过多，使国家荣誉易被模糊混淆。”吴江表示，“近年来，国家一直在进行部门表彰奖励制度的规范工作，规范之后还有这300多项荣誉。显然，它们不能都作为国家荣誉界定。” 针对表彰奖励制度的规范工作约从2008年左右展开。第二年，如“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活动被叫停。 即便如此，不同部门与团体之间，奖项设置还存在同质化严重，荣誉评比层次较低等问题。张树华曾举例说明，中国有几十种科技类奖项，奖励范围相互之间多有交叉，奖励主体更是五花八门，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发改委、团中央，还有各种专业学会，例如物理学会、煤炭学会等。一位来自香港的政协委员也曾向媒体发问：在大陆，既有“茅盾文学奖”、又有“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哪一个才是最权威的？荣誉制度立法八年未果 “我们现在有两方面的工作在做。一方面继续规范部门表彰奖励制度；另一方面，从立法意义上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吴江说。 近些年来，每年全国两会，“立法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几乎都是热点提案之一。 在一些学者眼中，“制度”不能无“法”。 “我为何提议国家荣誉立法？”2008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公开表示，“提议制订荣典法，是希望国家能够正式建立起严肃的精神激励系统，让它与市场经济所固有物质激励系统并驾齐驱，使社会更加平稳地前行。”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首次当选政协委员后，也在呼吁，应当建立国家荣誉制度，打造国家文化形象。 “研究反腐课题时，我们比较过国外设立国家荣誉制度的效果。”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比如在英国被授予勋爵称号的优秀分子，他们对自身的要求会更高，社会责任感会更重。“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就是要传递正能量，促进国家进步发展。”王明高说。 事实上，中国国家荣誉制度立法2007年已经启动。时任人事部（2008年改为人保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中国正抓紧研究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框架，启动行政奖励法、国家勋章法的研究论证工作。 八年研拟，立法工作难在哪儿？ 吴江解释道，我国尚缺乏一个跨越行业领域、面向全体公民的最高国家荣誉。因此，“（立法意味着）要建立一种新的荣誉称号，这一荣誉评比到底包括哪些范围？外国人给不给？普通老百姓怎么评？要不要分类？现有奖项与它又是什么关系？等等。”公信力与含金量有待提升 张树华曾撰文写道，国家荣誉的奖章名称或者荣誉称号“都应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影响力、吸引力”，比如“祖国功勋”、“大中华功勋”、“长城勋章”等系列，从名称上就有响亮、权威的感觉。 “总体来看，我国现有较高公信力认可的国家荣誉还是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以象征最高学术称号的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评选为例，近两年，院士评选一度传出贿选丑闻；也曾发生过一位候选院士主动退选、继而揭发另一候选者“造假”的案例。 “你去看看历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含金量高吗？”王明高说，以前不少劳动奖章给了大企业家、老板，还有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作荣誉授予“杰出人士”的误区，这些做法都大大降低了各种荣誉本身的公信力。 今年4月，青海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发布消息，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吴国禄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吴国禄就曾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而本报记者查阅后发现，近年在“反腐”中倒下的贪官、企业家中常见全国劳模的身影。 吴江也承认，国家荣誉制度本身的立法并不算难，难的是，立法后，最高荣誉获得者如何选出？这涉及到如何建立健全与国家荣誉制度相配套的法律法规。 2010年，国务院法制办就《表彰奖励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表彰奖励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体现先进性、代表性和时代性；面向基层、面向工作一线；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公开、公平、公正；依照法定的条件、权限和程序进行。 “关键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能不能落到实处？”王明高表示。他建议国家荣誉的评选每一步都需要在网上公示，使评选过程和结果切实得到老百姓认可。呼唤设立国家最高荣誉 或许是因为争议性较大，《表彰奖励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2010年之后便没有了下文。这份“征求意见稿”中，还明确提出了一个建议：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可以参照本条例给予“全国劳模”等荣誉。 “我觉得最高国家荣誉需要将国际友人纳入评比范围中。”王辉耀表示，一些外国首脑曾专门来到中国向中国人颁发他国荣誉奖章，在这点上，中国当然可以与国际接轨。“把中国的价值观传递到国外。”他说。 对此，本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学者均表达了认可。同时他们表示，国家荣誉制度特别是国家最高荣誉应当面向全体公民。 就这一点，长期致力于“关爱老兵”的滇缅抗战史专家戈叔亚深有感触。 临近“五一”，他正在为一位特殊老人“应得的荣誉”而奔走。这位老人叫刘春明，云南腾冲国殇墓园的修复者。上世纪80年代，刘春明几乎以一己之力坚持将安葬国民党数千官兵的国殇墓园“原样修复”。 “像刘春明这样的老人，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功绩丝毫不逊于冲锋陷阵的战士。他也是民族英雄，为什么不能得到一份国家荣誉呢？”现年81岁的刘春明已经当了30多年的“无名英雄”，戈叔亚很为他抱不平。 “我们现有的荣誉评选如‘五四青年奖章’等，还是以单位推荐的模式为主。这样，国家荣誉的评选其实还是无法覆盖到每一位公民。”王明高解释说。 在王辉耀看来，“关键是国家最高荣誉的指标如何设立，如何通过指标来衡量评选。”他说，“中国已经有了劳模表彰，未来是不是比‘劳动者’的范围再广泛一些，并且脱离荣誉中的‘传统革命’的味道？” 为了保证国家荣誉的质量，学者们还建议国家最高荣誉的获奖者“少而精”。 在国内，诸多荣誉奖项动辄评比百余人，甚至上千人。就连目前中国政府为专门表彰有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每年评选产生50名获奖者，国庆逢五逢十则评选产生百名获奖者。 “有时，少一点，会显得更加珍贵。”王辉耀说。在世老兵，都应获国家最高荣誉项 “一个个战友在我身边倒下了，我是代表千万个长眠在林海雪原上的抗联战友戴奖章啊……” 她曾是东北抗联6军的“红小鬼”，在林海雪原中参加抗战8年多；她还曾是中国第一批具备伞降能力的女兵，参加了苏军对日寇发起的最后一战…… 2005年，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巾帼英豪被俄罗斯政府授予“朱可夫勋章”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同年，在人民大会堂，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李敏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当记者告诉她，中国这两年将要建立起国家荣誉制度时，李敏想了想，朗声建议道：抗战是全民的抗战，如果设立国家最高荣誉，应不分国共，向在世的所有老兵颁发。 年龄最小的女兵 李敏宏声大嗓，声如其人。虽然已90多岁，但思维活跃，精神矍铄。讲到动情之处，还情不自禁地唱起抗联歌曲。 “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就唱歌。”至今，老人已经收集了400多首抗联歌曲。 “九一八”事变之后，7岁的小姑娘李敏哼唱着《列宁诞生歌》参加了抗日救国儿童团。1936年一个寒冷的冬天，李敏和小伙伴们正在搞宣传，一队日本骑兵远远冲来，大家赶紧分散跑开。几天逃亡之后，12岁的李敏和3个少年一起上山参加了抗联。 李敏说：“那时上山几乎是逃亡的唯一选择——日本人对地下工作者追捕得太厉害，跟着部队还安全一点。”从那时起，她就在李兆麟将军麾下转战白山黑水，成为抗联队伍中最小的女兵之一。 在李敏心中最难忘怀的人之一，就是抗联六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1938年4月初，由于出了叛徒，六军帽儿山四块石密营被偷袭。这天轮到李敏做饭。哨卡上枪声骤响时，这位六军最小的女兵，正在锅台前朝桶里舀饭。 她愣了一下，随即更快地舀起来，直到快舀干了，才发现自己提不动那只桶——连桶带粥，能有50来斤。这时，裴成春赶来了，一手提桶，一手抓她，两个人爬过后窗，钻进了林子里。 为了转移伤员，裴成春在阻击中身负重伤牺牲。“当时裴厂长对我说，‘你们快走，我在后面掩护’！”李敏说，没等她和战友冲出包围圈，身后便传来了裴厂长高呼“祖国万岁”的声音。 “那一天，烈士们的鲜血在茫茫雪地上染出了一条殷红的路……”老人含泪说。这个悲壮的故事后来被编写成歌剧《星星之火》，裴成春等英雄儿女的形象感动了千万人。 一次次死里逃生 李敏数次回忆说，如果没有自己的战友，她可能也等不到抗战胜利。 1938年农历11月，大雪覆盖山崖，“雪厚得没过膝盖”，李敏和她的战友们为开辟新的根据地开始西征。翻山行军途中，李敏所在的营地被敌人包围。身形瘦小的李敏，在下山逃跑途中，被敌人追赶。 “敌人用枪嘎嘎的一顿扫，我就卧倒了，回头一看敌人追上来了，由于雪深，敌人跑得慢，山坡上有棵树倒下了，形成了一个大坑，我钻进去，逃过了一劫。”李敏说，日军抓走了其他战友，被抓时我还听见战友唱着革命歌曲“坚持战斗”。 日军走后，李敏只身一人，寻找大部队，在雪地里走了两天两夜。当时天色已黑，她没跑几步，脑袋撞树上了，全是血。“这时候听见狼的嚎叫，我就赶紧跑，又冷又饿，头昏眼花，没劲跑了，就抓雪吃。” 跑到山下，李敏发现了一支部队，以为是找到自己人了，走近后，发现竟是日军。迎头就遇到一个日本兵，两人都掏出手枪，然而李敏的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了，只能转身逃跑，“多亏突然下起大雪，他没追上。”李敏又成功逃脱。 天黑了，李敏想找个背风的地方宿营，突然觉得有些异样，赶紧趴下，前面林子里传来踏雪声，一个山东口音挺重的人说：“同志们，起队！” 李敏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替倒下的战友们戴奖章” 经过数年苦斗，抗联3万余人的队伍只剩下千余人退到苏联境内休整，编为苏联红军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旅。李敏在那里接受了前线救护和无线电联络等训练，时刻准备打回国内。她还与一批女兵参加了跳伞训练，成为中国首批具备伞降能力的女兵。 1945年8月，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李敏参加绥化建政、建军、妇女群众工作。建国后一直从事领导工作和东北抗联精神宣传工作，并荣获了多项荣誉。 “一个个战友在我身边倒下了，我是代表千万个长眠在林海雪原上的抗联战友戴奖章啊……”李敏说，如果设立最高荣誉制度，在世的所有老兵都值得被授予。 眼下，李敏还惦记着一件跟国家荣誉同样重要的事。“到现在为止我最想解决的就是抗战14年的事，抗战不是8年，而是14年，希望把抗战14年的历史纳入到教科书，让我们的后代更多地了解抗日联军。”李敏说。 为了让人们更了解抗战的历史，退休后的她出版了抗联回忆录。她还尽可能多地外出参与各种纪念抗战活动。俄罗斯奖赏制度：颁发战争勋章数量世界第一 今年4月，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代表俄总统普京，向32名为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年）作出贡献的中国公民颁发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 “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是俄总统普京2013年12月颁令设立的，是俄罗斯现有奖赏制度的一部分。 俄罗斯有一套延续三百余年的国家奖赏制度。国家奖赏由俄罗斯总统设立并授予，也可由总统委托的国家机关领导人、总统代表、驻外大使和师以上军事首长授予。俄罗斯国家奖赏具有标准化、系列化、规模化的特点，有英雄称号、勋章、特种徽章、奖章、荣誉称号和奖金等六类。获奖者可以是俄罗斯公民、外国公民或无国籍者。同一奖项一般不重复授予。 彼得大帝开国家奖赏先河 开俄罗斯勋章之先河的是彼得大帝设于1698年的圣安德烈勋章，共颁发约千枚。帝俄共设立10种勋章，多数分2-5级。颁发量最大的是圣安娜勋章，达数十万枚。 苏联时期废止了帝俄勋奖制度，于1924年首先设立战斗红旗勋章，此后陆续设立的有劳动红旗勋章、列宁勋章等，共21种，最后一种为1988年设立的“个人勇敢”勋章。 1942年，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设立了一级和二级卫国战争勋章，用以褒奖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军人。到1985年，颁发的一级卫国战争勋章超过200万枚，二级勋章超过500万枚，为世界史上勋章颁发量之最。 授予军人的最高勋章为胜利勋章，以表彰胜利完成一个或数个方面军战役的统帅。胜利勋章共颁发20枚，全世界获此殊荣的仅17人，其中5人为外国统帅和国家元首，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斯大林各得2枚。 在奖章方面，苏联共有56种奖章，第一种是1938年设的工农红军20周年纪念奖章，最后一种是1988年设的苏军70周年奖章。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还颁发了多种纪念章，用以奖励军人及作战辅助人员，其中数量最大的分别是于1945年5月和9月设的对德胜利纪念章和对日胜利纪念章，分别颁发1500万枚和150万枚。 车臣战争功臣曾拒绝英雄称号 苏联最高荣誉称号则是创设于1934年的“苏联英雄”。包括42位外国人在内，全世界共有12745人获此称号，其中11635人都是在卫国战争时期获得的。 俄罗斯现在的最高荣誉称号为“俄罗斯联邦英雄”和“俄罗斯联邦劳动英雄”，源于“苏联英雄”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于1992年3月20日设立，奖励为国为民立下英雄功绩者。这一称号由俄罗斯总统亲自授予，同时颁发金星奖章。 获此殊荣的第一人是俄罗斯空军少将奥斯坎诺夫。1992年2月7日，他驾驶的米格-29战机发生故障。他放弃跳伞机会，驾机避开稠密居民区，以身殉职。是年4月11日，俄罗斯总统向他的遗孀颁发英雄称号证书和金星奖章。俄罗斯领导认为，一号证书不宜发给死者，所以奥斯坎诺夫获得的是俄罗斯联邦英雄证书第二号。 一号证书的获得者是在和平号轨道站胜利完成长期飞行的宇航员克里卡廖夫。 截至2012年底，有1002人获得“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其中459人为死后追授。获奖者多为宇航员、现役军人、卫国战争老军人、试飞员和特工。其中988人为军人，包括AK-47自动枪发明者卡拉什尼科夫，此前他还得过3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因车臣反恐战争而获得“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的有479人。但是，车臣战争功臣罗赫林中将却成了唯一谢绝领奖的俄罗斯联邦英雄，他的理由是“因内战而获奖，道义上无法接受”。 “俄罗斯联邦劳动英雄”称号于2013年3月29日设立，奖励为国为民立下卓越劳动功勋者。获奖者同时被授予劳动英雄金质奖章。 2013年5月1日和2014年4月20日，各有5人获得这一称号，其中4人为工人，6人为教科文卫工作者。年纪最大的是1933年出生的医学科学院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科诺瓦洛夫，最年轻的是生于1963年的矿工梅利尼克。 俄罗斯勋章也会授予外国领导人 目前俄罗斯有16种勋章、3种徽章、22种奖章。 名列第一的勋章是1998年7月1日恢复的圣安德烈勋章，授予立下非凡功绩促进国家繁荣昌盛的国务和社会活动家与公民，以及对俄罗斯有杰出贡献的外国领导人。 1994年3月2日俄罗斯恢复于1917年废止的圣格奥尔基勋章，奖励出色指挥保卫祖国的军事行动的俄军将校，分四级，一级最高。 名列第三的是1994年3月2日设立的“祖国功勋”勋章，共四级，授予为人民建立杰出功勋的公民。带有勋章链条的一级“祖国功勋”勋章是总统权力的象征物，俄罗斯联邦总统就任时直接获得该勋章。该勋章的授予依次执行，只有在曾经荣获过一级“祖国功勋”勋章的情况下，才能申请授予四级“祖国功勋”勋章。如果为祖国做出了特别杰出的新功勋，那些曾获得过“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勋章、“圆满服役”奖章或荣誉称号的人可以在未曾荣获“祖国功勋”勋章的情况下获得“祖国功勋”勋章。 由苏联时期沿袭来的勋章有：奖励对国家建设有杰出贡献的公职人员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嘉奖为和平和加强人民友谊作出特殊贡献的“友谊”勋章、奖励生养和领养7名及以上子女的光荣父母勋章，表彰在抵御外敌、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建功的苏沃洛夫勋章、乌沙科夫勋章、库图佐夫勋章和纳希莫夫勋章等四种军功章。还有朱可夫勋章、“勇敢”勋章、“军功”勋章、“海事功勋”勋章、“荣誉”勋章等。 此外，俄罗斯设立了三种特别徽章，分别为表彰抵御外敌勇敢卫国的格奥尔基十字徽章、授予慈善人士的善行徽章和表彰为祖国发展作出具体贡献的勤勉服务徽章。另有22种奖章包括祖国功勋奖章、勇敢奖章、苏沃洛夫奖章和普希金奖章等。（作者系俄罗斯问题专家）美国国家功勋荣誉制度：授予平民的最高荣誉奖项 授予平民的荣誉称号、功勋奖章名目繁多。和欧洲最大的不同是，美国的国家功勋荣誉称号除了功勋奖章和证书、称号外，基本上是纯精神鼓励，既没有奖金，也没有附加的福利待遇、优待 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的国家功勋荣誉制度更注重表彰平民。美式国家荣誉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简洁明快，没有过多附加功能，甚至不直接以“国家功勋荣誉制度”的名称出现，而是以单一奖项的形式设立、存在和立法保障，最高级别的奖项为“国会金质奖章”和“总统自由勋章”。 获奖者需对美国做出杰出贡献 “国会金质奖章”号称美国能颁授给平民的最高荣誉奖项，但严格说并非纯粹的平民荣誉，而是既可颁给军人也可颁授给平民。 “国会金质奖章”是由美国国会所颁赠，授予对美国历史、文化有可能产生深远影响和重大贡献的个人，获奖者需对美国做出杰出贡献，取得杰出成就，并足以成为美国价值观的最高体现。该奖项形成于美国诞生之前的1776年，当年北美第二届大陆会议将金质奖章授予了当时的大陆军总司令、后来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此后直到美国－墨西哥战争，几乎所有获奖者都是军人，但19世纪后半叶，国会表决通过扩大奖章授予范围的决议，演员、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在航空航天、探险、救生、科学和医学、体育运动、人道主义事务、公务员职责等范畴内做出相应突出贡献者都有资格获奖，后来这一奖项又取消了“仅限授予美国公民”的限制。 根据现行法规，“国会金质奖章”由参院金融、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及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2/3以上成员赞成后颁发，获奖者会获得一枚金质奖章（不能佩戴）和一份证书。 虽然法则规定金质奖章“授予个人”，但历史上也曾有两次授予了群体（1979年，美国红十字会；2014年，美国民用空中巡逻队）。 纯精神鼓励，不和待遇挂钩 “总统自由勋章”是1963年设立的，用于取代1946年设立、1961年取消的“自由勋章”，表彰“为美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文化或其它重要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当年肯尼迪总统签发11085号行政命令，宣布设立这一奖项。 和“国会金质奖章”不同，“总统自由勋章”是货真价实的勋章，严格说是同时获得两枚勋章，一枚是所谓“大勋章”，佩戴在经典的斜跨式大绶带上，另一枚则挂在脖子上或佩戴在礼服左胸（仅限于同时佩戴“大勋章”时）。原先的“自由勋章”是由任意3名内阁成员提名授予，而“总统自由勋章”则由总统提名，是美国最高等级的、平民可以佩戴的实勋——目前分为金质、银质和总统公民奖章三等。 美国授予平民的荣誉称号、功勋奖章名目繁多，由总统或白宫名义颁发的除了三等自由（公民）功勋奖章外，还有公共安全官员勇气勋章、杰出联邦文职人员总统奖、国家艺术奖、全国人文奖、国家科学奖、国家技术创新勋章、优秀数学和科学教学总统奖、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总统奖、联邦能源管理总统领导奖、捍卫美国利益总统奖等；由国会名义颁发的还有国会金质、金质、铜质奖状，国会青年奖章和国会月度表彰奖；由情报部门颁发的荣誉勋奖也至少有十几种之多。 此外，农业部、商务部、国家标志与技术研究院、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教育部、NASA等十多个部委甚至各部委下属司局，都有自成系统的功勋荣誉体系，包括勋章、奖章、奖状、荣誉称号等。 和欧洲最大的不同是，美国的国家功勋荣誉称号除了勋奖章和证书、称号外，基本上是纯精神鼓励，既没有奖金，也没有附加的福利待遇、优待。在美式功勋荣誉制度下，荣誉就是荣誉，物质奖励当然也有，不过要“另算”，不能和功勋荣誉制度混为一谈。法国荣誉军团制度 40多华人曾获荣誉军团勋章 法国荣誉军团制度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荣誉表彰制度，见证了法国历史上最跌宕起伏的两个世纪，如今已成为法兰西最高荣誉的标志 今年5月8日是法国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法国总统奥朗德于4月10日签署法令，授予了30多位参与二战抵抗运动、二战老战士和近期法国对外战争中的军人“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表彰他们为法国作出的贡献。这些老战士在不同时期曾获得过战争表彰勋章，而此次被追授的荣誉军团勋章则属于法国最高国家荣誉的表彰系列。 拿破仑创立共分6个等级 法国荣誉军团制度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荣誉表彰制度，见证了法国历史上最跌宕起伏的整整两个世纪，如今已成为法兰西最高荣誉的标志。 1802年5月19日，拿破仑创立荣誉军团。当时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法国世袭的贵族制度，旧社会的各类勋章予以废止，金钱和武器的奖励效果并不佳，拿破仑仿效罗马骑士团设立法国荣誉军团制度，表彰手下战功卓著的将军和老兵以及知名人士（高官、医生、律师、企业主、科学家、艺术家等），最初表彰5000人，其中75%是军人。 荣誉军团勋章共分为6个等级，最高等级是“军团长勋章”，只能授予法国总统，随后是“大十字勋章”、“大军官勋章”、“司令勋章”、“军官勋章”和“骑士勋章”。其中，法国总统当选后自然获得“大十字勋章”，并被授予军团长勋章项链，成为荣誉军团的最高领袖。 法国总统从获得“大十字勋章”的成员中选择一名大臣领导荣誉军团委员会，另外总统还委派一名秘书长负责委员会具体事务。荣誉军团委员会由18名成员组成，除大臣和秘书长外的14人均享有“司令勋章”，另外从“军官”和“骑士”中各选择一名进入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颁发荣誉军团勋章的提名收集和审议工作，决定所授荣誉军团勋章的级别，最后将候选人名单提交法国总统批准。 荣誉军团成员只能为法国人 根据荣誉军团委员会网站介绍，法国荣誉军团成员只能为法国人，外国人虽然可以获得勋章得到表彰，但并不能成为荣誉军团成员。除了“必须是法国人”外，荣誉军团成员的标准包括：在某一领域持续20年杰出工作并取得公认成就；在服务公益、创造就业、发展教育、帮助弱势、科技创新、艺术成就等方面为法国作出重大贡献；公民楷模，为法国与世界交流和法国文化在世界发扬光大作出贡献的人士。而在工作年限上有例外，比如为法国捐躯和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等特殊情况可以不用工作20年。 荣誉军团制度也经历了不少次改革，拿破仑首次表彰的规模只有5000人，随后不断扩大，在整个19世纪维持在3万－4.5万人左右。但法国在一战和二战表彰了大量参战将士，二战结束后荣誉军团成员一度达到32万人。1962年，戴高乐将军对荣誉军团制度进行改革，控制其成员不超过12.5万人，并设立二级表彰勋章（如解放勋章、文化和艺术勋章等）。2007年，荣誉军团制度加入了男女比例平等和公民推荐制度。近十几年来，在世的荣誉军团成员一直维持在9.2万人左右，最近几年平均每年授予3000人左右荣誉军团勋章，其中外国人数量约400人。 外国人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规定也比较严格，必须由部长级人士推荐，并获得一定数量的议员、市长、协会、工会等支持，目的是为了表彰对法国文化、经济发展、对外交流、捍卫人权、人道主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另外，外国元首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有时也会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据不完全统计，华人约有40多人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其中包括巴金（司令勋章）、孔泉（大军官勋章）、陈竺（军官勋章）、范增（骑士勋章）等中国知名人士。 并非终身制，可放弃也可能被收回 在强调个性独立的法国，也有不少人士公开拒绝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最新的例子是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据法新社报道，今年1月1日，皮凯蒂因为撰写《21世纪资本论》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而被授勋，但皮凯蒂表示自己无意接受勋章，称政府的角色并非决定谁值得尊敬……政府还不如专注于复兴法国及欧洲的经济增长。 历史上曾经拒绝接受荣誉军团勋章的人物，包括法国文学大师阿尔贝特·加缪、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以及被誉为“性感小猫”的法国女影星碧姬·芭铎等。 但据荣誉军团委员会介绍，实际上这些人并未真正被授勋，委员会在审议名单时考虑到他们的公开言论，就没有将这些人列入。但是历史上有过几次获得勋章几年后放弃的先例，只需在官方公报上发布声明即可放弃，勋章是否交回由个人决定，只是不能再在公开场合佩戴。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如果被判定犯罪或者作出有损法国国家形象和利益的行为，勋章将被收回，并在官方公报上通过法令形式公布。 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除了荣誉和勋章，并无额外的金钱奖励。较低级别的荣誉军团成员如果表现优异，可以在一定年限后晋升到较高级别。获得者在授勋和特别重要的正式场合时佩戴勋章，大多数情况仅佩戴长方条装的红色勋章带，在各种晚会上，佩戴这种勋章带的人士大都会受到特别的尊敬和礼遇。 法国荣誉军团制度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和知名度，其做法也让不少国家予以效仿（如美国）。建立国家级别的最高荣誉制度，对内可以凝聚人心、鼓励杰出、提高国家自尊和自豪感，对外也一定程度上宣传法国文化、塑造法国形象，这也是法国荣誉军团制度发展两百年带给人们的启示。专家视角：别让荣誉制度承载的待遇过多 国家荣誉制度应以精神奖励为主，适当的物质奖励。不要让荣誉制度承载过多的待遇。同时要提高透明度，防止滋生腐败行为 【作者】吴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国家荣誉是国家奖励的最高形式，国家荣誉制度是指以国家名义对品行与业绩优良且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做出杰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给予褒奖的制度安排。 在我国，建立国家荣誉制度主要依据宪法规定。根据宪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和规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国家通过表彰、奖励公民集体或个人，为全社会树立楷模榜样。这将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全社会积极向上的精神，增加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国家荣誉制度是人类精神文明进步的产物，是对社会人与人之间高尚道德关系的权威确立，它有利于矫正市场配置资源出现的不公正现象，遏制一切向钱看、过分强调物质利益的分配机制。 当前，我国的荣誉体系中，中低层次的奖励多且重复严重，而国家级高层次荣誉奖励少且知名度低。这样的荣誉体系很难起到应有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激励作用。 建立国家荣誉制度的前提是深化国家表彰奖励制度改革，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国家荣誉承载了部分民间非政府奖励的功能，公平属性不足。其突出表现是部分荣誉制度对长期综合表现考量不够到位、精神激励作用不够强、公平择优程度不够高，具有一定的稀缺资源属性。二是统筹协同与监督不够，国家荣誉的综合管理与宏观管理不到位。其突出表现是管理部门化、顶层管理不到位、评审专业化程度不高、监督较为薄弱。三是国家荣誉项目结构失衡与过多过滥并存，管理系统性与有序性不足，其突出表现是缺乏顶层荣誉项目。 设立顶层荣誉项目，应考虑该荣誉项目带有普适性价值。我曾在政协提案中建议设立的“民族复兴奖”，就是基于普适价值的考虑。从法律角度看，国家荣誉制度的对象应包括所有对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本国公民或外国人，“民族复兴奖”也满足这一要求。 一旦设立国家荣誉制度，还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和法律。首先要加强立法，尽快制定出台《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国务院表彰奖励工作条例》等法规。要统一规范现有的各种荣誉制度，体现少而精的原则，防止过多、过杂、过滥的问题。国家荣誉制度应以精神奖励为主，适当的物质奖励。不要让荣誉制度承载过多的待遇。同时设立专门的、稳定的评价机构，建立公正的机制，在阳光下运行，提高透明度，防止滋生腐败行为。 文章选自《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5月5日
2015年5月7日 -
郑永年：西方是企业家的政治，中国是政治家的企业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委员会主任。 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对政商关系比较感兴趣。有两个概念，西方的政商关系称之为企业家的政治，中国的政商关系称之为政治家的企业。西方的政商关系是企业家的政治 首先讲西方，西方现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解体以后西方不存在统一的国家，后来城邦国家产生了，就像今天的正和岛，这些城邦的主人是商人，也就是企业家。后来市场有限，企业家有发展需求，所以需要国家也就是市场的统一。国王统一国家需要钱，钱从哪儿来，向商人借，商人说，我借钱给你可以，但要有一个契约，就是保证国家统一以后，不掠夺我的私人财产。这就是契约文化、私有制的产生。 今天好多经济学家所说的私有产权、契约文化实际上是西欧特殊历史的产物。西方民主第一拨主导者就是企业家。到了近代，工人阶级发展壮大，开始跟企业家分享权利，这是大众民主的开始。企业家怎么来影响政治呢？就是通过捐款，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贿赂关系，西方国家是把它合法化了，就是政治捐款。政治捐款是西方企业家影响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当然有很多企业家自己去参加议会选举，西方的国会议会里面很多都是企业家，而且他们支持固定的代理人。因为企业肯定要影响政治，你就是想把这两个关系分开都分不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人一票的民主法治实行以后，对企业的冲击非常大。一人一票的目的就是一人要拿一份社会福利，人人共享福利的前提是人人要贡献福利，但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能保证一人拿一份，却保证不了一人能贡献一份。这使得西方的政治跟经济社会就失衡了，在这一点上，欧美碰到的难题是一样的。 二战以后，欧美国家福利大扩张，企业负担很重。欧美的企业很聪明，从80年代开始主导全球化，全球化冲破固有国界，冲破政治控制，把资本运用到全球范围内，逃避国家的规制。最近美国要把政治捐款的限额取消掉，如果真的取消了，对世界政治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从二战、一战以后，开始实行大众民主，企业家不能过度参与影响政治，企业家政治捐款可以，但是有限度，现在要把这个限度取消掉。我觉得取消政治捐款上限是违背企业家政治的。西方的问题，完全是企业家政治，奥巴马做不了主，想做一件事就是做不了，奥巴马想改造华尔街，也做不了主。企业家的政治体制也有问题。中国的政商关系：企业可能是政治家的企业 再看中国的政商关系，是倒过来的，企业可能是政治家的企业。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有国有企业，国家长期垄断一些重要的市场。国家通过税收制度、货币制度，各种方法论，实现了对社会阶层的控制，叫市农工商，是要刻意把商放在最后一位，中国历史上不乏做的很大的商人，但看看历史，商人一旦做大，皇帝有两件事情一定叫商人做，目的是不让你做大资本。第一个事情，叫商人买地，你不能有那么多资产，我把土地给你，把你绑架在土地上。第二条，让你的小孩考取功名，从事政治。一个土地一个公民，把中国商人跟政府的威胁消解了，非常有效。 到了近代，西方这种企业家的政治到了中国以后，就打败了政治人物的企业这种政治形势。近代开始政商关系演变，毛泽东时代，没有企业家了，政府说我自己来当企业家，最后大家知道了，到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已经是一个崩溃的状态。从学者角度来说，政商要分开完全不可能，只是说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商关系的问题。这个关系就是建立一个边界问题，政治的边界是什么，企业的边界是什么，这个是需要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向新加坡学习如何建立合理的政商关系 从这个角度说，可以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中学到很多，政治人物要发展经济，完全看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群体不能有效发展经济，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发展。西方刚才走了企业家政治这条路，亚洲四小龙利用政治人物，利用企业家的发展，大力推动国家经济这样一条道路，四小龙基本用了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150年时间，这个非常有效，中国某些方面也是有这样。中国唯一的不同就是还有国企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可以学学新加坡。从比例来说，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比中国的可能还要多，但人家确确实实做的很好。北京首都机场做的那么大，但是它的服务远比不上新加坡机场。新加坡的机场大家去过的都认为是世界上一流的机场，人家也是国有企业，为什么能搞好，中国的国有企业为什么就搞不好。本文选自正和岛，2015年5月4日
2015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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