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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我是怎样选中腾讯与京东？
理事简介张磊，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手中掌握着180亿美元资金，张磊无疑是中国最富有的投资人之一。但在最近去美国旧金山时，张磊及其随从人员却通过旅行房屋租赁平台 Airbnb 挤入 Mission District一套三居室的住宅中，他还通过按需杂货店递送服务Instacart定水。在纽约停留数天中，张磊等人都是通过Google Express购买食物。 当然，这不是因为张磊住不起豪华酒店。相反，这是他的调研之旅。张磊只是想要了解他所投资的这些业务。10年前，借助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2000万美元资金，张磊成为腾讯、京东等公司的早期投资者，这些新兴企业已经撼动中国传统行业。现在，张磊认为这些公司可能在全球掀起狂澜。 张磊日前在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香港总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可能成为全球创新革命的引擎之一。”遥望大洋对面的硅谷，张磊代表了中国新兴企业家阶层。他曾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等科技大亨坐而论道，并访问过Airbnb等初创企业。 对于外人来说，高瓴资本是一家由早期意外发现“金矿”的神秘男子领导的神秘公司。但是对于投资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捐赠基金、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富有企业家来说，张磊似乎从未押错过赌注。随着中国经济经历一系列波折，张磊的下一个投资组合可能成为评判其成就的重要标准。 高瓴资本很少提及其投资者或投资记录，并强调长远投资项目。一名投资者宣称，自从2005年成立以来，高瓴资本的平均年回报率高达39%。随着“金库”膨胀，张磊及其领导的高瓴资本正前往美国寻找更多机遇。 最近，高瓴资本与Mayo Clinic达成合作协议，将美国最著名的医疗保健机构引入中国。张磊希望借此撼动国内医疗保障体系，后者正需要快速转型，利用现代科技打造新的服务和产品，比如数字档案管理系统。但是张磊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国有医院官僚风气严重，老年人服务需求飙升等。可是张磊表示，他可以完成这项重任。 戴着眼镜、言行随和的外表，掩饰了张磊拥有巨额财富的真相。张磊的出身和经历都不同常人，他1972年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在张磊长大后，他恰巧处于中国进行变革的时代。 7岁时，张磊就进行了自己第一次创业尝试：将自己的连环画租给等火车的乘客。今天，分享经济的概念已经成为Uber以及Airbnb等硅谷公司的经营基础。但是张磊的前瞻性想法并非总是获得热情支持。1999年获得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奖学金后不久，张磊就开始申请前往华尔街工作。但没人愿意接收他，当张磊询问是否有加油站时，一名面试者甚至质疑他的智商。 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充当实习生时，张磊的机会来了。这是一个非常规安排，因为通常需要攻读MBA学位的学生担任实习生，但张磊给当时的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David F. Swensen)留下了深刻印象。 耶鲁大学捐赠基金高级主管迪恩·塔卡哈什(Dean Takahashi)说：“张磊是个例外，他几乎立刻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洞察力，并能够准确确定哪些企业将会取得成功。”此外，张磊有着牢靠的人脉，通过高瓴俱乐部认识成功的中国企业家。这个俱乐部是张磊在耶鲁大学时建立的，以高瓴大街命名，那里是他上课的地方。 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实习时，张磊被派出研究木材等行业，数周后他就带着厚厚的报告回来。这种严谨的传统被他引入自己的公司。在高瓴与Mayo Clinic达成合作协议签，分析师曾花费数年时间研究其可行性。 在耶鲁大学就读一年级时，张磊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日益壮大的私营部门，他敲开了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等企业家的大门进行请教，并与他们建立起深厚友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张磊重新回到美国。 4年后，获得MBA文凭的张磊说服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交给他2000万美元资金用于投资中国新兴公司。最初，张磊处于犹豫之中，他还显得很青涩，甚至不知道雇佣哪些人。张磊很快打电话给老朋友们，一个朋友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推荐了自己的妻子。 张磊回忆称：“我说：‘你是认真的吗?你是想要应付我，才推荐你妻子吗?’”这位女性名叫特蕾西·马(Tracy Ma)，她现在已经是高瓴资本的首席运营官。 2005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的资金达到150亿美元，但其在中国押下的赌注很小，但张磊认为中国潜力巨大。张磊的第一个赌注押在腾讯身上，2005年购买腾讯股票。当时腾讯最著名的产品是QQ，公司估值还不到20亿美元。而今天，腾讯已经成为价值近1800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张磊说：“现在回想过去，我惊讶地发现腾讯股票如此便宜。”现在，高瓴资本依然持有腾讯的股份。 张磊的其他投资也都产生令人瞩目的回报。2010年，高瓴资本向京东投资2.55亿美元。4年后，当京东IPO时，这些股票价值暴增到39亿美元。据2名知情人士透露，2014年，腾讯曾斥资2.15亿美元收购京东15%股份，当时张磊也曾在幕后参与。 高瓴资本的“买入持有”策略让它更像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而非对冲基金。高瓴资本的投资者更愿意将他们的钱投在长期项目上。这给了张磊巨大的转圜余地，他可以投资蓝月亮等私人公司。2006年，当张磊首次见到蓝月亮的夫妻搭档创始人时，他们正在销售洗手液。他们保持着接触，几年后，他们给张磊打电话称开发出新型洗涤剂。 张磊的坚持结出硕果。2010年，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在中国销售洗衣粉，因为他们认为消费者不愿意花更多钱买洗涤剂。但是张磊却不这样认为，他劝说蓝月亮公司扩大洗涤剂业务，并通过交换持股的方式迅速扩张。现在，张磊押注蓝月亮必将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品牌，堪与汰渍(Tide)等品牌一争高下。高瓴资本还向格力、美的等公司押下赌注，格力现在是全球空调领先制造商，美的则是电器制造商。 张磊说：“我们正看到中国企业家崛起，在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缓慢时，中国企业家正快速赶超他们。美国公司可以从中国同行这里学到一两个经验，而中国企业必须学会跨越传统行业。” 这是张磊掌握某种事物的技巧，他不仅凭借此用了短短数年就从一名不文的小人物成为亿万富翁，还用于他对极限运动的激情中。2月份，张磊曾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柳特赖德滑雪，当时他曾沿着直线滑下最陡峭的斜坡。 张磊称，投资中国不适合内心软弱的人。但他补充说，这里存在着巨大机遇。如果你有开放的头脑，你应该重点关注中国的未来。 (文章选自《纽约时报》，作者：Alexandra Stevenson)理事简介张磊，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手中掌握着180亿美元资金，张磊无疑是中国最富有的投资人之一。但在最近去美国旧金山时，张磊及其随从人员却通过旅行房屋租赁平台 Airbnb 挤入 Mission District一套三居室的住宅中，他还通过按需杂货店递送服务Instacart定水。在纽约停留数天中，张磊等人都是通过Google Express购买食物。 当然，这不是因为张磊住不起豪华酒店。相反，这是他的调研之旅。张磊只是想要了解他所投资的这些业务。10年前，借助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2000万美元资金，张磊成为腾讯、京东等公司的早期投资者，这些新兴企业已经撼动中国传统行业。现在，张磊认为这些公司可能在全球掀起狂澜。 张磊日前在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香港总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可能成为全球创新革命的引擎之一。”遥望大洋对面的硅谷，张磊代表了中国新兴企业家阶层。他曾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等科技大亨坐而论道，并访问过Airbnb等初创企业。 对于外人来说，高瓴资本是一家由早期意外发现“金矿”的神秘男子领导的神秘公司。但是对于投资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捐赠基金、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富有企业家来说，张磊似乎从未押错过赌注。随着中国经济经历一系列波折，张磊的下一个投资组合可能成为评判其成就的重要标准。 高瓴资本很少提及其投资者或投资记录，并强调长远投资项目。一名投资者宣称，自从2005年成立以来，高瓴资本的平均年回报率高达39%。随着“金库”膨胀，张磊及其领导的高瓴资本正前往美国寻找更多机遇。 最近，高瓴资本与Mayo Clinic达成合作协议，将美国最著名的医疗保健机构引入中国。张磊希望借此撼动国内医疗保障体系，后者正需要快速转型，利用现代科技打造新的服务和产品，比如数字档案管理系统。但是张磊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国有医院官僚风气严重，老年人服务需求飙升等。可是张磊表示，他可以完成这项重任。 戴着眼镜、言行随和的外表，掩饰了张磊拥有巨额财富的真相。张磊的出身和经历都不同常人，他1972年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在张磊长大后，他恰巧处于中国进行变革的时代。 7岁时，张磊就进行了自己第一次创业尝试：将自己的连环画租给等火车的乘客。今天，分享经济的概念已经成为Uber以及Airbnb等硅谷公司的经营基础。但是张磊的前瞻性想法并非总是获得热情支持。1999年获得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奖学金后不久，张磊就开始申请前往华尔街工作。但没人愿意接收他，当张磊询问是否有加油站时，一名面试者甚至质疑他的智商。 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充当实习生时，张磊的机会来了。这是一个非常规安排，因为通常需要攻读MBA学位的学生担任实习生，但张磊给当时的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David F. Swensen)留下了深刻印象。 耶鲁大学捐赠基金高级主管迪恩·塔卡哈什(Dean Takahashi)说：“张磊是个例外，他几乎立刻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洞察力，并能够准确确定哪些企业将会取得成功。”此外，张磊有着牢靠的人脉，通过高瓴俱乐部认识成功的中国企业家。这个俱乐部是张磊在耶鲁大学时建立的，以高瓴大街命名，那里是他上课的地方。 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实习时，张磊被派出研究木材等行业，数周后他就带着厚厚的报告回来。这种严谨的传统被他引入自己的公司。在高瓴与Mayo Clinic达成合作协议签，分析师曾花费数年时间研究其可行性。 在耶鲁大学就读一年级时，张磊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日益壮大的私营部门，他敲开了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等企业家的大门进行请教，并与他们建立起深厚友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张磊重新回到美国。 4年后，获得MBA文凭的张磊说服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交给他2000万美元资金用于投资中国新兴公司。最初，张磊处于犹豫之中，他还显得很青涩，甚至不知道雇佣哪些人。张磊很快打电话给老朋友们，一个朋友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推荐了自己的妻子。 张磊回忆称：“我说：‘你是认真的吗?你是想要应付我，才推荐你妻子吗?’”这位女性名叫特蕾西·马(Tracy Ma)，她现在已经是高瓴资本的首席运营官。 2005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的资金达到150亿美元，但其在中国押下的赌注很小，但张磊认为中国潜力巨大。张磊的第一个赌注押在腾讯身上，2005年购买腾讯股票。当时腾讯最著名的产品是QQ，公司估值还不到20亿美元。而今天，腾讯已经成为价值近1800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张磊说：“现在回想过去，我惊讶地发现腾讯股票如此便宜。”现在，高瓴资本依然持有腾讯的股份。 张磊的其他投资也都产生令人瞩目的回报。2010年，高瓴资本向京东投资2.55亿美元。4年后，当京东IPO时，这些股票价值暴增到39亿美元。据2名知情人士透露，2014年，腾讯曾斥资2.15亿美元收购京东15%股份，当时张磊也曾在幕后参与。 高瓴资本的“买入持有”策略让它更像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而非对冲基金。高瓴资本的投资者更愿意将他们的钱投在长期项目上。这给了张磊巨大的转圜余地，他可以投资蓝月亮等私人公司。2006年，当张磊首次见到蓝月亮的夫妻搭档创始人时，他们正在销售洗手液。他们保持着接触，几年后，他们给张磊打电话称开发出新型洗涤剂。 张磊的坚持结出硕果。2010年，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在中国销售洗衣粉，因为他们认为消费者不愿意花更多钱买洗涤剂。但是张磊却不这样认为，他劝说蓝月亮公司扩大洗涤剂业务，并通过交换持股的方式迅速扩张。现在，张磊押注蓝月亮必将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品牌，堪与汰渍(Tide)等品牌一争高下。高瓴资本还向格力、美的等公司押下赌注，格力现在是全球空调领先制造商，美的则是电器制造商。 张磊说：“我们正看到中国企业家崛起，在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缓慢时，中国企业家正快速赶超他们。美国公司可以从中国同行这里学到一两个经验，而中国企业必须学会跨越传统行业。” 这是张磊掌握某种事物的技巧，他不仅凭借此用了短短数年就从一名不文的小人物成为亿万富翁，还用于他对极限运动的激情中。2月份，张磊曾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柳特赖德滑雪，当时他曾沿着直线滑下最陡峭的斜坡。 张磊称，投资中国不适合内心软弱的人。但他补充说，这里存在着巨大机遇。如果你有开放的头脑，你应该重点关注中国的未来。 (文章选自《纽约时报》，作者：Alexandra Stevenson)
2015年4月8日 -
布鲁金斯学会：没有学生的大学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其成立可以追溯到1916年，由圣路易斯市企业家、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创建。其后，经济研究所1922年成立，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1924年成立，两者于1927年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布鲁金斯创立之初就宣称自己是“第一个致力于在国家层面分析公共政策问题的私人组织”，其愿景有三方面：捍卫美国民主；确保美国公民经济与社会福利、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机遇；推进一个更加开放、安全、繁荣和合作的国际社会。 2002年，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成为布鲁金斯的主席后，开始注重国际化分支机构的拓展。先后建立了萨本中东政策中心（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和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2006年又在北京建立了布鲁金斯—清华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enter），2007年7月建立了英格堡医疗保健改革中心（Engelberg Center for HealthCare Reform），10月在卡塔尔又建立了布鲁金斯多哈中心（Brookings Doha Center）。 在组织结构上，布鲁金斯学会实行董事会负责制。董事任期为三年一届，董事会旨在为学会提供商业和学术治理，批准学术调查的范围以确保学术的独立性。目前，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有83名成员，主要为著名的企业家、银行家、学者。现任董事会主席为清华大学教授、高盛集团前全球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学会主席的职责为负责日常的行政工作，包括制定政策、推荐项目、人事管理及出版业务等。 没有学生的大学 从人员组成来看，布鲁金斯学会现有近300名成员，大部分为研究人员，有100多名学者，近100名高级研究员。担任行政领导职位的人员较少，仅有10人。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拥有极强的学术积淀，其思想、观点在学术界拥有极大影响力，学会也因此获得了“没有学生的大学”的美誉。研究人员的专业分布很广泛。 布鲁金斯的研究人员不仅具有极强的学术实力，很多人还经常出入于各个政府部门，官方背景深厚。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就在布鲁金斯学会寻找了诸多外交与经济幕僚，就任总统之后，也邀请了多位布鲁金斯学会成员加入奥巴马政府。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莱斯（Susan Rice）、白宫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贝德（Jeff Bader）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位。布鲁金斯学会与政府的关系除了其研究人员会进入政府任职之外，还会有卸任的政府官员到布鲁金斯学会任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塔波特（Strobe Talbott）卸任之后就加入了布鲁金斯学会，成为了布鲁金斯研究所总裁。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是通过研究领域（Programmes）、研究中心（Centers）和研究的课题（Research Projects）等三种形式展开的。研究课题组都是根据课题的需要随时召集的，课题一旦完成，课题组就自动解散。截止2012年11月1日，学会共有五大研究领域，13个研究中心，21个在研究项目。 布鲁金斯学会所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研究主题划分：主要有商业与金融等13个领域，如果进步细化可以达213个；从研究地理方位划分有亚太地区等8个，具体到80个国家地区和城市。 专项基金支撑日常运营 学会每年的运营经费主要来自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创立的专项基金。还有一部分来自基金会、大公司及个人的捐助，2011年布鲁金斯学会就从基金会获得了3700万美元捐款。而学会从贝尔大西洋公司、J.P.摩根公司、时代华纳、华盛顿邮报等大公司接受的捐助占其全部经费的近二分之一。此外，布鲁金斯学会还会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些资助，学会的出版物和投资也会带来一定的收入。 传播方式转向网络和多媒体 布鲁金斯的研究成果以出版物为主，主要有：《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重点就当前世界经济政治进行分析研究，给政府官员、金融机构、商业人士和经济学家提供 信息资料；《布鲁金斯评论》，主要侧重于美国国内事务，涉及领域为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同时还涉及自己学会相关内容；同时还有一些年刊，例如《国防预算》、《布鲁金斯—沙顿金融服务论文》、《布鲁金斯贸易论坛》、《布鲁金斯教育活动论文》等。在布鲁金斯位于华盛顿的大楼一层，有一个精致的书店，其中 只出售布鲁金斯的各种研究成果和研究员们的出版物。 布鲁金斯对重大新闻事件和世界热点问题的解读，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每次发生重要事件之时，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总会成为各大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例 如，2011年12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消息一公布，《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多家知名媒体的记者就瞄准布鲁金斯学会，各显灵通找寻相关的研究员，想在第一时间内获得他们对金正日逝世会如何影响亚洲及世界局势的分析和看法。 近年来，布鲁金斯的研究成果开始充分利用网络和多媒体的优势，大量的研究成果开始以评论、浏览式书籍、言论、活动等形式呈现给读者。 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包括密切的私人关系 布鲁金斯之所以具有超强的政策影响力，非常得益于学会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包括与政府成员建立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 布鲁金斯学会作为美国政府的重要咨询机构，非常重视学会与政府决策的影响，直接参与到了美国政府的众多决策过程当中。历史上布鲁金斯对美国历届政府、公共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定总统时期，学会参与到了联邦政府预算草案的拟定，战争中债务政策、税务制度改革方案的制定等政府决策当中。胡佛政府时期，学会研究圣劳伦斯航道的建设计划后，认为耗资巨大，帮政府取消了该 计划。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布鲁金斯的经济学家受总统罗斯福委托，开始大规模研究隐藏在经济萧条背后的根本原因。布鲁金斯的第一任主席和其他学者后来积极反对总统罗斯福的新政，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将阻碍经济复苏。随着二战的爆发，布鲁金斯将其注意力转移至通过一系列关于战时资源调动与组织等研究来辅助政府 部门。1948年，布鲁金斯被要求提交一份关于欧洲经济复苏计划的管理方案。而由此提出的组织制度和结构保证了马歇尔计划得以认真和务实的执行。肯尼迪总统时期，布鲁金斯学会为政府提供意见建议的领域更加广泛，空间研究计划、经济政策等无所不包。20世纪80年代，布鲁金斯学会在健康保险和税收方面有过突破性贡献。90年代将研究成果运用于美国的福利、公共服务和竞选财务方面。9.11期间，学会在更有效地组织美国政府和保卫国土方面作了大量研究。进入21世纪，布鲁金斯在美国州和地方各级地方政府的改造、联邦预算的重建、医疗政策改革和全球贫困等，也做出过重要贡献。 重视中国研究 布鲁金斯还十分重视中国研究。专门设置了独立的中国研究机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布鲁金斯—清华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是由高盛集团前首席执政官约翰·桑顿捐资建立的，目前已成为学会第二大中心，工作人员也以扩大到8名。2014年2月，我在布鲁金斯做访 问研究时的同事、华裔学者李成被任命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做为在美国最主要的智库中担任中国研究方面主管的华裔学者，李成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和领导层研究的专家，他还有丰富的横跨中美两国生活、研究经验，将给中美关系和中美智库合作架起新的桥梁。李成担任中国中心主任后，国内不少媒体更 加关注李成所领导的布鲁金斯中国研究中心，有很多报道。 李成的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中包括曾任美国国家 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杰弗里·贝德、克林顿时期任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的李侃如等。李成同时还领衔编纂桑顿中心中国思想家系列丛书。该丛书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杰出思想家的专著。他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和领导层研究的专家，他还有丰富的横跨中美两国生活、研究经验，将给中美关系和中美智库合作架起新的桥梁。在《京华时报》对李成做的专访中，李成表示，中国智库的学者们要更多争取国际上的影响力 和话语权，他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快速的发展，任何人，任何事件，即使是当前的房地产泡沫或金融危机，都不能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关键在于中国领导人如何抓住机遇”。 2010年9月，作为我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的研究成果之一，布鲁金斯在华盛顿专门为我和几个学者举办了题为“全球背景下的中国人才新规划”研讨会。这次会议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近100人出席了这场专门关注中国新人才规划的研讨会，这也是美国第一次举办有关中国新人才规划的研讨会。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专家和正在布鲁金斯的访问研究员，我很荣幸参加并作了演讲。出席研讨会的美国学者还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中心研究主任李成，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中美技术经济商务中心主任西蒙教授，宾州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卡贝尔教授，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弗里德曼等知名专家。这也是我第二次在布鲁金斯做演讲交流，第一次做的交流是有关中国海归发展的专题。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人才和海归研究的重视，使我体会到一个真正国 际化智库所拥有的全球视野。 摘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人民出版社 《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人民出版社
2015年4月8日 -
【专家观点】郑永年：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有市场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2015年4月8日 -
郑永年: 华商迎第三次历史阶段 抓住中国走出去机遇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015年3月29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在圆桌会发言时表示，“一带一路”中国资本、企业出去之际，世界华商应该抓住机遇重新定位，发挥独特作用。 郑永年表示，华商在中国重大历史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阶段，华商支持中国革命。第二个阶段，华商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处于资本高度短缺时代，华商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贡献很大。 郑永年认为，华商正面临第三个发展阶段。“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政府起搭台作用。海外华商可以抓住机遇，可配合当地政府，和中国走出去的资本、企业合作，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为当地百姓做好事。 郑永年建议，海外华商要关注智库作用。观察华商群体，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北美，华商和智库的联系都存在短板。而世界其它国家的企业家都非常关心政治和公共政策。华商可通过智库表达公共政策，做智库既可为自身服务，为当地社会和当地政府服务，也可借此改善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郑永年强调，没有知识支撑的财富是不可持续的财富，可持续的财富积累需要智库的建设。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29日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015年3月29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在圆桌会发言时表示，“一带一路”中国资本、企业出去之际，世界华商应该抓住机遇重新定位，发挥独特作用。 郑永年表示，华商在中国重大历史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阶段，华商支持中国革命。第二个阶段，华商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处于资本高度短缺时代，华商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贡献很大。 郑永年认为，华商正面临第三个发展阶段。“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政府起搭台作用。海外华商可以抓住机遇，可配合当地政府，和中国走出去的资本、企业合作，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为当地百姓做好事。 郑永年建议，海外华商要关注智库作用。观察华商群体，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北美，华商和智库的联系都存在短板。而世界其它国家的企业家都非常关心政治和公共政策。华商可通过智库表达公共政策，做智库既可为自身服务，为当地社会和当地政府服务，也可借此改善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郑永年强调，没有知识支撑的财富是不可持续的财富，可持续的财富积累需要智库的建设。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29日
2015年4月8日 -
张亚勤博鳌谈，把钱放在哪儿更安全
2015年3月26日至3月29日期间，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博鳌召开，在本次论坛上，百度总裁张亚勤参加了多场论坛和媒体专访。期间，张亚勤主要针对移动医疗、大数据安全、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以及青年创业等多个议题发表了看法。 特别是在谈到传统行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时张亚勤提出，让“互联网+”变成“互联网x”，将发挥出互联网产业的倍乘效应，尤为引人关注。 移动医疗解决中国"看病难"问题 张亚勤在论坛期间表示，对于互联网的未来，是把互联网的技术、商业模式又送回到物理世界，将信息科技应用于生活、改变生活。 张亚勤举了医疗行业的例子。比如现在做医疗存在着医疗信息不对称，病人找不到好医生的情况。现在百度在做的事情，就是帮助用户随时找到最适合的医生，马上预约、挂号、就诊，可以不用排队就开始看病。 据悉，今年百度在医疗领域不断战略布局，率先与301医院达成战略合作，推出“百度医生”的APP，还战略投资了医护网，致力打造医疗领域三个闭环，已经在大力度地推动移动医疗的发展，解决中国看病难的问题。 互联网大数据更安全 在参加“互联网大数据的局限、误区与真相”电视辩论活动时，张亚勤针对互联网大数据安全形势指出，人们正在从将实物与虚拟信息连接的“信息化生存”，向着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物理世界中的“互联网化生存”转变。 张亚勤认为，当下包括移动的、云端的、数据的安全都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也开始与信息相关。移动支付、在线消费、互联网金融等互联网安全，已经涉及到用户财产安全的问题。 但张亚勤认为事情总是存在两面性的，例如“斯诺登事件”带来的正面影响是大于负面的。张亚勤形象的举了个例子：“你把钱放到银行里面安全，还是把钱放到米枕头底下，或者是藏在家里面挖个洞，哪种方式更安全？答案是：还是银行是最安全的。虽然大家会对大数据存有一些顾虑，但是整体来讲大数据、云计算是更安全的，所以还是应该放心地去使用大数据。” 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结合将发挥倍乘效应 在接受媒体有关互联网金融的采访时，张亚勤表示，很多传统产业都在积极地和互联网进行拥抱和融合，很多传统行业的人才也都纷纷来做互联网产业，都是在互联网+的时代下对原有传统行业的发展探索。 张亚勤认为，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使金融商业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的经营业态产生、发展并不断壮大，传统经营模式发生重大改变。首先，互联网金融直接促使了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其次，互联网金融改变了金融功能的实现形式。第三，互联网金融催生了金融功能重组下的新业态。 但张亚勤也指出，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并不意味着对传统金融的彻底颠覆。一方面要保持互联网不断创新的心态，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传统金融行业的谨慎，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特别是互联网金融业务在对风险的理解与控制上，要与监管要求保持一致。 张亚勤进一步指出，将互联网与金融、旅游、医疗、健康、农业等传统行业实现深度融合，让“互联网+”变成“互联网x”，将发挥出互联网产业的倍乘效应。 人工智能：百度核心竞争力所在 本届博鳌论坛上，有关人工智能的话题也成为各家媒体关注的焦点。对此张亚勤表示，百度在大数据和语机器学习方面拥有最强的技术。在语音识别、图像搜索以及图像识别方面是百度核心的竞争力。 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百度大脑项目进展，张亚勤表示，百度大脑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更多的是物理层，包括存储，虚拟化，这是物理层的，我们有全亚洲最大的数据中心。第二次层次是数据层，我们有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数据，数据量我们刚才讲过也是中国最大的。更重要是第三层这种数据的挖掘，分析，结构化，智能化，提到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图像分类，让搜索更加精准，让广告的匹配更加的精准，让找服务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张亚勤对于未来智能生活和产业的趋势判断中指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包括无人机驾驶，包括家庭、工业机器人，这些的发展都将对于社会要素和结构产生很大影响。但并不是说互联网冲击掉了传统行业，而是万物互联之势，互联网拥抱传统行业的业务发展模式与思维模式，进而实现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主动、深度的融合。 青年人创业不要有泡沫心理 除了对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张亚勤对青年人的成长和发展也极为关注。在担任青年领袖论坛导师一职时，张亚勤对青年人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和建议。 对于青年人创业，张亚勤认为，大学生不应该急于创业，一定要有好的创意，可以有好的结果改变一些东西再来创业。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尤其在没有明确计划的时候，被VC一鼓动就去创业，这样的情况大公司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并且这样会浪费很多社会资源。 张亚勤在本次圆桌会议上表示，创业是很辛苦的，并不是说到工商盖一个图章就算是创业，创业更多是一种创业的精神，不管在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或者自己去真正的开一个公司，重要的是有创业精神。 张亚勤提到，现在的互联网巨头在创业之处都有一个使命感。比如李彦宏创办百度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公平便捷的得到信息。而这种使命感，是创业者所需要的。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30日
2015年4月1日 -
沈南鹏：“做什么不重要，和谁一起才重要”
今天福布斯发布了全球投资人榜单。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市场成为了投资人最为灼热的焦点。正如Alex Konrad所说：“对中国的投资超过了美国东海岸——旧金山周边似乎已经找不到可以投资的初创企业了。今年榜单上至少有13名投资人主要专注于投资中国初创企业，包括老虎环球基金（Tiger Global Management）的斯科特•施莱弗（Scott Shleifer，排名第48）、IDG资本（IDG Capital Partners）的章苏阳（重回榜单，排名第87）、红杉资本中国的周逵（排名第61）和计越（首次上榜，排名第22）。”中国军团异军突起。连续四年蝉联福布斯榜单华人投资人榜首，且在2015年全球榜单中排名第8的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今天接受了福布斯的采访，谈及了对中国市场的判断，以及红杉十年的征途。汤维维在今天发布的福布斯全球投资人榜单上，有13位中国投资人进榜。中国军团已经成为全球投资界不可小觑的力量。您如何看这一变化的原因？沈南鹏：中国军团的崛起源于中国企业的崛起。中国创业企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都已经可以和美国媲美了，这是在20年前乃至10年前无法想象的。中国创业企业的成长和规模是今天创投界能够做出优秀业绩的重要基础和保证。绝大多数中国创业企业都得到了创投界从天使到VC到PE等各个环节上给予的支持，这些资金支持和增值服务都给了年轻企业家重要的推动力，这一状况和美国是非常相似的。榜单中反映出来的基本上是目前“走出来”的公司，其实还有大量高潜质的企业尚待浮出水面，这样看在未来，中国企业和优秀投资人的比重应该会进一步提升。这也反映出今天中国创新、创业的实力，尤其是在信息科技产业里表现出了巨大优势。汤维维中国市场的变化速度远远超出了很多国家，中国市场在未来还会有哪些趋势值得关注？沈南鹏：中国今天在信息科技行业里所发现有意思的领域比美国还要多，例如游戏行业恐怕比美国更为活跃；很多中国智能硬件企业从第一天就面向全球市场及用户，例如大疆科技。O2O这类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在中国的应用面也更加广泛。除此以外，新材料、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等方面也都有相当大的机会。在鼓励全民创业创新的大环境下，投资人也将有更多机会创造出更好的业绩。一个国家投资人的成绩最终取决于那个国家创业者的成就和潜能。在变化万千的市场里，我相信投资的基本理念和规则从未改变。投资界现在非常红火，从天使到VC到PE，再包括二级市场对科技类公司的追捧。但万变不离其宗，投资的规则从未改变——抓到最好行业和优秀的商业模式，大家也称之为“风口”，同时找到最好的创业团队。这两方面的结合是一个成功投资和一个优秀创业企业茁壮成长的根基。汤维维红杉在过去十年拥有了非常骄人的业绩，在未来十年还能保持这个势头吗？如果变革，会往哪里走？沈南鹏：过去十年，我们在相同的投资理念下，自身的投资策略与投资方式也在不断进行着调整与发展。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没有哪个投资人可以将同一套投资策略延用多年保持不变。我们所投资的创业者和他们身处的行业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投资人也要始终保持一个开放的学习心态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与年轻创业者合拍，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延续以往的投资业绩和成功。汤维维在您看来，什么是next big thing？沈南鹏： 我感觉很难去描述。行业发展经常带来的是many big things，而不是one big thing。其实投资人需要关注的是和最优秀的创业者和企业家走在一起。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会看到在下一个十年里，同一个创业阶段中，企业家的年龄 恐怕会比过去和今天看到的要年轻很多。文章选自福布斯中文网； 作者：汤维维
2015年4月1日 -
郑永年谈李光耀
如何看待李光耀？ 李光耀先生我见过他很多次，非常的佩服。他确实是新加坡的国父，自从被马来西亚赶出来，被迫独立之后，新加坡只用了一代人就发展起来了，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要知道世界上小国家多得是，有几个发展成这样的？北欧那些小国，也是用了一百多年才发展起来。 我觉得，二战以后反殖民的独立国家，他可能是最后一位政治强人了，跟他同辈的伟大政治人物，他是最后一位了，再也没有了。对他评价高的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大抵如此。他从不空讲理想，而是讲可行的理想，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时时以国家利益为重。新加坡人对李光耀非常敬佩，因为他所做的就是为了新加坡。 他对西方媒体说过很有名的话，大意就是，我是新加坡人民选举出来的，你们不是。我总结，这就是新加坡取得那么大成就的原因。他的想法是，只要我这个政策是为了新加坡社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即使很多人反对，也要坚决执行。 治理新加坡时，他有太多方面要考虑。今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小国从第三世界跳到了第一世界，从低收入国家，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且没有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一路发展到了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到了5.5万美元级别。 在考虑这些成就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新加坡真的什么资源都没有，就连喝的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 现在有年青一代批评他，但我觉得光看这个成就，李光耀就了不得。 李光耀与中国 我想李光耀，或者说新加坡，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分多个阶段的。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时候，基本上就在构思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直到南巡以后，正式提出向新加坡学习。早期，中国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感兴趣；后来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对新加坡的金融制度感兴趣；建设苏州工业园区时对工业园区感兴趣；到了天津生态城，是对新加坡的环境与生态发展感兴趣。 其实大家心里一直觉得应该学习，但是不太提的一个方面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社会，如何构建出了清廉的政府和法治的社会，而且也是在一党独大的前提下完成的。 这些年因为我两边都跑，感觉到中国还需要学习新加坡的精神。当然很多官员都说，那么小个国家我怎么学？我觉得那都是借口，大国小国都值得取经。国家大小不是问题，小国家反而不好治理，因为小国家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强，所以不能犯错误，一定要科学决策。你看新加坡建国以后，从没犯过重大错误，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好好学习。因为我们在夹缝中生存，所以格外谨慎，在冷战中没有犯错误，冷战之后也没有犯错误。 还有新加坡的政党开放性。基本上，是执政党的开放造成了自身的强大，他们真的敢于用各个方面的人才。中国现在也逐渐在开放，比如最近任命清华校长当环保部长，这和新加坡是很相似的，我们政府中很多人才都是从社会上录用的，不能光从官僚体系培养，那样太僵化。 李光耀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抓住了“关键的少数人”。他对1978年来访的邓小平说，未来大陆一定会成功。他的理由是，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广东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识字，很贫穷，而达官显宦、文人学士则全留守中原，因此没什么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国做不到的，或没法子做得更好的。 亚洲国家成功的关键都是抓住“关键的少数人”，日本的明治维新如此，韩国也是如此，中国搞建设也需要关键的少数人，搞不定的话，对整个国家都不利。所以应当从关键的少数人抓，一步步走到依法治国，并以法治来推动深化体制改革。文章选自侠客岛，2015年3月21日
201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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