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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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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七）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本书作者王辉耀为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作者苗绿为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人才战争2.0》以未来为视角，介绍了目前人才流动的情况以及全球人才市场未来的趋势，并详细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以色列、印度、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的吸引高端人才的举措和移民政策。作者根据他国的经验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使我们在未来愈演愈烈的人才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俄罗斯科学家的待遇太低，遏不住的人才流失，而且由于经济困难，政府只能“画饼充饥”，科研投入比例还出现下降趋势 美国方面尤其担心，对现状不满的俄罗斯科学家有可能帮助伊朗、伊拉克那样的国家发展核武器。在莫斯科举行抗议示威的科学家也希望俄罗斯政府同美国一样，认真对待这个潜在的威胁。——美国政府 2013年1月5日，因主演电影《大鼻子情圣》走红全球的法国知名影星热拉尔·德帕尔迪厄抵达索契，普京总统向他颁发了俄罗斯护照。入了俄籍的德帕尔迪厄心情大好，当场与普京相拥庆贺。 与这一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的人才流失很严重——尤其是科学家，甚至让美国人为之担心。 在苏联解体前，苏联人口中科学家所占比例全世界最高，合计超过100万。2002年，俄罗斯科学院公布数据：“在过去10年内，有50至80万名俄罗斯科学家出国从事长期项目研究，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回来。”科学家们去了美国和欧洲，甚至去了莫桑比克、墨西哥、印度、缅甸、秘鲁，研究所、实验室的仪器设备随之停止了工作。是什么把他们赶走了呢？ 维塔利·金茨堡是公认的超导体理论之父，他获得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媒体问及几十万美元的奖金，他说：“对我来说，诺贝尔奖金同我每月2700卢布（100多元美金）的工资相比，确实是一笔大数目。同一般的足球、冰球运动员的薪水相比，（100多元美金）也只是一个小数字。但从某种程度上看，我们的价值比一般的足球、冰球运动员要高很多。”他的同事，阿布里科索夫同获当年的诺贝尔奖，其人已在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工作。 从中可窥见端倪：俄罗斯科学家的待遇太低，遏不住的人才流失，而且由于经济困难，政府只能“画饼充饥”，科研投入比例还出现下降趋势。耶鲁大学名誉教授迈伦·热内尔承认：“科学家是一个移动的专业阶层。哪里有支持，他们就会去哪里。”确实，人才大部分流向那些能够提供高收入、或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 仅仅在1999年，俄罗斯政府就通过了30多个防止“智力流失”的法律文件，其中有联邦法、总统令、政府令和各部门的各类文件。 2002年，在一次讨论增加科研经费问题的会议上，普京总统表示在过去5年内，约有80万名年轻的科研人员离开了国家科研机构，到国外和私人企业供职，政府一定会采取积极的措施。但是，2003年，科学家们的回答是又一次示威。 2004年2月，俄罗斯召开“全国人才会议”，普京亲自主持总统科学和高技术委员会会议，他再次“老生常谈”，从1990年到2002年，俄罗斯科研人员的数量减少了55.2％，政府必须加大投入。 2005年6月30日，俄罗斯新大学校长弗拉基米尔·焦尔诺夫，在莫斯科新闻发布会上声称：俄罗斯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至少已超过1万亿美元。他警告政府必须尽快采取切实措施，避免人才进一步流失。 发展知识经济人才[U1]，吸引、留住以及使用高新技术人才是关键。普京总统意识到遏制人才流失的重要性，承诺加大科研投入，提高科学家待遇。俄罗斯政府预算收入的60%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2005至2006年，政府为青年学者、研究生、大学生和中学生提供了15.5亿卢布的奖励基金，并决定将联邦科技预算3％的资金用于支持年轻学者的研究，扩大青年科学家住宅建设规模，并提供重奖。俄罗斯国家科技奖、联邦政府科技奖和联邦政府青年学者科技奖奖金也从2004年起分别提高到500万卢布、100万卢布和50万卢布。政府计划在2008至2010年间，向科研领域投资约250亿美元，阻止人才外流，重塑俄罗斯在重要科研领域的竞争力。普京也承诺一年内将把科研人员的平均工资从每月2万卢布（约合848美元）提高到3万卢布（约合1272美元）。这对于5年前拿着2700卢布月薪的“诺奖”得主维塔利·金茨堡来说，已不斥天文数字。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8月30日
2018年8月31日 -
[国际商报] 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 新时代海归发挥作用积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留学生回国发展正在成为主流，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愈发明显。为进一步促进留学人员更多、更好地回国发展，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再度联手，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就中国海归就业创业情况开展了新一轮的调查研究，并于日前正式发布《2018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出国留学被赋予更多意义，丰富阅历是选择留学的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海归具有海外工作经验，海归质量不断提升；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移民政策的紧缩对留学生的选择产生一定影响；海归在国内发展优劣势明显；运营成本高仍是海归创业面临的最大困难…… “发挥作用”成新时代海归群体重要特征 CCG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推动了中国留学事业的快速发展。海归，作为留学人员回国发展群体的代名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归群体活跃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各个领域，除了担任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高管，也在本土国有和民营企业任职，帮助中国企业“引进来、走出去”。高端服务业聚集了很多海归，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有一批具有专业背景和国际沟通能力的海归人才进入国际组织任职，推动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与此同时，创业海归们带来大量高精尖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入风险投资、国际资本及各种新的融资方式，带来多样化的产业选择，推动了国内在新经济、新技术，包括互联网、IT、通讯、生物医疗、传媒、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的发展，促成了更多的国际合作。“发挥作用”正在成为新时代海归群体的重要特点。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留学生回国发展正在成为主流，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愈发明显。教育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留学人员回国人数达到48.09万人，其中获得硕博研究生学历及博士后出站人员22.74万；1978年~2017年共有313.20万名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留学生人数的83.73%。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成为新时代我国国际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国留学与回国发展正向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参与全球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越来越多的家庭可以承担或者更希望送子女出国留学，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出国留学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调查数据显示，“体验他国文化、生活，丰富个人阅历”是海归群体选择出国留学的主要原因，占比达到76%。“磨炼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和“国外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也是重要原因，分别占比52%和51%，另有33%的人因“海归回国发展更有竞争力”而选择出国留学。 “近三成留学生因国外的经济、政治或社会环境不利于留学生发展选择回国，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移民政策的紧缩对留学生的选择产生一定影响。”报告称，“方便与家人、朋友团聚”继续成为海归群体选择回国发展的首要原因，有67%的海归选择了这一选项；其次，“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好”以40%的比例位居第二。在逆全球化势力加剧和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背景下，因“国外的经济、政治或社会环境不利于留学生发展，如工作和移民政策”原因选择回国的海归占比达到27%。此外，“对中国文化和美食的眷恋”（23%）、“所学专业在国内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14%）、“在国内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13%）、“具有为国奉献的意愿”（12%）、“国内人才政策具有吸引力”（12%）和“国内拥有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9%）也在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中起到一定的影响。 海归质量与国内就业竞争力提升 越来越多的海归具有海外工作经验，海归质量不断提升。CCG研究组在调查中发现，在海外工作经验分布情况方面，海归群体中近七成具有一定的海外工作经验，没有海外工作经验的占三成。其中，具有“1~3年以下”海外工作经验的占比23%，与2017年的调查结果相比提高了5个百分点；“半年~1年”占比17%，“半年以下”占比14%。拥有三年以上较长海外工作经验者占比较少，“3~6年”占比11%，比2017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6年以上”占比5%，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综合而言，具有1年以上，特别是3年以上海外工作经验的海归比例提升明显。 “当前，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国际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加之国内高校国际化教育理念的快速发展，使国际视野的获取范围进一步扩大，但海归群体更加直接接触到国际领域的优势仍然明显。”报告显示，海归群体在国内就业方面存在的优势主要包括“语言及跨文化沟通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和“生活适应能力强，更加独立”，选择比例分别为73%、59%和37%；此外，也有受访者认为海归的就业优势还包括“批判性思考能力强”（25%）、“更了解海外市场，容易在海外市场建立品牌或分销渠道”（16%）、“更具创新能力”（16%）等。 在求职周期方面，95%的海归可以在归国以后的半年内找到工作，其中42%的海归能够在归国一个月以内找到工作；40%的海归能够在1~3个月找到工作；需要4~6个月的占比为13%；需要6个月及以上的占比仅为5%。与2017年的调查数据相比，1个月以内找到工作的海归比例提升了10个百分点，同时，需要6个月及以上求职时间的比例下降了6个百分点，说明海归在国内就业市场的竞争力有一定提升。 运营成本高仍是海归创业最大困难 报告显示，近半数海归的创业时间集中在2017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7%）、批发和零售业（15%）、教育（11%）是海归创业行业的前三选择；创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于个人存款；超过半数企业尚未实现盈利。 “运行成本高是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市场开拓、创业空间支持和金融服务等专业方面的支持是海归创业过程中最需要的；当前创业服务发挥出来的作用仍然有限。”报告称，海归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仍然是运行成本高，占比56%，我国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其次，对国内市场不够了解的比例达到38%，融资困难的比例为37%，相关创业服务不到位、政府相关政策配套不齐、技术成果转化比较困难、国内研发水平尚不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比较困难分别占比为27%、21%、13%、8%、6%、1%。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海归创业者对于企业运行成本高的反应比男性海归创业者更为明显。吸引海归人才政策尚待完善 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招聘日前联手发布的《2018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称，当前政策对海归的吸引力很强，但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海归吸引政策、相关配套优惠的宣传力度仍有待加强，需要开拓更多宣传渠道、提升政策在留学生群体中的了解程度，进而吸引更多留学生回国发展。 当前，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愈发明显。近年来，国内各主要城市相继出台一系列引才措施，为人才提供资金、户口、住房、社保等一系列政策优惠，掀起了“人才大战”。CCG调查显示，海归群体65%的人认为人才大战“说明人才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人才大战持积极的肯定态度。从人才政策目标群体的角度，52%的人认为“人才吸引政策需要加大对海归的支持力度”，这说明专门吸引海归人才的政策依然有待完善，同时也反映出政策宣传不到位。关于人才政策的影响，35%的人认为“人才政策会影响就业/创业的城市选择”，可见政策对海归的吸引力依然很强；另有31%的人认为“人才政策颁布时间还较短，暂时看不出来更多的效果”。“北京、上海和广东是海归群体选择区域发展的重点目标，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海归人才面临流失的挑战，‘经济发展快’是海归群体选择迁移城市的重要参考。”报告称，近一年，城市间的“人才大战”从一线城市扩散到二三线城市，人才资源越来越受到关注。数据显示，海归群体生源地占比超过5%的省市有北京、广东、山东、辽宁、江苏、河北，分别占海归群体的9%、9%、8%、7%、6%和5%。可见，海归群体的生源地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区域。然而，从海归群体的现居住地看，省市之间的人才聚集能力区别显著，即有些省市在该过程中成为人才磁铁，吸引和集聚海归，另一些省市则在人才竞争中面临海归人才流失的挑战。 北京、上海、广东是省市间海归人才竞争中的受益者，海归群体迁入数量分别占海归群体总量的12%、8%和6%；黑龙江、山西、河南、河北和湖南等人才流失比例较大，分别为81%、60%、58%、49%和46%，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在“人才大战”中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此外，“经济发展快”“国际化程度高”“具有多元文化，包容性强”“产业基础好”成为海归群体最为关注的城市要素，关注度分别为56%、38%、34%和18%。 在海归群体在国内就业的劣势方面，调查结果显示“不了解国内的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主要原因，有59%的海归选择了该选项；与此同时，“缺乏完善的职业规划”（32%）、“回国时间晚，错过校招季”（29%）、“不适应国内人情社会，难以获得发展机会”（27%）、“岗位海投效率低”（22%）和“不熟悉国内市场环境，难以找到准确的创业定位”（21%）等因素也导致海归在就业市场处于劣势。随着海归群体的日益壮大，为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创新创业和国际化发展方面，CCG建议政府联合企业及相关部门通过开展海外政策宣讲、举办海归专场招聘会、开设海归招聘通道等方式，以减少海归的就业劣势。 “海归群体对于吸引留学生回国发展的政策了解程度不高”“提高人才薪酬福利待遇”和“完善海归人才就业机制”是海归群体最关注的政策方向。”报告显示，大部分海归（63%）表示对当前吸引海归相关政策“听说过，但不知详细内容”，“经常关注，知道内容”的海归仅占20%，另有17%的海归表示“不清楚”。由此可见，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海归吸引政策、相关配套优惠的宣传力度仍有待加强，需要开拓更多宣传渠道、提升政策在留学生群体中的了解程度，进而吸引更多留学生回国发展。 关于政府应重点完善哪些激励保障政策来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发展，“提高人才薪酬福利待遇”成为海归最关注的方向，比例高达65%，薪酬成为影响人才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此外，“完善海归人才就业机制”（57%）、“解决户籍、住房问题”（37%）、“提供海归创新创业辅导”（27%）、“搭建青年海归交流平台”（18%）、“提供职业规划建议”（14%）和“进一步宣传国家对海归的优惠政策”（12%）等也成为海归希望完善的方面。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8年8月27日
2018年8月31日 -
中国青年报 | 创业最怕入错行，海归们喜欢选什么行业掘金
CCG报告2018年8月19日，由全球化智库与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海归创业过程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仍然是运行成本高，占56%。对国内市场不够了解的比例达到38%，因融资困难的比例为37%，相关创业服务不到位、政府相关政策配套不齐、技术成果转化比较困难分别占比为27%、21%、13%。受访海归中，85后占83%。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聪聪/制图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8月28日
2018年8月31日 -
张亚勤畅谈“极客精神”与百度安全的生态建设
近日，百度安全出席了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DEF CON国际安全会议。百度总裁张亚勤博士在会议上表示，安全是一个全球的责任和挑战，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系统级别的攻防安全的挑战。 开放共享 追求极致 有人说，硅谷没有秘密，一直在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其根源在于这个高科技人才的集中地“纷繁、野蛮和随意”的创造力。张亚勤对这种观点极为认同，深知“崇尚科技、自由和创造力的极客精神”是极客走向巅峰的密码，而百度安全与DEF CON合作举办的“DEF CON CHINA”，没有竞争对手，只有交流成长，这体现的正是对于人才、对于技术的开放态度，这也是百度安全崇尚的“开放共享、追求极致”的极客精神。 百度对于安全生态建设一直呈现开放性姿态，以芯片为例，百度不仅坚持自研 AI 芯片，而且打造了完全面向 AI 时代的操作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 AI 生态。百度安全另一个有益的尝试在于，在去年11月牵头成立AI智能终端安全生态联盟，包括终端厂商、高校专家、科研机构甚至存在竞争关系安全厂商，都在联盟成员的范围内。而根据相关资料显示，百度已与近30000个商家达成了合作关系。 引领技术潮流 构建安全AI时代的“复联” 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极客担当”，张亚勤善于也拥有引领技术潮流的能力和判断方面，在今年4月，张亚勤明确提出“类脑计算、量子计算和5G将是未来AI技术的三大方向”的论断。在此背景之下，百度与DEF CON的合作联盟，与其说是一场极客的盛宴，倒不如理解为中外智能化社会文化的碰撞。中外“极客担当”：(左)Jeff Moss (右)张亚勤 以DEF CON CHINA为中心的中外碰撞，最终是体现在将技术转化为具体场景、具体产品的能力，而在AI落地的过程中出现的安全性漏洞需要各环节、各智力进行矫正，追求极致要求强大的学习案例、人才资源，中外共享、共建安全研究成果是大势所趋。 未来的安全威胁从未如此巨大，这正如漫威中复联成立的原因，面对不可知威胁与邪恶，没有一个英雄可以凭一己之力与之对抗。当下就是如此，中外安全极客们就是当下的超级英雄，而云集各路超级英雄，才能真正拯救我们人类的未来信息世界。 正如张亚勤在DEF CON大会所说，安全是一个全球的责任和挑战，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系统级别的攻防安全的挑战，而极客精神在中国不断地去落地生根，给我们面对AI时代带来更多的信心和勇气。文章选自比特网，2018年8月14日
2018年8月30日 -
侨外希腊分公司盛大开业，为个人赴希投资保驾护航
摘要: 希腊当地时间2018年7月18日晚，侨外出国希腊分公司在雅典正式开业。这是侨外第7家海外分公司，也是侨外在欧洲的第6家分公司。侨外出国总裁丁颖女士、希腊企业局投资促进总监Elias Eliades先生、希腊知名上市地产商 ... 希腊当地时间2018年7月18日晚，侨外出国希腊分公司在雅典正式开业。这是侨外第7家海外分公司，也是侨外在欧洲的第6家分公司。侨外出国总裁丁颖女士、希腊企业局投资促进总监Elias Eliades先生、希腊知名上市地产商Destiny集团总裁Petros Kapsas先生、侨外希腊分公司总经理周小冬女士携手众多希腊政商界人士、中希两国投资专家及知名律师等嘉宾共同庆祝侨外希腊分公司开业。 侨外出国总裁丁颖女士(中)、希腊企业局投资促进总监Elias Eliades先生(左二)、希腊Destiny集团总裁Petros Kapsas先生(右二)、侨外希腊分公司总经理周小冬女士(左一) 筑平台促合作，侨外助力个人赴希投资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化，中资在希投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大举投资希腊，不仅助力希腊经济增长，也带动了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房产租售价格均节节攀升。加之希腊25万欧元购房即可获得永居身份的“黄金居留政策”，促使众多非欧盟投资人抢购希腊房产。侨外作为出国行业的领军企业，率先将希腊的投资机遇与移民政策分享给中国投资人，与此同时，扎根希腊，与希腊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开展更多合作，力争为中国投资人创造更多价值。 侨外希腊分公司的成立，正是侨外出国近年来努力的成果。希腊企业局投资促进总监Elias Eliades先生表示，侨外“落户”希腊，将为当地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他相信，在希腊经济和楼市强势回暖的趋势下，将会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人赴希投资置业。而侨外希腊分公司的成立，恰恰是在希腊和中国投资人之间搭建起一个平等交流与对话平台，同时可以促进中希各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希腊企业局投资促进总监Elias Eliades先生 在典礼上致辞 对此，侨外出国总裁丁颖女士在开业庆典上表示，站在中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个十年的起点上，侨外希望搭建中希投资和交流的桥梁与平台，与希腊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开展更多合作，为中国投资人提供更加优质的全方位的服务。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侨外全方位海外生活规划平台始终可以为投资人提供身份办理、海外置业、子女教育、财税保险、财富管理等全方位的服务。 强强联手自主开发，源头把控房源质量 希腊房产的投资潜力以及置业拿身份的“黄金”政策，催热了希腊房产的投资，在希腊累计签发的2000多张“黄金居留”中，中国投资人占到了40%以上。火热的市场、旺盛的置业需求，同是也催生了很多“赚快钱”的房产中介和销售代理机构，“谎报区位”、“虚报价格”、“以次充好”、“阴阳合同”等现象也随之而来。 为促进希腊房地产在华销售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正面推动华人赴希置业投资，侨外出国与希腊知名上市地产商Destiny公司强强联合，并在侨外希腊分公司开业典礼上签约独家合作，投身开发环节从源头把控房产质量，为中国投资人提供更多高品质的自主房源，并将为投资人筛选更多精品独家房源。希腊知名地产商Destiny集团总裁Petros Kapsas先生对未来两个公司的合作前景看好。目前，侨外在雅典的首个自主开发楼盘早已全面售罄并完成竣工验收。未来，随着双方合作的加强，侨外将自主开发更多的全新项目供投资人选购。 侨外出国总裁丁颖女士与希腊Destiny集团总裁Petros Kapsas先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侨外希腊分公司总经理周小冬女士在开业仪式上表示，作为全中国办理希腊购房投资项目最多的出国机构之一，侨外出国至今已经帮助数百中国家庭完成了希腊投资置业梦想。侨外希腊分公司它不仅是一个平等、透明的希腊置业投资平台，也是侨外海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分，是侨外为客户提供持续性本土化服务的载体。为此，侨外希腊分公司将与希腊政商各界人士相扶相持，精诚合作，携手共进，让侨外客户享受到更多优质服务。 侨外出国总裁丁颖女士在开业庆典上表示，今年是侨外成立的第19年，作为一个拥有在海外服务领域近20年发展与耕耘的企业，侨外在不断探索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引领时代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大陆市场实现全面行业引领，并率先开启了全球化的服务布局。侨外希腊分公司，是侨外在全球化服务版图上增添的重要一站。接下来侨外还会在澳洲、爱尔兰、荷兰、马耳他等更多国家开设海外分公司，不断升级全方位海外生活规划服务平台。文章选自企业家在线，2018年7月24日
2018年8月30日 -
宗庆后：食品饮料永远是个朝阳行业，未来娃哈哈要布局健康产业！
改革开放40年，作为中国饮料界的“航空母舰”娃哈哈参与了其中的31年，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所走的每一步。 近日，在娃哈哈命运起点的杭州清泰街160号，宗庆后对公众发表了他对产品创新、管理调整、中外合资，以及二代接班等诸多问题的看法，以此回击了外界那些不实的质疑与猜测。 问问：娃哈哈已经31岁，很多人认为娃哈哈缺乏创新能力，您个人的观点是什么？ 宗庆后：如果娃哈哈作为一个人的话，三十而立，是刚刚成熟企业。而且娃哈哈原来的人大部分都已经退休，后面都是年轻人为主——包括组织干部，下面的科技开发人员，全部是年轻人。我们现在有3万员工，娃哈哈的技术创新能力还是有所支撑的。 我们经历过跟进创新、引进创新、自主创新这三个阶段。一开始你没有实力，所以也没有人才。当时我们在国内饮料大多数只有一个口味，但是我把娃哈哈AD钙奶随机分成六个口味，在市场竞争上就又占有了优势。还有一个是做概念，我们在饮料中增加维生素A跟D，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做法比较领先，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是爱喝我们的AD钙奶。 到后面的就是瓶装水，当时做最早做瓶装水的是广东，他们主要做蒸馏水，成本又高，口感也差。后来我从美国引进的反自动设备，成本也低口感也好，还有这个纯净水的名字也是我取出来的。现在娃哈哈的纯净水在行业占有的份额还在50%左右。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了自主创新，我们开发了营养快线。我们营养快线一出来，“很多线”都出来了，但没多久就没了，因为他们做不到我这个程度。最高峰时是我们一年可以卖到两百来个亿，尽管后面受到网络原因的影响有所下降，但现在也恢复了。 问问：第一代的民营企业家大多一个人说了算，但现在中国的经营管理方式已经发生变化，需要更多的职业经理人，更科学的管理架构去推动业务增长，您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娃哈哈又经历了哪些调整？ 宗庆后：民营企业的模式比较活，是因为老板说了算，现在也是老板说了算。我曾经兼任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都是我一个人。当时我看到国有企业厂长、书记各一个班，下面员工也形成了帮派体系，导致企业很难决策，内耗比较大，是不可能把企业搞得好。你看改革开放，搞得好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独裁的，否则你这一大堆人都可以有决策权的话，肯定这个企业搞不好。 当然现在企业规模大了，也不可能一个人一直说了算，我们也在不断的分级授权。最近我任命的三个副总来培育管理层，通过管理层来管理。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企业主要还是由管理层来管理，而且管理层的收入可能会很高。不过在中国，职业经理这个群体还没真正地起来，包括在业务水平上可能还有待培养。 问问：过去十几二十年，外资公司收购中国食品企业案例不少，结局各异。您如何看待跨国并购、合资之后，可能产生的控制权和发展方向上的分歧？ 宗庆后：有的企业和外资进行合资以后，商标给弄没了，经营权也被别人控制了，有的员工也被裁撤了。所以当时我们（和达能）在谈判时候，定下了四项原则：首先，经营权要我们控制，第二个要用我们的商标；第三个不能解雇员工；第四个还存在退休工人的负担，以前还没有社会统筹的时候，退休了是企业来发工资的。 但是尽管（达能）当时答应得很好，实际它还是要干扰你的经营。我们认为它对中国市场不太了解，所以我们也没听它的，就按照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经营。后来，我们要不断投资扩大生产，（达能）就是先提出来要找代加工厂，并且投资转向我们同行业的企业。我们越做越大越，它也越来越控制不了我们。后来打官司，我们赢了，它退出了。 跟人家合资，首先是要有平等互利的关系，做优势互补的合资，这样效果会比较好，签合同的时候也要签清楚。第二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尊重中国的法律，按照法律来签合同。第三个我认为既然和人合作了，就要讲究契约精神，按照合同去执行。万一碰到争议，如果是自己错了，那么就改进；如果自己对的，不管对方是用什么手段，都要去维护自己的利益。 现在崇洋媚外心理可能还有不少，认为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很公平正义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情，对自己的利益就要据理力争。我们那次也打了一场在全世界都有名的官司，并且在国内外全打赢了。如果是光是国内打赢，他可能说你司法不公正，现在国内外都打赢，那是没话说。 问问：您的退休计划和交接班计划是怎样的，又是如何处理与女儿在管理和经营上的分歧？ 宗庆后：我要完全退休是不可能的，每天都做那么多事，突然什么都不做就开始感觉很无聊。但是年纪大了，可能会脱离一线，到二线去做点工作，稍微轻松点。现在也在加强企业管理，培育管理层，包括流程改造、岗位的规章制度建设、分级授权，希望通过一两年时间把企业内部制度化建设做好。 提到交接班计划，宗庆后说道，现在我给她一部分工厂去管理，另外她自己也在开发一些新的产业，比如说是印刷、香精这些。但是她是比较独立的，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沟通，她也最好不要我管，独立自主自己干。可能年轻人大概都差不多，要体现自己的才能，认为老爸干涉太多不好。除非她有事情了，需要我帮她解决，她才会来跟我说。 对于与女儿之间的分歧问题，宗庆后说一定会有，比如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分了一部分工厂给他，也把比较好的员工分了一部分给她。结果她给辞退了，我又给收回来了。她开始也很多不满意，但后来也是在慢慢改变。 问问：现在我们常说风口，实体经济现在似乎已经不是风口了，从1990年代的房地产到现在的互联网，娃哈哈怎么看待追逐风口这件事？ 宗庆后：我是不太理解，什么叫风口。要创造财富必须要发展实体经济，不光是你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也要把传统产业发展起来。传统产业是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的问题，它是永远被需要的。但关键是传统产业要提高档次，提高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对产品需求的增长，就能永远发展下去。 像我们食品饮料行业，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吃要喝，我觉得它永远是个朝阳行业。我们以前说食品是安全第一，但现在我是要转向健康。现在我们收入也提高了，寿命也长了，但是也会产生很多亚健康，所以我要是生产一个利用老祖宗留下来的中医治疗的宝贵财富，包括现在的生物工程技术，来开发一些解决老百姓亚健康的问题，做保健品，一方面也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是也是能够满足消费者新的需求。文章选自食品商，2018年8月13日
2018年8月30日 -
于勇：理性认识中国钢铁工业两大“成长的烦恼”
要理性认识中国钢铁工业现在所面临的行业环境问题，包括产能过剩问题。“我认为，过剩问题和环境问题是中国钢铁工业‘成长的烦恼’，是我们在成长当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于勇说。中国冶金报 中国钢铁新闻网记者 陆闻言 刘加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我认为，十九大报告对改革开放40年做了一个圆满的结论，同时对以后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新目标——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8月7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于勇就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接受《中国冶金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图为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河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于勇(左)正在接受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冶金报社社长、总编辑陆闻言(右)一行的专访。(蒋雄伟 摄影)于勇认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钢铁工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过，也积累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理性认识“成长的烦恼”“回顾钢铁工业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审视其转型发展的现状，我认为，对钢铁工业的发展经历、现在面临的环境和一些困难，全行业应该有个理性的认识。”于勇认为。首先，一方面是改革开放40年造就了现在的中国钢铁工业，但反过来讲，中国钢铁工业的巨大发展也极大地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是相辅相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钢产量从1978年的3000多万吨到现在的8亿多吨，中国钢铁工业的产能、规模极大地扩充了，装备水平极大地提升了，工艺极大地完善了。从产品结构到技术进步，从管理水平到商业模式、员工队伍、创新能力等，中国钢铁工业这40年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于勇介绍。同时，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为制造大国，钢铁产业功不可没。新世纪以来，我国生产了80亿吨钢。如果没有这80亿吨钢，哪能建起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纵横交错的铁路公路？如果没有钢铁产业的支撑，航空母舰、大飞机、深海石油采炼核心装备技术的突破无从谈起。钢铁如同坚硬的骨骼一般，强力支撑着大国崛起。1949年，我国只有15.8万吨钢，我们是弱国，需要站起来；1978年，全国钢产量刚过3000万吨，我们是贫国，需要富起来。改革开放后，钢铁产业质和量迅速提升，国家才有了强起来的基础。其次，要理性认识中国钢铁工业现在所面临的行业环境问题，包括产能过剩问题。“我认为，过剩问题和环境问题是中国钢铁工业‘成长的烦恼’，是我们在成长当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于勇说。“40年之前，我们面对的是短缺问题，需要不断地加大投入、加大市场投放量，去支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当从量的积累发展到质的提升的时候，规模扩张的发展势头需要改变。而增长速度一旦放缓，势必要带来一些过剩产能。产能过剩问题，我倒觉得它恰恰给高质量发展带来一个选择的余地，没有量的积累，很难做到质的提升。”他强调，钢铁工业的快速发展支撑了中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的确对我们的环境容量、发展模式，包括现在的排放标准、产业结构、扩张方式，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就是当前需要解决的。“我曾经在内部会议上说过，现在大量的中间商屏蔽了我们和客户端之间的一切，但这些现象并不能说明我们过去做错了什么，那是我们那段时期必然选择的发展路径，不同的发展时期赋予企业不同的发展认识和理念，这是理性的、辩证的，因为企业不会超越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去看问题。”于勇介绍。在他看来，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要求，钢铁产业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主要是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容量不平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总体创新能力、系统集成能力不足等问题。“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恰恰就是中国钢铁工业由量变到质变、实现钢铁强国的路径。”于勇认为。规划高质量发展路径“未来，以党的十九大为一个时间节点，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并对未来进行设计、定位非常必要，在高质量发展问题上，应该就钢铁工业的下一个10年或40年进行规划。”于勇认为，未来10年或者40年，中国钢铁工业在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要寻求一些新的发展路径。一是高质量发展与追求规模和速度是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也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于勇表示：“规模增长就是投资拉动，就是追求大型化、追求效益、追求速度，但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转向期，最大特点是数量速度要‘下台阶’、质量效益要‘上台阶’。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产业迈向中高端对钢铁工业有效供给的需求不再是追求‘量大面广’的同质化产品，而是转到了满足个性化、差异化需求为主的新阶段，主要任务是填补‘质量缺口’，增强发展的质量优势。” 二是以服务为导向的商业模式、专注于满足客户的核心价值，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于勇介绍：“河钢集团的这10年或是这几年，大量工作还是以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为着眼点。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实现装备现代化、规模化、大型化以后，下一步从量变到质变的着眼点是什么？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是什么？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怎么选择？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是什么？这些给钢铁工业和其他行业提出了新的课题。”数据显示，尽管我国工业从数量指标上看已经到了工业化中后期，但是工业服务尚未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并独立发展，仍停留在工业化中前期阶段，工业服务发展水平滞后导致产业结构“低端锁定”。对此，于勇认为，高质量发展赋予钢铁产业全新的内涵，提供了崭新的成长境遇，外部环境迫使钢铁产业由以生产制造为中心向以工业服务为重心转移，服务要素日益成为钢铁产业链条价值创造的主导因素。未来，企业的竞争优势将体现在追赶客户的速度上。“如果企业总是根据自身的问题驾驭企业，是没有胜算的。企业的指挥棒应该来自客户端，客户端的需求、客户端对企业的想法永远是企业发展的方向。”于勇指出。“由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商业模式的转变和理念的提升，钢铁产品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业产品的概念，而是一个囊括了从科技到人才、到商业模式、到创新等所有元素在内的一个概念。”于勇强调，“这迫切要求我们颠覆对人才、技术、创新的传统认识，以钢铁为基，汇聚起现代社会最活跃的元素，深度嵌入下游及新兴产业，加速向钢铁材料解决方案综合服务商转变，实现从‘跟跑’向‘领跑’的跨越。”三是“补绿色短板”也是一次重塑竞争力的机遇。于勇认为，对钢铁行业来讲，首先要深刻思考资源-能源约束、环境-生态约束等带来的挑战，通过高质量发展，解决绿色化、智能化等深层次命题。一方面，持续通过总量调整、区域调整等措施来解决环境容量不足、环境质量不平衡等问题，实现与城市发展共享共融；另一方面，集中力量攻克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开发更高强度、更好性能、更长寿命的高效绿色钢材产品，充分挖掘钢铁产业的绿色低碳价值。四是要以开放的心态聚合全球资源。“自主创新从来都不意味着闭门造车。我们强调自主创新，但同样仰赖于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开放的竞争环境。”于勇表示,站在促进钢铁产业更上一层楼的高度，我们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聚合全球资源。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钢铁早已深深烙上了全球资源要素互补和产业链协同的显著特征。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世界钢铁产业发展格局的不断变化，快速发展的中国钢铁产业迫切需要新的空间，在行业发展的原始创新方面，须与世界顶级企业携手共进。同时，中国钢铁企业也需要在国际化进程中，创新借鉴世界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完善提升体制机制和管理水平，实现在全球配置资源。“高质量发展必然赋予钢铁工业一个全新的内涵，即符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符合挖掘人才优势的、具备创新能力的，特别是拥有全新商业模式的发展。当下，互联网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路径。”于勇指出。“总而言之，高质量发展对我们国家几十年形成的人才优势、创新优势，包括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组织架构优势将产生更大的激发作用。”在于勇看来，高质量发展最终会把我们的技术、创新、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还会使我们在全球化理念的推动下，发展出更好的商业模式。高质量发展的河钢探索“任何伟大的解决方案都源于问题本身。”于勇强调，近年来，河钢以充分满足高端客户需求倒逼潜能释放，对全要素进行总动员和总释放，适应新商业模式、“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创新元素的要求，提升个性化、定制化服务水平。在工业服务领域，河钢延伸钢铁产业链条，加大产学研用融合力度，持续推进钢铁产业向深加工领域和高端制造业延伸，重点培育高端装备制造、工业设计、信息技术、新型钢铁材料以及智慧物流等现代工业服务产业。目前，河钢已经同中科院等知名科研机构和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等院校共同建立研发中心，与北汽、国能、五矿、浦项等知名企业合作建设配送加工中心，通过系统配套和深入对接，快速推进钢铁产业链向下游高端用户嵌入式延伸，与客户的黏度持续增强。“原来河钢对技术投入还仅限于产线改造，后来感觉到，研发的真正引领应该在客户端，所以我们现在把一大笔研发费用投入到家电板研发中心、汽车板研发中心，让企业的研发直接接触到客户端的需求，以此拉动企业发展。”于勇介绍。另外，于勇举例称，河钢推进产线作为独立市场单元的变革，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和创新模式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全员推进的营销理念，包括用客户结构倒逼产品升级，折射出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的市场理念。”于勇指出，没有竞争、没有市场意识，高质量发展是缺乏活力的。“纵观河钢这些年来的发展，从来没有出现过像高质量发展时期这般对科技投入的力度、对人才开发的力度、对创新推进的力度、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力度，包括对市场的开拓力度。”于勇感慨。“目前，河钢正在全面推进工业服务业务，准备成立一个大型子分公司——河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它将等同于唐钢、邯钢这样的体量。我想为整个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提供一个全新的模式。”。据于勇介绍，3年~5年之内，河钢在工业技术服务领域要实现一个突破，分纵向、横向两块，分别做到一定深度。一是优先选择几个下道工序、几个大型企业进行战略合作。二是河钢可能会投一部分资本收购南方一些小的零部件企业，改造成模块化企业。“河钢对国家战略的追随、对行业的追随不仅力度会越来越大，而且要逐渐在某些领域实现引领，至少目前在国际化方面，我们是引领的。未来，希望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我们可以谈引领；在市场化模式上，也可以谈引领。”于勇表示。“前40年，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巨大的物质变化。未来10年或者40年，钢铁工业的高质量发展将给中国带来深层次的、内在的、深入灵魂的变化。”于勇强调。文章选自安徽长江钢铁，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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