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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Opening agro trade would benefit Sino-US Trade Talks
China should loosen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move would help to speed up the conclus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 former deputy trade minister said on Tuesday."During the recent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 deputy proposed further opening impor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cept for rice and wheat. I totally agreed with him," Long said at an event host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a think tank.In the 1990s, Long was the chief negotiator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is now the chairman of the advisory commission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A global perspective is needed to address the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China's farmland has been heavily polluted by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 The land needs to take a breath," he said.He also questioned China's "red line" of safeguarding 120 million hectares of arable land, an amount considered by mainstream opinion as a minimum to ensure China's food security. "China's is a bit conservative in agricultural issues," he said.Long suggested that relaxing restriction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 imports could gain China more leverage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Agricultural product protection is already the toughest issue in China-US negotiations…if you concede a little on this issue to the Americans, they could make concessions on other issues," he said, referring to the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China is negotiating with the US.(By Zheng Yangpeng)From China Daily, Mar. 18, 2015
2015年3月25日 -
【CCG话两会】王俊峰、王振清：”信访还是信法？“
“两会”期间，国务院新闻办下属中国网与CCG联合推出“两会特别视频访谈节目——《中国正在说》”，与专家、网友共同探讨时下最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期《中国正在说》之“信访还是信法？”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并对话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副主席王俊峰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高级法官王振清，共同关注法治中国的建设。 主持人苗绿：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国正在说》，今天的题目是信访还是信法，要研讨的话题是依法治国，我们的节目请到了两位资深的专家，分别是王俊峰先生，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长，另一位是王振清先生，他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高级法官，欢迎二位资深的法律界人士。 王俊峰：各位网友大家好。 王振清：大家好。 主持人苗绿：我们知道“四个全面”就有全面依法治国，在本届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总理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陈述依法治国和法治政府的建设，总理也提到政府有权不可任性，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凸显了法治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法律是非常深入人心的，无论是法律的更新速度还是法律条文的细节，都非常严谨，但是在我们中国，像环保，酒驾，食品安全，儿童拐卖甚至腐败问题，都迟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那么这些都需要严格司法环节，为什么法律在这种时候是束之高阁，同时依法治国给中国的经济社会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那么首先由王律师开始。 王俊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过去两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全面深化改革之外，老百姓感觉最多的就是在法治方面的变化。依法治国，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给法治中国建设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可以说依法治国成为国家的新常态。 在新的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可以感受到这次两会关注最多的就是依法治国，总理的报告也大篇幅的谈到了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建设。随着法治进程加快，有法不依的一些情况，包括冤假错案，会逐步地朝好的方向发展。 主持人苗绿：依法治国对中国社会还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王俊峰：法治是当今人类社会的文明的结晶。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高低，跟法治水平紧紧相连，我们国家依法治国抓住了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方面。依法治国体现在深化改革的各个方面，因为法治关乎过去，是对所有的成果各个方面的总结和保护；关乎当下社会秩序，是基本维护的保证；更关乎未来，一个稳定的法治才能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信心，未来才会有更多的踏实感，所以法治对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 从法律人的角度看，现在社会上很多问题都跟法治不到位有关。最近热议的环保雾霾，还是跟环保领域不能依法办事情，不讲规矩，对森林江河的破坏等方面有关。依法治国会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文明进步。 主持人苗绿：谢谢王律师，那王法官呢？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王振清：在一个法治国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律意识。在推行法治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强调两点：一是民主与法治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法治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进程； 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都应该坚决执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之所以我们还没有达到很好的标准，不是没有法，而是在执法上还存在一些不合理行为。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个进程之中这个问题还需要各级部门和执法机关高度重视。 主持人苗绿：在除了制定法律这一环节以外，还有就是怎么能够有法可依，使法律真正能够推行下去，实施下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对法律的权威性，对公众的影响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都知道，因为觉得法律好像被束之高阁了，就出现像越级上访，集体下跪，甚至一些更极端的维权的方式。我就在想，人们为什么要走这样极端的方式，怎么能做到人人心中有法可依，然后人人觉得能够懂法，并且依靠法律呢，怎么定义刚才我说的这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出现？ 王俊峰：首先信访、上访是我们国家很传统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是行政和司法统一的，县官、州官既管行政又管司法审判，所以老百姓盼清官。这些年国家重视宪法法律颁布，但实际上传统的东西还在发挥作用，而且经常存在不能依法行政的情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推动了国家的变化，给这些传统的东西带来了改变的契机。现在我们按照四中全会规定推进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既讲科学立法又讲严格执法，还有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这些方方面面对一些冤情都会提供很好的渠道去化解。 按照新的全面依法治国，我们要使信访也纳入法治轨道。老百姓来上访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不懂法，哪些是冤，哪些是不对的，各个方面需要有专业人员介入。全国律协过去一年从专业的角度也做了很多工作，帮助老百姓化解在上访过程中的很多问题。最近中央四中全会的文件，给涉法涉诉的案件提供了更专业的渠道，从公立和专业服务的角度提供了很大空间，力争逐步和彻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主持人苗绿：你还有一个身份除了政协委员还是全国律师协会会长，所以刚才我本来想问一个问题，很多人觉得越级上访、集体下跪，这些都是对司法不公的一个补充，有人认为是，同时有人认为他也是用行政干涉司法的手段，所以在这两个中间我也拿不准，到底应该偏向哪一方，你刚才说律师协会也在不断地通过你们的方式，从法律的手段规整这些集体上访，包括下跪这些极端的手段，你是从法律的方式帮助他们？ 王俊峰：上访和信访的确很复杂，有的确实是当事人觉得冤屈了，也有个别是对法律了解不够，所以专业的介入就是一个很好的化解和梳理的渠道。通过专业服务，专业研判，确实存在着冤假错案、冤情，适用法律程序范围，这个包括适用法律方面、证据实施方面确确实实有问题、有疏漏，专业的渠道也会更有效率，对不一定属于法律审判方面的问题也会做一些及时的化解和解释，这个意义非常重大，中央也非常重视。 主持人苗绿：这是律师这样做，法官怎么做呢？法院怎么做呢？ 王振清：上访问题特别是涉法上访，在一个时期以来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和谐和稳定，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 我们在调研上访事件的时候发现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情况是，司法机关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一定的错误，这类情况应该坚决纠正；第二类问题是，比较大量的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向老百姓示明解释不够，对法律的示明做的不够，宣传不够，一些程序上的瑕疵不足以构成错案，不能改判；第三类情况是，从心理学上来说，现在有冤案，几年之后他可能认为我就是被冤枉的，有时候可能会偏激，在这个过程中又没有人给他解释。所以专业人士介入来鉴别到底是不是错案，是非常重要的。要求错案坚决纠正，讲理讲法是不够的，要跟老百姓坦诚讲清楚，出于个人目的的更要严肃对待。 主持人苗绿：戏剧当中中国的传统都是拦轿，然后当堂审判，这是传统的。 王振清：我们这个拦轿子、找领导、找清官，这种做法是长期以来，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期。 主持人苗绿：是人治的一个手段。 王振清：有一种制度来解决问题要更好、更稳定，所以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这个重要意义相比清官不是同日而语的事情。如果制度解决问题了，每一个法官都能公公正正来处理问题，这样效果就会非常好。 信访是我们中国文化传承下去的，到了今天我们不能说取消信访，信访也始终被认为是党和国家了解民情民意的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但是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如果用这种方法的话，那就行政化、人治了。 中央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信访问题纳入法治渠道，在法治层面来解决问题，这个就非常好了。在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带着对老百姓的感情，为他们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对实现社会和谐非常重要，但是又不要过于紧张。我们要直面应对，认真解决这些矛盾。要敢担待，敢负责任，首先要带着对群众深厚的感情，不能一见就烦，一谈就崩，这样信访就越来越堆积，随着我们全面依法治国和旧有矛盾的化解，再加上经济发展，一些政策不断调整，这些问题会得到解决。 主持人苗绿：谢谢二位非常专业的解读，我觉得现代治理可能在法治方面，一方面需要制度化，公民社会制度化，同时也需要人性化，人性去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让他能够更多理解这个问题，有时候就是一点小问题，对他全家来说就是百分之百，怎么能够正面引导他，让他更清楚这个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个事情怎么能够通过合理的手段，法治的手段去解决，可能非常重要。 王俊峰：在法治宣传方面，我们可以拍一些好的电视剧，利用制度，通过找律师、走程序，加强这方面宣传。 主持人苗绿：现代化的治理方式，你说的对，我原来是学习文学的，我们看这个小说，看戏剧什么的，我们从专业角度解读这是中国特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但是如果说从现代国家治理角度，从法律的角度，这个其实是应该扬弃的，比如说你看包青天拦轿子，这个在现代社会你拦得过一个，你能拦得下13亿吗，只能从制度上解决才能把整个社会的问题解决，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 王振清：找清官不如找好的法律制度。 主持人苗绿：在四个全面提出当中，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国，同时全面深化改革，我想问二位，从法律工作者的角度，谈一谈全面依法治国和深化改革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王律师？ 王俊峰：中央提出四个全面在当今国家发展中是带有纲领性的，战略性的，目的是实现小康社会。推动国家发展环节还是要通过改革开放来促进，发展就要有序、有规矩，所以依法治国是整个国家的进步，是有极为特殊意义的一个环节。 面对转型和科技的进步，国家要发展还是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包括人的观念、管理制度等方面，那么就需要有法有据。 所以从法律人的角度看，依法治国就是国家的顶层设计，既关乎所有的政府运作社会发展，又涉及到老百姓的基本权益保护。如果改革没有法治作为基础、作为保障的话，成果也很难巩固。改革涉及到创新及对创新成果的保护，现在国家把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创新成果的保护等，都要纳入法治轨道，所以怎么样强调依法治国都是不过分的。从国家的发展来讲，改革发展开放也是永远在路上，所以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都是我们小康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保障和基础性的制度。 主持人苗绿：依法治国可能一直也在路上，因为什么样的制度是最好的，什么样的法律是最好的，也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完善。 王振清：依法治国是十八大以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决策。依法治国问题在学界和司法界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非常有远见的顶层设计。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是一个基础性的关系和保障性的关系。没有法律做基础，很多事情是办不成的，办完了也不可能持续下去。 主持人苗绿：对个人而言，如果每个人在法律当中行使权利，社会就很和谐；从政府来说，如果大家都依法行政，以法律作为标准，就可以增加政府的公信力；从国家来说，如果大家都依法行使司法文明，社会就能长治久安。不管哪个角度，我觉得对我们社会文明都是有好处的，这个毋庸置疑。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我们都说2015年是推行依法治国的元年，因为十八届四中全会讲了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司法改革也是一个重要话题，那么司法改革还要如何在2015年这个一个重要的年份进一步深化，有什么样的阻力和难点，有什么样问题需要解决，也需要二位站在自己的，一个是法律人，一个是大法官，这个角度来讲一讲，你是大律师你讲讲这个问题。 王俊峰：我们整个社会对国家的法治建设有特殊的期待，2015年是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中央也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包括司法改革。过去这一年老百姓感受最多的是包括反腐，包括冤假错案纠正等等跟法治相连的方面。这些案件都是在给老百姓上法治课，司法改革是一个法治建设过程，法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最重要方面。 我们国家在当代推动法治还有很多阻力，这跟传统有关系，传统当中的很重要的两点，比如说家长制的官本位和人情社会，跟现代法治是冲突很多的，社会不能不讲人情，但是讲人情不能把法律规矩给破了，这是底线问题。我们这么多年推动法治因为家长式的官本位是很有害的，一把手、家长的心态，这种意识给依法办事或者严格执法带来很多问题。 在司改当中推动一些非常重要的环节，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一些冲突，比如推动司法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审判，这些年法院也出现了公信力的问题，政府执政也有很多问题。 立法的目的是要使法律得到准确实施，在这个环节，出现了很多问题和困难，司法改革才刚刚开始，很多需要突破的环节还没有真正地触及，但是无论个人还是政府，要充分地认识到法治本身的科学性，现代法治是有着非常科学的内涵的，要尊重法治本身科学性和司法法律职业人员的专业独立性。 最重要的是大家共同意识到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所有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拥有共同的专业独立性的专业人士。 主持人苗绿：跟当事人接触最多。 王俊峰：如果社会包括司法和检察系统深刻认识到，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工作，都是在依照法律，是推动法律的准确实施方面的一个独立的专业性工作的话，可能工作就好做了。要突破司改涉及到的一些框架，一些部门法，还有很多基本的原则，还有很多探索，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的。 主持人苗绿：你是政协委员，也是全国律师协会的会长，你今年提案有包括这方面内容吗？ 王俊峰：今年提案比较多也相对比较杂。历年来我的提案专注于推动司法改革，推动维护律师权益，怎么样更注重法治的建设等等。今年的提案除了这些方面之外，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关注领域，其中一个是建议在我们国家驻外的使领馆和国际组织，甚至一些海外的企业当中，选拔更多的有法律背景的人工作。我们国家外交工作很重要，使领馆没有法律参赞，当今社会是一个有秩序的法律社会，法律专业人员不够的话，在跟国际上的法律语言沟通方面、对侨民的保护和国家的话语权方面也不行。学法律得要有专业性的沟通，容易理解，容易融合，也容易被尊重。 主持人苗绿：而且法律工作者他有一个特点，学过法律的人他懂制度建设，他懂制度制定，所以西方国家或者发达国家在法律上面非常清晰，也非常重视这个，如果跟他们打交道的话，在国际社会懂得这个法律制定或者懂得制度制定的人更受欢迎。 王俊峰：因为法律交往是当今国际在外交方面最基本的一个方式和渠道，如果我们国家使领馆有法律参赞的话，不仅可以了解学习研究别的国家法律文化，也可以输出我们国家的法律文化，也是软实力的输出，很重要。外交部门应该大量选聘有法律背景的专业人士，可以从法官、检察官或者从法律学者教授那里派出，对权益的维护，对提高我们国家整个依法维权等非常重要。 主持人苗绿：我们以后联合可以做这个题目，以前我们专门给中央提过建议，就是运用这些海外回来的高层次人才，进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占据这样的优势，让中国人有国际组织经验，所以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继续探讨，这是你的提案。我们问问王法官，关于司法改革，你觉得还有什么阻力和难点，还将怎么进一步深化，有什么实际问题的解决？ 王振清：司法改革应该成为一个主旋律，有人开玩笑说十八大以后的改革主要由我们法院改革，但是法院作为执法机关参与更多一些，改革的话我们首先看司法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是上层建筑，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种改革我们一方面要全面实行依法治国，进行这方面司法改革，很多问题要充分做论证，因为它不简单是一个企业这一块经济制度改革，他的改革可能影响我们国家的政体、国体，影响整个国民的方方面面，该大胆突破要大胆突破，该转变也得转变，对一些关键性的部位要多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司法改革我们也意识到还会有一些困难，因为千百年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原则性比较差，我们比较奉行“中庸”。现在放爆竹，我们是有地方法律规定的，什么情况可以放，哪天可以放，什么时间可以放，但是你说大过节的，先给人拘留了显然不太合适。 主持人苗绿：还是人情考虑。 王振清：这个在西方法治社会里面是不允许的，你还在放，你是违法的，该抓你还抓你，该罚你要罚你，我们一般情况，周围邻居也劝他，大过年的就别不愉快了。 主持人苗绿：法律意识还没有深入到老百姓心里。 王振清：有些大事情也是人情战胜原则，刚才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一些行政官员也要改变这个意识，我们从理论基础来说，是受到人民大众的维护，是替人民做事情的，公权力就这么一个东西，不是一个人有了公权力，就凌驾于老百姓之上了。为什么家长式的呢，我说你听，我说什么你要不听我就很不高兴，这个就是很落后，所以我想强调我们在意识上还是要有很多变化，包括我们的宣传，方方面面在宣传一些传统。 主持人苗绿：打开电视机还是包青天。 王振清：我们要宣传什么东西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包括“官本位”意识，这个我大胆的谈，我们官员意识也要改变，你不要把这些东西当作一个口号，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千万别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实际上你就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纳税来养活你们这些人，就是让你们来组织一下这个社会的。 主持人苗绿：公权力的委托对象。 王振清：就这么一个道理，因为我们谈到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民主的，而不简单说因为我是司法官你就得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从专业角度，从公民角度，下一步我们要意识到还会有一些难处。这个难处来自什么呢，很重要的是我们的意识变化、观念变化，这个应该是最大的变化。但是在具体方面我想谈几点：一个是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的技能。执法队伍的渠道是要注意的，队伍者素质要严格把关，要用制度来保证他们能够公正行使他们的权力，如果他背后有好几把刀在顶着他，都在指挥他这样做、那样做，否则影响他的政治前途，这样他怎么能够保证他独立承担这些责任，独立去思考。所以要保证他公正，独立按照我们国家宪法规定，来行使这个权力。接下来就是让他真正担起责任来。你有这个权力你就有这个责任，我们现在提出来是终身追究，你要胡来的话是终身追究，只有当他有独立判断这样一个资格，才可能谈到让他去承担追究责任，否则这个责任他很难承担。你也谈了司法机关也有一些冤假错案，那么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在追究责任，这个不好追究，责任到底是谁的，是他定的吗？不是他定的，他没有真正行使他的责任，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清楚执法者的一些后果追究。 主持人苗绿：要制造这种环境法律。 王振清：创造这种文化，这样一个环境，执法者只要是认认真真按照职业化的要求来做，应该是免予追究责任的。再一个，执法者的责任不要给他加很多这样的理念，那样的理念，那他就不知道怎么去适从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作为任何一个执法者，根据他的经验，他应该有对我们社会的责任感，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么一个大的意识，但是如果反复用大局意识来告诉他，你要有这样的意识，这就很矛盾，我带的博士也好，硕士也好，他们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大局最重要还是法治最重要，这个法治应该服从大局，这个在理念上说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这样来取代的话，什么是大局，有些理念我们应该要反思。 王俊峰：非常对，法治本身就是最大的大局。 王振清：忠诚执行法律，就是维护这个国家民族的最大的大局，这有什么矛盾，我把它对立起来就不对了，对立起来背后肯定有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可能有些个人私利，我是领导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我说的就是大局，你就按这个办。 主持人苗绿：法律就是制度化，就是在阳光下的，人人都要遵守，是公平的，所以他就不存在什么阴暗的角落，不存在与法律分离的角度。 王振清：他要清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执法者来讲还有很多，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政治上的，理念上的，同时也有包括生活上的，各方面的后顾之忧，这些我们在这儿不详细说了，但是作为我们一个国家，我们要真正全面落实法治化，这些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如果一个大法官，一个大检察官，律师，这些人他都没有一个尊严可以保证，我们说的这个没有一个体面和尊严不是高薪养廉，实际上他能得到基本的尊严。如果孩子上学也没有钱，上幼儿园上不起，如果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也很难形成一种高度的敬业精神，敬业不全靠这个，但是这个又是他的一个最基本的对后顾之忧的保障，所以这个问题恐怕也应该随着经济发展逐步纳入我们视线解决好一些，这也是国际上的经验之谈了。 我们国家全面实现法治，依法治国，作为我们法律人来说的话，信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非常难得地见到了，在今天我们的中央，我们的国家谈到了这个问题，全面依法治国，这个在新中国建立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如果我们中央有这么大决心，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大决心，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实现依法治国，而且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强调一下，中国的法文化、中国的文化和西方不一样，但是在法律内部它有规律可循，这些规律我们必须遵循，我们不必西方国家怎么做我们照着去学，因为要按中国的国情，我想经过我们若干年的历史时期的努力，实现我们国家特色这种法治是完全可以寄予很大厚望的。 主持人苗绿：因为这个问题挺重要，司法改革我相信很多网友非常关注，这个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也涉及到有识之士对整个国家的进程发展的关注，所以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再深入。 王俊峰：刚才王院长讲的中国特色，你刚才问我的提案，我还有一个提案没有讲，第一次在我们中国网来公布这个提案，这个提案是什么呢？我建议我们国家立法由公历转为农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在发展在各领域强调我们中国特色，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呢，其实并没有完全释放和发挥。比如说为什么要把公历改成农历呢，农历是我们国家几千年文化的结晶，其实我们讲一个国家的特色，讲中国特色，主要是它的文化传统、民族国情，那历法是一个宝贝，历法几千年我觉得比现在公历要科学得多，24节气，老百姓几千年的生活习惯，现在很多年轻人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国家的传统了，什么是立春，什么是惊蜇等等都不知道了，把这些历史的东西扔掉了。现在我们讲元旦，谁知道什么叫元旦呢，元旦跟我们历史有什么关系？大家不知道，我查了一下，当年人民政协在建国之前采取公历，这是有特殊历史环境的，但是今天我觉得，农历跟公历要并驾齐驱。 主持人苗绿：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有讨论的，是用过去的历法还是新的历法？ 王俊峰：当时是全新的心态，今天，我们不排斥西方文化，但是要坚持我们中国特色。你看我们每年放假，老百姓的习惯还是十五，中秋，春节，而且国际上越来越尊重我们的节日，比如说美国纽约都把农历春节作为放假日了，我觉得我们恢复农历，更重视农历，也是对世界文化的一个贡献，让国际上了解我们的农历，了解它的科学性，它美好的一面，这个意义非常大，而且也是中国特色很重要一个方面。所以我建议，国家要特别重视农历而且要在青少年当中宣传教育农历，把我们这个传统的农历作为一个宝贝的价值得到释放，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提案。 主持人苗绿：我始终认为生活在这个土地上的这个族群，它和宇宙的关系，和其他族群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它的地理原因，历史原因等等，所以你说的这个我原来一直想到但是我没有像您一样把它系统化，然后理论化或者是把它提出来，很多人可能都有你这样的看法发出很多声音，就是我不懂这个历法跟法律的关系有什么？ 王俊峰：我们老祖宗把这个“历”和“法”联系起来，“法”跟自然规律是相连的，这是我们老祖宗千年总结出来的，这是我们民族的智慧。我们现在谈到立法和司法改革，社会也关注，我觉得司法改革无论怎么改，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必须要坚持，比如说依法独立公开公正的司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司法改革很重要的核心，我们为什么强调依法独立公开呢？就是刚才我讲过的，因为法律的科学性和专业独立性，这个是要最尊重的，如果不尊重法律科学本身和它的专业科学性、独立性，那么司法改革或者法治肯定是要受到影响的，所以这个问题也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现在国家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其实让我们感到了希望和信心，这么多年来忽略了这个问题，我还是在2012年的12月份，习总书记新的中央集体在宪法纪念日，12月4号，在人民大会堂讲到了要依法独立公正推动司法工作，所以这应该是我们司法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核心问题。 主持人苗绿：我们知道这一次两会期间有一个《立法法》很受关注，《立法法》又被称为管法的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第一年，这个法律尤其受到关注，不知道二位对《立法法》的修改有何看法，它和实现依法治国之间有多大的关系，你们认为《立法法》对实现依法治国有什么作用？ 王俊峰：《立法法》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法律，这次两会，专门把它作为一个议程来讨论，全会上讨论，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全国政协去年针对《立法法》召开了专门的专题研讨会，《立法法》我们在过两天小组讨论当中也专门讨论。之所以立法法会这么受关注，就是《立法法》本身是我们立法工作的带有框架、带有顶层设计基础性的一个法律。有的人简单说他是管法的法，因为他涉及到我们很多的立法原则、立法程序，以及立法权的分配，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它涉及到很多老百姓的切实利益、切身利益。当年有很多争议，《立法法》重要吗，各方面意见不太一样。说它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比如说税，《立法法》新的草案讲，税收要法定，没有国家法律依据的不能乱收费；还有它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很重要，什么很重要呢，它规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任何地方的立法不能削减法律规定的权利或者增加额外的义务，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很重要的基本条款。当然对立法权也有一些争议，比如说草案当中省会城市和经济特区城市或者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城市这样的立法权都下放给了社区的城市，那么争议是“较大”，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还有担心立法权的，担心会影响立法的质量，其实《立法法》最根本要解决还是保证我们国家立法的质量，法律都是良法，用良法才能善行，它对我们国家整个法治建设，包括法律的实施意义非常重大，而且你刚才讲的很对，在我们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讨论修改《立法法》它有特殊的意义。《立法法》是2007年7月1号开始实施的，已经过去15年了，那么过去15年过程当中，整个国际社会、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非常大，我们国家的法治水平变化很大，有一些需要完善，有一些需要补充，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都非常期待国家能有一部能满足法治发展需求的，而且用于统领我们国家整个法律体系的好的《立法法》。 主持人苗绿：已经在这一次人大上审议了一次了？ 王俊峰：这一次是专门一个议题，一个程序上的，在全国人大的全会上大家讨论。 主持人苗绿：说明它的极其重要性。 王俊峰：是，我觉得意义还是很大，这方面可能王院长更敏感。 王振清：过去我们国家没有《立法法》，我们中国《立法法》我参加了起草的讨论。因为我们搞行政法，这是行政法的一个范畴，这个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法，因为牵涉到法治社会的建立，里面有很多法律原则，比如说民主立法，开门立法，要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因为法要老百姓执行，不是几个学者坐在屋里面编的，它不符合我们国情，这些有很多的原则，同时这部法律确实生效时间比较长了，在我们行政法学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这个法应该修了，应该是第二稿出台了。我们整个法治情况变化也很大，甚至于有些你管不住，当时的《立法法》规定不能创设一些新的下位法，没有上位法授权的话就不能够创设，所以《立法法》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法律。如果要出台，特别是我们国家比较大，人口比较多，刚才谈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还都有争论，就是什么人可以立法。立法都有立法机关，人大可以立法，这个毫无争议，但是仅靠人大立法，中国这么大，国情这么复杂，发展又这么不均衡，就会有问题的。北京立的法到了西部地区可能很不适应，所以又要放一部分权力，这个度掌握在什么地方，我们较大城市、省自治区、直辖市，它的政府可以制定地方规章，这是原来明确规定的，还有较大的市像深圳可以制定。但是有一个原则不能变，我们立法的级别如果过高，它本省范围内又不太适应，因为中国的一个省在国际上可能就是一个超级大国，像河南省这都是上亿的人，原来我们一个领导说到河南一看就是中国特色在河南体现，有的地方发达，有的地方很落后，人口众多，发展不均衡，那么在这些地方怎么办，这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不管怎么说《立法法》的修订一定会更加适应我们今后。 主持人苗绿：好谢谢二位！今天我作为一个法律学以外的人也学到很多东西，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也是这样，在推进依法治国的第一年，咱们在两会上也听到很多关于法律的这些问题，咱们心目当中也有很多问题想问二位，刚才也得到了解答，感谢二位资深的法律专家，一位是大律师，一位是大法官，对我们依法治国话题的解读。未来来看是“信法”要超过“信访”，这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你们法律人的目标也是我们老百姓的期待，谢谢二位的参与，谢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感谢大家！（完）文章选自中国网，2015年3月11日
2015年3月23日 -
【CCG话两会】郭崇立、王辉耀：“中国范儿 走起来”
“两会”期间，国务院新闻办下属中国网与CCG联合推出“两会特别视频访谈节目——《中国正在说》”，与专家、网友共同探讨时下最关注的热门话题。本期《中国正在说》之“中国范儿 走起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并对话中国前驻肯尼亚和牙买加大使、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高级顾问郭崇立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共同就“中国国家形象和对外战略”中涉及到的中国大妈、中国游客、留学生、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等热门话题进行交流，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苗绿：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中国正在说》两会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国国家形象和对外战略”，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分别是郭崇立先生，他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的副理事长、中国前驻肯尼亚和牙买加大使、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高级顾问，也是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前任总编辑，中国前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和驻联合国人居署代表。另外一位是王辉耀先生，他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以及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的会长。 二位是在国外、国内都生活很多年，在国外有很多的工作经历。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在中国的经济崛起当中，中国的百姓也在走出去，前一阵说的很热闹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抢金的大妈们，中国大妈有了闲钱都出去购买黄金作为投资，但是她们做这种投资的时候，相对理性少一些，研究少一些，她们的这种形象，也成为了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部分，二位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她们对中国的国家形象的影响是什么？ 郭崇立：关于中国大妈这个事情，在中国发展过程当中，应该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现象。实际情况是2013年的年中，6月到8月期间，因为当时的金价突然暴跌，我们的中国大妈们就出手，一下子在大概在两三个月里面，花了1千多亿元，买了300多吨黄金，这件事情振动了国际金融界，当时国际上报道很热闹。华尔街日报说，“中国大妈PK华尔街大鳄”，甚至战胜了华尔街。但是实际上结果是大妈得了一个虚名，而获得的是实际上的损失，金价随后又大跌，用专业化的词叫做被“深套”。 对这件事情，我自己有三点看法：第一、它其实反映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实际情况，就是说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不仅是国强了而且民也富了。大家有这个钱，在两三个月出手1千亿，这不是一个小数，而且买了300多吨黄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面的形象，这不是一个负面的形象。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走向富裕，这些中国大妈就是千百万家庭的掌柜，或者说是半边天，她们在世界上的形象，不只是所谓的非理性形象，而是一个富有的形象，这是第一点我想说的。那么第二呢，大妈这个形象在某些方面来讲，说明我们的投资渠道还是需要再拓宽，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因为中国传统就是买黄金，觉得比较可靠。第三，实际上国家也在不断这样做，不断推动更多的投资渠道，像不动产、股票市场，最近的沪港通，下一步深港通。另外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人民币走向世界，我们与很多国家本币的交换。这样的话我们人民币的币值、汇率就会比较稳定。再加上推动像人民币的存款保证金，存款保险制度，足以覆盖几乎绝大多数的储户。这样的话，中国大妈的钱放在手上就不至于那么心慌了。就不至于整天着急买黄金，201３年发生的现象就不会重复发生。现在金价更低了，没有人抢金。所以中国大妈正在从有钱任性，变到有钱不任性，有钱有理性。 王辉耀：实际上中国大妈购买黄金这个现象，其实是值得深入来看的，是值得反思的。我们在改革开放这个阶段值得回味的过程。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就像刚才郭大使讲的，反映了我们这个国家国民的收入和居民收入的水平达到了一个阶段，同时他们还有世界的眼光，原来可能都是在国内炒股票，炒房地产，现在居然跑到环球市场上去参与这种国际的竞争，参与这种国际的问题，及时的出手，说明她们有了一些开始走向世界的一个意识。 同时他们也给国际上传出这么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大妈富裕起来，觉悟起来，或者说掌握一定的国际游戏规则以后，就会给世界带来震动，带来影响，说明了中国的消费者力量和，潜力是无穷的，它也表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藏富于民，而且一旦释放出来，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能看到过去的几年，不光是中国的旅游开放了，我们一下就出去1亿人，购买上千亿的产品，我们的留学生也出去了，华人华侨也出去了，都是一个巨大的现象。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他们对中国国际形象有什么影响？我的第二方面的看法是，在中国走向一个大国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要更有素养地走出去。就像这种黄金抢购也好，或者说采购也好，还不是很理性，不是很有规律，当然了我们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但是我相信以后，就像郭大使讲的，从任性到理性，慢慢的给世界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形象。一个成熟的投资者形象。 苗绿：感谢二位对这个问题的解读，刚才二位也提到，中国大妈通过野蛮生长也好，或者是相对非理性的投资也好，但是她至少代表了或给这个国际上一个形象，就是中国人现在富裕了，而且中国人一旦掌握了投资的基本规则以后，一旦走出去会对国际上的金融，或者整个世界有巨大的影响。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能够从中国大妈身上，体会到中国形象的改变。那么说到中国大妈，我们自然就会说到中国的旅游者，去年的数据是，2014年中国出国旅游的人数超过1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量级。这些中国游客带着大量的财富，带着自己积累的这些钱出去购买东西，出去旅游，但是同时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受到质疑。那么这些中国游客除了带着钱出去的土豪形象以外，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中国游客出去，带给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这些变化？有什么地方可以提升？ 郭崇立：我是2003年到2006年在肯尼亚任职，在这个工作期间，签署了中国和肯尼亚的旅游协议，就是我们国家把肯尼亚作为旅游目的地国。这个协议其实对两国关系的促进还是蛮大的，我们的游客从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现在更多了。因为肯尼亚是野生动物的天堂，有两大世界动物奇观，有动物迁徙还有火烈鸟，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火烈鸟都在肯尼亚这个地方生活，非常有吸引力。在我的任职期间，中国游客的形象总体我觉得是正面的。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到了肯尼亚，到非洲了，增加了当地的服务业收入，增加人员就业，并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让中国人更了解非洲了。另外，就是到了这样一个东非大草原，自由自在的，真是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种和当地人的交流，特别是在注意环境生态保护方面，我们中国人学了很多东西，所以这种交往还是非常有益的。 另外，中国人去旅游的确也出现过一些，我们所谓的不良形象问题。比方说为了照一个好相就去驱赶动物，人家狮子正在睡觉，就想法轰它起来。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而这是违反当地规定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形象出了一点问题。但是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第一、因为我们中国人确实是有很多人出去，不可避免的在这当中有个别人、少数人不守规则，这个在国内也是这样。所以它体现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客观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的人大多数是好的，也有表现比较差的。这种情况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比如说经过当地导游的劝导，还有我们国家的宣传教育，包括使馆做工作，这种现象在逐渐的减少，大家也逐渐入乡随俗，开始从为了照个相驱赶动物，到慢慢的爱上动物了，和动物在一起，静静的观察，好像走入了大自然，和动物和谐的生活。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我们上亿人走出国门，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勇于面对问题，努力解决问题，使它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苗绿：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走出国门不光是看风景，也是要学习国外好的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对中国游客来说也是一个过程。 郭崇立：对，就是一个互动过程。我们的旅游者到了肯尼亚以后收获很大，除了看到美丽的动物，看到非洲大草原的感受之外，他们特别学会了爱护动物，热爱大自然。包括动物世界在内，大自然有非常多美好的东西，这样一些美的东西，它是不能够损坏的，一旦损害之后，就很难再生了，他们学懂了这个。比方说他们去看火烈鸟，火烈鸟的生存链非常脆弱，它们就是吃水里面的浮游生物，这个水一旦污染以后，这么美丽的火烈鸟就不能够生存了。但是千百年来，肯尼亚就把这个环境保护下来了，从而有了我们今天，全世界的游客，我们中国人能够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世界的奇观，感到很珍贵。这样美好的东西，不能去破坏，要爱护它、保护它。所以我想我们的旅游者，尽管现在走向世界，我们会显露一些不好的陋习，但假以时日会慢慢的有所改变，我们中国人在学习，我们的游客在成长。 王辉耀：我们在过去这十多二十年，特别是过去五到十年，中国的旅游出现了一个井喷的现象，随着我们对各个国家旅游目的地协议的签订，特别是像最近，比如说像美国，对中国开放了十年往来签证，加拿大也是单方面的推出来了十年往返签证。所以说随着这种双边的安排越来越多和多边的安排，再加上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元六七千，甚至沿海地区都超过1万，中国出去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一方面是中国国力，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也是中国参与世界，融入世界，加入世界这个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旅游现在确实是一个好现象，也代表了中国在为世界做贡献，在为世界的经济做贡献，它在各个方面都是中国国家形象非常好的体现。 出境旅游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而且我希望这个越来越多。我记得前年习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讲，到2020年中国出境游可能达到4亿人，那个时候会成为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一个景象，对中国的形象会是一个巨大的好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现在出去确实有个别人或者一部分人不注意这个形象，这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中国人多，以前国际上也有可能担心中国“黄祸”，人多了以后会对当地造成影响，所以现在有些国家对中国的旅游是又爱又恨，处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中国人能来更多的采购，提振了当地的经济，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中国人来多了，把我们的场地占了，特别是一些不文明的现象。 苗绿：包括香港最近也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 王辉耀：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像这些问题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出去的人不断的增多，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情能引起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包括我们国民自身的高度注意，包括媒体的注意。现在很高兴看到有各类媒体上有公益广告，就是我们出去要讲文明。 这个可能还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实际上就像我们看到的爱护大自然、爱护动物、过马路严守红绿灯，这都是从小积累的一种遵纪守法的习惯，就是法制社会从小的一种素质，我们现在开始提倡法制，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依法。这些素质的培养，对中国人出去提升中国的国民形象，还会有更多的提升，不光是经济上的，我们还带出去了文明，带出去了我们更好的中国文化，包括尊老爱幼，包括全家人和谐的出去旅游。 国外到中国来旅游的，很少是一家人来旅游的，我们中国人出去往往是一家人，有长辈或者是一家三代，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所以我觉得这个形象它确实是中国一个形象大的改变。同时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克服的，比如说不文明的习惯，比如说随地吐痰或者说加塞啊。之前我们总是说融入中国社会，融入北上广，实际上我们现在要融入世界，要融入纽约、巴黎跟东京，这个东西我觉得需要有一种全球的文化和全球的数量，这个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关注这个问题是非常及时的。 苗绿：中国人要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把自己好的带出去，把别人好的学回来，其实就是在交往当中，就把中国的形象慢慢改善了，把中国过去好的东西保留下来，然后展示给全世界的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就是在学习的过程，那中国人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把别人好的东西学到中国这里来，未来中国的形象就会更加丰富，就会更加饱满更加好。 刚刚前不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也提到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 2014年达到45万人，这个数量是巨大的。而且新时期以来，中国留学生的这个特色是大众化、多元化、个人化，和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不守规矩的中国游客相比，中国留学生带给全世界的印象更好一些。二位对中国留学生身上的“中国范儿”，有何看法？ 郭崇立：年轻人是我们的未来，也是知识一代。我在美国工作的经历中，有两个实际的例子。第一个就是改革开放第一批派出的公费留学生，真的是非常优秀，这一批同学不少人学业、事业上很有成就。他们所代表的中国形象，在美国可以说是非常好的，非常勤奋，非常聪明，非常敬业而且爱国。很多美国人并没有到中国来，他们了解中国就是从这些个人来的。第二个是海峡两岸的婚姻。台湾新娘评价大陆留学生新郎事业执着，学业优秀，而在婚姻上又非常的专一，非常的严肃。在大洋彼岸的这些婚姻佳话成了海峡两岸人员交流的典范。 总体来讲，我们在美国留学的那一代年轻人有几个特点：一是非常的努力、勤奋；二是学业成绩名列前茅；三是遵纪守法，，四是和周围同学，不同国家的同学相处和谐。整体上中国学生的形象，是正面的、好的形象。有的人说我们的教育很失败，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这不是全貌。所以我很希望我们新的年轻一代留学生，能够继承他们好的传统，各方面走在各国留学生前面。 苗绿：王会长也在国外生活很多年，而且后来回来做很多关于留学生的工作，您在这方面应该有很多的体会。 王辉耀：我觉得中国的留学现象，在过去这35改革开放以来，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又是一个新的中国独有的现象，当然了中国的留学史有150多年，从当时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开始，从清王朝派第一批留美有童120年，到今天我们大概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出去了差不多将近四百万，如果把2014年的数据算进去的话，我们应该是达到了4百万人。四百万的留学生现在回来二百万，还有二百万在外面，但是留学生也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总的来讲现在的留学生，中国从改革开放30多年，形成了中国的留学大潮，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都带来了一个留学的变化，也可以说留学改变了中国。我们的科教人员、创业者、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等等各领域，都有大量的、优秀的留学人员，特别是我们早期的，80年代、90年代出去的留学生，当时都是大量的公派，过五关斩六将。最顶尖的一批人出去后回来后，改变了中国。 如果说谈到形象，确实我们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就是最近这些年我们的小留学生开始增多，出现留学低龄化的趋势。留学从原来的高精尖到现在的大众化，从精英留学到大众留学，这个里面也确实值得有一些注意的现象。比如说有一些独生子女，我看到一些报道，去澳洲新西兰、去北美、加拿大甚至去欧洲，我想起来我们当年在出国的时候，是基本上没有机会去餐馆的，那个时候很节省。到现在条件好了，只要是附近的中餐馆里面，都会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而且都非常富有，现在中国留学生出去不再提打工这一说了。可能我们原来中国留学生好的一些传统，还是应该保留，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独生子女出去以后，确实有的很恋家，有的留学但是需要更多的融入当地的社会，而不是整天就去唐人街、吃中国饭、看中国电影，刷中国微博、微信，这样就失去了留学的意义。 现在总的来讲是欢迎中国留学生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不断的完善留学生的这种素质和出去各方面的规范，留学中介要加强管理。 随着中国成为一个留学大国，我们慢慢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留学大国，留学生要遵纪守法，要诚信。有些国内的习惯带到国外去，实际上在国外被放大了，在国内大家可能习以为常，或者是见怪不怪，但是一旦出去以后，如果说这方面特别突出的话，就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比如我就注意美国的常青藤的学校，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现在招研究生的时候会在美国本科毕业的学校里面招了中国留学生，他们发现大量的中国本科生里面有一部分的比例，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一现象，我们也要不断的提升我们国内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我们国内的学术教育水平，和诚信的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持续，成为一个长久的，有影响的留学大国，对世界的知识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苗绿：说这些留学生回到国内以后，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升又有什么样的推动？ 王辉耀：其实留学生里面的精英，我觉得是相当大的比例。我们的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国内的非盈利机构、智库建设、科研大学的国际交流，现在这批人是桥梁、纽带，而且可以发挥他们更大的作用，来提升中国的形象，所以我们觉得要用这些懂国外，知己知彼的这批人，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可能比单纯的一个发言人，一个政府的角度去讲会更有说服力。 其实中国留学生现在这个群体已经到了一个规模，实际上我们可以更好的加以利用，充分发挥这批人的作用，把这批人、把中国的形象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苗绿：因为这批人在国外受过教育，然后跟国外有一些联系，所以回到中国以后，他可以懂得怎么用国际化的声音来讲述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声音，所以这些人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民间外交，我觉得是要充分的发动这批人，就是把中国的形象提升的更好，做的更好。 中国不光是民众出去旅游，出去留学，出去金融投资，同时中国的企业也正在不断的向外投资，2014年是一个分水岭，咱们中国对外投资超过了外商对中国投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这些企业在不断的走出国门的同时，它给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什么样的影响？不光过去有国企，现在大量的民企也在出去，所以在这些方面，不知道二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郭崇立：企业走出国门，这是我们的一个国策，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之后，一个必由之路。我们企业走出去，我得到的一些数字，中国企业在非洲已经有2000多家。这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些小的企业不算。投资大概去年是2５0多亿，贸易达到2000多亿，可以说增长的非常快。大量的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总体上讲，是一种互利双赢的效果。非洲在目前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需要中国的资金、技术，而且我们的技术比较对路，我们的国情和非洲也能对的上。特别是我们对非的政策受到当地欢迎。，从政治上来讲，我们是一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我们走出去的企业，过去总体上来讲是从事外援工作，要为当地经济做出我们的贡献，这是一个传统。 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了，不只是单方面的援助，而是互利双赢。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确实对我们的中国形象，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中国过去是吸引外资的，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从2014年开始有一个转折，我们在国外投资的总额，超过了我们吸收外资的总额，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它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的时候了，到了一个走出去的时候了，这是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形象是一个好形象，全世界起码是这些发展中国家、非洲、拉美，还有美国、欧洲发达国家，都欢迎中国投资，特别是在目前世界经济不是太好的情况下。 第二点，走出去，特别是在非洲，我们的投资主要都是基础设施，我们雇佣了大量的当地劳动力，而且这个基础设施的改善，对提升这个国家的经济来说是必须的，不是说可有可无。所以我在非洲工作的时候，我深切的感到这些非洲国家，真的是衷心的欢迎我们去投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中国抱有非常好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从毛泽东、周恩来的时代一直延续过来的。 另外这些投资，其中不少是援助项目，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交往，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往。比如说我在肯尼亚任职期间，有两个很重要的项目，一个就是建立了一个孔子学院，是非洲的第一家。胡锦涛主席在2006年访问肯尼亚，专门接见了内罗毕孔子学院的师生，当时是非常轰动的。因为胡主席和这些师生们一起唱《茉莉花》这个歌，而且用中文对话，岂不知这些当地同学才学了三个月的中文，但是竟然能够和我们的领导人进行对话，而且唱的歌词字正腔圆，所以在当地是很轰动了。 苗绿：中国企业走出去，带动了这些教育、文化的交流？ 郭崇立：准确地说是两者相互促进。第二个项目是我们国际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建了一个FM电台，就是调频电台，用中文、斯瓦西里文和英文播出，受到当地听众的欢迎。我们国家通过企业的走出去，教育、文化走出去，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两国各方面的交流，促进了中国和非洲的友谊，这个我觉得形象都是正面的。 肯尼亚有一条公路，是从首都内罗毕到滨海城市蒙巴萨，这是它的一条主要公路，其中有一段是我们中国公司叫路桥这个公司修的。这条路不是我们中国援助的项目，也不是当地的投资，是多年前世界银行的项目，但是我们中国公司把这段路修的非常好，到了现在，仍然可以跑120公里。中国路桥公司在那里设了一个牌子叫“中国路”，当地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一条中国路，所以这个好形象一直到现在。 但是确实我们也看到了，走出去的企业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过，诸如不注意保护环境，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恶性竞争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不好的东西它是一个支流。现在西方一些媒体不断捏造一些谣言，或者说抓住一些事情把它无限的扩大，来挑拨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需要非常警惕，绝不能因为个别中资企业出的一点问题，就把整个我们在非洲的投资抹黑，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讲清这个事情。 总体上来说，在非洲中国形象是正面的，是好的形象。我们不能够被少数不好现象蒙住了眼睛，也不能被西方这种宣传所欺骗。但是对确实存在问题我们一定要克服，不能够听之任之，更不能不管不问，这一点我觉得也要下大功夫。 苗绿：王会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当中，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什么样的影响，您如何分析？ 王辉耀：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这次两会报告，克强总理提到了，中国企业还要进一步加大开放，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还要进一大加大，这次我注意到克强总理在报告里面，用了很大的篇幅谈到“开放促改革”。 我觉得在新时期的开放，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过去30多年是外资走进中国，我们中国也开始逐步逐步走出去，那么到了去年达到了一个平衡点，那么未来的30年，可能我们走出去的势头，会比外资来中国的势头还要大，所以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对外开放，这样才是一个完善的对外开放。光是请进来不走出去，可能是一个单项的开放，现在有进有出成为一个完整的开放，所以说从这个战略意义上来讲，中国现在是真正的一个全方位的开放，所以走出去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走出去也是我们去世界寻找各种机会，同时也锻炼我们的企业队伍，同时也提升企业的国际经营运营能力，反过来促进他们在国内也提升经营和运营的能力，同时也寻找新的合作资源。 那么我倒觉得，这里面可能分两个方面来讲，一个就是说中国企业走出去，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和中国留学生走出去，和中国公民出去旅游，这些我觉得都还要有更多的意义。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的话，特别是近代史，当时世界的发展，跨国公司在这上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所以中国公司走出去，成为全球公司，成为跨国公司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目前来讲还是非常有成果的，我们也得到了很多走出去的好评，包括我也总结了我们中国走出去十大模式，比如说像海尔的模式，像联想的借船出海模式，像华为、中兴的这种从农村包围城市，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模式，包括品牌共享，包括现在我们的高铁也可以走出去，包括像温州模式。 我们中小企业走出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知道，中国企业走出去即有跨国公司，又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在更好的走出去方面，我认为还是可以再做一些提升。比如说前一些年我们中小企业走出去，温州的企业走出去，在西班牙出现烧鞋的事情，比如说当地的周末是不开门的，我们的百货商店周末24小时开着，跟当地造成了一些竞争摩擦。这种现象我觉得是个别的现象，我们慢慢的提升我们走出去的水平，这些都是走出去学习过程中一个不断的提升，完善的过程。 这是必然现象，是一个过程，我们不回避它，我们不掩饰它，但是我们能够把它不断的完善。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走出去，可能还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走出去的安全问题，我注意到也有中国企业被绑架的现象，另外在海外被绑架，现在确实我们的领事保护，我们的安全都是要跟上。中国走出去了上亿人，企业走出去投资额达到1400亿美元，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我们的国家海外机构领事保护，包括我们走出去的那些政策完善，我觉得都面临新的挑战和新的完善。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外商来华投资也有很多问题一样，不断通过法律法规，不断政策调控，逐步的完善，我们走出去也是一样。 我们首先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是对中国形象的一个巨大提升，但是我们也要进一步的发挥优势。比如说现在有的国家比较忌讳我们的国有企业走出去，那我们能不能采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结合，能不能采取一种，利用我们的海外华人华侨，利用我们的留学生走出去。这样避免一些给当地留下口实和偏见，所以我觉得可以采取一些新的模式和策略走出去。也包括我们改革开放初期采取的中外合营的方式，大量的跨国公司走进来，是通过合资、合营走进来了，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也是合资、合营的走出去，和外国的这些企业。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当时中国还有一个很成功的战略意义，就是市场换技术。跨国公司要进来，必须要给我提供技术。现在我们出去也可以采取，比如说到中国来，要来我们这里，我们以市场换市场，你到中国来可以，我跟你合作，那你在你的母国市场，我们能不能也合作，就可以采取一些灵活不同的政策。 走出去是一个很大的新的学问，一个新的我们需要不断的总结经验，提升的一个过程。这个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巨大的好处，而且对我们的经济长期开放的发展也有最大的好处。 郭崇立：讲的非常好。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新阶段，就是我们的投资现在不是小规模的，是大规模的走出去了，不是小打小闹，也不是专注一个地区，是全球性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确需要提升走出去的质量，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关系到企业本身，它还涉及到国家的政策，它不仅涉及到法律层面的、经济层面的、金融层面的，而是各个方面都涉及到。所以我想要提升走出去的质量，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从企业来讲，要走出去就要做好调研，要知己知彼，要了解当地的法律，了解环保，了解这个地区工会的情况，劳资关系，了解它的反对党、执政党，政局变化，一定要有备而去，对当地各方面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样的话成功的机率才会比较高。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我觉得就是要向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服务。包括提供一定的安全防护。不是说我们有能力全部承担下来，但是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起码提供一些信息帮助，官方沟通等。作为国家政策层面，我们要出台一些优惠政策，来鼓励这些企业，让他们能够在经济上可持续，成本比较低的方式走出去。还有就是国家在培训方面，我们要对那些走出去的企业骨干进行一些培训。另外就是总结经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要做一些经验总结。 我从一些中非智库项目当中发现，我国和非洲一些国家所签署的投资保护协议，有一部分或者相当一部分在当事国国会没有通过，就是一纸公文。这样的话中资企业在这个国家就无从受到协议的保护。所以我想我们要尽可能的促进，推动这些保护协议落到实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国家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总之从企业、国家的这两个层面多做一些工作，从而促进我们的企业能够走出去以后有更高的成功率。每一个在国外成功的中国企业本身都有助于提升我们国家的形象。 王辉耀：我再补充一点，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还有一块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注意到比如说欧美发达国家，他们走出去的企业都非常成功，但是他们的这些前政府的官员，包括特别他们是一些驻外的大使、参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像基辛格都90岁的高龄了，现在还在为美国企业做咨询，我们实际上有大量回来的大使、参赞，这些人我觉得应该发挥他们巨大的作用。我们的前大使、前商务参赞等等，就是应该把他们跟中国企业走出去结合起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利用率，远远不如国外政府的前政要发挥的作用，我觉得不光是我们的大使参赞，甚至是我们的前部长和前总理等等，都可以发挥这种余热。包括智库也可以发挥这些作用，但是我们的官员退下来了以后，基本上就再也听不到了。这个方面其实是前政发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作用，和民间外交作用。 郭崇立：王会长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实际上我们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为了提升我们走出去的质量，提升我们的成功率，我们需要统筹各方面的资源，不能够光靠企业一家，也不能光靠国家，要让各方面的资源都统筹起来，不仅是王会长刚才讲到的，我们的一些前外交官、前商务官员，一些专家、学者，还要有效利用国外的资源，比方说我们要了解当地法律问题，我们可以购买律师事务所服务，金融方面，我们可以购买金融会计所的服务，而且要用当地最好的。这种有效利用各方面的优质资源，就是跨国公司成功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一些好经验，把各方面的资源汇集起来，来支持我们的企业走出去，这样我们企业的成功率就会比现在高的多。 苗绿：谢谢二位，二位给中国企业走出去，然后提升中国形象给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那么我们今年也看到，在今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李克强总理传统提到要深化与各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对话和务实合作，构建稳定的大国关系，还要打造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提出“一路一带”经济带，也在努力的想保持和周边国家，和这些大国的关系，但是也不乏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与原来的这种零合外交相比，中国现在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外交道路，如何看待外国对中国“一路一带”的质疑和矛盾的心态？ 郭崇立：李总理在报告里，对外交工作总结的一段比往年还要多，这个是有原因的。以习近平主席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他们确实在外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花了很多的心血，提出了整套的各种方针政策，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对李总理报告的有关内容我就不重复了。针对一些质疑，我要说的是这几点：第一，我认为我们还是坚持和平与发展这样的时代主题。求和平是国际社会主流，谋发展是各国的共同愿望，这样一个总的判断没有改变。第二，我国外交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我们不是要通过武力手段，或者是武力威胁手段来发展自己。我们是要坚持和平崛起。第三，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有创新，有发展。例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命运共同体，义利观，合作共赢等，展示了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都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有着很鲜明的时代特点。 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努力向世界提供一些公共产品，包括提出以合作共赢为目标的发展思路。我认为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个发展战略。因为这个战略刚提出来不久，有人提出疑问这不奇怪。而且从我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中央动员了各方面的精英力量，经过非常认真的科学论证，才提出初步方案，而且仍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一带一路”怎么来操作？我们提出“共商、共建、共享“，强调三个“共”。同所有相关国家，我和你共同商量，大家凑在一起，来使这个“一带一路”更加完善。共建就是说不是我一家包办代替。有人说好像我们要大包大揽，有的甚至提出来“一路一带”就是中国的发改委制订计划，然后中国的财政部出钱。这是误解，我们主张共建不是包办。共享就是将来建成的成果大家共享。而且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愿意出更多的力，使得这样一个计划能够早日实现，能够有早期的收获。 总体来讲，我觉得“一带一路”是我们在目前这个阶段，一个进一步开放的创新路子。这个发展路子受到20多个国家响应。有一些质疑不是坏事，我觉得可以提醒我们要注意什么，哪些方面有障碍需要克服，从而使“一带一路”的路子能够走的更顺畅一点，能够真正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 王辉耀：我觉得中国最近提出“一路一带”这个战略，其实是一个创新，也是一个伟大的构想。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从这几个阶段来看，从过去30多年发展到今天，确实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作为第一的贸易大国，和前几名的投资大国，中国确实要在国际的发展上有新的作为，那么我觉得“一路一带”的伟大战略构想是值得肯定的，这是一个新的，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新思路，原来我们的开放是沿海都走进来，东南沿海，外资到中国来，现在我们开始有了新的看法，我们准备把欧亚大陆桥通过传统的丝绸之路，从亚洲连到欧洲，沿途的国家我们也让他们受惠，打造新的丝绸之路，同时我们还要开放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亚到南海、到印尼到澳大利亚等等，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是有别于传统的太平洋东南沿海进来，可能在中国新时期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战略构想。 我们原来也有很多多边的，比如说WTO，还有很多双边的安排。包括最近还有TPP，还有很多其他的设想，这个其实也是中国的一种新的经济战略安排，这个安排我觉得能不能成功呢？确实就像刚才郭大使讲的，不取决于光是中国一家，也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它是要沿途发动几十个国家响应，是共建共赢，刚才说的三共我觉得非常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中国提出来了，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带来实惠的，我们在基础设施上先打通，我们先建路我们先投资，我们设立了新丝路基金，我们建立了金砖五国银行，亚洲投资银行等等，我们做了这些东西以后，做了这些基础设施以后，能不能使所有的国家都得到响应，能不能使所有的沿途国家都打消这个顾虑，积极的参与进来，我认为这个是“一路一带”战略成功的关键所在，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更好的发动发挥去告诉，或者说去跟他们沟通。把这个好处让他们看到。 因为前段时间，包括南海，包括东海都有一些紧张的情况出现，我觉得我们现在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通过经济的方式，通过把饼做大，大家都来分这个蛋糕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这个实惠，让大家参与到新的经济国际制度创新安排里面来，发挥中国经济大国的一个作用，代表周边国家的一个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但是我认为就像刚才郭大使讲的有一些质疑，有一些讨论，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都是正常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更完善，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要发挥我们真正的，“一路一带”沿岸的几十个国家，沿途的几十个国家的积极性，他们要来参与进来，他们要在里面有利益所在，否则这个“一路一带”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单项，可能是经济扩张，或者你是一种输出你的产品等等，这个必须是一个共赢。这样的话会使中国的战略更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这是一个和平的战略，这是一个新时代对外开放，而且这个开放不仅仅是中国的开放，中国现在开始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开放，区域的开放，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对外开放高度，我觉得这个战略的未来，应该是很值得期待的。 苗绿：我个人认为这个“一路一带”，是中国新时期对外战略的一大创新和构想，非常伟大，在全球化时代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中国提升中国的整体对外形象，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感谢二位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讨，中国的国家对外形象和中国的对外战略，在两会期间跟二位资深的，有国内国外生活经验的专家探讨这样的话题，感到非常容幸。 郭崇立：我想补充一奌，就是我们所讨论的国家形象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形象是一种资源，形象也是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所以不要把这个形象看成只是一个宣传，是媒体的一个任务。国家形象体现在刚才我们谈到的各方面人员，走出国门的旅游者，我们的留学生，我们到国外的企业家，包括我们的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等。所以我们每一个领域的人员及其所做的工作，都涉及到中国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作为国家的综合实力部分，它是一个软实力的体现。软实力说白了就是要别人对你能够认同，信服，甚至到能够追随。拥有能够起这样作用的一种形象，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 王辉耀：刚才郭大使总结的非常好，实际上中国的国家形象，它是方方面面组成的，而且这个确实不光是媒体的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倒觉得，中国还有一个可以提升的方面，就是我们的智库，你看国家在国际上有很多的话语权，很多的议题设置全，都是这些发达国家很多智库非常的活跃，那么我注意到中国政府，包括中央政法委改革领导小组，包括中办、国办强调智库，提出了新型智库的建设，所以我觉得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库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把中国的声音更好的传播出去，把中国的交往更好的在国际各种场合发出声了，也是对中国形象一个非常好的肯定。 郭崇立：没错，我们现在也到了这个时候了。我们的GDP是坐二望一了，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国，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旅游输出国。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没有相应的话语权，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要有这个话语权，就要进行不懈努力，首先就要不断提高我们自己国家本身的形象。为此，加强智库建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苗绿：二位把形象这个从外宣的角度，一下提升到了整个国家的战略，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总结也非常到位。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中国正在说》，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是“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国对外战略”，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二位老师。文章选自中国网，2015年3月11日
2015年3月23日 -
刘永好：单枪匹马走出去不如联合走出去
2015年3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银泰中心柏悦酒店61层举办了CCG2015年三月名家午餐会。两会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会呈现哪些新特点？所面临的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局势如何？政府、社会、企业等应当怎样应对？围绕上述热点问题，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陈启宗；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原院长、CCG顾问吴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分别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大势进行了分析和展望；CCG创始人王辉耀主任主持了午餐会，汪潮涌、王广发、王俊峰、张亚勤、张懿宸等60余位CCG副主席、常务理事、专家、嘉宾和媒体朋友出席了本次午餐会。 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做了以下演讲： 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一块学习。刚才听了几个非常精彩的演讲，确实对我国的国际化在新格局下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全球格局有一个阐述，确实非常精彩。 刚刚“两会”结束，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也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验。大概是我刚刚开会的第三天，我们李克强总理到了我们四川团，我是作为四川企业家和人大代表。本来我有发言，事先把稿子交上去了，我也不知道交给谁了。结果我是第二个发言，我刚讲我发言的题目“搭平台，促联合、谋发展”，主要是指中国的企业联合求发展到海外投资的事。克强总理说，永好，我建议你就不要念了，因为昨天晚上你的稿子我全看了，对你的稿子的一些内容我们互动一下好不好？我说当然行。然后克强总理就问了我很多，我看基本上就是我稿子里谈的内容。其中问到，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和国内比效益怎么样？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困难大不大？问题大不大？政府该怎么做？中国以基金的方式进行投资和管理，这种方式你是怎么看的？另外还问到了，我们搭建了一个叫做医疗健康产业平台，就问我们医疗健康平台是怎么做的？中国民间医疗怎么做的？ 针对这些问题从我的理解和考虑一一做了回答，不知不觉我发现用了30分钟。确实通过这次对话我感觉到，克强总理在鼓励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方面是非常明确的，另外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方面是非常明确的，鼓励中国的企业大踏步的走出去是非常明确的。这是非常好的，这与我们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也是一致的。 我在其中提了一个案例，大概是去年习大大到澳大利亚参加G20峰会并且进行国事访问，同时中国和澳大利亚结束了十年的贸易谈判，中国和澳大利亚将开展新格局下的外贸的发展。我就说，我联合了一些中国的企业搭建了一个平台，叫做中澳农业和食品百年合作计划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由中国和澳大利亚大概各二十多个企业共同搭建的。这个平台试图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联合求发展的方式，互相在各自的国家做一些投资发展，做一些食品安全保证的工作，做一些粮食的保证和肉蛋奶的供给体系。没想到这样的计划得到了包括我们四川省政府、外交部、商务部、农业部和国家发改委的重视，在他们的推荐下，我们的项目在习主席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习主席和阿博特先生见签我们的协议，这是对中国企业联合走出去和中国民营企业的鼓舞。 我们今天单枪匹马的走出去有好处，但坏处很多，因为政治、经济、法律什么都不懂。但我们联合走出去就能做很多的发展。 另外我谈到我们联合走出去要做很多事，一方面是去学习，第二方面是交朋友，第三方面更重要的是去发现和寻找投资机会，去做一些企业家联合投资，我觉得效果也非常好。今天，我们联合抱团走出去到了一个关键点，在中国经济更加持续的国际化的今天，我们一些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联合走出去显然是一个好办法。 另外，我也提出在我们新的格局下，我们的投资采用一种所谓多元投资或者混合投资的模式，通过发行一个基金做投资的方式，能够把方方面面的利益联系得更紧，这样对我们走出去和自身的发展非常有利。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5年3月17日
2015年3月23日 -
郑永年：中国经济仍面临风险 远未进入新常态
2015年3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银泰中心柏悦酒店61层举办了CCG2015年三月名家午餐会。两会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会呈现哪些新特点？所面临的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局势如何？政府、社会、企业等应当怎样应对？围绕上述热点问题，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陈启宗；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原院长、CCG顾问吴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分别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大势进行了分析和展望；CCG创始人王辉耀主任主持了午餐会，汪潮涌、王广发、王俊峰、张亚勤、张懿宸等60余位CCG副主席、常务理事、专家、嘉宾和媒体朋友出席了本次午餐会。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做了以下演讲： 郑永年：今天我想讲几点，刚才他们把重要的都讲完了，我就补充几点。我也是结合“两会”和全球化、国际化讲。 我非常认同龙部长讲的GDP重要不重要，这几年大家都在批GDP主义，我自己也在写文章批判。但批GDP主义不是说GDP不重要。因为不管怎么样，“两会”以前习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有很多著名的媒体就问四个全面到底什么意思？我说四个全面很简单，第一个全面小康社会最最重要。前两年中国一直在谈论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我这两年在中国跑了很多地方，有些中国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就担心说，前两年我们谈论中等收入陷井的问题，但今天我们听到了“中等收入陷井的脚步声”了。我是觉得如果大家在十八大以后看到很大的变化，确实有令人担忧的地方。 所以，我一直说邓小平当时提出一部分人要先富裕起来，后来又提出来要建立小康社会，我觉得我们不光是代表无产阶级，还要把无产阶级转化为中产阶级，如果没有这一点其他都免谈。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我还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好的时候你去观察，无论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大家的活都很好过，经济不好的时候，哪怕你再民主，像欧洲希腊也很难过。所以，我一直说政府不一定要有那么多的目标，重要就是一条能不能全面建立小康社会，也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今后十五年、二十年能够建成小康社会，我觉得政府真的是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 新加坡，亚洲四小龙，日本就是这样，经济起飞后二十年建立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和平民主了，当然高收入的他们也有其他的问题。所以现在来看，这一点对中国最最重要。 如果今后的十五年二十年，中国能有6-7%的增长，中国有可能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社会，如果没有的话，5%以下免谈，中国很多问题都会出来。 现在大家最常用的“新常态”，我个人理解不一样。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新常态。什么叫做常态？常态是你10年到20年比较稳定的增长，这是叫做常态。如果一年7.5%，一年7%，然后又马上往下掉，这种常态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新常态我的理解，高增长已经过去了，两位数的增长确实不可能了，但要实现新常态，6-7%的增长在今后10-15年中，这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已经实现这个目标了，远没有实现。大家现在把新常态挂在嘴边，但新常态是什么样的内容不去讲。我觉得中国今天实际上面临很大的风险甚至倒退。 最近我跑了很多地方，发现有的地方官僚体制不作为。一个是有几个因素，习主席说得很对，好吃的肉吃完了，要啃骨头了，所以要有顶层设计。要有顶层设计，这非常重要，反腐败也非常重要，这是对经济体制发展有影响的。“两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有些担心，甚至稿子都没念就提前走了。所以，你要改革就要触犯人家的利益，触犯了人家的利益人家就要告你。中国人反腐败，我是觉得高层设计得很好，一到底层也有出问题的，我觉得反腐败怎样能够走到法治化，怎样的影响，我是觉得现在有些地方不作为很麻烦。 第二，改革方向上有的地方如何取舍。比如，国企改革，当初通过那么大的努力国企才走出困境，国企需要改革，但国企改革要什么方向？三中全会说得好要市场化，现在的改革需要市场化推动。市场化没有做完，国企还是行政积累，但是你学新加坡淡马锡制度也没有学，总体来说我觉得有的国企大倒退还是有可能的。 还有更重要的是国际上环境变化变得很差。我也非常同意，西方的保护主义起来了，但中国的“一带一路”走出去也非常难。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走出去，中国不可能像西方这样实行殖民地主义，殖民地主义很简单，我和你签合同，你不执行我来打你。中国现在能打吗？也很难。早先新加坡做的时候一点儿也没有问题，因为新加坡国家小，印度也不担心，也没有国家安全的概念。但中国一去马上就出来了。 我就说上次和王毅部长交流的时候我也说了，中国未来十五年、二十年外交最难做。中国早期想加入WTO，中国八十年代请进来这很简单，市场开放给外国人当然人家很开心了，九十年代加入WTO是接轨，改变自己的世界也简单，现在走出去就麻烦了，到处都有既得利益，你怎么走出去呢？中国已经强大到不愿意自己再继续向国际调整的这样一个程度，同时，中国还没有强大到其他国家向你调整的程度，所以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持久战，弄不好会出大问题。 最近我想中国为了下一阶段，领导人说了不要犯反颠覆性的作为，国内我找了十大可能会颠覆性的错误，我也在外交领域找了十大可能会颠覆性的错误，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说的四个全面第一点非常重要，后面的深化改革也好、法治也好，加了一条从严治党，他们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把它倒过来非常好看，从严治党最重要，我把这个稍微说窄一点，就是习近平说的关键的少数人。亚洲成功国家都是拥有关键的少数人，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关键的少数人，新加坡的李光耀更是关键的少数人，韩国人更一样，中国的关键少数人，当然你们作为企业家也属于关键少数人。关键少数人搞不定，就害了整个国家。 习近平说了，我们的政治生态环境也要山清水秀，我是觉得关键的少数人能做起来，因为是少数人，你要去教育13亿老百姓这个是做不成的。少数精英不文明，老百姓怎么文明？我们现在的精英，有很多我是非常失望，真正把中国的关键少数人做好，中国才有希望。谢谢。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5年3月17日
2015年3月23日 -
陈启宗：美国未来十几年会再次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2015年3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银泰中心柏悦酒店61层举办了CCG2015年三月名家午餐会。两会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会呈现哪些新特点？所面临的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局势如何？政府、社会、企业等应当怎样应对？围绕上述热点问题，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陈启宗；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原院长、CCG顾问吴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分别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大势进行了分析和展望；CCG创始人王辉耀主任主持了午餐会，汪潮涌、王广发、王俊峰、张亚勤、张懿宸等60余位CCG副主席、常务理事、专家、嘉宾和媒体朋友出席了本次午餐会。 陈启宗（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做了以下演讲： 谢谢辉耀，谢谢龙部长。今天给我的题目是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在座商界朋友不少，所以这里有点班门弄斧。 现在中国是大发展期，一直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对世界经济当然是越来越关注。请允许我很简单的就全球那几个大经济体用几句话概括一下，有一些我的看法是很多人不大认同的，不过我这个人从小就是永远站在少数人的一边，甚至是少数人当中的少数人“面皮很厚”，所以别人说什么我也不管。 请允许我就这样简单把世界几个大经济体的情况报告一下。 我们知道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政治要是弄不好，经济早晚会出问题，所以，难免也会提到一些关于当地的政治的问题。 首先说欧盟。我讲两个小故事，大概七八年前有一次我在德国开会，最高的讲者是基辛格博士，他到台上去用低沉的德国英语说我听了你们讲了一天关于欧盟这个，欧盟那个，但我会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在世界上别人才不管你们欧盟。过了好多年我到他的写字楼和他聊天的时候，重复这个故事，他在那里笑，也就是说他仍然没有改变这个看法。 前段时间，我就问一位前政要，你怎么看待欧洲？他说，欧洲是属于十九世纪。我说什么意思？他说第一次大战把欧洲的一半打掉了，二战把欧洲的另外一半也打掉了，在欧洲最有思想的人眼里欧洲根本是一个不可为的地方。从今天的角度看，根本是完蛋的。我们广州有一句话，“烂船还有三斤铁”，也就是它还有16万亿的GDP体量，所以从中国的角度看这还是最大的市场之一，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能到那里做生意，但是要增长恐怕那里不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当然中国那么大的国家好多事都需要和全球大经济体有很多的交往，所以欧盟还是很重要的。不过从发展和进步的角度来看，恐怕是前途不大。 日本，情况不用说了。非洲当然是我们中国人很应该去的地方，我每年都去非洲的，去了非洲我有一次和老婆、孩子坐车。司机问哪儿来的？我说中国来的。他说了不起，这条路就是中国人盖的，前面那个桥和体育馆也是中国人盖的，对我们好得不得了。所以，非洲绝对是该去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非洲的经济总量，不过两千万那么大。再说中国人就不要去，中国人还要去的，因为我们实在太大了，不去不行。 南美洲经济体有多大呢？南美洲经济体是等于日本的1.2倍，也就是7.5亿人，也比日本1.2亿人多不了多少。但是那里资源丰富，所以非洲和南美洲都不得不去。 郑永年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对不起要讲一下东南亚，我对东南亚是非常的不乐观，我知道我的看法和很多人不一样。我知道新加坡在后李光耀时期不乱才怪，他们的政党不分裂才怪，所以现在很多人把新加坡当做天堂乐土，我说你想想再去。还要到那里上市，好像不错，但我不认为新加坡长远的前途特别乐观。以往五十年来李光耀先生确实很了不起，做了很好的事，但可惜的是国家太小，在他的领导下还能够生存在几大集团的中间，但是往后去，他们自己内部的事就会让新加坡为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少的不稳定性。泰国是在没有法治的基础上实现民主，一定是乱七八糟的。马来西亚不用说，有种族问题等等，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我这二三十年在那里做生意的。不要忘记，全亚洲二战之后最发达的国家是哪里？菲律宾。五十年代我们在香港看到广东电影，要是你家里有个女孩子认识菲律宾的华侨，你家里是三生有幸啊。现在要是你告诉人你女儿认识菲律宾的男孩子，恐怕你妈妈不干了。总而言之，世界变得很快。很多短视的西方人士说印度尼西亚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差不多，都是在没有法律基础上搞民主，实行了民主16、17年了，据说现在的贪污没有进步，一样那么差劲。所以，前途未卜，能否真正有好的发展还不敢说。越南、柬埔寨我每年都去不少次，但做生意那里是小地方赚不了多少钱，所以也没有很大的兴趣。 说到大国了，美国。美国我就讲一点，我也跟随龙部长的榜样，我很想听吴建民大使和郑永年教授的发言，所以我就说短一点。美国在未来的十几年里应该会重新成为世界制造业的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我记得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小的时候，“美国制造”就是品质的保证，世界最好的。到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因为各种原因，详细情况不用说了，美国制造业外移。当然我们知道它的科技还是非常厉害，西方科技的厉害在座不少的朋友都有不少的感受，所以不用说了。 但我为什么说美国会再次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呢？道理很简单。制造业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几个因素。能源，现在美国能源不可以说自足，但也差不多了。好多人说，页岩气，当然最近油价下降了，很多人就放弃了页岩气，但长远来说页岩气很重要。能源耗用三分之一是交通工具来消耗的，这些方面不能用天然气取代，但像发电等等很多都能用天然气取代。所以，就算它不是石油自主，但它可以用天然气去换石油，所以，美国基本上算是能源自主了。美国现在的天然气便宜不得了，所以，制造业需要的能源它有，还需要其他的天然资源，美国的天然资源也是世界难得一个地方有那么多的，铜、煤等都有很多，甚至稀有金属，全世界最多的是中国，第二和第三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不过，他不开发，就骂你中国人不出口，因为他们要保护自己的环境，其实美国自己有非常多的稀有金属，非常不公道的。 资金，美国的资金多得不得了，他们的资本市场也是全球最活跃的。 技术，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技术也没有像美国那么先进，那么也是没有问题的。 最有问题的是人力问题，不是高管，是廉价劳工，但现在有3D打印还有机器人等等，这些东西在廉价劳工这块，美国也不需要了，因为基本上用3D打印和机器人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所以，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对制造业需要的所有的要素它都有呢？全世界难得有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像中国能源我们就不够了，难得有一个国家是制造业需要的所有要素都有的。十几年前中国入世的时候，那时候就骂中国人不够公开，但现在最反对全球化的是什么？我们的智库叫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人现在是很喜欢全球化了，所以，王辉耀的智库也叫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了。 老外现在最反对的是西方人士，特别是美国。我现在香港有很多朋友做制造业的都被美国人压得半死。你要在美国卖你的产品，必定要美国制造，而且价钱不能比你在中国制造的贵。世界就是这样，不讲道理，你以为有道理讲吗？适合它的时候，他就讲道理，不适合它了，他就不讲道理了，这是唯一的硬道理，所以，自己不强一定被别人打，唯有自己强的时候才能够站起来的。所以，最讲法治的国家也是最不讲法治的国家，不要忘记这件事。所以，这既然是现实也只能接受，中国也只能自己关起门来做好自己的事，当然也需要世界和需要别人，有些事情还需要卧薪尝胆。像龙部长真的是卧薪尝胆，十几年来的谈判等等。 总而言之，美国这个大市场中国还是不能少不了的，不能不跟美国打交道，科技是一大方面，美国的市场又是另外一方面。总而言之，要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的经济，我看在可见的未来还是应该在外交方面与人为善，多结交朋友，好叫世界的市场能够成为我们的市场，尽可能吧，能学的科技尽可能的学，人才的培育等等很多方面都是要注意的。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怎么样，我非常同意刚才龙部长说的，也就是两会的很多决定，比如说改革开放要继续的改革，继续的开放等等。怎么个做法，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大题目，就有请在座的各位你们对内地的情况比我熟悉，这方面就希望你们多下点功夫。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5年3月17日
2015年3月23日 -
龙永图：外资进入中国核心问题是缩小负面清单
2015年3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银泰中心柏悦酒店61层举办了CCG2015年三月名家午餐会。两会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会呈现哪些新特点？所面临的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局势如何？政府、社会、企业等应当怎样应对？围绕上述热点问题，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陈启宗；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原院长、CCG顾问吴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分别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大势进行了分析和展望；CCG创始人王辉耀主任主持了午餐会，汪潮涌、王广发、王俊峰、张亚勤、张懿宸等60余位CCG副主席、常务理事、专家、嘉宾和媒体朋友出席了本次午餐会。 龙永图（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咨询委员会主席）做了以下演讲： 今天的演讲嘉宾中两位远道而来，一位是陈启宗先生，根据我那么多年来的观察，他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优秀的演讲者，所以，今天他能来，我想留出更多的时间给他。还有一位是来自新加坡的郑永年先生，一位很有思想的，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有很多独到见解的一位学者，他今天来多讲一点，我就少讲一点。 我就想讲一下这次两会之后我的一些感受。 第一，过去我们比较纠结的一些问题是否找到了出路？ 比如，中国还要不要谈GDP？GDP在中国的发展当中到底还有多大作用？因为现在有些地方比如上海都不提GDP了，不设GDP的目标。这次我认为李克强总理再次提出我们要设定一个7%的GDP，再次重申了发展是硬道理，这是一切问题的基础，这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他回答记者问的时候再次谈到了，中国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还有2亿人口没有脱贫，他讲到他拜访的两会人家(贵州西部山区的人家)，所以我们如果受国内媒体和外国一些专家的忽悠不再继续搞经济总量，不再继续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我们今天的位置会丢掉，这一点很清楚，我不想多讲了。 第二，我们必须要正视资源环境对我们发展的巨大压力。 习近平同志提出来我们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他的讲话非常辩证。中国现在如果不继续加大我们的投资保留我们的青山绿水，中国的发展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率、有质量的发展。这一点非常重要。昨天启宗先生带领哈佛大学的校长参观故宫，但是昨天天气很不作美，我们站在那里看到天气灰蒙蒙的，我说老天真是不给他面子。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来解决我们环境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采取一种全球的眼光。 这次有一个人大代表提出，我们除了在大米和小麦这两个主要口粮农产品方面，其他农产品的进口应该更加开放，我完全赞成。我们在农业问题上过去一段时间过于保守，说老实话，我们每天提18亿亩的耕地红线，但我们看看18亿亩是不是很健康呢？我们过去承载的太多土地化肥和农药，我们为了吃饱肚子简直是掠夺式的耕地，使得我们的耕地“榨干用尽”，我们怎样在今后几年中能够使我们的一部分土地休养生息，真正变成健康的土地，因为只有健康的土地才能生产出健康的农产品和有健康的食品，才能解决中国目前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使中国的耕地慢慢的轮耕休作，休养生息，这时候我们觉得比较大量的进口国外的农产品是一个很大的出路。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要有大的政策调整。过去那么多年的谈判很多问题就是农产品，我们在农产品问题上放美国一马，他们在其他问题上就会放我们一马。所以，我们只有用全球的开放性的视野才能解决我们目前遇到的环境方面的难题。世界大得很，习近平主席从政治角度来讲，太平洋很大，中国和美国两国是完全融得下的。我也讲世界很大，中国碰到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这是我们用开放的眼光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我两会上听到一些代表的讲话的一些感受。 还有开放的问题，有的人说开放讲得少了，这次两会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开放就是改革的一部分，因为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从来连在一起，孪生兄弟。所以，我就觉得中国还是要继续的开放。比如说我们要解决简政放权的问题，特别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敏感利益的简政放权的问题，缩小负面清单是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投资条约谈判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就是要缩小负面清单，中美投资条约能不能签订核心问题还是简政放权的问题。也就是TPP的问题，过去很多问题都是禁区，都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过去我们WTO一谈国有企业就说我们是干涉内政，实际上这是中国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现在我讲没有中美投资条约在谈判，这个负面清单永远缩短不了，因为我们一些同事告诉我，阻力大得狠。如果今天我们有一天参加TPP的谈判，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很难成功。很多问题必须在国际压力下才能解决，这是长期以来得到的一个结论。所以，只有通过开放我们中国改革，我们的改革才能在困难的问题上得到突破。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5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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