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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均豪：大数据如何惠及普通百姓
互联网大数据是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2015年1月28日下午，湖北省政协委员、均瑶集团总裁王均豪在参加小组讨论会时提到，要用互联网思维关注企业可持续发展，让互联网大数据惠及人民。 王均豪表示，新常态下互联网大数据是未来发展趋势。大概十多年前，均瑶集团就委托一家公司在民生领域进行尝试，在互联网大数据应用方面，取得一些宝贵经验。将来大数据如何惠及人民？王均豪讲了一个交通信号灯的故事。大数据系统可以适时采集交通信号灯信息，哪个路口因红灯堵车，哪个路口是绿灯畅通，大数据采集整理之后，可供市民查询，提前绕行避堵，方便老百姓出行。 在本次两会上，王均豪还十分关心民营经济发展。他说，湖北民营经济要发展，创业者必须要多，有了这些“基因”，才能不断产生中小企业，乃至大型企业，这是一个梯队建设过程。现在，湖北全民创业的氛围很好。不过，创业者风险很高，“能够活下来的都是栋梁”，政府和社会应该给创业者足够的呵护，让创业者星火燎原。
2015年2月26日 -
王均豪：2015年布局智慧城市
均瑶集团不只要卖牛奶、做吉祥航空，互联网金融是均瑶集团副董事长、总裁王均豪的下一步棋。 近日，王均豪在参加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和管理学院校友年会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表示，均瑶集团主发起设立的华瑞银行，将定位于“智慧银行”，不仅要做传统的银行业务，同时也要依托互联网进行创新。华瑞银行的使命是，“历久恒新，百年华瑞”。 华瑞银行注册资本为35亿元，股份总额为35亿股。均瑶集团为第一发起人，出资10.5亿元，持股30%；美邦服饰为第二大股东，出资5.25亿元，持股15%。 王均豪向记者多次表示，华瑞银行要相对独立运作。“标准讲法是华瑞银行系均瑶集团成员企业，而非控股企业”，“银行所有经营人员，都要具有银监会核准的资质，所以我也当不了董事长。” 王均豪透露，2015年，均瑶集团将进军互联网市场，主攻“大数据惠民”；目前，其参股的一家科技公司已经参与上海市个人征信系统的建设。“我们希望做的，就是把方方面面的数据汇集起来，用于方方面面的惠民。” 历史的传承和屌丝的自由 记者：有一种说法，现在中国不缺银行，但缺有特色的银行，那么华瑞银行的特色定位在哪里？ 王均豪：具体的工作由他们筹建班子在弄，目前使命刚刚出来，叫“历久恒新，百年华瑞”，特点是做智慧银行。具体的到时会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我开玩笑地说，就是历史的传承和屌丝的自由都要。历史的传承，就是传统的银行业务要先做，同时，屌丝的自由，就是利用互联网这块的智慧，都要去做。 记者：那华瑞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小企业？ 王均豪：这个专门有业务定位，具体到时候会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会有统一安排。我只能谈谈宏观层面的，作为大股东，战略层面的。 记者：华瑞银行高管现在确定了吗？行长和董事长人选等？ 王均豪：这些筹备组都在弄了。我只是知道一个大概，准备差不多了，初步应该具备开业条件了。银行所有经营人员，都要具有银监会核准的资质，要有金融从业资格，所以我也当不了董事长。银行要相对独立地运作，我们只是第一大股东，指导大的战略方向，具体的经营不涉及。 做智慧城市 记者：那刚才你发言的时候也提到集团层面2015年会有进入互联网的计划，主要有哪些内容？因为均瑶的传统业务像航空、食品，好像都和互联网还是有一点远。 王均豪：我们这块会做真正的大数据惠民，就是真正的智慧城市。现在的智慧城市是什么呢，就是城市的网络管理，基本上就是在政府的各个条线用于管理。但是管理的这些东西怎么样让老百姓更方便？这些东西、这些数据要整合，要便民。举个例子，我们上海现在在做的红绿灯显示系统，车流和旅游景点联系起来才知道哪些车去旅游景点，这些东西有利于城市管理。 比如，我们参股的这家科技公司，在这里面（智慧城市）也做了一个系统，和上海政府做的征信系统。比如上海的这个征信系统里面，这个人有没有吸毒史，有什么不良爱好，在法院有没有官司，判没判过，这些数据都会有。这个征信系统做好了怎么用，现在还在讨论。我们希望做的，就是把散落在政府和社会各个角落的信息集成，用于方方面面的惠民，这叫数据惠民。现在我们在其他几个地方都已经开始试点。 记者：其他地方指的是哪里？ 王均豪：上海范围内现在就做了一个征信。其他地方在复制。目前在温州也想做试点。政府购买服务，你要有方案，要有技术能力，还要有资金，还要能运作，对公司能力的考量是方方面面的。 记者：未来这块会和银行打通？ 王均豪：这个到时候看市场。
2015年2月26日 -
王辉耀：海归在今天中国更加重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人才竞争越发激烈的大背景下，我国已经不知不觉迎来了“海归时代”。2013年，我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41.39万人，同比增长3.58%；同年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5.35万人，同比增长29.5%，留学回国人数增长速度远大于出国留学人员增长速度。1978年至2013年底，中国留学归国学生累计达到144.48万人，是同期出国留学学生总数的47.2%，接近一半的出国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 “海归时代”到来的同时，关于海归变成“海带”“海归搁浅”、海归优势不再、海归带回意识形态风险等声音不时见于各种媒体，让人们对海归、对留学产生了一些误解。 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留学潮，对中国近现代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新文化运动旗手到共和国建设的重要力量；从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奠基者到中国科技事业缔造者；从全球化时代高科技创业精英到如今已不可小觑的新生代海归力量。中国海归在社会各个领域前驱领路，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随着“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涌来，日益膨胀的海归群体本身也在分化，既有高精尖人才、优秀人才、特殊人才，也有一般人才甚至不合格的人才；人们对“海归”进行多元化解读也在所难免，“海带”“海鸥”“海泡”“海根”等一系列名称随之而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新时期中国留学大众化、多元化、个性化的具体表现，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越来越强大，主动参与国际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这对于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并非坏事。 就海归个人而言，“海带”并非普遍现象，留学的价值也受到海归们普遍认可。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蓝皮书《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的研究发现，虽然多数海归回国就业的薪资水平比预期要低，但海归群体的就业难现象并不突出。86%的海归能在6个月内找到工作，表明多数海归并没有变成“海待”或“海参(剩)”。虽然有48.8%的就业型海归认为需要花5年或者更长时间收回留学成本，但回国就业的海归中有半数以上认为留学是划算的。海归在创造力、跨学科交流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方面收获颇丰，80%以上的海归认为自身的学识水平高于同行人士。况且，用“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评价留学发展是否划算的思维已经过时，留学的价值不能单纯依靠“工资的高低”去衡量，国际化的视野和思维不管对于海归本人还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更为重要。 也有人质疑海归带回了意识形态风险。其实不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指出，多样性思想的存在是化解偏激和错误思想的解毒剂。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留学人员在经历多元文化冲击后，更容易以国际视野看待中国，他们对祖国的感情更为真挚，更容易拥抱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3年10月，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强调“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2014年12月，习近平又强调，“新形势下，留学工作要适应国家发展大势和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统筹谋划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培养造就更多优秀人才，努力开创留学工作新局面”。可见党和国家对留学事业和海归人才的高度认可和重视，也将继续推动留学人员为中国的发展同心戮力。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5年2月26日
2015年2月26日 -
孙立哲：生命烈焰，在压力中爆发
孙立哲，1969年初插队知青；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由于对动物毛发敏感，于1987年放弃博士学位，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现为美国万国数据通讯公司总裁、美国万国国际出版公司董事长、中国美迪亚公司、华章公司、先知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长。 引子 压力是什么？如果我们仔细地回想一下，在生活中很少有没尝到过压力滋味的人：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升学的压力……北京友谊医院心理门诊柏晓利大夫告诉记者，压力即应激，包括三种不同的含义：是使人感到紧张的事件或环境刺激，是精神的挣扎，是躯体对所施加的压力和需求所做出的非特异性反应。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教授张小乔认为压力具有双重性，让人消沉却也可以催人奋进！那么，当年是千千万万个上山下乡的知青中的一员，而今已成为国内经济管理及计算机类图书引进及出版领域举足轻重人物的孙立哲是如何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力中冲出一条自己的路，通向成功与辉煌？前不久，在北京友谊医院健心教室，孙立哲向大家讲述了他曾经对待各种压力的心路历程。 人生多蹉跎 风浪几颠簸——孙立哲走过的道路 普通知青成名人 20世纪60年代末，孙立哲正在清华附中上初中，那时他的理想是当数学家然而，文革的到来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他和全国1700万中学生一样，中断了学业，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他来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并且在那里一呆就是许多年。他通过自学掌握了许多医疗技术与知识，在延安的窑洞中为数万名农民诊治病患，做了上千例的手术。于是，他渐渐成了典型，上了报纸，甚至在有30多万人参加的北京市学习雷锋会议上，作为全国知青的代表向北京人民汇报。由普通知青成为全国名人。 当时，各种荣誉接连向他走来：他先后当过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副局长，后来又成为某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还是唐山大地震时由数百名医护人员组成的第一辆进入唐山的卫生列车医疗队的总负责人。 命运突变落低谷 如果说，先前他是被时代捧上了天的话，那么，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便立即“从天上掉到了地下”，由一个千万知青学习的榜样一变而成为“政治上有错误的人”。最风光时他曾是“卫生部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凡是全国性的会议，他必定坐在主席台上。而事隔几个月后，他就成为在地委大院扫院子的清道夫，天天在小黑窖里反思，天天交待问题；先前，他由于自己是全国5个知青榜样之一需扎根农村而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而几个月后，不仅大学没能上成，还成了被众人批判的对象。他原是个不吸烟、不喝酒的人，但命运的突变使他难以承受。一天，他一次喝下了一瓶烈性白酒和两瓶葡萄酒，身体发热，昏迷两天左右，身上出了黄疸，演变成急性肝坏死，在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他不仅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失去了显赫的地位，还失去了健康。这一切都使他落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留学之路多坎坷 在孙立哲的人生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候，当时首都医科大学的一位领导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在这位领导的支持下，孙立哲直接考上了该医学院的研究生，学习器官移植。后来，他到美国读博士。在美期间，他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妻子儿女，还先后帮助20多位国内的亲朋好友到了美国留学。这20多人聚集在最廉价的房子里，冬天没有暖气。他们买最廉价的菜，穿人家不要的衣服。为了生计，这些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翻译、教书、到餐馆打工、给人搬家具……为了度过经济的艰难期，他们还开办了饺子加工厂，他和爱人白天念书，晚上便在一起包饺子。在生活的重压下，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搞器官移植经常与动物接触，他得了严重的哮喘，被送去医院抢救。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开办起来一家翻译排版公司。生活刚刚平稳一点，他突然被告知：妻子肝癌晚期…… 挺直腰杆战死神 孙立哲带着妻子回国治病，想尽了各种办法。为了支付治病所带来的经济压力，他租一间7平米的小平房开公司，开始了在国内的创业。然而，祸不单行，他的父亲也得了肺癌。这段时间，他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精神的压力。不久，他的甲状腺开始出了问题，发烧、脸肿、肌肉松弛，处于极度的抑郁状态。他需要终生服药来代替甲状腺的功能。后来他又患了糖尿病，每次吃饭时都要注射胰岛素…… 两年中，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亲人相继离去，他经历了生离死别的折磨。然而，苦难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过度的疲劳而导致的消化道大出血使他面对着死亡。那次，在去医院的路上，他眼睛睁不开，手也抬不起来。他感到四周那样安静，世界似乎已离他越来越远。他说：“我当时真的觉得，自己离死亡就只有那么一点点距离。” 一年后他因腹痛做B超检查，又被确诊为膀胱癌！如今，他回忆曾经接受治疗的情景时说：“每次接受药物化疗，都像脱一层皮，从死亡线上爬回来。”现在，他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癌症，重新以高昂的信念往返于国内外，为事业奔波…… 莫道人生苦 压力是财富——孙立哲的人生感悟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上午，孙立哲作为嘉宾走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健心教室。他看上去孔武健壮、精力充沛。当他给听众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及他对人生的感悟时，声音洪亮，谁能相信他是一个曾患胃肠道大出血、战胜膀胱癌、几次与死神失之交臂的人？ 谁动了我的奶酪？——学会应对命运变化 那天，孙立哲讲了一则寓言。有4只小耗子，其中的2只长着人脑，具有人的智能。一天，4只小耗子外出寻找食物时得到一大堆奶酪。耗子们开始时想，有了这么大一堆奶酪，以后可以安安稳稳过好日子，再也不用发愁。但是有一天，奶酪突然不见了，两只没有人脑的耗子随即去找别的食物；而两只有人脑的耗子却陷入深思，它们始终都想搞清楚，究竟是谁动了它们的奶酪，并为此烦恼重重。 由此，孙立哲告诉大家，奶酪可以看作人生的一种象征，它或者是某种成功，或者是某种财富，或者是一份理想的工作等各种优势，许多人一生都在追求这些目标。当目标一旦实现之后，人们常常就会进入一种惯性，进入一种依赖状态，就像那两只有人的智能的耗子一样，渐渐失去了应付变化的能力。 他认为，人类在适应变化时是存在某种劣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类的智能、人的思维能力成了人们在应对变化时的弱点。在管理界有句名言：“现代管理学面临的挑战正是如何应对变化。”而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应对命运的挑战事实上就是应对每一次变化；而应对变化也就是应对由变化而给人们带来的压力。 压力是什么？孙立哲想借此寓言告诉人们，压力正是由变化而来的。每个人总希望事物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发展，但事情往往只在一段时间中存在稳定性，而变化是绝对的，永远要发生的。如果人们对此认识不清，那么在应对变化和变化所带来的压力时就会缺少对策和方向。 树挪死人挪活 酸甜苦辣更快乐 压力常使人陷入了某种困境，但这一困境又往往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缺乏适应变化的能力。“试想，在我陷入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天天抱怨老天的不公，天天痛哭流涕，那么我现在很可能还在农村。抱怨是无用的，关键是增强适应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利于我们的人生。”孙立哲这样说。 人常说：树挪死人挪活。变化带来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变化也给人带来机遇。孙立哲说：“我曾给自己设定过很多目标，总觉得有目标好。但每次目标达到后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得到终级的快乐，总是有新的问题出现。因为就客观而论，任何一个结果都不会很完美。由此，我们可以回首一下自己所走过的路：我们什么时候最快乐？这时就会发现往往是我们干一件事的过程才使我们最快乐，是人们在走向目标的过程中，人为了达到目标所克服的困难、障碍，付出各种努力，其中的酸甜苦辣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更大。所以，不要害怕变化，而要积极地去享受变化。” 现在有心理问题的人为什么这么多？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国内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而且变化还将是这个时代的主流。但人们往往惊奇地发现，有很多人的结局和儿时读书时人们对他的设想和估计有很大出入：认为应该出类拔萃的人如今很平常，而另一些学习不好、又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人现在反而出人头地了。为什么？孙立哲说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任何优势，也就没有依赖心理，故只能通过奋斗去改变现状，他们由此具备了适应变化的能力，并取得了成功。 秀发遮面庞 赤脚生翅膀 “机会女神”为何易飞走？ 在演讲的最后，孙立哲讲了一个故事：在法国某次的雕塑展上，一尊设计独特的雕塑引起了参展人极大的兴趣：这尊雕像有着漂亮女郎的形体，而在人体中最能传达神态美丽的无疑是人的面部和眼睛，但她长长的秀发将她的面部全部遮住了。人们疑惑的目光只好一直向下移动，最后在雕像的赤脚上人们看到了四只翅膀，翅膀下写着点题的一句：“机会女神”。人们惊叹创意的奇妙。 这就是说，人生面对许多压力时，实际上也正是机会来临之时。但这种机会到来时，人们又往往是看不到的，往往这时人们的智力和思考成为一种障碍。而当你终于看到谜底，知道原来是机会女神时，同时也看到了机会女神的四个翅膀，机会女神这时已经飞走了。 有句话说，成功的大门和机会的大门是向准备好了的人敞开的。“我们在对待变化和压力时，应采取准备和主动的态度。首先，我们要去接受；第二，我们要学会适应；第三，我们不和自己过不去，而是通过改变自己去适应变化。”孙立哲告诫大家。就连曾经面临死亡的威胁，孙立哲都觉得是一种财富：“面临最大压力的时候也是最有意思的时候。回想人生，以前种种经历都很难得。我死过一回，而别人就没有这种经历，这就不白活。” 文章选自《健康时报》
2015年2月12日 -
毛振华：互联网金融逼迫央行下发征信牌照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14(第十三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12月12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经济学家、中诚信公司董事长毛振华。毛振华表示，没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我觉得央行也不会考虑向民间第三方公司发放牌照，这也是历史机遇。 以下为发言实录： 毛振华：我们这个行当是非常古老，我创业92年，做了22年，有两个业务，一个是信用评级，这个做了22年，还有一个是征信，做了12年。应该说互联网现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很多机会，其实是挑战，我们从内心世界来讲对互联网本身还是充满敬畏。征信业差不多200年，信用评级业100多年，它的原理没有变。没有变的情况下互联网对我们的冲击是什么？不仅仅是一个传递方式的问题，也不是简单一个计算工具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平台的问题，可能还影响着你的商业模式甚至影响你的生存。你像信用评级这个行业很古老，这两年发展很快，最近7、8年我们每年都在20%以上的增长速度，还是很好的。我前面做了十几年不挣钱，这几年挣了一些钱，还可以。 我在看这么多免费的东西出来了，信息这么发达，在过去信息不对称的时候评级公司你有很重要的作用，你成为这个市场的定价者。这么充分的信息，评级也没有很多的窍门，那些工具和量化模型，分析方法其实都是商学院可以学得到的。那么多免费东西出来之后，你有没有可能被替代呢。我到美国访问一个数据公司，他们做免费评级，大概情况差不多。这样的机构多了，一定要花那么多钱买评级吗，我觉得这是挑战。 另外是征信，这个业务我们做了12年，最近拿到一张个人企业征信备案的制造(校对)，我们也在申请个人征信的制造，我们有信心央行给我们。我们是传统征信也向互联网转型的代表公司，现在做个人征信公司很多没有商业模式，我们今年有5000万收入的征信公司，还是可以的。但是互联网的确不仅对我们个人的知识结构，而且是对我们行业的机会和挑战都是我们所敬畏的。我觉得在我的知识面无知的领域，互联网出现之后是互联网金融要起来了，个人征信是是中国很大的缺口，填补这个缺口就是机会，怎么来填补？央行有一个征信中心，他不能被这个覆盖，新出来一批征信公司就能够覆盖吗？如果没有央行征信中心，我们这一部分的工作又能够对我们这个市场需求能够满足吗？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今天有好几个互联网公司，我也希望加强合作，我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比较长项的。有可能拿到牌照公司，阿里、腾讯，他们是数据公司。我们也很困惑，征信业来讲这是第三方征信，独立征信公司你才能向社会提供公正服务的公司。我是一个以交易为目的，以信用来提升自己交易能力的公司，我的信息愿意不愿意提供出来给别的对手来作为他防范风险的工具？这在逻辑上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可能就会让大数据公司来产生一批这样的公司，这样的话所有产生数据的公司都可以办征信公司，中国所有商业银行，每家每户大银行都不得了，一般地方银行也有几千万客户，保险公司、电信公司、电力公司还有大的互联网公司，特别是垄断公司都可以来办。当然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如果这样的公司也要被少数产生数据公司所垄断，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还能发展吗，中国的互联网体系还能创新吗？这种自然垄断导致这种信息垄断，导致最后体制性的缺憾，会不会对我们互联网金融本身产生一个冲击呢？在信用信息里面来讲，银联是最大数据公司。我听说银联只有信用卡号码，没有名字，他不知道一个人有多少张卡，他知道这个卡哪个号码在哪花过钱。有一个可以打通他可以搞得很清楚，因为过去传统征信领域里面90%的有效信用信息来自于金融部门。又有90%的客户，真正愿意花钱买客户也是金融部门，两个90%决定了金融部门对个人信息的垄断。 现在我们独立第三方依托互联网的公司业务的发展，未来会对我们传统的金融体系的征信是什么样的冲击，我觉得还要进一步讨论。包括央行他的数据库不对其他有信用交易公司开放，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一个很大的体制缺憾。目前还没有看到体制上的安排，我觉得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对我们这些传统行业来讲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没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我觉得央行也不会考虑向民间第三方公司发放牌照，这也是历史机遇。
2015年2月12日 -
毛振华：减税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牛鼻子
新浪财经讯，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三十二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4—2015)”于2014年11月22日上午在北京举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在论坛上表示，政府改革的牛鼻子就是减税，减税能够在短期内对稳定增长有效果，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能够刺激企业的投资，能够刺激企业的创业行为，能够刺激消费，所以短期来看是很有效的措施。长期来看，对调结构是很有利的关键措施。 以下是毛振华演讲实录： 毛振华：在刘元春教授和胡乃武教授之后发言压力很大，因为刘元春教授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特别是他提出了攻坚期，这是在我们讲的“新常态”基础之上的一个新的描述，应该说是2014年是攻坚期的准备期，2015年是攻坚期，这是意义非常深刻的。 为什么是攻坚期，我们面临着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稳定增长的多重的目标下的艰难选择，在这种选择下，我觉得不改革不行，不调结构不行，不稳定增长，不保持现有的底线也是不行的，那到底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昨天央行降低了存带宽利率，这是28个月以来第一次，市场影响非常大，我看信息，美国市场中国的股票都有很大的长生，大概超过10%，这是市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预期，预期中国是不是要迈向一个新的政策周期，由所谓的稳定增长政策和稍微中性的政策相比较的政策来发展。这涉及到有大量的货币工具可以利用，现在利息还有很大空间可以降，有人说起码可以降四次，不知道怎么算的，另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中国也是世界最高的，还有很大的空间缓和金融体系里面的宽松环境。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年份里，金融一直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运行，我们的M2增长速度快，M2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在十年前大概是1.2个货币增量和增长1个GDP，现在必须要2块钱的M2才能带来1块钱的GDP，所以我们整个市场里的金融货币还是比较宽松的。一方面是经济体比较缺钱，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的钱在市场流动。降息和降低我们的货币发行相比是有基准的，因为企业要支付利息的，是更有利与经济增长的目标。 我过去也说过，降准不宜降息，还有一句话降息不一降水，在经济调整里面，在市场经济的政府里，它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弱，财政政策往往是政府能够直接用的政策。财政政策里，财政赤字，财政开支的收缩和扩张是一个政策。还有就是税，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大家普遍感到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很重，本来我是在高教授后面讲，他到晚了，他跟我的观点不太一致，他是国家级一号专家。中国的税出财政之外，还有类似于税的，比税还要硬的政府收的水五，比如工资里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还有工会的钱，残疾人的钱都在税里面一起征收，使得企业在发放工资的时候，大概要再发6%出来给政府，政府还得统一使用，这是非常巨大的数据。政府控制的资源是非常巨大的，降税对现在的企业作用是更大的，因为税是刚性的，有的企业偷税漏税之后后果很严重，所以政府的税收部门有无限的自由度来掌握，它有自由裁量权，这是非常大的事情。税收体制改革还没有开始，但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哪些地方可以减税呢，我提的是六个方面，一个是对于创新要减税，我们的结构增长，这个创新的部分要减税。我不太赞成补贴，我认为所有的钱经过政府摸了一下，他在甄别，他愿意给谁，这个甄别行为是政府巨大的寻租，是导致政府腐败的根本的原因，所以把政府甄别，政府决定给谁不给谁要大大减少，这是要降低减少补贴，而增加对于创新企业的减税。 第二个是对创业的减税，现在就业压力很大。 第三个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要减税。劳动性密集型企业是对中国贡献比较大的，国有企业基本是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垄断型，我们民营企业基本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型。 第四个要对企业的资本扩充行为进行减税。中国的企业现在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的负债率很高，中国企业的负债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企业有巨大的支出的负担，同时使企业面临抗风险能力非常虚弱的状态。我这两年去美国比较多，跟他们交流，美国的经济为什么判断它走除味剂，很大的判断就是美国企业的负债率降低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好一点的企业基本上没有负债。中国人是愿意把钱拿去储蓄，或者拿去放高利贷，反正一条企业不愿意作为企业的股本，这是很大的文化。这也反映出了其他的现象，不管怎么说，提高企业的股本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对股本的限制很多。在证监会一个企业发新股都要经过证监会的审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管这个事，只有一个害处就是证监会的权利小点，他能决定谁发财谁不发财，但是证监会还管着。但是在税上面，由于企业扩充资本将带来利息支出的减少，利息支出这部分不摊到成本里去，又会提升企业所得税的上涨，把这一部分税可以计算出来。企业带来的股本的上升，减少了利息开支，减少了在成本里的比例，带来的税收的增加，这部分返还给企业，我们叫做减税，实际就是返还给企业，这是一个机会，它对企业资本的构成有很大的好处。我们现在的问题，要造成全社会关注，中国企业的股本问题，如果股本问题不解决，中国的企业包袱，中国企业的创新，中国企业抗风险的能力，甚至中国的就业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这点可以再呼吁一下，在这个领域采取特别措施，这个措施全世界都没有做过，我们可以考虑。 第五个是在对亏损的企业进行减税。中国有一个现象，中国的税收结构是环境税和所得税很高，不管什么原因，对中国还是要跟国际逐步接轨，走到所得税为主的阶段，但是现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对于税后亏损的企业，交了很多企业还亏损，一个投资者出了钱办了企业，吸纳了社会就业，制造了GDP，制造了税收最后还亏损，这对一个创业者，对一个企业来讲是很不公平的，在这个部分里对于亏损的企业要实行减税的措施，减多少，那是另外一个环节。 第六个也是最难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能不能继续调低个人税收的起征点。在这个临界点的这部分人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认为只有这部分人的钱是拿来消费点的，是中国扩大内需，转型的重要的支撑点，这部分人没有多少人储蓄，就是生活费，所以我们可以把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提高，但是这部分人可以再放宽，对税收的影响不大，但是对直接消费的刺激性作用会很明显。所以这六方面的减税我觉得势在必行，或者应该创造积极推行。 但是减税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知道政府的开支很大，减税后政府从哪开支，所以我觉得减税只是一个税，实际上是一个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地位，政府的功能，涉及到周围改革的最攻坚的部分，中国改革的最攻坚的部分，就是政府领导我们改革政府，这个很难。与减税相适应的，要适度的推动政府的改革，这里面包括降低减少政府的支出的项目，平衡减税带来的平衡。 一个是要减少政府的财政的直接投资支出，而改为企业债券，或者国有债券，在所有投资行为经济行为里面，不涉及到公共福利的部分，应该都由市场行为解决，发行政府企业债券，以前国债和地方债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国债基本上是政府自由使用，但是地方政府债不是自由的，一定要项目本身发行，不能纳入政府的一般性开支。所以我们要减低政府的直接投资的支出这个很重要，如果把这一块减下来，比如今天上什么项目给多少钱，把这些减下来，采取市场的方式解决，这个会减少很大的开支。 第二个要降低政府的补贴支出，刚才已经讲过了，要以减税代替政府的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是非常大的主渠道，应该可以减下来。 第三就是减少政府的事业单位开支，现在我们养了很多事业单位，这些单位里边大部分是不需要政府养的，有一些科研单位可以市场化，有一些是自由的独立的劳动者，他们应该是凭自己的收入来养活自己，不要靠政府补贴，比如中国很多补贴，演员，体育明星，他们应该都有自己的收入。所以怎么样降低巨大的政府事业单位的开支，是我们要研究的，一部分要转轨，转城市场的，企业的，个人的，要减少这个包袱。当然不能减学校，不能减教育。 还有一个就是减少公务员，中国的公务员的比例不断地攀升，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招聘，也有大量的处一级的事业单位转入到国家机关里面，我们现在讲政府的改革，毛主席在延安就搞过这个精兵简政，所以我们必须要减少我们公务员的人数。我以前是公务员，好多公务员还公务员队伍里，一个单位里公务员超过三分之一是为自己服务，这个是很大的开支，也是政府职能难以转化，也是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内容。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利益集团，其实公务员体系就是一个利益集团，没有了公务员，中国会少很多腐败，会少很多改革的难度。所以减少公务员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能减少政府开支。 我觉得减税就是中国的一改革、发展的牛鼻子。我过去说过，上一次讨论我说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的牛鼻子，因为国有企业的杠杆利息高，国有企业通过负债的方法获得主要的社会资源配置的能力，国有企业占有的新增加的货币发行大概接近90%，使得新增部分大大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这是中国经济的全面的改变，导致了我们艰难的经济。我们要改革政府怎么概念化，政府改革的牛鼻子就是减税，减税能够在短期内对稳定增长有效果，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能够刺激企业的投资，能够刺激企业的创业行为，能够刺激消费，所以短期来看是很有效的措施。长期来看，对调结构是很有利的关键措施。 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政府减少开支，减少政府的权利太难了，难上加难，比等天还能，但还要登上去。我觉得应该把减税的措施放到政府改革的非常关键的地方。大家知道现在经济的回落，财政本身又面临相对困难的局面，过去我们政府的收入最高的年份达到30%多，现在财政收入只有8.6%，增长速度已经是历史性的降低，已经比较低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提减税，导致政府收入减少是很大的挑战。从我们实际感受来看，税收的降低，对我们长期调整结构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我们短期的经济增长也是很必要的。但是难度也非常大，我们也期盼，也关注政府在这方面必要的措施。降息都来到了，那么降税它还远吗，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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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科：让中国的天更蓝水更清
2014年11月28日，总部设在丹麦的跨国公司托普索举办在华30周年庆典。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托普索就把合成氨技术引入中国，为解决10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之初，托普索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外国企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正式融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2004年以来的十年间，托普索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壮大，与中国企业签署一百多份工艺包和催化剂合同…… 今天，当中国面临能源和环境困扰时，托普索中国公司总裁Jesper Wendt在庆典仪式上做出郑重承诺，“将凭借所拥有的先进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让中国的天更蓝、水更清，让‘托普索蓝’常驻中国!” 与中国经济同步发展 哈德·托普索博士于1940年在丹麦创建了托普索公司，致力于多相催化和各种环保与清洁能源技术研发。上世纪70年代，托普索向中国提供了多套合成氨工艺技术和催化剂，为中国氮肥企业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助中国走上大氮肥的国产化之路。 2012年6月，托普索公司同天津泰达技术开发区签署合作备忘录，一期投资2亿美元在天津建设新催化剂生产基地。 回首30年不难看出，托普索在华迈出的每一步，都稳稳地踏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强音上。 特色技术创骄人业绩 30年来，托普索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炼化、石化、化工、环保、电力等工业领域，枝繁叶茂，硕果盈枝。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涉及能源、环境、人口和粮食。托普索提供的产品和技术对解决其中除人口外的3个问题都有帮助。这可能是托普索公司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根源所在。”托普索中国公司副总裁刘科表示。 托普索的业务由新能源、环保、炼油和化工四大板块组成。其中的新能源和炼油板块致力于生产更清洁、更高效的燃料，对于缓解能源危机功不可没。 新能源板块集中了TREMP托普索循环节能甲烷化工艺、甲醇/合成气制汽油、煤焦油加氢工艺和甲醇制芳烃等核心技术。依托于这些技术，托普索在中国签订了5套煤制天然气项目合同、6套焦炉气制天然气项目合同、8套甲醇制汽油催化剂项目合同。这些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中国的新能源供给能力。 2011年底才进入中国的托普索炼油板块，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创下了骄人业绩：目前有48套装置采用了托普索加氢催化剂，10套装置采用了托普索的加氢工艺包。 环保业务板块汇聚了湿法硫酸(WSA)、一体化脱硫脱硝、固定源SCR DeNOx脱硝以及柴油机尾气治理等典型工艺。其中WSA被认为是解决硫排放的最佳手段。截至今年10月，WSA工艺已在全球130个工程项目中获得应用，其中在中国应用了58套。 托普索的汽车尾气催化剂技术对于处理柴油车尾气污染极具优势，中国的潍柴、玉柴、一汽、宇通等知名厂商都采用这一技术。2011年1月，北京公交集团100辆国内首批国Ⅴ排放标准的公交车辆正式投入运营，其尾气后处理系统全部使用了托普索SCR催化剂。 化工板块是托普索最早进入中国的业务，包含了甲醇合成、合成氨、天然气制氢和甲醛合成等工艺。截至目前，采用托普索化工板块技术已在中国建设了13套甲醇装置、28套合成氨装置和3套天然气转化制氢装置。 让中国的天更蓝水更清 托普索中国公司另一位副总裁雷吉虎自2004年就在该公司工作，他亲历了托普索在华发展最快的十年。十年间，托普索中国公司的员工从3人扩充至110多人，办公场所由2个写字间扩大至CBD核心区的整层办公室，2013年托普索在华合同总额超过10亿元。 “托普索在中国的业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向中国客户介绍托普索的催化剂产品和技术，另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向客户提供后续的技术服务。因为我们坚持这样的发展理念——全力以赴为客户创造长久的价值和服务”。 在华30年，托普索与中国经济获得共同发展，也得到了业界的首肯。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谢克昌院士在出席庆典仪式时表示，正是因为对中国在能源和化工领域面临的挑战有着深刻的认识，托普索才能在30年间以其先进的、具有创新性的工程设计和可靠的催化剂产品为中国客户提供最大价值的服务，同时自身也得到快速发展。他还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为许多的跨国企业提供机会，托普索在制订下一步发展战略时，会更多关注中国正在进行的能源革命，拓展公司未来的发展空间。 “最近，环境和能源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我们有信心利用托普索的先进技术，为解决相关问题，为中国的天更蓝、水更清作出贡献。这是每一个托普索人在中国的使命。”刘科的一席话，道出了托普索人的心声。 文章选自《中国化工报》，2014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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