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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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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
全球化使世界日益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局，各国在全球化市场既合作又竞争中，催生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巨大人才市场。今天的世界，人才在全球培养，在全球工作，也被全球争夺。 全球化的人才流动，同时也带动了日益显著的大规模国际移民现象，如投资移民、技术移民、海外留学、劳务输出、出国旅游以及非常规移民等，移民不仅给移入国带来了人才和资金流，也促进了移入国的就业和消费，激发了移入国的经济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正在融入到世界国际移民进程中。过去3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移入和移出中国的国际移民迅猛增长。但同时，大量的移民也产生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持续深入地思考和研究。 2012年11月，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推出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分析了影响中国国际移民的重大事件和热点问题，预测了我国国际移民发展的大趋势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进入国际人才流动时代 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全球化的人才流动，同时带动了日益显著的大规模国际移民现象，中国现在也开始成为移民大国。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人才流失现状，如何改变人才输出国的地位？近日，我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对我国海外移民和外国来华移民情况进行全面分析。 本蓝皮书对我国国际移民的移出数据分析指出：2010年，我国海外华人华侨数量超过4500万。2011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人，其中在美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达87017人，在中国国际移民总数中排名第一；其次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11年，我国对各国的投资移民总数超过1万人；其中，向澳大利亚投资移民人数最多，其次是加拿大和美国。2011年，中国向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的人数达到4791人，占总人数的61.5%，是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的第一来源国。2011年共有2969名中国公民申请了投资移民的EB-5签证，其中有934人获批准。在EB-5签证总申请人数中，中国人占75%。在技术移民方面，对世界主要几个移民国家的永久性技术移民超过4万人。 国际外来人口的国内移入方面：截至2010年底，在我国境内有短期和长期居留外籍人员已达1020145人；截至2011年底，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已有4752人。同时，2012年发展中国家的侨汇高达4060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了6.5%，占全球侨汇的94%，2012年全球的侨汇达到了5340亿美元。可见，侨汇成为移民输出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经济来源。 由此，移民问题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源于它折射出社会方方面面的现状，与政治改革、产业结构升级、环境污染、教育问题等密切相连。 国际移民发展六大趋势 趋势一，国际移民的总体规模将更加庞大，形势更为复杂。根据IOM预测，到2050年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移民总数将达4.05亿； 趋势二，国际劳动力的供需矛盾将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过剩，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到2050年，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人口保持6亿人规模，而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就会达到24亿人，2040年会达到36亿人，人才移民的比重会越来大； 趋势三，移民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将不断深化，各国都重视移民的融入问题； 趋势四，环境移民也将成为重要移民群体之一。2010年全球共有超过4200万人因为自然灾害被迫移民； 趋势五，现代化的国际移民管理将是未来发展方向，非政府组织将在移民管理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趋势六，非常规移民问题将变得复杂。目前，非常规移民占总移民比例为10%-15%，非常规移民损坏了接受国居民的合法权益，需要各国加强协调合作。 蓝皮书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相对落后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处于人才输出国的地位，每年面临大量的人才流失。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完善的移民制度，不仅不能有效地吸引国际人才，而且在吸引本国人才回流方面也面临着诸多制度上的障碍。我国近期出台了一系列千人计划来吸引海归人才回国创业，在人才回流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而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人才绿卡和移民入籍等移民制度，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中国梦”，让来自全球的人才从内心认可中国，理性地认识中国，推动全球人才来中国流动，成就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现实。 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负效应和正能量 我国海外投资移民以高净值人群为主，投资多集中在房地产、外币存款和股票等领域，他们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更优秀的教育资源、更安全的投资环境和更高的生活品质，投资移民已经成为我国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蓝皮书分析，2011年，我国对各国的投资移民总数超过1万人。 海外投资移民的发展带来我国的资产和人才的双重流失，不利于我国对不良资产的监管，影响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未来几年我国海外投资移民群体还将逐步扩大。 蓝皮书分析，但由于投资移民目的国设定的投资移民门槛越来越高，投资移民的投资标准也将相应提高；在目的国分布上，我国海外投资移民的主要目的国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移民国家。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吸引他国的投资移民，我国海外投资移民在“大集中”的同时，将呈现“广分布”的特点。 海外投资移民的大规模迁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也要求我国加强对海外投资移民的监督和管理。2012年《出境入境管理法》的颁布和即将实施将有利于我国完善海外投资移民的管理和服务。 如果说投资移民造成了中国的资产流失，那么技术移民则导致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才的流失。从国际人才竞争趋势来看，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国际移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发达国家为争夺国际人才，纷纷制定技术移民政策，吸引高端人才，增强国家竞争力。我国技术移民的大量外流和该国际环境不无关系。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都收紧了永久居留技术移民政策，但对于临时居留的技术移民则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 在未来几年内，由于传统移民国家的技术移民政策收紧，我国海外技术移民的申请难度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短时间内可能不会有所改变。尽管如此，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我国优秀人才大量移民海外的现象不会消失，技术移民的申请数量会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一般认为，合理比例的技术移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是移入国与移出国之间沟通与交流的纽带，对于移入国与移出国来说，积极影响都是主流。 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中国也应注重人才的软实力作用，制定积极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工作能力强、科研水平高、掌握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海外人才回流将是我国技术移民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总结分析，大量技术移民推动了中国与外国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大量的侨汇不仅改善了技术移民家庭的经济状况，从宏观上来讲，还有助于消除国内贫困，拓展收入来源，增加投资与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中国海外技术移民有很多在国外的重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任职，他们通过回国交流讲学、参加学术研讨、推动人才培养等各种方式，将所掌握的新知识、新信息、新技术介绍到国内，这增强了中国科技竞争实力；海归对推动中国的教育、学术和科技进步，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很多重大项目和高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中，留学回国人员功不可没。 移民潮的背后，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人才流动与人才争夺 我国移民热、移民潮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国际移民报告》分析，个人收入差距是引起国际移民的首要原因。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因素是其他各种社会因素的基础。通过跨国迁徙改善个人的收入状况，实现个人理想，是普通民众踏上跨国迁徙的基本原因。另外，互联网、电子邮件、卫星电视、手机和廉价的国际电话等现代通讯手段，使全球的互联互通性进一步增强，“缩短”了世界各地的距离，使人们产生了国际迁徙的渴望和冲动。 在世界人口格局中，此消彼长的人口增长态势，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劳动力供需不平衡矛盾加剧，形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劳动力供需的互补即国际移民的强烈需求。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过剩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短缺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人才大量外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低端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得不到满足，只好通过非常规移民来“补足”。 对于我国近期出现的移民热潮，子女教育因素是对外移民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出国越来越便利；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富裕，部分人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出国；教育程度的提高，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熟练使用英语。这些都在客观上为移民创造了条件，移民潮的背后，是人才在全世界范围的流动以及世界各国的人才争夺战。 目前很多国家实施新的国际移民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加大人才吸引的力度。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人才培养的数量不断增多，许多国家开始将人才移民和投资移民的来源地转移到中国来。随时中国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和国际经济接轨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国际流动人口也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增长。中国正在从货物流动大国，到资本流动大国，再向人才流动大国迈进。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才流动国。中国现在急需要做的就是改变中国国际人才流动只出不进的局面。要改变人才移民只出不进的局面，中国需要出台投资移民法和技术移民法，同时还需要尽快建立中国的移民局。 中国未来将成为国际移民大国 随着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区域化发展日趋明显，国际移民的总体规模将更加庞大，国际移民的形势将变得更为复杂。伴随而来的是非常规移民数量会持续上升；短期移民和循环移民的数量会出现大量增长。国际移民形势将变得更加复杂，管理更加困难，保护国际移民人权特别是非常规移民人权的问题将更为困难和迫切。 这种情况的出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过剩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短缺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人才大量外流，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使发达国家低端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得不到满足，只好通过非常规移民来“补足”。解决劳动力供需矛盾需要各国完善国内法律制度，认真贯彻双边和多边劳动力流动协议，加强国际移民返回和再融合制度建设，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机制，通过政策杠杆来引导国际移民有序流动等。 在我国的国际移民大潮中，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更多的国家对中国开放，还有每年中国40万的留学生出国和几千万的国人出国旅游，我国对外留学人数的不断增加和对外旅游的群体不断扩大，加上教育、投资、环境和政策等因素，我国对外移民的人数将持续保持增长。此外，我国外国人居留制度的完善、移民法律体系的完善，包括外国人来华的移民群体将越来越大。因此，未来中国国际移民的发展大趋势将有可能是国际移民的移入和移出双向共同发展，形成大进大出的局面。
2013年2月24日 -
《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课》出版
2013年1月13日晚，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校友们相聚北京国际饭店。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哈佛肯尼迪学院中文介绍图书--《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精英课》在北京国际饭店正式首发。 自哈佛公共管理学院1936年成立以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一直致力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同时使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能够随时应对现实世界发生的最为紧急的公共问题。肯尼迪政府学院在建立公共领导者的培养体系方面是一个开创者，这套严谨的培养体系可以使学生获得和在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一样的职业型教育，这种职业型教育可以使学生直接进入公共领导领域的工作岗位。 如今，肯尼迪政府学院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它拥有15个研究中心和机构，30多个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和学位课程项目。2010年，共计2860名学员参加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其中49%的学员来在海外140个不同的国家。肯尼迪政府学院有46000名校友，分布在全球的200个国家和地区，充分体现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化。 作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公共管理学院，哈佛肯尼迪学院培养了无数政府管理领导人、公共管理人才和业界精英。肯尼迪政府学院和中国友好往来频繁，无论在学术界，政界和社会管理领域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目前，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中国介绍的还不多，也没有一本这样系统性的专著介绍。在肯尼迪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王辉耀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张晓萌利用他们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学习研究的机会，写作了这本著作。 作者充分采访了哈佛大学前校长、肯尼迪学院教授劳伦斯?萨默斯，还有“软实力”概念提出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任院长约瑟夫·奈，以及肯尼迪政府学院现任院长大卫?艾尔伍德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爱什中心主任托尼·塞奇等知名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薛澜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亲自为本书作序。此外，肯尼迪学院艾什中心执行主任Julian Chang, 哈佛上海中心主任韦杰夫，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吴江，中央党校战略研究室主任段培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国务院参事汤敏等都一致推荐该书。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世界领先公管学院人才培养的过程。本书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建立谈起，追踪其发展和变革历程，系统地梳理学院教学的独到之处。同时，还详尽细致地分析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化师资力量、国际化生源构成等参与主体，以及课程设置、案例教学、活动会议、毕业走向、中国官员的培训等，试图为读者展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生动而详尽的形象。
2013年2月24日 -
许小年：中国与世界
中国与世界，谈什么呢？我想讲一讲，我最近到美国跑了一圈的感受。从媒体上、从我自己的参观访问，我感觉到潮流正在改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已经从初期的恐慌中逐渐的恢复过来。在恐慌心理的支配下，他来不及思索，大火已经要把大楼烧塌了，只能看到一支救火队在这儿喷水，就是政府。人们把世界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全世界大政府回潮。现在的情况和1930年的大萧条我认为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西方各国知识界民众都是一致向东看，当时西方世界的重心是在伦敦、英国、巴黎、纽约。往东看，东边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似乎是最早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整个国民精神蓬勃向上，另外一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受到大箫条的影响，人们以为西方世界的末日已经到了。最早恢复起来的就是纳粹德（音）国家，丝毫没有受到大萧条影响的就是苏联。今天我们看到的西方知识分子再一次向东看，以为世界未来的希望在中国。
2013年2月21日 -
八年：如何重寻想象力与勇气
曾经有一个朋友对我说，你想想你自己的经历，从个人创业到后来进入国有体制，这个阶段的大背景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互联网革命，后来你又从国有体制中离开，当 你离开时，相对的大环境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这样看来，你个人的经历跟时代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联。时代变迁的同时，个人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他说，你们 这些人应当好好总结一下，因为你们这些被命运或者时代挑选出来的人的经历，都在有意无意中同时代发生关联，同整个社会产生互动。今天我刚好有机会可以就他 的要求对过去的八年做一个粗浅的梳理和回顾。 互联网与我这八年 如果仅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整个中国社会过去八年的变迁，我会把技术作为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从我、丁健和其他伙伴一起开始做亚信时，我就一直认为互联网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互联网让信息能够为所有人共享。从亚信进入网通，当时一个非常 重要的动机就是，带宽不够，互联网很难普及。如果想要承载更多的信息，就需要增加带宽，当时大家使用的拨号入网方法也要相应变成永久接入。要实现这个目标 就需要铺设更多的光纤，需要建立所谓的有竞争力的电信公司。这个过程发生的同时，也是全球化和世界进一步变得扁平的过程，在中国则伴随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 革进程、建设新型国有企业方案的提出和股份化呼声的出现。这时候我来到了网通，参与了它的创立。那时候电信行业中的企业，想要做到我们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带 宽的建设，它至少需要是一家具备很强的国有色彩，而且要有很强的政府部门支持的企业。当时我们有四个部委作为我们的投资者，如果没有那个平台，这种理想要 想实现是非常困难的。 到了我离开网通的时候，“宽带”已经成为大家的一种共识，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 国也成为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离开网通之后，我更多的是在想，带宽足够了之后，怎么样能够把应用放进带宽里？我们现在的应用大部分是IT行业本身 的各种各样跟信息相关的应用。但是我们需要有进一步的应用，由于有了今天这样无所不在的宽带，下一步重要的应用是在各个行业的基础设施方面，比如我们今天 修建的公路、铺设的电网，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没有真正“网络化”的网络，没有把信息放进去，比如你用了多少电，电的使用效率怎么样，实际上没有很好的记 录。高速公路网络也没有一个中央信息处理系统。在有线和无线的环境中，把各个传统行业尽量信息化、网络化，这会是推动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重要的力量。 由此，我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我觉得到了使用投资手段来进行应用推动的时候了，这也是比较成熟的想法。因为你在做应用 的推动时，使用什么方法最有效？最有效的方式还是使用资本加上股权以及你所能带来的技术。这种情况下，有一种方法是你去创办一家公司，另一种方法是你通过 投资去做一系列的企业，然后你投资的这些公司彼此能互相支撑。 只是我倒没有像外部很多人所想的那样去思考问题：是不是田溯宁从 一个从企业家进入了政府的企业，成为一个庞大机构的一员，然后由于各种政策环境的变迁和对这种庞大机构的不适应，又离开了政府公司？我倒是觉得，我是很实 际地一步一步走过来，而且每走一步，起点好像都不一样，就好像走完了一圈又从头开始。但我认为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应该有这样的考虑：你是在为你这个 行业的不断发展，从不同的角度去推动它的前进。在推动这个行业发展时，你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通过创办一家公司，可以是通过担任不同的职位，可以是通过从 企业家变成了政策制定者，也可以通过在不同的阶段踏上不同的平台来这样做。 我个人的经历和平台变迁，是从网络的建设者到网络的运营者，再到现在的网络应用的推动者，通过我所投资的公司的组合来促进宽带网络进一步的变革。这是我八年的变化。 在我迈出的三步和我角色的三次变化里，开始都面临困惑与疑问。但我觉得可能每个阶段——如果你想做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话——都应该具备一种属于你自己的坚定的信念和理想，能够以一种非常的勇气，不断从头做起。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始终在不断反省自己。 走出历史假期 至于中国在过去八年的繁荣，是由什么因素驱动而成，我个人的思考很有限，而且完全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过去八年的繁荣，于中国是一个特别的机会促成的，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受益于三个现象。 第一是全球化，全球化使世界头一次有了这么明显的分工，有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国家之间的分离。中国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使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 展，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也得到很快提高。在冷战之后，“全球化”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铺垫和演进，到今天突然发现真的是“全球化”了。可口可乐可以卖到莫 斯科，可以卖到北京；中国的衣服可以卖到纽约，也可以卖到非洲很偏远的国家。这样的全球化突然造就了全球市场，而这个全球市场需要中国制造的又便宜又好的 产品。宏观上考虑，等于在经过全球化历程的几十年的积累之后，我们开始收获全球化的红利。 第二点，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因素是 IT技术。一个国家的发展赶上这样一个技术变革的年代，这在人类历史上也不是一个经常现象。我们赶上了IT技术从发明到真正应用的年代——实际上IBM主 机是1950年代开始出现的，但是全球无线通讯技术、互联网通讯技术是在1990年代末才真正被用起来的，也就是过去的八年时间。全世界大部分人，发展中 国家也好、发达国家也好，都从中受益，尤其是中国。中国可能是它的最大的受益者，我们再不用信件、传真，而是用E-Mail，我们再不需要为一个电话而排 队，而是用手机。无所不在的便捷通讯，这让中国的整个生产效率极大提高。 第三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的很便宜的信贷。这让这个国家的消费能力不断地吃进中国的生产能力，让它可以提供很便宜的资本。 这三个因素是重要的发动机。当然这里面也有中国制度的开放、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出现等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三个因素从很多角度来讲，让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处 于一个特别的时期，而不是一个历史演进中的常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少次这样的历史机遇：人类投资三十年的技术就被你赶上而且正好应用得上；有多少次 能够赶上全球的政治结构铁幕消失，全球市场形成了对产品的空前大量的需求；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中又有这么便宜的资本，一个超级大国在不断地印钱，让中国成 为最大的受益者。所以我觉得，过去八年是我们发展的过程正好碰上历史的一个尤其特殊的时期，未来我相信不会再有这样的特殊时期。将来我们也许要过苦日子， 可能真正需要自己承担起责任，因为不可能再有过去八年的特殊机遇，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做出更大的制度的改变，就像过去的全球化的推动力一样，把内需和 外需都巨大地释放出来，这种想象力需要企业家和政治家共同的努力。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八年来的成果是难以复制的。有人讲历史也有假期，我们的历史可能就放了一个长假期，现在这个假期完了，我们要想想怎么去好好补课，别把自 己给放散了。中国的社会、企业和企业家都像一个小孩子，你看小孩放完暑假回来上课，心收不回来了，本来是好学生，也会状态散漫。 人生模式上的创新 这八年的变化伴随着很多中国企业家的成功，包括像《经济观察报》在内的市场媒体的成功。企业家的成功是出人意料的。我们早期创业的时候没有想到，作为一 个创业者，我们能够有今天所谓的社会地位、权力、财富和影响力。对一大批个人而言，这种空前的成功同中国这八年戏剧性的变化是相关的。今天，无论是在互联 网领域，像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也好，还是在其他领域——可以说几乎在各个行业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企业家和杰出的公司，比如像招商银行 (16.11,-0.24,-1.47%)，包括网通也是这些成功故事中的一部分。在这八年的时间中——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作为企业家这样一个新兴的 阶层，取得了如此引人瞩目的成功，中国经济的增长大势，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提出的一个问 题，取得所谓的成功以后做什么？成功之后是小富即安，对今天的财富和地位非常满足，还是垂头丧气，陷于对制度的抱怨和对未来的不可确定性的恐惧之中，还是 考虑能否利用今天的成功、影响力和资源，去做更多的事情，去拥有更大的梦想？这是我一直思考的东西。 仔细看我们这代人的发展， 非常有趣。如果把眼光向前看，从几个八年来看，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完成了人生模式的很大的创新。有一次，我跟泰康人寿的陈东升聊起这个话题。早期的时 候，我们这代人的目标都是想当政府的官员或者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中很多人在二十岁之前为自己选择的人生模式。后来你否定了自己——我自己在三十岁之前的人 生目标就是要当科学家。你把这个目标给否定了，这等于是一种人生模式的巨大变迁，在那个时候，这种变迁要求你拥有非常之大的想象力和勇气——而且，除此之 外，你几乎什么都没有。你没有资本，没有平台，没有任何影响力，只有一个让所有人听起来都像是天方夜谭的东西。还是以我自己为例子，那时候我在美国学的是 草原专业，你跟人说你要做一家公司，而且还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或者你跟人说若干年后你要去做一个投资者，这在当时别人听来，简直是狂想。其他人也是这样， 张朝阳当时读的是物理学的博士；陈东升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后来去了外经贸部做公务员……你要对自己所有的想法进行否定，这种否定在当时看来是天翻地覆的做 法。在那个时候，这代人身上具备什么？勇气、想象力和对梦想的寻找。实际上仅仅依靠勇气和想象力，我们完成了所谓人生模式的转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 个人对企业、对社会的价值。 但是现在我感觉到我们这代人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挑战，大家会说改革遇到了问题，会说我们碰到了经济危机，在世界经济周期性调 整的过程中遇到很大挑战。但是我跟周围的朋友交流之后，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很多人丧失了勇气和持续的梦想寻找，这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重 新唤起我们那个时候的梦想和勇气？八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怎样继续保持自己的理想，有勇气去探寻未来可能仍存在的飞跃时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价值观和持续发展的动力 另外，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开始重新认识，到底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到底自己的爱是什么，是简单的财富还是权力、还是地位、还是其他东西。 我想，如果最后你发现给你带来所谓满足感的，是一种为理想的奋斗及其过程，而不是在这个过程中给你带来的符号——无论这些符号是权力也好、财富也好、地位 也好——如果你发现了这点，这时你可能就会找到持续奋斗的价值观和力量源泉。这个发掘过程特别重要。 我近几年来的经历，主要是 花很多时间去同各种人交往，我也有意选择参加不同公司的董事会，想了解一下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人怎么样持续不断地发展，怎么样能够获得持续不断的动力。我 去跟李嘉诚老先生交流——那是我的投资人，或是从我参加的几种公司的董事会学习——比如像万事达卡，它是完全西方化的跨国企业，在143个国家有分公司， 但是没有主要的股东，它是靠什么动力来持续地发展；我也做像联想这种公司的董事会董事，它已经开始全球化，它的发展动力是什么；我也参加泰康人寿的董事 会，泰康人寿拥有很典型的中国公司的成长过程，有很强的家族色彩；也包括亚信，我回归到亚信，重新去看自己参与创立的企业。我做了很多的思考、总结和比 较，也看到像 李嘉诚 先生、默多克先生这样的长辈们是如何去做的，也会去和他们交流这些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无论是唤醒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也好，或 者去寻找一种让你持续不断的动力也好，我觉得这样的总结和思考，对你重新确定价值观、重新唤醒自己的理想和勇气来说，非常重要。 像李嘉诚、默多克这些人身上持续的动力从哪里而来？我思考的结果是，虽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我个人觉得其中根本的价值观是 一致的。而且，很多价值观跟童年时期的经历有关系。童年成长的经历塑造了你最基本的一些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规则。你的怕、你的爱、你要逃避什么、你要追求什 么，这往往都跟早期的一些经历有关。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我觉得至少有一些基本共通的东西。中国梦想和西方梦想或者说美国梦 想，看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在想，尽管如此，它们也有很多共通的东西。我们这些人小时候受到过很多价值观教育。首先是英雄主义，要 “时刻准备着”， 这是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身上非常强烈的精神气质，我们幼时的楷模是邱少云、董存瑞，要勇于为国家牺牲，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相结合；到了粉碎 四人帮和改革开放之后，科学主义变成了很重要的精神追求，我们要成为杨振宁、李政道、陈景润这样的人物，我们要追求科学真理。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口 号。我们曾受到的影响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的楷模曾是保尔·柯察金：“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 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样 的价值观有意无意地成为你精神和思想的组成部分。再后来等到科学的时代，当时所有的口号都是 “在科学的崎岖山道上攀登”等等，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价值 观。 我以前听过营养学的课，教授说，人的味觉基本是在7岁以前形成的，所以很多在国外出生的孩子就喜欢汉堡包，我女儿就是这 样，而我自己可能喜欢吃炒米饭、饺子。人生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让你年轻的时候形成了你的爱、恨、怕，并将影响着你成年后的经历，这种东西，你很难逃避， 也很难改变。我在考虑，这些东西最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李嘉诚 先生跟我讲，他小时候总是在逃避日本人飞机的轰炸，身上有极端强烈的不安全感。他身上有 一种恨，在殖民地环境下要为自己博得一份尊严。还有一些企业家像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在他们的成长环境中，他们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要做出 改变世界的东西，当他第一天做出个人计算机的时候，他不会说这就是一个机器，他会说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的工具。默多克先生曾经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自己 的房间里挂着列宁的画像。这是很奇怪的一种精神交流，一个澳大利亚报业大亨的儿子和一个共产主义思想的创始人。我们年轻时候大家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是董存 瑞堵枪眼，我相信这些东西之间有很多共通的东西，牺牲精神或者献身精神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所必须要具备的——你的事业要大于你自己。否则你到了一定时候一 定阶段为什么还要做公司呢，既然你的财富欲望已经被满足。 而且，我觉得后来我们追求科学的精神与西方一些企业家对产品的追求也 有很多相像之处。我记得我见史蒂夫·乔布斯的时候——后来我跟他专门见了一次，谈了很长时间，他看到我的手机，就拿过去，不断把玩。我当时就在想，他这种 对设计的敏感是一种什么样的追求？后来我认识苹果公司一个做设计的人，他对我说乔布斯对设计的精益求精是超过任何人的。我觉得这种精神就是跟科学精神有 关。我在逐渐挖掘我们这些精神上的价值观，以及寻找这些价值观能够跟现代关联的地方。把这些价值观理顺之后，你也就逐渐能发现你到底是什么，从何而来。当 然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可能还再需要八年，但是这种思考我觉得非常重要。 如果回顾过去的八年，甚至将时间线拉到更长，我们回顾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从那里走到今天——在政治家中，有邓小平，有很多这样的开明改革派要改革开放；那对于企业家呢？无论是那时候年广久做 “傻子瓜子”，还是早期我们要把互联网带到中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当时的精神价值，应该逐渐反思，并且在今天重新唤起，而且要更加坚定。因为这个阶层 今天的影响力、财富和地位比以前都有长足进步。你要把自己的影响力、财富和地位的进步用在什么地方？是买大房子，买飞机或者是奢侈品，还是要把它用于更大 的目标，让自己处于不断追求的过程中，不断去自我实现？如果选择后者，那么当你年老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是碌碌无为，可以说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这样一个 事业——这并不是为了一个更了不起的目标，而是让我们晚年能够得到安宁，能够觉得自己过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我自己也在经历这样的思想过程，我为什么还 要再去做事情，为什么生活可以有很多选择的时候，你还是选择继续做现在的事情？我认为这可能就跟价值观有关系，跟责任感也有关系。人实际上需要这样一种回 归，需要这样一种思考，需要一种对自己的批判。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重塑价值观和重塑你的信念的过程。 同时，人们也需要一个团体的 互相鼓励，人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如果没有一个主流的东西，使大家可以互相支撑、互相欣赏、互相促进，大环境也会出现问题。今天如果享乐的文化成为主体—— 当然享乐没有坏处，你创造的一部分财富是需要用来享乐的，但是不能成为一个365天的事情——而不是以创造和创意为核心，这个社会也就会出问题。比如世界 TED年会——我的一个朋友推荐给我，这个会议是“创意的节日（IdeaFestival）”，那里有很多成功者，他们花三四天的时间在一起共同创造各种 疯狂的思想，诸如如何释放大脑的潜力、私人的航空航天飞行、如何生活在一个没有汽油的世界等——参加者都已经足够成功，或者有了足够的权力，是什么让他还 能够不断追求，我觉得原因就是一种创造的欲望和对未来的追求。 从过去很多科学精神，包括探险精神中，也能够看到这种追求。我前两天去菲律宾开会，我就在想，那个时候麦哲伦是怎么到这个岛上的，却被土著人给杀掉。我还 曾经在新西兰看到一条船，他们专门有个实践项目，你可以像哥伦布那时一样，花两个星期时间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模仿哥伦布当时的生活。人类如果没有这种 精神，新大陆就发现不了。当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商人和探险家有追求财富的目的，科学家有满足好奇心的目的。但是我觉得一些基本的东西很重要，要有一 些根本的好奇心，根本的创造精神，根本的对财富的需求——比如洛克菲勒，他认为是上帝让他追求财富，然后通过他把财富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地用于公众和社 会。而中国很重要的动力还是对民族的责任心方面，这是儒家的重要传统。 商业需要理想主义和创造力 有时候“理想”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很不好。因为“理想”在汉语的词汇里往往是跟空洞和悲剧相关联的。但是，在一个国家的商业化的过程中，积极的和持续向上 的精神力量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有一种所谓的楷模的力量：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时代成功，被社会所尊敬，能够持续地完善自我，不断给予社会一种积极的 价值观，不断传递出乐观向上的信息。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尽管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要素，但是理想和楷模始终被需要。 我们这代人的世界观，被幼时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以及后来对科学精神的追求所塑造。而我们的下一代，包括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世界观将会由我们塑造，或者至少我们在其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不断的、越来越彻底的商业化过程中，我们应该给予他们怎样的影响? 积极的心态非常重要，我们要不断考虑企业的创造力和企业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责任，考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将会遇到的 问题——目前而言，在经济危机状态下，如何摆脱危机。这不是人类第一次面临周期性的危机。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解决方案，无论是通过实行凯恩斯主义还是其他途 径，但是作为企业家，用什么来帮助人类面对危机和挑战呢？大部分的途径还是革命性的创新和发明。1929年大萧条之后航空业开始发展，无线电工业也开始出 现，人们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可以通过无线电交流。贝尔实验室就是那个时候创立起来的。经济大萧条时，企业家和创新者们仍然是充满着想象力的。1970年代， 因为越战和石油危机，全球同样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美国的基本利率在1980年曾经达到过20%以上，商业活动基本上没办法进行下去，货币也在脱离金本 位，这时候发生了硅谷的计算机革命。 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我们要考虑到，这场危机可能还会持续很久；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比我 们每个人想象的都要大。而我们作为企业家，或者是过去八年中国社会变革最大的受益者，现在也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和能力，我们该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认为 特别重要的一块是要有根本的革命性的发明和创造，无论是商业模式的发明和创造，还是基本的行业或产品的发明和创造。如果作为企业家不把这些东西思考得很清 楚，你就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很难为下一代树立起他们的楷模，很难影响他们的价值观，而且，不用说 为下一代，你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现在中国的企业家中，外界很难感觉到其中某个人或者这个群体拥有特别积极的力量。我们大部分人都深陷于过程之中，为社会进程所吞没，甚至变成绊脚石或者 牺牲品，我们这些企业家，今天这个出问题，明天那个出问题，我们什么时候能形成一种所谓的精神力量和能够影响社会的积极价值观？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形成这 种精神力量和积极的价值观，对于政府而言，对于整个公众而言，企业家这个群体的价值自然就存在下来。如果你的价值只是简单的财富创造、个人名誉和地位的追 求，我觉得你早晚会面临非常复杂的问题。 怎么能够积极地扮演这样的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我十分赞同《经济观察报》所提出 的“理性、建设性”。在整个社会商业化的过程中，坚持谈论责任、理想、远见、创造，我认为这些非常之重要。成为财富拥有者之后，接下来的过程同样重要：你 怎么用你今天的资本，运用你今天的影响力，运用你今天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坚持你的理想和远见，激发你的进一步的创造力。 观察中 国社会这些年的变革，有人会觉得企业家这个阶层很奇怪，他们不是很敢承担责任，特别容易跟既有的权力达成共谋，让人怀疑大家以前对他们寄予的希望太高。这 也有可能，因为商业本身是跟利益相关联的，利益和权力总有要结合的冲动。但是我自己在想，更加重要的力量还是创新和科技的力量，而不是利益和权力结合产生 的力量。 回头去看美国的镀金时代，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东西，有马克思说的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那个时代也有爱迪生，也有亨利· 福特，有现代铁路网络的形成，有现代金融制度的雏形。福特或者洛克菲勒这样的人跟政府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们的企业不断成长，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至 少奠定了很大基础。我觉得目前我们正处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很多问题不能够“理想化”，有一种理想主义会形成一种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法，这样反而不好。社会 的发展最后都是一种妥协的结果，是在达成妥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很好的平衡。 硅谷的这些企业家，包括不在硅谷的比尔·盖茨， 还是树立了不错的典范。比如比尔·盖茨没有把财富留给自己和后代，而是捐给全人类；还包括史蒂夫·乔布斯所代表的创新精神。还有硅谷的期权方式，让员工分 享企业成长收益。这些是一些比较正面的精神价值的源泉。遗憾的是这些正面的精神价值源泉似乎都来自西方。中国的企业家们创造出了财富，但是却还没有创造出 与财富相应的形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可能很多人认为自己的财富本身和公司本身规模都还不够大。形成人们真正认可的理想主义的力量，还需要很长时 间。积极的信号是，很多人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许未来二三十年，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财富创造，但是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应该把对这些东西的 思考放进去。中国还没有真正产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还没有贡献出能够影响世界的根本性的发明。我们还有很多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需要一大批不断思考、 不断反省的企业家和创业家。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和远见，或者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往往能团结很多优秀的人，尤其是认真创造的人。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未来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创造价值。你需要特别自由地去思考，未来的产品不再是简单地盖一个厂房、修一条公路，而是真正需要丰富想象 力的东西。比如互联网搜索，这个东西谁能想象出来？比如把计算机连成网，刚开始所有人都认为不会有什么大的价值。爱迪生这些人如果没有一定的理想主义精 神，没有这种想象力，他们就很难做出创造性的产品和创造性的商业变革。就我本身而言，我不觉得做一个有一定理想主义的投资者会与“投资”的概念不相称。对 我的过去，很多人也在评价我是不是太过理想主义了。对一个企业家来说，理想主义不是一个特别褒义的词，但是我自己经常说，你看我给股东的回报，无论是亚信 还是网通，基本上股东都能得到不错的回报。我认为在我身上，理想和商业是不矛盾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是你自己要有比较坚定的信念。第二，这个信念要能团结 一批优秀的人，这些优秀的人要比你更聪明。你被他们所激励，他们也被你所鼓舞。 媒体的商业和社会作用 媒 体和商业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过去报纸、杂志、书籍在人的价值观塑造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今天这个事情可能会更加复杂，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变得 特别商业化、特别功利和迅速，而思想是需要沉淀的。如果媒体都是麦当劳，吃得快，消化得也快，最后结果全是有心脏病，有肥胖症。好的媒体需要更像一顿丰盛 的需要慢慢品尝的晚餐。你需要琢磨，有恰当的环境，需要慢慢地消化。 思想和价值观的形成需要时间。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迅速完成，做房地产，楼可以很快盖起来，但是有些东西必须需要时间，比如曹雪芹花了一辈子写就了一部伟大的著作。 我坚定不移的相信，虽然很多事情都非常迅速，但是社会需要真正优秀和有责任感的媒体。因为媒体这个产品跟很多产品不一样，它能塑造人的头脑。它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媒体需要耐心、需要坚持、需要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过程中拥有一种持久的力量。我们的问题是，在目前这样 一个以季度报表为单位的资本环境下，能不能支持严肃 的媒体。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我没有想明白。也许未来媒体应该是被非盈利基金会所支持？比如福特基金会。同时，这个社会需要真正有那么一群人，愿意为媒体上 的好思想、好文字和好内容付费，让优秀的媒体人能够有真正优良的生活品质，以继续生产思想和观念。我相信这个人群会出现，虽然作为投资者，我认为做到这一 点不太容易。我相信对内容付费的模式会出现，只是中间这个过程怎么完成需要我们去考虑。信息技术有两个问题特别重要，一个是版权保护，一个是小额收费。过 去也有人开玩笑似的批评我是“宽带救国论”，过于相信技术的力量。但是我对技术的变革还是保持很大的信心，我相信技术最终能解决媒体的内容付费问题。我觉 得媒体应该能够度过这样一个低潮。 过 去媒体的商业模式都是广告的模式，现在这个商业模式是不是过时了呢？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商 业模式？我认为现在可能处在媒体商业模式的转型过程中。将来可能是两个方向，一种是真正的小额付费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广告投放，好的文章我愿意付钱，为 这个作者、为这个编辑的劳动我愿意付费；另外一个方向，也许真正优秀的媒体就是要靠基金会来支撑，至少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把财富交给基 金会用于解决社会问题。 媒体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变动和变革。但是如果没有优秀的媒体，如果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传播，人类就没有 未来。媒体的商业模式，媒体如何和商业发生互动，并没有确切的结论。但是我认为，对于商业而言，只有媒体才能挖掘出不可知的需求。因为很多需求是不被我们 知道的，需要媒体来介绍，然后才有时尚，才有影响力。这样看来，媒体的价值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重要了，只是说现在它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这个行业跟任 何行业一样在不断转型。几乎所有的媒体公司都从单纯的报纸、杂志媒体公司变成了相当于一个控股公司一样的媒体集团。所有的媒体公司都看到了新媒体的挑战。 但是新媒体，无论是雅虎也好、谷歌也好，也都没有解决信息的付费问题。所有人都在进行探索，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将来进行数字化版权管理和按照阅读来收 费，按质量来收费。这在商业其他领域中都是很正常的东西，而媒体仍然停留在打包批发阶段。现在媒体的模式就好像是到餐厅付30块钱吃自助餐，随便享用，它 需要过渡到点餐阶段。我现在阅读一篇好文章和读乱七八糟的广告，付的价钱一样，这对思想的产品是不公平的。 媒体这种转型需要多长时间能做到没人知道，我自己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投资，也在探索。总的来讲，我觉得在需要呼唤一个新的价值观的时代，媒体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中国。 （本文著作系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
2013年2月20日 -
重视传统文化提升政府信任度
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也使多数百姓得到了实惠。但同时必须清醒认识到，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不断深 化，各种社会矛盾日渐凸显，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不断挑战政府的权威，规模性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直接的和主要的现实因 素。对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十分重视，采取了各种排查化解工作和应对处置措施。同时国家也采取了诸多政策，对不同利益受损群体进行各种补偿和帮助。这些措施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但并没有解决问题。 我们政府所面临的稳定形势日益严峻。究其原因：是我们在社会稳定工作中，忽略了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对于社会稳定以及人民对于政府态度的影响。 一、民众的政治信任对社会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西方研究情况 政治信任对任何政府的管制都十分重要。如果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长期低迷，且不断下滑，百姓必然对政治产生冷漠感，继而疏离政治，甚至导致他们采取激进的政 治行为与政府对立。面对这种情景，国家的领导人要么采取使用物质利益对不满群体进行赎买，要么依靠镇压手段进行控制，以防止民众采取暴力甚至推翻政府的政 治行为。由此可见，政府失去人民的信任就意味着失去统治的道德权威，这是一个国家政权变得非常脆弱，从而诱发统治危机，最终导致政权解体的重要原因。 对于那些正在实施重大改革举措的转型国家而言，民众的政治信任能为政治领导人在变革过程中提供关键的政策运作空间。也就是说，民众的政治信任可以使政府能 够更好处理和解决眼前与根本利益之间的矛盾。与此相反，如果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低，那么政府实施的一些被民主暂时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改革举措的能力将被大大 削弱。正是基于上述考虑，西方政治学界的学者们对政治信任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 西方政治学关于政治信任的经验研究，有一个发现对我们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人民对于政府官员，政府本身，以及政治制度的信任，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 他们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老百姓对于政府官员的不信任，并不必然导致他们对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这个结论的政治意义在于如果人民对于 官员的不信任并不必然导致对于政府的不信任的话，那么如何防止人民把对于政府官员的不信任转化为对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这是每一个政府都应该重点研 究和关注的问题。 西方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大都将个别政府官员区别于政府和政治制度本身的原因，归结于民主和选举。在民主国家，公民一旦对官员产生不 信任，就会通过种种渠道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处罚责任官员，如果政府对于人民的愤怒不予理睬，其后果是人民会用选票惩罚政府，使其在下次选举中落败，正因 为民主制度的存在，有效地避免了人民对于官员的不信任发展为对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从而使得其政治制度在这些国家长治久安。 2.我国的现状 我国的民主制度虽然跟西方的民主机制不同，但从理论上说，人民对于政府官员的不信任，也有可能导致人民对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政治 上至关重要，在于人民是否可以清楚地区分政府官员和我们的政府以及政治制度，决定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应对人民对于部分失职官员的不满。如果人民可以清楚区 分两者的不同，为巩固政权，我们就要大张旗鼓地惩罚失职官员，从而防止对于官员的不信任发展到对于政府以及政治制度本身的不信任。相反，如果人民对于两者 之间不能清楚地区分，我们就应该适当保护失职官员，防止对于政府官员的信任缺失进一步扩大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 应当注意的是，西方对于非民主国家人民不能清楚区分政府官员，政府和政治制度这样一个有重要政治后果的结论是从理论上推断出来的。这一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结 论并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我本人对于中国人民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则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了这个推论。以我在2002年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为例，我国只有 38.2%的人信任政府官员，72.7% 的人信任地方政府，却有92.9%的人信任中央政府。换言之，人民对于官员的不信任，并没有导致他们对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这个发现的重要政治意义 在于经验研究证明，西方政治学关注的政权的安全阀，在我国也存在。同时这个发现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国采取与西方不同的民主机制下，我们的安全 阀从何而来。只有真正了解安全阀产生的机制，我们才有可能在决策中对其进行干预，从而有效避免我国存在的尖锐的干群矛盾动摇我们的政权 3.中西方文化研究之对比 国际上，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一直强调社会心理因素对于群体事件，特别是革命的影响。哈佛大学的Skocpol教授比较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后发 现，革命永远都是在一个社会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人民已经从水深火热中走了出来之后发生。哥伦比亚大学的Gurr教授研究了二十世纪全世界的革命后，提 出了相对剥夺感这样一个概念。他指出，决定社会稳定,特别是革命是否会发生的主要因素不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有多么困苦，而是人民觉得自己有没有受到公平 对待。事实上我国传统文化对这一现象早有论述。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不患寡，患不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于这种情况，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解决办法， 是通过社会规范对民众的社会心理进行干预。而这样的文化传统，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是一笔非常宝贵的政治财富 西方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发现人民是否信任政府，取决于三组因素，政府的政策，政府对于人民的要求的反应是否及时，以及政府官员的表现。但是我们的分析发 现，这三组因素对于我国人民是否信任政府，只有百分之十二的解释力。我们认为西方对于政治信任的研究，过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而对内因重视不够。事实上， 人民是否信任政府，不但取决于政府的表现，同时也取决于人民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政府。而这一标准，是由一个国家的文化或是社会规范决定的 二、我国传统文化对政治信任的独特影响 1.东西方文化之区别 东西方文化对于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个人利益的定义是十分不同的，而这种不同， 决定其政治逻辑完全不同。西方文化认为，人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人民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然权利给政府，作为回报，政府为人民提供服务。如果政府没 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民众自然有权利撤回他们对于政府的支持。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民与政府关系的定义与此大相径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与政府的关系 类似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政府有义务照顾其子民，与此同时人民有义务服从并尊敬政府 文化除了定义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还规范人们在计算利益时，应该用什么样的单位进行核算。西方文化允许并鼓励人们用他们个人作为成本核算单位。在这种文化的 影响下，即使政府政策有利于社会上的多数人，只要它损害了某些人的私利，这些人就有权收回他们对于政府的支持。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没有独立于集体的个人利 益。即使政府政策损害了某些人的私利，只要这一政策有利于社会上的多数人，私利受到侵害的人就无权收回他们对于政府的支持。 对我们重要的是，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人民评价政府的标准是不同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一般以政府政策对于他们本人的影响评价政府，政府的政策即使对于大 多数人有利，只要对于本人的利益有负面影响，这个人就有权撤回对于政府的支持，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则一般以政府政策对于群体的影响作为他们的评价标 准。即使政府政策损害了他们的个人利益，只要这个政策对于大多数人有利，人民就有义务支持政府。 最为重要的是西方文化让人们对政府事件和政策从负面解读，而中国文化则要求百姓对政府的政策从正面解读，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不但使人民高度信任政府，而 且使人民从主观上清楚地区分政府行为和个别官员的行为，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对于政府官员问题，归结到政府和政治制度本身。实证研究发现，在九十年代初期， 文化对于中国政治信任的解释力达到百分之三十。我们的传统文化，有效地构建了政治上的安全阀，成为维护我国政治稳定的宝贵财富。我的经验研究发现，正是这 两个文化因素，在九十年代有效防止了对于官员的不满导致人民对于我们的政府不信任。 2.我国传统文化对现实之影响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国家政治信任的基础在过去十五年来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在1993，2002 和2007年对于我国政治信任的跟踪调查发现，我国人民对于政府信任的基础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虽然传统文化依旧构成坚实的政治支持基础，对经济状况的主 观评价已开始在公民对政府的态度上产生影响。在1993年，人民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对于其是否信任政府没有任何影响，决定他是否信任政府的是一个人是否接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约束。而到2002年，虽然传统文化对于政治信任依然起到重要作用，但老百姓对于其家庭经济状况已经开始影响他们对于政府的态度，到了 2008年，我们发现经济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了。 3.观察和研究结论 由于我们没有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政治稳定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我们放任了传统文化教育并任其流失。长此以往，当越来越多的人转换观念，认为自己和政府的关系是代理人的关系时，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愿意为个人利益跟政府 对抗，这就会使政府的统治越来越困难。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宣传部门和媒体大肆宣传现代化理念，诋毁传统文化，如果这种变化的 趋势继续下去，就会把我们政府的坚实的政治支持的基础腐蚀掉。 三、相关对策与建议 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固，既要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行政能力，为人民办实事，还要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于政治的影响，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为此需要做好以下三点： 一是我们的政府要以多种方式，加大传统教育，稳固社会认同感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维护已经树立的个人和国家间的亲密的家庭关系，推进和谐社会理念，提倡为大义牺牲小我的精神。 二是在实施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硬性宣传，加大对于软性宣传的投入。 三是科学化的长期监测和研究我国政治信任的变化。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不但要研究信任本身的变化，还有研究信任基础的变迁。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天健）
2013年2月19日 -
云计算：中国经济升级的基础设施与机遇
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信息与计算系统已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从电子、制造、金融、电信、能源、到娱乐，所有高附加值产业都依赖于信息技术发展。中国过去三十年飞跃发展有赖于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的巨大支持。今后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升级必须以知识和创新为动力。而支持它的第三代，也是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将是以云计算为核心的信息服务系统。
2013年2月19日 -
需建立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担保机制
国家每五年一次规划，是一个极为浩大的工程，尽管始作俑者是前苏联，有的人说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但是我不这么看，规划本质上是不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它是市场管理的一种手段。中国规划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不断地适应市场形势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具有针对性、约束性、有效性、灵活性，对于凝聚人力物力财力，既要市场化，又要有序化地发展中国经济起到了深刻地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不是多了，在专业化、职业化方面的开发利用反觉得少了些，还有一些发展空间。 比如国家规划更加专业化问题，推广更加职业化方面，发改委下面尽管有一个专门的规划司，还有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我觉得一个是行政的，一个是研究型的，但是还可以补充一个会员制的，进一步强调交流与合作，充分整合跨地区、跨行业各种力量，促进职业化、专业化，建立一个类似国家工程院、科学院院士那样的会员机构，聘请国家规划员，是完全可以的。 国家规划研究员可以分几个类型档次，比如规划调查研究员、规划统计研究员、规划分析研究员、规划教育推广研究员，在此基础上可设行业、区域首席国家规划师。这些人员都有自己的单位本职工作，但是在本质工作之外，对于规划研究、编制、推广也是一个职业性的、专业性的工作，研究人员来源可以有大学研究机构的、国家发改委行政司的、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还可以有具体实践部门的。 国家规划研究院可以设首席国家规划师联席会议制度，类似人行下面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或者更类似美联储的董事会，对于规划具有一定的学术权威。 采取国家聘请规划研究员制度，给予规划专家学者一种固定的职业荣誉，使规划人才、资源具有可持续性发展，促使国家规划在调研、统计、分析、编写、推广、行业指导、市场开发等方面更加职业化、专业化。 国家规划院还可以固定开设一个《国家规划通讯》专刊，这对交流、学习、普及、提高，定期发布各种规划调查、分析、编写、执行、落实、推广、咨询、服务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为此，下面还有一些更加具体地设想和建议。 一、开发过往规划资源，清晰未来规划思路 对于经济规律的表述，通过文字的述说固然有自己的传播市场，但是对于经济规划通过表格、曲线、比率等的表述能够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促进形象思维，更容易刺激人们的思维和想象空间，更形容形成一种深刻的对比和认识。 中国已经有十一个五年计划了，这每一个计划在我的印象里，基本上都没有表格化、曲线化，比如对于每个单项规划，计划前的时候是什么样，五年后又是什么样？完成的进度如何？效果如何？如果图表化、曲线化，可以看出规划执行效果、规划完成情况如何，一目了然。如果有些指标是多次规划中都有的，或者是历次规划中都不可缺少的，这多次的规划如果图表化就可以形成对比曲线，看历史是如何演化的？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又会如何？这抛物曲线是如何走高走低的？这其实是一笔财富，是对一笔财富的合理化开发。即使是新指标，建立图表、曲线、档案也是有必要的，如果这新指标还会第二次出现，那连接起来就成为历史曲线，对于很多人一是很容易了解，二是很容易推广规划，三自然是加强了落实。 世界上实行五年计划规划的大经济体，现在和曾经有前苏联、俄罗斯、印度，再就是中国，任何政府规划都有自己的数据公布，至今这些公开的资料也不难获得，为了建立较好的研究手段，我们完全可以建立也将之图表化、系统化，对于了解这些经济体较有帮助。而且即使是很多没有五年计划的国家，所谓地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对于他们所公布的一些行业数据、宏观数据、全局数字等都可以一一图表化、曲线化的，其实有些国家要么全部、要么单项，已经完成了这个数字的基本开发工作，如果研究过往经验和教训，这样处理后的资料，加上规划的文字说明，那无疑是多么好的一个经济学历史与经济学选择的教科书。 这样图表化、曲线化后的经济数据，即使有些数字可能存在着造假，不管是人为的，还是技术的，只要有这套表格和曲线，细心地读者不难从图表和曲线中某种不连贯性、不规则性看出某些蹊跷和端倪。这对于形成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又是多么具有帮手价值呀？ 总之，五年计划的规划过往我们已经做了，随着近几年的信息化普及，开发过往历史经验的数据，形成图表库，这是一种对规划资源的再利用，是形成科学规划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那些地区、行业的、层次的规划，就很容易并表，有些自动化较强的并表还可自动生成，这对于历史对比、未来趋势分析肯定是有价值的。这比总是通过文字述说去阅读过往五年计划报告，效率肯定高多了。 应该说中国经济规划工作有一个较具典型意义的举动，那就是广泛发动专家、政府工作人员、群众团体、社会力量来咨询，这对于规划重点的发现、制定正确的规划，以及规划意识的加强，宣传普及规划也是有意义的。各行各业的专家集中到一块，的确容易兼听则明，但是同一个行业围绕同一个主题把各个层级、各个方面的专家集中起来辩论性不够，特别是对于重大的主题辩论性不够，多数时候参与辩论的专家没有调查这个领域别人的研究到了什么水平、到了什么位阶，哪些是你同意的、哪些是你主张应用的、哪些是你创新的，由于这个功课没有做好，胡子眉毛一把抓，就容易出现重复、讨论不出真正的重点，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独具特色的思路和方法来， 没有争辩难以有真相，没有群众性争辩，难以有全面而广泛的重点集中，但是没有深入的辩论，容易拿不出自己的特色方案，往往抄袭了别人的都不知觉，而且要命的是如果没有那些真正利益相关方面的代表，都是站着说法不腰疼的主，那难以有切肤之痛，因而所辩论出的东西有可能是脱离实际的。 中国规划不乏泛泛的专家辩论，但是缺少专业深入、系统整合方面的专家辩论，不乏宏观政策辩论，缺乏利益相关者方面的辩论，不乏公文格式讲究、政治宣传铺天盖地方面的专家，却缺少科学表述、入情入理方面的专家，总之还是停留在类似大民主式的组织建言献策模式上，还没有上升到一种量和质的高度，没有展现真正的时代和科学高峰。 其实这也是一种民主，这相当于是一种技术性民主，特别对于那种缺乏选举民主、议会民主的环境是一补充和救济行为，搞得好，如果具备了一种典型的经验可以广泛推广、使用、改进和提高。 二、十二五是未来30年的起点，社会建设是民富国强的重之重 假如用5个30年共计150年来看中国由落后的农耕国正转变成现代化的工商国这么个过程，还是一个比较切合历史和规律的视角，2010年是第五个30年的开始，而2010-2015年是这个30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截止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大国、外贸总量基本上是一个大国，但是接下来的30年，有两大转变，一大转变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之具有广泛的先进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庞大的系统的社会建设，使中国真正出现一个民富国强的局面。 在这30年的建设中，我们的主题该是什么呢？1859年的那一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中间年份，其实那次才是中国真正发起变革的开始，离第一次鸦片战争的1842年过去了15年多，对于天朝大国的人们来说，那次由于没有准备好，所以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朝廷上下都是卯足了劲，准备大打一场，从1859-1889年是中国面临外来贸易大量倾销的开始，那些先进的工业品很快显示出取代传统农耕产品的优势，英国在世界贸易商推行金本位制，大清的白银本位制很快就被吸走，国库空虚，从1889-1919年，那是中国王朝兴替的30年，内部革命与外来侵略交相辉映，中国经济积弱变为政治革新，国际上也是列强广泛争夺世界霸权的时候，为此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9-1949年是中外战争较量、决定民族兴亡的时期，国际上美国势力取代英国势力，列强争霸、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这是一个经济和政治调整格局的年代，1949-1979年是典型中国工业化基础的30年，1979-2009年30年是中国制造业全面崛起的30年，国际上是全面的冷战时期。 这120年的历史，是一个自强变革的历史，是一个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实现追赶型经济兴起的历史，结果使今天的中国显得国富民不富，但是国富如果不是民富，这国富是长不久的，今天事实上，一是做大蛋糕，二是转变致富的路径，在原来国富的前提下，实现民富，只有民富国才强。如果2009-2039年，中国实现了这个转变，就等于是实现了一个不再担心政权兴替、社会结构不稳的真正全面现代化国家了。 要实现这个目标，也是最后一个30年的任务，抓住一个杠杆、五个基本点，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系统方案，具体来说也就是一个劳动力价格杠杆，加上一个层级结构的广布全国的资金批发中心、一个高科技主导的产业、一个中小企业占比优势的经济结构、一个有差异有底线保障的社会建设、一个城乡一体化的三农建设，五个支点，节节推进30年，如果这个建设杠杆系统建设好了，就可以实现中国从民富向国强的历史性转换。 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看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 1960年代的日本、西德、中东、拉美四者在那时是相对先富起来的国家，但是却做了不同的选择，这不同的道路决定了今天不同的社会。 当时他们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前二者由于制造业发达后，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中东则是石油，拉美是二战后由于唯一没有战乱，而战乱的欧洲不断向这里转移财富，所以也相对富有。但是西德和日本走了一个富民工程，也就是以上五条办法。比如高科技建设，之前由专利的输入国变为专利的输出国，很快一下子跃上专利大国的位置，1980年代日本专利总数都超过了美国，世界第一；又比如中小企业大规模地发展，日本的中小企业那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一是推动形成了中产社会的形成，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列的大型高科技企业；还比如社会底线保障建设也很快完善，医疗保险、养老救济、最低工资、财产性收入、高等教育等基本完成底线保障；三农建设基本上现代化，农村信贷、保险等成为推动三农现代化的支撑力量，当时的西德成为欧洲的粮仓之一，日本很快大米富余出口，这就完成了日本和西德社会的现代化转变，从此，这两个国家就走上了不再有政权旁落、社会大规模地对立和动乱的后顾之忧；最后是金融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在金融建设中，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是关键，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没有金融不行，而金融如果没有找到适合这个国家的手段和方式，那还是缘木求鱼，日本金融、德国金融其实与英美不同，而英美之间其实也不同，表面的制度、工具也许大同小异，但是人们的金融观念意识、消费习惯，特别是市场手段、创新与发展则与这个国家传统文化、人们的道德心理、经济结构和资本分布与实力息息相关，在深入到工厂农村、国际国内、历史与现实之后，深信中国金融的深化与发展、开拓与进取，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资金批发市场这个环节的建设，这与中国市场的条块分割、信用不足、资本实力不均衡有关，而金融批发市场正是针对这个特点，容易导致一个互动的、网络的、结构的、层次的、覆盖内外的金融中心系统形成，如果有了这样一个系统性认识，那么建设1个世界中心、3个国际区域中心、12个国内区域中心，五个层级，世界的、国际的、全国的、省级的、县级的，那这样的结构就是一个金融中心系统，如果这样，那么中国人的资金流通才能有分有聚、形散神不散，其资金的聚合能力才能推动经济发展、财产和贸易覆盖世界。 相反，中东、拉美却走了另外一条道路，中东还是让少部分人、国家继续攫取大部分财富，拉美走上民粹主义道路，就是希望绝对平均的社会改良，结果中东至今也还不是一个现代化社会，政治和社会都还存在着结构性地不稳定、动荡，甚至是相当于改朝换代的各种危险。 不但如此，更主要的是，比如中东只有把外汇储备再放债给美国，也就是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国原先是资本输出国，1960年代后渐渐成为资本输入国，但是美国这个时候的华尔街却崛起成为具有大批投行、对冲基金、保险和再保险、债券债券等机构，新金融手段和产品层出不穷，简单地说美国崛起了一批金融技术公司，形成了一个经营信用产业的庞大系统，这样的结果是：当美国的负债还是资产的30%以内的时候，那靠的还是自己的发展，但是很早美国政府负债就超过了这个数字，从此美国的发展就依赖别人的债务发展，如果加上家庭负债，那美国的负债基本上是世界第一，完全是一个依靠债务运作自己的国内经济，还依靠债务再贷款、再融资覆盖世界，攫取世界利润，他们通过控制世界股权、贸易权。严格地说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的债务就绑架了世界，而且还支撑了国内经济的运动，以及对外资本账目的大量运动，支撑了美国跨国公司对世界资源和商品之股权、贸易权的控制。 其实从那时开始的美元贬值战，就是洗脱自己的债务成本，推高自己所控制的资产价格、贸易商品价格从而获得更多利润的较量，应该说，之后的日本、西德由于大量的外汇积累在加强自身社会建设的时候，也还是支持了美国这种模式的发展，尽管他们也都是世界购买美元的大户，但是他们不像中东那样完全受制于人，德国和日本金融还是有自己的市场和主权。 1979年以后的中国，以及前后的亚洲四小龙，基本上复制的是1960年代的日本、西德、中东模式，所以今天的问题也是昨天的问题，同样今天我们的选择也存在着像昨天一样需要分析、判断和决心。 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呢？ 如果选择日本和西德的模式，这就是我们未来30年的道路，这个道路就是一条走上长治久安的根本道路。以上所说的一个杠杆、五个支点就是根本的方法。其中劳动力价格是随着四个支点来逐步提高的，如果这五个支点列入十二五计划，那么中国经济再一次担心的硬着陆问题将会是最成功、最漂亮的一次转身化解，而且是渐进的、根本的，化被动为主动的转身，这里的启动杠杆就是逐步提高劳动力的价格，而这个提高的办法其实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是全面的底线保障；二是第一步一个五年计划内让农村30年土地承包权实行抵押、同时两个五年计划内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与此同时让城乡要素资源各种规划与政策一体化；三是中小企业凡是有自有知识产权的实行最广泛的孵化基金、质押贷款、风险保险再保险、股权流通、上市等政策，建立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努力打造一个中产社会；四是把资金批发中心作为现代金融的核心内容来建设，发现价格、规范市场、加快流通，规模化地、系统化地解决广泛的资金短缺以及资金风险问题，以支撑以上经济发展；五，社会建设物质的、精神的，工具的和制度的，公平的和正义的，总之全面的社会建设。 在以上五条之中，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一是随着劳动力自己的财产性收入的增多而自然也会增多，二是随新的劳动合同法的逐步推行而逐步提高，三是中国广大的公务员的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先是将吃饭、交通、出国费用的支出减少与提高公务员工资相结合，也就是变暗补为明补、变公补为私补，让这部分支出明责化，效率最大化，表面提高了公务员的收入，但是却减少了公务不必要的成本支出，等于提高了公务员的家庭收入，还根本上杜绝了大量腐败，提高了人的道德素质，以及民族自尊，这是从根本上变灰色收入为产权明晰化的合理合法收入，使社会风气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四是政府采购提倡合理的成本加利润，也就是总是按照中位价来采购，推动社会价格不总是单向向下，让土地、劳动力、资本形成合理的价格定价机制，五是从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入手，率先提高奖励资金，通过这类奖励基金的提高来带动社会对于知识价格的提高，以抑制资本价格的提高，始终保持商品价格、知识产权价格、资本价格恰当的比率，这是一个市场健康定价的基石。而在提高知识、知识人、知识产权价格的时候推行高税收，在提高资源税收的时候，要积极与高知识价格同步，高税收同步，这就从根本上提高了出口价格，促进世界贸易的均衡发展，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国内价格的和谐定价。 如果这样，未来30年，就算是彻底完成了150年的任务，完成了中国由一个追赶型落后的农耕经济向中等发达的现代工商经济的转型，那么中国就会进入一个相当和谐发展的轨道，进入一个崭新的中国世纪，要说的是这中国世纪肯定不止百年。( 澳大利亚IPIE BANK研究所名誉主任郭生祥)
2013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