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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创业，是所大学
一、投资就像谈恋爱，创业者应该关注投资人的调性 现在很多创业者没有想法，他们认为金钱就是金钱，一块钱就等于一块钱，其实金钱是有价值观的。有可能拿到一块钱等于拿到十块钱，有可能拿到十块钱等于一块钱。这是什么意思？创业者要筛选投资者是不是你应该要接受的，这就像婚姻，你们两者的调性、价值观、视野是不是能够聚合在一起。 创业者融资最差的情况是什么？你把自己降到非常低，因为缺钱就对投资人唯命是从。很多基金，由于他们知道创业者刚开始创业时，不知道企业经营怎么回事，不知道市场威力怎么回事，不知道市场调性怎么回事，所以很多基金愿意跟你签对赌协议，描述非常简洁，好像全部站在你的角度。 我劝告，创业者千万不要跟任何基金，签对赌协议。由于你的经历不够丰富，很多事情没办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签署对赌协议一刹那你已经远离了你创业的初心。 创业是什么？ 1）是达到终极梦想前不断调整。如果你认为创业就是一劳永逸，不成功便成仁你就完了。创业者首先要充满创造力，包括自我调整的能力，所以拿钱的时候要感受资本的调性。 2）创业就像谈恋爱。如果投资者凌驾于你高高在上，对你指手划脚，这就是错的。就像你找了一个女朋友，从认识第一天就立志要改变你，最后把你从男性变成了女性。这是爱情的悲剧，也是婚姻的悲剧。同时是创业者融资的一个最大的悲剧。 为什么投资者要把身段放低？ 坦率地讲，所有的基金包括我们，在创业者面前没有更加聪明，唯一多的是我们看过太多失败的案例，以过去的很多数据支撑、预测未来，但是未来不是完全能够预测出来的。所以，我跟徐小平建立真格基金，要把自己的身段压到创业者的脚下。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作为投资者，不能够在商业模式、在你的梦想面前引领甚至推动你，但是我们能够在你泰山压顶的时候，让你踩着我们，帮你渡过难关。 什么是有价值的梦想？ 所谓有价值的梦想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如果你这个梦想能够感染你周围和你差不多经历的人，甚至再往远辐射，到和你经历差不多的同龄人，那么就证明你的梦想不仅仅是个人的梦想，它已经有了市场的基本的测试了。几个人都认为靠谱了，那就可以开始做了。 因此，投资者应该总是审查、调查创业者。但是创业者在第一笔钱的时候也要花点时间，对你所要接受的这个资金的做背景调查。例如，投资者有没有过去成功的案例，他成功案例都是什么调性的案例，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调查后，你就可以基本上放心钱的来源。 创业和婚姻和恋爱一模一样，甚至比那个更严肃。因为婚姻是零投入，可能过程失败了就分手，然后再继续走。但是创业是领着一批兄弟在摸爬滚打，至少宝贵的青春是消耗的，如果不能赢回青春真正的价值，你的创业实际上是浪费人生。二、要耐得住寂寞、要容得了猛虎 创业的本质是可执行的梦想。 创业是一个过程，创业者一定要在现在中国资本的泡沫的热度里面保持极大的冷静，才有可能胜这个泡沫。 创业意味着，你拿到钱了以后，开始要冷静地把你宏大的梦想，不断地狭窄化到可执行的方案。可执行的梦想是有人、有团队具体的一层一层帮它实施的。 很多创业者在拿到钱后就忘记了创业的本质，认为有了钱就可以随便把人积聚在我的周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作为一个创始人，你大量的时间要花在如何让人和你分享梦想，谁能让你梦想成真，让那些真正有经验、有能力的人聚集在你的周围，和你不仅同床，还要同梦。很多创始人在拿到钱以后，他仍然需要那个和他惺惺相惜的人，不然最终只会在人才的跌荡当中消耗掉了资本，消耗掉了市场的商机，最后消耗掉了整个领域的可能性。 要招比自己牛逼的人 如果一个老大，你天天想着只是一个技术细节，我的感觉是走不远。作为一个老大只有两个问题：钱在哪儿，最牛逼的人在哪儿。你天天想这两件事，如果把它聚合在一起你的帝国就打下来了。 俞敏洪当年作为我们班最落后的同学，他天天想那两个比他牛的人在哪儿，最后他发现一个在加拿大叫徐小平，一个是他的班长叫王强。那个年代，老俞什么融资的想法都没有，他都不给我们薪水。作为资本家来说，他体现了精通人性的一面——节省成本。得到最牛的东西而且不花钱，你就是老大，如果你花钱融入三流的人，那你是老三。 俞敏洪说，王强你很牛，你回去跟我做新东方吧。那个时候还没有执照。我说薪水怎么样？他说薪水没有，别谈钱，你要相信我，我们就一起做，小平已经答应了。我说小平在干什么？小平在待业。小平回来的决心很快，我也从美国回来了。老俞说，没有什么给你的待遇，而且咱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讨厌的就是金钱，如果我给你钱就是对你人格巨大的侮辱。顿时我就哑口无言，所以在没有任何侮辱的情况下我加入了新东方。后来直到离开新东方我也没有受到多大的侮辱，我期望他给我百万级年薪的侮辱，但是老俞看在老班长的份上没有给我下手。三、极简思维让企业迅速试错 有效区分噪音与信息，找到杀手锏 现在是互联网信息爆炸，很多创业者被各种理论、各种方法轰炸地无所事从，甚至24小时内你会得到24种方法论。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知道什么是噪音，什么是信息。真正的信息沉淀下来才是你的知识，知识从你的言行中积淀下来才能成为你的智慧，把智慧每天在公司实践就成了文化。公司有了文化，你驾驭的公司才获得真正的深度，不然只是在这个行业中疲于奔命。你只知道这个钱该怎么扔，你不知道不扔钱怎么赢得你的落脚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便将来融到钱，如果没有非常专注的杀手锏的思维进入某一个领域，你会在很漫长的时间中去摸索。 像陈欧，从第一笔天使投资到到上市一共四年，他其实一共融了三轮，1500万美金。到他纽交所上市一刹那实际上花了一半。大家以为，卖化妆品需要大量的砸广告导用户量，可实际上陈欧只花费了700万美金，还不到五千万人民币。那么他四年怎么会打下一个垂直领域呢？ 陈欧的思维非常简单。陈欧一开始做游戏，后来做游戏广告植入，发现60、70%的广告都与化妆品有关，正因此使他进入化妆品领域。他的梦想不断狭窄化，不是说他一开始就觉得化妆品能赚钱。他连女朋友都没有，他对化妆品有什么想法？但是他的梦想不断狭窄化，真正发现刚性的需求在那儿，他就一杆子扎进去。 新东方也一样，新东方相比较于阿里等，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个公司，可它现在的市值可能还不低于新浪。为什么？新东方其实十年就做一件事，就是把英文做透了。英文不仅做一线英文，把英文切成99段，分段卖。结果发现，新东方形成自我生态和现在雷军构建小米生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十几年前新东方就做了。把英文做成99个层次，实现每个客户的需求。所以简单化的思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已经排除了所有的市场的噪音，真正找到杀手锏。 中国很多创业公司的老大，上来总要做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一看就头疼。因为当我和他聊了半个小时，都说不清楚是什么，或是一句话没有让我明白究竟提供什么服务，究竟哪里地方提高了我的效率，或者满足了一个还没有看到的需求。这说明你没有战略，没有战略你的战术肯定是无效的。四、关注你真正的用户 最后和大家分享什么是衡量CEO的指标。在创业阶段，你只追求一个概念，叫做总交易量。 什么叫总交易量？你不要天天说你现在有多少注册用户了，这没有用，如果注册一下他没有交易还是没用。我只看总交易量，他不仅注册了，而且还跟着你交易。 如果你突然有一百万的注册用户，还不如拿下一万个真正扎扎实实每天礼拜沉浸在你平台的用户。这一万个人，如果能够保证他们每星期都在你的平台上交易，就可以验证你已经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功能，或者提升了非常大的效率，接下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里。 很多游戏公司都这样，一旦有了一款爆款游戏，所有人都进入开发此类游戏。随着这个游戏的周期一消失，这些人完全就走了。创业者不是要追求爆款，而是要追求炸药。在基点多了以后，有一个火苗一点，他就形成了熊熊大火，甚至蘑菇云般的爆炸。这个时候的总交易量上升，如果找到了这个营收模式的话，才能够形成蘑菇云。否则仍然是过眼云烟，用户只是在你这个平台上走一圈而已。 现在中国创业者有一个要消除的恶习，他们只看投资者，投资者需要什么，创业者就给他做什么。结果创业者忘了，投资者将来的回报，他们创业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他们真正的用户，这个用户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创业者，真正的人群是将来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价值的人群。 文章选自UCloud云计算，2015年4月10日理事简介王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一、投资就像谈恋爱，创业者应该关注投资人的调性 现在很多创业者没有想法，他们认为金钱就是金钱，一块钱就等于一块钱，其实金钱是有价值观的。有可能拿到一块钱等于拿到十块钱，有可能拿到十块钱等于一块钱。这是什么意思？创业者要筛选投资者是不是你应该要接受的，这就像婚姻，你们两者的调性、价值观、视野是不是能够聚合在一起。 创业者融资最差的情况是什么？你把自己降到非常低，因为缺钱就对投资人唯命是从。很多基金，由于他们知道创业者刚开始创业时，不知道企业经营怎么回事，不知道市场威力怎么回事，不知道市场调性怎么回事，所以很多基金愿意跟你签对赌协议，描述非常简洁，好像全部站在你的角度。 我劝告，创业者千万不要跟任何基金，签对赌协议。由于你的经历不够丰富，很多事情没办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签署对赌协议一刹那你已经远离了你创业的初心。 创业是什么？ 1）是达到终极梦想前不断调整。如果你认为创业就是一劳永逸，不成功便成仁你就完了。创业者首先要充满创造力，包括自我调整的能力，所以拿钱的时候要感受资本的调性。 2）创业就像谈恋爱。如果投资者凌驾于你高高在上，对你指手划脚，这就是错的。就像你找了一个女朋友，从认识第一天就立志要改变你，最后把你从男性变成了女性。这是爱情的悲剧，也是婚姻的悲剧。同时是创业者融资的一个最大的悲剧。 为什么投资者要把身段放低？ 坦率地讲，所有的基金包括我们，在创业者面前没有更加聪明，唯一多的是我们看过太多失败的案例，以过去的很多数据支撑、预测未来，但是未来不是完全能够预测出来的。所以，我跟徐小平建立真格基金，要把自己的身段压到创业者的脚下。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作为投资者，不能够在商业模式、在你的梦想面前引领甚至推动你，但是我们能够在你泰山压顶的时候，让你踩着我们，帮你渡过难关。 什么是有价值的梦想？ 所谓有价值的梦想不仅仅属于你自己，如果你这个梦想能够感染你周围和你差不多经历的人，甚至再往远辐射，到和你经历差不多的同龄人，那么就证明你的梦想不仅仅是个人的梦想，它已经有了市场的基本的测试了。几个人都认为靠谱了，那就可以开始做了。 因此，投资者应该总是审查、调查创业者。但是创业者在第一笔钱的时候也要花点时间，对你所要接受的这个资金的做背景调查。例如，投资者有没有过去成功的案例，他成功案例都是什么调性的案例，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调查后，你就可以基本上放心钱的来源。 创业和婚姻和恋爱一模一样，甚至比那个更严肃。因为婚姻是零投入，可能过程失败了就分手，然后再继续走。但是创业是领着一批兄弟在摸爬滚打，至少宝贵的青春是消耗的，如果不能赢回青春真正的价值，你的创业实际上是浪费人生。二、要耐得住寂寞、要容得了猛虎 创业的本质是可执行的梦想。 创业是一个过程，创业者一定要在现在中国资本的泡沫的热度里面保持极大的冷静，才有可能胜这个泡沫。 创业意味着，你拿到钱了以后，开始要冷静地把你宏大的梦想，不断地狭窄化到可执行的方案。可执行的梦想是有人、有团队具体的一层一层帮它实施的。 很多创业者在拿到钱后就忘记了创业的本质，认为有了钱就可以随便把人积聚在我的周围，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作为一个创始人，你大量的时间要花在如何让人和你分享梦想，谁能让你梦想成真，让那些真正有经验、有能力的人聚集在你的周围，和你不仅同床，还要同梦。很多创始人在拿到钱以后，他仍然需要那个和他惺惺相惜的人，不然最终只会在人才的跌荡当中消耗掉了资本，消耗掉了市场的商机，最后消耗掉了整个领域的可能性。 要招比自己牛逼的人 如果一个老大，你天天想着只是一个技术细节，我的感觉是走不远。作为一个老大只有两个问题：钱在哪儿，最牛逼的人在哪儿。你天天想这两件事，如果把它聚合在一起你的帝国就打下来了。 俞敏洪当年作为我们班最落后的同学，他天天想那两个比他牛的人在哪儿，最后他发现一个在加拿大叫徐小平，一个是他的班长叫王强。那个年代，老俞什么融资的想法都没有，他都不给我们薪水。作为资本家来说，他体现了精通人性的一面——节省成本。得到最牛的东西而且不花钱，你就是老大，如果你花钱融入三流的人，那你是老三。 俞敏洪说，王强你很牛，你回去跟我做新东方吧。那个时候还没有执照。我说薪水怎么样？他说薪水没有，别谈钱，你要相信我，我们就一起做，小平已经答应了。我说小平在干什么？小平在待业。小平回来的决心很快，我也从美国回来了。老俞说，没有什么给你的待遇，而且咱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讨厌的就是金钱，如果我给你钱就是对你人格巨大的侮辱。顿时我就哑口无言，所以在没有任何侮辱的情况下我加入了新东方。后来直到离开新东方我也没有受到多大的侮辱，我期望他给我百万级年薪的侮辱，但是老俞看在老班长的份上没有给我下手。三、极简思维让企业迅速试错 有效区分噪音与信息，找到杀手锏 现在是互联网信息爆炸，很多创业者被各种理论、各种方法轰炸地无所事从，甚至24小时内你会得到24种方法论。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知道什么是噪音，什么是信息。真正的信息沉淀下来才是你的知识，知识从你的言行中积淀下来才能成为你的智慧，把智慧每天在公司实践就成了文化。公司有了文化，你驾驭的公司才获得真正的深度，不然只是在这个行业中疲于奔命。你只知道这个钱该怎么扔，你不知道不扔钱怎么赢得你的落脚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便将来融到钱，如果没有非常专注的杀手锏的思维进入某一个领域，你会在很漫长的时间中去摸索。 像陈欧，从第一笔天使投资到到上市一共四年，他其实一共融了三轮，1500万美金。到他纽交所上市一刹那实际上花了一半。大家以为，卖化妆品需要大量的砸广告导用户量，可实际上陈欧只花费了700万美金，还不到五千万人民币。那么他四年怎么会打下一个垂直领域呢？ 陈欧的思维非常简单。陈欧一开始做游戏，后来做游戏广告植入，发现60、70%的广告都与化妆品有关，正因此使他进入化妆品领域。他的梦想不断狭窄化，不是说他一开始就觉得化妆品能赚钱。他连女朋友都没有，他对化妆品有什么想法？但是他的梦想不断狭窄化，真正发现刚性的需求在那儿，他就一杆子扎进去。 新东方也一样，新东方相比较于阿里等，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个公司，可它现在的市值可能还不低于新浪。为什么？新东方其实十年就做一件事，就是把英文做透了。英文不仅做一线英文，把英文切成99段，分段卖。结果发现，新东方形成自我生态和现在雷军构建小米生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十几年前新东方就做了。把英文做成99个层次，实现每个客户的需求。所以简单化的思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已经排除了所有的市场的噪音，真正找到杀手锏。 中国很多创业公司的老大，上来总要做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一看就头疼。因为当我和他聊了半个小时，都说不清楚是什么，或是一句话没有让我明白究竟提供什么服务，究竟哪里地方提高了我的效率，或者满足了一个还没有看到的需求。这说明你没有战略，没有战略你的战术肯定是无效的。四、关注你真正的用户 最后和大家分享什么是衡量CEO的指标。在创业阶段，你只追求一个概念，叫做总交易量。 什么叫总交易量？你不要天天说你现在有多少注册用户了，这没有用，如果注册一下他没有交易还是没用。我只看总交易量，他不仅注册了，而且还跟着你交易。 如果你突然有一百万的注册用户，还不如拿下一万个真正扎扎实实每天礼拜沉浸在你平台的用户。这一万个人，如果能够保证他们每星期都在你的平台上交易，就可以验证你已经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功能，或者提升了非常大的效率，接下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里。 很多游戏公司都这样，一旦有了一款爆款游戏，所有人都进入开发此类游戏。随着这个游戏的周期一消失，这些人完全就走了。创业者不是要追求爆款，而是要追求炸药。在基点多了以后，有一个火苗一点，他就形成了熊熊大火，甚至蘑菇云般的爆炸。这个时候的总交易量上升，如果找到了这个营收模式的话，才能够形成蘑菇云。否则仍然是过眼云烟，用户只是在你这个平台上走一圈而已。 现在中国创业者有一个要消除的恶习，他们只看投资者，投资者需要什么，创业者就给他做什么。结果创业者忘了，投资者将来的回报，他们创业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他们真正的用户，这个用户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创业者，真正的人群是将来能够从他们那里获得价值的人群。 文章选自UCloud云计算，2015年4月10日
2015年4月27日 -
王广发：人才结构链要跟上全球产业结构链的调整
导语4月21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汇集世界各国移民与人才流动专家的“2015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在京举行。来自国家外国专家局、人社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国侨办、公安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国际大都会组织、国际移民组织（IOM）的负责人与专业人士作为嘉宾发言；世界各国移民与人才流动专家专程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日本、印度、瑞士、卢森堡、奥地利、德国、土耳其、新加坡等地来到北京参与本次论坛。我国相关部门代表，各国驻华使领馆代表，国际组织驻中国代表，这是国内中国首次举办的有关全球移民的高端论坛。理事简介王广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北京王府学校董事长·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引 语在“人才流动放宽：中国在全球移民管理中的角色”分论坛的发言中，王广发指出，全球产业结构链调整优化升级，我们引进人才的标准、知识结构、应用技术，科学研究的优化升级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区域移民与动态移民 中国是和谐构建世界和平的大国，通过双边、多边、区域战略的达成平衡。随着国家大战略调整，亚投行、“一带一路”、海洋丝绸之路这几个区域的移民时代已经到来，移民一定要跟着新兴经济体走，并不一定是永久移民。永久移民的改革分广义的涵盖所有，狭义的，需要区分国籍，动态人才和互动要跟着产业转型来改变。 中国在主导亚投行基础设施的投资，但亚洲毕竟在发展过程中仍与发达国家、欧洲国家、亚洲经济发展存在差距，基础设施、人才引进、科学技术的差距，战略思路，整个亚洲国家思路导致了落后美国、欧洲这两大经济体系。但近两年中国的发展，从落后的经济到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仍不是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人均GDP与发达国家仍相差15~20年。基础设施落后是中国发起的原因。 “一带一路”途径之路经济市场快速发展。人口之大，地面之广，发展中国家又多，资源丰富。美国、日本联合对亚投行抵触，但仍然有40多个国家作为创始国加入亚投行。这种动态移民是合作的、是贸易的。人才结构链要跟上全球产业结构链的调整 社会要发展，人类文明进步是与时俱进的，产业结构调整要随着市场多元需求进行优化，而人才能否跟上？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时间是互相匹配的。人类文明要随产业结构转型进行调整，人才、经济客观发展的客观规律，百年树人，人才发展需要培养20多年才成，我国改革开放30年就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与人才知识结构、应用能力、科研能力、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的，所以教育必须要从娃娃抓起，教育是实现人才标准化、国际化，人才才能够跟上产业结构、转型的，跟随经济发展，人才要从教育抓起，驾驭要从基础抓起，要适应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变化来培养适应人才，要着眼于未来，中国的大国崛起、大国力量、大国地位、大国战略，人才要跟上、教育要跟上，产业转型才能跟上。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产业链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我们引进人才的标准、知识结构、应用技术，科学研究的优化升级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要从现在抓起，如何满足？通过快速嫁接引进引进人才，过去我们送出的人才，要邀请他们回来；自费留学的也邀请他们回来，外国的专家也邀请他们来，给予有红的待遇，让他们帮助我们国家科研建设、人才、学术建设、产业链、产业技术，快速引进，同时要实现教育改革，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国才能在大崛起、实现世界经济的，实现中国新常态的发展。新生代移民要从娃娃抓起 因为产业全球一体化，人才配套也应该根据全球产业进行动态调整。未来对于产业转型各个国家产业转型的标准、优化、升级，人才动态也要优化升级，生存与发展的空间，生存与发展的质量也要优化升级。王府学校主要解决了新生移民的标准，快速融入国际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全球国际机构里要有中国的公民，要有中国的人才，前三十年再三十年前，根本不可想象。今天国家的发展，人才的聚集，产业的调整，结构的变化，升级优化等等实现了这样一个大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应当在前瞻性的引领一下教育培养人才的标准，要从娃娃抓起，这样才能满足未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全球人才移民动态一体化的发展。 我们说新生代的移民趋于年龄低龄化，一方面家属带着孩子，另一方面孩子跟着家长就出去了，孩子到18岁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人的时候，父母又回来了，把孩子放到那里，有临时的，有长期的，这也是一个趋势。过去我们都知道大学毕业、本科毕业之后到国外去，现在不同了，新生代的移民也更是大家去关注的问题，权益保障问题、文化差异问题、生存环境问题、学生质量问题，教育问题，再教育问题，本硕博连读问题、就业问题、产业专业选择问题，这都是大家共同来研究的问题。
2015年4月27日 -
王辉耀：中国要积极从全世界挖人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破除国内人口流动的户籍、身份等障碍，带来国内城乡人口流动的红利，进而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未来30年，中国要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依靠“人才红利”。在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背景下，我们要放眼世界，从70多亿世界人口中寻找人才，充分发掘“国际移民人才红利”。 联合国相关数据显示，移民占发达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大多超过10%。相比而言，中国的国际移民比例太低了。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籍人员共约84.85万人，占我国人口的0.0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1990年到2013年，中国的海外移民人口增加了525万，年均增长率为5.6%；而近20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年均增长率仅为3.5%。 目前，中国正在由单一移民输出国，变成移民输出国和引进国。越来越多留学生或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回国，同时中国也在接收更多外国移民。相关国际机构报告显示，在“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中国总体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较低的生活成本，使中国成为重要的移民目的国。 在开发国际移民人才红利方面，传统移民国家做得都很出色，比如美国和新加坡等，移民在其经济发展、创新创业突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许有人说，中国并无移民传统，但同样作为非移民国家的德国，在这方面做得也很好。德国在历史上非常注重日耳曼血统，对外国人入境和工作的控制非常严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移民还只有人口总量的1%左右。但20世纪末，德国出现人口老龄化、出生率负增长、高科技人才短缺等现象，于是政府开始有条件地引进高科技人才移民。到2013年，居住在德国的移民已高达984.5万，占德国总人口的11.9%，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俄罗斯的第三大移民接收国，移民对德国的经济增长和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于未来发展的需要，我国领导层越来越重视国际人才问题，“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等不断被提及。最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中，也强调要实行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吸引制度，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利用好国际移民红利呢？笔者认为： 首先，应规划技术移民工作格局，健全技术移民管理体制，建立系统化的技术移民体系，推动政府部门技术移民治理法治化和服务化；其次，应尽快推进技术移民立法工作，必须在世界各国的移民法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为引进国外智力创造良好法制环境；第三，进一步改善我国签证审批制度，破除阻碍国际人才流入的障碍；第四，完善相关保障制度和衔接机制，加大吸引来华留学生，加强国际人才的储备。
2015年4月24日 -
李成：习近平让自己成为被广泛接受的领导人
专家简介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现在所处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中国能否能够创造第二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经济改革，第二个奇迹就是政治制度上的再创新。这个创新，在任何国家都要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法治建设、中国式民主建设、对整个社会的重新定义、道德观念的重建、公民社会的兴起，这些方面都是相辅相成的。 一位从未到过美国的朋友说，他”熟悉”华盛顿，因为他一直在看《纸牌屋》。华盛顿是一个大国的政治中心，但宏大并不是这座城市用来讲述政治的语境。除了白宫和国会山，这里还有无数平常的建筑，隐身期间的，是形形色色的游说团体、智囊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活跃的各路政治观察家。 从马萨诸塞大街走过，一不留神可能就会错过布鲁金斯学会，这个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置身于一座外观极为普通的建筑中。李成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中英文资料，这位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30年，显然，他仍保持着上海人的温和、严谨和精明。在这间略显逼仄的办公室里，他注视着世界上另一个大国的政治风云。 过去的一年，李成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习近平的文章，延续着他对中国领导人长期的研究与观察。在中国外交学院2015年1月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李成被列为近十年来最著名的”美国知华派专家”之一。在一个初春的下午，《中国新闻周刊》对这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两年多来，国际社会一直对他寄予强烈的关注，国际主流媒体做过很多有关于他的报道。你在2014年的一系列研究中，梳理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班子的构成。从对政治人物领导力的研究来看，习近平执政团队的形成有哪些特点？ 李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也很敏感的问题。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可以观察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未来政治走向、中国领导人作为个人的作用，以及他和中国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化之间的互动。 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成为一把手以后才真正开始建立自己的领导团队。 对于习近平而言，有几个政治渊源对他很有帮助。首先，他在沿海地区福建、浙江和上海三个地方总共工作了长达22年，沿海地区的工作经历给了他很多深谙经济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他又有在内陆地区的资源，其中包括他在陕西家庭出身的渊源和早年插队的经历，所以他在沿海和内地之间就打通了，这种平衡是很重要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的执政具有一个比较全面、广阔的政治基础。 中国新闻周刊：从习近平作为一个政治家几十年成长的脉络来看，中共干部选拔的组织制度其实是一套庞大的体系。我们看到，一个人经历长期的磨练与筛选，最终才能够一点点脱颖而出。那么，这个体系和西方各种不同的政治体系相比较，它的合理性、效率以及风险如何？我们能否用比较超脱的眼光评判一下这个体系？ 李成：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中国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比较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或者说，比较合理的精英转型途径。但是，显然它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例如，从2012年期间发生的很多特殊事件来看，尤其是从近期反腐斗争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这套机制还存在着裙带关系、派系斗争、买官卖官等种种严峻的挑战。所以需要通过反腐等整治举措，来建起一个公正、合理的机制。 当然，除了这些弊端，它仍然有很多积极的方面，而这些方面外界又不是很了解。比如，中国政治精英的轮换周期要大大快于美国国会议员的轮换，前后轮换的比率大概是20%，而中国中央委员会每五年的轮换率是65%左右，因为中国政治精英的轮换比率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此外，中国政治制度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集体领导，这种集体领导制度的好处是权力的平衡。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政治制度中形成了很多规章制度或者惯例，包括任期制、退休年龄制度、避嫌制度、地方代表性、差额选举，习近平是运用这些制度进行管理，还是在此基础上引进若干新的制度，很多方面需要他开创新的途径，同时还要在党内形成共识。近年来所发生的事情，也许会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得更成熟，对于这一点，未来这几年将会是一个考验。 中国新闻周刊：按照你的这种分析，中国的这一套政治精英选拔体系有望在现有条件下，通过逐步修正和完善而进化成一个更有效率、更公平、更有可持续性的官员产生机制。 李成：完全有这个可能。我们不要忘记基辛格博士经常讲的，中国的文明延续了两千多年，虽然它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它是最有延续性的一种文明，这种文明的延续必然有其道理。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就包括它的精英选拔、社会治理的一套体系，比如科举制，当然，这些都有弊端，但是它可以不断地演进、延伸为其他形式。目前来看，中国所处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我最近经常讲，中国是否能够创造第二个奇迹一一第一个奇迹是经济改革，第二个奇迹就是它进行的政治制度上的再创新。这个创新，在任何国家者眼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法治建设、中国式民主建设、对整个社会的重新定义、道德观念的重建、公民社会的兴起，这些方面都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过技术官僚在中国政治精英中的角色及演变，那么，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和你多年前所描述的技术官僚群体有什么不同？ 李成：这一代领导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中间学文科的、学法律的多了，其中有很多人不仅学过法律，而且过去的职业都在法律相关领域。无论如何，法学界人士在中国政坛的崛起，对促进法治建设会有明显的作用。 从现在的趋势来看，中国的高级官员中真正的技术官僚、工程师出身的政治家的比例将会下降。而处于上升趋势的两拨人，一是学法律的，另一部分是学金融的，此外还要加上逐渐崛起的企业家群体。所以，中国政治精英组成的改变不是一次完成的，首先它经历了从中共的草根领袖到技术官僚、自然科学人才的改变；现在则在演变为法律与金融界人士成为政治家。此外，现在多数的中国高级政治家都是从省、部级官员升上来的，那么，将来中国政治精英的产生是否会有更多元的途径？例如，包括来自智库和企业界的精英，这些途径如果能够打开的话，将更加有利于政治体制向健康、完善、更具有代表性的方向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一段时间有声音特别提醒要反西方化、去西方化，从西方的视角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李成：我觉得，这些声音并不代表党内的主流，可能的确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实际上，这种状况的出现也不难理解，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政治多元化必经的道路。 不仅如此，以我在美国近30年的工作经历来看，在美国的学术界——从大学到智库，我从来没有接触到美国的学者(包括华人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全盘西方化。中国必然有它与西方社会不同的东西，但是许多共同的东西则有助于它真正发展成一个法治、民主、健康的国家，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系。 习主席最近提出要发展中国的智库，其中提到要”走出去”，与海外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这正是要更多地去了解西方。所以，有些具有冲突性的信息的传达，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你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很多东西都是在尝试、在探索、在定位。 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它和世界的交融，究竟要走向哪个方向？当然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社会毕竟将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中国的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中国有太多的理由使自己成为一个正面的力量、发展的力量、一个崛起的大国，这一点必须要看清楚。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国家的上升不会是直线式的，它在寻找合理的政治制度或价值观的过程中，会有反复、曲折，但是海外有些观察家根据当下出现的一些现象，就认为中国会回到文革，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习近平目前还处于其执政的初期阶段，国际上出现了更多的对中国问题和中国领导人的新的观察和判断，如何理解这些认识上的差异？ 李成：公正地来看，在习主席最近两三年的政策当中，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别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推出来的，不论是市场化改革、法治建设、反腐败，还是正在拟议中的对军队的改革。而在国际关系方面，他做了很多决策，并且没有走过头。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大方向的把握都是对的。 实际上，不论经过怎样的过程，一旦最终结果是好的，并且有利于制度化的建设，大家就会认同。例如，一旦法治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在知识分子当中就会赢得更多的赞成。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两三年中，习近平会做的事情就是着眼于如何让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意见分歧的社会，能够重新得到更多的调和与共识。要达成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确立一个更加明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的确立取决于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以及国际环境。 习近平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拥有很多政治资源，他有能力把中国带向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并且得到历史的认可。我对此抱有良好的希望。 中国新闻周刊：习近平上台以后发起的各种政治行动中，反腐可以说是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项。反腐也提高了他的威望。 李成：我同意这个说法，但实际上也有人认为反腐”做过了”。首先，利益集团对反腐就不会认同，并且会有反弹，因而反腐也有它的危险性。还有人认为，反腐是”选择性的”，把反腐说成是斗争的工具，这是不对的。应该看到，反腐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党。 王岐山显然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同时也是党内的一个行动派，中共在反腐的制度性建设方面应该是有考虑的。王岐山有很多海外的朋友，他的早期经历使得他对国际事务比较熟悉。实际上，这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后代很多都在西方受过教育，甚至可能在西方社会工作过，他们会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的基础上，想办法来更好地改变中国。西方目前出现了很多问题，西方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不想学习别人。王岐山是依法治国的推动者。我个人觉得，未来会更加大力地搞法治建设。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用政治学的眼光来看，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能够让执政党找到一种制度，使党有相当程度的自净机制，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整治腐败，并且能够保持持续性。 李成：这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作为一种过渡与探索。我们知道，新加坡不是两党制，但是它在反腐败方面做的是成功的。中国香港也一样。而反过来说，两党政治当中也会有很多腐败现象，所以哪一种政治制度都不能与是否杜绝腐败划等号。问题是，对中国目前这种腐败的防治，必须要引进一些机制，这个机制不能只是依赖于党内不同力量的互相牵制，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依赖法治和党内民主的逐步引入。 最近实际上在这方面有很多可喜的变化，比如巡回法庭的建立，这样的机制就可能杜绝像薄熙来那样，把地方法院当成了他自己的法院。当然，这方面也需要一个过程。 对此，有一些悲观的看法，就像多年前对中国经济的态度一样。而我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认为这种改变应该需要一定的时间。有时候，政治变化看起来没有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发生，它有时候会以水到渠成的方式出现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习近平所代表的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有时被西方学界称为”第五代”，也有人将其认定为”知青一代”。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概念是能够被公认的吗？他们有何特点？ 李成：领导人的代际划分是政治性的。对于”第五代领导人”这个概念的提出，海外的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也同意把这一代定义为”知青一代”。要想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就必须了解知青一代。他们显示了当今中国领导人的很多特点，这些特质都是在他们的知青经历中得到的。 文革对中国有很深远的影响，而对于当时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这样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的。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人是有冒险精神的，是曾经沧海的一代，你骗不了他们、讹诈不了他们，对外界来说，你只能用很多道理，还要加上自己的实力一一这两方面都具备了，才能对他们有说服力。所以，在国际上，要想用以前那一套方式去和中国这一代人领导人打交道，是不灵的。 知青一代本身是一个矛盾体，这种矛盾体可能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历史上非常优秀、非常有能力的一代人。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构成他们非常复杂的特质。 中国新闻周刊：钱理群对知青一代有一个评价，从他的这个评价来看，似乎负面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实际上，对于知青一代的认识，中国国内学者身在其中，有时无法全面评价，你以为呢？ 李成：钱理群对这一代人有一些担心，这种担心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中国社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离状态。例如，在对社会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精英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是惺惺相惜的，而普通民众则对此有不同的感受。习近平作为个人，他有智慧的地方就在于，能够突破这种分离感，让自己成为被广泛接受的领导人，这是很了不起的。当然，应该说钱理群对这一代人的评价是有勇气的，但是每一代入中间都有出其类拔其萃者，我个人在对第五代领导人的整体评价上，还是更多地看到积极的方面。 中国新闻周刊：上山下乡运动所造就的知青一代，实际上在不经意间得到了一个经历草根生活的机会，这样罕见的经历，对他们的成长具有很不平常的意义。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常常经历戏剧性的转换，这使得每一代人在成长和价值观形成的环境上有巨大的反差。相应地，每一代政治家的政治理想、执政理念就会打上成长的烙印。这种情况对国家的治理来讲，意味着什么？ 李成：对未来一代人而言，中国现在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年轻人，跟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同代人，比如在台北、 香港、伦敦、东京、纽约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的成长环境是很相像的，这种相似度远远超过他们前辈的经历。现在，很多精英后代包括所谓红三代，在国外学习或工作以后都会回到中国，而且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出现。当然，也会有一些草根经过自我奋斗脱颖而出。这就会在未来中国出现像布热津斯基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曾经描绘的场景：再过几十年，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可能就是同学——这是一个乐观的愿景。 但是，未来的一些中国政治领导人也有可能具有的弱点就在于，他们缺乏与草根的结合与理解，就对整个社会指手画脚。他们所经历的”洋插队”，和其父辈当年真正的插队是不能相比的，这方面他们缺乏磨练。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具有所谓”镀金”的经历，但是仅仅通过留学来”镀金”，并不代表他们具有了作为国家治理者所需要的真正完整的履历。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目前来看，还需要我们持续的观察。对代际的研究和探讨，可以使我们对中国政治走向具有更多的前瞻性。但无论如何，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趋势是无法改变的。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安然。
2015年4月22日 -
郑永年：一党制也能实行宪政与司法独立
导语2015年4月12日，新加坡隆道智库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举办的隆道亚洲论坛在新加坡举行。本次论坛由南洋理工大学前校长、隆道智库主席徐冠林主持，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永年，亚洲问题著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府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共话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现状：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论坛上经济新常态、政治新常态、人才新常态、外交“非常态”、亚洲共同发展、高端移民浪潮对亚洲的影响、反腐等成为本次论坛的热议话题。嘉宾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委员会主任。 十八大后，中国政治进入了新常态，特点包括权力的集中、长期的反腐败运动、重视顶层设计等。但是这也使中国面临很大困难：中国经济面对很大的下行压力，并且由于中央集权与反腐败运动，出现部分官僚不作为现象。什么是旧常态 从1980年至十八大这段时间称为旧常态，而在十八大后中国政治进入了新常态。 中国过去35年取得巨大成就，发展到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中国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经济制度比较好了解，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有以下三点优势。1）中国精英制度，有年龄限制，即到了规定年龄就要退休；2）中国有限任期制，目前实行两届任制；3）中国采取集体领导方式。 当然上述政治制度也产生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过度的内部制衡、政治寡头、大规模腐败、GDP主义、社会不公平、基尼系数走高等。新常态下中国的集权和反腐 十八大以后进入新常态，主要有以下两大特征： 第一，集权。无论是反腐败还是深化改革，都需要权力。在比较困难的改革需要全力，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中国政府成立4个领导小组，已经开始改变9个常委各管一派的权力状态。 第二， 进入长期反腐败的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能与之前相抗衡的就只有明朝的朱元璋反腐。最主要的就是切断经济寡头转向政治寡头。决策者要解放思想 西方国家用了一百五六十年建立了法治制度，中国现在开始建立法制，也会遇到很多困难。我相信，一党制下也能实行宪政与司法独立，中共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巡回法庭，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终身责任制，就是这个方向。 要实现一党制下的宪政与司法独立，需要决策者解放思想，而不要老是看几本西方的教科书就觉得西方是对的，好的。我一直在想，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模式，充分融合中西方制度的优势。
2015年4月20日 -
王辉耀：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全球人才流动
导语2015年4月12日，新加坡隆道智库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举办的隆道亚洲论坛在新加坡举行。本次论坛由南洋理工大学前校长、隆道智库主席徐冠林主持，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永年，亚洲问题著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府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共话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现状：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嘉宾简介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中国还没有充分利用国际人才红利，国际人口比例只有0.06%，而发达国际平均10%，发展中国家1.6%。中国应积极建立国际人才长效机制新的“WTO”，中国的干部选拔的制度也可以借鉴新加坡模式，社会为党和政府培养精英和干部，在社会上成才后被吸引进入体制内。 中国国际人口红利还需提高 全世界留学生已达到500万，在人才吸引、人才流动，包括留学生吸引，新加坡位处前沿，整体增长非常快。重视人才流动、人才吸引、最典型的例子 --美国，41%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移民、全电子工程研究生71%来自中国、42%理工科的博士来自其他国家。发达国家都在争取人才，未来世界是人才的竞争。 随着交通、互联网越来越便利，与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全球的移民发展在发达国家非常迅速，传统的移民国家大都达到10%至20%，传统的非移民发达国家，移民人口也占到总人口的10%。 全球化人才流动逐渐成为主要趋势，中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移民红利非常弱，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才，需要抓住国际移民的红利，促进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基本超过10%，世界平均水平是3.2%，印度达到0.4%。中国却只有0.06。 农民工人口流动创造了中国过去30年的辉煌，而未来30年，要发展为创新型国家、发达国家，中国国际的人口红利还要提高，需要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中国发展，不仅要抓住国内人才红利，需更要抓住国际人口红利来促进中国未来的发展。吸引创业型人才 创业型人才得到不断的重视。美国设立投资移民签证来吸引创业型人才。据统计，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中，10000人有8500人来自中国；日本设立国家战略特区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其入籍要求从以前的10年长期居留减到现在的5年；加拿大推出创业签证；英国提出全球创业人才。 在中国人才制度改革方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推动中美两国实现10年多次往返签证；在今年的3月，外交部长王毅宣布对加拿大也实现10年往返签证，促使人才流动更加便利。建立人才的WTO 中国政府在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人才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人才流动、人才培养、人才吸引，重视人才使用和培养经验。2013年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主席提到“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政府需要广纳天下英才。两会期间，习主席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提到不光要吸引本国的人才，还有世界的人才。在亚信峰会上，习主席提到“一个国家的开放，归根结底还是对人才的开放”。 目前中国面临很多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输出1000多万移民，而在中国的外籍人口只有80万。中国留学生每年输出50万人左右，来华留学生总数累计只有30多万，而来华读取学位的留学生在15万左右，中国在输出人才和引进人才上数据相差悬殊。 希望中国能打造亚洲教育园，从而使亚洲高校的大学生、留学生之间可以加强交流。全球的货物流动有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希望建立一个人才的WTO（World Talents Organization）。 未来，中国可以进一步推动学历和资格互认，提升人才交流，成为人才进出口大国。
2015年4月20日 -
龙永图： 经济新常态中的“自行车理论”
导语2015年4月12日，新加坡隆道智库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举办的隆道亚洲论坛在新加坡举行。本次论坛由南洋理工大学前校长、隆道智库主席徐冠林主持，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永年，亚洲问题著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府管理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共话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现状：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论坛上经济新常态、政治新常态、人才新常态、外交“非常态”、亚洲共同发展、高端移民浪潮对亚洲的影响、反腐等成为本次论坛的热议话题。嘉宾简介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咨询委员会主席。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很大的成果，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腐败、环境、国民素质、教育问题等，依旧需要依靠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以经济学上的“自行车”理论为例，自行车一定要走，停下就会倒下。停止就会倒下 中国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质量是经济新常态的关键词，前提是继续重视中国经济的增长。 第一：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有2亿人还是贫困人口，每年需要解决700多万大学生就业岗位问题，面临的挑战很大，必须进行经济增长。 第二，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很大的成果，但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腐败、环境、国民素质、教育问题等，依旧需要依靠中国发展过程中解决，只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才能进行解决，以经济学上的“自行车”理论为例，自行车一定要走，停下就会倒下。 第三，中国经济总量很大，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经济增长备受全球关注，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全球对中国的信心就会下降，世界对中国的产业、货币、企业的竞争能力产生怀疑。 中国还有一个重大目标：在十年之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速度放慢，从10%到7%，是为更好解决贫困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百姓的生活质量是基础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比较低的速度，还需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经济质量的问题。 首先：解决老百姓生活质量的问题。当前趋势，中高收入群体进入迅速增长，满足基本诉求，因为他们已经步入小康标准，最关心的是以前不受重视的问题，他们关心的问题是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安全的治安等，这些问题就是提高生活质量问题，本质还是经济质量的问题。 第二，中国产品质量的问题。虽然是制造业的大国，但在制造业的基础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还需解决比如工作态度的问题，不要马马虎虎。2）要讲究卫生，一个不讲卫生的国家是不能成为制造业的大国，从而去提高产品的质量。 第三，经济质量，经济发展后有两个衡量标准：1）经济发展后，民生是否得到改善或提高；2）社会是否更加公平、更加正义。 贫富悬殊、社会得不到公平和和谐，说明经济发展的背后存在着问题。平稳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是老百姓基本的诉求，只有解决这些才能解决经济质量的问题。“一带一路”不仅是政府的事情 全面的扩大对外开放，更加强调一带一路战略，使其成为全球合作的大战略。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中国老百姓能享受到福利，使周围的邻居尤其是沿线的国家也可以享受到福利。作为全球经济合作的战略，不仅需要中国方面提出，更需要沿线的国家共同提出。只有经过各方的共同提出的项目，才能确保“一带一路”战略落到实处，使沿线国家都能得到好处。 “一带一路”不仅是政府的事情，还需要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政府需要和企业很好地沟通，凝聚共识，成为一带一路中活生生的组成部分。只有成为活生生的组成部分，才能使建立“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成为现实。 在大战略框架下，“一带一路”的建设对双方都有好处，希望广大的企业家能积极参与到这件事情里。
2015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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