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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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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利董事长汪潮涌：创业让人生更精彩
8月24日至26日，2018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在江西南昌举办。峰会设置了中国商业心灵专场，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当当网联合创始人、董事长俞渝，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玉，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艾路明，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汪潮涌，均瑶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王均豪，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阎焱参与了该环节的演讲，向与会者分享创业经历与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解读。汪潮涌先生在演讲中说，上世纪90年代，我担任摩根史丹利中国区首席代表的时候接待过巴菲特。当时巴菲特先生给我的一席话，让我从华尔街的职业经理人变成一个创业型的企业家或者投资家。作为中国的企业家，我非常荣幸在165年历史的美洲杯帆船赛上组建了第一支中国帆船队，同时今天也非常愿意和大家分享滑雪、高尔夫、赛车等不同生活的侧面，因为只有你的生活丰富多彩，你的精神的支持力才能够伴随着你，坚持、拼搏。明年是我创业的第20年，未来我还将和团队一起坚持下去，支持我们精神的力量，一方面是生活必须丰富多彩，第二是常怀奉献、感恩之心。我觉得作为企业家，感恩我们这个时代，奉献我们的青春，扶持一批企业家，然后用创业的成果回馈社会，回馈那些帮助过你的人，这样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以下为演讲全文：汪潮涌：特别高兴有机会和这么多的亚布力的嘉宾汇聚在一起，分享企业家创业和成功的心路历程。特别佩服前面几位实业家他们的坚守、他们的胸怀、他们的成就，他们的视野。作为投资人来讲，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发现他们，他们就是我们眼前的蓝海，有了他们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投资企业的价值之所在。 听了前面几位亚布力理事们的分享：广昌的轻松自如，俞渝的娓娓道来，钟总的一路回顾企业的波澜壮阔的成长历程，老艾作为我们湖北的优秀企业家代表声情并茂的分享。我觉得我就不念稿子了，即兴和大家分享分享我的经历和对企业家精神的感悟。我想结束的时候给大家朗诵一首诗，这样把我这些年对企业家精神的一些思考体现在我的诗里。 今天作为企业家中的一种另类，我是投资型的企业家，我的分享不像前面几位实业型企业家那么丰满、那么丰富，我想用几张照片来回顾一下过去这40年人生的经历，因为组委会给我的命题是“40年改革开放的商业心路历程”。其实我回想，40年前1978年我在哪里呢？我在离南昌300多公里的大别山的深处，一个叫做湖北黄冈市蕲春县张塝镇瓢铺村的地方。在那里，我还是一个初中生。那一年是刚刚高考后的第一年，我当时是当地的一对目不识丁的农村夫妇的养子，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当时对我的期望是留在村里能够照顾他们，因为那时候在农村最大的一个劳力就是冬天需要修水利。我的养父母身体不好，没有孩子，所以每年需要修水利的时候我能派上用场，学校放假了，我可以上水利工地修水库、修河堤、修农田、修梯田。 我第一次上水利工地是6岁，什么都不能干，就帮村民们打阵子、记工分，那时候我其实刚刚学会识字和数数。冬天刺骨的寒风，早上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就得起来到水利工地上，当时革委会的公社的干部说，我们那些弯弯曲曲的河流太占地方，我们要把它拉直，我们要把它变成农田，所以我们一到冬天就开始干弯弯曲曲的河流拉直的活儿。冬天刚刚干完，春天来了，一阵山洪，因为河流拉直没有阻力了，肯定是冲得一塌糊涂。所以做不了农田，第二年冬天我们还在继续干同样的事情。 从我一岁成为农村养父母的养子的时候，一直到12岁，在农村干了11年，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的童年就在大别山度过。我特别不喜欢南方的冬天，因为南方的冬天对我们来讲意味着没有手套、没有棉鞋，大家都得冻的手上生冻疮，脚上裂口子，这就是我们的童年。1978年改革开放了，邓小平和老一代改革开放的国家领导人允许高考了，我另外两个哥哥和姐姐在不同的地方插队，都考上了大学。我的父母说，你现在可以回到我们身边，因为我们平反了。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赶紧补课，在农村受的教育太欠缺了。所以我就花了二年时间赶紧补课，1978年全县统一中考，当时我考了我们县里的中考第二名。 两年以后，高考，15岁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叫华中工学院，读管理专业。在华中科技大学当时为什么选择管理专业，因为那时候四个现代化非常需要管理人才，所以就报了管理工程专业。四年以后毕业了，当时面临分配，我们学校说，因为我们大城市的学生太多，所以毕业分配你是不能留在省城的，更不能去北京。所以我就立志考研究生，1984年考到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院第一届研究生。 也就是前面那张照片，我站在清华校园的门口，那幅照片不是我在清华当学生时候的模样，因为在清华上学的时候还穿不起西装，更穿不起皮鞋，那是我1985年获得了清华大学公派去美国留学的资格，学校借了我一千块钱给我置装，可以第一次穿西装走出国门时留下的纪念。 我试图想找更久远的照片，可是找不到，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农村是没有照相的条件，第一张照片是1978年和父母、兄弟姐妹团聚的时候照的，可惜找不到了。我能够找到的照片就是这张1985年在清华大学校园门口拍的照片。第二张照片大家看到是我和巴菲特的一张合影。我觉得改变我的人生，让我从一个华尔街的职业经理人变成了一个创业型的企业家，或者是投资家，是因为当时巴菲特先生给我的一席话。前面主持人说，跟巴菲特吃饭要花几百万美金，我非常幸运，我在90年代中担任摩根史丹利中国区首席代表的时候，接待过巴菲特。他和盖茨一起来中国，我和他一起吃了一顿饭，这顿饭给了我创业的冲动和想法，使我决心创办信中利，支持当时的海归创业。我1999年创立信中利，下面这张照片是2000年信中利一周年庆典时的留念，上面有我最早的创业团队，还有当时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陆昊和当时国家发改委高新技术司副司长的许勤，因为作为当时海归创办的第一家创投公司，我们得到了中关村管委会和国家发改委高新技术司的大力支持。 我们第一批投资项目是海归代表的创业企业家的2位，这张照片里，一个是张朝阳，搜狐的创始人，一个是李彦宏，百度的创始人。我当时创业的初衷就是要为第一批海归回国的创业者提供风投的支持。因为在那之前，海归创业的两个团队，一个是我们今天在座的理事吴鹰所创办的小灵通的团队，拿到的孙正义的投资；第二个海归创业团队木是田溯宁拿的是华平的投资，我们很荣幸投到搜狐、百度。下面这两张照片是我当时在海外跟老外募资，一张照片是在硅谷，向当时硅谷最大的互联网证券公司老板讲中国创投的机会，希望他能够投资我们的基金；第二位是跟瑞士、欧洲家族办公室的一批人在讲中国的创投机会，最后拿到的是瑞士家族的第一笔风险投资。在1999年底、2000年初到2001、2002年我们把这笔钱陆续投了出去。这几张照片是我们早期创业的照片。近20年，我们累计投了230多家企业，退出60多家，还剩下160多家企业。今天下午特别高兴在亚布力青年论坛的“初心与未来”分论坛有5家信中利投资的企业，来自大健康、文创、AI、大数据、联合办公等行业的企业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创业故事。其实对我们创投机构来说，他们是我们最好的产品。下面这几张照片是美洲杯帆船赛“中国之队”的照片，12年前，我组建第一支中国帆船队参加美洲杯帆船赛的时候，当时组委会的要求，说中国帆船队必须按照全球的标准用、用复合材料造。设计我们用的是宇航中心的风动实验、游艇运行实验的团队的数据。但是材料怎么办？当必须要在中国做，然后让我们外籍队员一公斤一公斤从欧洲往中国背，最后在东莞一个合资船厂做成了我们的船体，然后参加了美洲杯帆船赛。我非常荣幸地在165年历史的美洲杯帆船赛上组建了第一支中国帆船队，同时，我也非常愿意和大家分享滑雪、高尔夫、赛车等不同的生活的侧面，因为只有你的生活丰富多彩，你的精神支持力才能够伴随着你坚持、拼搏。明年是我创业的第20年，未来我还将和团队一起坚持下去，支持我们精神的力量，一方面是生活必须丰富多彩，第二是常怀奉献、感恩之心。最后几张图片，是我为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捐献1亿人民币以及为家乡留守儿童捐资办学的图片。我觉得作为企业家，感恩我们这个时代，奉献我们的青春，扶持一批企业家，然后用创业的成果回馈社会，回馈那些帮助过你的人，去回馈、支持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这样的人生才是精彩的。 另外，还有几张非常珍贵的图片，是我和亚布力的理事们一起在国内、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企业家的风采、扩大中国企业家影响力、和各国企业家相互交流学习的照片。最后，我想用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朗诵一首我以前写的诗，本来是为航海写的——中国水手之歌，今天我把它改成“中国企业家之歌”。我是浪潮，告诉你什么是激情；我是大海，告诉你什么是宽广；我是白帆，告诉你什么是追求；我是风暴，告诉你什么是力量。我是地平线，告诉你什么是距离；我是北斗星，告诉什么是方向。我是比天空还要湛蓝的海水，我是比黄金还要灿烂的阳光，我的前辈是七下西洋的郑和，我的家园是万里无垠的海疆，我的血管奔涌着长江黄河，我的头颅高昂在喜马拉雅山上。我是东方巨龙，告诉你什么是民族之魂；我是和平使者，告诉你什么是礼仪之邦；我是炎黄子孙，告诉你什么是同舟共济；我是中国企业家，请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谢谢！
2018年8月30日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六）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本书作者王辉耀为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作者苗绿为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人才战争2.0》以未来为视角，介绍了目前人才流动的情况以及全球人才市场未来的趋势，并详细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以色列、印度、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的吸引高端人才的举措和移民政策。作者根据他国的经验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使我们在未来愈演愈烈的人才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印度还通过了《国籍法修正案》，正式对等承认双重国籍，对等承认的对象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芬兰和意大利等16个西方发达国家，它们是海外印度高级人才主要集中地 流向美国的印度人大部分是科学家、工程师。2012年美国人口调查中显示：美裔印度人是所有种族中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中位数达到了91195美元，远超白人的50740美元，也超过华裔的84300美元。因此，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比较教育学家罗伯特·阿诺夫认为，“（印度是）一个向西方输送高级人才的净出口国。”同期，印度国内发展也极缺人才。印度全国软件及服务公司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印度IT产业需要380万名软硬件工程师，按照当时的人才流失速度，未来十年内IT业人才缺口将达到100万。 前印度总统阿卜杜拉·卡拉姆曾指出，“怨天尤人或只唱爱国主义的高调，对阻止人才流失于事无补，政府应该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才能使人才留下来”。 早在20世纪60年代起，印度政府便开始吸引人才回流，主要措施有投资创建“科学人才库”，在主要发达国家建立海外专家人才数据库，关注能为印度重点项目解决难题的人才，掌握海外人才分布，根据国家发展需要针对性地吸引人才回流。 1986年，印度政府颁布计算机软件政策，设置政府基金投资建设科学城，实施“软件兴国”战略，启动了“百万软件人才工程”，让回流的印度高科技人才有“用武之地”。1987年又发起“软件技术园区计划”。1991年班加罗尔建成第一个软件技术园区，随之浦那、海得拉巴德等8个软件技术园区先后建成。 1999年，印度开始实施“印度裔卡”(PIO)计划，持有印度护照的任何人；本人或者父母或者祖父母的任何一方在印度出生或按照1935年印度政府的法案所规定的常驻在印度的都可以申请“印度裔卡”，持卡者15年内拜访印度不需要签证。在2005年1月的海外印度人节上，时任总理辛格宣布除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外，印度政府将授予世界各地的印度人“海外印度人公民身份”，同年8月，印度议会就1955年的公民法令做了相应的修改，并于同年12月正式实施“印度海外公民证（OCI）”计划。持证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多次进入印度，且无居住期限，无需向外国人入境居留机关登记，还可在经济上和教育上享受印度居民和侨民的一些权利，可从事多种职业，可在境内认领儿童，免费进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历史古迹、博物馆、国家文物单位以及机场等。截止到2010年，根据印度大使馆的统计，印度已经发放了400万张“海外印度公民证”和700万张“印度裔卡”，共1100万张，极大地促进了海外印度人才的回流与环流。 2003年，印度开始举办“海外印度人日”，此后每年一届，吸引更多流失人才为印度建设出钱出力。同年，印度还通过了《国籍法修正案》，正式对等承认双重国籍，对等承认的对象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芬兰和意大利等16个西方发达国家，它们是海外印度高级人才主要集中地。 一系列措施效果很明显。2005年，美国电子协会调查发现：“印度出生的高技术人才曾经大批流向美国。如今，这些人正在返回印度，使美国的‘人才吸引’变成了印度的‘人才吸引’。”2007年，从美国回到印度的信息产业人才累计超过6万人。印度海外归国人员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主任则高兴地预言：“印度‘低调的科技回流’所带来的资产将会使印度于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知识生产中心。” 印度总理莫迪虽然放言，“我相信21世纪一定是印度的世纪！”然而，印度国内年轻人众多并非绝对的优势，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足够的人才——“你们的手指在电脑和键盘上创造奇迹，给了印度以全新的身份”。现实情况是，印度国内高等教育水平正呈下滑态势。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2016到2017年排名显示，印度大学没有进入前200名的，这会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国留学，而发达国家又在使尽解数挽留理工科的毕业留学生。所以，在这场人才流失与吸引人才回流的拔河比赛中，印度依然任重而道远。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8月29日
2018年8月30日 -
黄亚生：弹劾特朗普三部曲之一：美国的“金光大道”
黄亚生，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编者按8月21日，特朗普经历了被美媒称为“可能是总统任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两位重要亲信——前私人律师科恩和前竞选主席马纳福特，在1个小时之内双双因金融犯罪被定罪了。两人的定罪很有可能为进行了一年多的特朗普‘通俄门’调查迎来突破。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美国民主在2016年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选择了特朗普做总统。而民主有责任和义务做自我纠正。为了美国的未来，为了民主的未来，唯一的‘金光大道’就是弹劾特朗普。”此文为黄亚生教授“弹劾特朗普三部曲”的第一篇。三部曲的后两篇会在近期陆续发出，敬请关注！ 全文共3827字，阅读时长约8分钟。上世纪70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会记得那个年代有一部很有名的小说，叫《金光大道》，这部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小说主要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作家浩然从农村创办互助组写起，一直写到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展现了中国农村通过变革，走上了“金光大道”。小说《金光大道》曾在上世纪70年代风靡一时图片来源：百度百科当下，美国和自身民主制度的“金光大道”就是让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台。我们已经开始走近，甚至已经走进了这个“金光大道”了。走上这个“金光大道”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是8月21日。在这一天，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Michael Cohen）和特朗普的前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分别被定罪。科恩在纽约达成认罪协议，对八项罪名认罪，包括逃税、欺诈和违反竞选条例。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关于违反竞选条例的指控，这条指控直指特朗普。科恩表示其“在一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指使和协助下”给两名女性封了口费，让她们在2016大选期间保持沉默，“我参与了这些活动，目的就是影响大选。” 马纳福特也在弗吉尼亚被裁定八项罪名成立，包括税务与银行欺诈、以及未主动公开外国银行账户等。作为特朗普曾经的两名重要亲信，科恩和马纳福特的定罪会对特朗普产生重要影响。如今，特朗普面临一个双重法律危机。首先，科恩的认罪以及对特朗普的指认会使得特朗普直接成为科恩的犯罪同谋。给两人支付封口费构成了政治捐款，而不披露政治捐款是犯罪行为，违反了《美国联邦竞选财务法》。更为重要的是，科恩和马纳福特在面对刑罚压力下，很有可能选择配合特别检察官罗伯特·S·穆勒三世(Robert S. Mueller III)的“通俄门”调查。科恩的辩护律师兰尼·达维斯（Lanny Davis）在接受MSNBC和CNN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示科恩拥有会让特别检察官穆勒“感兴趣的证据”，暗示科恩可能会为了减刑而配合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为穆勒的调查带来实质性的证据和突破。特朗普曾经的两名亲信迈克尔·科恩（图左）和保罗·马纳福特（图右）在8月21日分别接受了庭审图片来源：CNN让美国总统下台不需要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可以去通过法律和政治程序，来弹劾特朗普。对于美国总统这个特殊身份，想要只通过法律程序起诉他是很困难的。因此，想让他下台，需要在有法律依据的基础上走政治程序。弹劾特朗普需要两个步骤。一是需要法律依据，二是启动弹劾这个政治程序。在我看来，目前有两个潜在的弹劾特朗普的法律依据，就是上一段中提到的特朗普面临的双重法律危机。当然，让特朗普下台最重要的是第二歩的政治程序——弹劾，但是即使是政治程序也是要有强大的法律依托的。法律依据一迈克尔·科恩和《美国联邦竞选财务法》科恩周二在纽约联邦法院承认了8项刑事指控，其中包括两项直接涉及特朗普的《美国联邦竞选财务法》违法行为。科恩表示，在2016年大选之前，他对两名女性付了封口费，以隐瞒她们与特朗普有婚外情的事实。两笔封口费，一笔13万美元，给了美国艳星斯通米·丹尼尔斯（Stormy Daniels），另一笔是15万美元，用于遮掩涉及Xx的绯闻女模特卡伦·麦克道格尔（Karen McDougal）。科恩告诉联邦法官，他这样做是试图影响选举结果。虽然科恩在法庭没有直接说特朗普的名字，但他明确表示自己是受到“时任总统候选人”的指使，相当于直接说出了幕后主使特朗普的名字。检察机关针对科恩违反《美国联邦竞选财务法》的指控主要有两点，一是他要去一家公司对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进行了非法捐款，二是他本人对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做出了超额捐款。 法庭文件显示，科恩安排公司AMI以15万美元买下模特麦克道格尔的故事版权，并将相关故事压了下去。这是第一个违法行为。检察官表示，这笔款项是对特朗普总统竞选活动的实物捐助，违反了禁止企业向竞选活动捐款的禁令。 科恩的第二次违法发生在大选前几天，科恩向丹尼尔斯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科恩承认支付了这笔钱，这样她就可以“封口”，不会损害特朗普的竞选。检察官表示，这13万美元是科恩对特朗普竞选活动的超额捐款。根据联邦法律，在每个选举周期(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竞选捐款限制在每人最多5400美元（而且还要以夫妻的名义，单人名义的上限是2700美元），并且需要披露。即使特朗普在事后进行了偿还，这笔资金也需要上报。 8月22日，特朗普坚称，由于支付给这些女性的钱不是由他的竞选委员会支付的，他们没有违法。他在《福克斯与朋友》（Fox & Friends）节目中说:“他们不是从竞选活动中支出的，这很重要。”他还说：“这甚至算不上违规。” 问题是犯不犯法不是由特朗普决定的。 根据《美国联邦竞选财务法》，捐款是“任何可以影响联邦选举的有价值的捐赠、贷款或提前支付。”关键的问题是目的：这笔钱只要是为了影响选举，这就是选举捐款。这就是为什么科恩的认罪书这么重要。科恩供出特朗普命令他付封口费的目的就是影响大选，这就是犯法。 科恩的律师达维斯在庭审后发表声明，表示“今天他(科恩)宣誓作证，特朗普曾指示他通过向两名女性支付款项，主要目的是为了影响一场选举，他因此犯下了罪行，如果这些款项对科恩来说是犯罪，那为什么对于特朗普来说就不是罪行呢？”迈克尔·科恩的律师兰尼·达维斯表示，“如果这些款项对科恩来说是犯罪，那为什么对于特朗普来说就不是罪行呢？”图片来源：纽约时报法律依据二穆勒的“通俄门”调查自从去年五月成为特别检察官以来，穆勒关于“通俄门”的调查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俄罗斯干预2016美国大选，特朗普团队是否有协调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通俄门”。 二是特朗普在“通俄门”调查期间是否有阻碍司法过程和程序的行为。“通俄”或是妨碍司法，这两个罪名有一项成立就有可能构成所谓的“严重犯罪和不检行为”（High Crime And Misdemeanor），为弹劾程序启动提供了充足理由。特别检察官穆勒图片来源：Axios对于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目前已经有很多指向特朗普的证据。前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B.Comey）在被解职后曾公开表示，特朗普总统曾向其施压，要求停止调查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T. Flynn），此举有可能已经构成了妨碍司法。而在科米被解雇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NBC电视台莱斯特·霍尔特（Lester Holt）的采访时表示，他在解雇科米时，脑子里一直想着“俄罗斯的事情”。这可以看作是特朗普无意识承认解雇科米的目的是要阻碍科米开启的“通俄门”的调查。 美国的司法需要证明你是否有“邪恶的意图” （“corrupt Intent”）。科恩和马纳福特被定罪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有可能可以提供特朗普邪恶意图的佐证。 科恩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和特朗普有超过十年的交情。而马纳福特曾是特朗普的竞选主席。两人是内部人中的内部人，应该手握众多有关特朗普的关键信息和证据。而在前文我已经提到，科恩的辩护律师达维斯明确表示科恩拥有会让特别检察官穆勒“感兴趣的证据”，而马纳福特更是直接参与了2016年小特朗普和俄罗斯方面在特朗普大厦的秘密协调会面，知晓会面的内幕。的确，如同特朗普律师所言，科恩和马纳福特的定罪和“通俄门”是没直接关系的。但是特别检察官穆勒可以用判刑的量度向两人施加压力，促使两人选择与穆勒在“通俄门“调查上和他合作，向检方提供特朗普竞选运作的内部信息。对于科恩来说，即使他选择了认罪，仍有可能面临5年以上的监禁刑罚。 而对于马纳福特来说，他最多可能被判囚80年，另外，他下个月还要就被控洗黑钱、作虚假声明等控罪，在华盛顿特区法庭应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美国也是管用的。弹劾的政治程序我们经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话是这样，但实际不是这样的。如果特朗普不是美国总统，那么依照事态的发展，他现在就肯定会像科恩和马纳福特一样被起诉。但是因为他是在任总统，把他拉下马，直接走法律程序可能是行不通的。在美国能不能直接起诉现任总统是有争议的。因此，最后可能只能走政治程序。而政治程序就是弹劾。美国历史上一共有三位总统经历过弹劾程序图片来源：CNN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如果有足够多的议员投票认定总统犯有“叛国罪、受贿罪和或其他严重罪行和不检行为”，国会可以在总统任期未满前解除其职务。首先，众议院会就一项或更多弹劾条款投票表决。如果以简单多数通过至少一项弹劾条款，总统就会被弹劾，这其实就相当于法律程序中的遭到起诉。接着，参议院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督导下进行审讯。扮演检察官角色的是来自众议院的一组议员，他们被称为检控干事。总统会有辩护律师，参议院则充当陪审团。如果有至少三分之二的参议员认为总统有罪，总统便会被解职，由副总统接替其职务。 美国如今的现实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不会启动弹劾的程序。 这就需要中期选举使民主党能够控制国会，至少民主党要在众议院赢得多数席位。 这就是为什么上面的法律讨论对于启动弹劾这个政治程序是重要的。 这些基于法律的事实和判决会影响民众投票。根据民意调查网站RealClearPolitics的调查，在2018年中期选举的民意调查中，民主党一直保持领先，而在最近，这种领先的优势还在扩大。而根据《经济学人》数据分析师乔治·莫里斯（George Morris）5月份的统计模型分析，民主党目前有65%的可能性夺取众议院多数席位。俗话讲“万事皆备，只欠东风。”一旦民主党中期选举获胜，弹劾特朗普就会摆在日程上了。根据RealClearPolitics的调查，最近，民主党的民意的领先优势在持续扩大图片来源：RealClearPolitics结语美国民主在2016年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选择了特朗普做总统。但民主有责任和义务做自我纠正，而且我认为仅仅通过选举的机制—2020年的大选—来纠正这个错误是不够的，应该通过司法的程序和政治机制设置的制约来纠正这个历史性的失误。原因很简单：选举可以纠正一个错误，但是选举不应该是一个纠正犯罪的机制。一个罪犯总统是没有资格再次参与大选的。一个罪犯总统必须要用司法和弹劾的手段解决。 通向美国的未来和她的民主未来，唯一的“金光大道”就是弹劾特朗普。文章选自 亚生看G2，2018年8月29日
2018年8月30日 -
CGTN: Is the trade war spelling the end of the WTO?
Members of a Chinese delegation led by Vice Minister of Commerce and Deputy China International Trade Representative Wang Shouwen (2nd R) leave the building of the US Treasury after two days of talks with US representatives in Washington, DC, on August 23, 2018. [Photo: VCG]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will hold the next public hearing regarding the proposed tariffs on 200 billion US dollars in Chinese goods on Monday, after five days of excoriation from a multitude of American business representatives.Earlier in the week, China lodged a lawsuit with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over the latest round of Donald Trump’s tariffs on 16 billion US dollars’ worth of Chinese imports. The second tranche of tariffs took effect anyway, though the two economic superpowers were meeting for negotiations in Washington.Amid the months-long tit-for-tat, affected industries expect the WTO to fairly address the tariff salvos to avert the rampant momentum of unilateralism.Nonetheless, the move by China has failed to gain much fanfare among Westerners. The Washington Post published a commentary the day after, claiming that "the US-China trade war may well spell the end of the WTO." The article quoted Dani Rodrik, a political economist at Harvard, as saying that the global trade tribunal has imposed hyper-globalization rules "by reaching too far into the sovereignty of nations."Trump’s White House has never skimped on voicing disdain for the WTO and on attempting to marginalize its role in seeking the so-called "fair trade," proclaiming that "WTO members are not playing fair with America!" and "China receives special treatment from the WTO." The US president’s intention to blindside the sole international trade governing body became more overt when he envisioned a tariff-free, barrier-free and subsidy-free trade area among wealthy Western countries at this year’s G7 summit.China registered a record 275-billion-dollar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S because of its cheap labor force and large production capacity. But it’s common sense that a country on the lower end of the international value chain usually has a surplus of manufacturing goods, and one at the higher end of the chain ends up with a surplus on service trade. That’s why China had a deficit of 38 billion US dollars with America in service trade last year.Deficits and surpluses are normal phenomena in present-day global trade. The WTO is not to blame for this; instead, Trump’s haunting obsession with "Cash is King" has fueled the trade row.But so far, the WTO has failed to give an answer to jittery businesses. Its role has constantly been questioned over the past months and even admonished for being too fragile to handle a trade conflict."The WTO is facing the most serious threat over the past 70 years for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said Sun Zhenyu, chairman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WTO Studies, said at a recent symposium on WTO reform sponsor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nd the Geneva-based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TSD).The major threat for the organization now is trade protectionism, added Sun, who once served as the ambassador of China to the WTO.The West Wing, now largely occupied by pro-establishment China hawks, believes that China’s WTO membership is a mistake because Washington helped Beijing gain access to global trade through the WTO accession but failed to change its political system. Therefore, they are attempting to rewrite the rules of the WTO and even start to work on paralyzing it.So if the WTO "primed the ground for today’s populist reaction," as Mr. Rodrik asserted, how should we define the behavior of a single member trying to put its domestic rules above WTO rules?The tariff race is the largest-scale state intervention in normal trade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according to Sun, adding that using national security to justify the disruption is tragic.But the tragedy has provided a chance for the WTO to reform. "The WTO is a large complex and elaborate system, but it’s now indeed lagging behind the dramatically changing world," said Ricardo Meléndez-Ortiz, co-founder of the ICTSD.The WTO reform should incorporate theories of a digital and low-carbon economy, apart from its perennial focus on trade in goods and the tariff issue.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is happening in all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in different degrees and in many different forms and many different mechanisms," he noted, "so rules are crucial to addressing the China-US trade feud."In addition, the WTO must revitalize its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Lawyers usually have to prepare for long papers and a ruling always takes years, which are unaffordable for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by the time of the verdict, damage has been done," Sun said.Efficiency is another area that needs improvement to defend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WTO: the free flow of goods, services and capital.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s long as the WTO adheres to its core mission and reforms accordingly, it could continue to remain relevant.From CGTN，2018-8-28
2018年8月29日 -
陶短房：南非土改 一只羊剥不出两张羊皮来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陶短房 2018年8月1日，今年2月14日当选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表示，将启动对南非宪法的修改，从而推动南非土改，把土地“重新分配给黑人和穷人”。 这实际上意味着对南非白人农场主所拥有土地的无偿没收和再分配：现有430万人口的南非白人（包括英裔和布尔人，即南非荷兰人后裔）仅占南非总人口的8%，却坐拥南非农地总面积的72%，而南非黑人（主要是班图祖鲁人）占总人口比重80%，却只拥有南非农地总面积的4%，即便土改真的兑现“平等分配”的诺言，也势必演变为“黑人瓜分白人农场”的一幕——当然，南非执政党非国大（ANC）激进派及其支持者会辩称“白人农场主所拥有的农场是几百年前从黑人手中掠夺而得”。 连日来，一些同情南非白人农场主的组织不断使用各种语言，在Youtube等平台广泛发布“针对南非白人的种族灭绝”的信息，引发海量转发。早在去年，澳大利亚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政府（8月24日刚刚被党内“逼宫”下台）曾对南非白人处境表示“同情”，几天前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更对南非土改表示“谴责”，指示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 ）“审查对南非白人农场主的土地侵占和大规模杀戮”，引发南非政府“干涉内政”的愤怒反驳，和诸多非洲国家的侧目。 正如许多欧洲分析家所言，特朗普并不了解非洲历史和地理，就在同一则访问中便说错了多处典故，但南非政府的自我辩解同样有“护短”之嫌。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问题还是经济 熟悉非洲情况的法国《解放报》记者弗兰茨.杜卢普特（Frantz Durupt）指出，许多宣称“南非白人农场主正遭受大屠杀”的网络信息，其数据和消息来源为诸如RiposteLa?que和Fdesouche之类的网站，但这些网站的数据无法核实。一些较有根据的统计则显示出不同的状况：南非农民组织（AgriSA，绝大多数成员为白人农场主）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间，共有47名南非农民被谋杀，几乎是过去20多年来最低的，远低于1997-1998年同期的153起；但于此同时，针对农场和农场主的攻击数量的确在上升，同期为561起，而前一个年度只有478起，但如果以20年为单位进行衡量比较就会发现，总体曲线仍然呈螺旋下降的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AgriSA的上述数据并不只限于白人农场主，另一个更倾向于同情南非白人农场主的组织“南非农场主论坛”（AfriForum）统计显示，2017年1-10月针对白人（不仅限于白人农场主）的谋杀共计72起，但即便该组织自己的数据也不能充分支持其“针对白人农场主大屠杀全面展开”的论断——去年11月他们曾给出2016-2017年度（12个月）共发生638起针对白人农场主袭击、74起谋杀的数据，两相比较，恶性案件的确明显增多，但还谈不上“谋杀”，更与一些热门推文所扬言的“黑白内战”离题万里。 在非洲时政研究方面具有权威性的杂志之一——《非洲看板》（Quartz Africa）指出，不论支持南非土改的极左翼，还是试图引发针对南非白人农场主广泛同情的极右翼都在“煽情”，却并不在意其论点、论据和论证间能否自恰。而杜卢普特则表示，近几年南非白人农场和农场主所遭受的攻击增加，更多是该国同期社会治安混乱、恶性犯罪率剧增所导致的，白人固然深受其害，黑人和其它族裔也概莫能外。 剔除这些偏激和情绪化的东西，必须指出，南非共和国及其执政党ANC改变了自1994年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以来所遵循的“彩虹国”原则，不再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南非白人中最稳定、最安土重迁、最具备南非国家认同的群体——农场主，转而采取了“激烈剥夺”（如果还不能说是“暴力剥夺”、更谈不上“种族屠杀”的话）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这的确容易让人联想到1994年以前的“旧南非”，只是剥夺者和被剥夺者调换了一个位置。 但这恐怕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南非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南非仍然是非洲开发银行（AfDB）信息所显示的、仅次于尼日利亚和埃及的非洲第三富国，但仍有52%的南非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6%的南非人得不到温饱，600万人口（约占总人口10%）艾滋病毒HIV阳性，犯罪率居高不下，每年死于谋杀者达数千人，数以万计城市贫民在简陋的棚户区栖身……残酷的数据显示，尽管“新南非”成立以来推行了一系列对黑人倾斜扶持的政策，并培养出一批黑人富豪、贵族，但就整体而言，南非黑人的“翻身”仍局限于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他们的状况并未得到显著改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南非白人年均收入是黑人年均收入的5倍之多。 指责“新南非”成立以来的唯一执政党ANC是容易的：“新南非”经济总量仍然“看上去很美”，但已丧失了“旧南非”时创下的“非洲唯一工业化国家”面貌，而不得不与诸如尼日利亚这样的新兴非洲经济体为伍，“彩虹国”未能延续“旧南非”的工业化和均衡发展道路，反而步其它非洲邻国后尘，过于依赖资源、矿产型经济，并在国际需求下降的背景下不得不转而重新把目光盯向农地和农场。可以说，不论经济或社会治理，ANC和“新南非”，都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答卷。 种族隔离下有“好几个南非” 但简单指责他们“败家”甚至“卖国”是更加不公平和罔顾史实的：“旧南非”的“发达”是将所有黑人剔除在统计数据外所实现的。 旧南非黑人占总人口71%，却只能呆在被分割的支离破碎，只占总面积12.7%的不到300块保留地里。1951年旧南非通过《班图权利法》（Bantu Authorities Act)，在这写保留地上组建了632个人造的黑人“自制单位”（部落），1959年《班图自治法》（Promotion of Bantu Self-Government Act）规定这些“自制单位”将合并为8个所谓独立的“黑人家园”（班图斯坦Bantoestan），自1971年至1983年，先后建立了加赞库卢、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卡恩格瓦尼、夸恩德贝勒、夸祖鲁、库瓦、文达、特兰斯凯、莱博瓦共10个班图斯坦，其中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特兰斯凯和文达更被旧南非宣布片面“独立”。根据《班图自治法》，所有南非黑人都只能拥有上述10个“黑人家园”的“国籍”，而没有南非国籍，他们也无法享有当时那个南非联邦任何权利，而只能作为毫无权利和保障的最底层“外劳”，在南非白人开设的矿山、工厂内打工，甚至无权在白人社区工作。正因如此，几乎每个南非“白人城市”边上都会有一个十分庞大的“黑人城市”，比如约翰内斯堡边上就有人口近百万、贫民窟一般的索韦托，以供黑人“外劳”居住和生活。 南非针对农场主犯罪和谋杀线形图 这个时代的南非黑人收入菲薄、待遇低下，毫无社会保障，甚至连体育比赛都被隔离。按照合众国际社一位资深非洲记者的话来说，当年的南非并非一个国家，而是三或四个国家：社区，商店，公交工具，都会被人为分为“白人专用”、“亚裔专用”和“黑人专用”，有些甚至还会在“黑人专用”中再细分为“文明的”和“不文明的”。南非最流行的运动——足球，同时拥有4个足协——1892年的“白人的”南非足协，1930年的南非印度人足协，1933年的南非祖鲁人足协（成员都是黑人），和1936年的南非有色人足协（成员是既非白人也非黑人、印度人的有色人种），而地位最高的体育项目——橄榄球，倒是只有一个协会，可这不过因为该项目完全被白人所垄断。 在这种体制下，南非联邦时代的“南非人民”——白人生活水平是很高的，作为非洲当时唯一的工业化国家，享受着不亚于G7国家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他们在曼德拉之后的“新南非”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与之相反，当时连南非公民权都没有、甚至只能被称作“班图人”而不配叫“南非人”的南非黑人，在种族隔离时代结束、南非共和国成立后，生活水准是明显上升的（虽然因为“新南非”执政的非国大治国无方，这个生活水准的上升离人们期望值很远，更达不到昔日白人在旧南非时的水准，但毕竟旧南非白人的高水准生活，是建立在将七成人口剔除在外却又任由“人民”盘剥基础上的，而“新南非”虽然出现明显“逆排斥”，但毕竟南非白人仍然还是南非公民），但他们只是现在这个南非共和国里的“南非公民”，或换言之“人民”，而在种族隔离时代并不是“南非公民”或“人民”。 说到底吧，旧南非即种族隔离的南非联邦，和新南非即现在的南非共和国，其实是建立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不同国家，在这两个国家间，71%的“人民”是互不重叠的，因此实际上没有办法比较两个时代“人民”生活状况有何变化。 正如《非洲看板》上一篇文章所指出的，ANC早在种族隔离时代就提出“把白人农场主土地分配给黑人”的“斗争纲领”，这个“纲领”一直未曾删除，只是在谋求“和解”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随后的姆贝基（Thabo Mbeki）时代被搁置、淡化。不可否认，曼德拉为首的ANC温和派在构建“彩虹国”时真诚希望“和平共处”——黑人“翻身做主”，白人也不会失去什么，大家“快乐地永远一起生活下去”。 问题在于治国无法的ANC历届政府都无法让南非经济这一只羊剥下两张羊皮——一张确保南非白人“生活水准照旧”，另一张确保以前“根本不算人、至少不算南非人”的南非黑人“经济和政治一样大翻身”。正是因为无法剥下这两张“羊皮”，继承曼德拉温和衣钵的姆贝基才会被黑人“暴发户”、持草根激进立场的祖玛（Jacob Zuma）取而代之，也正是意识到无法再用政治成果去安抚因得不到经济成果而愈来愈躁动的广大黑人暨ANC支持者，思想上和姆贝基水乳交融的曼德拉在党内矛盾最尖锐之际公开站到了祖玛一边。 一只羊的两张羊皮 祖玛是“生意人”，尽管迎合草根黑人激进口号，甚至在内阁中设立“农村发展与土改部”，并于2014年6月22日由该部部长恩昆蒂（Gugile Nkwinti）推出土改方案，主旨是责令拥有商用土地的农场主“必须将手中50%土地所有权无偿分配给农民”，但并未强制性推行，事实上他试图通过发展采矿业、引进外来投资和恢复制造业去“养羊”，只要有“第二只羊”，无论置换、赎买或再分配，都有了腾挪的空间。 但拙劣的治理能力、肆虐的贪腐和尖锐的国内矛盾（包括党际、党内，以及ANC体系内庞大工团势力的挑战），让祖玛的“养羊大计”种下龙蛋却收获跳蚤，自己也黯然下台。高举ANC“将白人非法所得收归黑人所有”纲领为土改开路，用“比祖玛更民粹”击败本人就是公认民粹人物的祖玛的拉马福萨已没有曼德拉的从容、姆贝基的选择余地，甚至祖玛的“养羊”时间，他只能“杀羊取皮”——哪怕这意味着从白人手中硬抢下那唯一的一张皮，甚至意味着羊死皮破，也好过坐以待毙。 不论是闭眼高呼“谴责”、“调查”的特朗普，或泪眼呼吁南非政府“仁慈对待白人”的许多国际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白人农场主或黑人贫困阶层“要羊皮”的诉求都是正当的，但当前的南非政府无法凭一只羊满足两张皮的要求——事实上“旧南非”也同样不行，因此它们便如南非国家格言所言“殊途同归”，采取了“把羊皮强行抢归其中一人”的极端做法，所不同的是“旧南非”把“羊皮”给了白人，而“新南非”给了黑人而已。 1994年与2016年南非各地黑人土地所有权对比 似曾相识的一幕当年曾出现在推翻罗得西亚白人政权、建立津巴布韦共和国之际，建国之初，黑人领袖穆加贝（Robert Mugabe）像曼德拉一样宽容对待白人农场主，“新津巴布韦”最初近20年，多达4500个的白人农场欣欣向荣，黑人和白人看上去相处融洽，穆加贝在国际间也广受好评。 但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有人为第二张羊皮埋单”基础上：根据1979nian 与英国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政府签署的“英国提供补贴以换取不土改”的《兰开斯特宫协议》（The Lancaster House Agreement），白人保留原本属于自己的“羊皮”，而英国人则为黑人“租借”另一张羊皮提供“租金”。当撒切尔被梅杰（John Major）取而代之，后者在20世纪末单方面撕毁《兰开斯特宫协议》后，如今为世人所熟知和诟病的“穆加贝土改”便在嗷嗷待哺的黑人退伍老兵和一心“分享胜利果实”的独立运动功臣们压力下席卷而来，不谙农耕的黑人、大搞权力寻租的新贵，最终酿成了一幕轰轰烈烈的悲剧。 历史照片：1979年英国-津巴布韦签署《兰开斯特宫协议》 穆加贝和曼德拉是“泛非运动”心心相印的战友，两人对“土改”的弊端也都心知肚明，并不约而同力图另辟蹊径，在相当长时间里推迟了土改。如今，早早因“断绝补贴”而被逼上土改之路的穆加贝已以失败告终，曼德拉本人虽避免直接面对土改难题，他的ANC和“新南非”却终究躲不过去——“彩虹国”会否重蹈津巴布韦覆辙？ 或许不会，毕竟南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要好得多。但风险无疑是存在的。 肯尼亚模式的启示 事实上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有另一条解决族裔财富分配的道路——肯尼亚道路。 尽管肯尼亚独立之初经历了尖锐残酷的武装斗争，但建国初的黑人领袖们却明智地选择了和解，他们以“承认新政权”为条件，保护了当地土生白人农民的财富和利益，而用白人农场主缴纳的税赋发展多种经营，让黑人成为其他经济领域的劳动者主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本身并没有多少矿产资源的肯尼亚已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尽管族裔矛盾和社会动荡依然存在（有时还很激烈），却被公认为“非洲解决土地所有权矛盾最好的国家”。 肯尼亚的白人农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过渡，如今肯尼亚农业生产的主力同样是黑人，精细农业和园艺独树一帜，还是非洲最大的茶叶生产国 可以说，肯尼亚用了半个多世纪时间，走通了祖玛想走但没能走到底的“养第二只羊”道路，或许，这才是“新南非”和其它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国家解决同类问题的康庄大道。 然而病来如山倒，面对积重难返、欠债如山的“急症”，“肯尼亚模式”这个“慢郎中”开出的“固本培元”药方，恐非大多数非洲“当家人”所敢选择——这才是真正的难题所在。 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8年8月25日
2018年8月29日 -
【China Daily】Job prospects make homeland attractive
As work opportunities improve, more are choosing to return from studies to begin their working lives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returning from abroad has grown by leaps and bounds, due to better job prospects at home and tightening work and migration policies overseas, according to a new report.Last year, 608,400 students from China went abroad while 480,900 returned,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early 80 percent of students chose to return to China after completing overseas studies last year, up from 30 percent in 2007 and around 5 percent in 1987.The Report o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Chinese Returnees, based on a survey of 2,190 overseas returnees in July, was jointly released on Aug 19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 Beijing think tank, and recruitment website Zhaopin.Forty percent of respondents said they chose to return because of more job opportunities in China, while 27 percent feared that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regulations abroad might hinder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the report said.Overseas-educated Chinese still prefer to work in China’s first-tier cities after returning home. About 20 percent of respondents returning from overseas chose to work in Beijing, followed by Guangdong province (including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nd Shanghai, at 14.6 percent and 11.4 percent, respectively.Li Qing, a researcher for the think tank in charge of compiling the report, says favorable policies for overseas-educated students played a big part in the influx of foreign-educated graduates to first-tier cities.Benefits include special project incubators, funds, tax cuts and easier access to permanent residence, Li says.Although second-tier cities have rolled out a slate of favorable policies to attract talent, including housing subsidies, policies in these urban areas tend to favor domestic college graduates over overseas returnees.Zhang Xiaobing, who received an MBA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2016, set up a human resources company in Beijing’s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I came back to start a business in Beijing because I love the atmosphere and I see the opportunities for doing business here," Zhang says. "The government has offered me great help in starting my business, including free rent, tax breaks and funds."The report found that although 40 percent of foreign-educated students found their first job within one month and nearly 95 percent within half a year, 80 percent earned less than they expected.Li Qiang, marketing director of Zhaopin, says the surprise many expressed over their comparatively low salaries highlights a large expectation gap among returning students, who Li says were often overconfident and lacked knowledge about the best channels to find work, and what skills employers were looking for.When they come back to start their job hunts, they find themselves competing with those who already have some work experience, Li says."You can’t weigh the pros and cons in direct financial terms, because overseas graduates have other advantages such as enhanced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a broader vision."From China Daily，2018-8-26
2018年8月29日 -
改革开放40年 | 全球化激荡40年变迁中的中国与世界
作者简介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40年前的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基本国策，中国也就此开启了融入世界、对接全球化的进程。在这40年中，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体系之中，从最初被动回应到后来的主动参与全球化。而且，通过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参与全球贸易，从而实现了自身与世界经济的双向互利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全球经济增长也进入了快车道。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准确地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联系起来，让中国搭上世界经济景气的快车。而同时作为最大和经济发展速度居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在不断为世界经济提供新动力并在贸易、全球治理、人才、环境保护等各领域为全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以说过去40年是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和发展的黄金时期，见证了全球化的发展如何将一个国家从贫穷落后带上蓬勃发展的道路进而又通过发展来让整个世界获益。成就举世瞩目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从动荡中走出来的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局势判断下，下定决心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机遇。40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扎扎实实推进经济建设，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显著提升，改革开放经过近40年的不断探索和推进，逐渐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从经济、军事、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社会等多方面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的局面，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一直到2016年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出口总额为97.5亿美元，2015年时则是2.27万亿美元，为前者的近233倍。另据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GDP为3645亿元，而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就变为了82.71万亿元，40年间两者相差了近227倍。 “世界工厂”享誉全球。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形成了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近40年通过自身发展，引进、消化吸收外资等方式，形成了39个工业大类，191个工业种类，525个工业小类的工业体系，而且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世界工厂”到“中国制造”，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中国制造”也成为世界民众不可或缺的商品。中国的企业也得到迅速发展。截至2017年，“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公司的数量已达到115家，也出现华为、阿里巴巴、海尔、联想等世界级的国际知名公司。 改革开放40年的世界贡献中国在40年里，借助全球化的东风，取得了重大成就。而在这40年里，中国也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经济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率逐渐提高。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不仅使中国经济发展，也使全球经济一起获益。到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居世界第一位。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是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动机。2013年和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12.5%和14.8%，提高了2.3%（按当时汇率）。按照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4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7.2%的增长速度，直接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也对降低世界经济波动风险起到了巨大作用，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另外一个逐步显示中国力量的领域就是日益扩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正在或者已经在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中国的消费者成为世界消费增长的关键力量。中国的14亿人口，是全球增长最快、最具潜力的市场。近几年，中国最终消费对世界消费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已经是世界第一。中国的消费能力突出表现在服务贸易方面。在旅游业方面，中国接受了包括美国等各国向中国大量的服务贸易，包括文化、旅游、电影等。中国的对外旅游人数也逐年提高，海外消费增加。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地位。据有关部门统计，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3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国际旅游支出达1152.9亿美元，增长5%。全球治理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从融入适应到逐步提出自身的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改革开放以前，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这种全球治理方式有诸多弊端：治理规则有不公正，其运行机制也有不合理之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逐渐为全球治理注入新活力，从参与者转变为推动者。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从全球治理的议题框定、议程设置、规则塑造、舆论宣传、统筹协调等方面提出符合发展中国家自身条件和利益的规则方案。此外，中国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公共产品。中国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中国主张全球治理应该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秉承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治理规则。在国际关系中，中国首倡正确义利观，本着“亲、诚、惠、容”的原则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为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了丝路基金，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调整和治理机制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目前，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以不同形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8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全球治理体系2.0的中国参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全球化的背景和内涵也已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曾经作为多边主义旗手及全球治理体系主导者的美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之下，出现重大政策变化，而这一战略转向对全球化也造成了明显的冲击。全球化发展至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应对全球性挑战，而“世界秩序2.0”已经初见端倪：从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多边协议体系到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等，再到“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金砖国家机制等等，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根基的全球治理体系1.0正在向全球治理体系2.0的升级换代。在这一轮全球治理体系升级中，中国应该，也能进一步扮演好参与者、维护者和改革者的角色。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国也不断向世界表明对外开放、维护全球化的决心。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为了更好地延续改革开放的积极局面，并在全球治理体系的维护和革新中发挥作用，中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在全球化出现逆流的情况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之义，是尊重和维护现有国际多边机制。中国应积极维护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在经济层面，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过去40年，中国从世界经济体系中获益，而现在，中国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案来捍卫全球化和世界多边体系和机制。第二，对中国应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2.0时代的新机制。积极主动推进包括RCEP等为代表的各类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只要不违反WTO的基本原则，应以包容的态度，鼓励并乐见其成。尤其中国应该寻求对美贸易战略主动，并进一步展示中国持续对外开放，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决心。中国还可以推动TPP和RCEP的整合，促成涵盖范围更广、经济体量更大的FTAAP（亚太自贸区）的形成。第三，基于儒家文化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可以发挥全球华人华侨的力量，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此基础上，结合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圈”和重获新机的“亚洲价值观”，中国可积极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进一步深化现有的亚洲经济一体化基础，让亚洲各国的合作迈向新台阶。而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逐步成熟之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就获得了扎实的地基和可观的动能。包括“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应该强调对美国、世界的开放姿态。一方面，中国可以开发更多可与其他国家优势互补而非对抗的部分，开发对话与合作的新机制。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强调对全球治理责任的“分担”“担当”以及与世界各国“共治”的概念，将这些概念精神融入到已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中，并基于这些概念，发起建立一些助力全球治理的国际组织。中国可发起建立国际电商联盟、国际网络空间联盟、国际人才组织和国际智库联盟等新一批国际组织。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从全球化获益的40年，也是对世界作出贡献，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丰富全球治理的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世界，世界也因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发展更加迅速。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应清晰认识到当前国际环境背后的又一次历史机遇，谋求自身发展战略与全球治理2.0升级的蓝图和谐统一，走好下一个40年。责编：张岩 王哲原文刊发于《中国报道》2018年第9期
2018年8月29日